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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形記——造假流水線何以通暢無阻

既然有總攬大權進行審批的發審委存在，投行和審計機構常常藉機推卸他們原本應該承擔的審計責任，甚至合夥應付發審委的喜好，反向破解審核密碼。

綠大地造假上市案的爆發，也讓一條由投行保薦人、會計師事務所構成的「造假流水線」曝光於天下，也使得這些資本市場中介機構再次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有些投行保薦人配合公司包裝，美其名曰「上市輔導期」。輔導過程中，公司在投行保薦人指導下明目張膽地進行包裝，目標就是欺騙公眾投資者——把原本垃圾的公司包裝得光鮮亮麗，並在股市高價發行圈錢。

如果說，保薦人是防範擬上市公司出現虛假信息披露、材料不實的第一道關，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就是擬上市公司財務審計中的第二道關。那麼，在現行的新股發行制度中，發審委是把好企業上市信息公允性的最後一關。

但發審委的存在，讓投行和審計機構有機會推卸原本自己承擔的審計責任。既然有發審委總攬大權，投行和會計師事務所做的就不是認真審計發行人的財務信息的真實性，而是合夥應付發審委的喜好，以及通過一系列反向工程來破解發審委的審核密碼。

造假流水線

中介機構「灰色產業鏈」的存在，是對現有新股發行規則的玩弄與輕蔑。

事實上，一些投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已經形成造假上市的「灰色產業鏈」或「造假流水線」。在綠大地一案中，原上市公司管理層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造假上市，並在上市後繼續造假，投行保薦人和財務審核機構的多家會計師事務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綠大地造假過程看，灰色利益鏈中不僅有現存市場制度下利益勾兌的「潛規則」，還有行走於市場邊緣的「財務高手」們對法制和規則的玩弄與輕蔑。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負責人近日也強調指出，會計師事務所要時刻關注媒體報導，並對媒體質疑所涉及的問題，重新全面評估相關審計證據及審計結論。

據監管部門透露的消息顯示，四川天澄門律師事務所和鵬城會計師事務所均未遵守相關法律和會計業務規定，而在以虛假原始財務和法律資料編制報表之後，承擔審計責任的深圳鵬城和中和正信會計師事務所在現場審計過程中的違規操作，最終為虛假財務數據打開了「一路通行」的綠燈。

南方週末記者在造假案調查過程中發現，由於保障財務數據真實性的關鍵審查環節「現場審計」一直被牢牢地掌控在「造假軍師」龐明星個人手中，使其得以利用各中介機構的失職與疏忽，從容「包裝」一系列造假數據，並最終騙過了監管部門和市場投資者。

而在案件曝光後，除了對造假當事人的懲處之外，追究中介責任的呼聲也成為市場共識。這一幕場景，不能不令人想起十年前「銀廣夏上市造假」案曝光後，為證券中介行業所帶來的巨大震盪。

2000年前後銀廣夏案的曝光，不但直接導致了當時名列國內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解體，而且引發了一系列包括中介監管及會計制度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全面引入國際會計準則、強化註冊會計師協會管理職能等等。

而在事隔十年之後，再度曝光的綠大地造假上市案，儘管與銀廣夏造假上市性質相同，但是從造假操作到最終曝光，其間依然有著大量細節上的差異。仔細分辯這些差異，可以看出過去十年裡中國證券市場監管的進步與不足。

首先是在造假主體上，銀廣夏一案是由會計師事務所執業人員直接參與造假，而在案件爆發後的媒體調查中，更顯示出這一造假模式，是當時市場中介機構中所流行的「潛規則」。

一位資深會計業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當時「造假上市」模式的流行，既跟當時「為國企解困」的證券市場管理思路有關，也跟當時會計規則不完善有很大關係。

該市場人士表示，自己在香港多年執業過程中，既學過英國的會計準則，又學過美國會計準則，但第一次到內地從事B股上市業務時，卻發現自己「根本看不懂」內地會計準則與要求。

他發現當時國內通用的「蘇聯式」會計準則，不但與國際會計準則無法接軌，而且完全無法反映出市場化企業的真實運作情況。南方週末記者亦有發現，在 2000年前後查看多家A+H股上市的企業財務資料時，發現A股報表資料極其粗略且漏洞百出，而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H股財務數據，則清晰地反映出了企 業經營的各種動態與細節。

而到2003年之後，中國證券市場開始大力推進上市公司會計準則與國際標準接軌，最終使得上市公司財務數據成為市場投資者的重要標準。

另一個進步則是，在造假曝光的過程中，銀廣夏一案几乎是由媒體獨立調查曝光，其後再牽出大規模會計造假的「潛規則」。

而在綠大地案中，儘管監管部門在上市時由於失察而任其造假資料通過了層層審核，但在其後續增發過程中，已有所覺察的監管當局及時「推薦」了新的會計 師事務所，最終由該所審計時發現了財務造假跡象。直到監管機構大規模進駐調查，綠大地造假案才最終引發市場關注和媒體跟進。在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之後，證 監會還專門召開發布會，公開了更多未被一審認定的細節。

造假何以通過層層審核

目前新股發行重重審批環節存在結構性缺陷。每個審核環節都以為其他環節能堵住漏洞，結果卻造成了大規模的造假行為一路通行。

不過，貫穿兩次上市造假案的核心運作模式——行政審批制度下的權力尋租並未從根本上受到扼制。

在市場制度與規則日益完善的過程中，「資本高手」們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也更具隱蔽性和專業性，而身為市場信用承擔者的中介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士，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日益明顯。

在綠大地一案中，造假主體實質上是公司管理層和帶著審計項目屢屢「掛靠」不同會計師事務所的龐明星，而這一「項目掛靠」模式本身就已經違反了相關行業管理規範，只是由於各級監管機構的縱容，才得以實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綠大地案也凸顯目前新股發行中重重審批環節的結構性缺陷。每個審核環節都以為其他環節能堵住漏洞，不必自己來「做惡人」，甚至因利益關係而「睜隻眼閉隻眼」，而最終卻造成了大規模的造假行為一路通行，讓卻市場投資者和社會各方付出了沉重的「埋單」代價。

這一現象並非中國證券市場所獨有，上世紀80年代初曾在香港證券市場引起巨大轟動的「佳寧案」就是一個類假的案例。

香港上市公司佳寧置業因財務造假最終倒閉一案，直到2001年底才最終審結。其間涉及的貪污詐騙款項達66億元，訴訟費高達2億多港元，整個案件的 調查過程長達17年，審查資料數百萬份，調查和追緝範圍遠及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創下了目前世界司法領域裡的一系列「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佳寧案爆發近20年後，案發時任香港證券監管專員的霍禮義專門寫了一本書回顧此案的來龍去脈。

霍禮義在書中指出，在佳寧造假案中，當時的佳寧董事長陳青松及其團隊「顯然還缺乏市場經驗」。而專業的顧問們，包括券商、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對事件的發展起著實質性的作用」。

在以虛假交易粉飾的商業帝國最終崩潰後，陳青松為此付出了近20年的牢獄生涯。今天綠大地的董事長何學葵及其「專業顧問們」，又將面對著怎樣的結局？

流水線上做特效

　　獎盃的得主是一家名為Base FX的特效製作公司，它的製作和管理團隊全在北京。今年5月，Base FX與特效巨頭工業光魔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這意味著它們將參與更多好萊塢大片的特效製作。工業光魔是由著名導演喬治·盧卡斯於1975年創立的特效公司， 它曾壟斷了好萊塢70%的電影特效工作。

