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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黑馬】果酷網:清華理工男賣水果切記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3743.html

來源:i黑馬 作者:陳玉鳳

【導讀】果酷網,一家賣「水果切」的公司,從2010年創辦至今,通過售賣簡單的鮮果切將小生意做到上千萬元,日前它還通過「青年天使會」平台完成了新一輪融資。一個IT男,怎麼會變身「水果忍者」,將小小水果生意變成大夢想的?

誕生

果酷網創始人賈冉,2001年進入北京理工大學信息工程系,2005年考入清華大學軟件工程系讀研究生,2012年之前他在淘寶公司做研發。果酷網並不是賈冉的第一個生意,他早前做過代理鞋店,也做過SNS網站,不過都虧了。「我從小就愛折騰,高中的時候就開始賣電腦。之前兩個生意的現金流都不太健康,所以就失敗了。」賈冉反思道。

2010年,電商很火,「不安分」的賈冉又打起了做個線上線下產品的主意。想吃上送上嘴的水果的願望是果酷網誕生的直接誘因。此外,這件事顯然也有利可圖,切好水果賣,肯定有附加價值,而且品牌做到位,溢價空間很大。

從2C到2B

2010年6月,賈冉的果酷網便成立,他和朋友共投了十來萬,租個民居就開始批發水果,僱人切,發傳單。起初,身邊人並不看好賈,「覺得我一個清華畢業的高材生,放棄一淘一年30萬的高薪,做這麼沒有技術含量的事,不值得。」

而剛剛入行的賈確實吃了不少虧,2C的定位也讓他損失慘重。由於「心太大」,果酷網最初針對的是全北京的C市場,訂貨數量很少,而配送費用卻很高。「比如一個人在網上訂20元的水果,配送費用就在十元錢,那時候公司平均每天的支出是1500元,而收入僅為1000元。」

C市場行不通,於是賈冉決定轉型做B市場「,抓個大客戶,一單一千份,直接搞定。」他帶領團隊成員開始四處洽談業務,第一筆生意是一家賣汽車的4S店,賈每天為其提供150份水果切,收入1000塊,並實現了收支平衡。此後的大客戶接踵而至,優酷土豆、小米手機、搜狐暢遊……賈冉介紹,目前他的客戶有200多個,2012年營收一千多萬元。而之所以拿到這麼多客戶,賈認為這是因為自己產品好,能解決實際問題,並且做得比較早。

「當規模小的時候,一個公司的人力還可以忙的過來,但是人多了的時候,人力根本就忙不過來,但我們後端有20多個人。另外平時吃水果只有一種水果或者幾種水果可吃,而我們可以一次讓你吃上10幾種水果。」

賣的不是水果

創業公司常常面臨著被抄襲的風險,尤其是像果酷網這樣看起來幾乎沒有技術門檻的公司。不過,賈冉卻顯得頗為淡定,他認為自己先走一步。

「鮮果切一開始是沒技術含量,不過到了一天一萬份的時候就不一樣了。」首先,果酷網做了三年,積累了一些經驗,知道如何梳理產品線,用戶的訂購需求,包括水果採購的全年的價格比,精確到每一天,哪種水果口感最好,價格最低。他們有三年的採購報價,根據數據,用互聯網的思維做出自動化的配餐系統。這是一項資產,保證採購的成本最低。

另一方面,因為和企業簽的都是半年或一年的合同,所以也不存在庫存的問題。水果都是產地直接供,量大,每月三四噸,成本很低。

其次,保鮮的問題,這是規模化以後必須要面對的。果酷網採用純物理的方式,這對環境和整個流程的要求很高。賈冉通過研究的國外關於freshCut的資料文獻等,得出了自己一套的技術規範,比如刀子多長時間消一次毒,整個流程是怎樣的,果塊要先浸泡再晾乾。

不過,以上都不是最核心的,賈冉最看重的則是果酷網的品牌和定位,我們不是賣水果的,而是做企業服務,員工福利的。」果酷網無論是在說服客戶,還是在激勵員工上,都抱著這樣的理念。

對於果酷網目前發展情況,賈冉挺滿意的,「剛創業的時候,我已經有房有車,小日子過得挺安逸的,創業更多地是想給自己一個激勵。現在公司活下來了,我覺得挺成功的。但是也不會沾沾自喜,我希望未來公司可以上市或者被收購,讓果酷網就等於鮮果切。」

i黑馬點評:果酷這個項目在國內比較新穎,但也會面臨以下幾個問題。一,難以快速規模化,對於2B的商業模式,除了靠一個個去談,依靠銷售去打單,並沒有特別好的辦法,所以人力的困境決定了其規模化太難,很慢實現快速增長。二,技術門檻低,面臨著大量的模仿者,會面臨同質化競爭,最終陷入價格戰的旋窩。三,抗風險能力較弱,雖然獲得了投資,但是太過於單一的業務模式與形態,以及略顯粗放式的商業模式和資金相對短缺都會隨時對公司造成致命的傷害。所以如何真正的建立競爭壁壘,確立市場的先發優勢,探索更多的商業模式,是這家鮮果切商業公司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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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敗局】親歷者反思:麻省理工《科技創業》怎樣夭折?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108/57727.html

