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eo.com.cn/2011/0913/211065.shtml
經濟觀察網 記者 彭友 今年以來,國際金價的暴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近日國際金價在一度觸及每盎司1920.14美元的新高之後,隨後又暴跌了100多美元。但不少投資者依然認為,黃金的震盪幅度加大,但上漲趨勢還將延續。更多的投資者則是在迅速反應,搭乘上這列財富快車。
閩福發A(000547.SZ)9月10日披露,公司參股40.10%的合營企業大華大陸投資有限公司,曾於2010年6月投資人民幣1.3億元參 股由中國黃金集團公司控股的廣西鳳山宏益礦業有限責任公司。該項目進展順利,據該公司年度報告顯示,公司已探明黃金儲量有顯著增長。
鑑於中國黃金集團公司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良好信譽與強大實力及以往的合作成果,公司決定與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等七家企業共同投資成立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制投資企業——中金增儲(北京)投資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公司」),該基金公司註冊資本為50000萬元人民幣,經營範圍為:貴金屬、有色金屬及 其他金屬探採礦權企業股權投資、礦業投資、合作探礦、投資合作、投資管理。該基金認繳總額為10億元人民幣,閩福發A認繳額為1億元人民幣。
八家企業均以現金方式出資,總計投資10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國黃金集團公司投資2億元人民幣,佔基金公司股份比例為20%;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投資1億元人民幣,比例為10%;北京恆基廣業技貿有限責任公司投資2億元人民幣,比例為20%;北京東寧川旭商貿有限公司投資2億元人民幣,比 例為20%;北京航眾工業有限公司投資1億元,比例為10%;北京市中青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5,000萬元,比例為5%;山西中青才智企業管理有限 公司投資5,000萬元,比例為5%;閩福發A投資1億元人民幣,比例為10%。
據瞭解,中國黃金集團公司是中金黃金(600489.SH)的控股股東,持有該公司52.40%股權。目前上市公司的黃金儲量大約為400 噸,而集團公司的黃金儲量大約為800 噸,是公司目前儲量的兩倍。
除了建立金礦投資基金以外,更多公司還在獨自收購金礦。華業地產(600240.SH)日前宣佈,公司擬出資5400萬元收購深圳市隆興投資有限公 司所持陝西盛安礦業開發有限公司的90%股權。據悉,盛安礦業擁有2個探礦權,分別為陝西省寧強縣金硐子溝一帶銅金礦和陝西省寧強縣雞頭山—小燕子溝一帶 金礦。其中雞頭山—小燕子溝一帶金礦估算的儲量為礦石量8332087噸,金金屬量19669.69公斤。
方大炭素近日也披露,擬以股權收購方式受讓佳金礦業60%股權。佳金礦業在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山斗鄉山斗村天井山金礦合法持有《採礦許可證》及《探 礦許可證》,礦區面積1.27平方公里,已探明礦權內保有資源儲量286264噸(其中122b類礦石量118631噸,333類礦石量167633 噸),金金屬量2653.92kg,礦石平均品位9.27g/t,目前進一步的勘探工作正在進行。
除了上市公司以外,機構投資者也在金礦中淘到了真金。記者從諾安基金瞭解到,國內首隻黃金主題基金——諾安黃金基金今年初由諾安基金推出,截至9月7日,該基金的累計淨值增長率達到了25.7%,在所有公募基金產品中排名第一。
全中國最著名的四把轉椅突然空出了一個位置。
節目開播前半個月,在已經簽完合同、參加完發佈會之後,羅大佑突然宣佈退出《中國好聲音》。變故令外界揣測紛紛,官方說明是因為檔期衝突,不得不捨棄;更多人猜想是因為導師內部不和。無論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對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來的這把轉椅,等的還是一位來自港台的音樂人。
