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31107
最寒冷的冬天(七)毛澤東的戰術嗅覺
蕭律師執筆
〈掌門楔子〉西方行家眼中的大戰術家毛澤東
「奇襲How Great Generals Win」一書中作者 美國軍事學家Bevin Alexander
選擇和介紹了東西方十位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戰術家, 並且詳細講評每位大師一生中最精彩的作品—- 一場由他指揮的出色戰役。
作者曾以軍官身份參與韓戰,並非紙上談兵之輩。 由於名額過少,許多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將領也沒能列入他甄選的10大名將之林,例如 亞歷山大大帝和 漢尼拔Hanibal,甚至南北戰爭中的 李Lee將軍。
當然也有熱門勝出的,如 拿破崙和 “沙漠之狐” 隆美爾Rommel。
其中最出人意表的冷門是2位東方將領:
首位是蒙古第二次西征的總参謀長 速不台。 “莫希之南” 一戰,他巧妙用兵,大破東歐重裝騎兵聯軍於匈牙利平原。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說史130602拔都西征》。
另一位真正稱得上超級大冷,他是國共內戰之時,鮮少掌兵的 毛澤東。
在第五次剿共戰事中,紅軍撤出井崗山,途中毛澤東所領部隊遭到裝備精良的國軍數以倍計兵力合圍, 甕中捉鼈,當真是九死一生。 他虛虛實實,出神入化,咁樣咁樣….. 竟然突圍揚長而去。作者簡直佩服到不得了。(有機會請本會 “假軍事史家” 老馮 寫番篇 “論藝” 講解一番。)
最後,不知怎的,麥克亞瑟竟然也入圍…..
〈最寒冷的冬天〉
在仁川戰役中,麥克亞瑟很幸運,遇到的對手是一名剛愎自用的庸才。對於美軍會在北韓大軍後方進行兩棲登陸這個說法,金日成根本就不以為然。在仁川計劃實施前,中國就已經注意到大批美軍在日本集結。在1940年末到五十年代初,日本對外國間諜不設防,因此中國人早就得到風聲,知道這裡的許多裝備都是用來進行兩棲登陸的。
早在八月初,毛澤東就為北韓進攻南方而憂心忡忡。金日成常誇下海口三周內直搗釜山的神話並沒有實現。毛澤東知道,從八月末到九月初,雖然美軍一直在加強對釜山的防禦,卻在日本保留了兩個師的精銳部隊,並進行兩棲登陸的演練,顯然不尋常。在毛澤東一生中,敵人總是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與軍事裝備,因此戰略戰術對他來說特別關鍵。 中共軍隊只能避實就虛。他非常重視眼前發生的事,以及預感即將發生的事。***
八月初,也就是在仁川登陸之前,毛澤東派了自己的得力部將,同時也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 雷英夫前去查看究竟,看看美國人在搞什麽名堂。這是一次徹底的軍事情報行動。情況顯而易見,不少美國軍隊正在進行兩棲登陸演練。日本的許多港口也都停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美軍與聯合國戰艦。之前在太平洋戰場上,麥克亞瑟曾不只一次採用兩棲登陸戰術。
雷英夫在認真推敲有關情報後認定,美國人已經為北韓軍隊布下天羅地網;他們準備出其不意在北韓腹地登陸。他相信,美軍不止只是準備衝破釜山包圍圈,還準備利用兩棲登陸的戰術一舉打垮北韓的主力部隊。雷英夫仔細研究了地圖,並試圖按美國人方式思考他們的行動。以麥克亞瑟野心勃勃的個性來看,在六個有可能進行兩棲攻擊的港口中,他極有可能選擇仁川。
八月廿三日,也就是北韓軍隊最後一次進逼洛東江之前的一周,雷英夫向周恩來滙報自己的調查結果。周恩來聞訊大吃一驚,並將這項訊息轉告毛澤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雷英夫對這件事作了詳細彙報,並提交了一份有關麥克亞瑟生平、思維方式、性格及慣用戰術極為詳細的備忘錄。於是,毛澤東讓周恩來向金日成轉達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這項訊息。同時,北韓的一些蘇聯顧問也提出同樣的警告。
但是金日成卻不以為然。這絕不奇怪,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在戰場上取得天下,而是依靠在殘酷的政治環境中艱難求生的能力以及對蘇聯人的依賴。 金日成能上臺執政,完全靠蘇聯給他的幫助。因此,他奪權的方式與毛澤東和胡志明截然不同。
毛澤東確信,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即將發生變化。北韓進攻的日子在八月中旬達到巔峰。他告訴蘇聯駐華大使,如果美軍繼續向南韓增兵,北韓軍會支撐不住,轉而向中國求助。他又數度會見北韓駐華代表,力數北韓軍隊因為沒有聽從自己的建議而屢犯錯誤:北韓在如此寬廣的戰線上作戰,卻沒有足夠的預備隊;他們過度注重攻佔城鎮,卻沒有對敵軍窮追不捨;還有,在金浦這樣的地方建設空軍基地簡直不堪一擊。毛澤東指著地圖向北韓代表說:仁川是有可能遭到攻擊的目標。然而金日成對此滿不在乎,沒有在仁川鋪設地雷。
中國人很清楚前線正在發生大事,但北韓領導階層卻渾然不覺。在極權主義制度下,最大問題就是不利訊息很難從前線準確地傳回指揮部,不利的訊息往往在傳遞過程中逐漸走樣而變成有利的訊息。
