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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病人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09/100366142.html

 「兩會」召開前夕,鐵道部領導私下透露的一條消息讓部裡上上下下鬆了口氣。「領導沒有直接說,就是說鐵路沒有走到盡頭,讓大家安心工作,排除流言雜念的影響。」一位接近鐵道部運輸局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據上述人士透露,從2011年11月起,鐵道部就從各部門抽調人員,研究鐵路體制改革方案,「原本大家預計今年『兩會』後方案就會公佈,但3月初領導表示鐵路改革要等到明年,去年研究的鐵道部併入交通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已擱淺,今年暫時不會有大動作。」

  一位去年參與鐵路改革方案研究的人士也向財新記者確認了方案擱淺的消息。關於擱淺原因,他解釋說,「今年不會有大動作,因為鐵道部很難,安全事 故的陰影還在,鐵路目前負債較多,困難很大。」在他看來,「鐵道部目前像病人在調理當中,肌體非常虛弱,大的手術受不了,必須非常小心翼翼。」

  上述參與方案研究的人士認為,鐵路自身改革和鐵路併入大交通部並非一回事,「併入交通部不一定涉及鐵路自身改革,現在主要問題還是鐵道部內部的問題」。

  去年盛光祖上任鐵道部長之後,鐵道部內部已意識到當前鐵路體制存在嚴重弊端。據上海鐵路局一位人士透露,盛光祖上任後,也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去年原本要召開全路工作會議做部署,但隨後發生了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今年年初召開的鐵路工作會議上,部領導還說要政企分開,但下一步如何確定地方路局的 資產邊界,招投標體制如何改革,怎樣建立市場化的清算制度等,能走到哪一步還不好說。」

招標壁壘不破不立

  在當前招投標體制下,由「點裝」造成的高額採購現象成為困擾整個鐵路市場良性發展的一大痼疾。所謂「點裝」,是指鐵道部或其主管官員指定某家企 業為特定產品的供應商。「『點裝』一般都是企業在部裡有關係,國內有市場,和國外公司有技術合作。」一位鐵路裝備製造業業內人士總結說。

  據他介紹,鐵道部推出鐵路產品認證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控制鐵路設備產品質量,但實際運作中,產品認證卻抬高了整個市場的准入門檻,成為保護先期進入者的壁壘,其中有很多憑藉關係實現壟斷的供應商。

  上述接近鐵道部運輸局的人士表示,產品質量涉及行車安全,任何一個鐵路產品的認證過程都很漫長,「中鐵產品中心的認證是進入鐵路市場的資格證書,只有經過認證之後供應商才有資格去參與鐵道部的項目招標」。

  雖然中鐵產品認證中心的技術要求相對公開,但並非產品達到技術標準就能申請認證,能否獲得認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設備供應商在鐵路系統的人脈。

  據上述消息人士介紹,鐵路設備廠商申請認證前要先向鐵道部科技司申請立項,「這是攻關的第一步,如果科技司不給立項,認證就沒法繼續下去」。

  獲取科技司認證申請立項批文後,鐵道部科技司將批文傳至鐵科院下屬的中鐵產品認證中心,由認證中心的專家組對產品技術標準進行審核,「審核能否 成功也很關鍵,如果通過專家組的技術審核,專家組會出具一個報告,並隨同科技司的立項批文轉回科技司,由科技司通知設備生產商所在地的鐵路局,由鐵路局組 織產品上路試驗」。

  「中鐵產品認證中心之前的審核只是技術審核,上路試驗則是驗證產品在實際工作環境下的性能,經過一到兩年的上路實驗之後,由地方鐵路局出具一份 產品上路試驗報告,這是認證的第三個關鍵環節;通過上路試驗之後,科技司會責成中鐵產品認證中心批覆一系列文件,設備生產商到此才獲取了進入鐵路市場的資 質。」上述人士稱。

  但通過中鐵產品認證中心的認證只是獲得了參賽資格,最終能否進入鐵路市場取決於能否在鐵道部舉行的項目招標中中標。具體項目招標一般是科技司副 司長牽頭,主管專項技術的處長作為組長,負責具體招標工作。項目招標同樣有專家技術鑑定環節,專家從科技司和鐵科院下屬的所抽調。如果涉及車輛,裝備部車 輛局的人也會參與,能否最終中標則取決於能否得到多數專家組成員的認可。

  綜合整個資質認定和招標過程,鐵道部身影無處不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機車製造業人士在接受財新採訪時表示,在目前政企不分的大環境下,鐵道部 是國內惟一的機車購買方,在招標時非常強勢,南北車有時為了獲取訂單,不得不接受「一些特殊安排」,這就為「點裝」提供了操作空間。

  「現在國內鐵路市場競爭不充分,與各鐵路局不是按市場化運作有關。如果鐵路局是自負盈虧的企業,相互之間存在競爭,一方面南北車在採購時的話語 權就會相對提升,另一方面各個鐵路局出於自身盈利和壓縮成本的考慮,在招標時也會重視機車產品質量,到時整個招投標環境會更市場化和透明。」上述機車製造 人士稱。

  他認為,招投標中隱藏的問題很多,關鍵還是要有一套透明的招投標體制和監督體制,「否則即便鐵道部把招投標權力下放給地方鐵路局,也只是相當於南北車原來只和一隻狼打交道,下放之後要和18隻狼做買賣,還是不能解決招標中的貓膩問題」。

清算制度攸關市場化

  隨著國內高鐵建設的鋪開,鐵道部負債總額也不斷刷新。鐵道部最新公佈的財務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9月30日,鐵道部總負債為22288.5 億元,負債率為59.6%,相較於2010年底的57.44%,負債率上升接近2個百分點;而過去三年中,鐵道部用於還本付息的資金在逐年增長,2009 年僅為732.5億元,2010年則為1501.1億元,而去年前三季度這一數字則升至1691.7億元。

  債務重壓之下,鐵道部資金鏈逐漸吃緊。在今年3月7日舉行全國人大北京團分組討論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鐵道部工程管理中心常務副主任武訊表示,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鐵道部一度遭遇資金緊張,國內部分鐵路在建項目出現停工現象。

  一方面鐵路在建項目資金短缺,另一方面卻難以吸引民間資本進入鐵路投資領域,「除了鐵路建設本身的投資額大,回報週期長等原因之外,目前的鐵路清算制度也是阻礙民間資本進入鐵路投資領域的主要障礙之一。」上述上海鐵路局人士稱。

  清算制度,全稱為鐵路運輸進款清算辦法,是指鐵道部在彙總各鐵路局從市場上取得的實際運輸收入後,根據鐵道部制定的定價政策和分配製度,將運輸 收入在各鐵路局和其他鐵路運輸企業之間進行二次分配,各鐵路局和其他鐵路運輸企業根據分配獲得的款項確認各自經營收入和成本的方法。

  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院研究鐵路清算制度的教授帥斌介紹稱,目前的鐵路清算制度可概括為:「通過制定模擬區域運價係數,地方鐵路局管轄區內的 運輸收入歸自己所有,各鐵路局間跨線運輸收入由鐵道部統一清算,鐵路局之間提供服務互相補償,核心是通過模擬區域運價係數調節各鐵路局收入。」

  所謂模擬區域運價,是通過制定模擬區域運價係數來確定各鐵路局運輸產品時的價格。「模擬區域運價係數是各鐵路局完成某項某類運輸作業的成本與全 路平均成本之比,這個係數表面上是由鐵道部根據各鐵路局歷史上的運輸量和轄區線路特點制定的,但其實也沒有太多的科學依據。」帥斌稱。

  東西部平衡是一個難題,鐵道部通過係數解決。由於所處地區差異,東部地區鐵路局可以運輸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貨物,運價相對較高,盈利性也比較好,但西部地區運輸量少,還要承擔國家煤電等指令性的運輸計劃,就需要額外彌補虧損。

  帥斌舉太原鐵路局和呼和浩特鐵路局為例,「這兩個局煤炭運量非常大,如果單純按運量清算的話,這兩個局的收益就很高,但西部其他鐵路局是虧損 的。」鐵道部考慮收益要均衡,就會把太原局和呼和浩特局的區域定價係數定得相對低些,而把其他效率比較低、運量比較小的鐵路局的係數定得高些,這樣最後總 的收支情況能夠平衡。

  前述上海鐵路局人士表示,目前的鐵路清算制度本質上還是統收統支,鐵道部通過向各個鐵路局下發成本、收入、經營計劃,「全路一家子吃飯,大家的 錢放在一起,地方鐵路局除了多種經營的收入都歸鐵道部,統一核算,鐵路局50萬元以上的支出都要向鐵道部報,鐵道部批准之後批錢,鐵道部核准後下發」。

  在他看來,鐵路局如果按實際情況獨立核算,上海局肯定是盈利的,西部虧損。「鐵道部運輸局運營部和財務司現在通過清算來平衡。本來上海鐵路局盈 利50億元,但鐵道部通過調低上海局的模擬係數,讓上海局盈利變成5億元,再通過調高虧損鐵路局的模擬係數,把餘下利潤轉移到其他鐵路局。」這種做法有什 麼問題呢?在他看來,如此一來鐵路很難走向市場。地方鐵路局創造的收益和它自身的生產率高低沒有體現,鐵路局也沒有動力去創造更多收入,民間投資者的投資 收益也很難得到保障。

政企分開有共識

  從2001年傅志寰任鐵道部部長時提出「網運分離」方案起,在過去十年中,國內對採用何種模式對鐵路進行拆分重組一直未能取得共識,是造成鐵路改革進展不大的原因之一。

  作為具有網絡規模經濟性和自然壟斷性的基礎設施行業,鐵路主要的重組模式可以分為「豎切」和「橫切」兩種。所謂「豎切」,即根據路網、貨運、客 運等不同業務類型分別組建獨立的路網公司和客貨運公司,歐盟國家實行的「網運分離」為「豎切」模式的典型代表;而「橫切」則是按照區域或鐵路幹線分別組建 不同的區域鐵路公司,不同區域公司彼此之間展開競爭。美國和日本的鐵路重組模式基本接近於「橫切」模式。

  由於美國「平行線」競爭的「橫切」模式,需要主要干線均存在平行的鐵路線路,而國內鐵路運力一直緊張,在絕大部分幹線上並不存在平行的鐵路線 路,因此以美國「平行線」競爭為代表的「橫切」模式並不適用國內鐵路產業重組。國內關於鐵路重組模式的競爭,主要集中於「網運分離」和「區域合一」兩種模 式。

  持「網運合一」觀點的人士認為,「網運分離」保留一張統一的路網,運輸公司與路網公司博弈的能力相對較弱,鐵路和航空一樣存在對路網時空資源的爭奪,在保持一張大網的情況下,路網公司權力過於集中,容易導致新的尋租空間和腐敗行為。

