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拆遷「司法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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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法判決強拆違法，卻不能令行政賠償到位；民眾尋求以法律渠道維權，卻被地方政府視為新的不穩定因素
財新《新世紀》 記者 鄧海
烈日下的廢墟，群蠅亂飛，堆連成片的拆遷垃圾中間雜著爛家具和舊衣服。辛文蓉家的祖墓，曾經在成都雙流縣九江鎮的一片拆遷廢墟的背後，而今被高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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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告即將被強拆的老百姓，在房屋的牆上寫著涉及相關法律政策的大字，反對強拆。鄧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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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7歲的原村民辛文蓉，九江鎮金島社區人。這個位於雙流縣城邊上的社區，由原千子門村和沙灣村合併而成。辛文蓉也隨著這場城市化變成了城鎮 居民。然而在過去兩年裡，她數度進京上訪，指控當地政府掘其祖墓、強拆其屋。上訪未果，又訴之以法。2011年8月末，雙流縣法院終於受理了她訴鎮政府違 法拆遷的案件。
在接到提交證據的電話通知後，這個看起來消瘦而又倔強的農婦，想到的是去祖先曾經的墓地看看。「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希望。」辛文蓉說，在她的周圍，很多人在告政府違法強拆勝訴後，提出的行政賠償並未獲得法院支持。
像這樣的「司法白條」，在雙流縣乃至整個成都市並不罕見。遭遇強拆的農民們屢告屢勝，卻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強拆的步伐。財新《新世紀》在採訪調查中，隨機收取了20個農民告政府強拆勝訴的案例，其中賠償請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
當地大規模的涉農拆遷由來已久。2003年，成都正式啟動拆院並院、農民集中居住；2006年，成都開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驗，農民拆房上 樓；2010年，成都推出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推倒農房換用地指標活動啟動。除此之外，還有數量眾多的徵地拆遷，強拆和對抗時有發生。
跟辛文蓉一樣，許多農戶在一番激烈抗爭後選擇尋求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當地法院亦逐漸受理強拆案件，一度緩解強拆雙方激烈的對抗情緒。
但面對一系列「判贏不判賠」的「司法白條」，失望和新的絕望萌生。尚在等候案件開審的辛文蓉，站在早已不見蹤影的祖墓位置忐忑不安：「到時候恐怕還要繼續上訪。」
拆遷之城
寬闊的六車道馬路，兩旁是成片被圈的土地，野草在裡面蔓延。行道樹上高高地掛著「只有拆遷才能發展，只有拆遷才能大發展」的標語，高音喇叭宣講拆遷的聲音越來越清晰。
退伍老兵帥光云騎著摩托車，在成都市溫江區的城郊和農村徐行，然後用筆在地圖上標註著新增的拆遷地塊。在2008年自己房屋被強拆後，他的生活便被徹底打亂。做工掙錢的目的，首先是籌備上訪路費，此後他逐步注意到身邊還有更多拆遷悲劇發生，就開始不停地記錄。
2008年4月10日，天還未亮，在出門賣豆腐的必經之路上，帥光云和妻子吳傳瓊遭到突然襲擊。兩輛汽車先是將他們攔在中間，隨後出來八個青年男子，強行將他們帶到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
當天下午回到家，房屋已變成一片廢墟。在廢墟裡清理半天，他們始終找不到父母的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對越自衛反擊紀念章。「它們是我懷念父母、紀念戰友的惟一精神寄託。」帥光云說。
此後他開始了漫長的上訪歷程。在每一份上訪材料裡，他都特別對希望街道返還父母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自衛反擊紀念章等作了標記。街道辦的領導，每次都以沉默應對。
在鄰縣雙流西航港街道，養殖戶毛長勇有的是另一種憤怒。2009年4月20日，西航港街道再次發出通知，要求他盡快拆房，稱其房屋補償金額13萬元，扣除安置購房款後，街道還需補其現金75528.3元，限其第二天前往領取，「逾期不領，視為已作補償，後果自負」。
第二天毛家沒有前往領取。此後的4月23日，西航港街道再發通知，但內容已大相逕庭，將之前街道支付其現金的說法變更為「你戶應支付街辦現金75528.3元」，要求毛在當天辦理，「過期未辦理，視為同意此補償安置方案，街辦將組織人員對你戶幫助拆遷」。
