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6的到來，一場發展模式——即促進經濟增長的戰略的歷史競爭已經上演。這場競爭的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盡管這場競爭鮮為大眾所知，但其結果將決定未來幾十年歐亞大陸的命運。

大部分西方人都看到，中國增長大幅放緩，從最近幾十年的每年10%以上降到現在的7%以下。中國領導人並未坐視不管，而是在試圖加快從基於重型制造業的出口導向型、環境破壞型增長模式轉向基於國內消費和服務的新模式的轉變。

但中國的計劃存在著一個規模極大的外部維度。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啟動一項規模巨大的計劃——“一帶一路”，這一計劃將改變歐亞的經濟核心。“一帶”由從中國東北部和西部開始，途經中亞，連接西亞、中東、南亞和歐洲的鐵路組成,，名字有些奇怪的“一路”由一系列港口設施組成，以增加東亞海運量，將這些國家與“一帶”聯系起來，讓它們能夠實現商品的陸運，而不是像現在那樣需要穿越兩個大洋。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給一帶一路融資而成立的。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拒絕加入其中。但一帶一路工程的投資需求遠遠高於計劃中的亞投行所擁有的資源。

事實上，一帶一路是中國政策一個令人矚目的起點。中國第一次試圖向其他國家輸出其發展模式。當然，中國公司已在過去10年中積極活動於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資於大宗商品和采掘業以及將這些資源運往中國所需的基礎設施。但一帶一路有所不同：其目的是發展中國之外國家的工業產能和消費者需求。中國並不采掘原材料，而是尋求將其重工業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讓它們致富並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需求。

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如今流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基於國家拉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公路、港口、電力、鐵路、機場等——這些基礎設施有利於工業發展。美國經濟沒有采取這一“築巢引鳳”的路徑，相反，近幾年來，美國和歐洲的發展戰略著重於公共衛生、婦女賦權和反腐等方面的大量投資。

這些西方目標都值得追求，但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只投資於這些方面而成功致富。公共衛生是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但如果診所沒有可靠的電力和清潔水的供應，或者沒有狀況良好的道路通往這些診所，它們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基於基礎設施的戰略在中國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也是從日本到韓國、新加坡等其他東亞國家所追求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際政治未來的大問題顯而易見：哪種模式會勝出?如果一帶一路達到了中國計劃者的預期，那麽整個歐亞——從印尼到波蘭——都將在未來一代中發生改變。中國模式將在中國之外盛開，這些國家將提高收入進而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中亞將不再是全球經濟的邊緣，而是其核心。

但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帶一路能否成功。到目前為止，基礎設施拉動型增長在中國成效卓著，這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控制政治環境。國外未必如此，動蕩、沖突和腐敗可能會幹擾中國的計劃。

事實上，中國已經需要面臨憤怒的利益相關方、民族主義立法者和反複無常的朋友(如中國已進行了大力投資的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同樣的策略在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可能也行不通。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可以作壁上觀。大規模基礎設施開發戰略也許在中國已經達到極限，在外國也許並不管用，但對於全球增長仍然至關重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也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大壩和路網建設，後來這類工程逐漸冷卻。如今，相對說來，美國在這方面無法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多少幫助。奧巴馬總統的“電力非洲”(Power Africa)是一個好計劃，但啟動非常緩慢;海地利貝泰堡港的建設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美國本應該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它仍可以加入其中，讓中國與國際環境、安全和勞動標準更加相合。同時，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需要捫心自問：為何基礎設施變得如此難以建設——不光光是在發展中國家，在它們國內也是如此。

(弗朗西斯•福山是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主任。他最近著有《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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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情況下，經濟學者謝國忠認為,中國經濟應該搞平衡發展，將勞動者轉化為消費者。

謝國忠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發表了這樣的觀點。

在他看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五險一金減半。此外，增值稅應該降低到13%至14%的水平，把這筆錢直接放進勞動者的口袋，就可以轉化為消費。

第一財經日報：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情況下，2016年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哪里呢?