所以,九月四日,當毛澤東特使 柴軍武告訴金日成,戰事已經在釜山地區陷入僵持狀態時,這位北韓領導人並不相信,還告訴中國代表,他的重大攻勢才剛剛開始,勢必能迅速打破僵局。 柴君武又提到,美軍可能會在北韓後方發動襲擊,但是金日成回答:「據我估計,現在美軍不可能進行反攻;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增援,更不要說在我們後方登陸了。」 柴君武在仁川登陸五天前回到了北京,但隨即又返回平壤。 周恩來讓他轉告金日成,希望金日成能作戰略撤退。「我從不考慮撤退。」金日成回答。周恩來對這個答覆十分不快。
美軍幾乎是在毫無阻礙下實施了仁川登陸計畫。三天後,即九月十八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代表,再次建議北韓軍隊撤退到北方進行重組,並向西方國家宣稱中國或蘇聯會參戰。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過聖誕節,林大叔早已過了少男少女盼著過節出去耍的年齡。一杯茶,翻出去年的博客,想到明天又是毛主席的誕生日,特此把此文拿出來共享大家。
音樂停了下來,周鴻禕從沙發上起身,從滿地一堆又一堆的CD裡挑了一張,重新替換,輕柔的樂曲繼續瀰漫在他在奇虎二樓靠東的那家辦公室裡,那天,天氣不錯,陽光很好,音樂很柔,周鴻禕的狀態一般,但還是很有激情,談興挺盛。
回到沙發上,周鴻禕向前探了探身,繼續給我講述他在3721期間的渠道策略,他重新續起的開頭是,「我讀《毛選》」,說著他看了一眼一直以虔誠狀在其左側位置端坐的我,「真的不是我現在來粉刷我自己,《毛選》真的對我幫助很大。」
周鴻禕要賣3721,但他發現,他的業務員總是不能一句話兩句話把3721是什麼講清楚,這讓他很鬱悶。他發現,解放前的人民解放軍絕大部分不是黃埔畢業,卻有這麼強的執行力?周鴻禕讀《毛選》,得出結論,那是因為我黨每次開會,都會把會議精神精煉地總結成幾大綱領,層層傳達下去,讓質樸的農民子弟兵都能聽懂。周鴻禕後來幫他的業務員用兩句話精妙概括3721是什麼,為什麼要用3721,深得精髓。
雷軍也自認自己是毛選的讀者,1996年盤古脆敗後,雷軍開始做小軟件,從單機版的遊戲軟件《中關村啟示錄》,影音播放軟件《金山影霸》,到後來的《金山詞霸》、《金山快譯》......認真地研究了《毛澤東選集》的雷軍成了標準的「游擊戰士」,「我們只能以戰養戰,做一些微軟不做的產品,來擴大自己的規模」。
年輕而沒有經歷文化大革命的陳天橋對毛澤東十分崇拜,在陳天橋的辦公室裡,看不到什麼跟網絡遊戲有關的擺設,相反在書架上醒目的擺列著一套《毛澤東選集》。陳天橋曾經模仿毛式語言專門寫了一篇《論「新文化運動」》,在盛大公司內部開展文化整頓。據稱,他聘用唐駿為盛大CEO,也與這份喜愛有關,他們兩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駿在微軟中國公司時,曾經包了一個專列,帶領員工浩浩蕩蕩上井岡山。
張樹新也應該是《毛選》的讀者,1997年春節後,拿到中興發投資的瀛海威為慶祝8城市的全國大網開通,在報紙上買了下12個專版廣告,所有版面上都以句充滿激情的口號為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張樹新本人則在媒體上一遍又一遍的告訴國人:信息產業是中華民族崛起起於世界的一個重要機會。張樹新還做過一個很值得反思的項目,網上延安,張樹新的政治情結也可見一斑。
史玉柱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廣腦黃金時,他倣傚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採用的軍事體制,在深圳設總指揮部,各地設「軍區」,發動「總攻令」,試圖以排山倒海的廣告來啟動市場,其廣告詞便是「請人民作證」。這種「人海戰略」和人民戰爭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史玉柱戲劇班倒下後,其翻身的理論支撐依舊是《毛選》,最喜歡毛選的一句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
馬云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讀者。2001年到2003年,在阿里巴巴經歷最為艱難也最為關鍵的三年內,馬云還推行過三種「毛澤東式」的管理運動。因為馬云認為,「毛氏運動」對於企業管理變革而言是最為有效的。以「延安整風運動」來統一價值觀、統一理想,馬云說:「通過運動,把不跟我們有共同價值觀,沒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統統開除出我們公司。」以「抗日軍政大學」來培訓幹部團隊的管理能力,以「南泥灣開荒」培養銷售人員面對客戶應有的觀念、方法和技巧。馬云說:「普通企業想到的,可能是把能看到客戶口袋內的5元錢賺到手,而『南泥灣開荒』追求的是幫助客戶把5塊錢變成50塊錢,再從中拿出我們應得的5塊錢。」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曾經列過一個一生要讀的30本書的書單,其中《毛澤東選集》赫然在列,吳曉波列舉的史景色遷、費正清、黃仁宇都是我喜歡的作者,讀《毛選》並不是什麼丟人的。
我最近買了本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紅顏色的封面,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還沒來得及看,呵呵,元旦假期裡爭取消滅他,這本書的推薦中也有費正青和史景遷。
說史140612
最寒冷的冬天(三十一) 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矛盾 上篇
蕭律師執筆
中國人即將面對一個非常不同的美國指揮體系和一支非常不同的美國軍隊。
