說史150224
神秘的「覆面軍團」 (上)
黑白子撰文
1911年十月十日晚上七時許，武昌新軍軍營內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來勢有如星火燎原，迅即席捲神州，不足兩個月，十五省相繼獨立，全國僅餘甘肅、河南、直隸三省仍聽令於清廷。
激昂的時代吶喊召喚了大批清國留學生，放棄在日本未竟的學業，歸國獻身於推翻帝制的革命大業。 十月三十日兼程回到上海的浙江學子 蔣誌清，就是其中的一員。 在廿四歲生日來臨前夕，這名滿腔熱血、相貌堂堂的溪口年青人，毅然決然選擇了一條全新的人生航道。 其代價則是畢生再沒能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圓夢，留下了不大不小的遺憾。
入讀位於 市之谷的 “陸士”， 進而在陸軍大學深造，曾幾何時是那個年代日本陸軍將星的必經歷練。 著名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 岡村寧次，正是沿著這條菁英之路，一步步邁向皇軍權力的頂峰。
在中國大陸，即使事隔數十年，岡村的惡名仍因曾在華北一帶濫殺平民百姓而廣為人知。當年這項針對共黨抗日根據地的「燼滅作戰」，八路軍稱之為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者，今天在海峽彼岸，知道誰是岡村寧次的臺灣人恐怕已是寥寥無幾。
1945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岡村竟要到了翌日，才收到陸軍大臣 阿南惟幾的通知。 同一天，岡村正向 阿南發出決心戰鬥到底，「即令全軍玉碎亦不足惜」的電報。 岡村所作的最壞打算，是集結陸海兵力於山東省東部，形成半獨立的占領區。
八月十五日早上，陸相 阿南自盡身亡的電報，幾乎與 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同時傳抵中國。 手握百萬雄師的派遣軍總司令一瞬間淪為命不由己的戰俘。 除了自身難保之外，岡村還要肩負起把滯留中國全境，共計二百三十多萬官兵、家眷及日僑運返故鄉的重責。*** 正當陷入絕望之際，參謀 小笠原清送上了一紙「續命符」。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 “不念舊惡”及 “與人為善” 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玉音放送前一個小時，蔣介石早已透過重慶中央廣播電臺，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 岡村看完 小笠原一字一句抄下的演說全文後，喃喃自語地說：「這是對日本的一大開導啊！」那如釋重負的語調，讓 小笠原清楚感受到 岡村對蔣的大度，表現出一股強烈的感動。
接受了投降這一個殘酷事實後，岡村在十六日的日記寫下一段 “奇怪”的感想：「我一直在思考著，關於日華之間的關係，究竟該怎樣發展下去才是最好？……若是要振興東亞，此時此刻除了寄望中國的強大與繁榮之外，別無他法。對沒落的日本而言，大概就只有技術和經驗（的協助）了吧！」
身為戰勝國的元首，蔣介石心底深處還有另一層憂慮。這麼大批分佈全國的優質軍火，只要有部分落入共軍之手，後果將極其嚴重。外患雖除，內憂未平，國共一戰其實已逼在眉睫。 戎馬一生的蔣明白到，要取得這場關乎黨國存亡的最終決戰的勝利，很可能要借助日軍的裝備、彈藥乃至於人才。
蔣介石在日本宣佈投降當天，即向岡村發出了「六點投降原則」的指示，並委任他為 「中國戰區徒手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 用「徒手官兵」這個不尋常的 “體貼”稱呼代替「戰俘」，顯示出背後的深謀遠慮。 「利用日本軍人進行反共作戰」的策略，在受降儀式期間已隱約有跡可循。至於那個時候的 岡村，對於蔣介石的想法，大抵上還是一無所知。他以待罪之身，全力協助國民政府將日本軍民遣送歸國。 這項原以為要花上好幾年時間方可完成的艱鉅任務，結果僅用了十個月就畢竟全功。
