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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終於調整一步,放開“單獨”二胎;全面放開二胎,取消生育限制,這兩步還要等多久? ◎ 本刊記者 藍方 李妍 文全面放開“單獨”生二孩,成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的最受普通百姓歡迎的新政。 所謂“單獨”,是指夫妻雙方有一方是獨生子女。能否讓“單獨”父母生育兩個孩子——這個本應是一個家庭內部的決策,卻成為中國最高政治會議中最為糾結的議題之一。 從2012年十八大開始, 嚴格執行30年的計生國策,便屢屢傳出變革風聲,三中全會最終成為衆望所歸的政策節點。不過,最終的決策過程多少有些雲山霧罩。2013年11月12日,三中全會結束後發佈的官方公報未提計生政策調整,第二天,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衛計委)相關人士仍對財新記者表示未收到任何文件或消息。 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全文正式公佈,有關計生改革的最終表述方才清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至此,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迎來變革。11月17日,衛計委表示,接下來各地將通過省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修訂地方條例或作出規定,根據本省情況各自落地實施。 “令人欣喜。”美國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11月17日評價三中全會時說。他認為,若獨生子女政策不調整,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會日益嚴重,以致數年後缺乏足量勞動力,拖累中國躋身發達國家。 放開“單獨”,被官方視做“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最穩妥的路徑——不會造成短期內的人口波動或出生堆積。但在諸多學者看來,在中國的生育率已低至1.04的情況下,僅僅放開單獨還是“太遲了”。 時至今日,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已困擾中國經濟,年輕一代生育意願跌至穀底。在不少學者看來,中國不僅要放開“單獨”、放開“二胎”,更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甚至轉向鼓勵生育。 官方此次步伐雖小,風向標意義卻巨大。“可以把現在的政策理解為先邁小步,再邁大步。” 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說。 一小步 學者測算,放開“單獨”後至2030 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從8.75億增至8.77億,即僅增加200萬決策的回應終於在民間放開生育控制多年的呼聲後到來。雖然只是小步放開,但仍然讓不少家庭欣喜若狂。 對家庭主婦劉莉而言,單獨二孩放開為他們省了很多麻煩。“我本來打算去國外生,算了一下,至少需要30萬元。”在劉莉居住的小區,很多明星、商人家庭都生了二胎,但落戶是大問題。 “基本都在國外生,否則就是特別有關係,能在北京落戶,實在不行,只能在周邊地區,比如河北落戶,非常麻煩。”劉莉說。 近年來,到國外生二胎成為潮流,但不少孩子仍然在中國成長。“只有極少數是為了移民拿綠卡出去生的,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身份合法。”劉莉分析說,持國外國籍後患無窮。“孩子畢竟要在中國上學,教育成了大問題,要不就上私立,再花一大筆錢,上公辦學校要各種手續,很難辦下來,而且參加高考也是問題。”“‘單獨’放開,主要影響城市家庭。”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對財新記者說,“農村獨生子女少,政策影響的人群很有限,主要還是影響城市多,因為獨生子女集中在城市。”“計劃生育政策卡的主要是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原衛生部北京醫院黨委副書記劉秀琴分析說,“單獨”政策放開,經濟較為寬裕,時間、精力充足的中產城市公務員、事業單位等群體將成為主要受益者。 三中全會定調後,各地的回應都非常積極。浙江省人口計生委表示,浙江正“抓緊”研究啓動單獨兩孩政策,預計走完法規修改的流程,在明年年初出爐。北京方面表態將“積極”落實相關政策,且已經做好了包括調研論證在內的一切準備工作,一旦地方法規納入修法框架,新法很快就能實施。廣東也在第一時間回應,要“堅決貫徹落實”,“儘快”依照法定程序出台相關措施,“儘快”讓符合條件的居民享受到這一新政策。 盡管目前輿論普遍都表示歡迎,但生育意願實際上並不一定都能轉化為生育行為。 劉秀琴的女兒就是獨生子女,政策一旦落地就可以要二胎。“但他們不會要的,因為工作太忙了,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來管兩個孩子,現在城市裡的年輕夫妻都是這樣,工作壓力大,包括經濟上的壓力,要一個孩子已經很累了,會要二胎的人應該還是少數。”財新記者隨機詢問了近十對符合“單獨”政策的夫妻,只有兩對表示會要二胎,更多人認為,政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他們是很高興的,但從現實角度理性考慮,他們不會要二胎。 “主要是沒有必要,一個孩子還顧 得過來,兩個孩子負擔就太重了。”北京某小學教師小姚的女兒已經上小學二年級,但她發現投入的時間、精力越來越多。“她長大點兒,生活上的投入少了,可教育上的投入越來越多,每天下班要送她去學芭蕾和油畫,回家還要看她寫作業,包括周末都沒有停過。”小姚認為,現在的家庭對孩子的教育越來越重視,這與以前“散養式”的家庭是不同的。“如果再要一個,我哪有時間、精力照顧培養他,即使有爸媽、保姆幫忙,也是受不了的,而且我和老公都還年輕,希望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是不可能再要孩子了。”根據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願調研,符合“單獨”二胎政策的人數在1500萬至2000萬間, 其中50%-60% 的夫婦願意生育第二個孩子。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11月17日的“人口學界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上介紹其測算結果,放開“單獨”後,至2030年,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從8.75 億增加到8.77億,即僅增加200萬;到2050年也不過才從7億增加到7.26億。 衛計委方面分析,符合單獨兩孩再生育條件的夫婦總量不是太大,再加上各地啓動實施政策會有時間差,短期內不會出現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問題。 左學金亦強調,單獨二胎放開只是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小步,“影響是很小的”。 刻不容緩 中國因為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4億人,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數)遠低於更替水平盡管只是一小步,但也是必須而重要的一步。 “人口衆多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但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現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公開表示,中國的低生育率水平穩中趨降,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總和生育率就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也已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後將快速減少,影響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以及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 同時,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 衛計委的測算顯示,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比上年減少345萬人,2023年以後,年均將減少約800萬人。相應的是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2013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億,到30年代中期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目前的七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此外,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到2012年時仍高達117.7。 還有家庭規模持續縮減的問題。“六普”(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戶均3.1人,較“五普”減少0.34人,與上世紀80年代初戶均4.43人比較,下降1.33人。獨生子女家庭1.5億多戶,獨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家庭的傳統功能有所弱化。 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生育意願早已改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群衆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優生、優育優教的生育觀念正在形成。 王培安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啓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條件成熟、時機有利”——有利於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利於逐步實現國家政策與群衆意願的統一,提升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增強家庭養老照料功能,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有利於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作為基本國策推行已逾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有必要作調整,早在政策制定之初就有共識。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但信中也同時稱:“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30年間,除了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可有一定變通,中國60% 的地區實際上都在執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中國人均資源少”“人口底子薄”這樣的論斷,多少年來深入人心。 尤其面對中國公共服務供給的短缺與不均,“人太多”的解釋幾乎順理成章。 但為了讓中央的“倡導”落地,代價卻高昂。中國為了生育控制,建立了規模龐大的計劃生育管理及服務機構。 計生系統要調控人口,無非兩個手段:其一是技術手段,即提供臨床醫療服務以節育節孕;其二是經濟手段,即向超生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一胎上環二胎扎,計外懷孕堅決刮”——這樣的口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農村地區屢見不鮮,至今仍未完全棄用。2006年計生委的調查數據顯示,已婚育齡婦女綜合避孕率為84.6%,採取宮內節育器、女性絕育以及男性絕育的比例達87.2%。其中,將近五分之一的人是“由計劃生育管理人員”決定其避孕方式。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易富賢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計算,1980年至2009 年,中國共進行了2.75億例人流手術。 根據歷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在這30年間,中國共出生了5.44億孩子。也就是說,“中國每懷孕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以人流告終”。 長期以來,計生工作在官員的考核體系中都占“一票否決”之地位。強制性地以“技術”手段控制生育,成為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矛盾衝突之一。面對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中國政府的做法,是一面強調“依法行政”,一面將“經濟手段”放到優先位置。對於“超生”出來的孩子,父母繳納可高達人均收入10 倍的社會撫養費後,孩子即可平安出生並落戶。 按照規定,當事人未按期繳納社會撫養費,對加收滯納金後仍未繳納者,計生部門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即便當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也不停止徵收。在地方實踐中,這一“強制執行”再次與暴力糾結在了一起。拘留孕婦或家屬,打砸家庭財物,乃至強制引產的案例屢見報端。 在如此嚴格的執行下,中國順利達成了“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意旨。按照衛計委的官方測算結果,中國因為計 劃生育政策, 累計“ 少生” 了4億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然而,這一“成績”的另一面,是中國異常嚴峻的人口形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數)再創新低,僅為1.04,遠遠低於維持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規模長期穩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 到2012年,中國勞動力人口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在此之前,普遍的用工荒已困擾中國勞動力市場多年。 陸續披露的宏觀數據,已經昭示改革的迫切性。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也屢屢警示,隨著老齡化局面的快速形成,未來中國可能喪失“人口紅利”。生育政策的改革意義,也並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學層面。尊重並捍衛人的生命,尊重與保護作為基本人權的生育權,也越來越被社會廣泛呼籲。 十年曲折 2010年,計生委內部擬定了一個分批放開“單獨”生二胎的意見,卻 又延宕了三年 常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已不容迴避,學界、民間呼聲此起彼伏。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是最早呼籲徹底放開二胎生育的學者之一。他向財新記者介紹,學界自2000年開始發出調整生育政策的聲音,並一度樂觀地預計在兩三年內就能“解決這個事情”。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就在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當時學界預期,2000年中國政府將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允許生二胎,並為此做了研究準備。但多輪改革上書均以政府方強硬的回應告終。官方始終堅持的口徑,便是中國人口過剩與資源短缺、經濟社會不發達的根本矛盾還未解決——“計劃生育政策不能鬆懈”。 “政府層面還是用人均分母的思維,這套說法已經說了很久了,人口數量問題成為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做重大改革的擋箭牌。”李建新說。 “環境的破壞是因為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造成的,環境治理汙染是靠技術和制度,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少生孩子來治理汙染,同樣,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與人口數量多少沒有直接關係。”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通過減少人口總量來稀釋人口與資源的關係、人口與環境的關係、人口與經濟的關係,這是一個長久存在的認識誤區。 