第二天，西航港街道即對其養殖場1172.49平方米的房屋進行「幫助拆遷」，終於趕在縣委規定的時限前完成了任務。毛長勇在此後向法院起訴時表示，自己因此次損失了180頭肥豬。
個人的悲劇被掩蓋在地方發展的滾滾洪流之中。有著西部第一縣之稱的雙流縣，在成都最早推行「三集中」改革試驗。這裡總人口92萬，至2009年，雙流縣縣長森林宣稱，已集中居住農民70多萬，城市化速度大為提高。
這個成就的背後，是拆遷大躍進。據雙流縣東昇街道的一份材料，僅2006年他們就組織拆遷31項，涉及土地3400多畝、1600多戶，需安置 4800多人。東昇街道為保證拆遷進度，在內部展開拆遷競賽，然後定期交流經驗，評比考核，最終順利完成任務。雙流縣政府2009年第16次專題會議紀要 則記載，2009年4月被確定為「拆遷攻堅月」。
此種情況在溫江、雙流並非特例。成都市國土局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成都35857個涉農村民小組中，有3298個在實施徵地拆遷，此外還有1249個在實施災後重建拆遷，進行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鉤試驗等項目的拆遷有1389個。
狀告政府
早於2004年，當地農民即零星開始嘗試上訪之外的維權之路。雙流縣東昇街道白鶴村農民王小林，於當年起訴政府強拆自己房屋違法，並獲得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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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強拆的老百姓住在廢墟的生活場景。鄧海 攝 |
知道王小林勝訴後，九江鎮農民李治安也開始考慮走訴訟途徑。根據現場視頻、錄音和多位街坊證實，2008年6月4日清晨，李志安房屋被強拆，衝突中他腿上被砍數刀、腿骨被打骨折。他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稱，他有過多次上訪，問題久拖不決。
2009年3月3日，李治安向雙流縣法院起訴九江鎮政府強拆違法，最終獲得勝訴，給了鄰居和街坊極大的鼓舞。
此外，同屬九江鎮的鄒家場社區，江治先、江志奎等在2009年遭到強拆後，於2010年先後向法院起訴政府強拆違法，同樣勝訴。
選擇通過起訴政府來解決問題，在有過勝訴案例的東昇街道、西航港街道等地，也漸成風潮。
帥光云則選擇上訪和起訴同時進行。2008年7月25日，成都市溫江區法院正式受理帥光云訴溫江區天府街道強拆違法案；9月22日，此案開庭審理。
在訴訟過程中，天府街道辦事處始終沒有在舉證期限內，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據材料，對帥光云提出的證據也無異議。只是強調，當地建設工業園區，已進行了為期三年的拆遷活動，只有帥光云等幾家不願搬遷，使得拆遷工作無法完成。在此情況下，才對其房屋進行強拆。
2008年10月30日，法院判決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強拆違法。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當地採訪調查，獲得20份類似的勝訴判決，其中有18例判決中，政府強拆被認定「程序違法」。這也讓獲勝的農戶開始質疑徵地拆遷政策的合法性。
2010年，雙流西航港街道居民李清俊將四川省政府告上法庭，指四川省政府在2008年12月31日通過三份批覆批準成都市政府徵用基本良田的行政行為違法，超越其職權範圍，侵害了他的合法權益。
但此案最終未獲受理。成都市中級法院稱，土地徵用審批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力，國務院及各省政府對徵用土地的行為不屬於司法審查範圍，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李清俊不服提出上訴。但四川省高級法院認為，該批覆屬於上下級機關內部請示批覆性質的內部行政行為，不屬於法院受案範圍；且徵地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不屬司法審查範圍。
李清俊對此始終不能接受：既然是內部行政行為，怎麼能對外呢？成都市雙流縣將這個內部批覆列為徵地活動的合法依據，既徵了他的土地又拆了他的房。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何海波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上述批覆已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已不再是政府間簡單的內部行政行為；徵地權確實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但是不能以此來排除司法審查。「法院不立案可能是另有苦衷。」
賠償「白條」