該段日子裡，國民政府一方面對外表現出勢要追究岡村戰爭罪行的強硬姿態，另一方面又以「為了日本軍民遣返任務的順利推動」為由，不斷拖延對他的起訴。 並以此牽強的理由，再三推搪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日本人簡稱之為GHQ）申請讓岡村作為證人出席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要求。
1948年秋天，國民政府在拖無可拖的情況下，把這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收監。十一月二十五日，東京審判宣佈最終裁決，跟岡村同屬陸軍士官「花之十六期」畢業生的 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列為甲級戰犯，判處死刑。據岡村日記的記述，在獄中聽到判決消息後，他與另一位同屆同學 磯谷廉介談論彼此的命運。一年前的七月，磯谷已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刻下正在服刑，是岡村的獄友。 四名參與侵華戰爭的「花之十六期」畢業生，只有岡村一人尚未受審。事實上，整份侵華戰犯名單，亦僅剩下岡村一人尚未被審判。
據一份標題為〈處理岡村寧次政策之意見〉，並蓋上「極機密」的國民政府國防部檔案披露，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後三天，陸軍軍官 曹士澂在一次內部召開的會議上，首先提議判處岡村無罪。不過，來自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軍法局等單位的代表，大多數認為應當判處岡村死刑或無期徒刑。
曹士澂隨即提醒其他與會者，岡村是在1944年十一月才接任總司令， “南京大屠殺” 等重大戰爭罪行與其無關。而且，他「不只不曾下達虐殺的命令，還曾經嚴令禁止濫殺無辜。」
曹士澂接下來的發言不再討論岡村是否應當背負戰爭罪責， 話鋒轉變了方向：「在戰後不將武器轉交給中共」和「一向堅守反共立場」，「政治上，也有應當判處無罪的理由」。 1948年是國共內戰的重要分水嶺，戰局在這一年開始攻守逆位。 當與會者聽到「有可能在將來的反共戰爭中，成為支援中國的一股力量」時，便心領神會地悉數支持岡村無罪。*** 戰犯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何應欽將軍在各代表一致贊同後，即命曹士澂撰寫意見書，呈交總統裁決。
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軍事法庭按既定程序鞫審岡村，只不過結果已然內定。中午休庭，審判長 石美瑜向其他四位法官，展示蓋上了國防部長 徐永昌大印，寫著「無罪」兩字的判決書，並請眾人簽字。 午後開庭，石美瑜照稿宣判，庭內頓時嘩聲四起，群情洶湧。這位曾判 酒井隆、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戰犯極刑而舉國聞名的辣手判官，無可奈何地屈處審判長室暫避鋒頭，久久不能步出法院。
岡村寧次無罪獲釋，旋即透過國民政府安排，秘密搭乘美國軍艦離開，二月四日返抵橫濱港。
參考書籍：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野島剛著 蘆荻譯
《中國抗日戰爭．血肉長城》作者 光亭、林楊、王沛然、張揚、劉怡等.
說史150304
神秘的覆面軍團 (下)
黑白子撰文
之前負責撰寫〈處理岡村寧次政策之意見〉的陸軍軍官曹士澂，亦是陸士的畢業生。1931年從日本學成歸國，先在軍校任教，後期親自帶兵上陣。1945年調任為陸軍總司令部 何應欽將軍的高級參謀，不久轉任陸軍總司令部第二處處長，負起日軍投降後解除武裝、遣返事務、戰犯審理等戰後大小事宜的操辨。
岡村返日僅兩個月，曹士澂即以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一處處長（第一處隸屬駐外武官部門）的新職銜派到東京履新。 曹士澂赴日有兩個主要任務，首先是透過日本軍政各界，設法尋找在中國境內收藏起來的武器。 另外是嘗試集合日本正規軍人，組成「國際反共聯盟軍」，對共軍發動反攻。 不料國軍在大陸全線潰敗的速度遠較預期為快，聯盟軍還未來得及組建，國府就剩下退守臺灣一途。 曹士澂是位具遠見的將才，他立即向蔣介石建議，把第二項任務轉為組織日本軍事顧問團，前往臺灣臂助國軍。
