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19日 投资者报
作为中国最大、最赚钱的煤炭企业之一,中国神华[21.91 0.97%](601088.SH)2007年10月登陆A股市场时曾盛况空前,受到境内外投行一致推崇,目标价位更被定位在百元以上。近3年过去后, 7月13日收盘21.77元,较36.99元发行价下跌41%、较上市初的最高价94.88元下跌77%。公司股价不仅步入漫漫熊途,且一个个当初诱人的IPO承诺渐成“画饼”。
2009年报显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高达734.7亿元,同时其银行贷款余额764.6亿元。2009年平均贷款利率为7.6%,平均存款利率仅为1.5%。
虽然其银行存款金额与贷款金额几乎相当,但由于6%的存贷利差,使其实际承担了29亿多元的利息支出。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神华为何要在账面上保持如此高的货币资金而承担巨额的利息支出?
中国神华大额举债的主要原因是,其账面近300亿元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国神华A股IPO时,660亿元的募集资金总额中,公司承诺其中333亿元用于战略性资产收购,由于该战略性收购迟迟没有实施,导致大量资金闲置。
300亿元的资金闲置、大量的银行贷款举债、6%的存贷款息差,企业每年因此承担18亿元的利息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神华大量的项目需要投入资金以至于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举债,另一方面,由于战略性收购迟迟未实施导致账面上却存放着300亿元的闲置资金。
中国神华在2009年年度董事会报告以及2010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均未表示有启动大规模资产收购的意向。未来一两年内能否启动收购仍无明确的时间表, 且即使启动大规模收购后,由于收购资产规模庞大,涉及资产评估和一系列的审批程序,收购项目启动之后仍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时间。
这意味着公司IPO募集资金的一半以上很可能将在账面上闲置5年以上,以每年18亿元的资金成本计,企业将因此承担高达90亿元的资金成本。
中国神华战略性收购的主要资产为其母公司资产,该公司管理层理应能合理预计其战略性资产收购的时间。考虑到该收购事项是IPO后3年甚至5年之后的事项, “煤炭、电力及运输系统的投资、更新”项目有高达363亿元的资金缺口且主要将于2007年和2008年完成投资。中国神华根本没有必要将一个遥遥无期的 “战略性资产收购”项目纳入其IPO的募集资金项目。
根据投行分析和相关报道,其母公司煤炭产能近亿吨、在建产能数千万吨,一旦实施收购,将会大幅提升该公司的盈利能力,“战略性资产收购”成为其IPO该公 司和券商浓墨重彩加以推介宣传的亮点。正因如此,其IPO受到市场热烈响应,发行价高达36.99元,投行更将其目标股价定位为百元之上,上市之初更遭遇 市场一轮热炒,股价最高被炒至94.88元。
如果一个遥远的传说可以大幅提升企业IPO发行价,但需要为此付出90亿元的资金成本,企业会如何选择?中国神华选择了前者,因为利益更大。这是一道简单 的算术题:如果发行价降低10元,募集资金会相应减少180亿元,而其上市后的二级市场股价长期低于其发行价10元以上。
中国神华在招股说明书中称:“自2005年中国神华H股上市以来,神华集团开始积极对重组时保留在集团的煤炭和电力资产进行重组整合工作,以创造条件满足注入中国神华的要求。”“神华集团拟采取‘成熟一家、注入一家’的方式,逐步完成煤炭和电力资产的整体上市”。
然而,自2005年至今,神华集团没有向中国神华注入一家资产,5年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煤炭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难道神华集团的煤炭资产居然没有一家达到“成熟”的要求?中国神华A股上市已近三年,为何“战略性收购”迟迟没有落实?