7月18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開播,成名於1980年代的台灣歌手齊秦出現在轉椅上,成為這檔綜藝節目的四位導師之一。這是《中國好聲音》播出三季以來的潛規則——導師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兩位是港台藝人。齊秦之前,活躍在節目裡的是庾澄慶、張惠妹。
《中國好聲音》只是個縮影,邀請港台藝人擔任導師或嘉賓,已經成為內地許多綜藝節目的標配。
香港音樂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梁翹柏,已經選擇定居北京。《我是歌手》節目錄製期間,梁翹柏每週有三天時間會待在長沙馬欄山,那裡的湖南廣電中心已經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節目生產地。在湖南衛視1200平方米的攝影棚裡,梁翹柏合作的對象經常是來自香港樂壇的熟面孔,比如搖滾樂隊Beyond的主音吉他手黃貫中,這支樂隊從1980年代就開始走紅;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她最後成為這檔綜藝節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來自台灣的庾澄慶、王偉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內地綜藝節目的製作中。庾澄慶在《中國好聲音》裡承擔導師和半個主持人的職責,被認為是這檔節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偉忠除了為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擔任評委,還在上海運營著一家傳媒公司,試圖開始在內地製作節目。
一個事實是,這些還只是負責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觀眾看不到的幕後,還有更多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構成內地電視產業的齒輪。他們出身於港台業已成熟的電視工業體系,帶著以往的工作經驗和些微不適應感,一起推動著內地綜藝節目的大車,轟然駛向市場。
切中觀眾口味
梁翹柏幹著一份壓力頗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7位明星登台,現場樂隊配樂加上節目前的編曲和現場調度,每錄一期都相當於做一場明星演唱會。
「嘩,就好像三個月裡做了13期王菲巡迴演唱會那麼多。」梁翹柏坐在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裡,手裡擺弄著一把吉他,對《財經天下》週刊說道。
作為曾經操刀過陳奕迅、王菲等人演唱會的製作人,梁翹柏在音樂圈裡的聲望頗高,但此前他的名聲主要在港台音樂發燒友中流傳。拜《我是歌手》所賜,現在的他稱得上是位大眾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裡,當他在節目裡突然被主持人張宇點名唱歌,獲得的掌聲和歡呼聲已經不低於同期參加節目的明星選手。
參加這檔節目之前,梁翹柏與電視圈的淵源還沒有這麼深,而現在他已經是各大內地電視台爭相邀請的對象,很多製片人認為,請到了他,一檔音樂節目的品質就算有了保證。
梁翹柏最信賴的合作夥伴是《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2012年9月,兩人第一次見面,洪濤興奮地在筆記本電腦上向梁翹柏展示《我是歌手》韓國原版片段,向他描繪了這檔節目的宏圖:燈光用韓國的成熟團隊,調音台和音響用英國和法國的頂尖設備,歌手請最有實力的,採用現場樂隊……
這一切的前提是,洪濤得找到一位能夠把控住整體品質的音樂總監。對比洪濤描述未來時的激動,梁翹柏顯得異常冷靜,他問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你想要什麼樣的樂隊?」
「最好的。」
最好的樂隊需要一定數量的頂尖樂手才能做到。梁翹柏之前在TVB最紅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擔任音樂總監時,樂隊由五六人組成,而這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幾檔採用現場樂隊的節目之一,更多電視台由於缺乏資金以及現場控制經驗,只好以錄製好的伴奏帶替代樂隊。
梁翹柏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到30位高水平樂手,這得益於他從1984年入行至今積累下的業內資源。問題是,電視台真的願意為此買單嗎?