1951年二月中旬,雙方在 雙聯隧道、原州和砥平里 展開了三場極為慘烈的激戰。 就在兩軍即將開戰的時刻,中共領導層卻發生了極大分歧。
早在1950年九月和十月,在毛澤東考慮是否軍事干預韓國時,中國的軍方與政治領導人就曾出現意見分歧。 林彪堅決反對這場戰爭,擔心中國無法抗衡強大的美國軍力。 他認為美國一個師的火力就相當於中國的十個、甚至二十個師。林彪和其他軍方人士還提出另一點:中國的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兩個國家在維持現代戰爭的能力上存在著極大差距,即便是武器的供給和更換,對中國而言也構成巨大的挑戰。
林彪後來以健康為由拒絕指揮軍隊。 這確實反映很多中共軍方人士的極度不安,無奈是政治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軍人都知道基本原則:政治第一,軍事服從於政治。*** 這是他們在長期艱苦的內戰中最終能獲勝的原因。 但是那場戰爭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他們在那裡很容易獲得農民的掩護和支援。 正是長期受壓廹、沒有基本人格尊嚴和基本經濟權利的農民,讓他們在蔣介石面前擁有了無堅不摧的力量。 但這種力量能否在國外的土地上繼續發揮作用,卻是很大的疑問。
毛澤東一向認為政治有特殊的規律;彭德懷這樣的軍人不僅瞭解政治,同時也意識到戰爭也有其特殊的內在規律。 政治規律和戰爭規律在中國內戰期間整合而為一,但到了北韓就一分為二。 因為北韓人認為中共軍隊只不過是一支外國軍隊,懷有殖民的企圖。
(編按:韓國人在歷史上飽受中國壓迫,以小事大,因而非常厭惡中國人。)
清川江戰役後,毛澤東變得更有自信,而彭德懷則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人之敗只不過是他們走入自己挖下的陷阱。 中國軍隊南下之時,因缺乏空中掩護,顧慮重重,後勤補給更為困難。 但毛澤東認為一切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多次要求彭德懷採取更積極的進攻策略,但每次彭德懷都無可奈何地搖頭,向助手抱怨毛澤東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彭德懷很清楚,他這支軍隊如繼續南下,口糧和軍火的補給愈加困難。軍隊基本上已處於半飢餓狀態,主要靠美國人剩下的食物充飢。 在清川江戰役中,他面對的即使是一群毫無準備的美國部隊,仍不能將他們全部殲滅。 美國空中火力的壓倒性優勢,和地面部隊的高度機動性,使被圍困也隨時可以得到援助。 即使在軍隅里地區,美國人對中國軍隊的進攻毫無準備,指揮官又無能,但他們仍能逃出包圍,大大超乎他的預料。 反之,中國軍隊劣勢盡顯,這也導致他和政治決策者的緊張關係趨於公開化。
第一次戰役從1950年十月廿四至十一月五日開展,主要以打擊率先北上的南韓軍隊為主,而後在 元山大敗騎八團。 第二次是清川江戰役和長津湖伏擊陸戰第一師,時在十一月至十二月初。 第三次戰役則是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發生激烈爭執之後進行。 彭德懷希望能暫緩進攻,認為政治因素已導致自己的軍隊過於疲憊。這次戰役的主要任務是全力追趕南撤的美軍。 在這場戰役中,雙方發生多次激戰,漢城在六個月內三度易主,中國軍隊一直打到北緯37度線。
原定於一月開始的第四次戰役,將是一場規模更大的戰役。按照毛澤東的設想,中國軍隊將繼續推進一百里左右,作進攻釜山的準備。
由於要追擊南撤的美軍,中國軍隊的補給線也就愈拉愈長。 由於沒有空軍和海軍,輸送物資倍覺困難。 美國人南撤以卡車和火車為交通工具,而且不必擔心空襲,並在必要時利用海、空輸送彈藥和糧食。 反之,相較於規模龐大的部隊數量,中國軍隊擁有的機動車輛實在太少了,而這些卡車和火車也容易成為美國空軍的轟炸目標。
毛澤東自己遠離戰場,也許和麥克亞瑟一樣,不是從實際出發,而以想像看待戰局,北方的勝利蒙蔽了毛澤東的判斷力,但彭德懷意識到這種勝利難以再得。
在某程度上,彭德懷和李奇微是同類的軍事家,對部下士兵的疾苦深有體會,也同樣得到官兵的愛戴。 彭德懷比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更精明,清川江戰役的勝利並沒有蒙蔽他的判斷力。 早在開戰前,他就認為,考慮到朝鮮半島的特殊地形,任何一方要從半島一端向另一端輸送物資都有困難。 戰爭一開始,他就對自己的參謀說:「朝鮮戰爭是一場後勤戰。」**** 他正是用這個理由成功說服毛澤東,務必要等到美國人遠離南方才對他們進攻。
十一月底,在第二次戰役獲勝後,他正確估計了美軍在清川江附近的殘餘兵力,以及己方為這場勝利所付出的代價。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猛烈反擊讓中國人對資本主義軍隊的戰鬥力有了新的認識。 在對高級軍官講話時,彭德懷不時會略帶嘲諷地提到:「某些以教條主義思想來看待戰爭的人」及「某些自封為深諳戰爭藝術的專家」。 當蘇聯和北韓在十二月強烈要求他的軍隊加快追擊的步伐時,彭德懷大怒。 蘇聯人根本未派一兵一卒到戰場;至於北韓,是他把他們從拙劣的軍事指揮中挽救出來。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40618
最寒冷的冬天(三十二) 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矛盾 下篇
蕭律師執筆