　　近三年來Base FX一直保持超過50%的增長率，這並不是業內增長最快的，但創始人Christopher Bremble的策略是讓Base FX成為內地規模最大的影視特效製作公司。據其提供的數據，去年Base FX收入達到4000萬。從前三個季度的財務狀況來看，Bremble預計今年公司的總收入將在6000萬元至7000萬元之間。

　　目前Base FX有大約250名員工，明年這個數字將超過300。公司之前已經完成了《碟中諜4》、《金陵十三釵》和《四大名捕》等等數十部電影的全部或者部分特效。

　　「這類公司的壽命一般不超過6年，如果把範圍縮小到中國，那就是不超過3年，」Bremble始終保持著對這個行業風險的警惕，「這不是賣自行車那樣的生意，你賣的是人們在非常特定的情形下才需要的東西。它需要高資本投入，非常不穩定。」

　　這正好是Base FX成立的第6年。2003年，33歲的Bremble來到中國。他此前的身份是好萊塢的一名編劇和導演，先後在Fox Family和Showtime Network供職。那時候內地的特效行業才剛剛開始—除了幾家國有特效企業，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作室和培訓機構。

　　Bremble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他聚攏一批特效師開始接一些零散的項目。三年之後，Bremble拉來在海南認識的朋友謝寧，兩個創始人帶著12個特效師開始了Base FX的生意。

　　一開始Bremble依靠好萊塢的人脈為公司找來項目，但也只是上不了院線的B級片。即使後來接到HBO這樣的大客戶，也是從最低端的活兒幹起。「比如擦掉錄像鏡頭中的時間碼，再把頭髮一根一根補齊，」Base FX副總裁謝寧說，「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就是體力活。」

　　但內地低廉的成本還是讓Base FX逐漸體現出優勢。按照當時的美元匯率，Bremble的報價僅為美國公司的1/8。即使現在有人民幣匯率上升、人力成本和場租上漲的因素，Base FX和美國公司的價格還是可以拉開差距。

　　2008年，Base FX大概已有50名員工，Bremble組織所有人進行了一次投票，以決定公司保持現狀還是擴大規模。如果保持現狀，大家可以生活得比較舒服，只接熟手的 項目就好；公司擴大則意味著要不斷嘗試更新更大的項目，並面對更高的風險。在創始人看來，電影特效是一個不可控的行業，它不像快消品可以事先精確地算出一 個產品需要多少人工多少天。通常情況下，每一個項目就是一個新的難題。

　　最後所有人都在郵件投票中選擇了擴張，Bremble和謝寧開始弱化對項目的取捨。在「活得舒服」的工作室中，創始人樂於接收重複性的特效場景。Base FX為了能夠拿到儘可能多的片子，會選擇沒有嘗試過的項目，「為此我們有時候會接一些爛片。」

　　事實上從創業開始，創始團隊就帶有將公司做大的野心。公司成立之初，Bremble讓員工放棄國內通行的3D製作軟件Maya，轉而學習 Houdini。如果說Maya可以為製作人員提供諸如「波浪」效果的套件，Houdini則給你一個包含扳手和鐵鉗的工具箱，在處理複雜特效時更具開放 性。

　　Bremble從國外得到的另一個經驗是流程化。在國內規模不大的工作室中，為了節約成本，每個員工往往擔任著「多面手」的任務，一個項目會儘可能讓更少的人去完成。

　　Base FX的做法則是讓員工變成細分的標準工種，在標準化的環境中工作以提高整體效率。2009年，Bremble建立了流程管理部門。現在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劉魯，他與同事負責聽取製作部門總監的意見，並為其製作合適的流程工具。

　　「想像成一個製造流水線，」劉魯說，「產品從你觀看的角度來說是影視作品，但在我看來它就是一個數據流。」

　　Base FX要求每一個模塊都要形成數據，為此購買了流程管理軟件。劉魯對其重寫，將包括員工對一個場景的製作時間、使用軟件、文件格式和用戶反饋等等模塊全部納入其中。

　　Base FX有10個製作部門，大的項目會調動所有部門一起協作，這就涉及到每個環節和上下游的傳遞過程。例如動畫部門，在它的上游還有模型、裝配和貼圖幾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會有隨時更改重新提交的可能，動畫也需要和它們不斷交互反饋。

　　在流程管理標準化之前，動畫主管張景瑞傳統的做法是郵件通知。他意識到這個方法的到達率有問題，不是所有人都會看郵件或是在製作過程中有所注意，總會出現因為調取文件不同而丟失成果的情況。

　　新的流程管理規定是更新只能存放在文件夾最外一層，而動畫環節也只能調取到這一層的文件。

　　最後實現的效果是，一個製作人員輸入幾個數字開始他今天將要工作的場景，流程管理軟件將這個成品的存放位置、參考數值、文件格式和使用工具規定好，不再讓員工從腦中調取「應該怎樣做」的記憶，並預估出一個項目完成所需要的時間。

　　預估時間非常重要。因為涉及招標，特效企業要事先提交方案和具體報價，這就要求Base FX得知道完成一個項目所需要的成本，而Base FX是以項目天數去收費的。

　　為了儘可能的提高效率，Base FX還在每個部門設立了技術指導的職位，負責技術研發。比如狼群在沙漠裡奔跑，腳下揚起塵土的效果，如果讓特效師在每個腳掌落地時做出飛揚的塵土，面對群 狼「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Base FX研發出的解決方案是做出工具，讓計算機根據狼群的速度、體重、重力加速度等參數自動計算模擬出每隻腳掌踏到地面後揚起的塵土動態，然後再讓特效師進行 微調，「可以省去80%的工作量」。

　　「如果不建立流程化的制度，Base FX絕對發展不到現在的規模。」謝寧說。即便如此，因為客戶會不斷的提出和修改要求，Base FX還是經常不能按照計劃完成項目，從而造成項目堆積和拖延的情況。這也是Bremble反覆強調的「風險」所在。

　　Base FX設有項目管理部門，這裡的員工負責制定計劃和項目數據的管理。製作部門所有的行為都變成數據存放在服務器中，項目管理人員根據記錄跟進流程。「製作當 中一定會出問題，包括項目之間也會有衝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員工對《第一財經週刊》說。當項目堆積起來，一個人協調六七十名製作人員的進度也曾讓 他「非常崩潰」。

　　除了繼續修正流程沒有別的辦法。劉魯對現在的標準仍不滿意，比如這一行業的國外公司有名為Surfacing的部門，在Base FX被拆成了材質和燈光兩個部分，拆分傳遞的效率不如一個部門的整合，但他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時機去改變這個習慣。

　　在進入每個項目之前，劉魯的部門要開發許多對應的工具。工具是一套程序，最簡單的例子是數據轉換，以及為上百個系列產品重命名的應用。流程的建立讓 Base FX有了與亞洲其他公司競爭的底氣，「雖然制定流程需要多出一些開支，但最終我們還是能比韓國公司便宜20％。」Bremble說。

　　知名度的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9月，Base FX為HBO電視迷你劇《太平洋戰爭》製作的貝里琉島登陸鏡頭拿下了當年的艾美最佳特效獎。這部劇成為了日後Base FX的一張名片，它的製片人是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和湯姆·漢克斯。

　　在此之前工業光魔已經注意到了Base FX並開始與Bremble接觸，公司也有了像HBO這樣穩定的客戶。但這個行業有一些連好萊塢也無法避免的事情—公司最初兩年因為項目斷檔導致資金無法周轉的情況，謝寧已經不太數得清有多少次了。