六月二十五日，岡村在醫院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赤浪南下之勢甚速，情勢亦愈發嚴峻……不才區區願抱病協助貴國駐日代表團諸君，以報閣下之恩義。」信中提到的諸君，主要是指曹士澂。 蔣的許可命令七月三十日才下達，此前曹士澂與岡村及他的戰時參謀 小笠原清，似乎已取得默契。
戰後日本，受到GHQ的規管，按照〈公職追放令〉指示：戰犯、前軍人、戰爭協力者永遠不可出任公職。 雖說接受外國政府雇聘，算不上出任公職，但對中華民國而言，此舉明顯違背了〈波茨坦宣言〉的協約精神。為免引發與盟國的糾紛，以及政治上的尷尬局面，組建顧問團一事只得秘密進行。 此外，當時日本有嚴格的出國限制，所有顧問團團員無法光明正大啟程，有的要乘搭臺灣貨船偷渡出境，有的是先來香港後再潛入臺灣。 這批軍官以極其隱密、迂迴的方式，有如古代忍者般以面巾遮蔽口鼻，開展長達二十年的「覆面軍團」生涯。
蔣介石為了將國軍打造成一支現代化的虎賁之師，從不介意借助外力。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政府隨即驅逐蘇聯軍事顧問離境，轉而向德國尋求軍事援助。1933年希特勒勝出總理大選，中德更簽署「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這段合作關係，維持到納粹德國在1938年二月承認滿洲國之後，方才結束。 儘管建設六十個師的大計，受到日本侵華而未能全部實現。 但國軍三支「德式師」在淞滬會戰，也曾以德國陸軍著名的閃擊戰法，殺了日軍一個措手不及。 不過話分兩頭，在中日戰爭結束未到五年， 蔣介石竟然會起用日本軍人擔任國軍顧問，這本身就是非常氣魄和大膽的做法。
蔣介石的「寬大政策」令很多日本人銘感五內，當中更不乏軍中高層。 戰爭結束初期，就有日軍接受收編，參與過中國人的內戰。 自國民黨撤離大陸，亦曾有個別心存報恩的前日軍將領私下偷渡到臺灣，主動協助國軍守護最後的壁壘。因此，報答蔣介石大恩大德，很自然就成為覆面軍團成立的大義名分。
1949年八月，美國政府發表厚達千五頁的《中國白皮書》，內容主要是推斷共產黨將會獲得最終勝利，並申明美國應當劃清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 面對盟友的背棄，戰局的崩壞，「美國已經不可倚靠，剩下的就只有日本了」。 在此大時代背景下，中華民國政府和覆面軍團，九月於東京秘密交換了一封以「赤魔逐日，席捲亞洲」為開場白的盟約書。第一個署名的是 曹士澂，第二個是受聘者代表、覆面軍團團長 富田直亮，第三個是保證人 岡村寧次。
富田生於1899年，陸士三十二期畢業生，留學美國並任駐美武官。富田在軍中雖然不屬於岡村那種通曉中國事務的「支那通」，但有擔任過駐廣東第三十二軍參謀長的經驗，對華南一帶相當熟識，因而贏得團長一職。 應聘後，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並按照曹士澂建言，刮去唇上日本味濃厚的小鬍子。此後二十年間，一個名為「白團」的日本軍事顧問團，便一直隱藏於國軍編制之內，而不為外界所知曉。
報恩、反共，固然是白團成立的初衷。但是要讓數十名敗軍之將離鄉別井，與昔日戰場上的敵手合作，甚至為他們賣命，表面上的大義名分，似乎就不足夠支撐整個行動了。
以富田為例，這位大日本皇軍少將歸國後面對的家園，滿目瘡痍亟待重建。盟軍治下的日本，其實國破家亡。而他個人，則要在春秋正富之年，與自己奮鬥了大半輩子的人生劃下界線。 種種無奈，使到富田可以很爽快就捨棄當時賴以糊口的生計，剃掉面上的尊嚴，在半百之齡以一個全新的中國人身分「借屍還魂」，繼續未竟之誌。當然，對於部分只能回鄉務農的成員而言，優渥的待遇，也是無法抗拒的巨大誘因。
白團成立三星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一月，白鴻亮與另一名先遣成員 林光（荒武國光）陪同蔣介石，見證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抵抗。 十二月七日，重慶棄守，國府遷臺。十二月中下旬，白團的第一批成員陸續踏上寶島。