謝國忠：目前政府的願望是發掘新的投資熱點帶動經濟，但這不容易實現。第一，中國的經濟投資盤子特別大，接近一半的GDP。即使發現一個亮點，規模也比較小。第二，中國的產能過剩已經普遍化了，投資熱點就更不容易看到了。現在看到的，比如互聯網。互聯網最近幾年炒得很熱，投資很多，但從經濟宏觀數據看不出互聯網對經濟有正面影響，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國經濟的出路是平衡發展。目前，中國的勞動者並沒有變成消費者。需要刺激消費，說了十幾年——一會兒說中國人愛存錢，一會兒說中國人因為社保體制沒建好而沒有安全感。其實，從數據看，這些都不是實際情況。

中國消費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中國可支配收入比較低，只有GDP的四成，這個比例在世界大的經濟體里比較低。

其實，中國居民的儲蓄率跟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國家都沒什麽區別，大概是30%，中國大部分儲蓄不是家庭，而是政府。政府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讓政府的收入占GDP比重為36%。在大部分國家，政府的收入一般還會再重新分配。

日報：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可以拉起來嗎?能用什麽政策推動消費嗎?

謝國忠：很困難。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抱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太高了。但其實不然，中國勞動力成本大概就是3000元，去除五險一金，可能到勞動者手里也就2000元出頭，相當於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如果按照跨國企業自己的調查，中國勞動者的生產力跟歐洲、美國是差不多的，其實這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只有收入重新分配才能解決中國的消費問題，比如五險一金可以減一半。美國在金融危機的時候，社保減了三分之一，這個錢直接進入勞動者的口袋，就會轉變成消費。在中國，五險一金最終是去投資的，因為它是儲蓄的一部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五險一金沒有必要收那麽多，因為我們不需要加大投資，這是一個核心理念。

我們的退休機制同時要做根本性改革，長遠的福利基金改革都可以重新一起做。但短期來說，五險一金可以減半，增值稅也可以相應減一些，現在17%屬於高水平了。

另外，中國各種費的水平也較高。例如，中國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主要原因是公路、碼頭都在收錢。我們的碼頭、公路都是過剩的。但如果投資更多的碼頭、公路，然後通過收費還債，物流成本就會越來越高，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對刺激消費不利。

再比如，日本的人均產值有4萬美元，70%是個人可支配收入，那就是3萬美元。

日報：2016年會出現哪些大的政策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嗎?

謝國忠：暫時還看不到。大部分人對減稅的是反對的，因為很多地方政府都說，錢都不夠花了，為什麽還要減稅?其實有些錢是不該花的，比如有些政府機構在十年里擴大了十倍。

第二，城市化的有關投資遍地開花，其實有資源的浪費。城市化應該集中力量做大做強，可以集中20個、30個城市發展，讓大量的人口轉移到這些大城市。這樣效益高，對自然環境保護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2015年，中國外匯市場風雲變幻——人民幣匯率從年初的貶值預期強烈，到3月初逐步穩定;8月11日新匯改的推出，再次帶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下跌;經過了10月的穩定，進入11月，在岸人民幣連續下跌，資本外流壓力加大。未來的人民幣匯率將何去何從，中國央行關於匯率的每一次表態，都引發全球市場的關註。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提出，中國可以效仿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實行“強勢人民幣政策”，他同時提出了未來匯率改革的具體辦法。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獨家專訪管濤，詳解“強勢人民幣”的內涵，並對中國的國際收支新常態和外匯管理政策進行解讀。

第一財經日報：近期，你在一些場合提出一個觀點是：中國可以效仿美國實行“強勢人民幣政策”，當下的中國和當年的美國有哪些相似之處?

管濤：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出臺，有一個背景就是美國對匯率調控的方式改變了，由直接幹預轉向口頭幹預。所謂口頭幹預就是人家問你，政府對匯率有什麽態度?假如說自由浮動，那麽如果政府想幹預就沒有借口了，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如果你說匯率太強了，等於你認為匯率高估了，就會制造市場恐慌，大家都會拋售美元，造成美元更軟。只有講強勢美元，才能給自己留下很大的空間，政府既可以幹預，也可以不幹預，強了也可以幹預，弱了也可以幹預，等於給政府一個比較大的操作空間。

中國當前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這次“8·11新匯改”給市場感覺比較大的一個變化是，人民幣同美元脫鉤。原來人民幣盯住美元，大家認為是既定事實，都感覺不會變的，現在變成不確定的事情，大家都很想知道中國政府的匯率政策是什麽。貨幣政策可以是緊的、松的或者中性的。但是匯率政策，不能說升值的政策、貶值的政策或者穩定的政策。現在我們通常的表達是說穩定的政策，實際上是捆住了自己手腳。

“8·11新匯改”之後，市場一度產生恐慌，原因是上半年中國已經對外表態，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但是8月份匯改後直接的結果卻是人民幣匯率下跌，所以市場形成了很大的困惑。

日報：但同時你又強調，強勢人民幣並不代表人民幣只能升值，應該如何理解“強勢”和“升貶值”之間的關系?

