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書評：威權統治轉型的發生學 slam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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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期以來，全世界最壯觀、最持久、波及面最廣的政治浪潮莫過於從威權專制政權向自由民主政體轉型的民主化浪潮。當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自由民主
世界中的人們對民主政治疑竇叢生、信心殆盡的時候，以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為標誌，拉丁美洲與南歐的威權國家紛紛垮台，民主化大潮瞬時襲來。
這場擺脫威權專制的民主化轉型浪潮，用《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作者的話來說，是「神聖的驚喜」。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也因此被進一步改變，自由民主進一步取代威權專製成為人類文明的方向。
對於如此難逢而又巨大的浪潮，世界各地的學者們當然不會置身於外。《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就是早期民主化研究的一本重量級著作，該書是一套四卷本叢書的最
後一卷。該叢書是一群歐美知名學者研究南歐與拉美民主化進程的成果。如果說亨廷頓的《第三波》是寫給民主派的實戰手冊，那麼《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則是對
威權如何垮台、民主如何興起以及體制內外各派力量在轉型中的作用與作為的實況分析。它探討的是威權垮台與民主轉型的發生學。
隨著民主化浪潮的推進，「轉型」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重大關鍵詞。何為轉型？根據該書，所謂轉型是指由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向另一種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過渡。轉型還意味著由壞的制度向好的制度的過渡，由好制度向壞制度的過渡不叫轉型。在經濟領域，轉型是指由計劃經濟公有制向市場經濟私有制過渡；在政治領域，轉型是指由威權專制政體向自由民主政體的過渡。政體轉型啟動於威權政權開始衰微、崩潰、解體，這個過程的長短因國家不同而異。
說到轉型，不能不提及自由化。在關於轉型的民主化研究中，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義。根據該書，所謂自由化是指在威權政權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開始擴張的過程，其中也伴隨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傳播。在自由化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乘數效應。「一旦少數參與者敢於公開行使這些權利，卻沒有像在威權統治最強盛時期那樣被嚴加懲罰，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也公開行使自己的權利」。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化常常是民主化的先聲。
關於民主化的大多數研究，通常都把焦點放在轉型的社會條件和轉型後的民主鞏固上。該書則不同，它把焦點放在考察威權體制內的裂變並觸發轉型的動態過程上，其對威權體制內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互動的分析很有見地。
由威權統治向民主政體的轉型之所以能夠發生，與一個普遍而重要的現象相關，即在威權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強硬派（hard-liners）與溫和派
（soft-liners）的分野。他們之間的良性與非良性的互動，都加速了威權的解體，同時為民主力量的出現提供了契機。威權體制裂變的過程正是強硬路
線衰落與溫和路線興起的過程。
強硬派通常主張用暴力手段堅決維護威權統治，不對民主化的要求作絲毫的妥協。強硬派中的成分並不單一，其中有許多是機會主義者，他們並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不關心長期的政治目標。這些人有奶便是娘，誰提拔重用他們，他們就堅決追隨誰。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在體制內繼續陞官發財，關心舊體制給他們帶來的從醫療到用車到住房的種種特權待遇。尤其是那些在威權體制內獲得很多特權並且即將退休的人，他們因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待遇隨著威權的垮台付諸東流而成為堅決的強硬派。
強硬派的核心是那些發自內心痛恨自由民主，並深知自己與自由民主不共戴天不能並存的人，他們也是堅決的鎮壓派。他們篤信民主的潮流是可以抗拒的，只要壓制得力，穩定是可以維持的。強硬派並不甘心喪失權力，他們仍然寄希望於通過強力鎮壓來延緩壽命。像台灣發生的那樣，強硬派會準備一份最後鎮壓名單，但是蔣經國告訴他們，這個名單已經用不上了。甚至在民主政治初創之後，這些人還常常夢想「變天」。如果威權政權內只有強硬派，民主轉型將變得艱難得多。然而，溫和派終將出現。
就溫和派而言，在威權統治堅如磐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們與強硬派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不僅不反對甚至附和強硬派的鎮壓主張。然後，當威權統治出現危機的時
候，他們開始意識到，現在自己所享有的特權位置與既得利益可能不保，他們的立場便出現鬆動。其中的一些溫和派甚至也承認民主的潮流不可能抗拒。這是他們與
強硬派的一個重要區別。這些溫和派與主張民主的反對派也不同，他們對民主政治到來的時點上有不同的看法，前者更審慎，後者更樂觀。溫和派對民間的民主化要
求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強硬派對民主要求粗暴壓制時，他們常常也無能為力，因為他們在威權政權內部往往是少數派。其中的一些明智的有遠見的溫和派，在未來的某個時間，一旦機會成熟，很可能會加入到民主派的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的領袖。這時，人們很難判斷他們是順應潮流，而是投機應變。
書中還提到一群獨特的人及他們的命運。這些人就是處於威權政權崩潰時期的關鍵人物。「他們就像古希臘悲劇裡的角色一樣，雖然已經預見到他們的命運，但卻仍然走向苦澀的盡頭，無力改變他們的忠誠度、同盟者和行事風格，也無法控制導致政體崩潰的國際、宏觀經濟與社會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作者注意到，民主轉型的開始，往往不是因為民主派多強大，而是因為威權統治集團內部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分裂和最終的決裂。巴西與西班牙就是這種情況。其實，只要有溫和派與強硬派的分立，分裂是必然的結局。而溫和派與強硬派之間縫隙的存在，也為民間的民主派和反對派向體制施加壓力提供了機會。
當威權政體病入膏肓、住進重症監護室並進入彌留之際，不止是反對派，甚至連體制內人士都認為威
權統治即使按照其自身的標準也是糟糕的、失敗的。統治集團、包括軍方也越來越沒有信心，同時又因互相推卸責任而分裂。這時，掌權派急於尋找政治出路。溫和
派發現自己的機會正在到來，擺脫威權統治集團的風險越來越小，他們與其與舊體制一損俱損，不如背叛威權政權來與民主新政體一榮俱榮。這時，他們會與民間主張民主的反對派做出「歷史性的妥協」。
書中還有一些很有意義的發現，比如，民主政治不僅需要業餘的公民，而且需要專業的政客，在轉型完成的初期，後者比前者更稀缺。這個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對轉型國家來說，轉型前缺的是公民，轉型後往往缺的是政治家。
在威權體制裂變前，大家總覺得要啟動轉型實在不易；等轉型發生後，如作者發現，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難。其實，沒有永遠不衰落的強權，因而也沒有永遠不可替代的強權。
《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距首次出版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然而，對那些尚未轉型的國家而言，該書完全沒有過時，甚至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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