　　公司變大之後，類似的風險隨著人員和設備開支的增多而變得更高。就在一年前，Base FX為了接下《復仇者聯盟》的特效推掉了很多訂單，工作開始的兩天前他們才知道這個項目已經給了別人。Bremble立刻尋找後備項目，卻又發生了延付的 狀況，Base FX資金鏈再一次出現危機。

　　「要找到第二天就能開工的工作非常困難，比如我現在已經預定到2015年的訂單了，」Bremble說，「我的一些員工可能並不明白，當你為一個行業，尤其是電影行業服務，你並不能指望客戶按時付錢。」

　　因為斷檔而產生的人員流失是Base FX的一大困擾。同時這個行業本身的流動率很高，國內培訓質量跟不上，公司在急速擴張的同時無法及時補進人才。從2009年開始，Base FX成立了一個名為Base Camp的部門，負責新進人員的培訓。

　　Base Camp提供為期三個月的課程，每期通過面試招進15個已經分配好部門的新員工，不收費，學員也沒有薪水。除了基本的軟件技能之外，Base Camp的導師主要講授流程和上下游溝通的課程，保證課程結束學員能立刻上手。

　　這些學員每個月都面臨一次淘汰考核，最終會淘汰掉1/3的新人。相較於國內大部分止於技術操作的課程，Base FX更注重拆解問題和實際處理能力，「如果公司是個水球隊，那我們招這些人進來不是教他們游泳，而是講游泳池是怎麼回事，水球規則是什麼，手勢是什麼意 思。」謝寧說。

　　在規模擴大之後，謝寧希望每個新進人員都要通過Base Camp的培訓和篩選。但細分的標準化讓已經在職的老員工則面臨另外的問題—技術瓶頸。 相對於小工作室的多面手狀態，Base FX的員工只能在自己的部門中重複工作，這也導致不少年輕人入職一年之後跳槽到其他特效公司或者自己創業。

　　謝寧給出的解決辦法是跨部門培訓，讓有轉崗意願的員工得到技術指導，並且促進部門融合，鼓勵員工瞭解自己上下游的技術領域，「但員工也要有定位，是喜歡獨立打造一輛自行車，還是想參與到寶馬的生產中去？」

　　人力佔據了這家公司70%的費用開支。與工業光魔的合作讓Base FX有了繼續擴張的底氣，工業光魔為他們提供技術指導和好萊塢的客源，而Base FX則為這家特效巨頭打開中國市場。因此，未來Bremble將提高國產電影客戶的比例，將海外和國內製作從原來的4︰1提升到1︰1。

　　Base FX成立的6年時間，Bremble只接受了一筆來自好友的小規模啟動資金，但為了2015年擴張到至少600人的規模，他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自己的下一輪融資計劃。

暗訪富士康：凌晨4點的流水線 入職沒門檻

士康，是一個明星企業，不僅僅因為它生產全球流行的蘋果產品，也因為它的工廠內曾經發生的一幕幕悲劇。不止一次被曝員工自殺、保安工人衝突等惡性事件，給富士康蒙上了「血汗工廠」的標籤。工人們如何進入富士康？工廠的安保與工人之間，為何曾經關係緊張？在惡性事件後，富士康在工人管理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帶著這些疑問，新京報記者走進富士康工廠內部。

關注富士康，不僅僅為了回答上述疑問。從某種角度看，富士康是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分工的一個象徵和標本。它受益於全球化，依賴人口紅利；它在管理上有把人當作機器管理和使用的傾向；它是個森嚴的「帝國」，它產生了巨額的GDP，製造了繁榮，甚至造就了一個階層，一個社會。

目前，想要進入陷入「招工難」困局的富士康工作，比較「輕鬆」。

只要有一張二代身份證，就可進入富士康做工了。有時，沒身份證也能應聘成功。

上午體檢——下午考試——晚上分宿舍，一天時間內，提著行李和被縟的打工者就可以成為「世界五百強」的一員。

「輕鬆」的應聘條件

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輕人從公交車上下來，立馬會有一窩人圍過來塞一張名片，或者問「要不要進廠？」

無論是太原富士康還是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廠區的門外，掛著「富士康招工」字樣的中介與等活兒的小摩的一樣，尋常可見。

中介們掛出「進廠返現」或者「報名送精美雙人被」的招牌或橫幅。太原富士康南二門和南三門門外，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輕人從公交車上下來，立馬會有一窩人圍過來塞一張名片，或者問「要不要進廠？」

名片上羅列著富士康招工的要求：學歷不限、年齡16至45歲、有本人二代身份證原件、胳膊上無文身和煙疤等。

在網上搜「富士康招工」，相似的內容會顯現出數頁之多。我按網上的電話聯繫了一位自稱太原富士康內部負責招聘的主管。該主管再三叮囑，「一定不要搭理路上的中介」。

該主管這樣說，或許是有利益之爭——在太原富士康園區內，至今還可以見到「截止日期為10月底」的鼓勵「內部工人舉薦老鄉或親朋好友入廠」的橫幅和告示，其中規定每舉薦一人可獲獎300元。

很多中介會向一些胳膊上有文身和煙疤等不符合要求的應聘者打包票，「找找內部的人就肯定能進廠」。

通過「活動」，超齡或沒有身份證的人也可以被中介送進富士康。10月底，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廠區前，一個中介向幾個超齡的女村民「秘授訣竅」，「去借一張身份證，讓身份證本人參加面試，照廠牌照的時候你再頂上」。

同樣的方法，那些沒身份證的應聘者也可進入富士康。

過場般的應聘考試

在面試、體檢結束後，還有筆試。筆試監考極為寬鬆，成績也不會對入職產生什麼作用。

11月1日早上8點，我來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門。當日，大概有四五百名和我一樣的應聘者在此等待。

應聘者被帶進了富士康廠區內有一個籃球館大小的招募大廳。隨後，應聘者以受舉薦的中介機構為單位，坐在塑料凳上，等到9點開始走包括面試、體檢等在內的流程。

富士康的面試過程不超過1分鐘。應聘者隨便坐在一溜穿著富士康工衣的男女面試官面前。面試官問我的問題是，「以前是干什麼工作的」以及「進入富士康之後，能否適應嚴格的紀律」。

之後的體檢亦不算太複雜。應聘者先是伸直胳膊、連續上下蹲5次，接著排著隊去抽血以及做胸透。初次進廠的應聘者還被要求打上一針防控相關疾病的疫苗。

體檢結束後，打算住宿的應聘者須在招募大廳外的一個機器上刷一下身份證。富士康會按此在當天晚上分配宿舍。

用招聘人員分發的餐券在富士康內部的食堂吃過午飯後，應聘者陸續回到招募大廳等待下午的考試。

考題共100分，有選擇、計算和綜合三種題型。題目的知識面比較廣泛，其中一題為「生活中所說的煤氣中毒，實際上是指()氣體中毒」，其他還有「英譯漢：『Work'譯為()」等英語、文學題，甚至包括數學方程式。

