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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土地限價令後首拍：“限價”地塊價格超紅線全部流拍

5月23日，蘇州舉行了“限價令”後的首次土拍，而進行土地拍賣的四塊土地卻出現了不同的場景。

上午首宗進入拍賣的蘇地2016-WG-23號地塊最終以51431萬元底價成交，競得人為深圳新威輝達投資有限公司(金地商置)，樓面價為11250元/平方米。

同樣，蘇州出讓2016-WG-40號地塊也以底價成交，競得者為蘇州樂園發展有限公司。該地塊位於高新區滸關開發區東陽山路綠化地西、山神灣路北，用途為文體娛樂用地，土地面積52908.7平方米，成交價為5952萬元，樓面價3750元/平方米。

上述兩塊土地均沒有價格限制，而有價格限制的土地拍賣過程則出現了“瘋狂”。

今年5月18日，蘇州市國土資源局網站指出，其於2016年4月20日發布了蘇地網掛〔2016〕3號蘇州市區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網上掛牌出讓公告。經市政府批準，以下地塊設定最高報價，對報價超過最高報價的，終止土地出讓，競價結果無效。其中，2016-WG-39號地塊最高限價10.01億，2016-WG-41號地塊最高限價27.12億。

這兩土地在23日的拍地中全部超過紅線而流拍。

其中，2016-WG-39號地塊位於高新區滸墅關鎮桑園路東、規劃區間路南，用途為城鎮住宅用地，土地面積44700.5平方米，起拍樓面價6656元/平方米，該地塊最高限價單價13997元/平方米。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包括新城、招商、旭輝、弘陽、天地源、華宇、南山、藍光、正榮、陽光城等房企參與競拍該地塊。經過113輪競拍，該地塊最高總價報價已達到10.06億元，最終樓面價14066.68元/平米，溢價率111.33%。由於競價過於激烈，該地塊出讓最終以流拍告終。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41號土地，41號土地兩分鐘不到就出現了93輪競價，最後以111輪競價總價27.27億而超過紅線導致流拍。

顯然，蘇州的限價並未限制住開發商的拿地熱情。

事實上，蘇州在近期已經召開了土地儲備和招標拍賣領導小組會議，對蘇州市區2016年土地收購儲備和商品住宅開發用地計劃作了專題研究。會議確定蘇州市區2016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計劃為380公頃(合5700畝)，較2015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310公頃增加22.6%。會議還確定，下半年市政府將對蘇州房地產市場供需狀況再作專題研究，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而在此前，蘇州也傳言要進行限購，雖然政策已經開始收緊，但是市場依舊表現非常火爆。

“此前蘇州一直有限購的傳聞，如今還沒有正式執行，前期蘇州土地市場就過熱，兩天成交金額超過250億元，在對一線限購的背景下，房企轉戰二手成為常態，所以對土地市場采取熔斷的機制也是可以預料之中，對地價熔斷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種態度，高地價不可取，這對於當前的土地市場而言也是最直接有效的調控手法。”上海中原市場研究中心資深研究經理龔敏告訴記者。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從目前的市場看，高價拿地是不太可能改變的現實，但是考慮到未來地產的周期下行，未來這些拿到地王的開發商如何應對才是關鍵，而這個也增加了開發商的風險。

事實上，不只是蘇州，在近期的其他城市房企依舊保持高價拿地的態度。

5月20日，融信中國在便以23.61億元總價、31404元/平方米樓面價閃電拿下杭州慶隆單元R21-04地塊(熱電廠地塊)，溢價率89.56%，成為拱墅區新晉單價地王。

同一日，陽光城以6.39億元競得東莞2016WG014號地塊，拿地單價7788.62元/平方米，刷新了南城區地王紀錄。泰禾集團則在深圳最終經過一個多小時競拍以總價57.2億元獲取深圳坪山新區地塊，折合樓面價1.56萬元/平方米，溢價率74.23%。