《麻省理工科技創業(Tecnology Review)》是一家網絡科技媒體,但經過4年的發展卻迎來了被關閉的命運,內容好但不懂經營、不重視新媒體發展、內耗大這些都是TR失敗的原因。在i黑馬看來,TR的失敗是非常典型的媒體創業失敗案例,分享這篇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想寫這篇頗有些感情色彩的文章已經很久很久了,從2013跨到2014,每次想起要寫點什麽,腦中會立馬湧現出許多文字,只不過是自己沒有勇氣下筆。直到今天,我在搜索引擎里找不到它的存在,才平靜的意識到,是時候寫一篇與它有關的文章了,只是為了紀念它教會我應該用什麽樣的原則去做新聞、去做事情,以及它的消失讓我有怎樣的反思。初生2009年,因為我的計算機和新聞學的跨學科背景,我選擇加入了美國麻省理工《Technology Review》中文版(麻省理工《科技創業》,以下簡稱TR)的創始團隊。那時,這本已經有著110多年歷史的權威科技雜誌剛引入中國,後加入南方報業集團旗下(也是坎坷經歷的開始)。看到這本雜誌的第一眼,我用“心花怒放”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一點也不為過,它的報道內容幾乎全是新興技術以及新興科技創業公司的商業化過程,其中許多新技術都出自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我對這些炫酷但又十分真實的新興技術非常癡迷,但更堅定我加入TR的是它非常明確且獨特的內容定位。我問當時的TR中文版主編洪浩(他牽頭把TR引入國內),TR的定位和國內的競爭優勢是什麽?他說,TR的定位就是:專註於報道未來3-5年內即將商業化的新興科技及其商業化進程。未來3-5年內的新興技術,並且是即將商業化的技術,既不是商業化已經很成熟的技術,也不是那些未來幾十年內都不可能投入商業應用的技術(比如隱形衣技術,雖然很酷,但不是很快就能投入市場的)。這些新興技術包括計算、通信、網絡、能源、生物醫藥領域的前沿科技。按照洪浩的設想,TR就是要挖掘這樣的新興技術,通過發現和報道,讓他們很快受到關註,並引來投資,繼而走向商業化之路。因此,TR不是高高在上的學術期刊,也不是科普類的淺顯內容,而是在技術與商業化之間搭建一座橋梁,讓這些技術的原理以及如何運作商業化之路深入淺出的讓人明白,TR要求自己的編輯必須慢慢的成為自己所負責領域的專家,所以責任和報道理念也在於此。而正是它的這種定位,決定了它在國內幾乎沒有競爭對手。這些新興技術的內容可以完全由麻省理工學院及TR在美國的技術資源提供,且都是深度類內容,而當時國內的其他門戶科技媒體還只是定位在資訊類內容,且許多都是無版權翻譯國外科技網站上的信息;一年後上線的科技咨詢類網站36氪最初也是類似的模式。我深以為然,有種找到誌同道合的夥伴一樣的喜悅心情。從加入TR的那一刻起,我內心就堅信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且要求自己按照這種責任和標準不斷學習和了解自己負責的領域,並且創始團隊的小夥伴們跟我有一樣的使命感。2009年對於中國的互聯網來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年科技領域幾個大事相繼而出,其一便是Twitter的迅猛崛起(TR在Twitter剛剛發展之初便對其技術和商業化之路做過詳細的報道),其二便是Facebook開始大放異彩,社會化媒體時代拉開了序幕。另外,許多我們不曾聽說過的,不曾想象到的新興技術,也突然湧入我們的生活。2009年8月,新浪微博效仿Twitter打開了中國社會化媒體的大門。也正是從此,由技術帶來的媒介變革時代正式開始。許多傳統媒體紛紛在微博上開通官微,推廣自己,開始思考新媒體轉型, 傳統的媒介議程設置也迅速被無數草根自媒體用戶下放。企業也紛紛開始探索社會化媒體營銷。一切都來的異常迅速和突然,以至於傳統媒體的危機感一下子開始凸顯。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TR中文版開始走入國內受眾的視野。實踐大概2009年年末,TR的中文官方網站上線,是洪浩帶領團隊一手建立起來的。那時候,許多傳統媒體做新媒體的思路還很不清晰,國內才剛剛開始討論傳統媒體轉型的問題。雖然TR中文網還處於web1.0的模式,但是其極具吸引力的獨特內容很快聚集了第一批忠實受眾。它會告訴用戶計算和通信領域有哪些最新的動向、算法、軟件和技術,有哪些新創公司在做與這些技術有關的事情,他們是如何從募集第一批天使資金開始的,等等;它會告訴用戶,新能源和生物醫藥領域又取得了哪些技術上的突破,並且這些突破已經被哪些公司用來商業化,這些商業化的結果會給社會及人帶來怎樣的成本節約和好處,等等;它會告訴用戶,新創公司如何從技術的開發到後期的投入再到上市的過程,讓用戶知道這些公司在哪些環節遇到哪些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等等。因此,TR所提供給用戶的既是很酷的東西,同時又很接地氣、很實用。所以,TR最初在國內聚集的這些用戶許多都是技術人員、互聯網創業者和投資人,他們在這樣的網絡變幻時代,非常希望能得到更多有價值的信息,指導他們技術發展的方向,告訴他們可能的技術創業資源,也告訴投資人哪些領域的技術值得冒險投資。這些正是TR可以提供的。國內受眾也從一開始對TR的質疑(懷疑是假的TR),到慢慢十分尊重且相信它的權威性。但此時的用戶規模還很少,處於初始積累階段。2010年初,洪浩讓我申請TR中文版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微博,並確信未來媒體的戰場將轉戰微博。於是我在新浪微博、網易微博、騰訊微博、輕博客點點、豆瓣等上都註冊了官方賬號,不斷更新內容,但以人氣最高的新浪微博為主戰場。此時開始,如何運營好官方微博、為網站帶來流量、吸引越來越多的回訪,繼而擴大TR在中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等等,這些成為我們編輯團隊開始著力解決的問題。我們團隊內部,各版塊編輯開始不斷練習提高起新聞標題的能力,不斷練習如何寫微博導語,不斷從其他眾多分享網站上推廣我們的內容。還記得,內容團隊的人每一篇稿件的新聞標題都會起好幾個,甚至是十幾個,然後我們商量哪個更好,既要符合TR的定位和形象,又要有吸引力,既不能浮誇,又不能太專業晦澀,這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微博導語既不能是簡單的從文章中的摘選,又要很精確的傳達出文章究竟在說一個什麽樣的技術,並且還不能把文章所有的意思都無一遺漏的表達出來(這樣不會導入太多流量);既不能嘩眾取寵,又不能平淡無奇,這對編輯人員的專業和領悟能力要求很高。所以,編輯人員每天除了要弄內容,另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標題起好,把微博內容編好,並把自己負責的內容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看到。不管什麽情況下,我們會輪流負責周末TR官網微博的內容更新和維護,像呵護孩子一般。瓶頸期TR中文在國內的宣傳很低調。一方面受制於資金,另一方面可能沒有受到權利方的重視(決策層掌握資金,但不知道TR究竟在做什麽樣的內容,也沒有如何做新媒體的思維)。還有一個方面可能是洪浩本人的低調,他有許多年國外媒體的經驗,思維敏銳,很有新媒體的創新思維,有想法,有領導力,但對名利看得沒那麽重。很多次我都問他,為什麽不自己來做TR,他總會說“我不太想去創業了”。所以背靠南方集團後,少了很多資金的風險,但同樣失去了某些在發展走向上進行決策的權利,甚至後來他有許多對TR在國內發展的商業計劃,但都沒能被實現,有些許的無奈。雖然編輯每天在TR官網上更新的文章並不多,只有8篇左右,但每篇都是優質內容。在TR中文的影響力逐漸起來,關註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找內容合作的媒體越來越多了。其中包括騰訊、新浪和網易以及其他的一些媒體,但是最終經過權衡,我們仍覺得不能與這些大佬抗衡,如果8篇內容都給人家轉載的話,不僅不會帶來流量,反而會被稀釋。所以,謝絕了內容共享之後,TR官網的編輯團隊只能低調的默默耕耘了。所以,從開微博到2011年初的一年多時間里,在沒有任何外部宣傳的情況下,TR中文網在新浪微博的真實粉絲數已經達到了10萬以上,且全部是忠實用戶,沒有任何購買僵屍粉的行為,全部是靠內容實實在在聚集起來的對TR內容感興趣的用戶。這些用戶中大多都是技術人員、創業人員、投資人和技術愛好者,用戶群體相對很集中,且粘性也很大。用戶積累到這個階段之後,也到了一個發展瓶頸期,用戶不會再迅速擴大,流量也相對固定了,要想有所突破,只能延伸新的業務或在現有用戶基礎上做文章。此時,洪浩對TR網站在國內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規劃,那就是做科技領域的社交平臺,將聚集的技術人員、創業公司、投資人和技術愛好者等這些優質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圍繞技術,給他們提供交流的機會、連接的機會以及投資和獲得投資的機會等等。還記得2011年9月,洪浩說,已經把TR未來在國內的新媒體發展規劃提交給南方了,那邊終於計劃給撥錢了,我們都很驚喜。2011年9月之後我去讀廣告學博士(從新聞跨入廣告),洪浩很支持,但由於之前許多編輯業務和對外連接的事情都是我負責,所以商議我以兼職的形式繼續負責我之前的內容領域(計算和通信等)和一些事宜。2012年春節,跟洪浩通話,他很突然的說,TR這邊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變動(究竟如何大,他並未具體描述),他可能不再負責,提前讓我心里有個準備。這半年因為有學業任務,所以不常去辦公室,有事直接網絡解決。不曾想,事態變化這麽快,一個本來我們充滿希望和未來想象的東西可能要面臨崩裂的危機。這是我第一次對TR未來在國內的命運感到憂慮,有種很強烈的不祥之感,可又能改變什麽?變局2012年四五月份,這種大的變動終於不是猜測而是真實的發生了,洪浩不再負責他一手建立的TR官網和內容團隊,TR中文版雜誌主編也幾次換人,網絡編輯部和雜誌編輯部人心渙散,並且最震驚的消息是TR中文也面臨易主,原來的主家要打架了(據說是聯合創始人們和南方爭奪版權,對此他們始終沒有對我們做過任何解釋)。員工的工資開始拖欠,沒人過問,讓我的同事們氣氛的是沒有上頭的人出來明確負責員工該如何辦,說只能申請破產後領到的錢給發拖欠的工資,但是,申請破產要補償員工3倍工資,因此他們希望就這麽拖著讓大家自己走人,多麽可笑。一個前一秒還看似生機勃勃,發展勢頭猛進的媒體,在下一秒就面臨垮掉的危險,這種速度和境遇出乎我們的預料。當然,這絕不對一下子就發生的事,內部長期的各種問題和利益糾葛只是在此時合適的爆發了。2012年7月,TR中文搖搖欲墜,已經有名無實,原來的網絡團隊已經解散,我也不願再為此付出太多的精力。網站也歸他人接手,之後的改版也半斤八兩,網站和新浪官微的內容更新和維護也越來越差。此後,聽同事說,TR的版權改到一家公司旗下了,再後來又聽說未來可能又會被哪家公司收購……再以後,TR網站慢慢變的好似一塊遺棄之地,官微也不痛不癢,可能一個月的時間才會有更新。再然後,沒有然後了……之後很久,我都不再願意打開TR中文網和官微,不看不是不想看,是不忍心看。不忍心曾經我們一手做起來的東西被弄的面目全非,儼然這些人是不懂TR究竟是一家什麽樣的媒體,定位是什麽,需要做什麽樣的內容,網站內容和紙媒應該有什麽樣的區別,等等。我不責怪什麽,只能說,他們可能並未像我或者像和我一起戰鬥過的網站團隊那樣由衷的熱愛TR。之後的很長時間,我始終有深深的遺憾,有太多的不舍與不甘,甚至覺得自己提起它就會惋惜的流淚,也甚至當別人問起我TR時我會滔滔不絕的向對方講TR究竟是一家什麽媒體,TR做什麽樣的內容等等之類,就像一個宣道師一樣。我想這份感情是長期浸染、無悔投入後的結果,我愛TR本身,也感謝它教會我認真和專業的精神。 痛思我也長期的思考過這樣的問題: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TR這本在美國能固守110多年的媒體在中國的夭折?內容好,但不懂經營。如果要歸原因的話,這個原因可能是最大的。好內容沒得說,但經營的事情就不好說了。就拿市場業務來說,TR中文的內容團隊在北京,市場負責人在廣州(南方那邊),內容和市場離的這麽遠,如何有效利用共同的資源是個問題。比如,做新媒體好資源都在北京,但管市場的在廣州,很少有人過來這邊開拓資源和市場。即便曾經北京也設有市場部人員,但形同虛設。很多時候,北京有一些業務上的合作機會跟我聯系,即便我覺得機會很好,但不歸我們管,只能移交給廣州的市場部,但是,後續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廣州那邊負責市場的人員都是從傳統報紙的業務出身,不懂TR的定位不說,新媒體廣告業務和市場合作的經驗可能也比較少,許多時候直接把原來報紙上排不上的廣告放到TR的雜誌上。就拿我們曾十分無奈的一個例子來說,一些電冰箱彩電的廣告都會上來,你覺得一本賣35元的高端技術商業雜誌的用戶會去關心電冰箱彩電嗎?智能電視可能才靠點譜。酒香還怕巷子深,一味砸錢或找投資,但卻不知道如何經營,不思考如何發展業務才能盈利,錢總會燒幹。不重視新媒體發展。從TR的網站建立一直到最後,資金的投入一直是很少的。新浪上TR的官微也一直是我們內容團隊在堅持做,基本一開始上面沒人關註這個事情,直到TR在微博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帶動了對TR中文的宣傳,甚至提高了不少雜誌訂閱量,這時他們對TR網站和官微才開始重視(或許只是態度上的重視,沒有實際行動)。另外,做新媒體是一定需要技術人員的,並且作為一個要不斷改進和實現更多想法的網站來說,技術人員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難以想象的是TR網站居然沒有技術人員來維護,是因為掌握決策的人覺得技術人員工資高、太耗錢,把工作過一段時間的技術人員給辭掉了,以至於我們本來設計的網站改版後期根本實現不了,這也是造成TR中文網始終處於Web1.0。另外,網站托管在廣州別家公司的服務器上,網站一出什麽事情,我們只能等著那邊的人來解決。網站本身有問題的話,也根本沒有內部人員可用。最後,洪浩對TR中文未來的社交平臺規劃沒有被投入資金,也很大程度說明這個問題。不管這里面究竟有什麽我們不清楚的內幕事實,但這些固守傳統媒體的人確實少了許多新媒體腦細胞。內耗大。最初,TR中文版一直是雜誌和網站一體,一撥人做這件事情。但2010年底,上層將TR中文的編輯部分為兩個,一個是網絡編輯部,一個是雜誌編輯部,並且兩個執行主編。之後,同在TR中文版的旗號下,有個辦公室,有兩撥人在做。雜誌管雜誌的內容,網站管網站的內容,並且相互沒有什麽內容互通和過多交集(誰過誰的)。在我們看來這十分奇怪,不同的人負責就意味著有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國最講究領導制,領導風格,這一點大家都懂的)。不談後來雜誌那邊是如何理解TR的定位和內容制作的,但洪浩從開始的雜誌到後來的TR網站是一直堅持TR原有精神和內容定位的。這種“分家”,造成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資源浪費,首先是編輯資源的浪費,其次是兩種不近相同的對TR的理解造成的是兩種編輯制度,以及內容格調上的差異。對於這樣的安排,也從沒有決策層給出過解釋,至於內部究竟涉及到什麽樣的糾葛就具體不詳了。另外,員工通訊錄上面許多負責不同業務的同事都是在廣州,且人員流動較大,以至於幾年間許多人都不相識,溝通不暢。不過,有領導頭銜的人卻一堆(全是領導,誰幹活?),但具體究竟幹什麽實在不清楚。即便這樣,有頭銜的人還經常一波又一波。如今TR中文網在百度里已經搜索不到主頁(可能在服務器里被移除了)。TR新浪官微最後更新的一條微博是2013年3月29日,最後的轉發人數是100,評論人數是97,贊的人數是11。TR是一個偉大的科技媒體,盡管它在中國夭折,但這與TR本身無關。一個偉大的產品,不應以賺了多少錢為終極目的,而應為了改變世界的態度而存在。同樣,一個偉大的科技媒體,不應以寫了多少深度、華麗、內幕等新聞稿件為目的,而應為了發掘那些能改變世界的人、技術、產品和事而努力。清楚的記得洪浩說過的一些話,媒體的任務就是客觀公正的報道事實,科技媒體也是如此。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挖掘出那些有潛力的技術或新創公司,讓他們在我們的報道中得到關註,引來更多資金投入和機會,從而加快他們的商業化過程。這對技術或新創公司來說是一件好事,對媒體來說更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公正的去發現對世界有意義的事情,實現了媒體的價值。我常會想起這些話,以及TR的專業新聞精神。今天,這篇文章向曾經堅信TR精神和新聞理念的同仁們致敬,我們共同為它的優質內容而戰鬥,共同像呵護孩子一般幫助它在中國成長。同時,希望通過這些文字,對那些曾經喜愛並長期關註TR的用戶說聲感謝,即便這句感謝來的這麽晚。也想對那些對TR一直給予厚望的、熱愛TR的用戶說聲抱歉,這種沒有任何解釋的不辭而別是對你們最大的不尊重。雖然離開已久,但我始終認為我有責任和資格說這聲感謝和抱歉。究竟是誰把TR在中國浪費掉了?或許我們該思考國內傳統媒體的制度、國內傳統媒體人的思維以及做事的態度。最後只想說一句來總結: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長舒一口氣……我的TR情結在2014年伊始釋懷了。)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常寧 | 編輯:ningyongwei | 責編:寧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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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出身 卻成消金市場第一戰將 孫可基讓外資銀行猛按讚的祕密

2014-02-10  TWM
 
 

 

台灣消金大將孫可基,五年來帶領萬泰銀行財富管理業務順利轉型,挺過金融海嘯,業績逆勢成長,成功為萬泰銀行的賣相添色加分,也讓星展銀行挖角,欲借助其消金業務專才,他究竟有什麼能耐?

