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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1月的時候，我發了一條朋友圈，當時大致的意思是，想到退出中國市場的谷歌和被關掉的快播，心中有些惆悵。而過去這麽久，曾經態度強勢的谷歌如今開始為重新進入中國市場而走動，而快播案曾經有消息說6月份開庭審理，然後就再也沒有動靜了。現在，早已沒幾個人還記得王欣，仿佛在中國互聯網世界里沒有過這個人一般。這一切都那麽匪夷所思，卻又無從說起。

然後這條朋友圈在我擁有上千通訊錄的微信中，沒有得到任何回複，而同時期的其他朋友圈，哪怕是隨便的一句話，起碼都是數十個點贊和評論。在那個時候，我搜索了大量相關的資訊，發現關於快播的新聞消息都是14年，最新的新聞僅有兩三條，雖然現在早已經被淹沒，但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分別是王欣老婆開微博後，上萬網友打賞了她一篇思念丈夫的微博。還有一篇關於她的訪談，最後一個便是說快播案將會在6月開庭的消息。

因為沒有任何回複，我甚至一度想把這條朋友圈刪除，作為一個別人眼中的所謂自媒體，發一條朋友圈沒有人點贊簡直就是“汙點”。可終究還是決定保留著，因為我也自作多情的覺得這也算快播存在過的“痕跡”。然後就在這兩天，快播案公開審理了，各大媒體平臺紛紛直播整個審理過程，並且迅速的引爆了互聯網，加上辯護人與公訴方的精彩辯論，徹底點燃了網友們的情緒，互聯網的公平自由開放的屬性，在這次全民關註中獲得了空前的體現。

支持快播並不等於支持色情

關於這次快播案的網絡輿論立場，從各個社交平臺來看，幾乎是一邊倒的支持快播，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但是需要特別說明，我之所以認為快播無罪，那是因為在我看來，快播只是一個視頻播放工具。就像一把水果刀，在普通人手中，它就僅僅是一個水果刀。而在罪犯的手里，它則是一把兇器。但是，到底是水果刀還是匕首，並不是它自己能決定的。不能因為在落到了罪犯的手中，然後成為了作惡的兇器，就需要將制造水果刀的廠商關閉。這不是釜底抽薪，這是本末倒置。

關於法律責任這個東西，不應該娛樂化和情緒化。之前我發朋友圈沒有人關註，而庭審之後，朋友圈全部都是關於快播涉黃的討論話題，各種段子橫空出世。而作為快播無罪論的支持者，非要在輿論之中夾裹著色情無罪、色情即正義的論調的話，則是我不能認同的。而且把快播與色情捆綁到一起，這其實本質上是對快播的一種傷害。所謂的快播涉黃，其實是用戶的行為，用戶利用快播的技術優勢，要做什麽事情是快播所能決定的嗎。往更簡單里說，用戶觀看色情影片的行為都不違法，為什麽快播就要為這種行為買單呢？要知道百度、騰訊、迅雷這些也難辭其咎。放眼現在的互聯網巨頭，幾乎沒有一家可以置身事外。

可能有人會說，在幾十年前，開成人用品店和穿情趣內衣也是被法律和道德所禁止的，如今不也是一個互聯網熱門行業嗎？關於成人用品店和穿情趣內衣的屬於違法的事情，至今我並沒有查到曾經有過類似的法律規定。而成人用品和情趣內衣相對色情產業來說，也有著本質的區別。它與快播在某種維度上更為接近：你可能買了成人用品和情趣內衣，但至於你用來做什麽，並不應該是商家該承擔的責任。

庭審中為何會公訴方會被辯護方花式吊打？

在這兩天的庭審中，我們看到了一場精彩的辯論，而這場辯論之所以精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快播王欣們辯護方。雖然公訴人來勢洶洶，並且企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然而讓人出乎意料的是，辯護方顯然更勝一籌。雖然他們不是搞互聯網技術的，但是顯然為了此案，他們深度研究了快播的技術和產品，對整個快播的狀況非常清楚，所以，當公訴方想要從技術層面來讓自己占領道德至高點時，被辯護方憑著對技術和互聯網更深刻的理解，迎頭痛擊。

尤其是關於證據方面，公訴方每一條自認為有力實則粗糙的證據被列舉出來後，幾乎都會被辯護方用更為細節和具體的方式消滅。這不僅僅達到了辯論燒腦的極高境界，更讓幾位辯護人一夜之間成為“網紅”。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效果，就是因為在庭審的過程中，辯護人的辯護和對對方證據的質疑，都是在現有的司法程序和法律準則內進行的，專業度極高，所以相比控方顯得更有理有據和底氣。