  堅持「網運分離」的人士認為,目前鐵路特別是貨運在國內長途運輸中佔的市場份額較大,短期內航空、公路難以取代,如果採用「區域合一」的「橫切」方式,容易導致區域市場內部競爭不足,仍然存在局部壟斷行為。

  針對兩派觀點的爭論,北京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不存在完美無缺的改革方案,雖然國內對具體重組模式存在爭議,但鐵道部改革首先應政企分開,在這一點上已基本取得共識。

  未來鐵路改革無法迴避的是如何處理鐵路目前的巨額債務,趙堅認為,鐵路的巨額債務應當由國家財政、鐵路、國有銀行共同承擔。「未來鐵道部政企分 開後,可以由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注資,或通過發行國債置換鐵路債務作為資本金的方式,設立新的承擔鐵路債務的鐵路建設總公司,負責鐵路建設基金的管理和新線 建設,線路建成後轉交鐵路運輸企業運營。國家要下決心承擔鐵路債務。」

  針對鐵路改革時機,前述接近鐵道部的權威人士表示,「今年不會有改革措施出來,要等十八大後新的領導班子確認了,才有可能考慮。即使是大交通部的想法也沒人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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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病人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18/100484152_all.html#page2
2012年12月中旬,嚴冬肅殺,籠罩著甘肅省白銀市鄉間。

  收割過的玉米田,土地龜裂,秸稈茬子硬生生地挺著。

  56歲的民勤村村民武宗祿和妻子正在曬玉米。院子裡,房樑上,滿是碼齊的玉米棒子。這一年的豐收,並沒給他帶來太多喜悅,因為他得知,吃自家地裡產出的玉米、小麥等一切糧食、蔬菜,都會加重對身體的傷害。告知他的人用了一個詞:慢性自殺。這句話,來自正在村頭進行土壤污染修復工作人員。

  2011年,備受關注的白銀市東大溝土壤重金屬污染修複試點工程在民勤村啟動,試圖修復這個村因40多年使用工業污水灌溉而被重金屬鎘、鉛、砷等嚴重污染的65畝農田。

  武宗祿耕種了大半輩子的五六畝土地,雖然不在65畝之列,但使用的灌溉水是一樣的。從小到大,武宗祿一直吃著家中被污染土地里長出的玉米、小麥、土豆、白菜等。

  20年前,武宗祿就開始感到骨痛。起先疼痛在膝蓋部位,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到大腿骨,再後來就延伸到腰背。妻子情況更糟糕,手掌無力,伸張困難。

  財新記者發現,民勤村50歲以上村民中,這種疼痛較為普遍。疼痛也不只發生在民勤村,約3000畝的東大溝污灌區涉及的十餘個村莊,都有類似現象。

  他們的疼痛是一種病嗎?為什麼疼痛?迄今為止,沒有醫院或疾病控制部門給出標準的答案。少數到實地作過研究的疾病控制部門,至今並未公開結果。

  當地醫院只將這種痛作為一種個體的病來診斷,要麼是「骨質疏鬆」,要麼是「骨質增生」。

  實際上,武宗祿等村民身上出現的莫名疼痛,凡土壤研究學者均懷疑與當地土壤嚴重污染有關。

  上世紀30年代起,日本富山縣神通川上游鉛鋅廠流出的含鎘廢水污染了河流、土壤,並傳導至稻米、魚蝦,最終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經過數十年積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數百人被診斷為慢性鎘中毒。由於患者全身出現神經痛、骨痛,行動困難,大呼疼痛,這種病也被命名為「痛痛病」。

  財新記者在走訪中發現,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的污染路徑,與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極為相似。這是一條完整的污染鏈條:工廠排放的廢水通過澆灌污染農田,重金屬在土壤中富集並通過植物根系進入作物的根、莖、葉和果實,最終又通過糧食和蔬菜進入人體。重金屬在人體中經過幾十年富集後,威脅健康。

  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員尚琪,跟蹤研究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帶來的健康問題已有20餘年,他向財新記者否認中國出現了「痛痛病」。但他同時認為,中國有些地區土壤污染程度、糧食污染程度可能達到日本神通川地區的水平,受害者之所以未達到「痛痛病」程度,原因是比之日本當年,受害者生活水平提高,飲食更多樣且均衡。他並不否認長年食用受污染糧食、蔬菜者出現部分健康問題。他也承認,這方面研究還不足。

  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只是全國至少3250萬畝受污灌污染耕地的一個縮影。據全國污水灌區農業環境質量普查協作組20世紀80年代的調查,中國86%的污灌區水質不符合灌溉要求,重金屬污染面積佔到了污灌總面積的65%,其中以汞和鎘污染最為嚴重。

  時至今日,不僅尚無對白銀東大溝污灌區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公開研究報告面世,全國範圍內的污灌區重金屬暴露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危害也無法估量。

  武宗祿們的疼痛,無人診斷,難以命名,少人知曉。

民勤村怪病

  財新記者發現,無名疼痛如同無名瘟疫,民勤村中中年男女很少有人倖免。

  村民對病痛的描述一致:疼痛不分季節,不分時間。主要在腿腳和腰背骨頭,關節也會發病,嚴重者全身疼痛。

  疼痛自二三十年前在村民中發生,漸漸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疼痛發作時,往往疼痛難忍,關節感到冰寒。當刺骨疼痛陣陣襲來,即便是最強壯的中年男子也不得不服用止痛片。

  雖然病痛並不尋常,但因缺乏合理解釋,村民無法命名,只好將之統稱為「怪病」。去過醫院的村民,引述醫生診斷,將病痛歸因於「骨質增生」或因缺鈣導致的「骨質疏鬆」。大部分受病痛折磨的村民受限於經濟條件,並未看病。村中老人紛紛強調,這種疼痛與莊稼人操勞導致的疼痛並不相同。

  若將民勤村民的病症與日本富山縣「痛痛病」相比照,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處。民勤村的村民顯然沒有聽說過這種疾病,他們大多也沒有聽說過重金屬鎘。至於村邊東大溝污水中流淌著的其他重金屬和複雜化合物,他們更少瞭解。

  村民都知道上游工廠排放的污水很「髒」,由於缺少檢驗設備,村民多年來不得不用嘴嘗驗污水,以判斷污水濃度和酸鹼度是否可以用於澆灌莊稼。

  財新記者沿東大溝走訪了沿岸的郝家川、沙坡崗、崖渠水、觀音崖、民勤、雙台諸村,每個村的多數受訪村民都說村中存在骨痛怪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民勤村相距僅幾公里的民樂村黃灌區,因為一直使用黃河水灌溉,村民並不患有這種骨痛怪病。

漫長污灌史

  東大溝又名沙河,是白銀最大的排污溝,也是沿岸近3000畝耕地的灌溉水源。

  攤開白銀地圖,東大溝和西大溝由北向南從城區東西兩側穿過。東、西大溝從白銀城區出發,經過工廠和村莊,最終匯入呈「S」形環繞白銀的黃河。兩條大溝的首要作用,是排放城區和市郊工礦企業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

  與玉門、金昌等建國初年興起的工業城市一樣,白銀市因礦而生。從「一五」計劃開始,國家對白銀地區的銅、鉛、鋅、黃金等有色金屬資源進行大規模開發利用,大批外省移民進入荒無人煙的戈壁灘,開拓出一片礦區。自1958年建市以來,以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後改製為白銀有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白銀公司)為首的20餘家大型重金屬採選、冶煉、加工廠落戶白銀。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東、西大溝開始成為白銀工業廢水的排污溝,沿岸居民村民不得不用污水灌溉。199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白銀市的污水灌溉中,68%為工業廢水,32%為生活廢水。到2000年,工業廢水上升到74%,生活廢水佔26%。

  無法統計有多少污水流入數千畝土地。但這樣兩個圖景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半個多世紀以來,不斷被拋棄的礦渣已使郊區兩座在全國已屬最大型的巨型尾礦壩不堪重負,險象環生;整個白銀市,原本儲量豐富的礦產資源現已基本被掏空,2008年,白銀市被評為國家首批資源枯竭型城市。

  上世紀90年代末,白銀市政府開始著手解決東、西大溝污灌問題。隨後的「引黃提灌」水利工程,至今已為兩條排污溝沿岸村民供給十餘年灌溉用水。

  污灌至今仍未完全從東大溝消失。村民反映,使用黃河提灌水每畝每年要增加300元左右的成本,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而且由於黃河水位不穩定,位於東大溝中上游地區的村莊,並不能穩定使用提灌水。在無水可用時,東大溝污水仍是惟一的選擇。

  其實,即便改灌較為乾淨的黃河水,40多年污灌史早使這片土地被深重污染。覆水難收,覆「污」更難收。

哭泣的土地

  白銀市東郊的郝家川村村外,大片土地蒙著一層灰白色的鹼花,沒有近期耕種過的痕跡,鮮有野草。這片土地因污染已棄耕近20年。

  在沙坡崗村和崖渠水村,也有相同的情景。村民向財新記者證實,兩村至有近千畝土地被棄耕。一些棄耕地被當地政府編入「退耕還林」計劃,零零星星地長著一些白楊樹,更多的土地被生命力頑強的蓬草佔據。

  北方冬日下,這些村莊被遠近的工廠煙囪冒出的濃煙籠罩,一片灰霾。

  近20年,學者對東大溝污灌區進行的土壤重金屬含量和作物籽粒重金屬含量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顯示,不僅土壤中的鎘、汞、砷等重金屬含量不同程度超過國家土壤二級標準,污灌區生產的春小麥、玉米籽粒的重金屬含量亦超標嚴重。後者不但不符合國家規定的食品安全標準,更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糧食署推薦的安全限制相距甚遠。

  一些研究者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東大溝地區的土壤鎘含量已超過日本「痛痛病」病發地的含量。

  1998年,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南仁忠等人曾對白銀市的土壤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東大溝污灌區土壤中的多項重金屬含量遠遠高出黃(河)灌區,除鉛和鋅含量在土壤國家二級標準值範圍內,鎘和銅均超過國家二級標準。根據國家土壤標準,二級標準是耕地的最低標準。

  在此次抽樣調查中,東大溝污灌區土壤中的鎘含量的算術平均值達到10.36 毫克/千克,最小值達到2.76毫克/千克,最大值更是高達19.32毫克/千克。這意味著,對照更低的國家三級土壤標準,鎘含量平均值仍超標10餘倍;對照 「痛痛病」發源地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土壤的平均濃度2. 27毫克/千克,則超出近3.6倍。

  甘肅農業大學草業學院王國利等學者2006年2月在論文中公佈的數據則更為驚人。

  抽樣結果顯示,東大溝污灌區民勤村和沙坡崗土壤中的鎘含量高達34.84毫克/千克和30毫克/千克,沿岸其他村落的土壤鎘含量也嚴重超標。

  雖然植物根系對重金屬有相當程度的阻隔作用,但當重金屬含量高於植物所能承受範圍,重金屬仍會進入植物的根、莖、葉、花、果。

  西北礦冶研究院環境資源研究所雷思維等人在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東大溝污灌區春小麥籽粒中的鎘平均含量最高達到7.4毫克/千克,且春小麥對鎘的積累顯著高於土壤中鎘含量,富集能力強。銅、砷、鉛、汞亦在籽粒中檢出。