撰文‧張舒婷

二○一四年第一個月還沒走完,截至一月二十四日收盤,萬泰銀行股價當月已上漲九%,主要題材就是萬泰銀行併入開發金控的進度傳出正加速進行;即使開發金控不斷澄清,但各界仍然預料雙方完成購併的時間應已不遠,「因為萬泰銀行的消金業務,正是開發金控最想要的一塊拼圖。」業界人士分析。

如果說,萬泰銀行能夠高價售出的關鍵是消金業務,那麼,自○八年以來,帶領萬泰銀行消金團隊走過金融海嘯、讓業務量一路逆勢成長的孫可基,必然就是讓萬泰銀行賣相大大加分的重要人物之一。

「萬泰銀行的財富管理、房貸業務,可說幾乎就是Seraph(孫可基英文名字)一手做起來的!」一位資深金融界人士如此分析。一三年八月,在萬泰銀行擔任五年財富管理副總經理的孫可基,跳槽到星展銀行擔任消費金融處長,掌管財富管理與消金業務,備受業界矚目。

孫可基有什麼能耐?為何他總能成為外商銀行眼中,力拚台灣消金市場的第一戰將?

一九九二年從花旗銀行一名小小的放款專員做起,先後擔任花旗銀行高雄和台北分行經理、荷蘭銀行(澳盛銀行前身)貴賓理財中心副總經理等職務,孫可基在銀行界已超過二十年。不過,他的第一份工作,和金融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開朗外向 工程師變金融人孫可基畢業自交大機械系,服完兵役後,進入中鼎工程公司擔任工程師,後來為了累積更多實務經驗,還自願請調南下,到中鼎高雄廠製造部支援。

儘管收入穩定、作息正常,但身為開朗外向的射手座,他始終認為:「我的個性喜歡與人互動,這不是我要的生活。」於是,他決定轉換跑道欲攻讀企管研究所,後來靠自修的方式,如願考上成大企研所。

其實,孫可基正式成為金融人之前,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他從研究所畢業時,已先後通過兩家大型外商公司的面試徵選:IBM、花旗銀行。

由於IBM的人事作業流程較早跑完,孫可基先接受公司體檢後,不料,卻被告知「因故不能錄取」。當時他還不明就裡,直到碰巧在一次捐血檢測時,赫然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帶原者,才頓時明白被拒絕的原因。

更意想不到的是,後來他接受花旗銀行的體檢,檢測結果也出乎意料,他已從帶原者轉變為具有抗體者,因而順利通過花旗的最後一關。

每次回憶起這段往事,他總是帶著微笑說,「這代表我和金融業有緣,命中注定要進入金融圈吧!」反應靈活 重視與客戶互動孫可基不論在哪個單位工作,都是人緣極佳的好好先生。曾和他共事近十年的富邦金控副總經理陳昭如形容:「很親切,沒什麼架子,而且聰明、反應很快。」某位在荷銀時代曾擔任他部屬的銀行界人士說:「Seraph是位親力親為、凡事以身作則的好長官!」讓同仁最津津樂道的是,不同於其他長官,孫可基時常親自陪伴部屬,一通一通地撥打拜訪客戶的Join-call(共同拜訪),從不計較客戶身份或投資部位大小。

「Join-call」確實是孫可基非常注重的項目,他說,擔任花旗高雄分行經理時,正逢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某位中鋼前高層是分行重要往來客戶,投資部位大,那一次虧損也相當慘重。

有一天,這位A咖客戶到分行抱怨:「投資虧損時,服務我的理財專員就不跟我聯絡了。」吐了一陣苦水後又說:「其實,我知道投資難免會賠錢,我只是希望這個時候,銀行要對客人表達關心而已!」那次經驗帶給孫可基不小的衝擊,後來他要求理專每逢市場大跌時,不要害怕被責備,應主動打電話給客戶,經過耐心溝通和解釋後,客戶普遍都能心平氣和;再者,這種財力雄厚的客戶,通常不會只和一家銀行往來,若成為第一位主動打電話給他的人,才能得到對方最深厚的信任。

棘手任務 裁撤分行求生存孫可基在花旗、荷蘭銀行期間,累積了豐富的財富管理業務經驗,○八年被挖角到萬泰銀行。

「當初過去的時候,萬泰銀行真的有遠大的企圖!」原本萬泰銀行規畫,將斥資十億元裝潢六十幾家分行,甚至打算購併其他中小型銀行,連價格都談妥了。他自己也發下豪語,希望五年內,將萬泰銀行打造成財富管理銀行的名牌,「當時我對自己的期許是:五年後,大家提到『財富管理』銀行,就會想到萬泰銀。」只是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後,全球爆發金融海嘯,「兩傢俬募基金大股東本來要砸很多錢,變成一毛錢都不再拿出來。」○九年,不堪長期虧損的萬泰銀行,決定進行組織重整及據點調整。

董事會交給孫可基的第一個艱鉅任務,與財富管理業務也沒有直接關係:關閉對獲利貢獻不佳的分行,成為國內金融界第一宗銀行大量裁撤分行的案件,震驚當時金融圈。

「我關掉的分行,都是租金高、獲利能力相對不好的。」孫可基任內,一口氣裁撤掉全台十二個據點,包括當時被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台北一○一大樓、鄰近微風百貨和SOGO百貨的復興南路、台北火車站附近等三家分行,「一切都只是為了在既有資源之下,生存下去。」如此險惡的環境,被交付的任務也和原先設定完全不同,但孫可基仍發揮射手座的樂觀性格,反向思考,「大環境差,正是財富管理市場重新洗牌的機會,即使是小銀行,也可望趁機建立財管品牌。」財管轉型 任內業績增三倍知情人士指出,原本基金和保險佔萬泰銀行財管手續費收入約四成,連動債等組合式商品約佔六成。孫可基到任後第二年,雖然大規模裁撤分行,但也積極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引入更多種類的基金和保險,讓基金佔整體手續費收入提高至六到七成,保險則佔約三成。

在金融情勢最險惡的金融海嘯期間,孫可基成為萬泰銀財富管理業務順利轉型的大功臣。

據統計,他在任的五年多內,萬泰銀單年度財富管理收入,從兩億多元大幅成長近三倍,達到近七億元;雖然理專人數銳減四成,理專生產力(平均每位理專所貢獻的手續費收入)卻從原先的不到十萬元激增五十萬元,成長超過五倍。

即使在旁人眼中,孫可基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他內心卻依舊無限感嘆,先前自己一直在外商銀行享受充裕的資源,本來也深信萬泰銀行可以給他更多大展身手的空間,無奈受到金融海嘯衝擊,資源匱乏,但他也肯定已達到對自己的期許。

直到星展銀行延攬他加入,面試時,他反問在場的七位長官:「你們對台灣有commitment(承諾)嗎?」因為,他不希望再看到私募基金對萬泰銀行短進短出、說撤就撤的經營方式,得到的回答是,「台灣是我們很重視、且打算長期耕耘的市場。」這是他願意點頭的關鍵之一。

孫可基到星展銀行半年多來,致力於調整內部溝通流程,「我希望第一線同仁的心聲被重視,與中後台同事、主管的溝通更流暢,所以我上任後,鼓勵第一線的同事有什麼意見,就直接寫e-mail給我。」新的一年,他計畫要徵求三十到五十位理專,以及三十位負責放款業務的人員,努力朝目標邁進:「讓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處長大,成為國內外銀前三名!」

孫可基

出生:1963年

現職: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處處長經歷:萬泰銀行分行通路事業群副總、荷蘭銀行貴賓理財中心副總學歷:成功大學企研所、交通大學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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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致富神話還在繼續:90後理工男賣化妝品年入過億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0918/145866.html

i黑馬註:WIS品牌創立於2011年,在2013年銷售額突破1億元,2014年他們的目標是突破2億,沖刺3億。面對BAT大公司的競爭對手時,產品測試給了創始人黎文翔堅持的信心。運用明星代言,情感營銷,免費模式,一個90後為主的團隊借助微博平臺創造了化妝品領域一個小米式的奇跡。
 

\就在大家都喊微博營銷不那麽奏效了時,微博營銷致富的神話卻還在繼續。以祛痘產品起家的WIS品牌創立於2011年,在2013年銷售額突破1億元,2014年他們的目標是突破2億,沖刺3億。這樣一個90後為主的團隊借助微博平臺創造了化妝品領域的一個小米式的奇跡,盡管他們沒有華麗的出身,沒有驕傲的名校背景。

與創始人黎文祥的對話近三個小時,沒有一分鐘被浪費,沒有一句廢話,他平實地向我們講述了一個草根理工男在微博上創業年入過億的故事,還可真勵誌。

創業路上的微博情緣

作為一次創業者專訪,我努力地去探求創業者成長中的關鍵點。可以說,黎文祥的創業人生與微博緊密相連。

2011年,黎文祥和他的小夥伴們離開了校園,那正是微博火遍大江南北的時代。此時他們看到了微博平臺上很多草根大號成功的案例,覺得微博是一個好平臺,但是他們認為自己已錯過了做草根大號的最好時機,於是,連接客戶和大號的微博營銷中介平臺——微啟創成為了黎文祥團隊另辟蹊徑的嘗試。

憑借獨到的眼光和大學期間做項目的經驗積累,黎文祥抓住了這次機會,他們幫助團購網站客戶、微博大號和第三方開發者等建立了營銷合作,並從中賺取中介的利潤。隨之而來的電商企業大規模湧入微博平臺,電商的微博營銷也為他們的項目帶來了相對穩定和可觀的營收,在獲得資金積累的同時也為後來WIS品牌的孵化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經驗。

在微啟創的發展過程中,黎文祥和他的團隊可以說也站在了風口,黎文祥很快感受到了壓力。作為中介平臺,他們要面對出身BAT大公司的競爭對手,這些家夥們比他的草根團隊更容易拿到好的客戶資源和Case。因而盡管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收入兩三百萬,但是,自身體量的局限讓微啟創在格局上無法突圍出去。此時,偶然的機會讓黎文祥從一位有20年化妝品經驗的朋友那里獲得了祛痘產品配方,有過痘痘經歷的黎文祥非常敏銳地感覺到:機會可能來了。

通過進行了小規模人群測試後,黎文祥果斷地組建化妝品團隊,並推出了WIS品牌。跨行業、跨領域,這其實對一個初創年輕團隊是不小的挑戰,但黎文祥堅定地推動WIS的發展,盡管在WIS的第一年里基本上是虧損狀態的,盡管團隊在用微啟創盈利的資金來養WIS這個可能的未來之星。

黎文祥的堅持和信心來自於對產品測試後的信心,來自於自己一個創業者的方向感和決策力,更來自於他對微博上可以催熟一個品牌的認可和執著。

微博塑造品牌的“非凡之路”

作為理工男為主的團隊, WIS的營銷需要黎文祥動一番腦筋了,一個新品牌如何快速在市場上打出聲量、塑造品牌,這幫小夥子們會怎麽幹呢?