在互聯網+風行全國上下的時刻，做為公開審理並且現場直播的互聯網大案，又是在北海澱，中國科技創新最密集的地方。按說控方派出的公訴人應該是精英團隊，可這個精英團的實際表現卻讓人大失所望。像是其中一個細節，公訴人竟然試圖用IP地址來證明服務器唯一性，用硬盤外觀和容量描述來證明硬盤唯一性，這對於稍有常識的人來說，都明白是不準確的。而這種不專業的取證做法，恰恰襯托出了辯護一方的專業性和合法性。

如果王欣無罪，將是中國法制與互聯網的雙贏

互聯網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其發展速度之快，導致很多新鮮事物如雨後春筍版出現，在互聯的沖擊下，相對應的法律條文並沒有跟上，這場庭審的辯論，王欣一方不僅僅給控方好好地上了一課，更讓中國的司法體系進一步直觀深入的了解了互聯網。它的意義不是讓互聯網與中國法制進行對立交鋒，而是進行了一次相互了解和交融。雖然跟絕大多數網友一樣，對於此次控方的水平不敢恭維，但我這依舊認為這是在互聯網時代里，具有里程碑意義。

除了在此次庭審中輿論一邊倒支持快播，從整個庭審情況來看，快播王欣的辯護團隊也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表現精彩，尤其是在對法律和互聯網產品的理解之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庭審現場快播涉黃的證據或者說法律依據不足，導致了控方的處境有些尷尬。但敢於公開透明的直播就已經是法治進步的表現，司法判決都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公平公正。雙方在這兩天的精彩答辯，相信已經讓司法部門對此案有了更清晰客觀的了解。

總之，每一樁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都會對社會意識形態造成深遠影響。像曾經的南京彭宇案，因為判決結果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導致了至今看到老人跌倒後，都要思慮要不要扶，間接或直接的對當地司法和當下的老年人形象造成了嚴重傷害。同時，秉著疑罪從無的原則，即使快播案中，王欣等人即使被宣布無罪，也將是整個中國法制的巨大進步，為未來互聯網的司法工作提供一個樣本。這不僅會得到輿論支持，更會讓大眾對未來的法制充滿信心，讓中國法制與互聯網雙贏。

最後再說一句，共享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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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法制 互聯網 快播

文/陳根（微信公眾平臺：陳述根本）

關於快播最近的庭審事件就不多做闡述了，這幾天可以說幾乎出現在了大部分人的朋友圈里，並且還有非常詳細的庭審直播以及相關的解讀文章。這本來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司法案件，不過這有個前置條件，那就是在司法健全的前提下，這就是一場“官司”。但快播之所以顯得不平凡，並且受到了空前的關註，其中主要原因是在兩個環境要素下：一是當前的司法體系不健全，尤其是在立法、界定、執法方面與這個時代的發展有點脫節；二是在當前全面推進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保證司法的三公，即：公開、公平、公正，成為了大眾關註的重點，也是牽涉到整個法制建設的基礎民心。

因此，我今天寫關於快播這個話題，並不是跟大家來探討關於快播司法“之戰”這件事情，因為從這件事情的本身而言並不存在著“對與錯”。也就是說，從執法部門來說，為了抓住“犯罪”證據，就一定會“全力以赴”地動用一切手段，哪怕是遊走於法律界定的邊界方式；對於被訴人而言，顯然是竭盡全力想辦法來為自己開脫，兩方的行為在司法體系相對健全的一些國家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但對於我們當前正走在全面推進法制建設道路上的國家而言，快播這件事情給我們帶來了三點非常重要的啟示：

1、法制的嚴肅性問題。今天，隨便在大街上找個人問問，面對司法問題的時候到底是選擇相信擺在桌面上的法律，還是相信桌底下的交易，或者是兩者都不相信？對於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能夠給我們的答案無非是後兩者，要麽是相信桌底下的交易，要麽是誰也不相信，也就是老百姓中間所流傳的“吃完原告吃被告”。其實導致大眾的這種認知，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的法制缺乏嚴肅性。