部分應聘者在這些題目上犯了難。有個中專生解出方程式，人群立刻一陣歡呼，紛紛搶過他的試卷抄一下。

這個監考極為疏鬆的考試只是個過場。考試成績似乎對於應聘者的入職不產生任何正面或負面的作用。

熬到傍晚時分，幾乎所有的應聘者都能領到一張窄且長的小紙條。紙條上標註著應聘者的姓名、所分到的事業處、工號等16項內容。

在培訓中灌輸「紀律」

新人培訓時間僅為2天，其中，紀律和獎懲體系是講師重點闡述的內容。

次日上午，新人開始在D區的DR2餐廳4樓接受為期2天的培訓。

開始培訓前，講師強調了兩條紀律：衛生間不許吸煙和下課時不准離開教室。他說，一旦走出四個玻璃門，違反者將自行承擔被除名的後果，「這是富士康最基本的紀律之一」。

紀律和獎懲體系是在介紹完富士康的基本情況後，講師重點闡述的內容。

「富士康的考勤非常嚴格。」一個女講師說，員工上下班出入大門和宿舍時，須刷門禁；連續曠工三天視為自動離職；上下班時間如委託別人打卡或替別人打卡，雙方記大過。

「警告、記小過、記大過、降級和除名」構成了富士康的懲罰制度。

按女講師所述，「員工工作時做與工作無關的事、拒不聽從主管指派」等行為，將受「警告」處分，而「私自攜帶食品、飲料進入生產車間」等行為，屬於「記小過」範疇。

一旦員工在園區內打架或者偷盜，除了被富士康除名外，還「將被送到公安機關」。

培訓進行到第二天，也就是入廠第三天的下午，入職員工會被要求籤一份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

培訓的最後是分配車間。11月3日，正值太原大風降溫，一堆人在負責人的帶領下，頂著風朝車間的方向跑去。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真正開始了。新京報記者尹聰

-數讀

6%

富士康2011年進出口總額2147億美元，佔中國大陸進出口額的近6%。

1027.4億

富士康2011年營業額1027.4億美元，接近越南或伊拉克的GDP總量。

萬福生科造假流水線曝光：一個U盤撕開隱秘賬簿

儘管被稱為「瘋狂」財務造假的萬福生科案有了階段性的查處結果，但是隱藏其後的造假流水線尚未全面曝光。「要將萬福生科案辦成標竿式的案件」，市場各方從證監會此前的多次表態中捕捉到了些許信號。「內部造假分工嚴密、假賬單據一應俱全」，萬福生科案對於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執法有著啟示性意義。

萬福生科案開創了諸多第一，它不僅是首例創業板公司涉嫌欺詐發行股票的案件，還是證監會首次對保薦機構單獨立案、暫停其受理保薦業務的案件，更是開啟由發行人和保薦機構協商賠償投資者損失的先河。為了撕開萬福生科隱秘的造假流水線，新華網記者獨家專訪了證監會稽查總隊查處此案的相關負責人。

財報疑團：一個U盤成為稽查突破口

去年九月，湖南證監局在一次例行巡查中發現，上市不到一年的創業板公司萬福生科存在財務問題，疑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萬福生科2012年半年報顯示預付賬款增加了2632萬元，餘額達到1億多元。作為一家糧食精加工企業，萬福生科採購的生產原材料是稻穀。通常來講，這類企業與農戶進行結算時採取現結方式，而財報中出現那麼大數額的預付賬款，便顯得十分不符合常理。預付賬款成為萬福生科第一個很大的財務疑點。

另據湖南證監局在巡查中瞭解到的情況，萬福生科在2012年上半年期間曾經停產。企業在停產的同時，還能產生高餘額預付賬款，引起稽查部門的關注。

除了預付賬款外，另一個財務疑點是在建工程款餘額。2012年上半年，萬福生科在建工程科目的賬面餘額從8675萬元增加至1.80億元，這個過於巨大的數字，與萬福生科往年的經營活動規模相比，愈發令人不解。

「假賬背後一定存在真賬！」稽查組負責人斬釘截鐵的告訴記者。因為企業需要與真實來往的客戶對賬。若能找到萬福生科的真賬，就能為以後的取證撕開方向。後來的事實的確驗證了該負責人的想法。

其實，整個調查的突破口，來自一次現場突擊調查。那天稽查人員「突襲」萬福生科財務處辦公室，打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稽查組負責人表示，「當時我們看到屋子裡的人露出緊張和小心翼翼的表情，彷彿藏著什麼秘密。所以，我想或許真能找到些什麼。」稽查組負責人注意到，有一位工作人員站在電腦前，好像試圖在遮擋著什麼東西。「雖然不知道那裡有什麼，但還是讓其閃開。終於看到那台試圖被擋住的電腦主機上插著一個U盤。打開U盤發現，裡面藏著的，正是我們之前苦苦尋覓的、萬福生科2012年的真實銷售流水台賬！」

一個關鍵的U盤，為之後的調查取證打開了局面，也為稽查人員找到了確鑿的證據。

稽查人員在另一台電腦中，還找到萬福生科分配造假額度的電子表格，每個月計劃造假多少筆，造多少額度。稽查組負責人向記者描述獲取真賬本時的心情：「那一刻我們滿懷信心。一手握著真賬，對照另一手上的假賬，萬福生科的造假細節，即將層層暴露於公眾面前。」

撥開雲霧：萬福生科如何「玩轉」9億假賬？

歷經四年半的時間，虛增收入9億多、虛增利潤2億多。如此瘋狂的造假，萬福生科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稽查人員掃過真實台賬中一個個零碎的數字，逐步拼接出萬福生科的造假鏈條：利用公司自有資金進行體外循環，假冒交易，用以虛增收入和利潤。

萬福生科在財務造假中，首先借用農戶的身份證，為他們開立個人銀行賬戶，但這些賬戶卻是由萬福生科來控制。公司將自有資金打到這些個人賬戶中，冒充為「預付給農戶的收購款」；而後，再將資金從農戶的個人賬戶上打回給公司，冒充為「客戶的銷售回款」。

流程圖上清晰地顯示，自有資金經過一去、一回，形成虛假的資金流，憑空捏造了銷售收入。

為使從農戶賬戶打回公司的資金顯示為「客戶銷售回款」，萬福生科又動了手腳：偽造大量銀行回單，包括自刻假冒的銀行業務章。

稽查組負責人向記者介紹，「調查伊始，我們採取了先易後難、先重點突破，再全面展開的調查策略」，在通過2012年真實銷售台賬掌握萬福生科造假模式後，對萬福生科2008年以來的財務數據展開全面調查。對於虛增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這個關鍵的問題上，分銀行資料、外圍調查（以下簡稱「外調」）兩個小組開展調查。

銀行組調取與萬福生科客戶回款有關的所有銀行流水和憑證，需要確認每一筆相關資金的確切來源與去向。據稽查組負責人回憶，調查過程中發現了萬福生科為造假掩人耳目改採取的「小伎倆」。比如，一筆資金在銀行櫃檯現存現取，從A櫃檯取出，再從B櫃檯存進，人為割裂資金流向；再比如一些轉款是通過刷公司自己裝的POS機打回賬戶，銀行確認這種資金來源的難度很大，因此稽查人員需要協調銀聯調取相關數據。在整個銀行資料調查過程中，稽查人員共追查了300多個賬戶、超過10萬筆流水。

如果稱資金流水為間接證據的話，那麼實物成交記錄便是貨真價實的直接證據了。稽查組負責人向記者介紹，外調組同時調查了萬福生科的銷售客戶和採購農戶，目的是瞭解其真實的銷售數額與原材料收購規模。

在歷時兩個多月的外調過程中，稽查人員共走訪調查的50多家客戶，發現兩類問題客戶：一類是萬福生科曾經的客戶，交易發生時間不在萬福生科上市發行期內；另一類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客戶，包括一些幾年前就已註銷或關閉的小公司，萬福生科居然把其生生搬來冒充成自己的客戶。在稽查過程中，萬福生科也同一些客戶打過招呼，可想不到的是，萬福生科財報上的數字「假」得太離譜，即使客戶虛報數字「幫忙」隱瞞，依舊望高難以企及。