怎樣的平臺能夠快速傳播打出品牌?無疑是在微博的社會化平臺。

把營銷手段用到極致,而不是淺嘗輒止。黎文祥選定了這樣一條營銷準則。

首先要迅速吸引粉絲、樹立起品牌,找明星無疑是一個最為常態的手段。黎文祥認為與其把資源投入在某個明星價格不菲的廣告代言上,不如集中投入在一群明星的微博轉發上。於是,湖南衛視快樂家族的明星團們成為了最初的體驗者。WIS借助明星微博轉發是廣播模式,這讓WIS完成了品牌傳播中的曝光,而後一直采用該模式,完善了在用戶從認知到強化的過程,使得品牌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以李維嘉試用WIS的圖文微博為例,累計閱讀數超過2.4億,討論量超過15萬,其中韓庚、謝娜、何炅、李湘等明星們都對WIS的祛痘效果發微博互動,這些明星的轉發帶來了各自粉絲群體的關註,無形中為WIS帶來了二次的傳播效果。李維嘉的微博發布短短3天,就給WIS就帶來了1萬多粉絲的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這條2013年底發布的微博,到筆者近日撰稿時仍然有粉絲在互動。

“一箭雙雕”這個詞兒雖然略顯刻薄,但確實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為WIS迅速積累到粉絲用戶,強化了品牌辨識度,打通了進入這個市場的門檻。

其次,黎文祥深知起步階段積累粉絲的意義,他開始不斷地嘗試微博商業產品給WIS引入流量。WIS是微博粉絲通2013年一季度推出後的第一批用戶,2013年每天在粉絲通投入1-3萬元,帶來的是日增興趣關註粉絲超過2000。如果細化這個數據,15元左右的獲取成本比起一般電商動輒上百元的成本無疑更為高效,要知道通過粉絲通帶來的不是強制關註的粉絲,絕大多數是感興趣才會關註,是真實粉絲,具備強烈的購買傾向。

3年時間,粉絲從0到350萬,WIS前期的積累可以說是一段“非凡之路”,既有足夠大膽的諸如粉絲通千萬元級別的大投入,又有充分利用微博平臺特有的開放性和互動轉發,通過明星做最符合品牌的引爆式傳播。

迅猛與細膩結合,極致與靈活共存,WIS的品牌之路由此發酵。

情感營銷撬動微博運營杠桿

品牌微博如何運營?在有了體量粉絲積累後,WIS的官微需要“與時俱進”。

在完成品牌的傳播和強化之後,WIS開始 由“廣播模式”努力向“密切的交談”轉變,具有擬人化色彩的官微則是這個角色的推動者,情感營銷的階段來了。

黎文祥很詳細地介紹了WIS品牌的微博運營擬人化。通過“小希”這個角色的引入讓官方微博生動了起來,加上專屬的粉絲團賬號運營,WIS的官微矩陣是以親切的小希形象和大家交朋友的。小希情感細膩真實,她會撒嬌、會鬧、會開心,通過小希大學堂、小希愛八卦等個性化欄目的運營,WIS官微不像很多品牌那樣硬邦邦,而是情感豐富的好朋友。

WIS粉絲團微博運營同樣很有特點,粉絲團團長的外部形象大大咧咧、愛開玩笑、愛八卦,團長和小希都以擬人化地方式去運營,這帶來了良好的粉絲回饋。粉絲們在WIS官微的評論里和小希、團長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並且不斷加深情感和信賴,這樣的效果令過去傳統所謂大牌們官微無法企及。所以從這個層面上,WIS是真正意義上屬於年輕人的化妝品品牌。

過去的品牌說明全靠說明書,而WIS的產品說明卻有自己的百萬粉絲通道和口碑傳播,細節的反饋和互動也由小希和團長來幫助用戶解答,如果說傳統品牌與用戶之間隔著N層界限,那麽WIS則發揮自己微博社會化運營的優勢,直接和消費者做朋友。

“我們需要在10分鐘內回複粉絲,而這就是運營內部的一個硬性規定“如果說對於企業內部這是硬性標準的話,那麽對於粉絲來說那絕對是”甜蜜的愛“。以至於有的員工開玩笑”吐槽“說,我們老板更愛他的粉絲,而不是自己的員工。

微博上免費送,品牌力的社交體驗

外媒曾報道歐美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用寶潔旗下的化妝品,她們認為這是他們媽媽才用的品牌;觀察時下國內的90後乃至00後,要吸引他們對你的品牌產生興趣駐足,的確需要在產品體驗上做足文章。

和前文提到的“極致營銷思維“一樣,在體驗營銷上WIS的微博運營還有自己的一套邏輯:追求引爆點,不怕多花錢,專註社交體驗。

比如拿出10萬支零售產品在微博上免費回饋給粉絲。

10萬支零售產品意味著什麽?接近80元的市場零售價,這就是800萬,如果算上物流的成本,再算上活動的線上運營成本,恐怕要超過1000萬。那麽免費送給WIS帶來了什麽?一次免費送帶來20多萬的粉絲增長是顯性的數據,而基於這場活動背後給品牌帶來的美譽度就不是數據能夠呈現的了;通過免費送帶來的粉絲忠誠度、粉絲互動率乃至粉絲回購率這些元素在拉動銷售的同時,進一步幫助WIS完善產品、完善營銷運營、完善自己的粉絲通道;同時,這樣大規模的活動也是對WIS團隊能否繼續高速增長的一次壓力測試。

以免費模式來引爆活動、提高市場效率,這是品牌力的一次完美社交體驗。在產品過硬的基礎上,通過微博的社交性和傳播力迅速觸達粉絲,拉動潛在粉絲的增長,社交對於品牌的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驗證;與此同時,在粉絲的潛意識里,勢必會形成這樣一個邏輯:WIS的免費送,獨一無二,絕對是“業界良心“。

毋庸置疑的是,WIS雖然已經實現盈利,銷售額過億,但依然在路上,而WIS與微博的情緣也將繼續演繹。

“微博是唯一能將品牌力鬧起來的平臺,微博能鬧,能火,大家知道火;其他平臺雖然很多人知道,但是卻無法集中、高效去引爆一個品牌。”大力發展微博業務的同時,談到讓人趨之若鶩的微信營銷,黎文祥反倒表現出冷靜:“微信里面有火的東西嗎?好像也有,但是說不出那麽多。”

對新興品牌來說,營銷推廣已不受方式所困,效率才是關鍵;如今市場的飽和程度和競爭的激烈程度,使推廣效率對他們來說更為急迫。所以,微博仍舊是WIS未來社會化營銷的主陣地。

看完黎文祥和WIS的故事,是否發現WIS和小米很相似,都看中並崛起於微博的營銷,都看中年輕人的品牌定位,都是行業的後起之秀。不過也許還有一些不同,黎文祥比雷軍更年輕,雷軍的小米是高富帥的創業,黎文祥的WIS是草根的逆襲。

一個88年的草根男帶領一群90後的小夥伴,用3年時間做到年營收1個億,沒有任何外部投資,依托微博打造出一個年輕人的化妝品品牌,這絕對是一段草根逆襲的創富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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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專訪】MIT Sloan商學院招生辦主任:如何叩開麻省理工MBA的大門?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648

又到了每年的MBA申請季。事實上,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全球頂尖商學院的第一輪申請已經結束,申請者們正為第二輪截止日期努力準備各項材料。

MBA申請者心中“夢想學校”之一的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MIT Sloan)究竟偏愛什麽樣的申請人?MIT Sloan招生辦主任Dawna Levenson近日在Sloan辦公室接受了華爾街見聞副總編輯嚴婷的獨家專訪。

Dawna Levenson強調,MIT Sloan最看重申請者擁有的五種特質:領導力、建立關系的能力、獨立思考、不懈追求目標、以及創新能力。Sloan認為,過去的表現是未來成功的最佳指標。通常他們會從兩個維度上評估申請:一個是所謂的“已證明的成功”(Demonstrated Success),另一個是“個人屬性”(Personal Attribution)。

Levenson表示:“來自中國的學生表現都非常棒。我們樂見更多來自中國的申請者。”

此外,她還提到,金融危機後,MBA學生在金融行業尋求職業發展的興趣已明顯下降,不少來自金融行業的學生來念MBA但很多人是為了轉行。

dawna (MIT Sloan招生辦主任Dawna Levenson)

嚴婷: 今年第一輪申請截止日期剛過(9月23日),你們一定收到了大量的申請,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去年MIT SloanMBA的申請和錄取情況和數據嗎?

Dawna Levenson: 
是的,我們的確收到了很多申請。我們最新一屆MBA共有406名學生,其中50名來自全球運營領袖(LGO)項目,其余356名為兩年制MBA學生。另外,女性占比近40%(39.4%)。60%為美國學生,40%為國際學生。國際學生來自世界上60個不同的國家,所以學生背景是相當多元的。學生們的工作經歷在0到12年之間,平均工作經歷約5年。我們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有同學來自咨詢行業,也有來自金融服務行業和銀行,但我們也有同學來自藝術類行業,我們也招收了建立自己企業的創業者。大家的背景各異。

嚴婷:每一個學校都有它自己給外界的固有印象,而這些印象並不總是正確的。一些人說“MIT Sloan是主要針對想要創業的工程師”。你怎麽看待這種印象?你希望申請者在聽到MIT Sloan這個名字的時候會怎麽想?

Dawna Levenson: 
MIT Sloan當然是MIT的一部分,就學生而言,在這兒成功的人有著各種各樣的背景。是的,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會更多地關註到MIT,所以他們更傾向於申請我們的項目。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要尋找理工科背景的人,一點也沒有。

嚴婷:你在Sloan也負責其他多個項目的招生,與其他商學院相比,Sloan有什麽特別之處嗎?

Dawna Levenson: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咖啡廳(Sloan商學院咖啡廳),看到了自很多不同項目的人。事實上你可以在Sloan獲得本科學位。我們也有一年的金融碩士項目,一年的管理科學項目,兩年的MBA——這是我們Sloan最大、也許也是最知名的項目。我們還有一個非全日制的EMBA(高級管理人員行政管理)項目。此外,還有Sloan Fellow項目和博士(Phd)項目。很多不同的項目會帶來巨大好處,那就是這會吸引到有著各種各樣經歷的人,所以教室內的討論和社交互動是相當豐富和多元的。

嚴婷: 關於申請,您先能簡要總結一下申請的程序嗎?

Dawna Levenson:
我們的申請程序非常簡單明了。我們在標準化申請流程上花了很大功夫,所以其他項目的申請流程也基本一樣。就MBA而言,要求要提交兩篇短文(essays)。我們也要求提交簡歷,而且我們為申請者提供了簡歷模板。我們要求提交兩封職業推薦信,而且要求所有獲得學位的成績單。而且如果你做過交換生,我們同樣也想要這些(交換期間)成績。另外還需要GMAT或者GRE,但不再有任何托福的要求。之後我們將審閱所有的申請。

嚴婷:即使對非英語母語學生也不需要托福成績嗎?

Dawna Levenson:
不需要,因為在你提交申請後的下一個步驟,就是被邀請參加面試。這個面試是面對面的,而且只有收到面試邀請才行,這是必需的下一步。我們更認同通過面試來幫助我們評估申請者的英語熟練程度。

嚴婷: 過去你們曾要求申請者提交一封Cover Letter,後來為什麽不要求了? 

Dawna Levenson:
對,已經不再需要了。我們一直都在努力改變,有時只是因為我們想要嘗試新的方法。你知道,我們發現有時人們在Cover Letter中的內容與他們的短文有點重複,顯得很累贅。所以我們決定將其剔除。

嚴婷:今年MBA申請流程的最大變化是什麽?

Dawna Levenson: 我認為最大的改變時我們的第二篇短文。去年申請了的同學,應該會記得去年我們第二篇短文的題目是“告訴我們你曾走出自己舒適區的一次經歷。”但今年我們的第二篇短文是要求申請者自己給自己寫一封推薦信,就像把自己當做自己現在的推薦人。我們在推薦信中提出的問題與我們給推薦人提的問題是一樣的。這很有趣,我們團隊對這一改變很興奮。

嚴婷: 這一改變背後的理由是什麽?

Dawna Levenson:    
有幾個因素。一個單純的因素是我們想要做出這個改變來反映現在行業動態。現在與以往相比,職場中越來越要求人們進行自我評測。另外,我們想要看到的數據,即我們設計的這些問題,其實就是我們推薦信上要求的信息。我們以此來判斷申請者是否擁有我們在尋找的一些品質。所以我們就想,為什麽不讓申請者給自己寫一封推薦信呢?我認為對每一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發人深思的問題。

嚴婷:這也幫助你們去評估申請者的能力。我知道你們在篩選申請者時采用了一個評分系統。你們仍然使用這個系統嗎?