彭德懷抱怨最多的就是後勤補給。 在戰爭初期,他的總兵力約為三十萬, 隨著戰事進行,部隊規模越來愈大,物資補給成了夢魘。 他們用來運輸的卡車最多只有三百輛,而且必須在夜間不開燈下行駛,因此彈藥和食物的補給主要靠人力徒步輸送。 在接近三八線時,他們實際上只能勉強不挨餓。 雙方的拉鋸戰徹底破壞了這座半島的農田和莊稼。 這對中國人的影響大於美國人,因為美軍的口糧不依賴當他的糧食。
由於美軍的空中轟炸極為頻繁,卡車司機已成為中國軍隊裡最危險的兵種,死亡率遠高於作戰部隊。 整個部隊常處於極度飢餓疲勞之中,活著的人有必要拿走死者的乾糧和子彈。
寒冷讓美國士兵和他們的脚倍感痛苦,指揮官常提醒士兵要保護自己的長襪和腳。寒冷絕不會特別愛惜中國士兵,他們穿的是帆布鞋,所以腳多凍傷而無法穿著,只能用破布包住腳作戰。
第三次戰役之前,彭德懷的主力部隊位於漢城以北,毛澤東強烈要求他盡快奪回這個南方首都,因為勝利的宣傳價值很高。 彭德懷則極力勸說毛澤東減緩進攻速度,讓部隊休息一下。
1950年12月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要求休兵至明春,並將戰線穩定在漢城以北。 他認為美軍和聯合國軍隊在北方遭受的損失並沒有想像那麼嚴重,而且正修築工事,恢復元氣。此時去攻擊他們,撞擊他們在漢城布下的火力網,很可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對彭德懷來說,為解放漢城這區區的政治勝利而冒那麼大的風險,在軍事上毫無意義。而毛澤東的想法截然相反。蘇聯人和金日成就更不贊同彭德懷的觀點。
如果毛澤東最初決定出兵參戰是讓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長期被蘇聯隻手遮天的共產主義陣營,注意到中國己不再是從前的中國,而是一個全新的中國,那麼他現在追求的已遠不止此。***
戰爭初期出人意表的大勝成為彭德懷的重擔。 蘇聯持續透過北韓大使敦促彭德懷繼續進軍。一想到蘇聯在開戰前違背提供空中掩護,彭德懷就心中有氣,故對蘇聯的「訓誡」很是不屑。但毛澤東與蘇聯的想法一樣,奪取漢城的政治意義重大,那將讓全世界注意到中國的存在。此外,他似乎有點輕視美軍的實力,認為美軍甚至還不如以前的手下敗將國民黨。
當時美國盟友和杜魯門政府都談論在三八線與中國停戰。 毛澤東以為敵人提出妥協,顯然是自知行將失敗而求和。 他發電給彭德懷,指出放棄追擊敵人的政治危險,全世界都會懷疑中國的實力。
彭德懷在回電中指出,千萬「不要不客觀地奢望迅速取勝」。 這主要是說給蘇聯人和北韓人聽的,也含蓄地提醒毛澤東。 彭德懷提議在發動下次戰役前休息一段時間。 毛澤東希望能在一月初開始下一輪進攻,這比彭德懷的計畫提前約一個半月。 雖然進行了部分調整,滿足了彭德懷的要求,但最終的折衷仍是反映了毛澤東的想法,因此,用彭德懷的語來說,「毛澤東制定的政治目標超越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能力」。
只要毛澤東想得到的,他就能得到。 1951年新年前夕,彭德懷對聯合國軍隊發動第三次進攻,逼近三八線。 不過美國這次撤退非常謹慎,因此傷亡很有限。進攻開始時,李奇微抵達南韓只有幾天,南韓士兵令李奇微沮喪。 那些南韓士兵像潮水般向南逃竄,毫無組織和紀律,沒有領袖,扔掉步槍和手槍,拋下了火炮、機關槍等所有武器,那像一支部隊? 他們只有一個目標— 盡可能逃到遠離中國人的地方。 還有值得慶幸之處,這次美軍撤退和軍隅里不同,損失武器裝備非常少。
現在重要的問題是: 美軍和聯合國部隊能否在漢城以北守住防線? 李奇微覺得,一旦敵人毁掉漢江大橋,一些部隊就會孤零零地留在北方。他不敢冒這個險,決定放棄漢城向南撤。 一月三日,他在中午封閉漢江大橋,只對軍隊開放,其他人等一律不得過橋。 一月四日,漢城再度燃起熊熊大火,漢江大橋被炸毀了。
現在第三次戰役以乎讓中國人再次嘗到勝利的滋味,但這也為彭德懷取得下一次勝利帶來巨大壓力,而且這讓北京的領導階層意識到他的謹慎毫無道理。 蘇聯認為中國人膽小的看法激怒了毛澤東。 但中國那時還是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小輩,蘇聯人依舊可以對中國頤指氣使,蘇聯人可以隨心所欲刺激毛澤東。 蘇聯駐中國大使拼命催促毛澤東繼續追趕敵人;金日成更是如此,在他自己的司令部約見彭德懷,要求他更大膽追擊美國人。
彭德懷隱忍不發。 他說,美國人並沒有被真正打敗,他們也許是在引誘中國人繼續南下,等待時機,再發動一次兩棲反攻。 但重新奪回漢城的政治宣傳作用畢意太誘人。 一月末,毛澤東將發動下一次戰役的指示電告彭德懷,希望他能消滅20,000-30,000名敵軍。毛澤東似乎忘記了彭德懷數週前說過的話,還沉醉在勝利光榮的美夢中。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人民民主專政是當年毛澤東提出來的,這里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人民民主,首先是被稱為人民的國民,要充分實行民主。客觀來講,自從建國以來,這一個部分是非常欠缺的,所以為啥現在習大大經常提到,要增加人民的參政權,監督權等等,包括把人大做實,把政協做實。
當年毛澤東提出專政,是當時還沒有獲取全國政權,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以及蔣介石反動派,才有這個立場。
而按照共產黨人的純理論,階級是要消滅了的,是通過經濟發展而消滅了階級;之後,政黨包括共產黨也是要消滅的;再之後,包括國家政權也是要消滅的;這之後,才是世界大同。
那麽當初中國革命,為啥選擇了共產主義,或者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沒有選擇西方的其他主義?