法律簡單一點理解其實就是維系一個社會的規章制度，這種規章制度通常是由特定組織最終決定並實施。那麽問題來了，如果特定組織所提出的這個管理制度是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個體都嚴格遵守的制度，顯然對於大眾所建立的認知就是如何遵守遊戲規則來玩；反之，如果制度的規則可以根據不同的個體進行不同的解讀，而解讀權又掌握在小部分特定的人群手中，顯然對於大眾所建立的認知也同樣是如何遵守遊戲規則來玩，只是這個遊戲就變成了權力尋租的遊戲。

也就是說，任何一部管理制度的推出都會存在著相對的合理性與相對的不合理性，這本身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在實踐過程中來不斷完善管理制度。那麽在完善的過程中，為了確保嚴肅性，對於所存在的漏洞被一些人刻意使用而獲得了一些紅利或者破壞，其責任並不在這些使用人本身，這個責任需要制度的制定者自己去承擔。而制度的制定者就在不斷的被使用者找漏洞的過程中進行不斷完善，將漏洞逐一補充起來，通過不斷的完善法律條款來規範國家管理。

這也就是為什麽在司法體系比較完善的國家，律師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職業，因為他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法律中所存在的“漏洞”，以及自身行為如何規避法律所存在的風險。而後，就算司法部分舉證過程中認為某些行為在情理上難以接受，但在法律上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就是法律的嚴肅性問題。顯然，我們目前在這方面還有一段路要走，我們還缺乏接受一些行為人的“智力”高於司法者的這種行為與能力的勇氣，因此我們會習慣性地采取讓行為人承擔責任的方式。長此以往的結果就是法律的嚴肅性喪失了，其後果大家都能想象的到，這里就不繼續探討了。

2、司法建設滯後於社會發展。其實司法缺乏嚴肅性背後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司法建設滯後於社會發展，包括有關部門的一些管理條例。尤其對於當前政府自身所營造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而言，如何協調創新與管理兩者之間錯位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麽快播的案件備受關註的原因。創新本身就可能會發生一些當前法律缺位的情況，尤其對於當前的互聯網與科技領域而言，很多的技術與商業模式都是“空前”的，因為生活方式、技術方式發生了改變，由此所建立的一些商業行為必然也就會出現“遊離”於當前法律邊緣的情況。

我們暫且不討論這次快播庭審事件的訴訟過程，就雙方所表現出來的情況來看，在面對一些新技術手段、模式上執法人員的知識體系缺乏一定的專業性，這種情況將會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愈發強烈。因此，李總理認識到了當前司法體系與創新之間的錯位問題，提出了：“讓市場主體‘ 法無禁止即可為’ 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其實就是為了解決司法滯後於創新這一現象。

因此，快播這次的庭審意義就在於李總理對這句話的落實情況。也就是說，公訴方所提出的法律條文如果不能明確適用於快播的商業行為，從而導致快播成功遊走於法律邊界，這代表的就是法制社會的精神。如果說這次公訴方能夠成功的找到相關明確的法律條文，並在執法、取證的過程中都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在授權的法律條文內所進行的合法權力，在此前提下成功勝訴，所代表的也是法制社會的精神。反之，則不論結果如何，對於大眾心目中的法制國家這個夢想將會帶來極大的創傷。

3、民意左右司法結果。不論是反腐還是一些民事、刑事案例，我們觀察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有關部門非常容易受到民意的影響與左右，可以說這種情況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現象。順從“民意”似乎在短時間內能夠獲取一部分的“民心”，但對於法制社會的建設會帶來非常大的阻礙。其實很多的情況下，所謂的“民意”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在一種共同的社會心態下所形成的一種輿論風向，這種輿論風向通常是基於“情理”而不是基於“法理”。而司法部門作為法律的捍衛者，必須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堅定地捍衛法律的尊嚴，這樣才能逐步培養正確的“民意”。

因此，這次快播事件的另外一層意義就在這里，顯然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民意”風向，一些關於公訴人庭審的“非專業”性問題在網絡上也都被曬出來了。不過我認為這並不重要，不論是對於公訴方，還是被訴方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理性的回歸到法律框架下，真正借助於法律的條文來解決這次的案件。不過這也同樣考驗著法官的能力，以及其對於法制的認知。

不論結果如何，總的來說快播案件具有非常大的意義，至少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法制中國而言，其意義代表著司法部門對於全面建設法制中國的態度。我想更多的人希望看到的是法制精神，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 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的這樣一種法制、市場、創新在公平、公開、公正中的力量。這次事件的結果將直接影響與決定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情與激情，決定著科技是否能夠真正被激發，決定著所有創業者的“錢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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