以2012年7月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出現為分水嶺,內地各大衛視的綜藝節目進入新一輪激烈競爭。這檔號稱製作成本8000萬元、平均收視率破4的節目將同年其他綜藝節目遠遠甩在身後,其他電視台一時失去還手之力。洪濤手裡的《我是歌手》項目被湖南衛視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樣是音樂類節目,引進自國外的版權,有所創新的比賽形式……同樣地,湖南衛視也在預算上給洪濤相當大的空間。
3個月後,《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翹柏對電視音樂節目的認識。錄影棚裡,舞檯燈光暗處,二十多名樂手排列兩側,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黃仲賢,也有由內地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領的絃樂團。洪濤當初所描繪的那些高配置音響硬件,也已經安裝妥當。
第一次,梁翹柏在一家電視台的錄影棚裡,聽到了可以媲美體育館演唱會的音效。更令梁翹柏訝異的是湖南衛視邀請到的那些歌手,這檔節目裡,有6位出身港台娛樂業的參賽歌手,接近嘉賓總數的二分之一。
「在內地做節目,其實應該以內地的歌手為主。」《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但現狀是,內地知名度、演唱水平能達到這檔節目門檻的歌手相對較少。如果都集中在選秀歌手上的話,又會造成資歷上的同質化。」節目組選擇歌手的標準是在華語歌壇具有符號性,同時在年齡分佈上還得有層次感。根據這兩條準則來篩選,最後邀請函很難不落到港台歌手頭上。
再以這兩條標準推而廣之,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多港台藝人的面孔——從《爸爸去哪兒》到《中國好聲音》,從《年代秀》到《中國夢之聲》,以往港台藝人大多只是在電影或唱片宣傳期時上某個訪談節目走下過場,現在,他們也像梁翹柏一樣,把好幾個月時間都耗在錄影棚裡,跟隨內地綜藝節目一起沉浮。
洪濤欣賞梁翹柏的工作表現,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職場奉行已久的敬業和專業態度,還因為他提供的東西切中大多數觀眾的口味。他的音樂風格介於古典和流行之間,「不是特別前衛,但聽的東西又在潮流當中」。洪濤說,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同樣來自香港的鄧紫棋。香港的電視市場雖然不大,卻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流程規範成熟,在切中觀眾喜好方面,他們顯然更有經驗。
電視產業新中心
洪濤原本是一名電台主持人,在1990年代末轉型到電視台擔任編導。站在電視的門檻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節目所吸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人家那個水平呢?」當時他不止一次這樣想。
二十年前,長沙馬欄山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日後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會被循著《快樂女聲》、《我是歌手》等節目而來的粉絲踏遍。但當時還沒什麼人能想像到它即將迎接的輝煌。1990年代,內地多數電視台尚未上星,影響力最多只能擴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帶的福建和廣東觀眾,電視娛樂要更為豐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們偶爾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門的綜藝節目。
那一年,收看人數最多的是一檔名為《超級星期天》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慶。他剛由歌手轉做主持人,對節目裡的遊戲環節駕馭得並不算好,不過觀眾並不在意,這檔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到了十年前,台灣製作人王偉忠推出一檔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愛即興發揮和口無遮攔,與內地同時期的訪談節目《藝術人生》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很早就跟內地的電視人合作過,覺得當初他們在執行力還有燈光、錄音各方面的技術是很薄弱的。」頭髮花白的王偉忠回憶說。他被視為台灣「綜藝教父」,由他擔任製作的娛樂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除了《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全民最大黨》等多檔節目也是經他之手推出。
恰與如今這波港台藝人駐紮內地節目的潮流相反,在1990年代,內地藝人更嚮往能夠進入港台的製作體系,瞭解港台節目成功的原因。但由於市場容量和體系封閉的原因,能夠實現這一願望的人只是少數。