無論官方口徑為何,低生育率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低生育率持續下去,從2030年到2070年,中國人口的下降幅度將達40%。大規模的人口衰減,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是沉重打擊。 改革的壓力不斷累積。2012年,包括陝西鎮坪強制引產事件在內的多起暴力計生事件曝光,再次掀起輿論風波。 學者們在公共事件中積極發聲,連續向中央、全國人大建言,希望儘快調整現行計生政策。 另一方面,一向被視為計生政策支持者的原計生委,也在2008年啓動了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準備工作,包括開展生育率調查、獨生子女婚育狀況調查、低齡人口基礎信息核查等,並組織了一系列的課題研究和測算。 2010年,原計生委在內部已經擬定出了一個分批放開“單獨”生二胎的意見,準備從2011年開始,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先行,總計分為三批,逐步在全國開放。隨後,在原計生委自己起草的部門“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到了放開“單獨”的設計。 但這個醞釀了兩三年的方案,“報到中央,沒有批下來”,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學者說。 盡管這一方案並未最終實施,但在官方表述的微調中,改革的跡象逐漸顯 現。中共十八大報告里,計劃生育雖是仍需堅持的國策,但對比十七大報告,“穩定低生育水平”的說法不再,已轉向“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013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這比十八大報告“逐步完善政策”更為清晰,且作為獨立的目標以一個完整句子的形式置於“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要求之前,對計生工作“基本國策”的後綴說明,也擴充為“適應我國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趨勢,統籌解決好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佈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這就是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積極信號。”人口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對財新記者表示。 今年全國“兩會”後,計生改革的第一個實質性的步伐,終於邁開——與計生政策相伴相生30年的原計生委被正式撤銷,併入衛生部,成立新的衛計委。 “撤並計生委,從組織結構上為停止計劃生育取下了緊箍咒,也消除了利益部門的阻力。”易富賢說。 王培安介紹,今年的全國“兩會”之後,高層要求新成立的衛計委繼續 “深化相關研究論證”,並進一步徵求各相關部門和各地意見。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是政策變革的重要時點。 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第四天,一大早,財新記者從權威人士處獲得獨家消息,三中全會已敲定放開“單獨”,並將在會後公佈相關政策。但前一天的11月11日,衛計委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在回應放開單獨的提問時仍態度強硬:“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 直到11月15日,《決定》全文正式發佈,執行30年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才正式宣告調整,期間的糾結反複由此可見一斑。 生育堆積可控 “放開二胎(導致)的生育堆積,並不嚴重,而且可控”對於“遲早要放”的計生政策,學界和業界其實有著多套方案。三中全會最後敲定的先放“單獨”,無疑是其中最為穩健的。 在11月17日國家衛計委組織召開的“人口學界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上,王培安介紹,有關部委面前擺著的是四種思路:全面放開“單獨”,全面放開二胎,維持現行政策直到年出生人口數下降到1200萬左右,以及進一步收緊生育政策。 後兩種曾頗受歡迎的“穩定論”,現在明顯不合時宜,最早被淘汰。而對在沒有太多經濟負擔的條件下養育兩個孩子對孩子的成長更有益處,這是一些夫妻堅定選擇生二胎的初衷。于全面放開二胎的方案,王培安稱衛計委組織了大量研究論證,認為“現階段就實施普遍兩孩政策,短期內將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動,出現較嚴重的出生堆積,給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帶來很大的壓力”;且從長期來看,將形成周期性出生人口波動,總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峰值推遲到來,影響人口發展遠景規劃目標的實現。 所謂生育堆積,指的是全面放開計 劃生育管制後,出生率在短時間內將出現大幅反彈。“如果說在同一年裡,大家都爭先恐後的生孩子,驟然推高出生率,那麼孩子成長的每個階段,無論就醫就學,公共設施的提供等方面,都會面臨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說。 對生育堆積的測算,是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2012 年10月發佈名為《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的報告,其中測算如果全國所有地區同時放開二胎,那麼會出現生育率的大幅升高,在放開後的頭幾年,總和生育率可能會超過4.4。這也就意味著,當年的出生人數將達到4600 萬-4800萬。因此,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提出的方案,是從現在到2015年,實現全國全面放開二胎的目標。與此同時,嚴格控制二胎以上的生育。到2020年前後,實現完全的生育自主。到2026年,則需要採取措施鼓勵生育了。 這一研究結果,也被衛計委看做民間獨立研究對官方測算的印證。但事實上,學界對此有不少不同意見。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的研究即顯示,若2013年全面放開二胎,2014年中國將形成生育小高峰,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93左右,當年新生嬰兒數量應在2000萬左右,最高值不會超過2700萬,最低值不低於1500萬。王廣州解釋,他的判斷之所以不同于4.4的總和生育率,是因為生育堆積勢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釋放;第二,新增一孩育齡婦女不可能馬上生育二孩。“因此,放開二胎的生育堆積,並不嚴重,而且可控。”李建新也認為放開二胎後,不可能出現人口爆炸和出生堆積。“中國生育率已經很低了, 現在‘80後’‘90後’是生育主體,他們在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思想觀念和老一輩已經出現極大差距。”李建新分析說,與國家政策相比,社會環境才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因素,比如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精力成本等。 “說人口數量會激增是擴大化的說法,為了維護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已經有實例可以作證,這些擔憂是完全不必要的。”左學金表示。 根據上海市政府公佈的信息,2012 年6月抽樣調查顯示,上海市戶籍“80 後”家庭的平均生育意願為1.2個孩子,這些家庭中約有80% 的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也就是說這裡面80% 的夫妻是可以要二胎的,但結果是,受到家庭經濟條件、環境、工作壓力、生育狀況等影響,有生育願望並不代表實際的生育行為。”左學金表示。 上海市政府信息顯示,2011年有1.2 萬對夫婦申請辦理生育第二胎的手續,但實際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懷孕,而在懷孕過程中,家庭可能還會做出選擇。 2012年1月至9月,上海的戶籍人口二孩率在8% 左右。因此, 從2004年開始,上海已經取消了四年的生育間隔,鼓勵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婦生育二胎。 更典型的案例是,1985年,山西冀城作為中國首個“人口特區”,以“不能宣傳”為前提成為“二胎政策試點”。 政府建議,農民生育要有計劃,婦女第一胎在24歲生育,第二個孩子則在30歲 左右生育,杜絕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 結果是,1982年至2000年全國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山西翼城各項人口指標數據均優于全國水平,全國人口增長了25.5%,翼城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而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指標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 106.1。 “山西冀城作為試點並不是取了特殊樣本,而是取了普遍性樣本,它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文化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是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放開二胎的結果是,自然增長還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劉國恩表示,“這說明一胎化不僅沒有有效控制人口數量,反而造成了性別失調。” 期待更大改革 改革最佳時機的窗口期轉瞬即逝,“窗口期錯過了,以後的改革就更 難” 在不少學者看來,放開“單獨”是遠遠 不夠的。 “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將提高生育率提到人口發展戰略的高度上來,所以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生育率走低,人口會出現過少的問題。”左學金說。 左學金曾于2010年撰文稱,“ 政府方面一直在高估人口增長和生育率。”“十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淨增量為6257萬人,但實際增長4013萬人;“十一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增量為244萬人,但實際增長3418萬人。兩個“五年規劃”誤差都超50%。“按照計生委的預測,到了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數量達到16億才會出現下降。”左學金表示,根據他在2010年就曾公佈的測算,中國人口還要增長20 年,在2030年達到峰值,大約為14.08 億。“然後就會出現下降。”當時,他預測2010年末中國人口約為13.4億,極接近六普數據。 “現在人口紅利沒有了,鄉村的在生,城市的不讓生。”劉國恩認為,中國人應更多地把眼光放在人力資本投資上,而不是控制人口數量上。“關鍵在於創收,而不是約束人口,這是簡單的開源和節流的關係,家庭都知道,節流不如開源,作為一個國家也是同樣,世界上沒有任何發達國家通過約束人口增長來提高人均生活水平。”李建新同樣認為,目前的改革太保守,步子應該邁得更大一些。“貫徹多年的一胎政策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最主要的問題是人口結構老齡化和性別結 構失衡,人口結構自身發展不均衡,經濟怎麼可能可持續發展?”李建新認為,應該用動態的人口結構觀看待問題,而不是用靜態的人口數量觀看待問題。 “這只是開小口子,力度太小,與原本期待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改革有很大差距,看似是前進了一小步,但實際上體現了決策部門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性認識並沒有發生改變,仍停留在30年以前的思路。”李建新認為,單獨二胎政策的放開,體現了決策部門仍將人口數量問題放在第一位,沒有認識到人口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清華- 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認為,僅放“單獨”問題多多。 首先,獨生子女政策對不少家庭造成傷害,讓個人和家庭做出了沉重犧牲,僅僅放開“單獨”,意味著原來的獨生子女政策還在繼續,仍未得到糾正。其次,在實際操作層面,面對龐大的流動人口,如何鑑別一對生育夫婦是否為“單獨”? 會否給生育夫婦造成另一種負擔?這都有待具體政策明確。 “歸根結底,放開‘單獨’應該是一個過渡性政策,中國應儘快放開‘二胎’。”王豐說。 全面放開“二胎”,中國當前的人口形勢就能得到有效的扭轉了嗎? 學界給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越晚代際的女性,生育的數量越少。”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認為,中國的女性生育行為已經發生改變,今後的女性生育意願將進 一步降低,“80後”女性未來終生生育孩子數很難超過1.6,將長期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易富賢介紹,中國大多數地方,由於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後自動適應不斷降低的罩子高度;待取下罩子,跳蚤已經不跳了,變成了爬蚤。 “社會經濟發展是推動生育率下降的‘勢能’,計劃生育政策是踹一腳的‘動能’。踹得越狠,生育率下降得越快。”易富賢認為,今後即便鼓勵生育,“生育率也爬不上來了。”王豐介紹,在中國還在為是否放開生育管制而爭論時,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已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沒有一個地方在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以後,生育下降的趨勢得到了扭轉。”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後,從鼓勵節育到鼓勵生育,都存有一定的滯後期。王豐解釋,這有對人口形勢認識的不一,也有官僚系統本身的惰性。新加坡的政策調整滯後了12年,韓國10年,日本17年,中國台灣是15年。到2013年,中國的政策已經滯後了22年。王豐認為,即便三年內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甚至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已經比東亞其他地區的政策又滯後了10年以上。 多位學者對財新記者指出,2005年到2010年是人口生育政策正常調整的最佳時期,而現在仍是改革的窗口期。長期研究人口政策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改革最佳時機的窗口期轉瞬即逝,“窗口期錯過了,以後的改革就更難”。 當前,中國的計生政策趕在“窗口期”邁出了第一小步,何時能夠儘快邁出第二步——徹底取消生育限制,乃至鼓勵生育——這成為學界和全社會的下一個期待。 |
欲讓其亡,先讓其狂。
在其最新的季度致投資者信中,資產管理公司GMO聯合創始人、首席投資策略師Jeremy Grantham預計,標普500指數還可從現在的2041點再漲10%。
他在信中寫道:
我個人仍然偏向於認為市場還在繼續深入泡沫領域,直到市場開始崩潰(我們的數據顯示標普500指數約在2250點),歷來都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當標普500指數還是1790點左右的時候,Grantham做出了中期預測,認為市場可在未來一至兩年里再漲20%-30%。這一預測比當時華爾街的大部分賣方分析師都要激進。然而今天,市場幾乎完美地驗證了他的預測。
不過,盡管認為標普500指數還會再漲10%,Grantham並不對美股前景持樂觀看法。
實際上,Grantham和GMO的同事們對美股未來的看法更偏悲觀。在其基礎情形預測中,GMO將未來七年美股市場形容為“苦逼的低回報”時期。
我們的數據顯示,除了高質量的股票能有2.2%的回報率外,美國大盤股回報率為-1.5%,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股市回報率則是3.5%,債券和現金也都不夠吸引人,投資者哪怕能找打一個勉強滿意的投資組合已經很好了。
這一過程在今天尤其艱難,因為市場上無處可藏身,好的投資機會比2000年泡沫時期還少。
短期來看,Grantham給出的歷史數據顯示,現在是買美股的好時機。以下是他總結的美國歷任總統任期第三年的美股表現:
自1932年以來,總統任期的第三年里,自10月1日到4月30日的7個月中,美股累計平均上漲17%,月平均上漲2.5%。現在是第21個周期。
......
