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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歐洲夢:英國奔得太遠,留歐派竟成“叛國者”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0467.html

“我做不到,我實在太疼了。”

遭槍擊後,試圖站起來的英國工黨女議員考克斯(Jo Cox)只留給了世界這最後一句話。

考克斯同英國前首相布朗因工作熟識,在悼念考克斯時,布朗說,“她去過世界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而她最不應遭遇危險之地,就是自己的家鄉。”

布朗此言,並不公允。近十五年以來,歐洲因極右翼分子發起的“獨狼行動”釀成多起慘案,而英倫三島甚至考克斯的家鄉西約克郡的巴特利,無可避免出現對移民、融合的極度排斥。

這場弄巧成拙的“脫歐公投”,始於短期政黨利益,卻已如脫韁野馬般超出了政客的控制,不僅預示了民粹的勝利和英國文化多元主義政策的失敗,而舉行“脫歐公投”本身也昭示著,即便對於留歐派而言,英國從未在歐洲化(Europeanization)上有過多興趣:留在歐盟的原因是由於經濟驅動,而非認同歐盟價值觀。

在英國之外的歐洲大陸上,近70年的歐洲化進程,到現在如果不是已經徹底失敗了,也已陷入僵局:不僅“歐洲公民”的身份認同退卻,民主赤字無法彌合,原本漸進式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在2004年因東擴而狂飆突進,激發區內移民潮,還經常導致28國在集體決策中差異懸殊,太多次攸關大局的決策命懸一線。

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貝馬斯對歐盟的未來設想是進入了“後國家主義狀態”的聯邦主義制度,在歐盟公民中應存在獨特的“陌生人之間的團結互助(solidarity among strangers)。”

然而,這一“合眾國”、“共同體”在其誕生伊始就具有嚴重缺陷,當理想主義的榮光因現實而褪色,歐盟將何去何從呢?

歐洲化的挫敗

謀殺考克斯的犯罪嫌疑人梅爾在出庭時宣稱,他的名字“對叛徒而言是死亡,對英國來說是自由”。這令人錯愕——近十五年以來,是從何時起,有英國人會將留歐派視為“叛國者”了呢?要知道就在並不遙遠的布萊爾時代(1997~2007年),英國人還曾雄心勃勃地想要領導歐洲。為何現在的英國,如此希望逃離歐洲?

當然,英國從不掩飾其加入歐盟只是為了巨大單一市場的意圖。在《第一財經日報》就退歐公投議題所采訪的眾多英國財經界及政界高官中,對於雙方關系的描述是,“歐盟是英國面對的巨大的單一市場”,“英國可以成為外國投資者進入歐洲的跳板”以及“歐盟可以提升英國國家競爭力”。

英國政府花費重金,給全境2800萬住戶每家發一本小冊子,羅列留歐好處。在這本手冊中,介紹英國與歐盟的經濟表現、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的政治職能、各方貿易協定等等。可記者翻遍冊子,也無法找到英國同歐盟對共同身份理念的認同,相反的是,英國政府在手冊中呼籲歐盟:繼續改革才能留住英國。

即便是最熱情的“留歐派”代表,在呼籲英國不應退歐而應領導歐洲時,也僅僅打出經濟牌。布朗在近期的文章中闡述了留歐的意義:加快歐洲基礎設施項目,實現一個經過改革的歐洲能源市場,以及挫敗恐怖主義威脅。全篇對於英國應如何加強歐盟認同只字不提。

這或許也體現了英國親歐派精英的無奈,畢竟,2016年的英國人,同1930年丘吉爾說出“我們英國與歐洲在一起,但不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與歐洲有關系,但並不妥協”時的英國人,並沒有什麽實質性區別。

無論是留歐還是脫歐派,都不掩飾這一尷尬事實——在英國人眼中,從英國到希臘再到波蘭,歐洲公民都擁有一個共同身份的理念是虛假的。

19世紀意大利走向統一之時,意大利國民教育部長馬丁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意大利人。”在創建歐盟時,這一主張也得到複刻:建立具有歐盟身份認同的歐盟公民。