主持過《歡樂總動員》的演員張延是少數幸運兒之一。1992年到1995年,她是TVB的簽約藝員。在她還處於跟粵語搏鬥的階段時——那時她剛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給自己定下的功課是用粵語數數,從1數到1000,然後再念當天的報紙,TVB已經把她安置在開播於1967年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
張延隨即發現香港節目製作跟內地的不同,它以完善的體系最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人。「它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告訴你它要的是什麼,希望你做成什麼樣子。」港台的電視人在成熟的工業體系裡浸淫多年,無論是在製作意識還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內地一大截。
但是,內地的製作團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幾年內迅速抹平了這種差距。
2000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視開播,台灣導播徐德立被節目製作人孟欣邀請參與這一節目的製作。徐德立說,《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這意味著他能拿到的報酬頗豐,超過了他當時在台灣TVBS電視台裡的本職工作所得。
第一次給《同一首歌》做節目,徐德立就發現內地在硬件設備上已經不輸台灣,內地的拍攝機位甚至是台灣同類節目的兩倍。但是,剛剛進入娛樂製作生態的內地團隊,顯然還不知道如何操縱、調度那些設備,使它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經驗,這方面《最美和聲》的聯合總導演陳為邦與徐德立有著同樣的感受。在進入電視這行之前,他曾經擔任過1997年齊秦北京演唱會的現場導演。從演唱會切入到電視行業,是台灣許多技術人員共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徐德立也是如此。
從流程上來講,演唱會跟大型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舞美技術上,某些演唱會甚至比大型活動更加先進。當時,內地辦過的演唱會少之又少,當電視台和政府想舉辦大型活動時,這批有過豐富演唱會製作經驗的港台技術人員,便成為內地團隊的座上賓。
他們將過往的經驗挪到電視當中,結果頗受歡迎。一方面,帶有政府性質的大型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電視台開始快速翻新硬件設備;另一方面,來自港台的製作人以及技術團隊不斷被邀請到內地,幫助節目提高製作水平。
這種變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動——2008年奧運會前後達到頂峰。
「如果說之前國內的電視台設備都是在追趕的話,在2008年之後,整個水平已經完全超越了。」天娛副總經理、節目製作人馬昊表示。1997年大學畢業後,馬昊進入湖南衛視工作,是湖南衛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娛樂節目製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經製作過《快樂男聲》、《嗨!2014》等節目。在她看來,現如今內地已經取代港台,成為電視產業的新中心,其製作水平不輸給亞洲任何一個地區。
王偉忠也承認內地電視產業變化十分迅猛。「這幾次水平跳得很快,現在內地節目的舞檯燈光打得很好,台灣比不上了,現場這麼多機器,20多人收音,讓你一下到達一個地步。」
除了台灣「綜藝教父」的稱號,王偉忠現在多了一個新標籤: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導師。節目裡他的定位是寬厚長者,在兩位明星評委黃曉明和韓紅互相調笑、極力展現自身魅力的時候,不斷試圖將話題拉回到選手的專業性上。而在鏡頭之外,他關注的同樣也是節目製作上的專業問題。
資本在推波助瀾
儘管從《中國夢之聲》這檔節目中感受到兩岸在節目投資上的落差,王偉忠個人推崇的還是以小博大、以創意為先的製作理念,而內地的綜藝節目發展顯然已經跳過那個時期,直接進入比拚資本和規模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活動聲勢漸弱,尤其是2013年,政府明令提倡節儉辦晚會。2013年8月,《同一首歌》被央視停播,這個電視台與地方政府結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螢幕。
其實,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幾檔現象級節目之後,省級衛視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收視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與收視率排名息息相關的,是廣告效益。
數據顯示,2013年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廣告收入分別為60億元、45億元、34億元。廣告收入支撐內地綜藝節目完成新一輪蛻變,有資本撐腰,節目創意唾手可得。
「現在內地的製作已經基本上和國際接軌,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節目模式的話,過半年就會在內地市場上看到。」洪濤說,自己和其他電視台製作人一樣,每個月都會接到各種節目模式公司的邀請,觀看他們從英國、荷蘭、韓國、以色列等國家找到的節目模式。
