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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福島核事故疏散區首次實施特例住宿 面向一萬余人

9月2日，據日本共同社消息，在福島核事故導致整個地區成為疏散區域的福島縣浪江町，局部地區9月1日開始實施居民夜間也能逗留的特例住宿。該舉措將持續至26日。這是該町首次實施特例住宿，從避難處返回的該町居民們趕著進行自家住宅的清掃工作。

對象為居住限制區域和疏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5879戶家庭的15440人，核輻射量較高的返家困難區域除外。截至8月31日，126戶的307人進行了登記。

町方租借了町內的住宿設施用於特例住宿，供返回的町民使用。

當天，在該縣二本松市內的臨時住宅中避難的佐藤芳子(69歲)和丈夫秀三(71歲)一起回到了曾經營種苗店鋪的同時用於住宅的房子。她笑容滿面 地表示一個月會回來幾次收拾自己的房子，“(有了特例住宿)就不用在意時間。能回來真高興。”雖然有想回來的心情，但她也流露出對今後生活的不安，表示 “不知會有多少町民回來”。

該町的複興計劃將疏散指示解除的目標時期設於明年3月，核輻射量較高的地區除外。

在福島縣，工人們把清除下來的垃圾被裝在袋子中堆放在一起（來源：海外網）

據悉，福島核事故已經發生了5年多。2015年6月，安倍政府宣布，向福島核事故資助疏散者免費提供住宅的措施將到2017年3月停止，對福島核事故避難人員的賠償則將在2018年結束。為讓當地居民順利返回家鄉，日本政府對福島核輻射垃圾進行了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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