不過,包括堪稱“歐洲之父”的歐盟創立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讓·莫內在內,他們往往低估了歐洲2000年不斷征戰而形成的不同語言和文化群體間的深刻裂痕,這道裂痕在當代仍然頑固延續。

功能主義者(社會學流派)並不訴求建設一個超主權的權威機構。以英國社會科學家米特蘭尼(D.Mitrany)所倡導的功能主義認為,日益增長的福利將促進繁榮,並為新的部門產生功能性的正溢出效應,在其中合作也將自動擴展,從經濟協作最終走向政治協作。

歐共體的創立者們也堅信,歐盟的最終方向要通過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和政治同盟這樣的三部曲來實現一體化進程,因而選擇了具體的煤炭鋼鐵等領域試水,而將外交以及防務等敏感領域的合作暫時擱置。

在二戰後歐洲普遍厭戰的背景下,具有如此烏托邦色彩的理論(註:功能主義的前提是民族國家必定消亡)得以在歐洲執行,得益於經歷二戰的歐洲精英一代痛定思痛之下的決心。然而,在隨後70余年的和平生活中,經濟協作的正溢出效應仍然無法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

國際知名智庫/咨詢機構Stratfor近期一份《沒有聯盟的歐洲》報告揭示了歐洲在兩千多年歷史中,由於地緣和文化形成的分野。這份報告指出,盡管歐盟經歷的危機具有多面性,其根本性問題則均來源於一處:在超國家夢想、地區和國家身份之間,公民最終選擇了後者。

歐洲在地緣和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多個分野

主權債務危機和不斷的“希臘退歐”恐慌,都暴露出北部歐洲國家不願意資助南部國家的實質;脫歐公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歐盟東擴,以及隨後英國所面臨的波蘭移民浪潮;在尚未結束的難民危機中,各歐盟國家領導人通過繞過歐盟的方式,重新架設邊境管制,以遏制難民在其領土內的流動。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同樣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歐洲範圍內的驅動力仍是民族國家性質的,國家最終將自己(而非歐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用歐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語言來描述,這樣的結果,昭示著在“政策下載”過程中,歐洲化進程的失敗。

通常,觀測歐洲化進程還可以使用兩種指標:身份認同和歐盟指令執行。

在其中,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和自歐盟官方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調查數據,都是長期觀測歐盟身份認同塑造的良好方式。

皮尤研究中心在2004~2016年期間就“對歐盟的青睞度”問題進行民調。民調發現,在12年間,除短期反彈之外,整個歐洲對歐盟的支持度呈現大幅下降趨勢,特別是在傳統的核心國家中,這種支持率下降更加明顯,譬如在其中,法國對歐盟的支持率降至38%,比英國的44%還要低。

皮尤研究中心就“對歐洲的青睞度”在各國做了長期的跟蹤調查

歐盟官方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長達十余年的民調結果也與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結果相似,不過在具體數字上稍微樂觀一些。據其調查,在歐盟28國中,近10年來,歐盟各國人民對歐盟的印象不斷下跌,認同歐盟的人數從過半跌至勉強超過三分之一,而對歐盟持完全負面看法的人則在9年間增長了8%。

歐盟各成員國對歐盟的整體評價:持“積極”態度的人群顯著下降

除了長時間大跨度的民調之外,對歐盟所發出的“歐盟指令(EC Directive)”在各歐盟成員國的落實情況所做出的定量研究,也是觀測歐洲化進程的重要指標:加入歐盟不僅僅意味著享受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帶來的紅利,加入歐盟同樣意味著在法律法規上接受歐盟體系。

近年來,以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福克納(Falkner)為首的學者在此領域進行了大量耕耘,在數據分析中得出結論,認為在歐洲化進程中,歐盟28國內部存在著四種迥然不同的世界:法律遵守型、顧及國內政治型、毫無回應型以及忽視不見型。

在法律遵守型國家中,其代表國家為北歐國家:丹麥、芬蘭以及瑞典等等;在顧及國內政治型國家中,其特征為溫和的延遲,代表國家為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荷蘭以及西班牙等等;毫無回應型國家包括愛爾蘭、意大利以及中東歐國家,而忽視不見型則包括法國、希臘、盧森堡和葡萄牙等。

罪魁是歐盟東擴?