2013年,各大電視台共引進、播出近30檔國外版權的綜藝節目。除了眾所周知的歌唱類節目,還有一大批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中尷尬地沉浮著,從舞台選秀到戶外真人秀,從跳舞到益智,從減肥到做菜,每家衛視都有一兩檔引進版權的節目,就連央視播出的掛著公益、勵志等口號的《夢想合唱團》、《超級減肥王》等節目,模式也來自國外。
電視台製作團隊只需要挑選、購買版權,將節目裡的某些環節進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將節目寶典裡的每一條細則都呈現出來——具體說來就是版權擁有方研發的節目製作指南,細節到選手定位、節目流程、燈光道具、情節設計等。
單單是從錄影場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內地和港台節目製作在投入上的區別。在台灣,800平方米已經算是少有的大型節目錄影棚;而在內地,800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的錄影棚還在不斷建設中。
至於製作費,台灣節目至多40萬元人民幣一期封頂,而內地節目要想被認定為有競爭力,動輒以一兩百萬人民幣起步。
庾澄慶以版權節目《中國好聲音》兩季導師的身份重新被內地觀眾認識,他在台灣也主持著一檔引進版權節目《王子的約會》,版權來自於英國節目《Take me out》,接近於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和《非誠勿擾》。不過,這檔節目在台灣算不上很成功,在內地的影響力接近於零。
除了《王子的約會》,台灣沒有在引進版權節目上做更多嘗試。對台灣電視台而言,且不說後續製作的細節,首先在版權費這一環,就意味著是一筆可能無法消化的負擔。
「有人肯買單,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在台灣,就是沒有人可以買單。」接受採訪時,庾澄慶正在《嗨!2014》的錄製後台。這是由他擔任主持、天娛傳媒製作、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檔音樂脫口秀節目。在風頭被地方衛視完全蓋過之後,一貫保守的央視也開始嘗試給自己加上更濃重的綜藝色彩。
庾澄慶穿著鮮豔的紅色褲子,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1960年代生人。儘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慶身上仍然沒有太多歷史古舊感。當他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因為挑到一位自己喜歡的選手而伸著舌頭比劃著搖滾的手勢從轉椅上跳起來,沒有人會覺得他不合時宜。
庾澄慶沒有過時,當初推著他成名的台灣電視產業卻已經趨於沒落。台灣明令禁止綜藝節目有冠名和植入廣告,沒有廣告,節目的製作成本自然無法提升。台灣電視台越來越安於小成本的脫口秀節目,這類節目只需要小規模團隊就可以製作和維持。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電視從業者被蓬勃發展的內地產業所吸引,來到海峽這岸開始「北漂」生活。
「北漂」之路
「到內地打拚有什麼要注意的?」陳正飛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是較早進入內地的台灣主持人之一。在內地零散地主持過一些音樂盛典之後,2010年末,他從台灣移居到北京,為湖南衛視、東南衛視等頻道主持每週播出的情感類、益智類節目,從生活到工作都徹底融入到內地的電視工業中。
「我跟他們說一定要搬過來。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話,就應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這個市場裡,才知道這邊怎麼說話、怎麼做事。」這是陳正飛給那些台灣同行的忠告。
現在,陳正飛坦然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北漂」,他已經完全適應北京的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因為主持湖南衛視和東南衛視的節目,他甚至已經適應了另外兩座南方城市:長沙和福州。
陳正飛還必須適應內地的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廣電總局的審查和限制。「邀請港台主持人要提前報給廣電總局審批,一檔節目裡的港台常駐嘉賓也不能太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內地製片人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藝人的數量。陳正飛就因為審批原因,錯失了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的兩檔節目。
當然,限制並不能阻擋內地團隊以各種形式繞開政策、繼續邀請港台藝人。在《嗨!2014》錄影棚外豎起的海報上,印著庾澄慶大大的頭像,頭像下方寫著四個小字:「快樂大使」。