Dawna Levenson: 是的,我們的整個錄取程序都是基於一個行為模型,通過這個模型來尋找我們想要的某些能力。很多年以前,我們與咨詢師一起確認了這四到五種特質,這些特質在很多成功的學生和校友身上都得到了集中體現。我們設計的短文、推薦信以及面試問題就是要獲取能反映這些能力的數據。例如領導力,我們希望(在申請者身上)尋找體現領導能力的證據,我們也在尋找建立關系能力的證據,這里只是幾個例子。

嚴婷:其他幾項特質是什麽呢?

Dawna Levenson:
除了領導力和建立關系的能力,我們還想尋找獨立思考能力這一特質,例如不拘一格的思維能力。還有一點就是不懈追求目標,也就是有能力確立目標、並堅持不懈達到這個目標,即使在追求的路上遇到各種各樣障礙。最後是創新能力。你知道,在MIT Sloan我們一直在尋找這些追尋創新想法的人。這些就是我們要評估的最重要的品質。

嚴婷:有趣的是,你們並不詢問申請者的職業目標和未來規劃,為什麽?

Dawna Levenson:
我們發現,兩年制MBA的同學,到我們這里來,在認識了很多人,發現和了解了各行各業的其他機會,從而改變自己想法的人占絕大多數。所以在這里並不是你的職業興趣決定了你的成功,而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那些品質。那些才是看一個人能否成功的真正的關鍵指標。

嚴婷:那麽你們怎麽評估申請者的潛力呢?

Dawna Levenson:
我們相信,過去的表現是未來成功的最佳指標。我們的工作也基於此。我們正是在尋找你過去的經歷中可以證明建立關系能力的證據。這是一個很好地例子,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輔導、團隊建設、教導、培訓,如果這些事情是你在過去三年中一直擅長做的,那麽這些特質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最有可能的是你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嚴婷:在申請材料包中,你們接收到了很多東西:各項數據、推薦信、課外活動、個人短文,這些每一小部分信息是如何拼湊在一起從而起作用的呢?

Dawna Levenson:
沒有哪一個部分是一定比另一部分更重要的,我們會參考申請的每一個部分,我們會從中讀取特定的數據。我們事實上從兩個維度上評估我們收到的申請。一個是我們所謂的“已證明的成功”(Demonstrated Success),另一個是“個人屬性”(Personal Attribution)。已證明的成功包括你工作上的成就、你的GMAT或GRE成績和你的GPA。很多這樣的信息都是個人披露的,一些來自於你的簡歷,一些是來自你的推薦信。另一方面,我們在尋找我們稱作“個人屬性”的東西,這些特質正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領導力、關系建立能力等等。

嚴婷:什麽是申請者需要避免的常見錯誤?

Dawna Levenson:
一個普遍的錯誤或挑戰是,申請者在文書中往往糾結究竟該用“我們”還是“我”來表達。一方面,我們非常想要知道申請者作為個人而言做了什麽。另一方面,我們也想知道申請者是否與團隊有良好的合作。所以在短文中找到使用“我們”和“我”之間的良好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另外,我們鼓勵人們遵守我們的申請要求。例如我們有字數限制,所以你需要確保在字數要求之內。另外我們只要求兩篇推薦信,我們也確信每個人如果想要的話一定能夠得到五封推薦信。你知道的,我們不建議申請者不遵守申請指導要求。我們理解每一個人都想與眾不同,但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方式是對的,有一些卻是不好的。

嚴婷: 你們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你們是否有時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

Dawna Levenson:
我們意識到我們所做的工作,正如你所說的是改變命運的,我事實上很喜歡這一點,我也經常提醒我們辦公室里的每一個人,尤其是閱讀申請材料的人,關於這一點。因為它確實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我很榮幸我的工作讓我能夠打電話給人們告訴他們被MIT Sloan錄取了。但有時這種對話也很艱難,比如要告訴他們這並不是最適合他們的地方,我們現在並不能錄取他們。這些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而我也比其他人更享受它們,當然我也認識到它的兩面性。

嚴婷:一些人被拒了,但他們可以再次申請獲得第二次機會。

Dawna Levenson: 
是的,非常對,我們確實鼓勵人們再次申請。再次申請的人在我們項目里都表現非常好。這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地方,這里很可能暫時沒有一些人的位子,但一些人可能會在過去幾年里改進他們履歷從而提高資質。再次申請無疑是展示一個人的堅持不懈,它展示了一個人對目標的追求,即使在第一次沒有成功後仍然不放棄。所以我們確實錄取了一些再次申請的人們,他們在我們的項目中的表現都非常出色。

嚴婷:你們把申請者放入候補名單的常見原因是什麽?他們需要做什麽從而可以被錄取?

Dawna Levenson:
我們鼓勵在等待名單中的人在開放窗口期中(Open Window Period)告知我們的發生的任何新的情況。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每天給我們寫電子郵件,但當比如他們得到了晉升或是換了工作等重大事情的發生的時候,請給我們發郵件,讓我們知曉,我們將會把信息加入你的檔案。

嚴婷:你對中國的申請者和學生有什麽普遍的印象?

Dawna Levenson:
我們每年都收到來自中國的申請數量都不錯,規模非常可觀。我們剛過第一輪的截止日期,這一次同樣也收到了很多申請。我們將要建立的這個班級是非常多元化的國際化班級。來自中國的學生表現都非常棒。我們樂見更多來自中國的申請者。

嚴婷: 你們是如何面試中國學生的?

Dawna Levenson:
當要面試時,我們到世界各地區。所以我們也去中國,到北京或上海,取決於面試的數量,這兩個地方都去。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作為面試官第一的職責就是讓申請者感覺放松,因為這主要是想要了解另一個人。我為各種項目面試了很多中國申請者,他們都表現得非常棒。

嚴婷:你對中國申請者有什麽具體的建議嗎?

Dawna Levenson: 不,我的建議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做你自己,在你的申請上花一些時間,面試是MIT Sloan對你的第一印象。盡量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來接觸我們,通過我們在你的國家舉辦的活動了解我們,或者你有機會直接來到學校參觀。

嚴婷:從行業角度來看,MBA教育在金融危機前後有什麽變化嗎?

Dawna Levenson:
我們觀察到,許多人對於尋求金融行業職業發展的興趣已明顯下降。我們有來自金融行業的學生,但很多人都是為了轉行。

嚴婷:談到轉行,你在埃森哲咨詢公司工作了18年但決定改變你的職業,走向一個全新的領域。為什麽你當初會做這樣的決定?你對其他想轉行的人有何建議?

Dawna Levenson:
是的,這個問題很有趣。我理解為什麽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職業改變。但對我而言,我認為根據我自己的優勢,做我認為很有趣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當初知道,在某一時間我會離開埃森哲去幹一些別的事情,事實上長期以來我都知道我想要在一個學術環境中工作,我一直想回到大學校園。所以我在離開埃森哲開始在MIT工作的時候,我的目標是很明確的。我覺得我有一些非常容易轉變領域的技能。我在埃森哲學到了很多,關於項目管理和商業發展,個人發展,人際管理等。在我現在每天的工作中我仍然繼續依賴於這些技能。所以也不是那麽不同。我想提到的另一方面是我發現我自己喜歡處在有非常強的文化氛圍,在埃森哲如此,在MIT Sloan也是如此,都有非常強的文化,我很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嚴婷:你對MIT Sloan以及其他計劃改變職業領域的人有什麽建議嗎?

Dawna Levenson:
說起來比做起來更容易。我現在已完成職業轉變後,說起來就比較容易。我想說,要遵從你的本能。找到你擅長做的事、感興趣的事以及需要你這樣的能力的地方,這三者的結合點。集中精力在這一點上,並努力爭取,你將會找到你的下一個職業。這也正是我現在的情況。坦率的講,五年前我很難想象今天的我的樣子,如今也很幸運能成為今天的我。我也支持其他人在他們的生活中做出類似的職業選擇。

(實習編輯 戴博 對本文亦有貢獻)

(註:轉載請註明華爾街見聞和作者嚴婷)

英文版原文如下:

Interview with Dawna Levenson, director of the MBA & MFin admissions office at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By Ting Yan,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Wallstreetcn)

Ting Yan: We have just passed the round 1 application deadline (on Sep 23). You must have received tons of applications. Could you share some data on last year’s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Dawna Levenson: 

Yeah, we did. So our current class is 406 students that made up of 50 Leaders for Global Operations (LGO) students, 356 2-year MBA students, a little under 40% female (39.4%), 60% US and 40% international. It is from 60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o it is an incredibly diverse class. The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range goes from 0 to about 12 or so, and the average working experience is a little bit under 5. We have people coming from all different industries. So we get people from consulting, we get people from financial services and banking, but we also get people from the arts, we get people who are entrepreneurs starting their own companies. It really varies significantly.

Ting Yan: Every school has its stereotypes, and we know that these are not always accurate. Some say “MIT is for engineers who want to start-up businesse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mindset? What do you want applicants to think of when they hear the name MIT Sloan? 

Dawna Levenson:  
MIT Sloan is definitely a part of MIT, in terms of the students, the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here, they really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back grounds. Yes people who hav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re more aware of MIT and therefore they tend to apply to our program. But we are not specifically seeking out just people with science engineering backgrounds, not at all.

Ting Yan: You are in charge of different programs in Sloan, are there any unique aspects of Sloan compared to other schools?  

Dawna Levenson:
We are sitting in this cafeteria wit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You actually can get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here at Sloan. We also have our one year Master of Finance program, one year Maste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Studies, two-year MBA that are largest and probably best-known program at Sloan. We have an executive MBA which is a part-time MBA program. We also have a Sloan fellows program and we also have a PhD program. So this is a variety of programs. What’s great about that is it attracts people with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levels, so the classroom conversation and the networking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very rich and diverse.

Ting Yan: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could you briefly summerize the process first?

Dawna Levenson: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is extremely straight forward. I will focus on MBA, but we tried very hard to standardize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programs, so it is not that different for other programs. For the MBA, there are two required essays. We also ask for resume and we provide a resume template for you. We ask for two letters of professional recommendation. We ask for transcripts from all universities where you received a degree. And if you by chance did any kind of exchange, we want those grades too. And GMAT or GRE, and no TOEFL requirement at all, we then review all of our applications.

Ting Yan: Even for non-English speaking students?

Dawna Levenson: 
No, because the next step in the process, after you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is to be invited for an interview. The interviews are face to face, they are by invitation only, that are required next step. And we really feel strongly we rely on the interview to help us assess one’s English proficiency.

Ting Yan: I remember you used to ask for a cover letter,  why was the change?

Dawna Levenson: No more, w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to change things. Some of them are simply because we want to experiment different things. You know, we found that it was a little bit redundancy in what people put in their cover letter and then put in their essay. So we decide to strip that out.

Ting Yan: What are the major changes in MBA application process this year?

Dawna Levenson: So I would say the biggest change is our second essay. To those of you who applied a year ago, you would remember that our second essay was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went beyond your comfort zone.” Our second essay this year is actually to ask our candidates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on behalf of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re their current supervisor and we provide them the exactly same set of questions that we send to our recommenders. It is fun. We are excited.

Ting Yan: What’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change?

Dawna Levenson: So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one was simply we wanted to change it up to mirror what industry does. So in industry, people are asked to do self-assessment now more than in the past. Also the data, the way we structure our questions, and the data we are asking, the recommenders form is very much the data we are looking for in terms of people’s different competencies. So we thought why not ask somebody to write their own recommendation. I think it is very thought-provoking for the individuals.

Ting Yan: It also helps you to assess the competencies. I know you use a score system during selection. Do you still use it?

Dawna Levenson: So we do, our entire admission process is based on a behaviourial model where we are looking for certain competencies. Many years ago we worked with consultants to identify those four or five qualities that were prevalent in many successful both students as well as alumni. And we structure our essay questions as well as our recommender’s questions as well as our interviews to be able to garner data that support these competencies, for example leadership. So we are looking for evidence of leadership skills, and we look for evidence of relationship building just to give you a couple of examples.