“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穩定未來市場供應的預期的效果並不理想，房企進入城市高價拿地主要看中的是城市的發展潛力和需求，由於大家對一線城市普遍預期看好之下，在受限的影響下，二線成為眾多房企追捧的對象很難改變了，所以短期只有依靠行政手段或許可以降降溫，至少在土地層面可以暫時急剎車。”龔敏分析。

兩度流拍 昌九生化擬終止資產出售事項

昌九生化10月13日晚間公告，由於公司擬通過掛牌出售部分資產事項兩度流拍，公司通過分析流拍原因，以及資產現狀、市場情況等因素，擬終止此次重大資產出售事項。公司將於近期盡快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終止此次重大資產出售的相關議案。經申請，公司股票將於10月14日起停牌。

同日昌九生化公告稱，由於中國農批與公司間接控股股東贛州工投難以就昌九集團股權轉讓的有關核心事項最終達成共識，經贛州工投和中國農批協商一致，決定終止此次昌九集團股權轉讓交易事項。雙方於10月13日簽署了《關於江西昌九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股權轉讓框架協議之終止協議》。

公告稱，截至協議簽署之日，贛州工投和中國農批未能就昌九集團的評估方法、評估資產邊界、資產處置和改制後續問題等事宜達成一致意見，且中國農批未能根據《框架協議》之約定確定標的股權的最終受讓主體並向贛州工投支付交易保證金，贛州工投和中國農批擬終止《框架協議》及《框架協議》項下的權利、義務、責任。

此次股權轉讓方案終止後，昌九集團仍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贛州工投仍為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相應持股數量和持股比例均未發生變化。

您這真品很值錢，但又“流拍”了 文玩“假拍賣”

相比曾經以買家為詐騙對象的“文物”鑒定、拍賣騙局，新興的詐騙公司將目標對準“對藏品鑒定沒什麽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賣家。圖為上海警方搗毀一個以古玩造假詐騙錢財的團夥。（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拍賣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每人每次550港幣，在拍賣會場假扮買家舉牌競拍的“托兒”，每人每次750港幣；西方面孔的“洋托兒”，每人每次2700港幣。

大部分受騙者並不了解：藏品如果拿到正規的拍賣企業，若鑒定人員回複“願意出手拍賣嗎”，就意味著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若鑒定人員對東西不看好，一般會回：“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

“我現在就是上廁所，都不敢朝著東邊的方向了。簡直是吃人的地方。”身在成都的四川樂山人謝永洪恨屋及烏，咬牙切齒地從手機那邊敲來這句話。

過去一年半，因為把收藏品委托給上海的幾家拍賣公司，謝永洪一共損失了人民幣5.4萬元。其中，騙走他3萬元的嘉璽拍賣公司，已於2016年3月17日被公安機關查處。另外兩家拍賣公司分別退還了1.4萬和6000元。付給上海金堂拍賣公司的4000元委托費，如今成了謝永洪最關心的事。

為了索賠，謝永洪專門成立了一個微信維權群。群里39名實名成員，入群時都經過了嚴密的身份核查：必須提供各種材料並出示自己與身份證的合影，以證明是這家拍賣企業“騙局”的受害者。這39人，與金堂公司產生糾紛的金額共計50.9萬元，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位成員，支付了6萬元人民幣。

過去在文玩收藏市場，藏品鑒定騙局、拍賣騙局主要是騙買家；最近兩三年，在全國收藏市場，以賣家為目標的新型收藏詐騙越來越普遍。

新的詐騙方式將目標鎖定在“對藏品鑒定沒有什麽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人。受害者遍布各地，遠至新疆喀什、四川阿壩、青海玉樹、貴州老區，甚至臺灣地區、日本。內蒙古的一位受害者，變賣掉了子女的婚房；阜陽的一位受害者，借高利貸8萬元……

