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醫改取消醫務人員編制，醫生年薪可達百萬元的消息引起廣泛關註。
成立僅5年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主動打破了公立醫院的“鐵飯碗”，所有員工不再具有事業編制身份，醫院取消行政級別，而更關鍵的是，它開始向醫生開出了百萬年薪的“合理”價格，留住人才。
深圳市醫管中心副主任鄭國彪認為，港大醫院的薪酬制度充分體現了醫生的勞務價值——醫生的年薪起點是40萬，最高的顧問醫生年薪將近100萬，充分體現勞務價值和技術價值。
作為醫改的先行資源，優秀醫生已經成為醫院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必爭之地。
7月6日公布的《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明確了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多方觀點預測，在國家政策逐步放開和寬松友好之後的2016～2019年，社會資本類醫院將進入與公立大醫院的正面競爭階段——在目前依然看似式微的民營醫院領域，人才搶奪、品牌等正在悄然形成競爭優勢;而公立醫院在不斷面臨品牌醫生“出走”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後，也不得不面臨這些曾經的“門口的野蠻人”的快速成長，雙方將呈現如何的此消彼長?在中國醫改的大背景下，中國公立醫院這一塊最後的堅冰將如何從內部破裂?
民營醫院“小陽春”
從數量上占比過半的民營醫院，是不是真的到了可以翻身的時候?
根據國家衛計委統計，截至2015年8月底，全國醫院數量達2.7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3314個，民營醫院13475個，民營醫院在數量上首次超越公立醫院。
市場分析認為，在國家大力推動健康產業發展和持續深化醫改的大背景下，我國社會力量辦醫的熱情和活力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激發和釋放，辦醫規模和服務能力將會有更大的提升。
但與此同時，幾乎高度一致的觀點也同樣認為，包括人才問題、政策落實和公平競爭環境等問題，嚴重阻礙了社會資本向醫院領域投註的熱情。
衛計委公布的另一組數據側面證實了這樣的現狀——在全國醫院診療服務數量方面，民營醫院診療人次只占10.9%，出院人數12.9%，與公立醫院對比懸殊。
“現階段民營醫院中分兩類，莆田系為代表的草根型醫院，占到最多80%的市場份額;剩下20%走的是高大上的路線，比如溫州康寧、武漢亞新、三博腦科等，它們瞄準的是公立醫院的大型教學醫院。”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博士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莊一強認為，即便是三博腦科這類無論在學術、管理還是品牌、運營方面都具備優勢的民營醫院，也依然不具備同公立醫院展開“搶奪”的底氣。
“除去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都有的高端消費者，其余患者基本都是醫保主導型，醫保在哪里，患者就會分流到哪里，即便是剛剛放開的醫療服務價格，民營醫院也不敢提價太多，否則患者就不去了。”莊一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7月6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處副處長朱德政在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這次醫療服務價格改革主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就是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將原來的三個補償渠道變成兩個補償渠道，通過我們的醫療服務收入和財政補助讓醫療機構不要再通過藥品的收入來維持運營;其次就是通過改革，使醫療服務價格的內部結構更加合理。”
而在業內人士看來，通過補償機制的改革在公立體制中留住更多優質醫生資源也許是此次改革的重點所在。
事實上，由於醫療服務對優質醫生資源的高度依賴，優秀醫生一直都是醫院競爭的核心——民營醫院的高薪和自由發揮空間，公立醫院的晉升通道和體制內“福利”，都成為各自留住醫生的法寶。
對深圳醫改取消醫務人員編制這一改革，鄭國彪表示，在研究港大醫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時，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現有事業單位的人事制度，而這充分體現勞務價值和技術價值。
民營繞不開醫保
“從我們走過的路來看，社會資本醫療機構的發展核心驅動力仍然是人才，而眾多社會資本類醫療機構正在受制於這一因素。以人才為基礎的平面上，醫院有他對自身的認同，內部專家對運行模式的認同，之後有社會的認同、政府機構的認同，最後還要有患者的認同。這些多方認同才會促成一個醫院的良性的、可持續發展。”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院長陳仲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說這番話的時候，陳仲強在這所全國最知名的民營醫院位置上履新不到兩年，此前14年中，陳仲強分別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和北大首鋼醫院兩所著名的公立醫院的院長——在執掌北醫三院十年的院長職位上，他把這家老牌公立醫院的平均住院日縮短了一半，這一指標在國際上一致被認為是衡量一家醫院管理能力的核心;而在2013年上任北大首鋼醫院後，當年醫院門診量超百萬，並確定其成為北京西部醫療中心的宏大規劃。
但出色的公立醫院管理經驗並不能完全植入北大國際醫院的民營醫院身份中，更何況，這還是一家同樣引人註目的超大型民營醫院。
北大國際醫院擁有北京市硬件規格最高的停機坪——開放了36個醫療中心、49個醫療學科、159間ICU(重癥監護)病房和1800張病床，借鑒首都機場T3航站樓設計的超大型醫院總投資已經突破了45億元人民幣，建設期超過了10年。