「其實他幹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兒,怕上面盯得緊,所以叫『快樂大使』。」《嗨!2014》節目組對外一律稱庾澄慶為「快樂大使」,當記者在提問時稱呼庾澄慶為主持人時,他們還會刻意糾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就連受審批之累的陳正飛也入鄉隨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慮,認為對港台藝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經習慣電視台對內容的一些限制,台灣脫口秀節目關於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話題的開放性探討,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內地電視上的。
比起這些麻煩,他更為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早幾年進入內地的市場。比他更早幾年進入市場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裡的歐弟——失意於台灣演藝圈,卻在內地市場找到新高度的藝人。
不過,陳正飛是另外一個領域裡的先行者。2011年,他開始加盟愛奇藝自制節目《浪漫滿車》,屬於第一批在視頻網站主持節目的港台藝人。在視頻網站自制節目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參與其中。視頻網站轉變成為內容製作平台是內地獨有的產業發展現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參照的坐標。
把陳正飛拉到視頻網站做節目的,是台灣製作人闕祥勳。
「台灣比較流行師傅帶徒弟的做法,從製作助理、執行製作再做到製作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積累。內地市場太大,視頻網站有空間,肯給機會,快的兩年就能成為製作人。」在愛奇藝,闕祥勳同時製作《愛夠了沒》、《浪漫滿車》、《愛奇藝愛電影》等多檔節目。他將陳漢典、陳正飛等台灣二三線藝人請來主持,這些節目投入不大,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電視台出品的綜藝節目相提並論。但依附於大公司的平台上,闕祥勳有大把機會可以實踐自己的想法。
他為此付出的一大代價是,自己被納入互聯網公司的管理體系,每天戴著工牌坐班,每週交考核績效,生活狀態與王偉忠那一代講求創意、天馬行空的電視製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條沒有前輩走過,但是充滿無限可能的路。
本文是《財經天下》週刊授權i黑馬轉載,刊於《財經天下》64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在投資領域,可以說目前是過熱的,投資人太多。” 2月18日,在一場科技投資論壇上,比亞迪創始人之一、深圳正軒投資董事長夏佐全說,在國內找到好的技術很難,只能到以色列、美國矽谷等地尋找科技投資目標。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其中,對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4.9%上升為12%。
而這些投資,相當部分是以以色列、矽谷為目的地。根據普華永道統計數據,2016年,以色列境外投資者赴以並購企業的交易總額較去年上漲了7成,總投資額升至111億美元。2016年,以色列並購交易額激增34%,而中國投資者在以色列的並購額,同比增長達3.5倍。
2016年,中國投資者在以色列的最大收購,來自上市公司世紀遊輪。根據披露,世紀遊輪收購凱撒娛樂旗下的以色列最大互聯網公司Playtika,交易作價44億美元。此外,光啟集團也在以色列成立國際創新總部。同時,規模2.5億美元的光啟全球創新共同體基金與孵化器二期,將聚焦投資機器人、航空、通信與物聯網技術、數字健康領域以色列創新企業。
“以色列幾十年來產生了很多科技巨頭,是科技創新和成果最多的地區,矽谷孵化的很多技術,源頭都來自以色列。”夏佐全說,以色列本土市場小,其技術必須到其他國家尋找機會,才能得到充足的市場空間。因此,企業創始人也情願轉讓技術。
與此同時,海外投資也存在不少障礙。美國、以色列、德國等國家,在文化、法律等多方面,均與中國存在很大差異,會對投資成敗形成很大影響,個別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也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中國投資者到以色列等國家尋找投資標的,一方面是技術發展需要,另一反面確實是投資人太多,卻又缺乏好的投資標的。”深圳一家PE人士說,以色列、矽谷等具備的技術基礎,便成為國內投資者瞄準的目標。
對此,該人士認為,雖然國內原創技術起步較晚,但最近幾年已有顯著改觀,原創型的科技企業明顯增加,而這也是國內的職業投資人需要反思的地方,必須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才能找到更多本土投資機會。
正軒投資總經理王海全亦稱,國內原創科技雖然起步較晚,但很多人員都是從海外回來,對技術發展趨勢有一定了解,並具備一定技術基礎,而且國內市場大,配套資源較多,反而更容易成功。這對科技投資來說,正是機會所在。“中國市場很大,科技創新範圍越來越寬,應用也越來越廣泛,有些技術創新會帶來行業的變革,帶動產業鏈的整體發展,會產生產業鏈的投資機會。”
一種全新的運動正在取代它的位置——體驗革命。
本文由紅杉匯(微信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
你手機里的許多APP都已經生銹了吧?