那個公司被查封了你不知道？

2015年，股票大跌，謝永洪急需用錢補窟窿，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幾件“傳家寶”。他先是把其中一件傳家寶——他外婆的陪嫁，一對民國初年的花鳥蓋罐——的照片發給四川一家正規拍賣公司，得到回複：“東西是真的，但是太普通。”謝永洪不死心，又把照片上傳到“國寶網”。此後，他每天能接到幾十個來自全國各地鑒定、拍賣企業的電話。憑著圖片，這些企業為謝永洪的藏品估價四五十萬到五六百萬不等，並邀請謝永洪到他們公司現場確認。“去看看吧。”抱著這樣的心情，2015年11月，謝永洪飛往上海。

出發前，謝永洪極盡小心地做了篩選。一家名為“東方寶利”的公司曾與他電話聯系，他發現對方並沒有相關拍賣資質，於是沒再理會。誰知對方反而打電話來，把他罵了一頓。

在上海5天，謝永洪每天坐著地鐵滿城跑，走訪了大約20家企業。那些公司大多開在距離地鐵口不遠的地段，晚上可以營業到9點鐘。每家公司的業務員，態度都很相似：先是盛贊謝永洪的藏品為真、很值錢，進而就向他收取展覽、鑒定、圖錄、出關或服務等名目的費用。帶著“花一點小錢，大錢就來了”的想法，在綜合考慮能否套現和是否正規後，謝永洪和三家公司簽了合同。其中3萬元，付給了當時具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上海嘉璽拍賣有限公司，委托他們到香港拍賣他的一對花鳥蓋罐。在嘉璽，業務員為謝永洪的花鳥蓋罐估價150萬；直到後來謝永洪聽懂行的朋友說，這對瓷器“最多五六千塊錢”。

合同簽訂不到兩個月，謝永洪就收到了花鳥蓋罐流拍的消息。3萬塊打了水漂，謝永洪失落之余，將流拍歸因為自己的東西“確實不好”。2016年1月7日，他再一次飛到上海，除了準備要回自己的花鳥蓋罐，還帶上了三枚“戶部造大清銅幣”，期待能相機賣出，彌補損失。這一次，他來到上海金堂拍賣有限公司。

謝永洪等了大概一小時，終於來了一位自稱來自江西的“鑒定專家”。“專家”舉著放大鏡仔細觀察了一番，確定這三枚銅幣為真品。業務員給出了68萬元的估價，並稱銅幣會於2016年7月25日的拍賣會拍賣。擔心再次流拍，謝永洪向業務員吐露了自己急用錢的情況。“我說68萬好像還有一點高，就58萬吧。”業務員點頭答應，謝永洪簽了委托拍賣的合同，支付了3000元圖錄費。1月底，謝永洪又將從嘉璽公司要回的花鳥蓋罐也委托給了金堂公司拍賣，並向金堂公司支付了在上海文交所掛牌的費用1000元。

謝永洪相信金堂公司，因為業務員聲稱他們與上海文交所有合作，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此前收購了當時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元亨利貞公司。半年後，2016年9月，元亨利貞公司才因未辦理年審，被吊銷了《文物拍賣許可證》。

東西委托給金堂公司兩個月後，一位上海熙雅拍賣公司的業務員，又給謝永洪打電話，勸他去上海。謝永洪提及，自己曾將藏品拿給嘉璽進行拍賣，結果流拍了。電話那面的業務員表示吃驚：“你去了嘉璽？那個公司都被查封了你不知道嗎？”回頭去看了新聞報道，謝永洪才發現，就在2016年3月17日，嘉璽已經被上海市公安局查封。

謝永洪意識到，自己可能陷入了相同的騙局。果不其然，半年過去，他的銅幣又流拍了，且至今還留在金堂公司，拍賣花鳥蓋罐的事也沒有了下文。

2017年5月，南方周末記者以藏家身份，致電已無文物拍賣資格的金堂公司，金堂公司業務員表示，若確定藏品為真品，公司可以辦理“唐三彩象耳罐”的委托拍賣業務，“事前收取3000-8000元資料費，若成交，再付10%的傭金。”