走訪農戶的過程中也有神奇的發現。稽查組負責人回憶道：「有些農戶根本都不知道萬福生科為他們開立了銀行賬戶，而另一些甚至根本不是糧食經紀人，而是萬福生科公司的職工、或是職工遠房親戚等。」

由此可見，萬福生科為完成一筆筆造假，可謂費勁腦筋、調動一切可利用的資源。稽查組負責人特意提到，調查過程中發現，農戶也好，客戶也罷，許多人對資本市場的法律制度知之甚少，法律意識較為淡漠，這不僅給稽查人員的執法調查帶來困難，也為造假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造假之路：集系統性、隱蔽性、獨立性於一身

有了公司上市想法後，萬福生科董事長龔永福便和財務總監覃學軍商量，令其制定一套造假方案，以達到符合上市的條件。龔永福坦承，「沒想到會造出這麼大的假。」 雖然整套造假方案符合上市條件，但後期每年都要以此為基數，造假成本越來越大。

稽查組負責人介紹，萬福生科造假案是集系統化、隱蔽性、獨立性為一體的，採取了成本倒算制，使得財務報表整體十分平衡，很難從形式上發現問題。

首先，造假系統性強。萬福生科造假遍及進、存、產、銷各個經營環節，參與造假的人員很多。在執行過程中，由覃學軍總體策劃、統一分配任務，過程就像流水線，每個參與人員只需完成各自的部分，然後移交給下個環節負責的人，等全部流水線結束後，整套假賬也順理成章地誕生了。

其次，造假隱蔽性強。稽查負責人感嘆到，「調查中直接發現問題的難度很大」，因為賬套的資金流水與銀行的資金流水在日期、金額上逐筆一一對應，但問題卻在於名稱的造假， 這個過程中能演變出許多不同的形式。例如原本是由張某通過銀行打回的款項，但對應的銀行回單上的賬戶名稱卻被改成了萬福生科的某客戶名稱。「如果只對流水是對不出問題的，這就需要深度追查這個資金究竟從哪裡來的。形式上很逼真，但內容的確是假的。」稽查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另外，造假的獨立性是很高的。稽查組負責人說，「不能說萬福生科的造假有多高明，但的確它把所有東西都做全了。」 從購銷合同到入庫單、檢驗單、生產單、銷售通知單以及採購銷售發票等，這些單據憑證由專人開具。「由於萬福生科對應的糧食收購方都為農戶或糧食經紀人，不能開具發票，因此採購發票也由萬福生科開具，這樣就能把所有的單據憑證全部自己解決，而不依賴外部的力量，具有很高的造假獨立性。」 稽查負責人稱。

最後，造假過程採取了成本倒算制。因為整個公司財務是按計划去造假，而非真實情況。所以財務人員會根據虛增後的各產品銷售收入、毛利率以及生產消耗率直接倒算相關生產財務成本，達到了產銷平衡。「既然是算出來的，整個資產負債表一定平衡的，不能直接簡單的找到問題所在。」稽查負責人如是說。真假業務混淆交織在一起，「萬福生科不像有些公司的造假，一些筆是真的，剩下的可能都是假的，它的一筆業務裡既有真數也有假數，真假交織在一起，所以給核實工作帶來了較大的難度。」

「整個調查過程十分艱苦。」 一些客戶在縣、鄉、鎮等小地方，路途遙遠，來回輾轉上千公里，而且稽查人員難以用當地方言交流，語言溝通較困難，有時需要找第三方人員解釋，費盡周折。此外，湖南的冬天沒有暖氣，很多銀行資料是存在陰冷的庫房裡，為了找到相關證據，不少稽查人員都在帶病工作，有的甚至累倒在現場。稽查組負責人笑著說「帶病工作在調查萬福生科案時是太普通、太平常的一件事，基本是常態！」「因為財務類調查的案子和內幕交易等其他案子不一樣，調查的時間跨度也很長，所以涉及到的事項特別多。」 稽查組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記者觀察：巨額造假背後令人深思

隨著整個萬福生科案情的浮出水面，證監會的處罰結果也隨之公佈於眾。2013年5月10日，證監會在新聞通氣會上宣佈了擬對該案件的行政處罰結果，萬福生科公司、高管及相關中介機構均受到了重罰，其中，對保薦機構平安證券的處罰，是2004年保薦制度出台以來對保薦機構開出的最嚴厲罰單。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一直有這樣的疑問，究竟是什麼動機促使萬福生科一個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小公司造這麼大的假？造假過程是自為還是中介機構報團所為呢？是否是由於制度上的缺陷給了不法分子們生存的土壤？

萬福生科造假案背後有著令人深思的地方。不管怎麼說，有一個事實是肯定的，那就是萬福生科案突出反映了相關發行人和中介機構誠信意識淡薄、職業操守存在嚴重缺陷。既有違信息披露基本要求和市場「三公」原則，又嚴重損害了投資者利益。

雖然證監會已經完成了對萬福生科案件的調查，但是為什麼上市公司造假屢禁不止？綠大地造假被重罰之後，還有萬福生科頂風作案，之後或許還有新大地、河南天豐等。我們真的希望上市公司造假不再發生。

A股市場長期低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不敢相信」。試想，一個個包裝得美輪美奐的「水貨」公司堂而皇之進入市場，圈了一大筆錢後就原形畢露，這樣的資本市場環境怎麼能讓人安心？投資者的利益怎麼得到保護？服務實體經濟的「中國夢」怎麼得以實現？

當前，A股市場面臨著IPO重啟的難題。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暫停之後，如何讓投資者看到一個嶄新面貌的市場是當務之急。把「水貨」擋在外邊，給投資營造一方淨土，讓各方主體歸位盡責，實現資本市場的健康持續發展，還需要各方攜手共同努力。

中國年輕人拋棄流水線 郭台銘被迫尋找新動向

作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僱主，富士康總裁郭台銘對中國勞動人口的發展動向一直密切關注— 中國年輕人越來越排斥單調重複、薪資低的流水線工作，這讓富士康工廠陷入招工難狀態。

富士康擁有中國境內最大的代工廠，曾靠廉價勞動力創造過輝煌業績。2010年前後，富士康連續出現工人自殺事件，它作為「血汗工廠」典型被推向輿論風口浪尖。郭台銘在慘案發生後，對工廠內部做了適當調節，比如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作環境。

近年來，中國沿海城市年輕勞動力短缺嚴重，而富士康不得不嘗試業務調整：提高生產線自動化程度，將工廠從深圳等地搬遷到西部城市。

「中國年輕一代都不願意在工廠工作，他們更傾向從事服務業、互聯網業相對簡單、輕鬆的工作。」郭台銘在峇里島出席政商要會時接受FT記者採訪時表示，「很多工人都已經投入服務業，而中國製造業中，勞動力已經出現供不應求。」

會議間隙間，郭台銘另外透露富士康將向「非製造業」轉型。

目前，公司90％的業務圍繞著電子產品製造與出口。郭台銘希望通過擴大內地市場，增加銷售渠道，增設服務、電子商務崗位，將製造業在產業部門的比例控制在55－60％。富士康已在台灣開設了自己的連鎖店，而7－11便宜店也開始銷售富士康自主品牌的智能電視機。

但目前為止，富士康的轉型並沒有表現出令人歎為觀止的業績：在台灣，富士康關閉了數家賽博數碼廣場；在大陸，它關閉了與麥德龍共同投資的萬得城門店。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富士康作為代工廠，始終無法擺脫對電子巨頭（蘋果、三星、戴爾）的依賴。

而富士康另外一個新動向就是「擴張海外領地」—印尼就是它的一個新目標。印尼擁有充沛的廉價勞動力（勞動力價格比中國便宜近一半），又是東南亞潛在的消費市場。一年多來，富士康與當地政府進行過多次磋商，意於明年開辦首家工廠。

富士康在避稅方面可謂是高手，在中國和其他地區開發業務時，總能和政府攀上關係，獲得減稅和其他優惠政策。

印尼政府不希望富士康複製「中國工廠」，敦促富士康在開工廠的同時，進行技術和科研投資。 郭台銘亦準備好應付辭令：我們來印尼，保證不是只佔廉潔勞動的便宜，一定加大技術投資。

Makerathon孕育的車庫里的流水線

i黑馬：車庫文化可以說是創客文化的起源。不僅如此，矽谷的許多商業巨頭也都是從車庫起家，如蘋果。然而，從車庫里小手工作坊式的生產到大型工廠的批量化生產，這個過程中難免遇到一個尷尬的過渡階段：小批量生產。問題是，初創團隊如何敏捷應對小批量生產呢?
 