這是因為中國近代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按照舊的思想和理論無法應對,所以大家當初要維新,向西方學習,甚至向西方的學生——日本學習。結果發現,按照當時西方的理論體系,不管怎麽學習都只會加強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中國的權力,作為一個弱國、一個被奴役的國家,中國沒有辦法達到民族獨立。
這個時候看到鄰近的弱國俄羅斯,在列寧的領導下另開了一桌,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按照今天的說法,叫做屌絲逆襲。俄羅斯屌絲逆襲成功,所以中國屌絲就按照他們的搞法也來個逆襲。
那麽其他的辦法,有沒有?
當年老毛還是小毛的時候,曾經認為是中國的大一統出問題,還要搞聯省自治呢。等到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不少政治人物,還搞三權分立、搞選舉制度呢。這個制度搞不定,又出現走回頭路的情況,先是袁世凱稱帝,後是張勛複辟清帝。年輕的周恩來還覺得要學日本,搞軍國主義呢。
總之,最後就是抓了一個馬列主義過來,中國化一把,把中國文化傳統的大同世界理想,原先的平均地權的農業社會理想加上蘇聯的國家力量實行工業化的途徑混進科學社會主義,反正就實現了屌絲逆襲。
但是要提人民民主專政,你就不能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是馬克思提出的,由列寧定型的。
當初馬克思的意思,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僅從勞動取得收入的產業工人,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中間,壓制了資產階級,打破階級制度,創建一個新的無階級的社會。
記得說柯去過大陸18次,專心研究過毛澤東。柯文哲這次的選戰指導方針是“兩個務必”,就是毛澤東的名言。
柯文哲在一封寫給競選幹部的內部信件中勸誡所屬:
“如果把我們現在的狀況拿來跟1949年3月初的中共相比,我們有什麽成就可以拿來自誇呢?請問我們有沒有‘三大戰役’的勝利呢?在中共取得‘三大戰役’的空前勝利時,毛澤東都還要用‘兩個務必’來提醒。大家不能得意忘形,請問各位,我們有什麽條件樂觀嗎?”;“我們的對手不是連勝文一個人,而是大連艦隊,甚至是國民黨的黨政軍幹部組成的軍團”;“
柯去年8月到大陸專門去西柏坡。
“回去要讀‘兩個務必’喔!”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行政群總幹事、35歲的周德望,對兩位準備搭電梯下樓的年輕同仁笑著叮嚀。
周德望說的,正是毛澤東在1949年3月在勝利可期之際,於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幹部提出的“兩個務必”要求—“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他為競選所出的書里,有張他在廣州黃花崗72烈士墓前的照片。柯文哲寫道,“我去過黃花崗,這也是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當我走下臺階,撫摸著每塊磚石,心里想著一個問題。一百年前的那個晚上,中國最頂尖的知識份子用什麽心態出發的。幾百個人拿著短槍進攻十幾萬人的兩廣督署,不可能會成功的。人因有夢想而偉大!”
周德望告訴財新記者,去年8月,柯文哲造訪西柏坡時,還摒去同行者,個人在西柏坡紀念館的陳列前看了好久。而他在臺大醫院地下四層的辦公室墻上,還貼著一幅描繪延安景象的板畫。他還曾對臺灣媒體說,他自己這間在醫院太平間旁的辦公室,“就像延安的窯洞一樣。當年共產黨窩在窯洞,最後出擊打敗國民黨。我也要從這里出發,打敗國民黨。”
不論如何,人家下了功夫研究的。
其實奧巴馬團隊也有幾個是崇毛的。
說史150415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蕭律師執筆
韓戰的最大勝利者是毛澤東。
當所有人都猶疑不決,擔心這個剛奪取政權、百廢待舉的新中國會遭到失敗時,他卻毅然決定出兵。他有遠見地預料到,在朝鮮半島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會使新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方面有都收穫。 雖然這場戰爭的酷烈超乎預期,美國強大的武器和戰鬥力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但他能容忍以鮮血作為革命的代價,他領導的國家雖則物質匱乏,但龐大的人口基礎允許他用人民生命去贏取國家榮譽。 毛澤東在韓戰中為亞洲地區隨後的幾次戰爭提供了經驗:與西方國家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以人力優勢去抵消技術劣術。
由於中國人把韓戰看成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政壇上的領袖地位。 這場戰爭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打擊了那些與西方世界勾結、支持舊勢力的中國人,把他們變成了全民公敵。在戰爭期間及隨後歷次運動中,這股勢力被徹底摧毀。*** 從那時開始,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戰毛澤東。 戰爭前,他是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性人物;戰後他成為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人民的領袖。 個人崇拜是他一度批評過的東西,現在開始讓他心情愉悅。對他的膜拜亦由此迅速膨脹,超過了蘇聯人對史太林的膜拜。
將絕對權力賦予一個早年飽受傷害的人無疑是極度危險之舉。 長久以來,毛澤東被無數敵人千方百計地追捕,遂生成一種深沈、揮之不去的情緒上及政治上的偏執氣質。 現今他在無人牽制的情況下統治著中國,而國內任何人都可能是他的敵人。他的權力沒有限度,他的偏執也沒有限度。他處於帝王般的地位,無須聆聽其他人的意見。 他認為他對所有事的看法都是正確的,所有反對他的朋友、同事和老戰友們都大錯特錯。他說出的話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那些批評他、持異議者不只是錯,更變成人民的公敵。
