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式的增長。”美國星貝月子中心負責人Phil向第一財經記者如此形容赴美生子產業的狀況,從兩三個到十幾個、幾十個再到最後超出自己團隊的運營負荷不得不挑選客人以控制人數。
年僅30歲的Phil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他的公開昵稱是“洛杉磯小奶爸”。事實上,維護好微博和微信的運營就是他們團隊平時最為重要的市場宣傳活動之一,通過高頻率的案例、圖片來吸引潛在客戶。百度廣告是另一種市場推廣方式,但每單次點擊30元的提成收費讓多數月子中心難以承受。
這是一條由數百家零散的月子中心撐起的產業。全美母嬰協會2013年的一項調查統計,2013年美國月子中心的經營模式大致有七種,價格低廉的民宿經營模式,占比為13.8%、公寓式月子中心為20.5%、合住HOUSE月子中心為19.8%、酒店經營模式為14.6%、高端獨棟別墅包棟模式為16.4%、高端會所經營模式為10.7%。這些月子會所每次服務的價格大多在2萬到4萬美元,上不封頂。
“最早的時候來回美國的航班最多兩三個孕婦,但現在動輒就是十幾、二十個;因為業務的擴增,這里的醫生很多都會把隔壁房間買下來打通用來做辦公室,候診的時間也比以前大大增加。” Phil稱,兩三年前他的客人多數來自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但如今包括新疆、甘肅、寧夏等城市也加入其中。
洛杉磯更是由此隱藏了一條每年高達幾十億美元的 “赴美生子產業鏈”,月子中心、華人醫院、華人超市、購物中心、旅行社、移民公司、海外房產公司都成為產業鏈中的一環:有媒體曾經做出不完全統計,十年之間赴美生子的人數翻了百倍有余:2007年,中國內地每年赴美生子的人數僅為幾百人,但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躥升至5000人,2014年達到了5萬,而剛剛過去的2016年更是將這一統計數據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月子會所的吃住加上醫院、機票的開銷,30萬~40萬元人民幣的總開銷對於國內的中產階層家庭來說並非不可承受,而這,也幾乎成為了移民美國最廉價和方便的途徑。
美國憲法規定,“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 這意味著,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兒童生來就是美國公民,不需考慮其父母的國籍,從他們來到世間那一刻起,便有機會享有美國的教育、福利與居住環境。
“絕大多數人不是被迫選擇來這里生孩子,很多是從教育等方面考慮,想給自己的孩子多一個選擇。”Phil說。
“我覺得美國現在仍然擁有全球頂尖的教育,而美國的大學在錄取時美國公民和外籍學生的錄取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他們給予美國公民更多的名額,學費也相差好幾倍,所以我選擇了去美國生小孩,哪怕最後他不去美國讀書,國際生的身份去讀取國內的大學也比高考擠破頭要容易得多。”一名已完成赴美生子的女士對記者表示,已經在上海給孩子落了中國戶口,在她的規劃中,等到孩子讀完高中再將其送出國門。
不過,第45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將下重力氣對非法移民進行整頓,而在這其中就包括“將廢除外國人在美國出生即自動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律,以及對合法移民進行更嚴格的限制”。
“美國的落地生政策是寫在憲法之上的,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大法,特朗普想要修改幾乎不可能。即便政策在將來的某天有改動,這一天也相當遙遠,在美國修改憲法是相當慎重、耗時漫長的。”Phil透露,“不過他可以通過命令海外領事館不予簽發、撤回註銷簽證以及邊境不予放行等形式來變相實施。”
令Phil更擔心的是數月之前中國政府的購匯新政,用他的話說:“錢管住了,很多事情就不好做了。”
對於這些大大小小的月子中心而言,協助赴美生子往往只是產業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國買房、移民、購物等,各個環節都將這一產業鏈的價值推得更高。
在新的購匯政策下,除了購匯的用途、額度、攜帶現金金額變得更嚴格之外,在海外投資購房也被明令禁止於購匯用途之中。
星貝月子中心大約有5%的客人最終會選擇在美國購買房產以及移民,這兩者比單純的月子中心利潤更高,而現在這些客人因為購匯新政不少產生了動搖。
“單純在月子中心的開銷也就三四萬美元,但是在美國購物就是豐儉由人的事情。以前很多客人可以隨身攜帶幾萬美元過來,但現在不行了,需要你不停地去還信用卡,有一些大額的購物也會因此受到限制。”Phil說,對於有意於未來移民美國,為了更好的教育、空氣、環境而選擇赴美移民的中國夫婦而言,一旦購匯受限,便意味著這樣一種新的移民方式於他們而言,又多了一道隱形的風險。
王思振在參加2017年美國癌癥研究協會(AACR)年會的時候,“被震撼了”。在AACR年會這一學術科研領域盛會上,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泛生子”)CEO王思振看到比許多中國的臨床類會議更熱鬧的景象。
“AACR主會場有近萬人。”他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回憶說。