2009年6月4日,中国神华董秘黄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将紧抓扩大煤炭生产能力,新建内蒙古新街和陕西榆神两个亿吨级矿区。报道称,两个亿吨级矿区神华均已取得探矿权,未来有望分别贡献1亿吨的产能,最早有望2012年投产,为公司未来5年实现“再造一个神华”奠定了基础。
然而,2009年11月3日,作为榆神矿区最优质的西湾露天煤矿即另由他人开采。西湾露天煤矿位于榆神矿区腹地,是榆神矿区唯一的露天煤矿。公开报道显 示:由中国神华母公司神华集团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共同投资48亿元成立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陕西神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开采该煤矿,初期开采规模 为1000万吨/年。
既然中国神华宣称拥有榆神矿区的探矿权,为何其核心地段的优质煤矿却由其母公司与第三方合资开采?两个亿吨矿区的开采权究竟属于谁?如果中国神华根本不拥有对这两个矿区的开采权,为何公开宣称新建两个亿吨级矿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神华在招股说明书中称:“为了避免同业竞争,确保不损害本公司利益,2005年5月24日,神华集团和本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协 议》”。根据协议,“神华集团在收购或投资新煤炭和电力项目前,均需考虑项目是否可能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并需就可能存在竞争的项目向本公司发送征询 函,询问本公司是否需履行优先交易及选择权”。中国神华宣称将开采榆神矿区,然而其核心腹地的优质煤矿却由其母公司与第三方合资开采,显然与中国神华构成 了同业竞争。
一方面,为了避免同业竞争,神华集团在5年前H股发行时就承诺要将旗下煤炭、电力等资产注入中国神华,并在A股IPO时为此募集了300多亿现金,迄今战 略性收购迟迟没有进展;另一方面,在中国神华拟开采的亿吨级矿区,神华集团又将其核心、优质煤矿据为己有,与第三方合资开采。同业竞争很可能因此进一步加 剧。这突显了神华集团无意退出与上市公司中国神华的竞争性业务,中国神华之前所声称的“新建内蒙古新街和陕西榆神两个亿吨级矿区”的宏伟蓝图很可能因此大 大缩水。
事实上,中国神华A股自上市之初短暂炒作之后即步入熊途,股价长期低于发行价。2009年6月受两个亿吨矿区新建和股票回购等消息提振,其股价曾短暂上冲至发行价之上,随后即快速跌破发行价。
2009年4月18日中国神华发布董事会公告,提议以不超过公司已发行A股、H股10%股份为上限回购公司股票,2009年6月5日该回购方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然而,回购议案通过至今一年有余,虽然其二级市场股价长期低于发行价,目前股价也低于2009年6月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议案时的价格,但回购方案却迟迟未见实施。二级市场股票回购方案沦为又一个画饼。
画饼是美好的,但承诺总不兑现,再好的画饼也是虚无。对此,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不能迷恋“承诺”。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984
新能源車的核心技術研發遲緩,使得政策制定者對其發展方向猶疑不決,坐等千億補貼的車商們現在也面臨著騎虎難下的局面。
新能源車廠商在等待政府「充電」。 (東方IC/圖)
2011年還剩下不到4個月的時間,《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在一次又一次「馬上要出來了」的預期中,依舊沒能登場。
到了9月4日,在天津參加2011年中國汽車產業發展國際論壇之時,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趙航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透露,這個規劃也有可能不出台。
這個結果恐怕要讓很多人失望。因為按照此前透露的規劃草案,中央財政在10年內將投入1000億元人民幣用於支持節能與新能源車產業的研發和推廣。現在,這1000億元會不會下來、以何種方式下來,都成了疑問。
方向之爭
中國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在2011年中國汽車產業發展國際論壇中的講話,特別澄清了各部委意見不統一導致規劃沒有出台的傳聞。他說,包括工信部、發改 委、科技部、財政部,對十二五規劃確定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路線等等一切的意見是高度一致的,而且這個文件是各部門會簽以後報國務院的。