  南忠仁等也對東大溝污灌區春小麥和玉米籽粒中的重金屬含量作出分析。這份發表於2002年的研究報告指出,東大溝污灌區小麥籽粒中的鎘含量平均值達0.61毫克/千克,是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3倍;鉛含量平均值為1.29毫克/千克,是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1.3倍。玉米籽粒中的鎘和鉛含量,也分別達到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2.6倍和2倍。

斯土斯民

  迄今為止,尚無機構對東大溝污灌區居民暴露於重金屬污染下的健康風險進行全面有效的評估,也沒有學者或醫療工作者敢斷言村民怪病確實與土壤重金屬污染有關。

  不過,有零星的報告透露出白銀土壤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的潛在風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甘肅省環保監測站、甘肅省環保研究所與白銀公司勞動衛生研究所,曾對東大溝兩側的八個生產隊20歲以上男女社員進行調查。這項調查認為,沿東大溝兩側的生產隊因長期使用含重金屬廢水,土壤和農作物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灌區社員可能已受到重金屬污染。

  上述調查已見於公開發表的論文。尿鎘檢驗結果顯示,白銀污灌區社員尿液中的鎘含量中位數為每升3.28-3.757微克,明顯高於人體尿鎘正常值(每升2微克以下)。

  論文指出,雖然污灌區社員尿鎘與發鎘含量均未超過文獻報導的正常值範圍,但明顯高於對照區,說明鎘對人體已普遍產生污染。報告建議,由於鎘在體內有蓄積作用,應積極採取措施,防治持續加重的污染。

  在該論文發表22年後,西北師範大學自然地理學碩士研究生溫飛在其2005年發表的論文中,繼續探討了白銀區重金屬污染下的人體健康風險。此時,情況已極大惡化。

  溫飛的問卷調查發現,白銀區重金屬污染下的居民已經有63.4%表現出了與重金屬污染有關的症狀,且以慢性中毒症狀為主;有過慢性中毒症狀的人群佔總調查人群的56.6%。

  溫飛還通過研究飲食、食入、吸入三種暴露途徑,估算出白銀區居民在致癌物鎘、砷及非致癌物鉛、鋅、汞等重金屬污染下的人體健康風險。

  模型顯示,白銀區城市居民通過食入途徑攝入的重金屬已經接近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推薦的最大風險水平。若考慮到污灌區居民長期使用重金屬含量超標的作物,其總體健康風險高出城區區民50倍左右,達67.8人/(10萬人·年),即每年每10萬人當中有近70人因重金屬污染致死。

  這一結果超過ICRP推薦的最大可接受風險水平近14倍。

  溫飛目前供職於甘肅省環境科學院,繼續從事固體廢棄物污染研究。在論文發表近7年後,溫飛再度談論起論文中的研究結論,卻表現出一絲謹慎。溫飛的顧慮並非來自對論文結論的不自信,而是因他的結論缺乏其他研究來支持。在學術界裡,他的報告現已成為論證白銀地區人體健康受重金屬污染影響的孤證。

  「說實話,論文寫完後,我有些後怕,此後我也再沒做過跟蹤研究。當時我並沒有對這個結果進行識別,也沒有考慮到它在公開之後,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溫飛對財新記者說。

  溫飛強調,利用數值模型計算出的人體健康風險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仍有諸多考慮不全之處,重金屬污染對污灌區居民造成的實際健康影響需要更長時間的跟蹤調查。

  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白銀市的土壤污染狀況,並為白銀市政府撰寫多份環境保護規劃的專家建議稿的土壤污染專家南忠仁透露,他此前曾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對白銀城郊的土壤鎘污染對村民的健康影響進行研究,但立項申請最終了無回音。

  「國內在環境健康影響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可能是太敏感吧。」南忠仁說。

  雖然學術機構的研究項目被擱置,政府疾病部門依舊掌握著一些基礎數據。這些數據未被公開,甚至未告知受到重金屬污染影響的村民。不少村民透露,過去幾年雖有疾控部門人員前來採集血液和頭髮樣品,但並未告知檢驗用途,檢驗結果也未告知。

  與此同時,由於缺乏健康風險評估和基本的健康知識普及,東大溝污灌區的村民對重金屬污染和人體健康風險的瞭解幾乎空白。

  「我是今年去土壤修複試點裡打工,才第一次聽說重金屬,才知道哪些重金屬有毒,才第一次聽說如果麥子、玉米裡重金屬超標就不能食用。可是我們已經吃了這麼多年,還能有什麼辦法?」武宗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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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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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中旬,嚴冬肅殺,籠罩著甘肅省白銀市鄉間。

  收割過的玉米田,土地龜裂,秸稈茬子硬生生地挺著。

  56歲的民勤村村民武宗祿和妻子正在曬玉米。院子裡,房樑上,滿是碼齊的玉米棒子。這一年的豐收,並沒給他帶來太多喜悅,因為他得知,吃自家地裡產出的玉米、小麥等一切糧食、蔬菜,都會加重對身體的傷害。告知他的人用了一個詞:慢性自殺。這句話,來自正在村頭進行土壤污染修復工作人員。

  2011年,備受關注的白銀市東大溝土壤重金屬污染修複試點工程在民勤村啟動,試圖修復這個村因40多年使用工業污水灌溉而被重金屬鎘、鉛、砷等嚴重污染的65畝農田。

  武宗祿耕種了大半輩子的五六畝土地,雖然不在65畝之列,但使用的灌溉水是一樣的。從小到大,武宗祿一直吃著家中被污染土地里長出的玉米、小麥、土豆、白菜等。

  20年前,武宗祿就開始感到骨痛。起先疼痛在膝蓋部位,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到大腿骨,再後來就延伸到腰背。妻子情況更糟糕,手掌無力,伸張困難。

  財新記者發現,民勤村50歲以上村民中,這種疼痛較為普遍。疼痛也不只發生在民勤村,約3000畝的東大溝污灌區涉及的十餘個村莊,都有類似現象。

  他們的疼痛是一種病嗎?為什麼疼痛?迄今為止,沒有醫院或疾病控制部門給出標準的答案。少數到實地作過研究的疾病控制部門,至今並未公開結果。

  當地醫院只將這種痛作為一種個體的病來診斷,要麼是「骨質疏鬆」,要麼是「骨質增生」。

  實際上,武宗祿等村民身上出現的莫名疼痛,凡土壤研究學者均懷疑與當地土壤嚴重污染有關。

  上世紀30年代起,日本富山縣神通川上游鉛鋅廠流出的含鎘廢水污染了河流、土壤,並傳導至稻米、魚蝦,最終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經過數十年積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數百人被診斷為慢性鎘中毒。由於患者全身出現神經痛、骨痛,行動困難,大呼疼痛,這種病也被命名為「痛痛病」。

  財新記者在走訪中發現,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的污染路徑,與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極為相似。這是一條完整的污染鏈條:工廠排放的廢水通過澆灌污染農田,重金屬在土壤中富集並通過植物根系進入作物的根、莖、葉和果實,最終又通過糧食和蔬菜進入人體。重金屬在人體中經過幾十年富集後,威脅健康。

  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員尚琪,跟蹤研究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帶來的健康問題已有20餘年,他向財新記者否認中國出現了「痛痛病」。但他同時認為,中國有些地區土壤污染程度、糧食污染程度可能達到日本神通川地區的水平,受害者之所以未達到「痛痛病」程度,原因是比之日本當年,受害者生活水平提高,飲食更多樣且均衡。他並不否認長年食用受污染糧食、蔬菜者出現部分健康問題。他也承認,這方面研究還不足。

  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只是全國至少3250萬畝受污灌污染耕地的一個縮影。據全國污水灌區農業環境質量普查協作組20世紀80年代的調查,中國86%的污灌區水質不符合灌溉要求,重金屬污染面積佔到了污灌總面積的65%,其中以汞和鎘污染最為嚴重。

  時至今日,不僅尚無對白銀東大溝污灌區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公開研究報告面世,全國範圍內的污灌區重金屬暴露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危害也無法估量。

  武宗祿們的疼痛,無人診斷,難以命名,少人知曉。

民勤村怪病

  財新記者發現,無名疼痛如同無名瘟疫,民勤村中中年男女很少有人倖免。

  村民對病痛的描述一致:疼痛不分季節,不分時間。主要在腿腳和腰背骨頭,關節也會發病,嚴重者全身疼痛。

  疼痛自二三十年前在村民中發生,漸漸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疼痛發作時,往往疼痛難忍,關節感到冰寒。當刺骨疼痛陣陣襲來,即便是最強壯的中年男子也不得不服用止痛片。

  雖然病痛並不尋常,但因缺乏合理解釋,村民無法命名,只好將之統稱為「怪病」。去過醫院的村民,引述醫生診斷,將病痛歸因於「骨質增生」或因缺鈣導致的「骨質疏鬆」。大部分受病痛折磨的村民受限於經濟條件,並未看病。村中老人紛紛強調,這種疼痛與莊稼人操勞導致的疼痛並不相同。

  若將民勤村民的病症與日本富山縣「痛痛病」相比照,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處。民勤村的村民顯然沒有聽說過這種疾病,他們大多也沒有聽說過重金屬鎘。至於村邊東大溝污水中流淌著的其他重金屬和複雜化合物,他們更少瞭解。

  村民都知道上游工廠排放的污水很「髒」,由於缺少檢驗設備,村民多年來不得不用嘴嘗驗污水,以判斷污水濃度和酸鹼度是否可以用於澆灌莊稼。

  財新記者沿東大溝走訪了沿岸的郝家川、沙坡崗、崖渠水、觀音崖、民勤、雙台諸村,每個村的多數受訪村民都說村中存在骨痛怪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民勤村相距僅幾公里的民樂村黃灌區,因為一直使用黃河水灌溉,村民並不患有這種骨痛怪病。

漫長污灌史

  東大溝又名沙河,是白銀最大的排污溝,也是沿岸近3000畝耕地的灌溉水源。

  攤開白銀地圖,東大溝和西大溝由北向南從城區東西兩側穿過。東、西大溝從白銀城區出發,經過工廠和村莊,最終匯入呈「S」形環繞白銀的黃河。兩條大溝的首要作用,是排放城區和市郊工礦企業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

  與玉門、金昌等建國初年興起的工業城市一樣,白銀市因礦而生。從「一五」計劃開始,國家對白銀地區的銅、鉛、鋅、黃金等有色金屬資源進行大規模開發利用,大批外省移民進入荒無人煙的戈壁灘,開拓出一片礦區。自1958年建市以來,以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後改製為白銀有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白銀公司)為首的20餘家大型重金屬採選、冶煉、加工廠落戶白銀。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東、西大溝開始成為白銀工業廢水的排污溝,沿岸居民村民不得不用污水灌溉。199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白銀市的污水灌溉中,68%為工業廢水,32%為生活廢水。到2000年,工業廢水上升到74%,生活廢水佔26%。