過去的20個周期中,有17個是上漲的,3個下跌周期中最差的也僅下跌6.4%
不過,Grantham警告稱,這個周期可能會不同,原因包括美聯儲結束QE,加息可能早於預期,地緣政治沖突升級,以及埃博拉擴散的持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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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的楊渺是一個技術控。他會使用一切可以找到的技術手段,保證自己房間里的空氣質量停留在“優”的等級。
大多數時間,楊渺的空氣檢測軟件里的PM2.5指數都是一條直線,指數卡在0的位置。偶爾一些時候,曲線會出現劇烈的波動—在2分鐘的時間內從0奔向300,又從300回到0,畫出一個陡峭的波峰。那是他不小心打開了房間的窗戶。
為了達到這種空氣質量,楊渺在空氣凈化器和智能空氣監測器上投入了近5000元。他認為,用這些花費為自己換來潔凈的空氣並不貴。“人每天都要呼吸2萬多次,這麽積累幾年,呼吸PM2.5是0還是300的空氣,人的肺完全不一樣。”
墨跡天氣的用戶中,有不少像楊渺一樣的人。他們有一定的收入,看重生活品質,願意為提升空氣質量付費。在墨跡天氣創始人金犁看來,這些願意為空氣花錢的人,就是墨跡天氣在盈利模式上需要瞄準的目標群體。
2014年5月,墨跡天氣發布了第一款智能硬件產品—空氣質量檢測器“空氣果”。這是金犁和墨跡天氣團隊在尋找商業模式上作出的最新的一次嘗試。金犁不再滿足於墨跡天氣只是一個軟件應用公司,他將希望寄托在了生產硬件上。“對於墨跡天氣,軟件是立身之本,硬件是突破口。”金犁說。
在軟件上,墨跡天氣已經做得足夠成功。2014年年底,墨跡天氣擁有了3.3億用戶,日活躍用戶4000萬。但工具類應用軟件有一個無法逃避的困局,在獲得了大量的用戶之後,無法實現變現。墨跡天氣也遇到了這個瓶頸。
兩年以前,金梨就開始了商業化的嘗試。當時,墨跡天氣的用戶數量突破了1億。金犁作出了一個決定,將墨跡天氣從工具軟件變成UGC社區。他過去在查看用戶反饋的時候,經常看到用戶想看到某個地方真實天氣照片的建議。金犁希望在墨跡天氣中加入圖片社區功能。用戶隨手拍下自己身邊的天氣照片,上傳到軟件里,就能夠被全國的用戶看到、分享和評論。
金犁的提議在團隊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不少人認為,墨跡天氣就應該好好做工具,不要做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更多的人擔心,如果圖片社區上線了,沒有人拍該怎麽辦?最終,金犁還是決定上線“時景天氣”,讓墨跡天氣從單純的工具轉向社區。
“時景天氣是我們自然功能的延展。用戶對天氣準確真實的要求越來越高,也有分享的欲望。雖然當時反對聲音大,但公司總要有人拍板。不管對錯,我們都要去嘗試,沒有人能夠保證做一件事是100%成功的。”金犁告訴《第一財經周刊》。
沒想到“時景天氣”推出後,用戶的反應比預想中更積極。第一天不到24小時,用戶就上傳了幾萬張圖片。自己隨手拍出來的一張照片,能夠被全國的人都看到,這讓用戶覺得非常興奮。圖片下面收獲的點贊和評論也成為他們在墨跡天氣里持續發照片的動力。許多用戶在使用過時景天氣之後,都養成了每天上下班的途中隨手拍照上傳的習慣。
金犁高興地發現,墨跡天氣的用戶增長曲線在時景天氣上線後鼓出了一個小包。因為這個新增的功能,用戶的增長速度和軟件使用頻次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翻了1倍。
盡管擁有龐大的活躍用戶群,但墨跡天氣還沒有收入。金犁開始試著和一些企業合作,引入廣告獲得收入。接到了第一單廣告合作,墨跡天氣在軟件中發布了一條廣告:“某某品牌提醒你,現在的天氣是……”。廣告推送之後,用戶的反饋中罵聲一片。隔了一周,墨跡天氣又將這條廣告推送了一次,結果當天就跌了100萬的日活躍用戶。
用戶對廣告的強烈反對讓金犁嚇了一跳。他趕緊和廣告企業協商,取消了這種形式過於明顯的硬性廣告。和團隊商量之後,金犁在墨跡天氣中嘗試加入一些和軟件界面比較融合的軟性廣告—比如讓穿衣助手中的卡通小人拿著某個品牌的飲料,以此試探用戶會不會還產生激烈的抵觸心理。
阿迪達斯是和墨跡天氣合作的第一個品牌植入廣告商。在以往穿衣助手“小墨哥”“小墨姐”的位置,墨跡天氣放上了姚晨和阮經天的卡通形象。他們穿著阿迪達斯的冬季新款服裝,通過卡通氣泡提醒用戶在冬季多出去做做運動。
事實上,姚晨和阮經天都是阿迪達斯的品牌代言人,氣泡提醒也暗含著阿迪達斯冬季系列的Slogan“冬天動起來”。但對於這些軟性廣告,用戶基本沒有反感,有很多人還覺得很新鮮有趣。
金犁因此決定,從今以後將品牌廣告作為墨跡天氣最主要的廣告形式。他給墨跡天氣的廣告定下了3個規矩:只能接“廣告即內容”的軟性廣告、廣告主必須是一線品牌、廣告主在廣告投放上不能過於強勢。除了阿迪達斯,可口可樂、伊利都陸續在墨跡天氣上做過幾個月的品牌廣告。
CPA(按效果付費)廣告是墨跡天氣的另一塊收入來源。金犁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種廣告模式。他當時正在公司里帶著團隊埋頭做產品,老虎地圖主動上門找到他們,商量合作推廣的事情。老虎地圖看上了墨跡天氣龐大的用戶數量,希望墨跡天氣在軟件中推薦老虎地圖。用戶每成功下載一次,老虎地圖就付給墨跡天氣6元錢。
金犁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在軟件中開發了應用推薦欄,將老虎地圖放了上去。沒想到廣告成績非常不錯。單靠推廣老虎地圖,墨跡天氣每個月都能夠獲得接近1萬元的廣告收入。
發現CPA廣告效果不錯後,墨跡天氣開始將一部分精力放在這個領域。除了推廣App,它也將用戶流量付費導入其他的網站。比如墨跡天氣在首頁上加入了“淘”字按鈕,用戶點擊就能夠進入“愛淘寶”的頁面。如今,其應用推薦欄里有著幾百個App,推廣渠道每個月產生的流水達到了幾千萬元。
但對於一個擁有數億用戶的公司來說,墨跡天氣目前廣告的規模並不是很有說服力。硬件被金犁視做墨跡天氣的下一個突破口。他認為墨跡天氣想要制作硬件,必須和天氣相關,而且技術難度不能太高。空氣質量檢測器是一個不錯的選擇。2014年5月,墨跡天氣發布了第一款智能硬件產品—空氣質量檢測器“空氣果”。它可以檢測4項空氣質量指標,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和PM2.5。
空氣果的外殼采用一體成型的鋁球,材料類似蘋果Mac電腦,頗有後現代的工藝美感。漂亮的外觀讓它吸引了一部分用戶購買,呂雲是其中之一。“其他鄰居家買的空氣檢測儀都是一兩個小方塊,特別不好看。我們家的裝修是超現實的風格,我就希望買一個時尚有美感的空氣檢測儀,放在家里可以做裝飾。”呂雲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但更多的用戶認為,空氣果作為一個單純的空氣檢測器,賣到999元的價錢實在是有些離譜。他們覺得,相比市場上普遍均價在300至500元的空氣檢測儀,空氣果的定價高出了不少,可在功能上沒有特別之處。另一些用戶則不滿空氣果不能夠幫助自己解決問題。他們抱怨說:“知道了空氣質量又怎麽樣?又不能自動幫我調節家里的空氣。”
事實上,金犁是在虧本售賣硬件。每賣出一臺空氣果,墨跡天氣要賠上近100元錢。金犁承認自己在第一批硬件上,成本控制出了些問題。他在產品上的要求頗為強勢,要求必須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過分追求產品質量的結果,就是成本超過了預期。
空氣果的成本一大部分花在了工業級的二氧化碳傳感器和PM2.5傳感器上。空氣果使用的是瑞典SenseAir公司的二氧化碳傳感器,每片價格在250元以上。二氧化碳並不是空氣檢測器中的常規檢測項目,這項傳感器成本可以省去,但金犁堅持在空氣果中加入二氧化碳的檢測。
“在室內,二氧化碳對空氣質量影響非常大。只是大家過去不太了解。它濃度變化很快,1000至2000ppm時空氣就渾濁了,2000至5000ppm會讓人嗜睡呆滯、頭痛惡心,超過5000ppm會導致嚴重缺氧和腦損傷。”金犁告訴《第一財經周刊》。
PM2.5傳感器的精度選擇,也對成本有著很大的影響。便宜的PM2.5傳感器只要幾十元,但專業的PM2.5傳感器卻要數千元。墨跡天氣通過技術努力,最終將專業傳感器的價格降到了400元。盡管這個價格仍然不便宜,但它還是決定使用。“或者選400元的準,或者選40元的不準,我們沒有中間地帶可以選擇。”墨跡天氣副總裁姜洋說。
如果按照不虧錢的方式出售,空氣果會變成一個千元級別的空氣監測器。金犁很清楚:“賣得太貴,用戶是不願意埋單的。”他對空氣果的定位很明確—百元級別。他認為,積累了硬件制作經驗和出貨量之後,墨跡天氣和硬件制作廠商的議價能力將會增強,第二批硬件將有更強的定價權力。到時候空氣果的售價不變,但墨跡天氣不再是虧本出售。