和大部分被騙賣家一樣，謝永洪並不了解：在正規的拍賣企業中，“成交後付費”雖不是法律規定，卻是行業慣例。賣家持藏品到正規拍賣企業後，如果得到鑒定人員“願意出手拍賣嗎”的回複，就意味著該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如果鑒定人員想暗示對藏品不抱多少市場期待，給出的回複就會是“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正規拍賣企業的主要盈利方式，是根據成交額，按比例向賣家和買家收取傭金；成交額越高，拍賣企業賺取的傭金就越高；如果拍品流拍，拍賣企業則不向賣家收費或少量收費。

假拍賣會上的“群眾演員”

2015年12月，一群外地維權者聚集到上海徐匯區宜山路光啟城的樓下，吸引了成片行人的目光。他們有的站在樓下，手舉“還我血汗錢”等橫幅，有的則爬上了24層高的光啟城樓頂。樓頂上的一位男子甚至跨出欄桿，坐在“光啟城”標牌中的“啟”字之外，隨時有從樓上墜下的可能。在這座樓里，有一家專事收藏品拍賣的公司：寶藝公司。

寶藝公司曾經向這些賣家承諾，所有藏品都會拍賣出去。臨近年關，按照合同，寶藝公司應該給賣家結款了。然而遠道而來的藏家，得到的卻是寶藝公司的搪塞。空手而歸的藏家越聚越多，逐漸形成“聯盟”。二十多天後，有三個註冊名（“寶藝文化傳播公司”“寶弈銷售中心”“寶藝展覽公司”）的寶藝公司幹脆人去樓空，搬到了上海的另一頭，楊浦區五角場。

2015年陸續發生的文玩詐騙案件，其實已經引起了相關部門的註意。但到底將其定性為民事糾紛，還是刑事犯罪，比較傷腦筋。

表面上看，藏家向寶藝等公司支付費用，不僅出於自願，還有合同為證。所以一些區縣法院開始不約而同地將案件作為民事糾紛審理判決，有以收費不合理為由要求公司退還部分費用的，也有判藏家敗訴的。2015年底，此類案件接連浮出水面，相關鬧訪事件達十余起，公安局和檢察院意識到：糾紛背後，可能有著更為複雜的隱情。

通過手機監控等秘密偵查手段，公安機關發現了寶藝公司在向藏家收取委托底價1%－1.5%的“基礎服務費”後發生的故事：那些收費低於1.8萬元的藏品，寶藝公司集中安排到在上海國貿中心舉辦的春秋兩季文玩藝術品展銷會上展示了事；基礎服務費高於1.8萬元的藏品，則被運至一家註冊於上海自貿區內，名為“德寶軒”的公司。

德寶軒公司將藏品以藝術品的名義運出關，送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德寶軒在香港設有分公司，他們可以在境外城市的顯要場所，如酒店大廳等地舉辦拍前展覽、拍賣會，並留存影像，甚至邀請部分賣家親臨現場觀看。只不過賣家們難以發現，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德寶軒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每人每次付給550港幣，在拍賣會場假扮買家舉牌競拍的“托兒”，每人每次750港幣；西方面孔的“洋托兒”，每人每次更達2700港幣。

在公安機關公布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參加“假拍賣”的“托兒”，手拿的拍品圖錄上都標有不易被外人察覺的特殊記號。標有這些特殊記號的拍品，需要個別“托兒”按照事前商定的價格假裝舉牌競拍，它們並不來自真正的賣家。而來自真賣家的藏品，有的甚至只在拍賣會場出現了15秒，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流拍，再被運回國內。正是這批暴露的假拍賣證據，讓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確定了寶藝公司與德寶軒公司在串通實施詐騙行為。

根據上海市徐匯區檢察院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為了騙取藏家的信任，寶藝公司在人力、官網制作、高檔“辦公場所”的租賃和裝潢等方面一擲千金。僅是在百度競價排名上，就已投入了四百多萬。寶藝公司的核心業務部門，是所謂的“銷售團隊”，每個團隊五人左右，按照既定的“話術”（如對藏品諱談真假、只作贊美），共同“專攻”一位客戶。團隊人員底薪外的提成，以及晉升與否，皆以“銷售業績”為準。