  無法統計有多少污水流入數千畝土地。但這樣兩個圖景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半個多世紀以來,不斷被拋棄的礦渣已使郊區兩座在全國已屬最大型的巨型尾礦壩不堪重負,險象環生;整個白銀市,原本儲量豐富的礦產資源現已基本被掏空,2008年,白銀市被評為國家首批資源枯竭型城市。

  上世紀90年代末,白銀市政府開始著手解決東、西大溝污灌問題。隨後的「引黃提灌」水利工程,至今已為兩條排污溝沿岸村民供給十餘年灌溉用水。

  污灌至今仍未完全從東大溝消失。村民反映,使用黃河提灌水每畝每年要增加300元左右的成本,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而且由於黃河水位不穩定,位於東大溝中上游地區的村莊,並不能穩定使用提灌水。在無水可用時,東大溝污水仍是惟一的選擇。

  其實,即便改灌較為乾淨的黃河水,40多年污灌史早使這片土地被深重污染。覆水難收,覆「污」更難收。

哭泣的土地

  白銀市東郊的郝家川村村外,大片土地蒙著一層灰白色的鹼花,沒有近期耕種過的痕跡,鮮有野草。這片土地因污染已棄耕近20年。

  在沙坡崗村和崖渠水村,也有相同的情景。村民向財新記者證實,兩村至有近千畝土地被棄耕。一些棄耕地被當地政府編入「退耕還林」計劃,零零星星地長著一些白楊樹,更多的土地被生命力頑強的蓬草佔據。

  北方冬日下,這些村莊被遠近的工廠煙囪冒出的濃煙籠罩,一片灰霾。

  近20年,學者對東大溝污灌區進行的土壤重金屬含量和作物籽粒重金屬含量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顯示,不僅土壤中的鎘、汞、砷等重金屬含量不同程度超過國家土壤二級標準,污灌區生產的春小麥、玉米籽粒的重金屬含量亦超標嚴重。後者不但不符合國家規定的食品安全標準,更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糧食署推薦的安全限制相距甚遠。

  一些研究者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東大溝地區的土壤鎘含量已超過日本「痛痛病」病發地的含量。

  1998年,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南仁忠等人曾對白銀市的土壤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東大溝污灌區土壤中的多項重金屬含量遠遠高出黃(河)灌區,除鉛和鋅含量在土壤國家二級標準值範圍內,鎘和銅均超過國家二級標準。根據國家土壤標準,二級標準是耕地的最低標準。

  在此次抽樣調查中,東大溝污灌區土壤中的鎘含量的算術平均值達到10.36 毫克/千克,最小值達到2.76毫克/千克,最大值更是高達19.32毫克/千克。這意味著,對照更低的國家三級土壤標準,鎘含量平均值仍超標10餘倍;對照 「痛痛病」發源地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土壤的平均濃度2. 27毫克/千克,則超出近3.6倍。

  甘肅農業大學草業學院王國利等學者2006年2月在論文中公佈的數據則更為驚人。

  抽樣結果顯示,東大溝污灌區民勤村和沙坡崗土壤中的鎘含量高達34.84毫克/千克和30毫克/千克,沿岸其他村落的土壤鎘含量也嚴重超標。

  雖然植物根系對重金屬有相當程度的阻隔作用,但當重金屬含量高於植物所能承受範圍,重金屬仍會進入植物的根、莖、葉、花、果。

  西北礦冶研究院環境資源研究所雷思維等人在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東大溝污灌區春小麥籽粒中的鎘平均含量最高達到7.4毫克/千克,且春小麥對鎘的積累顯著高於土壤中鎘含量,富集能力強。銅、砷、鉛、汞亦在籽粒中檢出。

  南忠仁等也對東大溝污灌區春小麥和玉米籽粒中的重金屬含量作出分析。這份發表於2002年的研究報告指出,東大溝污灌區小麥籽粒中的鎘含量平均值達0.61毫克/千克,是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3倍;鉛含量平均值為1.29毫克/千克,是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1.3倍。玉米籽粒中的鎘和鉛含量,也分別達到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的2.6倍和2倍。

斯土斯民

  迄今為止,尚無機構對東大溝污灌區居民暴露於重金屬污染下的健康風險進行全面有效的評估,也沒有學者或醫療工作者敢斷言村民怪病確實與土壤重金屬污染有關。

  不過,有零星的報告透露出白銀土壤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的潛在風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甘肅省環保監測站、甘肅省環保研究所與白銀公司勞動衛生研究所,曾對東大溝兩側的八個生產隊20歲以上男女社員進行調查。這項調查認為,沿東大溝兩側的生產隊因長期使用含重金屬廢水,土壤和農作物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灌區社員可能已受到重金屬污染。

  上述調查已見於公開發表的論文。尿鎘檢驗結果顯示,白銀污灌區社員尿液中的鎘含量中位數為每升3.28-3.757微克,明顯高於人體尿鎘正常值(每升2微克以下)。

  論文指出,雖然污灌區社員尿鎘與發鎘含量均未超過文獻報導的正常值範圍,但明顯高於對照區,說明鎘對人體已普遍產生污染。報告建議,由於鎘在體內有蓄積作用,應積極採取措施,防治持續加重的污染。

  在該論文發表22年後,西北師範大學自然地理學碩士研究生溫飛在其2005年發表的論文中,繼續探討了白銀區重金屬污染下的人體健康風險。此時,情況已極大惡化。

  溫飛的問卷調查發現,白銀區重金屬污染下的居民已經有63.4%表現出了與重金屬污染有關的症狀,且以慢性中毒症狀為主;有過慢性中毒症狀的人群佔總調查人群的56.6%。

  溫飛還通過研究飲食、食入、吸入三種暴露途徑,估算出白銀區居民在致癌物鎘、砷及非致癌物鉛、鋅、汞等重金屬污染下的人體健康風險。

  模型顯示,白銀區城市居民通過食入途徑攝入的重金屬已經接近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推薦的最大風險水平。若考慮到污灌區居民長期使用重金屬含量超標的作物,其總體健康風險高出城區區民50倍左右,達67.8人/(10萬人·年),即每年每10萬人當中有近70人因重金屬污染致死。

  這一結果超過ICRP推薦的最大可接受風險水平近14倍。

  溫飛目前供職於甘肅省環境科學院,繼續從事固體廢棄物污染研究。在論文發表近7年後,溫飛再度談論起論文中的研究結論,卻表現出一絲謹慎。溫飛的顧慮並非來自對論文結論的不自信,而是因他的結論缺乏其他研究來支持。在學術界裡,他的報告現已成為論證白銀地區人體健康受重金屬污染影響的孤證。

  「說實話,論文寫完後,我有些後怕,此後我也再沒做過跟蹤研究。當時我並沒有對這個結果進行識別,也沒有考慮到它在公開之後,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溫飛對財新記者說。

  溫飛強調,利用數值模型計算出的人體健康風險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仍有諸多考慮不全之處,重金屬污染對污灌區居民造成的實際健康影響需要更長時間的跟蹤調查。

  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白銀市的土壤污染狀況,並為白銀市政府撰寫多份環境保護規劃的專家建議稿的土壤污染專家南忠仁透露,他此前曾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對白銀城郊的土壤鎘污染對村民的健康影響進行研究,但立項申請最終了無回音。

  「國內在環境健康影響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可能是太敏感吧。」南忠仁說。

  雖然學術機構的研究項目被擱置,政府疾病部門依舊掌握著一些基礎數據。這些數據未被公開,甚至未告知受到重金屬污染影響的村民。不少村民透露,過去幾年雖有疾控部門人員前來採集血液和頭髮樣品,但並未告知檢驗用途,檢驗結果也未告知。

  與此同時,由於缺乏健康風險評估和基本的健康知識普及,東大溝污灌區的村民對重金屬污染和人體健康風險的瞭解幾乎空白。

  「我是今年去土壤修複試點裡打工,才第一次聽說重金屬,才知道哪些重金屬有毒,才第一次聽說如果麥子、玉米裡重金屬超標就不能食用。可是我們已經吃了這麼多年,還能有什麼辦法?」武宗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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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病人走出去

2014-06-30  NCW
 
 

 

逃離「看病難」「看病貴」的中國醫療體系,接受國際一流的醫療服務,所需要

花費的成本遠比想像中低

◎ 財新記者 李妍 文liyan.blog.caixin.com 繼出國潮、留學潮、旅遊潮後,海外醫療正在升溫。

五年前,57歲的結直腸癌患者老牟被「宣判死刑」 ,倖存時間不超過兩年,不甘之下,老牟赴美治療,如今已經步入第六個「倖存年」 。

今年年初,老牟的女兒小牟被確診為乳腺癌,小牟選擇直接赴美治療,不僅為了更好的治療效果,也為了盡最大可能保住乳房。她表示,以患者為中心的醫護團隊和高級私人化的就醫服務都是吸引她的重要因素。

醫療全球化的趨勢已漸次清晰。去日本做精密體檢、去美國治療癌症、去英國做肝臟移植、去韓國做美容整形、去瑞士注射羊胎素已經成為富裕階層的最新選擇。泰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更以其經濟低廉的價格成為全球排名前五的醫療旅遊目的地。

根據斯坦福研究機構(SRI)發佈的報告顯示,全球醫療旅遊的遊客數量已從2006年的2000萬人次增長至2012 年的4000萬人次。2013年度全球醫療健康旅遊產業規模約為4386億美元,約佔全球旅遊產業經濟總體規模的14%。

根據中華國際醫療旅遊協會理事長賈笑芳的定義,醫療健康旅遊是以醫療服務、疾病護理、疾病健康管理、康複養生與健康休養為主題,以旅遊為載體的新興旅遊產業。

醫療全球化主要包括入境醫療和出境醫療(也稱海外醫療) 。 「中國醫療健康旅遊客戶90%以上以出境為主,中國入境醫療旅遊產業尚處於早期萌芽階段。 」賈笑芳對財新記者表示。

中國海外醫療的具體人數尚無從統計,但國外醫療機構已經紛紛開通面對中國的「綠色通道」和中文服務。美國聯盟醫療體系(簡稱 PHS)總裁與首席執行官、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 Gilbert H. Mudge 博士和梅奧診所(Mayo Clinic) 國 際 轉 診 主 任 Melissa Goodwin 都一致對財新記者表示,近年來,中國患者數量呈幾何增長態勢,中國市場未來潛力巨大,是所有國外醫療機構重點開發的市場區域。

海外醫療興起催生了新的產業。6月16日,紅杉資本中國基金(下稱紅杉資本)向北京盛諾一家醫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盛諾一家)投資約5000萬元。