他決定中國已經準備好要進行現代化了,就是所謂「大躍進」。將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工業社會的任務,一夜間便落到農民身上。 大躍進使農民飽遭折磨,生產壓力更甚以往。 大躍進從來只是幻影,官員們竄改農產量,好像計畫相當成功,但政府裡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天大的失敗。歷史學家 史景遷曾評論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苦難」,然而當時沒有人敢挑戰毛澤東。
到了1959年,大躍進帶來的悲慘後果已經暴露無遺,中國發生了百年以來僅見的饑荒,但人們看到的農業產值卻高得離譜。幾乎每位高階官員都知道— 毛主席的「大躍進」充塞著謊誕虛假的統計數字,然而無人敢面對現實。最後,時任國防部長的 彭德懷說出了真相。
當時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彭德懷認為兩國關係處理不當,這種想法本身就給他帶來麻煩,但尚未和毛澤東決裂。他為人率直,不擅長政治技巧,而長期革命戰爭養成的直言性格,更容易被戴上反對派的帽子。 1959年他回到湖南老家的農村,農民向他反映生活極度窘迫的現實。 彭德懷發現高層領導者想像的情況,以及地方政府向中央彙報的情況並非實情,造假的現象普遍,廣大農民正為此承受巨大壓力。
夏天,即韓戰結束後六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問題,並認為自已看到的是現實,還委婉地提出了警告。 他沒有意識到這麼做會給自己做成怎樣的後果。 毛澤東立刻將此信列印成文件,分發給所有與會人員。 這封信因此面目全非,成為把彭德懷劃入人民公敵的鐵證。儘管所有與會者都認同彭德懷的觀點,卻沒人敢公開支持他。
正如史景遷所說:「毛澤東把彭德懷的善意批評和作為朋友的私下提醒當成叛國的罪證。當毛澤東把這封信的影本分發給其他政治局委員時,沒有人敢站出來支持彭德懷。大多數人認為元帥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只能反映毛澤東的想法,而不考慮中國當前的現實和需求。」史景遷還進一步指出:「今天,歷史學家認為這段時期對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造成極大的破壞,人們的士氣和勇氣遭受極大的損害。」史景遷還提到,由於連年饑荒,在隨後的七年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飢餓。
為此,毛澤東讓 林彪站出來,公開指責彭德懷,彭的人生因此走向了盡頭:先是被撤銷國防部長的職務,隨即在家中被捕。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成為首要目標,在群眾集會上被批鬥,遭到無數次身體和語言上的摧殘,在公開大會上慘遭羞辱,被強迫招認莫須有的罪名。長期的毆打和虐待,最後讓他含冤而死。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盡管任繼愈先生對於毛澤東主席非常尊重,並且認為主席在哲學和宗教方面讀的書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對於主席的某些觀點,卻並不盲目跟進。(郭改雲/圖)
1959年毛澤東接見任繼愈,暢談宗教和中國哲學史問題。任繼愈生前很少向人講述接見的情況。到了1990年代,針對當時的特異功能熱和有神論泛濫的情況,才陸續披露了部分講話內容,但仍然不是全部。任繼愈手書的詳細談話記錄,直到他去世以後,才由家人發現。本文講述了任繼愈對這次接見的態度。——編者
1959年10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任繼愈(時年43歲,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編者)這件事,當時的學術界可說是家喻戶曉,今天仍為不少人所關註。其來龍去脈以及影響,先生哲嗣任遠、任重發表的《一份談話記錄和半個世紀的演繹》(《中華讀書報》,2016年4月6日)已有詳盡說明。這篇文章,只是以一個學生的角度談談老師對於這件事的態度。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不久,先生接見我們。一位女同學就提出,請先生講講毛澤東主席接見的情形。先生沒有接腔,用別的話叉開了。從此以後,我和研究生同班的同學們,也就再沒有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先生去世以後,有人說先生曾經和他們大談毛澤東接見的情形,那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為什麽不可能發生?
一位師兄見告說,先生有一次在黨小組會上檢討自己的缺點,說是有點士大夫的清高,對於錢財不怎麽看重。
土大夫是古代讀書人的通稱,其中主要是儒者。士大夫清高的缺點,近代以來論述者不少。然而這種清高也會輕易轉化為新時代的清正廉潔。所謂清正廉潔,不僅是不重錢財,也包括淡泊名利,不屑於借名人和權威以自重。古代那些持身清高的士大夫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表現先生這種品質的,可由以下幾件事佐證。
第一件是先生寫的紀念他最尊敬的教語文的小學級任老師曹景黃的文章。其中講到,曹老師講到《論語》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時候,引用曾子說的“脅肩諂笑,病於夏畦”,並解釋說,那些聳起肩膀、賠著笑臉的諂媚作態,比夏天在農田里幹活還要勞累。然後列舉社會上巴結上司、拍權勢者馬屁的事例加以說明,常常引得哄堂大笑。
還有一件事,是先生1939年在中央政治學校做助教。一次吃飯時,一位高級職員在飯桌上大講蔣委員長曾親自罵過他,並且原封不動、繪聲繪色地加以描述。講者不以為恥,聽者也都面露欣羨之色。此事使先生進一步感到國民黨的前途無望。
先生在幾十年後還能想起這些事情,足見這樣的事情對他影響之深,從這里也足以見到先生為人的態度,也很容易理解先生為什麽不大談論毛澤東主席接見的事情。
有一次,我和先生談起某個已經有些成就,但為人處事卻令人難以恭維的學者。先生說,當年他曾想考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一見面,他就先拿出某某權威寫給他的贊揚信。先生說,您還是考別人的研究生吧!