金犁和墨跡團隊都相信,999元這個價位的空氣質量檢測器會有一批用戶願意接受。在墨跡團隊認識的人里面,有若幹個創業者、企業高管和政府中層購買了幾千甚至上萬元的傳感器,隨身攜帶檢測PM2.5的含量。
“我們很清楚這目前是一個小眾市場,但我們不知道把這些萬元級,或近萬元級的產品做到了百元級後,市場會不會放大。當然,甚至會縮小也說不定,”姜洋說,“我們在賭它會放大。”
2011年3月,“大衣哥”朱之文演唱《滾滾長江東逝水》在網絡上走紅,歌手於文華陪同《星光大道》節目組去山東農村“搶人”。兩個月後朱之文參加《星光大道》周賽,沒有其他才藝的他憑借“雞鵝對講”和於文華的助演奪得冠軍。 (於文華供圖/圖)
“草帽姐”至今不知道李宇春長什麽樣,對她和家人來說,這些明星離他們太遠,《星光大道》和畢福劍,離他們近。
“草帽姐”徐桂花的偶像是同鄉的彭媽媽:“彭媽媽唱的就是我們山東的歌,《誰不說俺家鄉好》、《蒙山高、沂水長》、《我為親人熬雞湯》。”
十一年來,在《星光大道》上成名的人無數,過去是東北的李玉剛,西北的阿寶、王二妮;現在山東選手勢頭很猛——在草帽姐之前,山東的“大衣哥”已經人盡皆知。
《星光大道》從2004年開播至今,堅持“高手在民間”,參加節目的大多來自基層,包括快遞員、環衛工人、農民、農民工……
“領導當時考慮,別弄成造星平臺、一夜成名的平臺了。”《星光大道》制片主任許誌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開始就定下了規矩,“以做節目而不是推星為主,不管以後是冠軍還是什麽,選手還是回歸社會,與欄目組和央視沒有太大關系。”
“大衣哥”朱之文還是成了明星,並從2011年火到現在。2015年大年初一,朱之文接連上了《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講他成名後做的善事,節目上一舉成名的那件大衣拍賣得了51.8萬元,全額捐出,他還出資為村里修路,卻被村民趕著要錢要車。
別家看《超級女聲》的時候,“草帽姐”一家堅持看《星光大道》:“我現在也不知道李宇春長什麽樣。感覺跟我們很遙遠。”
“《星光大道》是接近老百姓的東西。真正聽草帽姐、聽大衣哥,看老畢的人是老百姓,聽李宇春唱歌的都是一幫小孩。”“草帽姐夫”李超接著補充。李超向往《星光大道》已久,他原本夢想著去給《星光大道》打掃衛生,這樣就能進現場看節目,去見畢姥爺(主持人畢福劍),如今媳婦替他實現了夢想。
遠近很多人來找草帽姐拜師,草帽姐夫則開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打理草帽姐和幾個星光出來的歌手。他如今跟節目組打得火熱,和畢福劍也關系匪淺,公司里掛著三幅他送的書法。
“回歸社會”後,星光選手王二妮從陜北老家進了北京歌劇舞劇院,同時解決了她和妹妹的工作和北京戶口;盲人歌手楊光拒絕了鐵路文工團的邀請,自己打理演藝事務;“旭日陽剛”的主唱王旭,想的是2015年辦場個人演唱會,別再老唱汪峰的《春天里》。
如果沒有參加《星光大道》,他們大部分是家底還算殷實的普通人,承包果園、田地、外出打工……有著還過得去的收入,而他們的“老百姓”身份,也鼓舞著更多的“老百姓”。
2012年6月,山東農婦徐桂花戴著草帽去參加節目海選,現場就被叫成“草帽姐”。草帽成了徐桂花的吉祥物,任何演出都要隨身帶。她嫌放在行李箱占地方,把帽檐改小了一半。 (南方周末記者 劉悠翔/圖)
2015年2月27日,大年初九,朱之文半躺在床上,跟南方周末記者歷數他上過的央視節目,《星光大道》除外,還有《藝術人生》、《非常6+1》、《七天樂》、《我要上春晚》、2012年春晚……中途他不得不岔開去招呼客人:“你們是哪里的朋友?”
三個月前,他剛把平房改建成一棟兩層小土樓;在參加《星光大道》前一年,他還清了所有的欠債。
從各地來“參觀”和拜訪的人太多,那天下午陸續來了近四十位。其中一位是對象得了白血病,希望朱之文“救助救助”,怕他不信,病歷都帶上了。周圍的人七嘴八舌,討論朱之文“挺慈善”,當然也“挺有錢”的。
來找救助的人太多了,朱之文不拒絕他們要電話和合影的要求,但並不打算接茬。“你們要沒吃飯在這里吃。我只能調查準了,請記者方面給你報道一下,別說我是個人,就是國家都沒有這個義務。”他一點點勸退他們:“這麽冷,要不然你們就回去吧。你看我的身體也站不起來了。”
好不容易打發走客人,轉頭朱之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現在人都那麽聰明,十個人,得有十個想錢的。幹什麽事兒都要多打一個問號。”
朱之文自己也剛從醫院出來,腰疼了好多天。診斷是輕微腰椎間盤突出。此外他還常常頭疼、心臟不適。過去他在工地打工,搬鋼筋、爬腳手架,身體利索,開始演藝生涯之後,活兒越來越多,吃飯、休息都沒有規律,倒把身體唱出毛病來了。
這全賴《星光大道》。2011年3月,朱之文上《我是大明星》,唱了一首《滾滾長江東逝水》,央視氣象主播宋英傑微博轉發了這段視頻,《纖夫的愛》演唱者於文華看到,推薦給了畢福劍。《星光大道》接著邀請朱之文上了節目。
上《星光大道》,除了自己報名,也有不少準藝人和職業歌手經圈內人推薦。朱之文這種由節目組邀請者屬少數。《星光大道》導演王愛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選人有三條標準:人生經歷、情感故事有特色;有絕活,比如破吉尼斯世界紀錄;或者唱得特別好。他們看重了朱之文身上的反差:一個農民,形象樸實,愛唱歌,唱了二十多年,默默無聞,沒想到唱得這麽好。“渾厚、華麗,有種金屬般的質感。”於文華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朱之文的歌聲。
2011年,朱之文登上《星光大道》的舞臺,穿著一件從舊貨市場花30塊錢買來的軍大衣。
朱之文很快火了。山東衛視《調查》欄目宣傳推廣總監張曉磊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11年朱之文回鄉的場景:“好幾里地全是人。墻頭上,房頂上,全是攝像機,我報道全運會都沒見過這麽多攝像機。山東各地方電視臺基本上到齊了,村里好多房子都被記者租去當宿舍了。”
2012年,朱之文以《星光大道》年度第五名的成績登上春晚舞臺,獨唱了一首《我要回家》。
朱之文跟很多記者講述他當年自學唱歌的經歷:每天早上4點起來,去河堤練唱。起不來,就把大蒜往眼皮上一抹,辣得疼,能瞬間提神。他還頭懸梁,學習金鐵霖編的教材《民族聲樂的學習與訓練》。有一則故事更誇張:一次看革命電影受了啟發,朱之文決定寫血書,下不了狠手,咬了兩三個小時手指才出血,寫了兩個字:成功。“這也算是我下決心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鄰居悄悄跟南方周末記者說,血書是編的。朱之文聽了憤憤不平:“他們是想毀我,讓我遺臭萬年。”
他半躺在炕上,撫摸受傷的腰:“我不想在這方面發展了,唱歌多累啊。”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國人的活法》,有一集拍朱之文,他說:“我當農民當慣了,喜歡自由。現在我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
現在的朱之文確實能做到“不想唱就不唱”,一個原因是,他早就財務自由了。據朱之文粉絲的統計,2014年全年朱之文參加各類演出活動208場。朱之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目前商演的底價是8萬元。2013年朱之文開始拒絕一些商演,但電視節目從不拒絕,那是“宣傳”。
朱之文曾經什麽活兒都接,他能穿上荷葉裙在央三的《暑假七天樂》扮演哪咤,也願意在商演中唱《恭喜發財》這種“蹦蹦跳跳的歌”。歌路寬廣的朱之文很受市場歡迎。2013年春節,他沒有再登央視春晚,卻在10天內受邀參加了8臺地方春晚演出。
星光明星中,朱之文是少有的“個體戶”歌手。這樣,收入不用分給經紀公司。不過常有人自稱朱之文的經紀人,用他的照片作微信頭像,到處攬活,攬到了再聯絡朱之文,從中掙差價。朱之文也不拒絕,“只要沒病,我怎麽不去呢?誰願意當經紀人誰當,我就不介意。”
《中國人的活法》的導演張潔追蹤拍攝朱之文4年,他認為,朱之文沒有明星架子,吃住不挑剔,出場費還便宜,堪稱“物美價廉”。這種“薄利多銷”的模式,也的確為朱之文創造了商業奇跡。作為一個沒有開過個人演唱會的歌手,他的收入達到一線歌星水準。草帽姐夫李超估計,“朱之文每年能掙上千萬”。
朱之文父親早逝,母親一手拉扯七個子女,在朱樓村,他們家是最窮的五戶人家之一。這回總算揚眉吐氣了。但麻煩也來了。
“焦點”和“聯播”播出後,村里人見面就問他:誰管你要車要錢了?另一些村民覺得這是無稽之談,村里雜貨店的老板,一邊打著麻將,一邊算了筆賬:全村一千多人,一人給一萬加一輛車,朱之文有那麽多錢嗎?