據財新記者瞭解,這是國內出國看病服務企業首獲國際著名投資機構的投資。

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陸續 出現各類國際醫療城和國際醫療中心。

今年4月,海南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成立,這是目前全國惟一由國務院審批、以醫療旅遊為主導的第三產業園區,不但放寬境外醫師在此執業的限制,也開放境外資本在此建立醫療機構,其目標是成為新的國際化醫療及養生勝地。

盛諾一家創始人兼董事長蔡強對財 新記者表示,海外醫療不僅增加了病人的選擇權和就醫權,同時也將促進國內醫療體制的改善,最終都將惠及患者。

出國看病萌芽

明星及權貴階層首先做出示範效應。

2012年,劉翔因傷退出倫敦奧運會,赴歐洲最大的私立醫院英國倫敦惠靈頓醫院療傷。中國 NBA 明星姚明曾多次到美國赫爾曼紀念醫院手術,直至此院成為火箭隊的定點醫院。被譽為醫療診斷 「最高法院」的梅奧診所成為全球政要富豪的集聚地,美國前總統福特、里根、老布什,約旦前國王侯賽因,中國的商業領袖馮侖、潘石屹等都曾前往就診。

中國海外醫療興起不過是近五六年的事,但發展速度迅猛。據胡潤2013年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內地共有105萬名千萬富豪和超過6萬名億萬富豪,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內地富豪表示不滿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這些人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健康問題也格外關注,選擇海外醫療的人非常多。 」身家過億元的老牟表示,在他身邊,絕大多數朋友都會選擇海外醫療。 「不僅是重症,還包括慢性病、康複理療、營養保健和體檢。 」據蔡強介紹,盛諾一家的客戶「累計近千人,企業家佔80% 以上,金融機構佔一部分,私營企業比較多,年齡大多五六十歲,有足夠經濟能力。 」據財新記者瞭解,海外醫療的人群還包括部分政要官員、國企高管、明星等。

海外醫療並非想像中的天價。 「美國費用相對較高,但對於英國、德國以及新加坡等地來說,費用僅僅比國內高10%-30%。 」蔡強介紹說, 「美國費用全球最高,癌症平均花費15萬美元左右,但採用的是分段收費及治療,如果只要最關鍵的治療方案,費用是可控的,例如肺癌,只要1.5萬美元。 」選擇海外醫療的患者以癌症為主。

「海外醫療的主要病症中癌症佔80%,心臟病佔10%,神經系統疾病佔10%,原來癌症中晚期病人較多,在中國沒辦法了才去國外,現在早期病人越來越多,希望儘早到世界上最好的醫院治療。 」蔡強介紹說。

在蔡強看來,與國內醫療機構相比,國外醫療機構的診斷更加準確,治療方案更加全面、完善和個性化,但在實施完成環節,中國醫療技術水平並不差。 「所以很多病患到國外檢查、確診,獲得治療方案,再拿到國內找醫院實施,這是最經濟適用的選擇。 」蔡強說。

選擇就醫國家和醫院要因人而異。

以美國為例,美國共有5000多家醫院,根據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成人綜合排名前五的是約翰· 霍普金斯醫院、麻省總醫院、梅奧診所、克利夫蘭診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但在癌症、心臟病學及心外科等專科方面,醫院排名又有很大變化。

根據患者具體病症來選擇最合適的醫院和專家,是目前有關諮詢和服務機構的一項主要工作。據財新記者調查瞭解,重病症及經濟實力雄厚的患者多選擇美國、英國、德國等地就醫,輕病症及經濟實力一般的患者多會選擇韓國、印度、新加坡等地就醫。 「從醫療水平、硬件設施、藥品供應等多方面考慮,美國確實是最好的,價錢也最貴,英國與之相比性價比更高,質量好,費用便宜了一半,從亞洲看,日本也不錯,但日本醫療簽證手續非常難辦。 」蔡強說。

中外差距何在

大廳裡的鋼琴,單人病房裡的鮮花,窗外綠茵河流的美景,都是病患體驗的一部分。在「看病難、看病貴」的中國,這是奢侈標準。但蔡強說,在國外醫療機構,這是基本標準。

在美國,最優質的醫療資源集中在非營利和私立醫院,醫院品牌及服務至關重要。據梅奧診所 Melissa Goodwin 對財新記者介紹,梅奧的所有醫療程序都採用預約制,為保證服務質量,梅奧會對每日就診人數進行控制。 「在梅奧,醫患關係是非常好的,不用排隊,醫生會蹲下來查看你的病情,一次就診時間至少半個小時,這種信任和尊重是潛移默化中形成的。 」 北大腫瘤醫院肝膽胰外科副主任醫師錢紅綱對財新記者說。

根本的差異在於治療效果。 2012年,美國癌症學會和國家癌症研究所聯合發佈報告稱,由於存活率提高等因素,到2022年美國癌症倖存者將從目前約1370 萬增至約1800萬。美國目前癌症倖存者中,約45% 的人年齡在70歲以上,只有5% 的人不到40歲,64% 倖存者確診已至少5年,15%的倖存者患癌20年以上。

中國腫瘤登記中心今年發佈的2013 年年報則顯示,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為350萬,因癌症死亡的有250萬,癌症已排在城鄉居民致死病因前列,在癌症的治癒率上,目前發達國家已達65%,中國僅有25%左右。

以結直腸癌為例, 「美國結直腸癌患者五年生存率10年前就已達到67%,中國目前為31%。 」老牟說。

中外差異最大的環節是診斷與治療方案。據 Melissa Goodwin 介紹,在梅奧實行「病人中心制」 ,圍繞病人組建專家團隊。例如,肺癌患者的專家團隊成員包括內科醫生、肺病醫生、肺癌醫生、腫瘤醫生、放療醫生和社工等。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領域和意見,最後綜合大家意見拿出診斷結果和治療方案,這個結果需要所有人員認可簽字。 」診斷結果和治療方案還會不斷調 整。 「中國做影像、穿刺和病理切片的資料基本就是不變的,在這個基礎上,不同醫院和醫生的治療方案大同小異。 」老牟說, 「在梅奧,每年要做新的病歷資料,治療方案也在隨著調整,這是治療效果比較好的重要原因。 」按照中國的治療體系,各科室相對獨立。老牟曾往返於不同的科室之間,不得不根據各種醫學專用術語自己做決定。再加上動輒排隊幾小時,問診時間不到10分鐘的待遇,老牟深感兩國醫療體驗大相逕庭。

儀器設備條件的差異也不小。質子治療系統被稱為「殺癌利器」 ,可直達腫瘤中心,減少對身體其他部位的傷害,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也是最昂貴的超大型尖端醫療設備,目前只有美國、日本等少數發達國家才能夠製造。

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系統已經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主要用於成人和兒童的普通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婦產科、頭頸外科以及心臟手術,是一種使用微創方法實施複雜外科手術的系統。 「比如心臟搭橋手術,可以做微創,不用開胸了。 」 蔡強介紹說,目前國內只有北京301醫院有一台。 「美國前列腺癌手術80% 用達芬奇,副作用小,創傷小,中國1%都不到。 」中國缺乏經濟有效的抗癌藥物,也是大量癌症患者走向海外的重要原因。

2012年,美國癌症學會和國家癌症研究所聯合發佈報告稱,男性癌症倖存者中,前列腺癌、結直腸癌、黑色素瘤患者最常見,分別佔全部倖存者的43%、9%和7%; 女性癌症倖存者中,乳腺癌、子宮癌以及結直腸癌患者最常見,分別佔41%、8%和8%。

在中國缺乏抗癌藥的領域,美國癌症倖存者卻最多。 「主要集中在治療白血病、肺癌、直腸癌、乳腺癌和黑色素瘤等方面。 」 盛諾一家首席醫務官、醫學博士連耀國對財新記者介紹說。

國外藥物進入中國主要難在專利和審批方面。據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介紹,一些申請專利得到世界知識產權保護的藥物,在保護期內,其他國家和企業是不能夠仿製的,因此,引進新藥,必須專利方藥企主動申請。

即使專利方藥企主動申請進入中國,也需向中國藥監和價格部門遞交各種材料,以獲得藥品批號,其中包括以中國人為樣本的臨床試驗數據,完成臨床數據,獲得批號,至少需要兩到三年。

再加上中國高關稅和層層加價的分級銷售體系,中國進口藥品往往因價格高企而銷售不佳。 「價格差得多的可以在10倍左右。 」老牟說,近年來,海外代購格外熱火,但也出現了魚龍混雜,以假亂真的現象。 「所以一些人到國外看病就是衝著新藥去的。 」

瞄準中國市場

中國患者數量的迅速增加引起了多家美國醫療機構的注意。提供免費翻譯服務和中文網頁成為頂級醫院的標配,在電話諮詢時,一聲「你好」就會得到對方的中文對話服務。

梅奧診所Melissa Goodwin介紹說,2012年至2013年,中國患者數量翻了2倍,今年下半年,中國患者數量會翻3倍。 「中國本來不是我們國際化策略的一個優先市場,但是近幾年,中國已經上升到我們第二級優先的市場了。 」美 國 醫 療 聯 盟 體 系 Gilbert H.

Mudge表示,中國市場非常重要,PHS 將在北京、上海建立醫院,並在深圳、烏魯木齊等地開展合作項目。

在此基礎上,海外醫療諮詢及服務機構也在全國遍地開花。據財新記者調查發現,類似機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地,服務內容包括醫療諮詢、病歷整理、陪同服務等。

開設醫療旅遊的旅行社也在增多。

2013年,凱撒旅遊推出針對高端人群的海外醫療體檢路線,主要包括赴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的精密體檢旅遊產品。眾信國際旅行社也推出為小眾高端消費者定製的體檢、療養類海外醫療旅遊產品。

行業模式各有不同,大部分機構以醫療旅遊為主,提供整形美容、試管嬰兒、幹細胞治療等服務。比較知名的包括優翔國際旅行股份有限公司、悅安健康集團、杭州五舟醫院管理有限公司等。

在合作方式上,絕大多數海外醫療服務機構都以病患家屬身份陪同治療,主要提供翻譯、家屬住宿、手續辦理等工作。 「我們是惟一一家採取『官方協議合作』方式服務的機構。 」蔡強介紹說,這意味著盛諾一家可與醫院及科室直接溝通,在患者授權的情況下,工作人員可通過官方渠道協助完成患者病歷資料錄入、修改、審閱等工作,為患者提供更為細緻直接的服務。

盛諾一家表示已與美、英、德、韓、新加坡等國頂級醫療機構簽約,包括美國的麻省總醫院、布列根和婦女醫院、梅奧診所、英國的惠林頓醫院、國王學院附屬醫院、皇家布朗普頓醫院等,服務包括出國看病與諮詢、國外專家遠程會診服務、出國體檢諮詢與服務等。

重症病患居多令出國看病服務面臨很大風險。 「很多機構聲稱自己可以做『一站式』服務,但實際上都是與美國當地中介合作的,層層外包,一旦出事就沒人負責。 」曾諮詢調查多家海外醫療服務機構的老牟說。

產業萌芽初始,良莠不齊的現狀導 致海外醫療服務信任度較低,但隨著新玩家的進入,這種狀況有望改善。

6月16日,盛諾一家獲紅杉資本中國基金投資約5000萬元, 這是業內首例,也意味著海外醫療服務行業開始得到資本方關注。 「海外醫療肯定是有很大需求的,遠比今天的要大。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合夥人周逵對財新記者說 : 「我們的投資並沒有短期回報預期,主要追求長期成長及品牌效應。 」最重要的是,在鼓勵社會資本辦醫,逐步取消境外資本辦醫限制的大趨勢 下,海外醫療興起被認為必將激發中國醫療體系的鯰魚效應。正如美國杜克大學法奎商學院工商管理學副教授 marco d. huesch 的評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醫療服務的全球化蔓延能夠帶來各國醫療系統的反思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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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很競爭,挑病人的事不易發生

2014-06-23  TCW  
 

 

為瞭解實施DRG是否導致醫生口中的醫療人球、老弱不保現象,我們採訪健保署長黃三桂,他認為此情況發生機率很低。以下是訪談紀要:

Q:許多急診室已塞爆,DRG二階段實施後,急診室會更擠?