Ting Yan: What are the other qualities?

Dawna Levenson: Besides leadership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we want to see independence of thought, i.e.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outside of a box. And the persuit of goals, i.e. the ability to set and define goals, and actually go after them even if obstacles get in your way. And finally there is innovation. You know, we are MIT Sloan, and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people who are pursuing innovative ideas and thoughts, that’s something else that we evaluating.

Ting Yan: Interestingly, you don’t really ask for applicants’ career goals or future plans, why?

Dawna Levenson: We have found that a very large percentage of our two-year MBA students, once they come here, meet other people, see other opportunities get a feel for other industries, they change their minds. So it is not your career interests that make you successful here, but these other qualities we’ve talked about. They are the real key indicators for us, of success.

Ting Yan: Then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candidates' potentials?

Dawna Levenson: There is a school of mind that says past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indicator of future success. That’s where we are lying on. We are looking for, in your past, evidence of relationship building. To me it is a great example, because it is so important to us. Mentoring, teambuilding, teaching, coaching, and these qualities don’t go away if it is something you were inheritably good at doi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most likely you will continue to do it moving forward.

Ting Yan: In the application packages you actually receive a lot of things, the data, recommender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ssays. How do all the little pieces fit together for you?

Dawna Levenson: No par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 we really look at all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application, we are pulling out certain data. We are actually evaluating all of our applicants on two dimensions. One is what we called demonstrated success, and the other is personal attributes. Demonstrated success includes your work success, your GMAT or GRE and your GPA. A lot of that information are self-reported, some of them come from your resume, some of them also come from your recommend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looking at what we call personal attributes,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that I talked about before, leadership, relationship building, etc. that come into play.

Ting Yan: What are the common mistakes that applicants should avoid?

Dawna Levenson: A common mistake or challenge that people are faced with are something we called “we vs. I” factor. We very much want to know what you as an individual did,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want to know that you work well in teams. So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in your essay using the word “we” versus the word “I”,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o do. We encourage people to simply following the directions. We provide word limits, so you want to stay within the limits. We ask for two recommendations, we are sure that everybody is capable of getting five recommendations if you really want to. So you know, not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is not something we recommend. We understand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stand out, but there are ways to stand out that are good, and there are ways that are not so good. 

Ting Yan: Every decision you make may change one’s life. Is there a time when you have to make a very difficult choice?

Dawna Levenson: We definitely realize that the work that we do as you mentioned is life changing, I actually really like that, I remind people in my office, and I remind people who read our applications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because it really is life changing.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of my job to be able to call people and tell them if they get admitted to MIT Sloan, and at times it is challenging to have some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with somebody to let them know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the best place for them, we don’t have a spot for them. It is all part of the job, and they are certainly parts that I enjoy more than others, but I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both sides to it.

Ting Yan: Some people get rejected but they may have a second chance and reapply.

Dawna Levenson: 
Yeah, absolutely, we encourage people to reapply, we do. Re-applicants do very well in our program. It is an incredibly competitive pool, and there may not be a space for an individual. But somebody may have improved their candidacy in their profile over the past year. Reapplying certainly shows persistence, it shows your interest it shows your pursuit of goal, your ability to find goals and pursue them even if they don’t work out for the first time. So we do admit people who are reapplicants, and they do very well in our program. 

Ting Yan: What are your common reasons to waitlist an applicant? What can they do to get off the wait list and get admitted?

Dawna Levenson: so people on the waitlist are encouraged to keep us informed of any changes that may happened during the open window period.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have to email us every day, but to the extent that if they get promotion, change of job, something significant happened. Please send us an email and let us know, we will add it to your file.

Ting Yan: What is your general impression of Chinese applicants and students? 

Dawna Levenson: We receive a healthy number of applicants from China every year, it is a large number, definitely significant. We just had our round one deadline, again we received a healthy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rom China. I think that the class we are trying to create here is in incredibly diverse global class. I think students in China are doing very well here, so that’s great, we would love to see even more people from China to apply.

Ting Yan: How do you conduct interviews for Chinese students?

Dawna Levenson: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view, we travel globally. So we come to China, we come to Beijing, Shanghai,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interviews, we go to both of these cities. From me personally, the very first responsibility as the interviewer I have is trying to make the applicant feel relaxed, because again it is all about getting to one another. I have been interviewed many many applicants in China, with multiple programs here, they do very well.

Ting Yan: Do you have any specific advice for Chinese applicants?

Dawna Levenson: No, I think it is the same for everybody, be yourself, spend some time on your application. It is actually your first impression to MIT Sloan school. Reach out to us however you can, get to know people whether through the event we are holding in your country or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Ting Yan: A more industry-level questions is, how has the MBA education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is financial crisis?

Dawna Levenson: We definitely have seen less interest of people in pursuing a career in finance. We have seen that. We have people coming from finance coming here, but many of them are career changers.

Ting Yan:  Talking of career change, you spent 18 years working for Accenture but decided to shift your career to a completely new and different path. Why did you make that decision? What are you advice to many career changers?

Dawna Levenson: Yes, it is interesting because I understand why somebody from outside would think it is a huge career change. For me personally, based on the strengths that I think I have, the type of work that I find interesting, it wasn’t such a big change. I knew that, at some point I would leave Accenture to do something else, and actually I had known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 I would want to work in an academic environment. I have always longed being in a university campus. So I was very focused at that time, when I decide to leave Accenture and work at MIT. I felt I brought a lot of very transferable skills with me. So I feel my work at Accenture I learned a lot about program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bout business development,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skills that I continue to rely upon every day to do my job here. So not that different.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t I found out about myself that I love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with a very strong culture. And clearly both Accenture and MIT Sloan have very strong cultures that I also want to be in part of.

Ting Yan: Do you have any advice for those career changers at MIT Sloan and beyond?

Dawna Levenson: I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It’s easier to say now because I am on the other side. Follow your instincts. Figure out the intersection of what you are good at doing, w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doing and where there is a need. And at that point, really be focused and go for it, and you know you will find your next career. That’s exactly what I have ended up in. To be honest, five years ago it would be hard for me to imagine that I would be where I am today. And very fortunate that I am where I am. I encourage others to do similar things with their lives.

(Please quote both Wallstreetcn and Ting Yan if you intend to post the above content on other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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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代言】中年理工男被老婆踢下床 被逼再創業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127/149000.html

i黑馬:從事電子元器件行業二十多年的中年理工男,為何“拋棄”原本的事業,紮根研究“睡覺那些事”?常年的打鼾習慣給他的婚姻帶來了怎樣的災難?他研究出了什麽樣的產品,想解救全國1.55億的嚴重打鼾者?

 

1.1專屬價格享受無鼾睡眠,點擊“i代言”,搶購100個雲中飛止鼾儀


一段鼾聲引發的“婚姻事故”

大家好,我是雲中飛創始人你羅強。先給大家聽段有故事的聲音。大家聽出來這是什麽聲音了嗎?

沒錯,是打呼聲。很抱歉騷擾了大家的耳朵,因為這是我的打呼聲。其實呢,這段有故事的打呼聲背後呢?不是故事,而是一場“事故”。

電影里的講的都是愛情故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鼾聲引發的婚姻事故”。

和所有男人一樣,結婚前和結婚後是有區別的。有人給做早餐啦,有人給洗臭襪子啦,工資有人沒收啦,玩遊戲有人管了,對吧?還有一點,有人提醒你:昨晚你又打鼾啦!

我想應該沒幾多少男人晚上睡覺不打鼾吧,雖然我們自己並不知道是吧。我老婆呢 ,平時有點神經衰弱,就特受不了我的打呼聲。無數個夜晚呀,半夜被她一腳踢醒。

終於有一天,事故爆發了—--有天半夜,我不是被她踢醒的,而是被開頭那段聲音嚇醒的。大半夜,沒開燈,聽見那樣的聲音,太恐怖了!此時,老婆對我說:“老公,這次你還有啥好說的,我好想睡個好覺,明天還要上班。你能去外面沙發睡嗎?”

原來晚上趁我睡覺的時候呢,她竟然拿手機把我的打呼聲給錄下來了。

有聲音有真相,我也不好說什麽。就這樣,就是一段苦逼的睡沙發的日子啦。

你造麽?鼾癥是“絕癥”!!!

後來我知道,還有很多打鼾比我嚴重的朋友,他們的遭遇更悲慘。

我有一個十幾年的老朋友,大學畢業後就去了美國矽谷,06年回國,跟他一塊回來的,除了家人,還有一個晚上睡覺戴的呼吸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種呼吸機?

我那個朋友就是情況比較嚴重的。她老婆也是和我老婆一樣,叫苦不叠。你想想,半夜醒來,對面一個黑乎乎的大面具,還是蠻恐怖的。

不僅如此,他每年還要去趟美國,做睡眠監測。頭上戴很多電機,監測眼電圖、肌電圖、腦電圖、呼吸測試等等一大堆的數據,測完一個晚上之後告訴你你的睡眠狀況是怎麽樣的。後來我們做研究時找了很多誌願者做這種監測,他們說,那麽多電機在頭上,挺痛苦的。

還有更嚴重的,基本都去醫院了。大家從新聞上都知道這幾年醫療糾紛鬧得很嚴重。大家知道出問題最多的是哪個科室嗎?耳鼻喉科。

大部分出問題的癥狀叫空腔癥,它的起因是很多人打鼾嚴重的,然後醫生就建議他們做手術。因為手術部分是把他鼻腔內鼻息肉給割小一點,就不至於打鼾。但是因為這個一旦割掉是不可逆的。但實際上鼻息肉是有它特定功能的。就是說冷的空氣流過鼻腔的時候,有加熱和濕潤的功能,你呼吸到身體里的空氣才會感覺舒適。但是他們因為打鼾的問題把它割掉了,這個功能沒有之後,鼻腔內部就會老是幹裂流血,之後就容易神經衰弱。長時間之後,他們就認為這個醫生有問題,便有一很多挺慘痛的醫療糾紛案。

中年理工男苦逼的“止鼾”研發之路

我自己本身是學物理出身的,後來老婆生孩子認識了不少醫院的醫生。一位兒科的醫生聽過我和我朋友的事兒呢,就給我介紹了耳鼻喉的一個醫生,他便告訴我了上面那個醫療糾紛的內幕。原來,我覺得像我們這種有問題的是少數人。後來,發現,鼾癥就像痔瘡,大家都不說,得病的還真不少。生意上認識的一些老板,也有跟我一樣分床睡的經歷。而且,我了解到一個數字,中國鼾癥中度以上患者有1.55億。這是多麽龐大的一個數字。

後來我就想,現在智能硬件這麽熱,可是沒有一款針對打鼾的。我便召集了幾個公司的小夥伴,研究睡眠原理,不懂得就查資料,問醫生,找專家。

原來我身邊不少人覺得打鼾是件挺正常的事兒,因為身邊打鼾的人太多了是吧。也覺得沒啥危害,不痛不癢的,而且自己還不知道。經過大量查閱數據研究後,我發現,打鼾是種病,而且還是“絕癥”那種級別的,因為根本無法根治。我們打鼾基本都發生在晚上睡覺比較放松的時候,引起打鼾的主要原因呢,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呼吸道內測的肌肉放松,下垂,使呼吸道變窄,氣流通過受阻,引起打鼾。而且,它的危害很多人都不了解。一般年紀越大,癥狀越嚴重,基本是臉色發黃,長黑斑,嗜睡。一些嚴重的,呼吸道會被堵住,引起呼吸暫停。呼吸停止時間過長的話,有可能窒息。

半夜窒息的是極少數,為什麽,因為大多數人打鼾嚴重了,身邊會有人去拍下去幹預下,對不對。於是,我們的方向就是找到一種最佳的幹預方式,既能制止打鼾,又不影響正常睡眠。