無可否認的是,2004年的歐盟東擴時加入的中東歐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其發展水平本身就同歐盟核心國間有較大差距。

不少新成員入盟後中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實現騰飛。以捷克為例,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顯示,1990年捷克人均GDP在3901美元/年左右,到2014年已經飆升至19550美元/年左右。

與斷言歐盟東擴將導致歐盟解體的看法相反的是,東擴作為一把雙刃劍,無法簡單在其正負面溢出效應之間分出伯仲。

一方面,通過加入單一市場,中東歐國家迅速地進入了歐盟產業鏈,特別是德國的龐大產業集群中。通常意義上認為,德法兩國對外實行產業轉移外包起始於2000年之後,不過德國對於中東歐國家的供應鏈打造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而2004年歐盟東擴為德國提供了更為有利的資源,這其中最受益的中東歐四國就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國(CE4),雙向貿易的激增也隨後帶動了投資和金融的交流,多年的價值鏈融入已經令德國同中東歐國家產生了經濟協調性。

另一方面,寬松的歐盟內部移民政策,令中東歐移民找到了更有競爭力的就業場所。根據統計,自2004年以來,有超過300萬波蘭人到英國、愛爾蘭、德國、意大利、瑞典等國家工作。

在布萊爾政府時期,英國率先對新的東部成員國開放邊界。彼時布萊爾政府估計,歐盟東擴後每年僅有區區1.3萬移民進入英國,但這一數字最終達到每年接近17萬人。

英國媒體統計,10年間,約有100萬東歐移民湧入英國,這客觀上沖擊了英國的社會福利系統。而伴隨移民潮,包括英國在內的歐盟老牌核心國中都出現了反對歐洲化一體化進程的極端右翼勢力,歐債危機則加重了事態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極端右翼勢力的出現,也部分上緣於歐盟作為超主權機構設置,而不可避免所產生的民主赤字: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都要受到條約、歐洲法院、歐洲議會以及歐洲理事會的制約;而另一方面,卻沒有恰當的問責機制,讓普通公民推翻不合理的歐盟法規,或讓看不順眼的政客下臺。

令任何一個來自歐盟的行為,都有可能演變成主權讓渡這樣的大拷問。這一現象在英國退歐公投的辯論中則顯得尤為明顯,相較於歐盟東擴,民主赤字問題更為歐盟分裂埋下了風險。

歐盟的未來:核心群組

當下的歐盟的確處於不斷的尷尬僵局之中,不僅不時要面臨“XX退歐”背景下全球市場對歐盟的沖擊,還要面對類似於“法國國民陣線”這樣以退歐為訴求的極端政黨上臺的前景,內憂外患之中歐盟的未來將何去何從呢?

考慮到年輕人將成長為選民並影響民意走向,為數不多的一個好消息是,常年的民調顯示,歐盟年輕人對歐盟的支持率還算高。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有56%的歐盟年輕人對歐盟持正面看法,而這在老年人中的比例僅31%。不過皮尤和“歐洲晴雨表”的多年民調均顯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支持給予歐盟更多的權力。

Strafor常年對歐盟機構的未來進行預測,並持悲觀態度。在前文所提到的最新報告中,該機構認為,弱化的歐盟最終會退縮為核心群組,依附於上的包括貿易群、安全群以及北歐群等等。

在其中,位於兩大歐陸國家德法之間的平坦地帶——比荷盧地區將同法德一起,構成歐盟國家核心區,而出於地緣和經濟基本面的考量,德國將更樂於選擇與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構建更緊密的聯系。在其中荷蘭和德國將更積極地維護貿易自由主義政策,反對比利時和法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而德國將在未來20年中在歐盟內居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以捷克等國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將形成貿易群,經濟優先發展任務仍為同德國加強經濟聯系,而包括立陶宛等國在內的國家將組成安全群,主要抗擊來自於俄羅斯的威脅;北歐國家則將繼續加速內部融合,英國將專註於全球貿易網絡,西班牙和意大利則通過對內貨幣貶值的方式,重新獲得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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