蔣介石有著一種非比尋常的驚人韌性，那怕是四面楚歌，也不斷思索如何挽狂瀾於既倒，總結敗因，徹底反省。*** 在1949年三月廿八日的日記中，他列舉了多達數十條失敗的原因，「作為今後反省改革之借鏡」。前二條是這樣的：「甲、外交失敗乃是最大的近因。乙、軍事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失敗，乃是最大的根本敗因。」同年十月，他再次明確地把失敗的主因歸咎於「軍隊的崩壞」，而崩壞主要是「我們軍事制度中，關於教育、人事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不健全所致。」蔣介石之所以要建立白團，以及對這批日本教官懷抱的寄託，就再清楚不過了。
白團的出現，國軍將領起初顯得非常抗拒和排斥。 這批戰場上苦戰多年的死敵，一轉過頭來竟然要向他們學習，感情上無法接受，亦屬人情之常情。就連 陳誠等蔣系的重量級大將，也表現出極大的反彈。 最後還得靠蔣介石親自出馬，才把一個個山頭擺平。
對抗情緒，在講課開始後便告煙消雲散。日本教官的能力很快獲得肯定，上課人數不斷增加，教官人數亦相應增至高峰期七十五名之譜。多年來，接受過白團教導的臺灣軍人和政府幹部累計逾二萬人。***
踏入五十年代，韓戰爆發。美國因出兵朝鮮半島的關係，亦轉變對臺灣的國策。由「不介入臺灣海峽」，改為支持「臺灣海峽中立政策」，並派出第七艦隊擔起阻擋解放軍渡海的守護神角色。
再次獲得美國軍援，對蔣介石當然是好消息。只不過美軍顧問風聞有日本教官的存在，便不時向蔣施壓要解散白團，使到他頭痛不已。 蔣介石有言：「要以美式裝備提升國軍的戰力，以日式教育重塑國軍的軍魂。」事實上，蔣對白團的倚望遠不止此。
渡臺之初，國軍除了空軍大抵完好無損外，陸軍的人數、戰鬥力、士氣、裝備，全都處於谷底。恰恰是陸軍淪落至如此難堪的境地，卻為蔣介石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藉助無黨無派的的日本顧問，把派系林立、地方勢力盤根錯節的國軍自上而下來一次大整肅，冀重新改造出一支忠於國家的部隊。*** 白團無意之中，幫上了一個大忙。
至於蔣介石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雖則有白團的全力協助，設計了多套方案，最終卻因為美方不想挑起臺海戰爭，全部胎死腹中。這亦是美軍反覆要求解散白團的另一個原因。***
隨著反攻一事遙遙無期，白團在臺灣的工作，只剩下清閒的日常課堂教學。1957年七月，日本成立了自衛隊，過往一度不能任公職的退役軍人，重新活躍於昔日的舞臺之上。這一個轉變，促使了部分白團成員萌生去意，亦令國府難再招募到合適的教官。1968年，白團正式解散，前後總共八十三位成員當中，最後只有團長白鴻亮選擇繼續留在臺灣。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京，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面對連串打擊的蔣介石，在十一月收到白團全體成員寄來一封題為「共存共亡」的決意書，激勵困境中的蔣介石要支持下去。三年後，蔣的生命畫上句點。1979年，白鴻亮以八十一歲高齡辭世。 在他亡故前兩個月，這位獲授中華民國上將軍銜的日本人，向臺灣國防部的高層做了最後一場演講，他說：「當中共準備對臺灣掀起戰端的時候，反過來說也正是反攻大陸的良機；攻防是一體兩面的，最重要的是消耗敵人的戰力。」富田直亮的遺骨，有一半至今仍安放在臺灣新北市的海明禪寺內。
蔣誌清當年不惜背負「逃兵」之嫌，在未獲得隸屬的日本野戰砲兵連批準下，擅自歸國投入辛亥革命的歷史洪流之中。 這個改變，雖然教他失去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機會，但在以後的大半個世紀，他以蔣中正之名保家衛國，指揮了一批陸士的畢業生，在戰場上擊退了另一批陸士的畢業生，使得國脈不至淪喪，其功績實偉甚。
參考書籍：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野島剛著 蘆荻譯
《中國抗日戰爭．血肉長城》作者光亭、林楊、王沛然、張揚、劉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