它們就像是寒冷、孤寂的小行星帶,感受不到你的註意力如太陽光般的明亮和溫暖。在這場關於註意力時間的權力遊戲中,不僅每一類別的APP你可能只保留了一個;而且,像社交、遊戲、電商這樣的大類別應用甚至已經搶奪了許多小類別的用戶時間。
流量紅利結束、APP淘金熱退去,讓我們看到了裸泳者,也讓許多開發者和投資者空囊而回。現如今,對於那些仍想在移動應用領域畫餅的人,投資者應該會捂緊錢袋了。
在此,有必要反思一下,是什麽導致應用程序世界繁花墜落,以及哪些剩者將繼續為王。正如主文最後所言:用戶體驗很重要,但要記住,用戶“在哪里”才能有如此體驗。否則,任何好的APP都像是被扔進數字荒漠。
今年是iPhone誕生10周年。10年之間,與iPhone相伴而生的App Store更是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應用生態系統。移動數據分析公司Flurry年初的一份報告顯示,該行業現已成熟,並達到了飽和的臨界狀態。雖然仍有增長的勢頭——APP的使用率比去年增長了11%,但增速卻正在放緩。許多APP目前是通過犧牲其他APP為代價來實現自身的增長,而在此之前,所有類別的APP都在同步增長。
這表明APP已經在占用有限資源即用戶時間上達到了最大極限。換言之,一個新的APP想要吸引關註,意味著它必須從其他的APP那里奪取用戶。這對於新的APP而言可能會成為一個的問題,它們將與目前的行業領跑者相較量,比如Facebook、Messenger、Gmail、Instagram等。
APP淘金熱可能已消退
毫無懸念的是,對於社交網絡和消息類APP來說,2016年是一個大好年頭,其使用量的增長率比2015年攀升了44%,使用時間同比猛增了394%。
增長歸功於以下幾種因素:智能設備的普及、更快速的移動寬帶、支持語音和視頻呼叫的新功能、支持集通信和娛樂於一身的組合、直播實況內容的添加和“I一代”(指智能手機面世時仍是小孩而現在則擁有移動設備的青少年)成長等等。
然而,社交網絡和消息類APP的增長是以犧牲其他類別APP的利益為代價的。
例如,個性化類別的APP已失去最大的增長動力,使用率下降了46%。
遊戲類APP的使用時間也減少了4%——這個下跌雖然微小,卻道破了它們的短暫性。
在2016年實現增長的其他類別APP還包括商業和金融,用戶使用時間增加了43%;購物類增長了32%;體育類增長了25%。
總體而言,APP使用率增長的放緩,標誌著淘金時代的結束和市場的成熟。新APP將更難獲得用戶,更多的創業公司不得不使出各式花招,例如按用戶通訊錄來發送垃圾信息以推動使用率的增長。或許這一領域將出現更多並購,而依賴風險投資支持的APP則將在耗盡資金之後關門大吉。
蘋果、谷歌、微軟等都在尋找下一個開發者平臺。有望脫穎而出的是那些針對可穿戴設備、聯網電視、媒體播放器、機器人的APP,最具前景的下一個前沿領域似乎是語音交互,2017年,亞馬遜很可能將會憑借其Alexa語音助手及許多附加組件在“應用程序”生態系統中一展身手。
擊垮APP世界的並非下一代計算
有人說,現如今市面上的APP將逐漸被虛擬機器人所代替。“正如客戶端已被網站所取代一樣,移動APP很快也會被聊天機器人所代替”,TechCrunch在2015年度報告中這樣說。
但其實,將虛擬機器人和APP兩者對立起來的做法毫無意義。虛擬機器人不能夠解決如今APP的問題,反之亦然。真相是,下載量的縮減是因為市面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垃圾APP。
人們真正需要的是可以解決問題的APP,可以讓生活更便利,可以提供無縫對接的服務,可以讓生活更豐富多彩。然而,人們卻對許多APP的體驗感表現出極其失望和不滿,這才是APP下載量下降的原因。
用戶並非要遠離移動設備,而是希望其體驗更加深入。美國互聯網公司Dscout稱,用戶平均每天點擊手機的次數為2617次。Gartner預測,全新的數字體驗將通過VR、AR以及混合現實(MR)將人們帶入無休無止的虛擬互動中。
或許更重要的是,用戶將相當多的時間花在了他們最常使用的APP上。那麽,那些新的APP該如何突出重圍,贏取用戶的青睞?