管濤：當央行逐漸退出對外匯市場的幹預，讓市場發揮作用時，人民幣匯率會有漲有跌。至於最終人民幣是漲還是跌，那是匯率市場化的自然結果，但很多市場人士喜歡把結果強加在央行的頭上去，認為匯率的漲跌是中國政府的所謂匯率升值或者貶值的政策。那是市場一廂情願。中國政府什麽時候說過把人民幣貶值當作當前的匯率政策?只不過現在的情況下，為了穩增長，采取降準降息的貨幣政策措施。至於降準降息之後，改變了市場預期，導致了市場外匯收支行為發生變化，從而產生了人民幣匯率下跌，那是市場交易的結果。

央行的匯率政策是靈活的，當強則強，當弱則弱，不是人為設定一個水平，為了穩定這一水平，而犧牲國內的經濟。以為強勢就是升值，我覺得這是對強勢人民幣政策的狹隘理解。升值還是貶值都是中性的，匯率水平變化是雙刃劍，不要人為貼一個價值標簽，做一個道德判斷，以為升值就是好事貶值就是壞事，或者貶值就是好事升值就是壞事。

日報：所以，你還提到一點就是“對內平衡優先，做對利率比穩定匯率更加重要”?

管濤：對內平衡優先，說白了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是一個大國，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中國經濟好了，世界就好，海外持有人民幣資產才能真正有高的回報。不能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只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才能維持大家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如果為了穩定匯率，而犧牲了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那最後肯定是維持不住的，不可持續的。

比方說，現在有資本外流的壓力，也有經濟下行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應該通過降息的方式來穩定經濟，但是降息可能會造成資本外流壓力進一步加大，這時候匯率的穩定就要讓位於利率的調整。

日報：你對匯率改革提出的建議是：市場匯率是可變的;匯率水平是可信的;匯率變化是透明的;外匯幹預是例外的，應該怎樣理解?具體實現的途徑是什麽?

管濤：所謂匯率是“可變的”，就是匯率隨著經濟基本面的變化，能上能下、能漲能跌，漲和跌都不影響強勢貨幣政策的基本表述。

“可信的”就是市場價要圍繞中間價上下波動，成為一個可交割的價格，這一點通過“8·11新匯改”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未來需要進一步努力的是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價差的縮小，這一點在12月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的評估報告中也有提及。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兩地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由於在岸市場有管制的存在，套利不夠充分，市場沒辦法出清。未來當人民幣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的貨幣後，這些問題就解決了。

所謂“透明的”，就是要正確理解匯率的漲跌，到市場找原因，而不是去政策上找原因。價格不是政府設定的價格，而是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府逐漸退出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幹預，做到政府對外匯的幹預是例外的。

“例外的”情況包括：一是當外匯市場出現背離基本面的劇烈波動，可以幹預，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短期內，外匯市場劇烈的波動，會造成市場信號的紊亂，這時候也可以幹預。不同情境下，幹預策略是不一樣的。如後面一種情況下，應該主要是被動幹預，即不去影響價格水平，而是給市場提供流動性，平滑市場，避免因為流動性的缺乏出現劇烈的波動。

日報：看第三季度以及前三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以及儲備資產的減少幅度都非常大，尤其是在第三季度，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2239億美元。一些分析人士已經在用“持續惡化”這樣的表述，來形容當下的跨境資本流出情況。站在外匯管理的角度，現在這種規模的減少還在我們的容忍範圍之內嗎?

管濤：今年前三季度外匯儲備實際降幅(去掉估值效應)是2271億美元，以目前我國3萬多億的外匯儲備規模來看，這一水平並不多。如果按照傳統的衡量外儲是否安全的標準，我國早就超過下限標準，一般都認為是3~4個月的進口，或者能夠應付當年到期的外債，傳統指標來看，我們遠遠超過了警戒標準。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對此掉以輕心。如果外匯儲備的下降持續較長時間，就有可能形成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資本外流壓力不斷加大，最終在某個時點上就可能演變成一個非線性的、發散的過程，而非一個線性的、收斂的過程。

日報：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國經常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未來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應當呈現怎樣的狀態?