更具想象力的部分來自其“北京大學”和“北醫系”的強大身份——公開資料顯示，北大國際醫院由方正集團和北京大學合作共建，雙方分別擁有其70%和30%的股權;北大國際醫院是混合所有制性質，沒花財政一分錢，由北大國際醫院集團(後更名為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全資興建，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社會資本投資的非營利性醫院。
按照北大醫學部和方正集團的戰略規劃，北大國際醫院與目前北醫系的六家附屬醫院組成“兄弟聯盟”，共同參與國際醫院建設，幫助後者的學科共建、人才委托培養、多點執業等方面戰略合作的落地，解決民營醫院發展最核心的醫生來源和水平提高問題。
事實上，2014年開始，北大國際醫院就開始與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大學口腔醫院簽署了學科共建合作協議;6月9日，與北大腫瘤醫院的合作協議也正式落地;8月1日，簽約醫院又將北大人民醫院、北大第一醫院、北大第三醫院納入在內。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醫改專家柯楊曾公開表態，北大醫學部將結合北大國際醫院的籌備進展，全面統籌其醫療、教學、科研體系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並對國際醫院臨床人員培養給予支持。
但龐大的北大國際醫院仍然遭遇了所有社會資本型醫院都會遇到的問題——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這所國際化的醫院始終患者寥寥，醫保是掣肘的關鍵。
現實的困難加速了北大國際醫院向醫保靠攏的速度——2015年11月，北大國際醫院正式進入北京市醫保目錄;隨後，北大國際醫院與昌平區衛計委簽約，打造昌平醫聯體，覆蓋昌平區轄區28家二級以上醫院，醫聯體將服務區域內常住人口，實現院際間雙向轉診。
莊一強在評價這一現狀時向本報表示，即便是像北大國際醫院這樣的高端醫院，患者中大部分也是對價格敏感、醫保高度關聯型，尤其在民營醫院運營的初期，有沒有醫保其實影響還是很大的。
“北大國際醫院現在(盈利)還沒有持平，但和去年11月的數字來對比，我們醫院日均的門診量是800人次，到現在最高峰突破了2000人次，平均都在1700多人次以上;每天在院的住院患者在450人上下，高峰時期500人，低峰時期不低於400人，預計年底在院的住院患者會超過500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就是手術，我們以三四級手術為主，現在已經做了4000臺，到年底會達到9000臺，或將突破1萬臺。退回10年，應該說這是兩個大三甲醫院的基本量。所以總體看，我們的發展還是非常平穩的，並呈現逐漸上升趨勢。”陳仲強回應《第一財經日報》時透露。
陳仲強向本報透露，在運行中，他們也深刻體會到，目前醫療環境中，社會資本舉辦的醫療機構在前進中的艱難。
“醫療機構並不是說一定不能賺錢。在這個鏈條中，醫院服務是不掙錢的，但醫院運行過程中，它整個形成的產業，也就是相關產業鏈是會產生利益的。所以，盈利的角度和單位要區分開。類似於國外。當這兩個因素分開後，服務會做好，收益也會跟上來。目前混為一體的模式或許並不太適合現時代的發展。”他表示。
從“補充者”到“參與者”
而更徹底的改革即將在近期發布的“十三五”醫改規劃中公布。
“近期國務院醫改辦和相關部門正同時著手研究‘十三五’醫改規劃，在相關的程序批準後將要印發，此次規劃總的思路就是深化醫改工作，要在‘十二五’醫改的規劃任務完成的基礎上，在‘十三五’期間更進一步強調改革的綜合性、系統性和協同性，更加註重體制機制的一些改革和創新。” 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國家衛計委體改司司長梁萬年在近日召開的“2016中國社會辦醫峰會暨首屆醫療健康產業發展年會”上公開表示，“對於社會資本辦醫，我們一定要承認社會力量辦醫是我們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賦予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支持。”
他強調，對社會力量辦醫，近年來陸續出臺的政策就是要打破民營醫院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使社會資本型醫院從公立醫療市場的“補充者”提升為“參與者”。
多年來，政府對社會辦醫的支持文件從未間斷。柯楊表示，從2005年至今，共有23個文件提到民營資本辦醫，涉及人才、定位、醫保等多個方面。
如2010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通知》，不僅強調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還首次放開“獨資”試點，簡化並規範外資辦醫的審批程序，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的設立審批權限下放到省一級。
2012年8月，北京市發布《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若幹政策》，提出進一步開放首都醫療服務市場，鼓勵社會資本在郊區新城、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區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鼓勵社會資本舉辦康複、護理、中醫醫院;鼓勵社會資本舉辦擁有高新技術和專科優勢的醫療機構。
柯楊在演講中援引統計數據，2005年至今，涉及民營資本辦醫的文件共有23個—— “從最初的默許到指導性規劃，中國社會辦醫的政策支持體系正在走向完善。”柯楊說。
北京衛計委主任方來英認為，社會辦醫要找最能發揮出資本活力，同時又是現有醫療服務體系中相對薄弱的地方，才有生命力。
梁萬年透露，“我們特別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和現有的公立醫院是錯位發展的，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能夠更好地和公立醫院形成互動和互補協同的關系，我們更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向品牌化、集團化的方向發展。我們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向康複、養老、護理、兒科，一些緊缺又有明確需求的這種領域發展，不限制社會力量辦醫是盈利還是非盈利，這種鼓勵政策下，這幾年改革當中有幾項舉措也都陸續地出臺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