這篇文章在草稿箱里積灰有幾個月了，一直都是都是一些零散的想法和素材，但總是沒法把所有的片段組織起來，猶如缺失了拼圖中最重要的那一片。直到昨夜看到了朋友圈里的一個視頻——Makeblock第八屆創客馬拉松(Makeblock 8th Makerathon)。說來慚愧，關註國內的創客運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居然到現在才看到這個兩個月前發布的視頻：

回到標題——車庫里的流水線，想必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美國的車庫文化。車庫文化可以說是創客文化的起源。許多美國人都擁有自己的車庫，為了維護車子，車庫里經常有一些工具、零件和設備。隨著車輛的使用，許多新零件和設備慢慢被放進車庫，久而久之，車庫就慢慢開始扮演“家庭實驗室”的角色。在美國商業大片中，我們也經常看到這樣的車庫。

不僅如此，矽谷的許多商業巨頭也都是從車庫起家，如蘋果、谷歌、惠普、亞馬遜……多不勝數。據傳蘋果公司創立不久的時候，喬布斯發動全家在車庫里完成了 Apple I 的生產和組裝。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創客——新工業革命》一書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從車庫里開始制作 3D Robotics 的第一批產品。

然而，從車庫里小手工作坊式的生產到大型工廠的批量化生產，這個過程中難免遇到一個尷尬的過渡階段：小批量生產。通常是數百或是上千的數量，工廠一般不接受這樣的小訂單，而對於初創團隊來說，工作量又太大。在中國，或者更精確地說是珠三角——其中又以深圳為典型——可以找到許多的小型加工廠來完成 PCB 和普通零件的小批量。但是測試、裝配、打包等環節卻是避不開的。

那麽問題來了，初創團隊如何敏捷應對小批量生產?答案顯然不是藍翔，筆者為了尋求這個答案也曾踏破鐵鞋。

既然沒有答案，那只能是嘗試著分析情況和尋找線索了。我們常說這是個“從比特到原子”的時代，對於硬件行業中的許多現象，都能從軟件行業中找到其“共軛”現象。當然，軟件中不存在批量制造一說，但是我們發現軟件測試與硬件制造有許多相似之處。軟件行業對批量化軟件測試的解決方案是：自動化測試。由高級測試人員編寫測試腳本，然後由計算機完成大量重複而枯燥的測試操作。

等等!這在傳統制造業中早已成為共識了，當產量增加到一定的閾值後，使用機器來代替人類完成重複勞動可以降低成本。然而硬件機器比起軟件的自動化測試工具來說，成本要高出幾個數量級，這也正是導致我們所遇到的問題的根本原因。看起來此路不通，但是不要氣餒，我們先做幾道數學題來放松一下大腦。我們把使用自動化設備涉及到的總成本稱為“自動化成本”，那麽有：

自動化成本 = 設備成本 + 運行成本

運行成本 = 運行時間 * (維護/能源費用)

設備成本 = 設計成本 + 物料成本

設計成本 = 設計時間 * 工程師時薪

於是：

自動化成本 = (設計時間 * 工程師時薪) + 物料成本 + [運行時間 * (維護/能源費用)]

看起來其中的每個變量都是難以減小的，特別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項：設計時間，設計出一臺成熟的自動化設備往往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時間。但是——誰能想到，我們可以在一天之內設計並組裝好一臺能用於生產的自動化設備?誰又能想到，我們可以用三天的時間在車庫里打造完全屬於自己的自動化流水線?

《創客》一書中曾多次提及“個人制造”的概念。創客運動賦予個人的能力不僅僅是制造，還可以是制造擁有制造能力的工具，或者套用時興的一個 造詞法——“元(Meta-)制造”。其實筆者更傾向於“輕量制造”這個詞，一來“元制造”有些過於裝腔，二來這個模式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的產量不能和嚴肅的工業制造匹敵。元制造也好，輕量制造也罷，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路，不同於 3D 打印和桌面級加工機床，因為 3D 打印始終是使用工具而非創造工具。

回到首段中提及的視頻，視頻里的幾個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制造模式和一個零件平臺，而且這樣的平臺絕對不僅是這一個。我們可以想像未來的車庫創業是怎樣的，小團隊迅速響應變化的需求並設計出產品，用短短幾天時間就能為產品量身打造一套自動化流水線，快速完成小批量生產和測試等工作。相信這種模式也將成為長尾效應的一種成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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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線上的地產從業者： 天天擔心被“幹掉”

2018年6月的晚上10點，在某TOP5房企工作的龐錚（化名）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辦公室，一排出租車等在門外，這家工作壓力較大的房企，已經讓出租車司機都明白了下班的套路。

“我工作天天擔心被幹掉，之前有個總監半年工作不力被勸退，區域總裁更是一年換一個。在這里工作，如果完不成KPI可能就會要你走人。”龐錚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站在風口已經十年的房地產，早已經是其他行業羨慕的標桿：擴張的快速、高額的利潤，不斷的造富神話，活脫脫讓房地產圈成為中國最大的名利場。可是，當房地產遇見歷史最嚴的調控後，這些浮華背後開始讓每一個想要在這個圈子生存的人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最近出現的跳樓和猝死，以及很多潛在的抑郁，讓這個名利場背後充滿了血腥。

指標“紅綠燈”

去年9月，龐錚跳槽到目前就職的房企，隨後的3個月，她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日子。

“每天晚上失眠，半夜經常驚醒，這樣的日子持續了3個月。”龐錚告訴記者。

在龐錚所在的房企，每天都有指標的紅綠燈，完不成任務就難轉正，周圍的同事一直處於緊張的工作狀態。剛剛入職的龐錚根本難以適應，讓她開始恐懼生活。即便到了周末，出去玩也隨時帶上電腦，一旦有了工作任務必須馬上完成。

以往，只有媒體行業才會有很多突發情況，而如今的房地產已然變得分秒必爭。很多人都說，地產人是沒有周末的，要麽開會，要麽開盤。

“根本不用擔心周末怎麽玩，工作自然讓你的生活充實。”一位單身的90後地產從業者趙紫添（化名）告訴記者。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發現，在這個大魚吃小魚的房地產競爭時代，包括萬達、碧桂園、恒大地產、新城控股等房企均設置了節點的紅綠燈制度。大到年度銷售目標，小至在規定時間內需完成的招商、工程等進度情況。

“一個節點沒有完成，就要亮紅燈。我們一個項目總半年時間就被幹掉，原因是節點沒有完成任務。有時候早上工作發現任務節點亮了紅燈，晚上集團人力資源部就約談了項目總，對其進行警告。”一位從事商業地產招商的地產人告訴記者。