管濤：以後國際收支“雙順差”不應該有了。新常態應該是經常項目有多大的順差，資本項目(非儲備資產和金融賬戶)就有多大的逆差，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就越多，儲備資產基本不變。目前外匯儲備的減少是階段性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大量流出，帶來匯率調整的壓力，央行為了穩定匯率通過拋售外匯儲備的方式，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未來，隨著央行逐漸退出幹預，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動，就主要是儲備投資收益，外匯市場上自求平衡，自主出清。

日報：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們的外匯管理政策導向和工具是不是也要發生相應的改變?

管濤：大的方向是用宏觀審慎代替原來的外匯管制。外匯管制是按照居民和非居民的界限來區分的，是針對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進行管制。而宏觀審慎是不區分居民和非居民，只是從風險角度，只要有發生風險的可能性，不管是居民還是非居民都要進行管理。比如說，此前宣布采取遠期購匯征收20%的外匯風險準備金，作為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措施，這叫宏觀審慎。如果不讓我國的企業到境外去做什麽，或者限制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這叫資本管制措施。

未來，即便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逐漸開放，宏觀審慎也是存在的。而且，從國際上來看，很多宏觀審慎措施不是危機應對的措施，而是常規的措施。像很多拉美國家，在危機時引入托賓稅，危機過去，沒有廢除該制度，而是把稅率降到0。去年歐盟也曾討論引進金融交易稅制度，以抑制對歐元交易的過度投機。

兩種辦法的效果，短期來看，外匯管制會比宏觀審慎更直接，但是中長期就不一定了，市場主體會找到新的方法來規避管制。綜合來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以價格手段為主的宏觀審慎會比行政手段在逆周期調節方面更加有效。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從2000年起開始發布中國市場化指數，這項指數從六個方面，用20多個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來度量各省的市場化進程。最新的指數顯示，經過2009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導致市場化指數大幅下降之後，指數從2014年開始出現了明顯回升。

該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這兩年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減少了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幹預，這是市場化指數回升的原因。

然而，王小魯也提醒，當前貨幣政策過於寬松，不利於結構調整，並有擴大金融風險的趨勢。他主張貨幣政策應切實恢複中性。他還建議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向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傾斜，以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

寬松貨幣政策亟需調整

第一財經日報：這15年來，你一直堅持做市場化指數的測量和研究。這一指數能夠從一個相對的尺度看到我國市場化進程的變動情況，從近一個時期指數變動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哪些進步或者退步？

王小魯：從市場化指數變動的情況來看，2009年以來市場化程度經歷了明顯的下降和回升，這和當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時間上是重合的。當時“雙寬松”的經濟刺激政策，大力度放松貨幣供應和大幅度擴大政府投資，的確在短期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大力度地幹預市場，也對市場配置資源產生了相當的副作用。

這期間的政府投資中，有相當部分低效率、不經濟的投資項目，同時過於寬松的信貸政策，也扶植了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這些對資源的優化配置起了不利的作用，造成了市場化指數的下降。

市場化指數在2014年有相當程度的回升，部分原因是前一時期的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退出了。而且近年來政府在推行簡政放權的改革，減少了行政審批，這對於扭轉行政過度幹預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他有些方面的改革進展還比較緩慢，形勢還不樂觀。有些政策仍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例如貨幣政策，現在雖然沒有明確說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

到今年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5%（M1增長14.0%）；同樣以名義增長率計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僅為6.6%。M2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了7個百分點。這說明當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了。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的話，意味著又是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之下，這種刺激政策不僅沒有起到扭轉經濟疲軟走勢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結構失衡。

日報：那你認為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會走過去的老路嗎？

王小魯：我非常擔心貨幣政策回到傳統刺激的老路上，而且我還擔心這樣刺激下去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因為現在的情況與2009年時已經不同了，2009、2010年的刺激政策畢竟帶動了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盡管這些投資隨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但短期內還是把經濟拉起來了。

但現在大量流動性投出去之後經濟沒有明顯反應，GDP增速依然在下行。在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刺激不起實體經濟的時候，過多的流動性會向虛擬經濟跑，造成虛擬經濟的泡沫。這幾年的杠桿率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下一輪就很可能出現大量呆壞賬，這不但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而且也會給整個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在繼續加大。

