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dation）的研究，中國在2005年至2010年的海外投資中，對澳大利亞投資金額位居首位。自2007年開始，中國已經累計在澳投資700億 澳元。2010年，中國是澳大利亞第三大投資者，四分之三的投資流向礦業領域。不過，最近兩三年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開始聚焦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澳大 利亞感受到威脅了嗎？
儘管澳大利亞資源、能源和旅遊部部長馬丁·弗格森（Martin Ferguson）對這一問題不置可否，競爭的壓力是實實在在的。2011年11月6日，在天津召開的第13屆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的開幕式上，緊隨弗格森之後發表演講的加拿大資源部部長奧利弗（Joe Oliver）在發言裡強調：「在加拿大沒有意外。」在熟悉澳大利亞礦業的人士看來，這句話頗有針對澳大利亞礦業政策變化之意。
2011年11月2日，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議會提交了爭議一年有餘的礦產資源租賃稅（MRRT）法案。11月8日，經議會投票，政府力推的碳稅法案以36票支持32票反對的微弱 優勢獲得通過，正式成為法律。當天在北京與各路投資者會面的弗格森表示，「政府將要採取新的稅收機制，這會給大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可投資者並不這樣看。「這肯定對中國在澳大利亞的礦業投資有影響。」台下一位在澳大利亞從事審計工作的人士悄聲說，現在有不少資源類企業都在評估兩項新稅法對其盈利帶來的影響。
第七次訪問中國的弗格森在接受財新《新世紀》專訪時表示，他堅信澳大利亞對中國投資者將繼續保持吸引力。除了口頭上的信心，弗格森帶來的最實際禮物，是澳大利亞可能放寬技術工人簽的消息。
新稅爭議
MRRT脫胎於前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2010年5月提出的資源超額利潤稅（RSPT）。這項旨在讓更多澳大利亞人享受資源行業繁榮紅利的政策，卻直接導致陸克文下野。吉拉德上任 後，迅速與大的礦業公司達成妥協——只對鐵礦石和煤礦徵稅，稅率下降至30%。如獲議會通過，這一新稅種將從2012年7月1日開始實施。
弗格森特別強調，徵收MRRT並非不鼓勵投資，因為只對利潤超出行業正常水平的企業徵稅（起征點為5000萬澳元），而且這將最大程度上確保將資源帶來的利益留給澳大利亞子孫後代。
這個起征時間對於中國投資者很不利。過去幾年是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高峰期，不少項目將在2012年後逐步投產，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中信泰富從2006年開始投資開發的中澳磁鐵礦項目（SINO IRON）。
國家開發銀行向中澳磁鐵礦提供了一筆數量不小的貸款。一位國開行內部人士對澳大利亞稅收政策變化評論說，「一點招都沒有，這種事談判前如能鎖定應儘量鎖定。成本上去後，將來如果鐵礦石價格下來了，還貸就困難了。」
不過，弗格森解釋說，MRRT徵收的利潤指標與成本有關。「如果你仔細看看稅制，會發現中澳磁鐵礦以MRRT名義繳納的稅金將會很少。」他還表示，「在新舊稅制轉變期間，我們會提供協助，確保中信泰富的投資保持盈利。」
簽證有望放鬆
政治穩定、法制健全、市場開放自由，是澳大利亞吸引外資的優勢所在。但基礎設施建設和勞動力供應是最大的挑戰。西澳和昆士蘭州是澳大利亞礦業項目集聚的兩個省份，目前都面臨港口、公路和鐵路運輸瓶頸。今年6月，中國中鋼集團公司宣佈，暫停在西澳的Weld Range鐵礦項目，停止與之相關的所有工作，並對在建項目收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沒有鐵路，而基礎設施的建設權又不在手中。
此次弗格森訪華，在各種場合均強調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建設。
可是，在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郭濂看來，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澳雙方都需要進一步的規劃。中方企業在澳為了項目建設和運輸，自行修建公路等設施，效率低、投資大，而澳大利亞的多數公路並不收費運營，因此對中國投資者無較大的吸引力。
今年5月，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一份關於企業移民協議（Enterprise Migration Agreements）的倡議。對於價值超過20億澳元且在用工高峰期工人超過1500人，但在澳大利亞無法找到足夠技工的項目，將可以引進海外勞動力。11月4日，在北京參加東方礦業俱樂部晚宴發表演講時，弗格森也強調了這一政策變化對外國投資者的好處。
這對於中國企業不啻為一個好消息。此前，參與中澳磁鐵礦建設的中冶集團總經理沈鶴庭就多次公開向澳方呼籲，向中國工人發放特殊簽證，引進他們到 西澳礦業項目，但總有不少澳大利亞官員表示難以接受。必和必拓中國區前總裁戴堅定認為，工會出身的弗格森能如此為礦業企業著想，殊為難得。
對話弗格森
財新《新世紀》：作為資源和能源部部長，你認為澳大利亞在資源能源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你將如何解決？
弗格森：目前，澳大利亞已經取得了大量的投資，挑戰是建設這些項目並確保有足夠的熟練和半熟練技術工人進行長時間的施工。這正是澳大利亞政府就勞工培訓追加30億美元投資的原因。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措施，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來解決目前的短缺問題。
此外，基礎建設投資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需要及時修建港口、公路和鐵路設施滿足礦業項目和運輸的要求，確保我們的礦產品和其他產品順利到達中國和其他地區。
財新《新世紀》：澳大利亞政府近期正在推行碳排放稅。這一政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有怎樣的機會？
弗格森：和中國一樣，澳大利亞也已經承諾向低碳經濟轉型。這不僅僅是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也是通過改 善空氣質量來改善生活質量。作為政策制定者，我們也已經推出一些措施鼓勵企業在減排技術領域進行投資，並鼓勵可再生能源在澳大利亞的發展。這也為中澳兩國 企業的合作創造新的機會。最大的贏家將是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者。
我們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能源供給中的20%將來自可再生能源。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清潔能源領域正在進行投資，一個價值50億澳元的項目 正在進行中。很多中國企業正在和中國政府、不同的機構以及澳大利亞的大學合作，並可能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突破性的表現。中澳兩國通過合作，可以在出口、 擴大市場份額、減少排放以及降低成本方面獲益。
財新《新世紀》：BP的研究認為，澳大利亞將取代阿聯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LNG（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你對此預測有何評價？
弗格森：到2015年-2016年，澳大利亞將成為世界第二大LNG出口國，這當然會帶來進一步的投資。目 前我們每年大約出口2000萬噸LNG，到2015年-2016年，可能會達到7000萬噸。澳大利亞目前有很多這一領域的投資，所以會成為最大的LNG 出口國。但這不是關鍵的問題，關鍵在於我們要吸引投資，並確保成為可靠的供應者，這是目標。
財新《新世紀》：中國企業漢龍礦業的管理層在澳大利亞涉嫌內幕交易的行為，是否會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審批造成影響？
弗格森：澳大利亞證券監管委員會的工作與海外投資本身並無關係，實際上這是對澳大利亞企業的監管，這並不事關中國投資，而是法律對澳大利亞企業運營的要求，最終將使海外和澳大利亞的投資者受益。
財新《新世紀》：你出身工會的背景對現在的工作有何影響？如何平衡礦業企業和勞工之間的利益？
弗格森：處理勞工關係是管理層的職責，而非政府的職責。我們會有一個制度框架，對企業如何自我管理給出一些指引。但生產和勞資關係是管理者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