朱之文覺得冤屈:“村里有做工程的更有錢,但是沒做過這類慈善。”
“聯播”和“焦點”之後,找朱之文借錢的少了,直接要錢的多了。
這天下午,朱之文扶著受傷的腰,去小河邊散步。一位鄉親追著問他:村里正在修路,你打算出多少錢?
“走上這條道,99%是我老公的影響。”草帽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兩人都想上《星光大道》,最原始的原因是愛唱歌。照農村風俗,紅白喜事都有當地小樂隊獻唱,夫婦二人都唱過。
2010年,濟南有朋友去參加《星光大道》,表演項目是扮孫悟空。草帽姐夫自費去當了親友團,任務是拿道具。當期,“孫悟空”輸給了同是山東農民的劉大成。草帽姐夫一晚上都沒睡著:“猴子都能去,我為什麽不能去?”第二天他就開始練樂器、練歌,很快報名參加《星光大道》。
2011年8月,他終於登上《星光大道》的舞臺,不過當場就淘汰了。
“哪兒有這麽辦事的。”草帽姐夫至今不服氣,“才藝只是參考,身世也是一方面。哪個地方都好,沒有什麽苦的,接著就給你淘汰。”
草帽姐夫不死心,又上了山東衛視的《我是大明星》,這回拿到年度第十。但他不滿意,這一系列經歷,他認定是“失敗”。
已然成功的大衣哥倒是給了他啟發,“我一看原來穿大衣能火,回家之後我就琢磨。”琢磨到後來,他開始慫恿媳婦去上節目。濟南“圈里”的朋友,讓他參加山東電視臺的一檔新節目《讓夢想飛》。他把正在澆地的媳婦直接推了出去,一千塊租了臺面包車,火速趕去臨沂海選。
海選是夏天,戴了草帽的徐桂花標誌鮮明,現場就被叫成了“草帽姐”,徐桂花試圖糾正:俺這個叫席角子。導演不管:就是草帽姐了。開唱前,導演讓把帽子摘了,因為看不清臉;摘了,又讓戴上。再也脫不下來了。
“就是個吉祥物了。”此後,任何演出草帽姐都要帶著它,嫌放在行李箱占地方,她把帽檐改小了一半。
吉祥物帶來了福氣。上完《讓夢想飛》不久,《星光大道》導演組打電話讓草帽姐去參加節目,給全家報車票。現場草帽姐唱了四首歌。李雙江評價她的唱法:用的不是氣息,基本靠喊。靠著這種唱法和草帽行頭,草帽姐最終成為2012年度總決賽五強。
“紅了”給草帽姐的直觀感受是,掙錢多了。過去,靠七八畝地,全家每年收入一兩萬。如今家里買了三廂商務車,還在山東臨沂買了一套房。《星光大道》鼓勵選手做善事。夫婦倆給村里翻修了學校,逢年過節給孤寡老人“發福利”,還給新兵發錢。這類慈善,他們每年要花掉幾萬塊。
草帽姐不願讓人知道自己背後有經紀公司,這有違草根歌手的形象。她也不習慣當明星,“出去演出好多人給我照相,我還怕別人看不起我”。
吉祥物草帽也挺讓她煩心。她嫌老戴著不漂亮,但很多節目不讓摘:“說我們請的是在電視上大大咧咧、說著山東話的草帽姐,請的不是你。”有時節目也會要求她改變形象,2014年《過年七天樂》,草帽姐跟大衣哥扮王菲和陳奕迅,合唱《因為愛情》,草帽姐這回沒戴草帽。她理解這是“導演為了要一些收視率”。
草帽姐夫在他的經紀人事業里如魚得水。他計劃2015年趁勢推臨沂歌手大妮,爭取把她推上年賽冠軍、上春晚再上元宵晚會,來個大滿貫。
2013年,《星光大道》開始邀請各大藝術院團的負責人來參加年度總決賽,現場挑選手。事實上《星光大道》早就成了各大院團的演員後備庫:2009年上星光的李玉剛進了中國歌劇舞劇院,玖月奇跡進了北京歌劇舞劇院。2010年,輪到王二妮。
1996年,王二妮上藝校學秦腔,1999年畢業,成了縣里惟一一家民間藝術團的第一批演員。她記得看過一個電視節目:一個貧困地區出了很多大學生,有人解釋原因:他們除了這個,沒有別的出路;父母太辛苦,也不能辜負他們。藝校生王二妮有同樣的想法。每年她都參加各種唱歌比賽,央視七套舉辦的首屆農民歌手大獎賽,她得了一等獎。
2007年,王二妮參加《星光大道》,殺入總決賽,被中國歌劇舞劇院相中,2010年加入該團。之後北京歌劇舞劇院來挖角,還把王二妮的妹妹從陜北調入了北京。2013年,姐妹倆都加入了北京歌劇舞劇院。
盲人歌手楊光也收到過類似的邀請,但他不願意,“尤其搞藝術,心靈、行動最好不要受到制約”。那時楊光剛成為2007年《星光大道》年度總冠軍,還上了春晚。
楊光是從夜場里混出來的,他相信:高手在夜場。他聽人說夜場有個李曉傑,一場三四千,而且特別“腕兒”,得先把錢打過去、簽合同,才來演。楊光一心想著:我什麽時候能成為李曉傑第二、也掙那麽多錢?
那時他在齊齊哈爾跑場,一場350元,最厲害時一晚跑四場,經紀人每場提50塊,還能剩1000多塊。
在夜場奮鬥了兩年,出場費升到了每場1000左右,楊光發現了新問題:夜場讓人產生惰性。他沒等到成為李曉傑第二,就離開了夜場。
回到北京,有人給楊光推薦《星光大道》。他一期不落聽了兩三年節目。2005年當紅的是阿寶,“誰去都得墊背”,2006年,李玉剛冒出來了。2007年,楊光覺得差不多了,報了名。
因為是殘疾人歌手,節目組格外上心。楊光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總導演專門約他談話:“如果讓你上,我有壓力,你要拿獎,你高興我高興全國人民都高興,你還是正能量的代表;你要是拿不了獎,你憋屈我也上火,我還挨罵,你說這事怎麽辦?”
“咱們不會不上火呀?只要給我機會,就不會讓你失望。”楊光說服導演,現場再唱了兩首歌,爭取到了去參加《星光大道》的入場券。
拿下總冠軍,他的夢想超額完成——出場費不只是三四千了。
有跑場子的經歷,楊光比其他歌手要精於門道。他沒有跟任何公司簽約,這麽多年,他沒有找到一個“能在全方位達成共識的公司”。有公司什麽演出都接,包括婚禮、飯局。楊光不幹:“我就是要求,演出的時候不能下面有人吃飯、喝酒、聊天。藝術都得不到尊重你唱什麽呢?”
有筆更現實的賬,楊光算得很清:大公司和歌手簽約,七三或者八二分成。出一張專輯,五六十萬就沒了,買歌的話更貴。公司把算盤打得很精,首先看歌手能賺多少錢。雙方利益和想法不一樣,矛盾會越來越深。
楊光用分包合作的方式:不同項目授權給不同的公司,照各自的強項,各負責一塊。2015年3月17日,楊光新專輯試聽會,自己投資,前期策劃到後期實施,全部親身參與。
楊光熟知遊戲規則:”得把人家的利益考慮在第一位。想賺錢就別考慮一兩次,否則以後沒人跟你玩兒了。”
《星光大道》一開始就定下了規矩,以做節目而不是推星為主。節目結束,選手回歸社會,與欄目組和央視沒有太大關系。但只要節目組邀請,“星光幫”歌手通常隨叫隨到,即使是鳳凰傳奇、李玉剛等當紅歌手。 (星光大道供圖/圖)
2015年開封春節晚會,王旭第N次唱了《春天里》。這首歌“旭日陽剛”在2011年春晚唱紅了,同時惹來了原唱汪峰的版權官司,對方聲明:任何場合都不能再唱。
“旭日陽剛”的兩名成員:王旭和劉剛,如今都各自出了個人專輯,但受歡迎的還是別人的歌。“你說我們怎麽辦?當地政府就喜歡這個歌,一定要讓我唱。”王旭無可奈何,不過好在,“汪峰老師在這方面越來越大氣”。
《星光大道》的選手里,唱流行的屬少數,大部分人唱民歌。王旭也唱民歌,但不喜歡。
1990年代王旭稍微寬裕,第一時間買了把吉他,每天抱著,在自己承包的蘋果地里邊彈邊唱。後來上臺演出,王旭都得抱著那把吉他,否則不知道手往哪兒放。只要手中有吉他,哪怕在地下通道,他也覺得,“整個通道、整個世界都是我的了”。
2007年,他在北京某藥品公司當庫管,周五到周日晚上去地下通道唱歌。每月有固定工資,在地下通道唱歌還有不低的額外收入,那段日子,王旭的幸福指數很高。
上完《星光大道》,王旭感覺自己就跟坐火箭一樣,從地下通道直接升上了天,“你都來不及自我膨脹一下,每天就想,明天我要做什麽。”
“旭日陽剛”要上春晚的消息發布,火箭躥到了頂端。經常是,幾十臺攝像機擺在面前。一開始王旭局促極了,到後來就越來越從容不迫,來什麽答什麽,答完還會老到地追加一句:還有問題嗎?