有“眾病之王”之稱的癌癥,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中同樣備受重視,不過中國在腫瘤研究領域的投入與美國相比還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最重要的研究發現更多地產生於美國。
2013年年底,中國“千人計劃”特聘專家、生物醫療領域投資人何為無聯合了曾經的互聯網通訊領域創業者王思振與美國杜克大學神經腫瘤講席教授、國際知名的腫瘤基因組學與個體化治療研究學者閻海,三人一起啟動了泛生子,準備將基因組學應用於中國的癌癥診斷和治療。
為了撬動美國前沿的研究資源,泛生子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設立了研發中心,另一個研發中心則是在中國北京。“兩個中心錯位發展,中國側重臨床前產品研發,美國專註最新科技嘗試。”王思振介紹說。
人類對癌癥的了解越來越深入,對癌癥的幹預周期也隨之延展,可大致分為風險評估、早期篩查、診斷與治療等階段。
“腫瘤最終是因為在基因層面發生了突變。”賽默飛世爾科技(中國)有限公司全球基因分析業務遺傳與生殖醫學副總裁兼總經理張焱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每個人的基因圖譜像是一本很厚的書,有30億個字。基因的點突變是某一個字或章節變了,‘下遊’(指人體組織)就會有很大影響。”
基因檢測能夠提供關於腫瘤的分子層面信息,從而幫助醫生得出更精確的診斷方案。過去的十余年時間里,解讀這本“書”的基因檢測工具快速叠代。目前市場上已經有達安基因等公司基於熒光定量PCR技術推出檢測服務,並在數百家大型醫院有臨床應用。這一技術相當於在人的基因圖譜中找到其中的一個字或者幾個字。基因檢測的另一項技術則是毛細管測序,就像是找到“書”里的一句話,檢測是否有變化。而最新的二代測序,則可以在更短時間內對更大段“文章”做出解讀。
目前兩家美國公司——賽默飛世爾與Illumina是全球二代測序技術與設備的主要提供者。泛生子目前與兩家公司均有合作,在對方設備基礎上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臨床應用產品。
在中國最近湧現出許多基因測序公司,有人說幾百家,有人說上千家,能夠高質量地提供臨床級別檢測的公司則屈指可數。這些公司和泛生子面臨同樣的難題:高昂的基因檢測費用令普通患者望而卻步。王思振說:“目前泛生子基因檢測商業化重點是癌癥的分子診斷和用藥指導及監測,主要的合作醫院還是一線城市的大三甲醫院與知名腫瘤專科醫院,這里臨床醫生接受度高,患者支付能力也較好。”
在美國,基因檢測手段診斷和治療癌癥的成本同樣不低。
據王思振介紹,美國一項結直腸癌的檢測費用在2000~3000美元。但由於美國的商業保險業發達、覆蓋範圍更寬廣,這些費用很大比例並不會由患者承擔。
不過,近年來癌癥基因檢測成本有下降趨勢。在泛生子成立的2013年,想通過設備大規模、高深度的檢測血液里的遊離DNA,“沒有幾萬塊錢是做不下來的。”王思振說,因為企業的成本本來就很高。而到了今天,同樣的檢測,一萬多塊錢就能夠完成,該公司的目標是今年就能有一萬元以內的血液遊離DNA檢測產品。對於癌癥病人來說,有很高的比例是願意花錢購買這項服務的。“我們希望精準醫療不只服務富人,它必須是個普惠的醫療技術的真正提升,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王思振說。
為了推進在中國市場發展,賽默飛世爾專門設計了一些產品,以適合中國成本要求的現狀。張焱認為,“技術的進步,是(基因檢測)最近五年來成本下降最大的原因。”
從世界範圍來看,癌癥介入的商業化集中在治療階段,但市場的關註度越來越多放在早期篩查。泛生子也不例外:市場重心放在癌癥治療、研發重心向早篩傾斜。
“我們過去太多的資源投入到了癌癥的治療領域,忽略了癌癥的早篩。一些癌癥如果在相對早期篩查出來,經過常規治療,這些病人的五年期存活率可能達90%以上。”王思振表示。
在第12屆國際胃癌大會上,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院長季加孚教授表示,如今日本的胃癌早期診斷率超過了70%,早期胃癌患者的生存率超過90%,意味著已接近治愈。而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胃癌早期診斷率。
癌癥的早期篩查正在成為投資熱點。泛生子的美國同行、初創公司Grail在2017年3月初宣布完成B輪9億美元的融資。這家針對癌癥早期篩查的血液基因檢測公司成立剛滿一年時間,它脫胎於基因檢測設備公司Illumina,早期的投資人包括了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
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在中國市場的成功,為癌癥的基因早篩提供了“範本”。
產前基因檢測技術通過采取孕婦靜脈血,對血漿中的遊離DNA片段(包含胎兒遊離DNA)進行測序,可以檢查胎兒是否患有染色體疾病。目前這一項技術在中國已經得到廣泛推廣,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風險更高的羊水穿刺檢測技術的操作缺陷。
這一技術剛剛在中國市場推出時,受檢者的成本近5000元。隨著技術進步和市場普及,尤其是醫保逐步跟進覆蓋,目前在上海等地的無創產前基因檢測費用已經降到1000元左右。
“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在中國產業化進程挺快。中國人口基數大,從科研到產業化市場都可以做到很領先。”王思振認為,中國的癌癥基因檢測一定會遵循同樣的市場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