指標的紅綠燈制度，可以加強房企的運營管控，達到精細化運營，在每家房企正在逐漸推開，也有助於房企對於周轉和風險的把控。不過，在某種意義上，給了這些從業者巨大的壓力。每一個節點都需要按時完成，所有人就像工廠里的工人一樣，在巨大的流水線上拼命工作，完成一個一個節點的任務。

企業的耐心越來越差，以往幹得不好可能是調崗，現在幹得不好就要直接走人。

“項目總天天在群里說可能被幹掉，所有人都籠罩著無形的壓力，在這個路上一旦選擇了就只能往前走，最後就是你死我活。”趙紫添說。

指標的紅綠燈壓迫這些拿著高薪的地產人不斷前進，他們的人生也像走在每一個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一旦錯過了綠燈時間，可能走在路上就要面對前方的洶湧車流，把人碾碎。

被時代綁架

有地產高管告訴記者，一晚上開會要抽一包煙，2點回家還要趕8點飛機，睡覺都已經成為奢侈品。一天換3個城市，有時候已經成為常態。

艱難的時候也要微笑，盡管看起來於事無補。

幾乎所有的地產人，在選擇進入這個時代風口的行業之時，就已經開始變得身不由己。

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預計，2018年TOP4房企總規模或近3萬億，未來房企集中度將進一步提升，TOP10房企集中度有望達35%。

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發現，約50家房企提出了千億計劃，從競爭格局看，每家開發商雖然提出較高目標，但是完成難度將越來越大。

這個時代就是大魚吃小魚，以往的行業粗放時代已經過去，每個公司都在追求更有差異化的能力，而規模作為決定話語權的重要因素，逼迫這些企業不斷發展。畢竟，沒有規模就沒有融資，沒有融資就沒有現金流，那對企業而言就是生死存亡。

在記者的朋友圈中，過去一年里一位地產人已經先後跳槽2次，平均每半年就換一家公司。事實上，每年春節一過，就會發現很多人又一次跳槽。

規模競爭也帶給了各個城市總巨大的壓力，一般而言這些城市總1年~2年沒有完成任務，就有可能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要麽完成任務好升職，要麽完不成任務就被淘汰。大家都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龐錚說。

“看起來是地產人被綁架，其實老板同樣被綁架，幾乎每個房企都有大量負債，這個行業平均負債率遠高於其他行業，只有讓企業高速周轉發展，才能不被吞並。”一位地產高管告訴記者。

嘉凱城（000918.SZ）易主了恒大；浙江城建把在杭州的兩個唯一在售項目賣給了新城地產和景瑞地產；物產中大（600704.SH）出售了旗下15家全資子公司股權予陽光城（000671.SZ）；浙江農發轉讓潤和房產100%股權；浙江國貿出售湖州仁皇房地產100%股權。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十年風雲變幻，很多曾經風生水起的房企就在短短幾年轟然倒塌，誰都不想成為被時代拋棄的那一批。

事實上，老板對職業經理人的耐心越來越有限，近兩年的高薪挖人讓地產圈流動迅速，但是真正可以長久的職業經理人越來越少。

“3個月就要出一套產品線設計方案，不然可能我們團隊就要全部走人。一拿地就要和設計院通宵工作，2天內就要出設計圖。”一位從事地產設計的人士告訴記者。

規模為王的時代，所有人就開始血刃相見，這個名利場逐漸演變成了鬥獸場。

高周轉人生

“公司要求極致周轉，每一個環節都要加快節奏，只有這樣才可以跑得比別人快。生活也開始周轉迅速，馬不停蹄。”龐錚說。

高周轉背後，所有人都面臨了空前的壓力。

“只有在健身房的2個小時我才是絕對放松的，可以不去想工作，真正去脫離一下，其他時間都太忙了。”一位地產高管告訴記者。

另外一個高管則每周給自己買4個橙子，“周一到周四，每天回家吃一個，吃完就知道我周五可以坐高鐵回家。”他說。

這位高管家並不在上海，每周都過著雙城記一樣的生活，每次吃完一個橙子就會讓他離家更近一步。

更多的人選擇跑步，在奔跑中去釋放自己的壓力。“以前我有一些抑郁，但是跑步過後我心情就明顯好了很多，跑步分泌的多巴胺會讓人上癮。”這個高管告訴記者。

他們站在比別人更高的位置上，跑得比別人更快，也比別人承受更大的壓力。

不難發現，近年來地產圈跑步文化日益盛行，除了健康外，不少人通過跑步進行壓力排解。

大汗淋漓過後，這些地產人在另一個賽道去找回自己。

福晟集團董事、福晟商業集團總裁吳洋在自己的公號“吳洋跑步說”里面寫道：從三年前開始跑步至今，我已完成了17場全馬賽事，相對於跑步大咖而言，我的賽事經歷雖然是班門弄斧，但至少也算跑步圈中的“半熟臉兒”，雖然自身的跑馬成績並不是十分值得炫耀，但每一次的馬拉松參賽，都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終點對我而言，更像是自己與自己的賭約，贏了也好，輸了也罷，重要的是沿途的自我磨礪與精神歷練。

跑步的意義，對於地產人不只是跑步，可能還有一些精神的寄托和內心的詩和遠方。

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賽特·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描述了一個讓人羨慕的場景：一個原本平凡的倫敦證券經紀人思特里克蘭德，突然著了藝術的魔，絕棄了旁人看來優裕美滿的生活，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用筆譜寫出自己光輝燦爛的生命，把生命的價值全部註入絢爛的畫布。

也許，很多地產人同樣有一些內心的詩和遠方。無奈時代奔流，面對浪潮，向上不易，向下更難。

你後悔來到房地產行業嗎？

“人生沒有什麽後悔，一旦選擇，就必須風雨兼程。”龐錚說。

資本快車上的教育產業：課後時間成稀缺資源，教師成流水線上產物

7月31日，民辦教育集團博駿教育（01758.HK）登陸港股市場。8月3日，希望教育（01765.HK）正式掛牌。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截至8月3日，中國香港市場已有教育股21只。同時，包括新東方在線、滬江、華圖等在內的8家教育類企業，也已經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材料。

這是教育企業赴港上市大潮的一個縮影。如今，教育產業越來越與資本接軌，也正在進行著消費升級。

赴美上市的先鋒

“當年，新東方赴美成功上市可以說是開啟了中國教育培訓行業的資本先河，給中國教育行業帶來的資本連鎖效應也是比較明顯的，證明了像中國教育培訓這樣的領域作為一個公司運作是可行的，可以成為一家上市公司，且受到華爾街的認可。”深圳某投資基金投後管理負責人陳芳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新東方前身是1993年成立的北京新東方教育學校。2006年9月7日，新東方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再看12年後的新東方，剝離了新東方在線後，最新財報顯示，2018財年該公司凈收入為24.44億美元，同比增長36%;運營收入為2.63億美元，同比增長0.3%;歸屬於新東方凈利潤為2.96億美元，同比增長7.9%;以及歸屬於新東方的凈利潤(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約為3.54億美元，同比增長20.0%。

其中，K-12業務（包含了從小學到高中的12年基礎教育階段）收入增長約46%，貢獻總收入約59%；海外備考和留學咨詢業務營收同比增長23%；VIP業務營收同比增長32%；優能中學收入同比增長約44%；泡泡少兒教育收入同比增長約51%。