A:台灣一○一年急診七百二十萬人、一○二年急診六百八十萬人,急診人數是有下降的。台灣民眾把急診當門診看,急診裡面比較輕微症狀的佔了四○%,沒有需要急診的人也用了急診,造成壅塞,跟DRG應該沒有大的關係。

Q:DRG會讓醫院產生資源重分配的效果,容易賠錢的重症被輕忽,醫生篩選較容易醫治的病人?

A:這種情況很少,醫師沒辦法知道哪些病人很嚴重就不收,醫院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醫學中心更不可能,它就是要收這種艱困的Case。DRG實施之後,做DRG的醫院所申報得到的費用,不但沒有比以前少,還比以前增加。

Q:很多醫師反映DRG讓他們被醫院警告或扣薪水?

A:應該不是這樣子講。DRG是一個SOP的標準作業流程,不希望醫師收的病人超過住院時間,當一個病人沒有在正常時間處理好,醫院就會覺得健保費用不夠,但有一部分個案超過DRG給付,我們還會給八○%費用。如果流程是七天出院,但醫院做到五天就出院,我們也會給七天,是一種截長補短,中性的給付方式。

Q:這會不會讓醫院喜歡收五天,不喜歡收超過七天的?

A:在台灣是比較不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因為台灣的醫療很競爭。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我們不可諱言會有這種狀況,大部分台灣的醫院都非常有愛心。

Q:有可能DRG立意良善,但醫院、醫師擔心申請不到錢,而自我設限?如果健保是保大不保小,自我設限就不會這麼嚴重?

A:保大不保小這個理念很好,國外很多也都是這樣做,但我們整個社會環境是這扇門已經開了要收很不好收,要改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也很希望錢要用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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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理安撫默克爾:我們不是“歐洲病人”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555

法國不是“歐洲病人”。這是法國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周一訪問德國時說的話。他此番造訪旨在使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德國議員們放心,法國對提振經濟增長一事認真看待。

“我在這里向你們保證,法國意識到自己在歐洲肩負的責任,正在進行改革。”他並稱,理解德國人民和媒體對法國的質疑。

此前法國政府再次承認,需要更多時間降低預算赤字占GDP比,以達到歐盟限定的3%。對此歐盟委員會認為,法國修正後的預算赤字目標顯然不符合去年6月歐盟部長會議達成的建議。

默克爾表示,瓦爾斯告知她關於法國“雄心勃勃且要求嚴格”的改革計劃,德國承諾給予支持。不過默克爾並未透露,她將自己所在的執政黨成員近期對法國財政紀律及結構性改革表達的不滿情緒傳達給了瓦爾斯。

就在瓦爾斯到訪德國之前,德國國內強烈呼籲法國堅定承諾提振經濟。

默克爾用安撫的口吻稱,德國的經驗已經顯示財政整固和經濟增長可以兼得。華爾街日報報道,默克爾把法國促增長努力是否足夠判決交給了歐盟委員會。“我看到了歐盟委員會的努力,和努力的價值,我認為這是關乎歐洲的信譽。歐盟嚴格的預算法案是靈活的。”

法國經濟上半年零增長,該國政府竭力尋求促進經濟增長的辦法。法國《輿論報》報道,穆迪通知法國政府,將把該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1下調至Aa2。(見華爾街見聞網站相關文章

而歐債危機之後,德國經濟的強健表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當法國和意大利還在努力削減赤字,德國明年可能錄得1969年以來首度預算平衡。

明鏡在線援引默克爾所在的德國基民盟副主席Andreas Schockenhoff的話稱,法國只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體現自己的領導國地位,這是遠遠不夠的。

基民盟籍的歐盟議會議員Herbert Reul表示,他期待著法國新政府不再拖延,做出努力,降低財政赤字率。他批評說,法國方面稱不能再加大財政緊縮力度,這是不對的,對不得不接受退休金減少措施的希臘人或葡萄牙人來說,這種觀念猶如“扇人耳光”。(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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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病人”意大利盼來“中國大夫”:中國資金搶購意大利資產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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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活躍在意大利的不僅僅是中國遊客,還有龐大的中國資金。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中國通訊設備巨頭華為負責市場策略的董事William Xu介紹,由於美國以技術和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資金購買美國資產進行嚴格審查,華為轉而投資歐洲,對歐投資已高達5億歐元,且投資額將繼續增加。意大利政府尤其“開放並善於合作”。

自從2010年以來,中國調整了購買海外資產的策略,不再僅專註於國外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自然資源,而將購買範圍擴展到了歐洲。因為歐元區債務危機令他們意識到,百年一遇的入手機會出現了,中國人可以去買世界級品牌和發達國家關鍵性基建設施資產的股份。

近些年,中國投資者在整個歐洲大陸搶購資產。按照美國智囊Heritage Foundation提供的數據,意大利今年收獲的巨額交易合同是全歐洲最多的:將近35億歐元。

中國投資者對意大利資產的興趣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

10月8日消息稱,光明食品集團旗下子公司益民食品一廠近期與意大利豐塔納(Fontana)家族達成協議,收購意大利橄欖油制造商Salov集團多數股權;今年7月,中國國家電網買下意大利能源網絡控股公司CDP Reti的35%的股權。後者控制著意大利電力網絡運營商,且負責輸送天然氣;7月,國家外匯管理局也收購了意大利藍籌股上市公司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公司(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2%的股權。

不僅如此,華爾街見聞提及,外管局還持有意大利電信(Telecom Italia SpA)以及電纜制造商普睿司曼(Prysmian SpA)各自大約2%的股權。外管局已經從意大利油氣生產商Eni SpA和基礎設施公司Enel SpA買入了類似比例的股權。

為了降低高達2萬億歐元的公共債務,意大利正籌措基建項目建設資金,計劃以出售國有資產籌資。而國家電網收購CDP Reti股權一案成為中國在意大利的最大投資案例之一。

按照政府官員和外交官員的解釋,這種投資界的明顯轉變部分是出於歐洲的需要,而且也反映出歐洲對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過程的反應。

華爾街見聞曾提及,意大利二季度GDP下滑0.2%。至此,過去14年的累計GDP漲幅被全部抹去。意外陷入衰退的意大利經濟跌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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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病人”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513

2014年3月8日,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宏達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滄龍在京參加兩會。一年後,他沒有出現在2015年兩會現場。 (CFP/圖)

因為一座來路不明的礦山,四川宏達集團陷入無窮麻煩之中。這家控股兩家上市公司、管理資產逾3000億元的大型民營企業,為何走到這一步?

作為本屆全國政協委員,劉滄龍沒有出席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劉滄龍是四川宏達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宏達集團)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四川宏達股份有限公司(600331.SH,下稱宏達股份)的實際控制人。

與劉滄龍在兩會同組的一位現任副省級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請了‘病假’”。宏達集團一位駐北京的員工也表示,“他(劉滄龍)沒來北京參加兩會,我們是知道的。”

實際上,至少自2014年12月以來,劉滄龍就沒有再公開出席活動,包括2015年2月10日的公司年會。在宏達集團的官方網站上,隔三差五還會刊登劉滄龍的文字信息,但使用的圖片,卻只是舊的資料圖片。

這不是宏達集團和宏達股份第一次這樣處理他們高管的“個人信息”。

2014年7月,時任宏達股份董事長楊騫疑似“失聯”後,宏達集團的新聞發言人給予南方周末記者的回複稱,楊騫因為“生病”做手術,在家休養。

從宏達集團董事局主席到宏達股份公司董事長,為何都成了“病人”?這家控股兩家上市公司——宏達股份、金路集團(000510.SZ),管理資產逾3000億元的大型民營企業,究竟發生了什麽?

風雲突變

1979年7月,時為四川什邡縣(今為德陽市所轄縣級什邡市)民主鄉鄉辦油廠職工的劉滄龍等人,嘗試用土法生產“普通過磷酸鈣”,走出了宏達創業的第一步。發展至今,磷化工仍然是宏達集團的主業之一。

據宏達集團官方網站介紹,目前,該公司產業領域,已涵蓋工業、礦業、金融、地產、貿易和投資等六大板塊;“管理資產逾3000億元人民幣,員工30000余人,國內外成員企業60家,控股2家上市公司,年實現銷售收入400多億元,利稅30多億元”;是“中國500強企業、中國最大500家企業集團”。

回顧宏達的發展歷程,第一塊跳板是走上資本市場:2001年,宏達股份在上交所上市。從成立之初至目前,劉滄龍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第二塊跳板是獲得雲南一處礦產的采礦權。2003年,宏達股份通過其控股的子公司雲南金鼎鋅業有限公司(下稱雲南金鼎鋅業),獲得了潛在經濟價值愈千億元的亞洲最大鉛鋅礦——雲南蘭坪鉛鋅礦。

隨著公司規模的壯大,劉滄龍的頭銜也越來越多。2003年,他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2007年,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後轉任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2008年,連任全國人大代表;2013年,轉任全國政協委員至今。

從2009年開始,宏達集團在資本市場活躍起來。2009年11月,宏達集團成為另外一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團的第一大股東,劉滄龍成為金路集團的實際控制人。一年後,由宏達集團為控股股東的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開業。宏達至此掌握了一張在中國非常稀缺的信托金融牌照。

然而,從2013年開始,劉滄龍和他的宏達,也逐漸深陷“風波”。

結果之一,是劉滄龍失去了在金路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地位。

2013年8月,宏達集團與德陽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下稱德陽國資公司)簽署《授權委托書》,約定:“為保持公司的穩定和發展”,宏達集團將所持金路集團股份3134萬股的相關股東權利授予德陽國資代為行使;同時承認德陽國資作為金路集團實際控制人的地位,並在金路集團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它經營管理活動中,宏達集團不實施任何可能影響德陽國資作為金路集團實際控制人地位的行為。