縣委書記專程去北京給王旭發證書:一張A4紙打印,蓋著公章,大意是表彰縣里出了這麽個優秀人才。還問:家里有什麽困難,需不需要幫助?王旭回答:不需要,我很好,謝謝。他有點惶恐,“自己能做到的事,盡量就別給政府添啥麻煩”。
2011年春晚過後的5月,忽然間,媒體集體消失了。火箭掉到了地上。王旭越發想念地下通道,戴上平光眼鏡,帽子壓低,搬起吉他,直殺地下通道。唱幾句哭一會,唱了一個多小時,“心里舒服了好多”。
公司的人和朋友只覺得這噱頭不錯,紛紛提議:你下次去,叫上媒體。王旭堅決不幹:“你叫來媒體,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了。拍電影嗎?”
2014年,王旭忙著商演,這里唱三首,那里唱三首,老覺得唱不過癮。2014年,他參加了歌手雲飛在包頭的一場演唱會,震住了。“幾萬人在臺下給你吶喊,那是什麽感覺?”王旭下了決心:2015年一定要開一場自己的演唱會。
有時王旭會悄悄回去地下通道唱歌。“這不是那誰嗎?”總有路人狐疑。忍不住還問他:“你是那個誰嗎?”王旭騙他們:假的,高仿。人還是越圍越多。王旭得轟他們走:我唱我的歌,我就想過來放松一下。
這些年他越來越覺得:“在地下通道唱歌,有給你一分錢的,這比你商演收入一萬塊錢的那種感覺,有的時候還要好。”
王旭說起余秀華,“她生活中非常平凡的,但是在詩歌里,那種控制力,那種主宰力,她也很享受那種感覺,我覺得(跟我)還挺像。”
說完王旭又補充,“這話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矯情?”
你可以保持偏見,但你不能回避我們的成長與愛。
i黑馬訊(麻策)5月10日消息,斧子科技今日正式發售旗下首款家庭互聯網娛樂主機“戰斧F1”。暢玩版和菁英版售價分別為899元和1499元。
戰斧F1搭載基於Android的自研系統Fuze OS,采用4核2.2GHz CPU,4GB RAM和32GB ROM,並且支持最大2TB存儲擴展。
目前,戰斧F1完成簽約遊戲數量達到76款,包括《真三國無雙7》《無敵9號》《刺客信條編年史》等多款大作。
斧子科技創始人兼CEO、藍港互動集團董事局主席王峰總結了過去兩年斧子的創業經歷,並宣布與熊貓TV、樂視達成內容戰略合作。王峰表示,斧子人熬過了703個日夜,要做的不是一款遊戲主機,而是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家庭娛樂中心。
以下是斧子科技創始人兼CEO王峰的演講節選(經i黑馬刪減):
“我們來了!”
我等這一天等了實在太長時間了。
近一段時間,我的身份變得比較複雜。很多人見我都說你在幹什麽?我冷靜地想了想,還在幹老本行。2003年以後,我從一個輕度遊戲愛好者變成一個重度的遊戲從業者。這麽多年時間里,我眼看著中國遊戲產業發生劇變,從網遊到手遊,中間很多人做頁遊掙了錢。在中國這是讓人高興的事兒。但是我們最想做的是那些高清畫質、能夠跟世界級公司去比肩、競爭的作品。
我真心想告訴大家,為了等這一天我憋了很多年。以前我跟別人說我做遊戲主機了,別人哈哈大笑,說這怎麽可能?這件事情微軟從2000年以後就喊得很兇,直到現在我們仍然為他們捏一把汗。中國有足夠多的玩家,你為什麽不做手遊呢?為什麽不做PC遊戲呢?實在不行還可以代理遊戲做發行啊!如果真的惦記,還有很多生意可幹,為什麽非做主機呢?
我反問他們,你為什麽要看電影呢?為什麽有電視劇還要去電影院呢?為什麽今天中國電影市場越來越火了呢?為什麽好萊塢大片一部一部進來,不但沒有把中國的電影打掉,反而促進了中國的電影產業呢?我想原因很簡單,就是有人熱愛這個領域,堅持做下來了。
當年那些大電影導演、大電影出品人花了很多錢,滿街打廣告也沒法把一部電影搞到1億票房,可是今天我們的電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快稱雄世界了,電影票房今年完全可以跟美國電影市場媲美。我想問:各位,中國遊戲產業,尤其是中國高清主機、高性能的設備、最好的作品,什麽時候能被我們中國的企業拿出來?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里的理由。
“我憋了很多年”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為什麽?我最深的體會是這個世界上對的人一定會走到一起,比如稻船敬二(洛克人之父,遊戲《天敵9號》制作人),我們是對的人。我們遇在一起,他的內容、我的平臺可以深度合作。比如張曉威(斧子科技總裁),我們是對的人。盡管在三五年前我們只是聽說過彼此的名字,後來他跟我說八年前就知道藍港互動,知道我,我覺得這是緣分啊。我們都在做遊戲,不同的是我在藍港,曉威當時在華為,當時的身份是華為消費BG。
我們相遇時是什麽心情?張曉威說他要做遊戲主機。這個東西做是可以做,但得有大夢想。我問曉威你還能找到比我夢想更大更想做這個事的人嗎?他最開始是拒絕的,是困惑的。後來他想了很多天以後給我打電話,說:王總,您真想幹嗎?我說:當然,我一直想幹,中國人為什麽不能做自己的主機呢?我憋了很多年。
我們兩個人的相遇幾乎是里程碑式的,如果沒有我們兩個人的相遇,可能確實不會這麽快就把作品呈現給大家。我們經過了整整兩年時間,這兩年時間里,尤其我們最基礎的開發團隊,完全投入在這里面,忘了一切。我今天都擔心這幫屌絲來了以後會不會把衣服穿反,因為他們一直沒日沒夜在幾個不斷搬家的辦公室里遷移。不同的是,現在我們有了很體面的辦公室,深圳辦公室、北京望京辦公室,在阿里巴巴大廈旁邊。
從5個人開始,到今天我們也才不到200人。這個過程中,我們完成了自己的OS研發,我們自己硬件的主機結構ID,以及我們認為比較有特色的功能的開發。在這個過程中藍港上市,上市前一天晚上,張曉威拿機器給我看,說第一版樣機出來了,你是否滿意?實際我不滿意,但我的內心翻滾著,因為我們有第一臺機器了。再往後我們簽下了第一部作品,拿下了《木遁大師》,簽了《真·三國無雙7》也沒有人相信。直到今天還有人說你們一定是自吹自擂。
2015年8月,我們得到了很大的鼓勵,拿到了6000萬美金的融資。這個時候我已經做出了一家上市公司(藍港互動),當時我告訴我的投資人,說我要做遊戲主機,開始他們也是拒絕的,主要原因是懷疑。但是我強逼著他們去了藍港的辦公室,要求他們坐在那兒聽我講完,大概一個小時。
那一天我很神勇,我鼓舞了幾個大的投資者,有複興、我的老投資者IDG和北極光,還包括在今天已經大紅大紫開創了平臺生態、為業界矚目的大佬賈總(賈躍亭),他跟我見了一次面,大體聽了一下,就決定投資了。
其實,里面還有我自己的公司藍港,我的公司投我的另外一家公司非常痛苦,但是我發現有一個人堅定地支持了我,這個人叫廖明香,我們的總裁、藍港“大內總管”,這個曾經不允許我亂花一分錢的人過關拍板了。中間還有創業黑馬的老大牛文文,他培育了一大批一線創業者,都比我厲害,我只能偷偷做點遊戲主機。吳奇隆也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你不告訴我這個事,不是兄弟。我說我告訴你,我們做遊戲主機了,他說太牛了,所以他個人也投了。我們整個投資者群體是蠻歡樂的,我們最大的安慰是有這麽多投資者支持,找誰幫忙都願意出力。
“做主機很難”
拿完錢以後才發現這事幹起來很難。很多人覺得拿錢難,其實我覺得拿錢容易,做事真難。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我們不斷被拒絕。就這麽屌絲的一些人在琢磨我們把形狀要做成什麽樣子,我們參考了足夠多的遊戲機,我們害怕玩家說我們抄襲,害怕別人說我們山寨,害怕別人說我們盜版。我們怕的東西很多,所以我們戰戰兢兢。我們不敢亂開模,所以就在一個模型上面去磨。這讓我想到,最近幾年有一個詞叫做“工匠精神”。
大體我們被100家公司拒絕了。最早日本的朋友們,包括歐美的朋友們是拒絕我們的,我們24次打手柄初模,請了367玩家來盲測去調手柄的感覺,我們總共經歷了703天,如果各位有一天訂購了我們機器,拿到我們的實機,請相信我們那703天沒有白白渡過。
我必須向一個人致敬,這位長者、這位大哥已經遠去了,他離開了我們,叫巖田聰。這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個敬意在我們內心埋了二十年了,別人說你傻,你向別人致敬幹什麽,你是一個屌絲。今天我想告訴他們,在中國不止是我,還有足夠多的朋友一直在心里對他充滿敬意,因為他說:玩者之心。
整個主機遊戲這三十年的樣子有些變化,但很多人依然還在懷念紅白機,尤其是中國市場,原因不言而喻。時光變化很大,我自己的總結是遊戲產業的變化大體來講有三步驟,而且交替發生:
1、從內容和性能上互為驅動,直到今天也沒有完結。幾大主機廠商擰來擰去要做,獨享、獨有、高性能。
2、大眾化、家庭華,巖田聰繼續把它推到了一個高度。
3、互聯網化。這三點是值得我們向國外遊戲同行學習的地方。
“我們自己做了什麽?”