從流動性角度來講，我認為當前已經具備了造成比較嚴重的股市泡沫的條件。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的，雖然有些地方由於過去幾年供給過剩房價還是起不來，但在一線城市地價已經一高再高，背後的原因就在於過剩的流動性在擡高地價。

那麽放松貨幣是否有利於實體經濟融資？雖然經過幾次降息之後，銀行的借貸利率達到了一個低點，但虛擬經濟的泡沫化卻造成表外融資的利率居高不下，在虛擬經濟回報率可以擡得更高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中、小、微企業想要獲得低利率的融資是非常難的。因此這反而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在虛擬經濟泡沫化的情況下，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解決不了實體經濟的困難。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是亟需調整，從實際寬松回歸中性。

“調結構”應成為首要目標

日報：雖然政府已經多次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為什麽似乎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仍然非常有限？

王小魯：擔心下滑止不住，擔心對就業產生不良影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經濟下行是不是可以靠刺激政策來改變？如果是結構失衡造成經濟疲軟，那是否應該容忍更低的短期增長率，而把調整結構放在首位？對這個問題，在學界和在政府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看法，認識很不統一。

在我看來，答案是很明確的。貨幣刺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持續使用。最近兩年，靠貨幣寬松已經明顯不能刺激經濟增長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不能再靠傳統的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調結構”應該取代“穩增長”成為政府的首要目標。只有經濟結構調整合理了，未來的經濟增長才能獲得動力。

日報：政府在“調結構”中應該發揮什麽作用？

王小魯：政府應該在調結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但並不是像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由政府替代市場的作用來扶持一些產業，淘汰一些產業，更不是指政府來決定經濟的增長率。調結構必須促進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增長率也應該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

我認為，政府必須通過改善政府職能來“調結構”。我國一個時期以來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這導致了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與上一輪政府大規模投資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直接的關系。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強力刺激社會投資，結果造成了投資過度和大規模產能過剩。如果宏觀政策的重點繼續放在刺激投資上，問題會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是要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完善公共服務的功能，把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搞好，尤其是要盡快實現城鎮常住居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全覆蓋，否則消費很難刺激起來。同時要推進改革，促進改善收入分配。

按照當前統計，城鎮居民七億多人有三分之一是沒有戶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沒有得到城鎮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戶籍制度改革的任務已經提出來了，進展卻仍然緩慢，地方政府對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的積極性不高。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日報：現在政府也在提供給側的改革，那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出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

王小魯：我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這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關系很大，需要推進體制改革來改善收入分配。當然供給側也存在問題，主要還是結構性問題。很多產業面臨供給過度，政府希望發展新型產業來帶動新的需求。但新型產業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使資源能夠實現優化配置，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場去配置資源，給某些特定行業和企業提供補貼或其他各種特惠政策。這在過去已經有過很多教訓，比如鼓勵新能源發展，一度導致風電、光伏產業快速擴張，導致產能大量過剩，一些民營企業苦不堪言。所以，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力於改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中的創新能力，政府在產業和技術選擇方面一定要慎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的選擇。在去除過剩產能方面也是如此。

2016年改革展望

日報：在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改革這三者的關系中，你認為應該把結構調整和改革放在經濟增長的前面，那麽2016年應該重點推進哪些改革？

王小魯：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政府職能回歸公共服務，政府支出向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傾斜，同時減少低效率的投資，減少多余的行政支出，這才能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結構失衡的狀況。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見得非要體現在投資上，在公共服務上加力，和減輕企業負擔，都屬於積極的財政政策。

在具體政策上，除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通過減稅和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來減輕企業負擔。雖然政府有給小微企業減稅的政策，但實際力度並不大，並不是所有的小微企業都能夠享受到這項優惠，即使微型企業也不是都能享受到，所以降稅還有很大的空間。

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用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是一個很好的方案。與此同時，還必須同時降低企業的社保費率。現在企業面臨很艱難的局面，減輕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幫助企業跨過這個坎，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舉措。按相當於工資總額的比例，我認為要給企業降低十個百分點，才能對降低企業負擔發揮實質性作用。

在國企改革方面，要解決競爭性領域的低效率國企問題。過去幾年政策寬松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它們占用了稀缺的資源，實際上對高效率但得不到信貸支持的企業造成了傷害。下一步，需要對那些“僵屍企業”動手術，或者重組、改造，或者幹脆退出。主動調整，還能比較平滑地度過這個階段，如果拖到徹底背不動的時候再來卸包袱，可能就晚了，將對經濟造成更大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