先生去世以後,北大陳來教授的紀念文章講到了一件事:
做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間,都拜訪過任先生。這一期間,我對任先生識人的高明,特別推崇。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們1978年入學北大做研究生時,有位南方某大學的青年教師來北大進修,也在我們的課上聽課。此君極善交際,堪稱奇才。不但校內文科老先生們皆被他哄得高興,對他表示欣賞,校外北京中國哲學史學界的領導人物也都被他的忽悠所迷糊,跟他的關系相當密切。但是老先生之中只有一位不為所動,那就是任先生。這位青年教師還善為奇詭之事,後來事發自盡,也不必說了。那時我跟任先生談起。任先生說,這個人來,談的都不是學問的事,只是說一些吹捧的話。這一點,使我對任先生非常敬佩。(載《哲人其萎,風範永存》,第87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這件事,我們也都是知道的。當時我們也都去聽張岱年先生講課,經常和這位青年教師見面。他總在我們面前講點先生的壞話,遠不像他在先生面前盡講吹捧的話,所以聽課一年之久,和他幾乎沒有什麽交談。後來聽說,他因為不止一次嫖娼被拘,羞愧自殺,這就是陳文說的“奇詭之事”。嫖娼罪不至死,自殺也不必,但總算未失廉恥之心。當時聽說他正在做一件與科學史和哲學史都相關的工作,也因此中斷,至今尚無人接續,我為此感到惋惜。
先生不喜歡聽奉承話,也不會說奉承話。馮友蘭先生曾經評論說,任繼愈這人不會向人獻殷勤。馮的侄女馮鐘蕓教授是先生的夫人,很可能,先生即使對於女友,也不會獻殷勤。這樣的做人處世態度,要他大談毛主席的接見,是不可能的。
任遠、任重最近發現的先生關於毛澤東主席接見的回憶記錄,一共七八頁。據先生的胞弟、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回憶,先生向北京大學領導寫的報告,僅僅兩三頁紙,還沒寫滿,像一篇新聞報道。如果這個回憶準確,則先生去世以後發現的這份記錄,僅僅是為保存事實真相所留的、至少是生前並不準備公布的歷史資料。
據任遠、任重的文章,記錄的內容,都是毛澤東主席的談話。當時在場的還有胡繩和陳伯達。但是他們兩個沒有更多的講話,所以沒有記錄。此外還有一項沒有記錄的,就是“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
這是一份資料性質的文件,一般說來,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可以不向別人炫耀,作為一份歷史資料,還是應該記下來的。因為這是歷史。那些“鼓勵個人的話”,也是談話的重要內容,應該記錄。但是先生沒有。也就是說,就連僅僅為留資料而保存的記錄中,先生也不記那些“鼓勵個人的話”。所以迄今為止,除了後來毛主席的一份批示中明確說到的“鳳毛麟角”四個字以外,主席還有哪些“鼓勵”的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了。
作為學生,我不大同意先生不記錄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在這件事上,先生對自己的嚴格,達到了苛刻的程度。
先生自己撰寫的關於這次接見的文字,只有1978年12月20日發表於《文匯報》的《憶毛主席談古為今用》。不過文中沒有講宗教研究問題,講的是毛澤東談如何古為今用的三個事例。毛主席屈起一個手指,說我們學《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在對敵鬥爭中堅持不放第一槍;然後又屈起一個手指,說要學《左傳》的“退避三舍”,在井岡山反圍剿時,解放戰爭時打萊蕪城,都曾經大踏步後退,甚至一退幾百里,不止三舍;接著又屈著第三個手指說,我們學《禮記》的“禮尚往來”。對敵鬥爭,不無辜尋釁。敵人挑釁,也不立即報複。等待時機,有理、有利、有節地反擊敵人。
當時是1978年,我的同學想請先生講講毛澤東接見的情形,也就是這個時候。可以想見,那時候,關心這個問題的,不僅是我們這些學生,所以先生寫了這篇文章。
我們知道,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談的主要是宗教研究問題。然而在這篇文章中,先生卻偏偏沒談宗教研究問題,講的只是如何古為今用的問題。因為如果談到宗教研究,就免不了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先生不願談這些,所以只講了古為今用,也算是對社會有個交代。
今天所能看到的、關於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的情況,主要是1991年後,《中華英才》《人民論壇》等雜誌發表的幾篇文章。綜合這些文章的內容,可以對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的情況作如下描述:
1959年10月14日淩晨2點半(習慣說是13日深夜),毛澤東主席派車把先生接到中南海。先生不知道是什麽事,心情有點不安。見面時,主席開門見山地說:“你寫的文章我都看過了,今天想請你來談談。”談話首先涉及先生寫的幾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說梁啟超沒有講清的問題,先生講清楚了。主席說,過去我們搞革命,搞無神論,沒有顧得上宗教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主席問道北京大學有沒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書,先生回答說沒有。又問北大哲學系有多少人,先生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主席說,500多人的哲學系怎能沒人研究宗教呢!談話還談到中國哲學問題。主席贊成先生對孔子的評價,認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不贊成先生說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並親自背誦《老子》中“道常無名”以及“視之不見”等語句,說明老子是唯心主義者。
迄今為止,主席和先生四五個小時的談話,所能查到的,也就這麽一點。其中哪些是先生講的,哪些是記者們從別處得來的,已經弄不清楚了。
先生為什麽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公布這些材料?