為什麽我們要開發自己的操作系統?做操作系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困難。原因是如果沒有自己的系統,我們就沒法讓機器跑起來。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我們要基於安卓,很多人提起安卓都是不屑,我反思了半天,中間恐怕有兩個誤區,第一是安卓行不行?第二是安卓到底做什麽?
實際情況是很多人用安卓系統在做手遊,所以當很多人提到你有安卓遊戲時,第一反應是你是否想把手遊移植過來,手遊關卡時間短,簡單操作,很快結算,而且大部分並不走單機化。
第二安卓本身是很好的平臺,很好的底層系統。大家冷靜想一想,其實Lunix是它的基礎,包括PS系列,都是在Lunix起來的,它的內核其實是一套機制。所以我們認為安卓系統在進程、文件、驅動(指硬件)、內存管理方面是OK的。
在這個操作系統里,我們提供了幾個特別重要的部分。第一我們突破了安卓本身自己原生對應用程序文件大小的限制,安卓原生對應用程序文件大小應該在4G,而我們往上擴張,可以達到更大的範圍。第二在邊玩邊錄上我們做了非常重要的底層優化。還包括對安全的強化,以及多手柄、多用戶、硬盤存儲方面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大膽地提出了我們操作系統的設計主導思想,也就是在應用層面我們做了三個維度的工作。第一層面我們不止在FUZE OS做遊戲、遊戲安裝、遊戲運行機制,也包括嵌入視頻、社交以及直播。第二層面我們做大膽的內容深挖,從遊戲、影視作品開始,從人際關系產生的聚合信息開始做深挖。第三層面是我們基於今天的產業向上生長的思考。比如等我們的遊戲主機成熟,它本身就是VR的連接器,我們通過開發或者合作的方式提供VR作品,進一步開放我們的平臺。
今天的互聯網把所有的設備連接了起來,所以我們做了三端連接。我們可以給大家提供APP,把你的用戶身份、關系都轉到手機上。你可以早晨起來就看到你的朋友發生的各種事情。
“給你一次機會”,說這句話是希望大家能夠看到我們的誠意,去理解我們做的事情。好多人告訴我會買,我說你不要騙我。我之前一直在想誰會買我們的遊戲機,我一想到跟XBOX和PS去競爭,我就覺得我們瘋了,可是我今天相信一定會有人買我們的遊戲,對於買戰斧遊戲主機第一代的產品就是我們彼此給對方一個機會。
你可以保持偏見,但你不能回避我們的成長與愛。在過去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時間里,我們一代一代的人經歷過過去遊戲的演變。我想那是我們的過去,那是我們的今天,更是我們的明天,我希望未來我們的孩子,能夠跟我現在的情緒不一樣,我們不止關心過我們的成長,還要關心我們今天的愛。
如果初創企業決定快速行動,那麽相比循序漸進擴張的公司,它就要冒大得多的風險。
黑馬說
現年49歲的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被譽為矽谷“人脈之王”。他於2002年創建職業社交網站領英(LinkedIn),曾經擔任過PayPal高級副總裁,現在是風險投資公司Greylock的合夥人。最近,霍夫曼接受了《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編輯總監蒂姆·沙利文的專訪,討論了初創企業實施“閃電擴張”的挑戰、風險與收益。
文|
何為“閃電擴張”?
HBR:我們先從基本概念開始。什麽是閃電擴張(Blitzscaling)?
霍夫曼:如果你想讓自己的企業以超常規的速度成長,就必須閃電擴張。通過閃電擴張,企業能夠迅速壯大,去服務較大規模的市場(通常是全球市場),並成為細分行業中的第一個龍頭。它既是科學,也是藝術。通過閃電擴張,初創企業能夠獲得巨大影響力,創造大量工作崗位和新興行業。
HBR:快速成長為何如此重要?
霍夫曼:我們處在一個網絡化時代,這不僅指互聯網,全球化也是一種網絡。在此基礎上,交通、商業、支付和信息之網覆蓋全球。處於此種環境,你必須行動更快,因為來自世界任何角落的競爭者都隨時可能搶在你之前做大。
軟件業與閃電擴張有天然的親緣性,因為對於任何規模的新增市場,軟件企業付出的邊際成本都是零。各行業對軟件的依賴度越高,環境變化越快;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引入,更加速了變化。所以我們將會看到更多閃電擴張的例子,不是一些,而是大批。
HBR:你為何選擇“閃電擴張”這個詞?似乎很容易引起某些聯想。
霍夫曼:顯然,它會讓人想起“二戰”中德國的“閃電戰”,為此我曾相當猶豫。但也正因為如此,這個詞很好理解。在閃電戰這種戰術出現前,作戰部隊不能離補給線太遠,這限制了推進速度。根據閃電戰理論,軍隊如果只攜帶最低限度的物資,就可以快速突擊,達到出奇制勝的目的。離攻擊目標還有一半距離時,你必須決定是撤回還是輕裝前進。一旦決定前進,你就押上了全部籌碼,要麽大獲全勝要麽全軍覆沒。
閃電擴張的思路與此相似。如果初創企業決定快速行動,那麽相比循序漸進擴張的公司,它就要冒大得多的風險。
初創企業進行閃電擴張,對於進攻和防守都是必要的。從進攻角度講,企業必須達到一定規模才有價值。如果沒有數百萬註冊用戶,領英就沒有價值;eBay這樣的交易平臺必須能吸引大批消費者和賣家;PayPal和亞馬遜等支付企業和電商利潤率低,因此必須做到很高的交易流水。從防守角度講,你必須搶在競爭對手之前做大,因為誰先觸達用戶就可能擁有他們,而規模優勢會讓贏家通吃。況且在全球化環境下,你不一定能看出誰是真正的競爭對手。
“閃電擴張”分三種
HBR:“擴張”這個概念是否有多重內涵?
霍夫曼:有三種擴張。其中兩種大家很關註,即擴大收入和擴大用戶數量。毫無疑問,如果你做不到這兩點,其他的當然更談不上。但極少企業能在不擴大組織規模的情況下,成功實現這兩種擴張。組織能否獲得用戶和收入,取決於它的規模和執行力。
組織的擴張可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的規模相差一個數量級:家庭規模的企業僅有個位數的員工,族群級兩位數,村莊級三位數,城市級四位數,國家級企業則有超過萬名員工。這種分類方法當然並不嚴格精確,家庭級企業可能要有15名員工才算擴張到下一級別,族群級企業要進化到村莊級可能需要150名員工等等。
在每個階段,企業不同部門(如財務、招聘和培訓、營銷)運作方式大不相同。在閃電擴張的過程中不存在一定之規,你只能依靠直覺,憑借粗略的指導原則做決策,並在實踐中學習。
組織的級別更多體現在氣質而不是員工人數上——並不是說員工人數達到多少,企業就會發生實質變化。企業各項能力升級的時間節點和速度並不必然一致。你可能會選擇先升級客戶服務和銷售,但閃電擴張畢竟涉及所有部門。所以,你必須堅持把組織作為整體來思考:如何分配人才並擴展人力資本?如何堅守組織的文化?如何樹立組織的公共形象?競爭格局將怎樣演變?
HBR:初創企業何時開始閃電擴張?
霍夫曼:在家庭階段,企業通常仍在籌集資金,並探索產品或服務的定位,很可能還未推出產品。到族群級別,你才真正擁有一家企業。但企業很少在族群階段開始閃電擴張。這種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但相當少見——你得擁有真正一炮而紅的產品,如PayPal或Instagram。大多數情況下,你推出了某個版本的產品或服務,並確定了目標市場。但你尚不確信自己的企業能真正做大。總會存在一定風險。你也許會決定不在這個階段擴張,因為不確定能否為產品找到市場。你也可能決定還是要更進一步:出於我們剛才討論過的攻守兩方面原因,你認為必須行動。
因此,閃電擴張通常發生在族群級和村莊級之間。到這時,你的產品已經能為客戶創造價值,你掌握了一定量的數據,並對競爭圖景有所認識。
此時,閃電擴張的邏輯已經非常清晰。一旦你向自己、向外界證明,存在一類有趣的新產品,以及顯著市場機會,競爭者便會從各處湧現。在低端市場,其他初創企業推出相似的產品或服務,試圖在你之前做大。在高端市場,成熟品牌將設法利用自身資源,占領你的部分或全部地盤。
主動實施閃電擴張的初創企業有兩個優勢:專註和速度。成熟品牌難以像初創企業一樣專註、迅速地做一件事。而其他初創企業雖然也具備這兩個特點,但生意可能還沒做起來。
“以快制快”解決問題
HBR:在閃電擴張過程中,你遇到過哪些組織層面的問題?
霍夫曼:從管理角度看,閃電擴張永遠是低效的,因為它要在短期內消耗大量資本。但為達到擴張的目的,你必須願意承受這種低效。這和大型組織的追求恰恰相反。
以招聘來說,你可能需要在最短時間內盡可能招人,還要保證員工質量,維系公司文化。怎樣做到?企業各有高招。在優步閃電擴張的過程中,管理者會問新加入的工程師:“你過去共事過的最好的3名工程師都是誰?”然後他們會直接給那些工程師發工作邀請,沒有面試,沒有背景調查。優步當時必須迅速擴大工程師團隊,這是它采用的一個關鍵策略。
HBR:如果沒有固定規則,你如何找到解決方法?