這意味著,規劃難產是卡在了國務院審批環節。這是官方對此話題的第一次明示。而在此之前,《求是》雜誌節選刊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科協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內容,已經有了鋪墊——「發展方向和最終目標是什麼,現在重點發展的混合動力車和電動車是不是最終產品,並不十分明確。混合動力車現在 有了一些進展,但技術上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電動車開發剛剛起步,總體上還處於初級探索和跟蹤外國技術階段,主要設備和材料都依靠進口。」
這意味著,四部委會簽通過的規劃,國務院並不認同。
71歲的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顧問張書林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四部委對規劃達成了共識,之所以批不下來,他估計是有些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熱衷汽車發展的老領導,通過各自渠道向國務院反映情況,跟上報國務院的規劃內容有出入,讓高層覺得很混亂。
這些不同意見,極有可能來自替代性燃料車和低速電動車的支持者,他們不讚成政府完全押寶在主流廠商投入的電動車身上,而希望對其他嘗試也有所關照。
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是不是新能源車的最終產品?眼下這個問題恐怕誰都沒法回答,各國的政策方向也並不統一。
根據五年前美國國會批准的計劃,美國環保局2012財年預算將取消清潔柴油車補助,同時將現有對能源公司納稅優惠政策改為援助電動車發展。
2011年1月,丹麥Ea能源分析公司發佈一份報告稱,根據該公司的測算,使用電動車的減排成本要比使用低能耗的高效柴油動力車高4倍,而且減排效果也不顯著。目前,混合動力車和電動車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致相同,而柴油車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只比電動車每公里多8%。
「我們不想讓政府來指明我們的方向,告訴我們是朝左,還是朝右,應該是讓工程師、教授、研究人員去探明未來的發展方向。」2011年6月25日,在北京舉行的2011年全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峰會上,瑞典汽車工業協會主席Bertil Moldem說。
難產的新能源車
2011年4月11日,在杭州城區示範運行的一輛眾泰電動出租車發生自燃;7月18日,上海825路一輛雙電(電池+超級電容)公交車發生自燃。
這兩起事故暴露了新能源汽車在電池技術方面的不成熟,此前業內一直強調能量密度、充電時間、續航里程,此刻電動車安全問題才被置於重要位置。
新能源車要取代汽油車,在實用性、可靠性、價格方面突破,這並不容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針見血,點到了中國新能源車的核心問題——核心技術需要進一步發展。
但這似乎變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國內車商希望拿到政府補貼促進技術研發,而政府則在車商技術不成熟的情況下,不願發放補貼。
比亞迪混合動力車F3DM月銷量在50台以下,目前主要在深圳銷售。比亞迪公關經理杜國忠解釋說,因為各地關於新能源車補貼政策的紅頭文件還沒有下來,所以比較謹慎。
力帆電動車2011年銷售目標是1000輛,現今總銷量還不到20台,上海中科力帆電動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曉海將其歸結為國家新能源汽車補貼細則未出台、車企拿不到補貼所致。
在蘋果和中低端競爭者的夾擊下,三星四季度業績大幅下滑。
三星周四公布財報顯示,受手機銷售下滑影響,公司四季度凈利潤從一年前的7.3萬億韓元暴跌至5.35萬億韓元(49億美元),同比降27%。
2014年全年,三星獲得利潤25萬億韓元,遠低於2013年的36.8萬億,為2011年以來最低。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競爭對手iPhone一財季銷售創紀錄同比激增46%,凈利潤大漲37%至18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四季度,三星的手機、平板電腦部門利潤縮水最為嚴重,同比暴跌64%至1.96萬億韓元,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