垃圾APP好比毒藥
現如今,市面上幾乎所有的APP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缺陷,而這些缺點並不都是顯而易見的。每個應用都沒有將重點放在為用戶創造令人驚嘆的用戶體驗上,並沒有在那些極細微的交互設計上註入更多的精力與時間。
《設計心理學》一書作者唐納德•諾曼(Don Norman)認為,“用戶體驗包含了終端用戶與一個企業、它的服務以及它的產品交互的所有方面”。
這話聽起來有些荒謬,但是,要在用戶體驗設計上達到心理學中“正念”的標準是至關重要的。可惜的是,正如諸多科技流行語一樣,人們完全誤用以及濫用了用戶體驗這一詞匯,甚至混淆了它與用戶界面的概念,造成很多麻煩。
就像一輛汽車,華麗內飾好比用戶界面。而用戶體驗的根本在於,操作界面的位置要合理,汽車不僅能開動,而且還讓駕駛者感受到無窮樂趣,這才是精髓所在。
那些粗制濫造的APP對整個移動生態系統都產生了消極影響。在應用商店里,一個4.5分的應用和4.3分的應用看起來差距不大,但其中的利潤之差卻是相當驚人的。
在哪里創造用戶體驗?
App革命已死?事實上,數年前就已沈寂。
而今,一種全新的運動正在取代它的位置——體驗革命。
市面上有如此多的APP,但真正能改變遊戲規則的,是那些超越設備層面、影響你的日常體驗的應用。以Uber為例,其APP雖然不能改變遊戲規則,但在影響用戶打車體驗上的強大力量,足以給整個出租車行業造成震蕩。現在,可穿戴設備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
可穿戴設備已經將體驗革命推入高速,但是有一點對體驗革命甚至更重要,開發者一定要牢記於心:體驗的效果在於你在什麽地方進行體驗。你是否曾經試圖用iPad在強光下讀電子書籍?如果是,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麽。
把“在哪里體驗一款APP”作為基本開發原則,是幾年前我在肯尼亞時領悟到的。當時,我和同事參觀了一處貧民窟,一家公司正在致力於把生態廁所帶給當地居民,每個生態廁所都有一家特許店來管理和經營,它們需要跟蹤使用情況,以安排合理的廁所分配和廢物清除時間表。但它們都是用筆和紙來記錄。
於是,我建議應該開發一款移動APP來提高效率。這時,夥伴提醒我,這是在肯尼亞的貧民窟,你的移動設備被搶劫的速度比你說“iPhone”這幾個字還要快。
是的,我可以寫出世界上最好的應用程序,給用戶帶來無與倫比的用戶體驗,但是,我忘記了“在哪里”用戶才能有如此的體驗。忘記這一點,就註定會將任何好的APP扔進數字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