後來是市面上有一些制止鼾癥的智能手表,智能脖套。它們的原理是通過監測夜里的聲音,來判斷是不是打鼾,然後通過手表發出電擊信號刺激幹預。這個問題就比較多了,第一,通過聲音監測不準確,旁邊別人打呼,你也要電擊我下,是不是。第二,手腕,脖頸這些位置不敏感。第三,電擊的方式也太痛苦了吧,而且,基本被電一下,全身不舒服對吧。

看完了市面上所有的產品後,我們就在考慮,這種幹預的方式怎麽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呢?首先,手腕,脖頸這些位置不可行,你在這個位置刺激下,就相當於全身被推了下,身體大面積受影響。其次,關於睡眠監測,打鼾時的各項指數監測,我們做了一年。將複雜的數據演化成一個打鼾指數,最佳的方式是通過骨傳導結合聲音等多項指數信息識別,幹預打鼾。

最後呢,要用骨傳導,又要最佳的位置。我們就想出了耳帶式的產品方式(展示產品)。為什麽不是耳帶式,而不是挎在腦袋上,戴在嘴巴上,塞在鼻孔里呢?因為耳朵是人體很敏感的部位,通過骨傳導的方式必須是要緊貼皮膚的。耳帶式不僅帶著舒服,而且骨傳導的位置和準確率高。通過耳部聲音的幹預,就相當於你打鼾時,扭了下腦袋,而不會影響全身。

比如,大家打鼾都是從輕到重。在你第一次打鼾之前呢,將要打鼾的時候,你的呼吸,肌肉等一些都會做出反應,相應的指數會發生變化,0.1秒便開始監測,0.8秒計算出結果,而你呼吸一次的周期是4秒。就是說在你還沒來得及打鼾時,通過骨傳導的方式去幹預你一下。鼾癥指數,我們分為九個等級,幹預聲音的大小也按此分為九級。

產品出世,勇奪中國好產品冠軍

第一個樣品做出來後呢,我自己先試用了下。當然是先征得老婆同意。那一晚,我帶著雲中飛,旁邊放著我們內部可以記錄打鼾情況和指數的設備。第二天醒來呢,我發現,第一,我還在老婆的床上,沒被趕下去。第二,看了下設備,媽呀,昨晚兩個小時,我竟然打鼾380次,大家看下這個圖。(展示)其中呢,大部分打鼾時得到了幹預,紅色部分。

後來,同事們把身邊打鼾的人挨個做測試。我測試的對象是我爸媽。我和爸媽一塊住,他們的鼾聲呢,怎麽說,就是我的臥室和他們的隔著兩道墻,都能聽到。

夜里,我就讓爸媽戴上止鼾儀,他們睡著了,我就拿著監測設備在床邊守著。就這樣連續守了十天。監測到的數據越來越好。基本第一天夜里就安靜了,後面打鼾的次數越來越少。

目前呢,我們開始在微信上售賣,也征集了近5000個用戶,這些是用戶給我們的反饋。(展示)

有用戶使用後,起到了很明顯的效果,他說可以用“神奇”來形容。更有意思的是,一些使用時間比較長的,後來不戴也不打鼾了,竟然起到了“治鼾”的效果。

這些用戶的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帶著產品參加了“黑馬創交會”的中國好產品華南區的分賽。不僅拿下了分賽冠軍,還代表華南區參加了在北京的決賽。由網上的粉絲和現場的大佬粉絲們共同選為了“中國好產品”冠軍。陸陸續續,也有很多媒體來報道雲中飛,像通過深圳衛視這樣的平臺,讓更多人了解止鼾儀。

在1月21號,雲中飛的app正式上線。大家晚上使用止鼾儀,通過手機打開藍牙,就能在手機端時時看到自己晚上打了幾次鼾,幾次是嚴重的,幾次是輕的,止鼾儀通過幹預止住了幾次,都能一目了然。

2015年1月23號,雲中飛止鼾儀將在京東眾籌平臺上線。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享受到雲中飛止鼾儀帶來的甜蜜睡眠。

打鼾不是件小事,我希望這1.55億同病相憐的朋友們,多一個人能回到老婆床上,少一個人戴呼吸機,少一個人去做手術。這是我羅強,也是雲中飛最大的心願。
 

關於“i代言”:

"i代言"是《創業家》傳媒新打造的旨在讓創始人講產品故事的新媒體產品。微信號:aidaiyan_founder,網站www.idaiyan.cn。

“i代言”為創新產品尋找前1000個種子用戶:

針對創業公司推廣產品難、成本高的痛點。“i代言”聯合擁有千萬粉絲的創業家傳媒制造一個“i代言爆款產品計劃”,幫助創新產品集結前1000個種子用戶,讓萬千粉絲只為你一款產品瘋狂!

每個創始人都是產品經理,都是產品最好的代言人。如果創始人都不關心自己的產品,不敢為自己的產品“代言”,消費者怎麽放心為你的產品買賬呢!

如果你對自己的產品是“真愛”,我們會讓你像雷軍,羅永浩一樣,給你一個舞臺,向世界宣講你產品的情懷。

不敢上“i代言”的老板不是好創始人,想參加“i代言爆款產品計劃”的創始人和市場總監趕緊撥打手機或者加微信15910687353。

歡迎掃“i代言”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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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創業席卷中國。湖南衡陽,一對農民父子,憑借著創業的激情和動力,劍走“偏”鋒,利用廢舊汽車零件和網絡上下載的圖片,在鄉間廢棄的廠房內拼接起一個個體型巨大的“變形金剛”,年收入超百萬元。 (東方IC/圖)

政府支持創新當然是好事情。基本不賺錢的事情,都應該政府去做。

中國更應該強調大學和企業的自主和自由,因為政府已經夠強大了。

工業革命4.0後,大規模的制造業生產很可能被機器人取代,那些工人以後怎麽辦,這真是一個人類面臨的史無前例的問題。

在“萬眾創業”的口號席卷中國之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教授,攜他與人合著的新作《MIT創新課:麻省理工模式對中國創新創業的啟迪》來到北京,向讀者介紹MIT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MIT是世界公認的頂尖研究型兼創業型大學,產生了80位諾貝爾獎得主,同時,MIT校友創辦經營的公司年營業收入已超過2萬億美元,若作為GDP,能在全球排到第11位。

黃亞生之前寫過兩本關於中國的書——《出售中國》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這一屆政府將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黃亞生的建議是,政府只管出資,保證大學和企業創新活動的自主、自由;不要學習新加坡,要學習以色列。

2015年3月24日午後,黃亞生接受了南方周末專訪。

可以出錢,但不可以主導

南方周末:就在昨天(3月23日),中國政府發布了《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幹意見》,力挺創業投資、科技創新,指出要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等,你在新書里著重寫的是麻省理工模式對中國創新創業的啟迪,不知如何看這屆中國政府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黃亞生:我還沒有看到你說的這個文件,總的來說,政府支持創新當然是好事情。

創新需要的必要條件有幾方面:首先要給創新者創造無後顧之憂的環境空間;

第二,高校創新的知識產權政府要讓渡出來,這樣才能形成創業,否則容易被束之高閣;

第三才是創業機制,比如風險投資,知識產權轉移制度等。

最核心的一點是,政府出錢,但不能影響學術機構的獨立性,不能幹涉學術研究。創新,從政府和大學的關系上應完全是大學主導。

中國更應該強調大學和企業的自主和自由,因為政府已經夠強大了。

南方周末:你觀察到的中國創新模式是怎樣的,能否與你說的MIT模式做一下比較?

黃亞生: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

中國比較多的往往是政府要上一個大項目,要搞一個課題,然後組成一個學術和政府機構聯手的班子來攻堅。而歐美只有極少數創新項目是由政府直接推動的,即便資金是政府出,也是通過學術機構去推動。美國沒有科技主管部門,雖然美國有國家實驗室,但管理和資金的分配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或者說是完全獨立的。像MIT這種學校,如果政府的規定被認為是幹涉學術自由,它都不會接受政府的資金,創新成果的產權也不是政府的,產權歸學校和研究人員。這是第一點不同。

第二點不同,美國政府要求你做的基礎科研,你拿到我這個項目資金的一個重要要求是,信息必須公開,知識和成果全社會分享。甚至公司提供資金支持的項目,大學通常也要堅持這個基本原則。

第三點,美國政府出一筆錢,整個研發過程它都不管,到最後誰搞成功了誰得到這筆資金。MIT教授申請研究經費時,申請書里強調的是推動科研水平而不是政府哪個具體的政策目標。

南方周末:由於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可能更傾向於學習日韓、臺灣的東亞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即政府在創新活動中起比較強的主導作用。

黃亞生:最近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又被熱議,中國學新加坡有確鑿的證據,新加坡這麽小一個國家卻是接待中國官員最多的國家。新加坡把自己管理得很好,我不否認,但你在世界上能找到第二個新加坡嗎?任何一個模式無法複制,本身就不成其為一種模式。

我老說,新加坡的飛機一起飛,就在跟國際航空公司競爭。新加坡就400萬人,一個大公司的規模,李光耀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經理人,他看到了市場信號,把新加坡轉化為一個產品。

同樣,你也可以說日本、韓國、臺灣早期的成功是市場經濟的成功,它們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是海外市場價格的接受者,不是制定者,它們的政府幹擾不了海外市場信息。

而中國這樣大一個國家,發展主要靠國內市場。中國不是價格接受者,而是一個價格制定者。這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有本質區別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色列也曾搞過政府出資,由企業和研究機構進行大規模創新創業,它的創新活動是自由的、市場化的,創新能力比新加坡不知道強了多少倍,中國為什麽不學學以色列呢?

由政府從頭到尾主導開發的模式,在趕超國家可能存在,但日本、韓國、臺灣等趕超型國家或地區有腐敗,在政府權力缺乏約束的體制下,政府主導的趕超模式結果往往容易滋生腐敗。

南方周末:創新創業方面你認為政府應該做好哪幾件事?

黃亞生:我認為基本不賺錢的事情,都應該政府去做。

比如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政府應該出資,但保證大學獨立。

在科研方面,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首先是支持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支持大項目。現在中國很多的科研項目是為了“彌補國內空白”,花了很多錢,我對這種做法是有看法的,因為知識已經存在,基礎科學都是全人類共享的,完全沒必要自己再搞一遍。應該鼓勵中國的科研人員去搞一些世界前沿的研究。

在創業方面,政府的作用要體現在簡政放權和法治方面。

還要同時討論政府不該做什麽。比如對投資的審批要大規模簡化;比如在財政上為創業平臺的建立提供補貼,但不要規定方向;再比如科技知識的公開化共享,而不要把數據、知識封鎖在政府部門里。

黃亞生 (受訪者提供/圖)

“工業革命4.0”後,就業怎麽辦

南方周末:現在歐美很流行的“工業革命4.0”、“第二次機器革命”,對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會有何挑戰?

黃亞生:我覺得其實威脅挺大的。過去在人工智能里有一個定律,說機器做得好的事情,是人做得差的事情,對人容易的事,對機器是很難的。比如數學對人來講很難,對機器簡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機器很難,對人很簡單。

但現在有證據表明,這個定律已經被征服了,機器人已經能夠做出像人一樣的舉動。你想想這個對制造業的影響,美國現在的制造業在大規模地回升,大家都用機器人,機器人的崛起會彌補人力成本的劣勢。

所以好幾年前,國內有種看法是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非常擔心勞動力不足問題。我說這個根本不是要擔心的問題,最終擔心的還是失業的問題。那時國內還做了一些在我看來不正確的決定,把低端制造業通通換掉。當時有一些官員覺得,讓這些簡單的加工業到越南、老撾去。他們不知道,很多國家要獲得制造業的集群效應,是很不容易的,對中國來說能獲得集群效應,是很大的一個優勢。

從長期來講,要非常鼓勵中國人創業,不光是科技的創業,就算是簡單的創業也要。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廢除城管的話,會增加非常多的就業,這些都是創業,街上賣碗雞蛋面,這是沒法用機器人去取代的,但大規模的制造業生產很可能被機器人取代,那些人以後怎麽辦?