在2016年3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嚴厲打擊整治文玩藝術品流通領域合同詐騙犯罪專項行動（簡稱‘3.17行動’）”中，寶藝公司和騙走謝永洪3萬元的嘉璽公司都遭到了重點打擊。

寶藝公司財務主管、人事主管與總經理電腦中的三份可以互相印證的電子報表被當場查獲，其中詳細記錄的“銷售業績”，為後期檢察院的起訴提供了關鍵性證據：2013-2015年，寶藝公司與客戶簽訂涉案“服務協議”並接受藏品委托展銷或拍賣共計4737件，據此收取“基礎服務費”共計82948311元。

據京華時報報道，2008年12月，北京某拍賣公司以“100%成交率”、“天價估值”等承諾將國內300余收藏愛好者的2500余件藏品匯聚一堂。但兩日的拍賣會未有買家出手。眾賣家質疑主辦方虛高估價套取高額宣傳費，圍堵拍賣公司工作人員18個小時，並連夜取回拍賣品。（東方IC/圖）

一騙一騙又一騙

盡管證據俱在，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檢察院的幾位檢察官，依然在反複研究推敲很久之後，才最終決定把寶藝公司這類“文物”鑒定、拍賣騙局，確定為涉嫌刑事詐騙、共同犯罪。“除非有明顯的禁止行為，司法不應該輕易插手經濟市場，看不懂的不要輕易上。”一位程姓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自2015年至今，上海、常州、嘉興等地公安機關偵辦、披露的“文物”鑒定、拍賣詐騙案件已達34起，批捕或控制犯罪嫌疑人412人，已核實受害者五千余人。但對包括寶藝公司在內的上述涉案單位，基本尚未宣判。

相比審判的複雜，騙局卻可以快速叠代、擴張。寶藝、德寶軒公司的大部分員工，之前並未從事過鑒定、拍賣行業。但他們一旦掌握了詐騙邏輯，成為熟練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門戶”、自成組織。徐匯區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璽允公司抓獲的7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1人即來自寶藝公司。如此一來，這些詐騙公司之間就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自從發現被騙，謝永洪改吃素了，“吃面條不吃米飯，因為面條便宜。”謝永洪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謝永洪在一個全國維權群中認識了吉林人楊灝涵。楊灝涵是一位畢業於政法類高校的公務員，也曾遭遇類似的“文物”詐騙。受楊灝涵影響，謝永洪維權“不鬧訪，備齊資料，持續向有關部門舉報”。通過各種方法，謝永洪要回了他的兩萬元被騙錢款。現在，他還希望帶著自己的38個群友，要回大夥兒支付給金堂公司的50.9萬元人民幣。

謝永洪先後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國家信訪局等多處舉報金堂公司。2016年，金堂公司反以“名譽侵權”為由，起訴謝永洪，虹口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金堂公司又將一份措辭嚴厲的《特別聲明》貼上官網，指責謝永洪“四處誣告、百般造謠、煽風點火”，“是一個野蠻人的行徑”……

這樁案子還沒有開庭，不知為什麽，原告就撤訴了。公司還依舊紅火地辦著：2017年2月26日，金堂公司舉辦了“中國民間收藏研究會走進金堂”大型免費鑒寶活動；打開公司官網，還能看到“成交第一，服務至上”的承諾。

和寶藝公司、嘉璽公司操持著同一套“話術”的拍賣公司們，依然一個接一個把電話打到謝永洪這里，問他要不要拍賣藏品。騙術也有了升級、翻新。有的詐騙者蹲守在貸款公司前，與經濟有困難的目標對象搭訕，慫恿對方回家尋找“傳家寶”，可到他們那里鑒定、貸款。落入圈套者支付高額鑒定費後，貸款之事不了了之。針對層出不窮的維權受害者，還出現了“兩面吃”的收債公司，和騙取受害者信息敲詐詐騙企業的“二道騙子”。謝永洪的微信群設置重重關卡，也是為了防止這些人混入其中。