該授權委托書的有效期是2013年9月13日起,至2014年年終。

2014年6月19日,宏達集團減持600萬股的金路集團股票後,其剩余持股數為2534萬股,占總股本的4.16%,仍然是第一大股東。

2014年11月,宏達集團與德陽國資公司又簽署新的協議,宏達集團繼續將其所持的全部金路集團股份的相關股東權利,授予後者代為行使,有效期為2015年全年。德陽國資公司,也繼續維持其在金路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地位。

逃過一劫

宏達集團也曾遭刑事調查。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由權威機關於2013年11月出具的司法文書顯示,為便利融資及增加業績等因素,漢龍集團、宏達集團,與央企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礦有色”),在2007年4月達成三方合作協議。

漢龍集團以其子公司四川平原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宏達股份股票做質押,向五礦有色融資6億元;同時,“為了增加五礦有色的業績”,宏達集團與五礦有色完成每個月約5000噸鋅錠的交易。

漢龍集團也以購買鋅錠為由,與宏達集團簽訂虛假貿易合同,將資金多次轉往宏達集團。宏達集團則給漢龍集團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在扣除印花稅等費用成本後,將資金轉給五礦有色。

宏達集團還與五礦有色簽訂了虛假的貿易合同,五礦有色根據宏達集團轉來的金額,先是給宏達集團虛開增值稅發票,再扣除“利潤”後,將資金又轉回到漢龍集團的賬上。

這種合作模式,一直持續到2013年6月。

“經依法審計”:2008年7月10日至2013年6月25日,三方在“沒有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漢龍集團向五礦有色,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1.1萬余份,價稅合計110.36億元,稅額16.04億元;五礦有色向宏達集團,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1071份,價稅合計110.76億元,稅額16.09億元;宏達集團向漢龍集團開出增值稅發票9569份,價稅合計110.78億元,稅額16.10億元。

以上總計,三家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2萬多份,價稅總計約331.90億元,稅額48.22億元。

一位五礦集團的管理層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了五礦有色被有關部門調查一事,“我們集團公司也調查了五礦有色”。

但最後,對於這起被多位法律界人士稱為“有史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虛開增值稅發票案,司法機關並沒有繼續跟進。

高管“失聯”

雖然虛開增值稅發票案沒有被深究,但針對宏達集團的調查並沒有終止。

2014年7月下旬,多位接近宏達集團的消息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時任宏達集團董事局副主席、宏達股份董事長楊騫“失去聯系”,疑被紀檢部門調查。

生於1955年的楊騫,曾在四川德陽、什邡、海南等地方政府任職。1998年至2002年,他進入金路集團工作,先後擔任總經理、常務副總裁、董事等職務。

2002年底2003年年初,劉滄龍的親屬所掌控的漢龍集團,通過旗下子公司,成為金路集團第一大股東。楊騫則在2002年3月,“跳槽”至宏達股份任副總經理;翌年4月,擔任董事;2004年4月,擔任總經理。2010年4月26日,楊騫接替劉滄龍,任宏達股份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

2014年7月,南方周末記者多次撥打楊騫的兩個手機,一個設置為來電提醒,一個關機。

當時南方周末記者就此問詢宏達股份董事會秘書羅曉東與宏達集團副總裁、董事局秘書劉德山,兩人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複。

羅曉東稱,楊騫現在非洲出差,考察項目,具體歸期不詳。劉德山則表示,楊騫因為身體不好,在北京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接受心臟手術,目前正在家中休養。因擔心外界幹擾,故沒有與外界較多聯系。至於楊騫的休養地點,是在北京還是成都,劉德山回答,“應該在北京”。

一位接近案件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早在2014年7月10日左右,楊騫以及宏達股份時任總會計師陳力等人,即已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

一個月後,2014年8月29日,宏達股份發布公告稱,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於2014年8月27日以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實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這個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的董事會,通過了兩個議案:1.審議通過了《四川宏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報告及其摘要》;董事會還審議通過了《四川宏達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副總經理楊希先生辭職的議案》,“公司副總經理楊希先生因個人原因向公司董事會提出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楊希同時還是雲南金鼎鋅業的時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此前,楊騫也擔任過這兩個職務。

2014年9月5日,宏達股份又發公告稱,宏達股份於2014年9月4日,以現場開會的方式,再次召開董事會。但是,“董事長楊騫先生因病未能出席”。

這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5個議案,其一,“因工作變動,楊騫先生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其二:“根據工作需要,陳力先生不再擔任公司總會計師”。

楊騫的宏達股份董事長、法定代表人身份,在隨後的臨時股東大會上,也一並去除。

禍起雲南蘭坪鉛鋅礦

對於楊騫、陳力等人的涉案原因,有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3年,宏達在收購雲南蘭坪鉛鋅礦中,涉嫌重大違法違規事項。

蘭坪鉛鋅礦位於雲南省怒江州蘭坪縣,在1965年被雲南省地礦局勘探發現,並於1983年出具《雲南省蘭坪縣金頂鉛鋅礦詳細勘探地質報告》。該報告提到,蘭坪礦鉛鋅共計1553萬噸,是中國迄今探明儲量最大的鉛鋅礦床,也是“亞洲第一鉛鋅礦”。

這個超級大礦藏,早年因交通運輸條件、供電條件等限制,開發並不順利。1998年,雲南決定自主開發這一礦產,由省屬企業雲南冶金集團總公司(下稱雲南冶金)出資成立雲南蘭坪有色金屬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蘭坪有色),具體運作。

但在2003年,劉滄龍突然入主蘭坪有色。

2003年1月24日,宏達股份宣布以1.53億元入股蘭坪有色,持股51%,宏達集團出資0.27億元,持股9%,宏達合計持股60%。原控股股東雲南冶金成為第二大股東,僅持股20.4%;蘭坪縣財政局持股10.12%,怒江州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持股8.28%;雲南銅業(集團)有限公司持股1.2%。2003年7月,蘭坪有色更名為雲南金鼎鋅業有限公司。

蘭坪鉛鋅礦迅速成為宏達最重要的利潤來源。宏達股份歷年年報顯示:

2005年,雲南金鼎鋅業,實現凈利潤2.33億元;歸宏達股份所有的為1.19億元,占當年宏達股份凈利潤的64.20%;2006年,凈利潤12.77億元,歸宏達股份所有的為6.51億元,占當年宏達股份凈利潤的102.15%;2007年凈利潤12.43億元,歸宏達股份所有的為6.34億元,占宏達股份凈利潤的比重114.58%。

即使在2008年,受汶川地震,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宏達股份凈虧損5.89億元的情況下,雲南金鼎鋅業仍實現凈利潤2.07億元,其中歸宏達股份所有的為1.06億元。最近的2013年年報顯示,雲南金鼎鋅業為宏達股份所貢獻的凈利潤,為後者凈利潤總額的178.17%。

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雲南金鼎鋅業,沒有蘭坪鉛鋅礦,宏達股份在多個年份里是處於凈虧損狀態。

那麽,這個最重要的利潤源,“潛在經濟價值逾千億元”的“亞洲第一鉛鋅礦”,為何能從雲南省屬企業手中,轉入劉滄龍個人實際掌控的宏達之手?這個在當時的雲南政界、商界,引起巨大非議的交易,如何能夠完成?

這些蹊蹺之處,尚有待揭開謎底。

巧合的是,2014年8月29日,中央紀委宣布,擔任雲南省委書記10年之久的白恩培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同日,宏達股份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董事會,公司副總經理兼時任雲南金鼎鋅業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楊希,“因個人原因”辭職。

2015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宣布,對白恩培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

劉滄龍去向成謎

劉滄龍到底身在何方?2014年11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向宏達集團求證,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複稱,劉當時在坦桑尼亞出差。宏達集團在非洲坦桑尼亞投資約30億美元,開發了煤電鐵一體化項目。同年11月26日,宏達集團官網也報道了此事,並配有劉在坦桑尼亞的多張現場照片。

但從2014年12月開始,宏達集團官網多次刊載劉滄龍各種講話的報道,卻再也沒有現場圖片刊出;包括四川省副省長在內的官員到宏達集團企業視察,劉滄龍也沒有出面陪同。

一位接近案件的知情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來自雲南、四川的公安、監察等強力部門,在2014年11月,調查了數家與宏達集團有密切業務往來公司的情況,這一案件的代號為“12·28案”。

一位銀行人士也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包括其所在銀行的總部、四川銀監局等在內,數次要求其所在銀行匯報與宏達集團及其下屬企業的貸款情況。“我們在逐步收窄對宏達的貸款余額。”

宏達集團官網顯示,集團現在出面的,多是劉滄龍的兒子,宏達集團董事局董事劉軍。

2015年1月12日,中國銀行德陽分行行長等人赴宏達集團位於成都的總部,宏達方面參與會晤的為首者則是劉軍;2月10日,宏達集團的年會,也是劉軍出面發表新年致辭。

“劉軍實際主持著這幾個月的工作。對於劉滄龍的去向,我們與他(劉軍)、與宏達的其他高管溝通,他們都說‘放心,沒事’。”一位銀行管理層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5年3月3日,全國“兩會”開幕當天,《每日經濟新聞》刊發劉滄龍的“兩會建言”,但很快,其所屬網站“每經網”的有關網絡鏈接失效。

第二天,宏達集團官網以《全國政協委員、宏達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滄龍建言全國兩會》為題,繼續刊登這一消息,並作為該網站的頭條,直至3月12日。

上述銀行管理層人士稱,他們向宏達公司詢問劉滄龍的動向,得到的回複是“去北京開‘兩會’了”。

但是,南方周末記者向多位全國“兩會”與會人士問詢後確認,劉滄龍並沒有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

南方周末記者就此數次向宏達集團副總裁、董事局秘書劉德山,以及宏達股份董事會秘書羅曉東求證,均未能接通電話,或是聽完問題後掛斷電話,繼續撥打則不再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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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前最後一仗 楊玉欣打得漂亮 催生《病人自主權利法》 開亞洲先例

2015-12-28  TWM

四年前,楊玉欣以弱勢代言人的角色進入立法院,身障加上素人雙重身分,問政成績始終未被看好;本屆立法院休會前一刻,《病人自主權利法》三讀通過,總算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她,怎麼做到的?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點五十九分四十秒,台聯立院黨團幹事長周倪安簽名支持《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楊玉欣高興得差點哭出來。原來,下午三點是朝野協商法案送進院會的截止時間,這天又是本屆立法院最後一天院會,法案獲各黨團簽字同意時,即宣告楊玉欣過去三年的努力,終於成功了。