當下,美國制造業的指標回升非常好。機器人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在美國生產這些東西,固定成本很高,邊際成本為零,老板、投資人最喜歡這個,而且福利、勞資矛盾等這些頭疼問題都不用面對了。所以這真是一個人類面臨的史無前例的問題。以後就業怎麽發展,我覺得真是應該提前考慮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歐美國家的哪些行業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沖擊?

黃亞生:美國現在甚至包括一些白領,比如律師事務所做簡單案例研究的人,幾乎都沒有了。因為美國是判例法,一個律師要找出以前怎麽判,過去都是研究助手來做的,現在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我在MIT,計算機的研究生給我寫了個找資料的程序。你給它一百篇文章,告訴它,找一百篇類似文章,它就去學了。這個側重動詞多一點,那個側重名詞多一點,機器都會學,真是不得了。我看了以後目瞪口呆,準確率達到85%,根本不需要人了。像以前我要做這種事情,我起碼得雇三個人三個月,現在這三個人就失業了。我跟計算機教授說:“哎呀你們這個真不得了啊!準確率達到85%。”他還說:“怎麽可能,肯定什麽地方搞錯了,應該100%才對。”

這是全球範圍的沖擊,可能有比中國更慘的國家,比如非洲。因為當一個國家形成了產業的集群,集群本身會使它具有強大的競爭能力,成本可能完全不一樣。非洲完全沒有形成集群,它的工人也剛剛開始學習技能,中國工人已經有30年積累的經驗,所以那邊的企業離開他們是最容易的。我覺得對於非洲、印度這些還沒有形成產業規模的地區,工業革命4.0對它們的打擊最大,中國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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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南洋理工大學劉宏:“習馬會”選擇新加坡有特殊考量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8536.html

專訪南洋理工大學劉宏:“習馬會”選擇新加坡有特殊考量

一財網 閻彥 張媛 2015-11-07 14:43:00

新加坡是東南亞非常重要的國家,雖然是小國,但是因為自身的經濟發展、外交政策,和世界大國都是良好關系。

第一財經專訪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劉宏教授,具體訪談內容如下。

第一財經:聽完習主席今天的演講,您有什麽感想,他傳達了哪些信息讓你印象深刻?

劉宏:我自己本人非常榮幸,在離習主席的距離不到10米聽完了整個演講,我感到非常振奮。因為習主席的講話透露了幾個非常明顯的信息。

第一,中國是亞洲和平、繁榮、友好、發展的重要環節。他也提到了南海問題,說中國需要要堅持自己的主權,和周邊國家在“一帶一路”的大框架下進行發展。第二,他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是充滿信心,現在進入全面小康,4個全面,5個發展,每個步驟如何展開,對於整個世界都有影響。

第三,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友好和友誼源遠流長。1970年代李光耀訪問中國,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習近平主席曾經也作為廈門常務副市長來新加坡調研。

他也強調了友誼和雙方的互學互建。

第一財經:因為三地華人的血緣關系,為什麽在新加坡會面,怎麽看待三地的內在聯系?

劉宏:今天下午的習馬會當然是非常具有歷史性的會面。這次選擇在新加坡,應該也是有特殊的考量,第一次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在兩岸關系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新加坡和海峽兩岸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關系。

從李光耀到李顯龍也都非常關心兩岸的發展。此次習主席在新加坡訪問,提供了很好的平臺。這既有歷史的元素,也有在目前亞太發展中,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因為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不管國籍是哪一個,都希望海峽能和平、發展,合作。

第一財經:現在進行習馬會是否是好時機?對兩岸關系的影響?

劉宏:習主席和馬先生的會面,討論已經有1、2年時間,這次在時間上對雙方都是很好的契機。一方面是習主席到新加坡國事訪問,另外我們也知道習主席在美國、英國的國事訪問也都非常成功,也加強了中國國際大國的地位。同時,也需要使得兩岸和平統一進一步強化,現在也是很好的契機。

現在也正值臺灣領導人選舉的時候,所以能夠推動兩岸最高領導人的互相了解溝通,推動兩岸領導人制度化、常態化的溝通,有益於兩岸的發展。

第一財經:習馬會之後,您對兩岸關系的期望?

劉宏:新加坡是東南亞非常重要的國家,雖然是小國,但是因為自身的經濟發展、外交政策,和世界大國都是良好關系。

新加坡對於中國不僅僅是合作,在經濟上,也是很重要的關系

那麽新加坡,我相信通過海峽兩岸的合作,為整個區域的穩定有貢獻,也有助於新加坡自身的發展。

編輯:王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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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舞蹈家,靠理工腦跳進國際 他用程式碼編舞 機器人變最佳舞伴

2016-04-18  TCW

庫卡(Kuka),是廣泛用於BMW、空中巴士(Airbus)、三星等知名品牌生產線的工業用機器人。舞者兼編舞家黃翊,被林懷民稱為「可怕的小孩」(Cnfant terrible,法文藝術天才之意)。當黃翊與庫卡,跳著令觀眾如痴如醉的雙人舞時,程式力,是不可或缺的創作關鍵。

黑暗中,舞台上簌、簌、簌傳出在工廠才聽得到、很「工業」的聲響,隨著燈光、音樂緩緩加入,隱約映照出黃翊與庫卡互動交纏的舞步。原本在生產線上運作飛快卻了無生氣的機器手臂,這時彷彿被注入生命,展現出探詢、遲疑甚至凝視的情緒。

「奇異的富有詩意(oddly poetic)」《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形容。

耳目一新的表現方式,讓這齣舞碼打敗眾多對手,應邀在全球科技藝術最重要的年會——奧地利Linz電子藝術節開幕式中演出,是台灣首度獲邀;它也獲選為二〇一五年國際表演藝術協會(ISPA)年會十大新作,是當年度唯一華人作品。

但亮麗成績的背後,是長達四年構思與反覆修改的苦功,為了讓庫卡舞出豐富情感,光是一分鐘的舞,就要花二十個小時編寫程式碼。編舞也要寫程式?黃翊的電腦底子,讓他在編舞者中顯得與眾不同。

黃翊從小立志習舞,但就跟同齡小孩一樣,他對電腦充滿好奇。他還記得,小學五年級時,原本富裕的家境,財務狀況已大不如前,父母親還是咬牙買了一部電腦,讓他格外珍惜。

從小習舞,學寫程式接案改善家境脫貧的動力,讓他發憤在網路上自學網頁設計、電腦動畫。到了高中,已能接案賺錢分擔家計。他的功力甚至吸引新竹科學園區公司委託建置網站。

藉由撰寫程式改善家中收入,別人眼中無趣的機器與程式碼,成了黃翊心目中的可靠朋友,「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過程,我可能對科技不會有那麼深的感觸。」黃翊說。

除了跳舞如吃飯喝水般重要,他形容,程式語言則是他的第二外語。「會寫程式,等於多會一種語言。」黃翊說,就像學會德文,就容易交到德國朋友,到德國旅遊有人接應。學會程式語言,有電腦當好友,「自己的世界就變得大一點。」當別人的想像力只局限在與真人跳舞,熱愛機器貓哆啦A夢、很會寫程式的他,大膽幻想:如果與機器人跳舞呢?

下對指令,機器能表現情緒所謂舞蹈,就是控制時間、空間、力量等元素,藉由移動的質感與力度,來表達出情感。但,如何將質感與力度放在沒有生命的機器人身上?黃翊分析,真人舞者會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情緒,但機器人就像個非常被動的舞者,必須先拆解舞蹈的肢體動作,利用程式下達指令,告訴機器以什麼速度、轉多大的圈,精準表現編舞者所要的情緒。這,就是庫卡詩意的來源。

其實,與機器人共舞只是整合程式力的開端,實驗新科技早已成了他平日的重要戲碼。

最近,他開始在自家安裝人臉辨識與定位程式系統,他想知道,如果房子能辨識來客、知道客人走到哪個位置,可以有什麼樣的應用。「只在實驗階段,還不知道可以怎 應用。」他說,看到可用程式控制的新科技玩意,只要售價不貴,就會買回家測試。

但往往試了之後晾著,直到某個創作過程中,靈光一現,自然就用程式將新玩意與藝術「黏」了起來。

程式力同時也大大提升他的藝術創作效率。同時擁有藝術腦與理工腦的黃翊,常遇到合作的工程師很驚訝:「你怎麼懂我們的術語?」節省了許多溝通成本。別人視為畏途、往往委外處理的網路技術事務,他做起來也甘之如飴,「黃翊工作室」官網自己設計;舞蹈作品的影片,當然也全由他自己剪輯編排,「這樣比較快,也最能符合我的想法。」具原創性的創新,吸引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找上門合作。德國庫卡機器人公司也邀約黃翊到德國合作,找出機器人的更多可能性。

事實上,當一個舞蹈家能講流利的第二外語給機器聽時,不只他自己的世界變大,其他人的世界也都能一起變大!

黃翊如何與機器人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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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蔡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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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判 原華南理工副教授“超生開除”案終審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4671.html

當年備受關註的華南理工大學副教授蔡智奇因超生被開除案又有新進展。

17日,第一財經接到蔡智奇轉來的《行政裁定書》。由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的這份《行政裁定書》裁定,維持原判“不予受理”的裁定,蔡智奇被開除一事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相關規定處理。而此前蔡智奇就此事提請勞動仲裁時也被拒,理由是該事件屬於行政處分,應該走行政法庭。

從結果來看,法院和勞動仲裁部門之間有“踢皮球”的嫌疑。

蔡智奇於2007年12月26日在美國留學期間生下大女兒,於2010年1月23日在國內生下二女兒,期間於2009年9月1日開始在華南理工大學工作。2013年11月19日,華南理工大學認定蔡智奇超生,將其開除。

因為不認可“超生”,蔡智奇開始了歷時兩年半的起訴、申訴、上訴和尋求其他救濟途徑的歷程。

2014年1月23日,代理律師陸妙卿到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院申請勞動人事爭議,結果被駁回。當時仲裁院的理由就是《關於給與蔡智奇開除處分的決定》是屬於行政處分,不屬於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的範圍。

蔡智奇於是提起行政訴訟。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以其要求事項不屬於行政訴訟的受理範圍而不予受理。蔡智奇不服,提起上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蔡智奇與華南理工大學之間屬於人事爭議,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相關規定尋求救濟,並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陸妙卿認為,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結果是避重就輕,虛晃一槍。她分析,這次行政訴訟針對的是華南理工大學認定超生這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認定超生和開除是兩個不同的行為,雖然有因果關系,但是完全獨立的兩個行為,而且行為性質完全不同。認定公民是否違法計劃生育是屬於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權責,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出具書面認定蔡智奇違反計劃生育,華南理工大學擅自做出這種認定,屬於違法行政。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對華南理工大學是否具備這種行政權力以及做出超生認定的行為屬於什麽性質做出解釋,是有意避重就輕。”陸妙卿說。

蔡智奇今日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的裁定結果是他意料之中的,因為他早就知道這條維權的道路不好走。

“這幾年,我就像堂吉訶德一樣,奔走在各級勞動人事仲裁、民事、行政法庭,不斷地起訴和上訴,同時尋求華南理工大學和教育部的申訴救濟。但是,寄給教育部多個部門的EMS快遞信卻始終石沈大海,沒有任何回應。”蔡智奇說。

遭遇法院和勞動仲裁部門踢皮球,下一步該怎麽辦?蔡智奇表示,自己過去幾年在這件事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實在疲倦了。代理過多起超生相關案件的律師吳有水認為,可能的途徑是回頭重新找勞動仲裁。

蔡智奇目前依然在高分子研究領域工作,正在進行研發和產業化結合的新模式探索。

對於該案件的進展,記者將繼續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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