稍顯安慰的是,四季度半導體芯片部門利潤2.7萬億韓元,創四年新高。也正是由於該部門業績提振,三星四季度利潤沒有像三季度那樣同比暴跌49%。
四季度,三星營業收入同比降11%至52.7萬億韓元。
三星沒有公布手機發貨量。《華爾街日報》援引分析師估計稱,四季度三星的手機出貨量在7400萬至7700萬臺。而iPhones今年一財季的銷量為7450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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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9日,當民眾投出的“No”票超過了半數,德國漢堡申辦2024年奧運會的努力也變成了泡影。
根據官方數據,漢堡和基爾(原計劃舉辦帆船賽事)的居民以總數651589票、占比51.6%的反對票中斷了漢堡的申奧之旅。漢堡市長奧拉夫·舒爾茨憂郁地宣布:“漢堡將不再競選奧運會和殘奧會主辦權。我本來希望看到一個不同的決定,但是結果很清晰,不得不接受。”隨著漢堡退出了競爭,留下的候選城市剩下布達佩斯、巴黎、洛杉磯和羅馬。2017年9月13日,國際奧委會將會宣布他們最終的決定。
全民公決結果:5大因素疊加
漢堡申奧之路緣何意外反轉?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漢堡民眾全民公決否決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公投本身的不可預測性、居民用政治手段泄憤、資金問題、巴黎恐襲和難民問題的後續波及都是這一“劇情反轉”的原因。
“首先,全民公投本身就具有不可測性,原先的民調還顯示支持者明顯占多數,但最後的結果卻是51.6%的人反對,48.4%的人支持。老百姓往往利用全民公投來發泄對政府或政治的不滿,換言之,全民公投被工具化了。其次,奧運會籌備和舉辦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來源並沒有得到保證,在公投前不久,聯邦政府拒絕了漢堡提出的資金分擔方案,融資上的不確定性無疑使漢堡民眾對在漢堡舉行奧運會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第三, 德國所面臨的難民潮壓力和巴黎暴恐事件對於公投結果也起到了負面影響;第四,漢堡市市長朔爾茨希望通過舉辦奧運會來推動漢堡的市政建設,但是德國民眾出於資金、環境等因素的考慮,對大型市政項目始終持抵觸情緒,此前圍繞柏林機場、斯圖加特總火車站等的爭論加重了這一情緒。最後,德國人曾經將在德國舉行的足球世界杯看作‘一個夏天的童話’,但是目前圍繞國際足聯和德國世界杯傳出的醜聞大幅削弱了民眾對這類大型賽事的期望。”鄭春榮指出。
難民問題、巴黎恐襲余波尚在
難民的大量湧入顯然也與德國民眾的情緒波動緊密相關。“難民的大量湧入給德國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據估計,德國今年接納的難民數將達到100萬人。目前,德國國內強調德國已經達到接納極限、必須為難民數設置接納數上限的聲音越來越響。難民的安置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這對於德國財政的影響並不大,關鍵在於難民的融入是一大挑戰。目前,難民營內的沖突以及針對難民的暴力事件顯著增加。這使得德國疑歐和排外勢力顯著擡頭,這又促使主流政黨必須對這種變化了的民意做出反應。”鄭春榮指出,“巴黎暴恐事件進一步加重了民眾接納難民的疑慮,這是因為有恐怖分子可能會混跡在難民中潛入歐洲,雖然默克爾反對將難民和恐怖分子混為一談,但是老百姓在這方面的擔憂是切實存在的。難民潮和巴黎暴恐無疑給漢堡民眾也投下了陰影,人們考慮的更多的是安全,而不是政治家門所許諾的、但往往並不一定能兌現的市政發展前景。”
政治因素多與經濟原因
相比於複雜的政治因素,財政等經濟原因並非漢堡人民“棄奧”的主因。鄭春榮認為:“目前德國經濟情況良好,明年聯邦財政也能做到不舉新債。資金上的問題主要在於德國的聯邦制,聯邦和州與地方(漢堡作為城市州既是州、又是地方)在資金分擔問題上產生分歧。”
鄭春榮認為,德國政治精英對全民公決這一政治機制的應對準備不足也是出此意外的原因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鑒於民眾對政治的日益疏離和不滿,各個聯邦州和地方引入了全民公投這一直接民主形式,希冀能提高民眾的參與度,能賦予他們的政治決策以更多合法性。但是如前所述,全民公投有很多變數,往往被選民用來作為發泄各種不滿的工具。此次全民公投,政治精英可能受前面比較樂觀的民調結果的影響,認為公投基本上會通過,忽視了對民眾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擔憂的體察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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