這二十秒,對楊玉欣而言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超過三點,《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就無法在這屆立法院過關,她卸任在即,未來相關法案要再排入議程,十分困難。

奮戰到最後一刻的楊玉欣,當天法案完成三讀後,開心之餘,還夾雜著「虛脫、疲累」的感覺,但她也知道,還有好多事等著要做。

儘管比歐美晚了二、三十年,《病人自主權利法》仍是亞洲第一部相關法案;隔天登上國內各報頭版,成為楊玉欣立委任內最漂亮的成績單。

十九歲那年,楊玉欣與姊姊、弟弟同時被宣布罹患罕見疾病「三好氏遠端肌肉無力症」,醫生甚至委婉勸說,「去做想做的事,以後不必再來了。」當時就讀國立藝專的楊玉欣知道自己的人生路,不可能像同學一樣當演奏家或老師,她下定決心,要「把握時間、全力衝刺」。

初入立院,被譏「罕見立委」勤做筆記少發言 從中找到切入點四年前機會來了,楊玉欣出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決心替身心障礙者發聲並解決問題。而她的夫婿、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孫效智,也投入協助問政,「一人當選,兩人服務,一致對外。」孫效智笑說。

楊玉欣在立法院剛開始表現並不出色,她坦言:「因為沒做過,心情很緊張。」於是她選擇先觀察,勤於出席會議,做筆記但不發言。第一次發言,是在門檻最小、僅針對時政抒發五分鐘評論的國是論壇,一度遭譏為「罕見立委」;對此,孫效智解釋:「不懂不能發言,以免出問題。」幾個月後,楊玉欣找到定位,聚焦外界最不關心的老弱病殘與失能者,為關心對象。她很清楚,這些努力很多人不知道,甚至,這些事情在很多人眼裡,不一定有價值;但為了病友,還是要堅持下去,並找來律師與社工師當助理,共同奮鬥。

「外面的人實在太難了解病友的心情。」她以自身為例說,「我最大的願望是睡一個好覺,到現在卻沒有一天可以,因為同一姿勢久了,身體難免會痠、麻、癢、痛。五十公斤的身體,連動的力氣都沒有,只好每天晚上叫醒先生幫忙翻身。」「我先生要先搬我的右腳,再搬左腳,之後推屁股,再把壓到的手拉出來,才算完成。這樣的SOP(標準作業流程),每晚要五到十次。」楊玉欣連珠炮似地說。

為弱勢爭權益的楊玉欣,先鎖定推動無障礙設施,「我從未享受過大餐,因為上廁所不方便,出門要限食限水。」儘管外界不在意無障礙設施,但她認為,身障者若不能出門,身體將會迅速退化;未來高齡化社會,若把老人關在家中,勢必造成很大的醫療負擔。

沒想到這樣「簡單」的事情,主管機關就有三十三個,她每三個月跟一個單位開會,逐一突破,最後發現,讓設計者知道無障礙設施的重要才是王道;因為考試引導教學,她成功說服考試院,在建築師考試中,增加無障礙設施的考題比重。

推動立法, 與夫婿聯手親手寫出草案 尋求不同黨派奧援能成功遊說各單位,孫效智歸功於楊玉欣個性「樂觀、積極、溫和」。

一路看著她成長的罕見疾病基金會創辦人陳莉茵說,楊玉欣真的是鞠躬盡瘁,而且從不口出惡言。具有律師身分的助理林秉嶔也說,每當提醒楊玉欣吃飯,她總是回答「不餓」,讓人感覺滿逞強,但也很心疼。

身邊人都知道,四年來,楊玉欣的健康逐漸走下坡,從原本可以站、可以走,到現在站一下就感到疲累;但對此,楊玉欣卻僅簡單解釋,「這是本身疾病的關係。」在生態複雜的立法院,楊玉欣堅持以「理性溝通、善意解決」,來凝聚最大共識,這樣的風格,在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過程,發揮到極致。

二○一三年底,楊玉欣推動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通過,但身為病人,她深覺該法有其局限;二十二歲喪母、四十四歲喪(前)妻的孫效智,感受也很深,他們認為,該法還是從醫療人員、家屬的角度出發,病人無法自主,必須另立新法才能達到目的。

為此,楊玉欣請教多位專家學者,孫效智則認真研讀德國、英國、美國等國的相關法案,一字一字寫出《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賦予重症者拒絕醫療權,只要昏迷前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病人自主意願即可獲尊重。

法案擬好了,接著是尋求社會共識的漫長過程。這時的楊玉欣,已不是菜鳥立委,她知道法案要順利過關,必須獲得大多數立委的支持;國民黨內有她積極推動,但民進黨也要有人耕耘才能達成。

她找上致力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的民進黨立委田秋堇合作。一直遺憾父親離世前長期臥床、受盡折磨的田秋堇一口答應,還當共同提案人,不但出席各種場合倡議理念,也努力遊說同黨立委。

楊玉欣團隊也錄製許多專家、醫師的告白影片,放在YouTube上,助理還一一回覆留言,並尋求輿論支持。楊玉欣甚至在立法院院會與委員會,秀出醫院急救時使用包括電擊、插管等「死亡套餐」的畫面,說服立委支持。

臨門一腳,找柯P助攻民進黨總召點頭 法案完成三讀但還有更困難的關卡,需要耐心逐一拆解。面對醫界反對聲浪,楊玉欣夫婦花了半年時間溝通,逐一遊說二十多個醫學會,「我曾經跟醫師公會全聯會溝通時,三小時一口水都沒喝!」楊玉欣說。

醫界擔心,新法通過後會增加醫療糾紛,為此,楊玉欣再去說服衛福部與法務部,將醫師免除刑事民事責任入法,才讓身兼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的立委蘇清泉簽字。「我們以和為貴,只要加進去不違背立法精神,都放進條文。」孫效智說。擺平國民黨,還有民進黨,楊玉欣在最後關頭請到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勸服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這臨門一腳,是法案完成三讀關鍵。

這樣的安排,也看出楊玉欣的用心。原來柯文哲之前就是她諮詢的專家之一,但為避免國民黨立委反彈,她一開始並未抬出柯文哲,直到最後一刻,才請柯P出面助攻。

回憶這段經歷,楊玉欣與孫效智不約而同說,他們是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孫效智和助理們好幾度都想要放棄,但「楊玉欣意志力很強,一直在撐。」孫效智說。

只是,她的努力卻得不到國民黨的重視,甚至連未提名續任不分區立委,也未主動告知,讓她有些受傷。孫效智話說得直白:「講都不講,非常失禮。」「如果還有四年,我就可以力推《長照保險法》 立法了。」對於即將卸任,楊玉欣有一絲遺憾。如今階段性任務結束,楊玉欣未來還要致力弱勢議題與生命教育,「要開始找工作了!」她笑著說。

撰文 / 林思宇、郭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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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年輕化 三十歲篩檢不嫌早 全球罹病人數逾四億 連WHO都首度發報告

2016-04-18  TWM

糖尿病徵兆常讓人「無感」,發現異狀就診時,可能罹病至少五年;然而,「準糖尿病」如果能提早控制,患者可以延長到十年後才真正罹病。

世界衛生組織(WHO)四月初首度發布「糖尿病全球報告」警告,全球罹患糖尿病人數從一九八○年的一億八百萬人,增加到二○一四年的四億二千二百萬人。

除三十年來增加近三倍外,報告也指出,二○一二年,糖尿病直接造成一五○萬人死亡;而與高血壓有關的高血糖,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同年也造成二二○萬人死亡,讓人不禁對於這種普通的疾病開始害怕。

也許有人會問,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台灣不嚴重?那就大錯特錯了。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一四年糖尿病造成九八四五人死亡,是國人十大死因中的第五位。

肥胖是關鍵 症狀難察覺

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的調查顯示,十八歲以上糖尿病盛行率一一.八%(男性一三.一%、女性一○.五%),全台灣有二二七萬五千名糖尿病友,每年估計以二萬五千名的速度持續增加。

面對這樣可怕的數字,「肥胖是很重要的關鍵因子!」糖尿病關懷基金會執行長、振興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蔡世澤一語道破。至於為何肥胖人口會暴增,台東醫院院長、肥胖醫學專家祝年豐分析,非單一因素所導致,由於交通便捷,大家活動量減少,加上飲食越來越好所致。

蔡世澤臨床診間觀察,糖尿病年齡往下降,年輕患者比率較以往增加。國健署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游能俊診所院長游能俊也說,診間不乏二、三十歲患者;而此類年輕患者,其中嚴重者是就診時視網膜已產生病變,視力剩下○.二和○.三,由此推估,罹病至少五年以上,令人擔心。

為什麼這些人那麼晚才意識到「生病了」?原來一開始多數都很「無感」。

游能俊解釋,罹患糖尿病並不像其他疾病,會覺得不舒服、劇烈疼痛或是外觀上有很大的改變,患者多半沒感受到身體異常。

儘管大家一再呼籲糖尿病症狀「三多一少」,也就是會喝多、尿多、吃多,但體重減輕時多半無感,發現的人甚至會覺得是好消息,因此輕忽,導致疾病悄悄惡化。

由於糖尿病患者多,容易讓人覺得很「普及」而忽略。事實上,糖尿病是個複雜的慢性代謝疾病,如果沒有控制好,將引起全身性不可逆的大、小血管及神經等病變,產生中風、心臟病、腎臟病、視網膜病變、足部壞死等併發症。

也因此,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就顯得重要。游能俊提醒,「準糖尿病」若能及早控制,原本可能三、五年後演變成真的糖尿病,可以延長到十年才會真正罹病。

要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糖尿病或準糖尿病?為了能找到更多潛在患者,蔡世澤建議,將篩檢年齡從以往呼籲的四十歲降到三十歲。其他有肥胖家族史、高血壓病史等的人,也要提高警覺。

每年測一次 靠科學把關

主要檢驗項目包括血糖(含空腹血糖、飯後血糖、糖化血色素)、血脂肪、肝功能、尿酸等。空腹血糖在一○○至一二五mg/dL、飯後血糖一四○至一九九mg/dL、糖化血色素五.七%至六.四%,表示糖耐量異常,俗稱「準糖尿病」;但若空腹血糖大於一二六mg/dL、飯後血糖大於二○○mg/dL、糖化血色素大於六.五%,就表示是糖尿病。

至於肝功能,游能俊提醒,肝指數GPT大於三十五單位、尿酸數值大於七mg/dL、總膽固醇大於二百mg/dL、三酸甘油脂大於一五○mg/dL者,就要聽從醫囑定期追蹤;如果全部都正常,每年檢查一次即可。

最後,不少糖尿病患者不願服藥,以為會傷腎,是臨床醫師最頭痛且解釋不清的問題。游能俊強調,最後演變成洗腎的糖尿病患者,都是血糖長期控制不好所造成,糖尿病藥物並不會傷腎。

糖尿病雖然很「普通」,但嚴重起來也很可怕,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撰文 / 林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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