新東方董事會主席俞敏洪認為：“K-12業務保持增勢是新東方收入表現的主要推動力，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長約52%，此外，在學生留存率方面也有提升。”

提及K-12，就無法忽視另一家在美國紐交所掛牌的教育機構——北京世紀好未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TAL.NYSE，下稱“好未來”）。其前身是學而思。2003年創立學而思時，該公司主要專註在中小學及幼兒教育領域。

2013年赴美上市之際，學而思宣布將沿用了十年之久的名稱從“學而思”更改為“好未來”，更名後其定位也變為“一家科技與互聯網來推動進步的公司”。多年來，在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下，好未來抓住了K-12這個教育剛需市場，也讓這個後來者在2017年股價漲幅和市值均超過成立時間更久的新東方。

今年6月底，好未來發布的2018財年業績顯示，該公司在期內實現凈營收17.15億美元，同比增長64.4%，其中，近43.6%的凈營收來自學而思小班課服務。好未來最新的市值為187億美元，新東方則是133億美元。

掌門1對1創始人兼CEO張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選擇海外上市，則必須是行業頭部公司，否則上市後沒有交易與流通，對於企業來說意義則並不太大。

在好未來上市之前、新東方之後的四年中，教育行業海外上市的企業只有6家。其中，諾亞舟（NED.NYSE）、弘成教育（CEDU）、ATA（ATAI）和正保遠程（DL）四家是通過IPO形式，雙威教育（CAST）和中國教育集團則是通過借殼上市。2010年，中國教育培訓公司赴美上市出現了一波高潮。包括有安博教育（AMBO）、環球雅思、好未來、學大教育（XUE）等紛紛登陸美股市場。

然而，上市的中國教育概念股中，除了新東方以外其他公司均跌破發行價。正如張翼所言，在美股市場中，投資者更為關註體量相對較大的頭部公司。因而在中國香港上市則成為教育企業的選擇。香港的優勢也很明顯，匯聚全球投資者，市場容量大，資本流通自由。企業上市審批和再融資流程都更為高效和透明。地域、文化、語言也更符合發行人的需求。

教育“消費升級”的背後

2009年正式進入教育行業的張翼告訴記者，他進入教育行業創業至今，很明顯感覺到了家長們對教育的需求也一直發生著很大的變化。

“在最初的階段，家長們的需求很簡單，只求找到好老師。之後，這樣的需求演變成了找有效果的老師，隨著新一代父母認知的提高，老師的理念也越來越重視。”張翼說。

張翼所創立的掌門1對1是一家采取1對1模式的教育輔導機構。在2014年以前，掌門1對1還只是一個從線下輔導班發展起來的教育品牌。

2014年，互聯網創業大潮湧起，敏感的張翼嗅到了互聯網對課外教育培訓行業的變革意義了，他隨即發起公司內部的改革——砍掉全部的線下業務，著重在線上。同一時間，以大數據題庫為核心的猿題庫宣布完成1500萬美元的C融資，歡聚時代旗下YY教育當年三月宣布將投資10億美元用於發展語音直播。

實際上，行業內大小規模不等的融資事件從2004年以後就沒有停止過。當年，投資了新東方的老虎基金在新東方上市後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也使得到敏銳的風投、私募紛紛湧入中國教育市場。

時值8月，暑假的各種新消費方式正不斷刷新著朋友圈。其中，最頻繁的當數各類家長們展示出的為子女安排的豐富的暑假生活。佘一寧是上海市靜安區一重點中學高一的學生。雖然正值暑假，她卻覺得沒有一天輕松。

各類搶跑一般的補習占據了她大部分的時間。其中有許多課程，甚至不需要她離開家，只需要一臺iPad就可以與老師進行溝通。“線上課程，知識密度很大，課後作業也需要花費不少時間。”佘一寧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實際上，像佘一寧這樣坐在家里，拿著iPad就可以實現學習，與互聯網的發展、技術的更新叠代，還有移動教育、知識付費等創新模式有極大的相關。這樣的模式所覆蓋的還不僅僅是一二線城市市場，也包括三四五線城市。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行業消費升級。教與學不再受到時間、空間限制，知識獲取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獲取渠道也更加多元。在一些大都市里消費者也越來越難分清楚，接受教育是投資還是消費行為。”在香港大學從事教育學研究的達良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華映資本的教育研究報告指出，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教育公平，教育部用幾年的時間對全國的學校進行了教育信息化的改造，每年經費高達4000億。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義務教育階段，主要是均衡發展，標準化發展，一體化發展，著力化解“擇校熱”、“大班額”，到2020年，大班額必須完全消除。教育公平性和教育質量的問題在逐步改善。

行業難題

達良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教育行業賽道越來越擁擠的同時，學生課後的時間卻在逐漸變成教育企業爭奪的稀缺資源，而老師則成了流水線上的產物，教育本身是非標準化的產品，每個老師都是服務提供者。

不過，這些在機構里任職的老師實際也並不好當。曾在新東方教授英語的何璐璐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老師在教育機構收入不穩定，課時也不確定，在寒暑假這樣的旺季，課非常多，而到了學生們正常上課的時間，也就是淡季，就會很慘淡。培訓機構老師所接觸的學生更加多樣化，培訓更多是點對點進行，課件就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備課的壓力也就更大了。

一直以來，教育領域最為核心的資源即是“好老師”，但培育一個好老師，需要長時間與教授課程經驗的累積。

“我們對名師一直有很大的需求，目前公司里很大一部分的名師都是從行業頭部公司里挖來的。這個市場叠代很快，三年可能就已換了一茬。來不及自己培養。”總部位於上海的一K-12教育機構負責人對記者表示，“人力是公司最大的投入。”

上述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將最重的資產押在人力上，老師還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教育有很強的地域性，通常各個省市都有各自針對本地情況的教育政策，這使教育機構很難實現所謂完全標準化。教育機構還要配備相應人力，以應對區域差異導致的教材、科目、課程難度、課程進度等差異。

科技助力

在今年4月的一個教育大會上，俞敏洪在公開演講中指出，教育內容是最必不可少的，不過教育機構也必須思考科技在教育中的應用以及對教育的作用。

運用直播、雙師課堂等方式高調攻占在線教育市場，好未來在K-12的賽道上一路領先。好未來教育集團創始人張邦鑫在各類大會分享時強調，好未來下一階段的戰略重點在教育+AI上。而英孚教育也開始運用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等了解學生的情況，並精準營銷，甚至可以通過科技手段讓學生有浸入式教育場景，使學生主動學習，提升教育質量。

在好未來最新財報中，公司在2018財年第四財季，營收實現5.04億美元，同比增長59.4%，凈利潤6953.9萬美元，同比增長102.9%。報告期內學生註冊總量達2615760，較上年同期增長95.7%，這是公司業績增長的主要原因。而註冊學生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報名小班課和線上課程的人數增多，在線課程入學人數同比增長127.2%。

好未來CFO羅戎就上述的業績表現評價到，目前在線業務的續費率不錯，直播課的續費率接近線下課程的續費水平。2019財年將進一步擴大學習中心網絡。同時，發展在線業務並贏得在線輔導市場更多的份額，將成為未來幾年的戰略重點。

天風證券高級分析師張璐芳認為，在線教育是從2013年就開始提的一個概念，用戶的付費意願在不斷加強，並開始將其作為一種補充教育。K-12的人群基數大，線上教育會是一個不斷崛起的市場。

俞敏洪在上述民辦教育機構大會上表示，教育的獨特性、多樣性、客戶需求的個性化要求，必然使教育領域百花齊放，會出現至少10家市值超百億美元的上市教育公司。

責編：彭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