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過去一年為打破通貨緊縮怪圈、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算是白費了。如今，日經股指落入16個月新低，日元匯率也沖至15個月高位。日本央行也將在負利率政策後幾近無計可施，而經濟複蘇卻依舊遙遙無期，“安倍經濟學”面臨絕境。
（原標題：財經觀察：走向失敗的“安倍經濟學”）
日本政府過去一年為打破通貨緊縮怪圈、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算是白費了。如今，日經股指落入16個月新低，日元匯率也沖至15個月高位。日本央行也將在負利率政策後幾近無計可施，而經濟複蘇卻依舊遙遙無期，“安倍經濟學”面臨絕境。
舊“三支箭”效果消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大選時曾放言：“只要印鈔就能擺脫通縮，日本經濟就會複蘇”。彼時日本經濟步入失速的第22個年頭，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與1991年相當，而此前各屆政府的無能表現令日本民眾極為失望，以大量發鈔、擴大財政支出和改革經濟為“三支箭”的“安倍經濟學”似乎令日本看到了曙光。
“三支箭”的初衷是，擴大貨幣寬松規模以加大市場貨幣流通量，促進日元貶值和股市上漲，繼而增加企業經營利潤，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和企業員工薪資，進一步刺激國內消費和物價上揚，最終達到擺脫通縮的目標。
但三年來，這套看似行之有效的經濟邏輯卻幾近失靈，不僅GDP屢次陷入技術性衰退，而且2％的通脹目標一延再延，至今仍未看到達成的希望。
據15日公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GDP數據，當季日本經濟不僅環比下滑0．4％，換算成年率萎縮1．4％；國內個人消費環比縮水0．8％，內需對GDP構成了0．5個百分點的拖累；進出口分別環比下降1．4％和0．9％，顯示日本經濟目前陷入內外交困的不利局面。
“三支箭”之所以快速“掉落”，主要原因在於其對日本經濟的負面效應是“致命的”。
首先，日元匯率貶值令進口商品價格更加昂貴，特別是自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發核事故、日本境內所有核電站停運以來，日本90％的能源需求依靠進口，這令日本經常項目收支長期處於逆差狀態，直至目前全球原油價格暴跌才有所好轉。而日本企業所需的原材料進口成本提高，也一定程度削減了企業收益。
其次，日本政府岌岌可危的財政狀況無力擔負龐大的財政支出。安倍剛上任時，日本政府債務高達GDP的236％，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推測，到2015年10月該比例或攀升至246％。為增加財政收入，安倍政府將消費稅增加了三個百分點，但這一舉措對日本國內個人消費來說則是“滅頂之災”，直至今日也未能完全恢複元氣。而隨著2016財年日本政府預算案中的財政支出再創新高至96．72萬億日元，安倍承諾的至2020財年實現財政盈余的目標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
最後，經濟改革措施舉步維艱，包括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不足等社會深層次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治標而不治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能暫時解決問題，而真正所需的結構性改革卻仍是安倍為選民畫的一張“大餅”。
日本央行“彈盡糧絕”
作為“安倍經濟學”第二支箭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日本央行正在失去市場對其的信心和耐心。在股市和日元走勢與政策背道而馳的當下，日本央行恐怕已近彈盡糧絕。
日本央行在最初實行超寬松貨幣政策時，市場對其充滿期待。特別是2014年10月31日加大經濟刺激籌碼至每年購債80萬億日元以來，東京股市日經股指從16000余點一度飆升至20000點以上，日元對美元匯率也從1美元兌換109日元大幅貶值至125日元。
然而，在日本央行去年12月18日加碼貨幣寬松政策時，股市和匯市的變動則相對冷靜；1月29日宣布將實施負利率政策的效果則更令人大跌眼鏡，不僅未能達到央行預期，反而引發市場猜測全球央行可能競相進行貨幣貶值，並擔憂銀行獲利空間遭到擠壓。再加上歐洲銀行業健康狀況不佳，以及全球經濟前景不明等諸多外部風險，不僅日經股指已跌破15000點，日元匯率也來到1美元兌換111日元區間，全球金融市場也陷入動蕩。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始料未及的。
目前看，日本央行政策手段缺乏。負利率政策是日本央行的最後選擇，同時也冒著極大風險。事實上，市場在大量拋售銀行股，對日本央行的期待也降至谷底。
負利率政策將於16日起正式實施，效果如何有待觀察。日本央行本是期待民間銀行向實體經濟註入更多資金，達到擡高物價、刺激經濟的目的，但最終能否得償所願還不得而知。
可以說，2015年日本企業、特別是出口型企業在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助推下獲得較好利潤，手握大量資金的企業之所以沒有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和為員工漲薪，主要是因為企業對經濟前景持謹慎觀望態度。這也意味著，日本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並沒有強烈的融資需求，而中小型企業未能從“安倍經濟學”中獲得更多好處，貸款意願更不強烈。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調研負利率政策對銀行可能造成的影響。日本共同社認為，自央行決定實行負利率以來，市場對銀行盈利能力的擔憂在升溫。
新“三支箭”前景悲觀
隨著舊“三支箭”逐步失效，安倍政府以發展經濟、改善社會保障和兒童養育為核心制定新“三支箭”，同時提出將GDP從490萬億日元增至600萬億日元的目標。但究其根本，新提法不過是“安倍經濟學”為選民吹的又一個“泡”。
首先，薪資增長乏力令經濟重振希望渺茫。據彭博社計算，日本薪資增速需達3％才能保證通脹率穩定在2％。然而，真實的數字是，2015年日本整體薪資增長率僅為0．1％，還不及2014年的0．4％。而去年12月日本實際薪資同比下滑0．1％，為連續兩個月下降。不斷縮水的實際收入大大抑制了民間消費，而後者占GDP比重高達60％，是拉動日本經濟的關鍵引擎。
其次，社會保障政策拖累日本經濟。目前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社會總人口的25％，而針對這部分人群的社保制度令日本經濟不堪重負。數字顯示，目前日本所得稅占GDP比重約為5％，而社保支出則高達6．1％，且在不斷增加。有日本經濟專家預計，按現今社會保障制度，在2035年日本國民工資中有60％將用於支付社保。如何從根本上減少社保開支才是安倍政府應認真考慮的，但由於此舉將觸動社會根基和多方利益，改革難度極大。
第三，勞動力嚴重缺乏，經濟缺乏活力。目前日本失業率維持歷史地位，但光鮮數據的背後其實是大量用人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日本勞動人口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便開始下降，未來還將持續。為增加勞動力，安倍政府一方面謹慎引進技術移民，一方面希望將日本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擴充勞動力市場。這也是新“三支箭”中提出減少兒童養育負擔的主要原因。總體看，具有暫時刺激效果的強心劑已經用盡，真正可以改善日本經濟的手術卻遲遲無法得到實施，“安倍經濟學”似乎正走向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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