霍夫曼:有時,缺少一定之規恰恰會帶來競爭優勢。假如我們在PayPal剛成立時就知道信用卡詐騙和退款會帶來巨大麻煩,也許就不會堅信這項服務能成功。當時我們不知道由此造成的損失會有多嚴重。
所有銀行業人士都知道規則:必須首先防範信用卡詐騙。這使得他們不會做任何類似PayPal的項目。因為無知,我們反倒快速做起了這個項目;當然,必須一路不斷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在高風險地帶。
大多數評論者認為,新用戶補貼政策導致PayPal在2000年嚴重虧損,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個行業通過廣告獲取一名新客戶平均要花40美元,所以如果我們分別獎勵新用戶和推薦人10美元,實際上降低了一半成本。
為什麽聽從直覺而非依循傳統規則?因為你需要建立一項優勢,與走尋常路的競爭對手區別開。並不是說沒有規則。不讓任何人把你的錢拿走,這就是規則。但僅靠這條規則,誰也無法建立競爭優勢。
以“多線程”組織擴張
HBR:管理者理念不同,會導致組織架構大不相同?
霍夫曼:是的。同為閃電擴張的企業,谷歌和微軟的一大不同在於,前者希望保持扁平,後者建立了複雜的層級。谷歌選擇扁平的組織架構,犧牲了管理效率,但保證了對研發的極致追求。微軟則選擇了更傳統的層級結構。
HBR:這讓我想到谷歌只聘用精英大學尖子生的政策。這項規定顯然有很大副作用,因為很多有才能的人都不符合要求。但如果目標是在短時間內雇用大量全才,這項政策也有道理。
霍夫曼:這項規定造成很大困擾。“我的一個朋友特別有才華,可是沒辦法聘他,因為他不滿足條件。”官方回答是:“沒錯,抱歉。這就是我們實施閃電擴張的方式。我們需要確立一個簡單的規則,來專註於最重要的事情。”這項規定的另一好處是,它有助於公司在擴張中創造和維護統一文化。
HBR:企業文化為什麽對閃電擴張很重要?
霍夫曼:如果你想讓組織快速成長,就必須讓員工對彼此負責。這不僅指對上級或下級負責,更包括對平級同事、對每個人負責。
HBR:在企業進化的過程中,例如從村莊級到城市級,還有哪些重要規則?
霍夫曼:隨著企業逐步升級,專業化越來越重要。例如,你需要學會讓一個大型工程部門運轉起來,或合理分配大量營銷資金。這些部門需要大量數據、分析、算法,來洞察客戶和市場。
你的組織需要大幅提升穩定性;村莊級企業進行閃電擴張時可以接受低效率,但在規模擴大後可能無法維系。
組織還需要從“單線程”轉變為“多線程”,同時做好兩件或更多事情。在族群級企業,所有人專註於同一項任務。到村莊級,你可能已開始專註於你想要做大的業務,同時也考慮做其他嘗試。你可能會增加新部門,例如負責收購事務的企業發展部。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公司整體取得成功,但在從村莊級到城市級的進階過程中,企業各部門開始相互區分,真正形成一個多線程組織。
擴張要有優先順序
HBR:在企業擴張的每個階段,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什麽?
霍夫曼:我用來形容創業的一個比喻是:跳下懸崖,在下落過程中組裝飛機。如果不能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那麽遊戲結束。生死存亡之際,分清優先順序格外重要。
在企業閃電擴張過程中,很多事情必然會出問題,而你無法同時解決所有問題,你必須做出取舍。你應該優先支持能吸引投資的項目。補充進來的現金流,意味著你可以在空中多待一段時間,爭取解決問題。在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外援到來時,你可能還無法讓飛機飛起來。
一項基本管理原則是,如果發現團隊狀態有問題,就要立即解決。但在閃電擴張中,這種問題可能每天都會發生。由於公司變化非常快,今天的問題明天又會不同。整個運營像是東拼西湊,被膠帶胡亂綁在一起。所以,團隊問題可以先放一放。如果組織不是在閃電擴張,這類問題可能是頭等大事;但既然是在閃電擴張,有時你只好任其發展。記住,即使你解決了問題,也只是暫時解決。
HBR:如果向員工解釋做某些決定的原因,能緩和不滿情緒嗎?
霍夫曼:有作用,但程度有限。要想真正聚攏人心,就必須讓大家知道,你正在為實現遠大目標高速前進,並且必將取得成功。
幾乎每家我近距離觀察過的閃電擴張企業,員工都有很多不滿。大家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清晰界定,但角色和職責卻模糊不清:“哦,天哪,太混亂了,這地方真是一團糟。”PayPal、谷歌、eBay、Facebook、領英、Twitter……在這些企業中把人凝聚在一起的,是見證歷史的興奮,和對美好未來的願景。
如果陳年是發自內心的垃圾化了周傑倫,這才企業真正的大危機。
文|馬本州
你還記得凡客嗎?你還會買凡客嗎?
凡客曾有過無上榮光,在“凡客體”風靡的2010年,凡客營收突破20億元,同比增長300%,不僅是垂直電商老大,更在全行業排名第四。雖然它創立9年、經過7輪融資,然而這家企業一度頻臨死亡,如今卻只剩下似有似無的喘息聲。
但近幾日,“凡客”突然又重回大眾視野,不是因為又產出了什麽新產品,而是因為凡客的CEO陳年在一檔訪談節目中再做驚人語:我覺得100年後,大家肯定還記得穆旦,周傑倫肯定就是垃圾了。
“周傑倫是垃圾”,這一句就已經觸了不少人的逆鱗,尤其是否定了很多80、90後的記憶。不用看也能猜到陳年一定會被網友的噴死,但黑馬哥更關心的是陳年在此事件後會采取怎麽的處理方式來化解這場公關危機,然而……陳年只留下了2個致命的硬傷瀟灑而去。
01 被人下套,“流彈”傷人
商場風險巨大,企業家實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句不慎就可能給企業造成巨大傷害,所以謹言慎行是商場金律。但像周鴻祎之類企業家也常常會“毒舌直言”,甚至挑起戰爭(3Q大戰,小三大戰……),其實像周這類做法也是一種策略,以罵戰來吸引眼球,開展所謂的“負面營銷”。
但這里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那就是做“負面營銷”攻擊對象必須明確,應該向攻擊對象投下精準打擊,最忌諱“流彈”傷人。而陳年此次事件確實達到了“負面營銷”的效果,“凡客”、“陳年”等搜索指數大幅躥升,但隱患巨大,因為陳年是“誤發流彈”,而且流彈傷害的是一名影響巨大的“無辜第三方”——周傑倫。
陳年本身是一個“文藝中年”,一直以文藝為傲,他出過長篇小說,愛搞文藝創作,還把自己喜歡的文藝元素融入凡客的產品中。“文藝範”是陳年鮮明特色,在訪談之中很容易打動人,這當然對凡客品牌加分不少,但這一點如果被人利用,就很可怕。事實上,在訪談中陳年的文藝氣質又泛濫了,表現出很強的欲望想要談談詩人穆旦,主持人抓住這一點,有意的引誘陳年比較穆旦和周傑倫,事實上是把純文學和大眾文藝對立了起來。
由於前面,陳年已經把自己架在了文藝的一方,為了維護文藝青年的尊嚴,他也不得不吐槽周傑倫。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值得被註意的細節,那就是陳年在被主持人使壞吐槽周傑倫的時候,他其實有一個很長時間的沈默,然而從視頻中可以判斷出,陳年確實太過激動,本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更好的組織語言化解沖突,想要推廣穆旦也可以更清楚的闡述觀點,但他采用了一個特別不好的方式:通過更用力的去“踩”周傑倫,為穆旦“擡身價”。
黑馬哥結合“凡客”顧客的人物畫像分析發現,其實喜歡凡客的人和喜歡周傑倫的人大部分都是重合的,而陳年侮辱大眾偶像的做法,顯然不能為穆旦做好推廣,也不能換來大家對陳年文藝氣質的認同,反而讓陳年的氣質大跌,傷了凡客自己用戶的心,此是大敗筆。
02 事後公關不佳
網絡危機公關的處理有以下5大原則:
➤Tip 1:快速反應,遏制不利流言的傳播。
➤Tip 2:承擔責任。對於任何用戶、競爭對手、第三方提出的問題,要勇於擔起責任。
➤Tip 3:誠懇溝通,擺正位置和立場。態度必須要端正、有誠意,而且,不管是誰提出的什麽問題,一定要從用戶和客戶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解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Tip 4:創始人要站出來。尤其是初創公司,創始人要勇敢擔責,主動溝通,釋放誠意。
➤Tip 5:抓住核心點、核心人物,只有處理好他們的問題,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比對上述原則,黑馬哥覺得事件後陳年的公關處理並不夠高明。
通常情況下,任何危機事件和新聞的發生都會使公眾產生種種猜測和懷疑,媒體的作用也會擴大事件的傳播。這時應對危機最好的方式就是正視問題,以真誠負責的態度面對公眾與媒體,及時與公眾和媒體溝通。而任何遮遮掩掩,欲蓋彌彰,或者傲慢無禮,推諉責任只能招致公眾更大的反感,給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害。
陳年此次事件的公關危機失策,首先就是反應不夠及時,事件經過發酵後,大批的網友第一時間指出陳年的問題,要求陳年道歉,而他的做法就有點值得玩味了,他不回應也不解釋,只是連發數條關於穆旦的內容:包括幾首穆旦的詩歌,“穆旦”的百度指數飆升的截圖和一條講述他與穆旦淵源的長微博。言外之意好像是說:我就是愛穆旦,別讓我停下來。至於網友要求道歉的意見完全無視、不做反饋,這樣的表現激化了矛盾。
克制言行,找回包容的心態
陳年通過踩一腳周傑倫,幫凡客刷刷存在感的做法卻有不妥,但如果僅僅是營銷行為的話,危害還不算太大,可是如果陳年是發自內心的垃圾化了周傑倫,這才企業真正的大危機。
當一個人、一家公司、乃至一個國家可以有兼容並包的心態,那麽他一定走在上升通道。而當心態真的進入了自我定位,或者鄙視鏈帶入,便是真正的山河日下。
最後,還是要老話重提一下,那就是無論如何一個企業家背負的是一個企業的品牌形象,對內肩扛的是所有員工的情感向心力,一定要克制自己的言行,為自己一時爽,可能公司品牌卻進了火葬場,那就真的得不償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