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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亞洲出版人協會 （SOPA）舉辦年度頒獎，由香港陽光衛視總裁陳平資助、成立不滿一年的《陽光時務》（iSun Affairs）（為iPad中文時事電子雜誌），在「人權」、「評論」、「調查報導」等項目勇奪大獎。許多人問，什麼時候，台灣才可能出現這樣生猛有力 的獨立新媒體呢？ 事實上台灣不僅可能，還有希望超越。 八月四日，由朱淑娟（二○一○年卓越新聞獎得主）、李惠仁（二○一一年卓越新聞獎得主）、馮小非（二○○六年全球華文部落格獎得主）、黃哲斌（前中時電子 報副總編輯），及輔大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順孝等，多位重量級傳播工作者共同發起的「獨立媒體學院」，進行了第一期培訓的最後一天課程。 在一間小教室裡，二十五位學員利用中午，分成農業、環保、社會等三組，為下一階段的「實習」進行提案討論。 他們只追真相脫離商業、藍綠的拉扯 年輕學員充滿熱情，有人想探討每年銷量達三萬五千公噸的農藥，如何販售？誰來管制？有人想追蹤「比黃金還貴的鰻苗」，是誰在掌控貨源和定價？這些都是媒體探索不深，卻和民眾息息相關的議題。 這幾年，部分媒體在商業壓力和藍綠意識形態拉扯下，已經越來越媚俗、激化、廣告化，許多記者只好忍痛離開，另尋一個乾淨的發聲場域；另一方面，對公共議題 有興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是記者，但像「樂生院拆遷」、「文林苑都更」，這些部落客精心製作的「懶人包」，反倒是網路上轉寄數千人次、影響最大的。 「『社會意識』和『報導能力』，是我們挑選學員的標準，」人稱「阿孝老師」的陳順孝表示，目前全台灣三百一十一萬個部落客中，如果有人想從「隨興寫手」轉成「專職╱專業寫手」，學院會以「師徒制」做培訓，讓台灣獨立記者的陣容逐漸壯大。 什麼是「獨立記者」？它對社會有什麼重要？「環境報導」網誌作者、獨立媒體學院發起人朱淑娟，總括了學院希望呈現的價值。 在《聯合報》工作十年，因「人事調整」被迫離開的朱淑娟說，傳統媒體觀通常只做有「梗」、能「賣」，而且不要得罪當權者或廣告主的新聞，但獨立記者該做的，卻是「把沉在深水裡的東西，一點一點挖出來，讓它浮到水面上。」 從國光石化到中科四期，近幾年最轟動的環境議題，朱淑娟都從「第一場公聽會裡的唯一一個記者」開始，一路緊追，連枯燥冗長的「範疇會議」（確認二階段環評要審查的項目範圍），都因她深知其中暗藏「眉角」而不敢缺席。 以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造成轟動的「危雞英雄」導演李惠仁更是如此，為了官員是否隱瞞禽流感疫情，他耗費八年時間，終於讓官員坦承錯誤。 「記者的天職就是追查真相，還原拼圖，造成改變，」李惠仁說，哪怕一生只拼出一片，但能讓別人順利接下去，就一切值得。 他們自主供稿和主流媒體是友非敵 朱淑娟說，在傳統媒體裡，每個記者都是螺絲釘，每天被長官派去追不同的新聞，寫的稿也被隨意刪改，時間切割，思緒切割，連價值觀都是分裂的。成為獨立記者後，朱淑娟覺得自己終於「成為完整的人」，可以全心去做喜歡的議題；這不僅是志趣，也是一種現實需要。 「獨立記者沒有固定的發表版面，只有寫得夠多、夠深、夠久，才能留住讀者，」她說。 阿孝老師的想像更「激進」。他認為，部分媒體之所以墮落，就是營運壓力太龐大。為什麼媒體不能轉型為品牌商，只留下核心領域的記者，其他邊緣領域就由獨立記者負責供稿，雙方各取所需，互蒙其利？ 這樣一來，「朱淑娟工作室」可以成為環境新聞供稿中心、馮小非是農業、李惠仁是公衛或食品安全……。然而，他們不是聽業主指令的自由撰稿者（free lancers），在為媒體提供客製化新聞的同時，他們仍保有「真相報導」的主體性。 朱淑娟也認為，獨立記者再怎麼「哇」都很小聲，主流媒體卻是強力擴音器。 「我們讓真相浮上水面後，也希望主流媒體能看到、跟進，促成臨門一腳的轉變。」 獨立記者和主流媒體是「友」非「敵」，這一點很令人驚訝。更驚訝的，則是獨立記者和社運團體等NGO（非營利組織）╱弱勢者的關係。 「我們不是社運團體等非營利組織的代言人！」朱淑娟強調，獨立記者強調社會公益與公義，很容易讓他們誤以為是「自己人」。 「很多環保團體成員質疑我，『怎麼妳連官方都跑（採訪）？』我心想，這不是廢話嗎？」她說，記者肩負「communication」（傳播）之責，本來就 要傾聽多元聲音、促成各方溝通。無論官員、環保團體、企業和學者，她都堅持「等距」交往，或許孤獨，但更能得到尊重和信任。 正如朱淑娟所說，不要去預設市場在哪裡？讀者要什麼？「真相」才是獨立記者唯一要追求的。「你要把自己想得很大，一個人也可以成就很多事！」這是她對學員的期許，也希望有朝一日，不論身在主流媒體還是獨立媒體，每位記者都能有這樣的自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