對拿起法律工具維權的被拆遷農戶而言，進一步推翻拆遷決策困難重重，甚至勝訴帶來的喜悅也是短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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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家即將被拆，這位居民還在勸慰剛被強拆的鄰居。鄧海 攝 |
狀告天府街道辦事處勝訴的帥光云，於2008年12月3日向天府街道提出行政賠償申請，未獲答覆。帥遂於2009年2月20日向溫江區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溫江區法院以案件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需要送請有權機關作出解釋或確認為由，於2009年3月18日中止訴訟。
而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20份勝訴判決案例中，法院對勝訴原告隨後提出的賠償訴求均未支持，其中兩例賠償訴訟被拒絕的理由是「已過起訴時限，不予受理」；另一例是賠償請求被駁回；其餘17例則均被法院裁定中止訴訟。
所謂中止訴訟，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發生法定中止訴訟的原因，訴訟無法繼續進行或不宜進行，法院裁定暫時停止訴訟程序的制度。法院作出中止訴訟裁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不能上訴。
專事拆遷官司的北京律師王才亮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有次案子勝訴，地方政府明確告訴法院，如果判政府賠償拆遷戶，判賠多少，就從法院的經費預算當中扣多少。」他認為法院在人事和財權上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在處理這些案子時，就不得不有所考慮。
在中止訴訟期間，雙流縣法院也曾試圖通過調解方式解決問題，但成功率並不高。在20個案例中，僅有兩例政府和拆遷戶達成賠償調解協議。接近成都市政府的一名人士表示，現在通過調解達成拆遷賠償協議越來越難。
而對中止訴訟後的漫長等待中，有的人選擇跟司法機關鬥爭到底。帥光云自2010年8月起，就不斷通過公開抗議、申請行政復議乃至提出訴訟等方式，與溫江區法院、溫江區公安局等部門較真，他甚至表示：「生命不止，維權不息。」
有的人如江志先，耐心已近用盡。他在最近給地方人大的投訴信中表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對生活完全失去了興趣，現在我的處境已經是生不如死了」。
底線失守
原本希望以受理強拆訴訟案件而緩解矛盾的基層法院，也處境尷尬。
有成都市基層法院法官私下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法院依法判，本想充分彰顯法治，沒想到結果卻是「將法院自己架在火上烤」。
他表示，現在拆遷矛盾越來越多，有不少老百姓通過上訪等手段也未能解決問題，若法院不立案則意味著將其最後的救濟渠道給堵死，立案並依法判決有利於緩解矛盾。但法院畢竟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就出現判贏不判賠的情況。
「現在僅判決政府敗訴，政府還能夠容忍。有些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將法院放在眼裡，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參加庭審，或者根本不做任何答辯。」這名法官說。
實際上，在財新《新世紀》記者所瞭解的20例農民勝訴案例中，敗訴的政府提起上訴的，也僅一例。
但是，這位法官說，如果法院判決政府賠償，地方政府肯定會抵制。法院無可奈何，只能面對來自維權農民的不滿。一些得不到賠償的當事人，採取了激烈的做法，如向法院扔石頭。
部分基層政府也將老百姓的依法維權看成比上訪還要糟糕的事情。據雙流縣東昇街道打給縣委、縣政府的報告稱，在不斷和政府打官司後，有些老百姓的上訪訴求從最初的個案，演變為對政府徵地拆遷政策合法性的質疑，並依靠人多勢眾，採取越級上訪，給各地政府帶來壓力。
他們建議警方收集證據，給「違法上訪」特別是再次、多次上訪者給予有效處置和打擊。對於強拆行政訴訟案的代理律師，則建議其主管單位按照律師行業管理規定對其嚴肅處理。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獲知，不少當地律師現在已拒絕代理此類案件。而獲得勝訴的老百姓則帶著判決書不斷上訪。前述法官表示，這些情況，可能會導致基層法院在今後受理此類案件時趨向謹慎。
「法律的缺位和人性的缺失，是強拆悲劇的重要原因，如果通過法律理性解決問題的渠道不暢通，帶來的可能是矛盾的積壓與激化。」王才亮擔憂地說， 如果作為保障公民權利最後底線的法律，也解決不了強拆矛盾，那麼地方政府維穩壓力將增加，老百姓也會變得絕望，更容易變得極端。
「如果我遇到勝訴不能賠償的情況，肯定要將上訪進行到底。」正在經歷訴訟的辛文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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