受害藏家有貪心

兩年多來，無數被騙藏家致電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騙前就來咨詢的藏家少，被騙後才來申冤的藏家多。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規拍賣企業鑒定為沒有什麽價值，但仍不死心，最後被騙，也有的人連續六七次被騙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失敗者——本想用地攤上低價買來的藏品“以小博大”，騙那些“來者不拒”的鑒定、拍賣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後者的圈套。

文物局並沒有與此相關的“主持公道”的執法權。文物保護法、《文物拍賣管理辦法》賦予文物行政部門具有約束力的職權，只有簡單幾條：頒發給符合條件的拍賣企業《文物拍賣許可證》，對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拍賣企業進行拍賣前的文物審核、拍賣後的文物記錄備案。

一方面，《文物拍賣許可證》“申請容易吊銷難”，最高的申請門檻，也不過是“有5名以上文物拍賣專業人員（具有文博系列高級職稱或具有《文物拍賣企業專業人員資格證書》）”。但吊銷程序，卻只能在拍賣企業明確違法違規時才能進行。要把關，文物行政部門只能守緊每兩年一次的年審這道“關口”。

在涉案的拍賣企業中，絕大多數根本未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按照文物保護法，它們若被認定為“尚不構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予以制止”，並處以相應罰款。

更無奈的是，“文物拍賣”的相關法律法規，對很多受騙的藏家其實沒有效力。因為他們的許多藏品根本就是現代制品，不在文物保護法規定的五種“文物”範圍之內。

如果藏家在被騙之前咨詢，文物局還能引導他們到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公司進行鑒定、拍賣——在上海，這些公司共有53家，在上海文物局官網上都有公示。如果藏家已經被騙，心急如焚，工作人員就只能建議他們轉向工商或公安機關報案。但鑒定、拍賣類案件，在這兩者的工作範疇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最近一年來，上海市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也做了一些主動嘗試，比如拍攝《遠離古玩陷阱》等宣傳片，揭露鑒定、拍賣騙局。早在2014年10月，國家文物局就批準了天津市文物開發咨詢服務中心等7家文博單位，在民間開展收藏文物鑒定的試點工作，至2016年底，共為四千多名藏家鑒定了7萬余件藏品。2017年3月，上海市文物局又推薦了上海文物商店、朵雲軒集團、上海市收藏家協會三家單位，免費面向社會公眾開展民間收藏文物公益鑒定咨詢，試點期一年。

文物鑒定主觀性強，相關法律也長期存在空白。國家文物局正在加緊制定《文物鑒定規程》。規程出臺後，將對文物鑒定機構及從業人員提出引導性要求，對文物鑒定業務的全流程進行規範，對“文物鑒定證書”的出具及內容做出明確的要求。

“文物鑒定、拍賣詐騙之所以頻發，”上海市文物局的相關工作人員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首先是詐騙公司動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設不完備，最後是受害藏家有貪心。”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承載，曾經追溯占據全國拍賣“大半壁江山”的民國上海，他總結出：當年除了頂級的傳統收藏世家、熱愛收藏的巨賈，以及小部分晚清遺老外，是教授、高級醫生、中小企業主、銀行金領等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士，組成了藏家金字塔的基礎。這些人在行業協會等渠道的幫助下接觸到相關的收藏專家和知識，然後才拿出錢來試水買進。而現在的局面是，很多不具備相關文物、鑒定、拍賣知識的人，跳入文物收藏的洪流中，迷失在真假難辨的信息海洋里。“收藏群體如此之大，而其文化層次如此之低，前所未有。”承載說。

當大量藏家的藏品無法得到正規拍賣企業的青睞時，鑒定、拍賣詐騙公司就應運而生，正好投合一批藏家“撿漏”的想法。在承載看來，撿漏在現如今也不是沒有可能，“文物本身的神秘性正是它們對藏家的吸引所在”，但撿漏終歸需要的還是知識，而非運氣：“任何的盲目自大，最後都會導致不必要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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