引起我們註意的,有兩個因素:一是先生出生於1916年,1991年,先生75歲。我上研究生的時候,先生剛剛六十出頭。我碩士畢業後,隨即參加了先生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寫作班子。當時所謂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事情不斷見於報端。先生也不止一次在寫作班子內講:“我老了,現在只能作五年計劃了。”直到有一次,我說我都聽您說了好幾次了,先生才不再對我們講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先生六十多歲以後,常常有一種危機感,希望在他生前,把要做的事情做完。“人生七十古來稀”。70歲以後,先生更加感覺自己已到垂暮之年,毛澤東主席接見的情況,應該告訴人們了。這畢竟是一個重要事件。
1990年代講的內容,主要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因為這時候,正是所謂“有神論有人講,無神論無人講”的時期,特別是特異功能大師們正得勢興時的時期。公布這些內容,也是對當時社會上有神論泛濫狀況的一種回應。所以其中有一篇報道,題目就是《高揚科學和無神論之劍》。
毛澤東接見任繼愈,主要是談宗教研究問題,同時也談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問題。因為學術界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是我國高等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教材。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國的哲學工作者。所以在這次談話中,談到中國哲學史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談話中,毛主席認為老子是唯心主義的,和先生的觀點完全相反。
這次談話是1959年。1961年,任繼愈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編《中國哲學史》教材,1963年,書編成出版。書中關於老子哲學,仍然堅持是唯物主義的。1964年,該書出第二版;1966年,該書第五次印刷,先生仍然堅持,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直到十幾年後,也就是1970年代,先生才改變了看法。覺得說老子哲學是唯心主義也說得通。1980年代以後,先生仍然十分關註老子哲學的研究。先生的最後結論是,對於老子哲學,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界來評說,是不合適的。
這段事實的考察表明,盡管任繼愈先生對於毛澤東主席非常尊重,並且認為主席在哲學和宗教方面讀的書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對於主席的某些觀點,卻並不盲目跟進。學術界某些人說,先生和毛澤東主席談話後,就改變了自己對於老子哲學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關於老子哲學的性質,僅僅是一個小問題,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
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提出了“天才”問題。陳伯達選編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加以支持,成為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對陳伯達“天才論”的批判運動。
為了批判天才論,毛澤東主席提出要學點哲學。先生被從五七幹校召回,主持編撰《中國哲學史簡編》。同時在編的,還有一部《簡明中國哲學史》。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不久,對陳的批判轉為對林彪的批判。後來,由於傳統儒家思想被認為是林彪政變綱領的指導之一,於是批判林彪的運動逐漸加進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成為所謂“批林批孔運動”。
不久,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逐漸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鬥爭。這年9月,一場以“批林批孔”為正題、“評法批儒”為副標題的思想運動,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為了配合“批林批孔”或稱“評法批儒”運動,《簡明中國哲學史》按照儒法鬥爭的線索作了修改。所謂“儒法鬥爭”或者“評法批儒”,直接涉及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線索、指導思想問題。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要不要也按儒法鬥爭的線索進行修改呢?先生的答案只有一條:不改。盡管這是毛澤東主席提出的。
然而不按儒法鬥爭寫中國哲學史,在當時,並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就在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出版當月,即1973年10月,《紅旗》雜誌發表北京某教授的“讀者來信”,來信中批評某些哲學史著作不講政治,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哲學史”。當時哲學圈內的人們都知道,這幾乎是點名批評任繼愈的哲學史。而遭到《紅旗》雜誌的直接批判,其後果將嚴重到什麽程度,今天的讀者是難以想象的。
如果說以前的一些分歧,比如老子哲學的性質,僅僅是局部問題,而且是學術觀點,可以討論。那麽,儒法鬥爭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且涉及哲學史的核心和指導思想問題。先生非常苦悶,覺得這哲學史沒法研究了。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國家、社會培養幾十年,總要為社會做點事情,於是先生想到了編寫《佛教辭典》,覺得這樣的工作涉及不到一般理論和政治問題。現在出版的、由先生主編的《佛教大辭典》,其基礎,就是先生在那時開始準備的。
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聯合撰寫的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上,有這樣一段批示:
這個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這點請宣傳部同誌們考慮一下。
批示被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定名為《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一生作過很多批示,但是這個批示,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可以說,當時全黨很少有人像毛澤東一樣意識到宗教問題的重要。也就是從這個批示開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宗教學,或者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才正式被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研究宗教,被提高為黨和國家在思想文化戰略方面的重要部署。而任繼愈先生,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這篇批示中,毛澤東用了“鳳毛麟角”這個詞,被認為是毛澤東主席對任繼愈先生宗教研究的高度贊揚。不過互聯網上有文章指出,“鳳毛麟角”僅僅是“很少”的意思,並不含有對作者贊揚的意思。
單從字面意義上說,互聯網上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正確的。“鳳毛麟角”確實只是“很少”的意思。然而批示中也提到了《現代佛學》雜誌。佛學雜誌在當時也很少,為什麽不用“鳳毛麟角”來形容呢。因為這個雜誌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而且“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其實,毛澤東主席接見任繼愈先生談論宗教研究問題本身,就說明,毛澤東主席對於任繼愈先生寫的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是充分肯定和贊揚的。並且在接見的時候,明確指出,同意先生關於禪宗問題的見解,認為先生講清了梁啟超未能講清的問題。所以,在這次接見四年多以後批示的“鳳毛麟角”四字,毫無疑問,就是對先生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佛教的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
2006年年初,《光明日報》將發表一篇關於先生的訪談,希望我寫一個關於先生學術成就的短文,和這個訪談配發。我的短文中,自然提到了“鳳毛麟角”,並且後面還有“人才難得”四個字。我把文稿拿給先生看,先生指著“鳳毛麟角”四個字淡淡地說:“這不過是說‘很少’”;指著後面那個“人才難得”說:“這是說鄧小平的,不是我。”
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批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先生任所長。有的文章說,他是毛澤東“欽點”的所長,也可以說有根據。因為批示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是有的文章說,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這就不正確了。不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因為在毛澤東主席批示的二十年前,任繼愈先生的研究生論文中,就對中國古代的儒佛道三教有獨到的研究。說毛澤東肯定和贊揚他的宗教研究,是正確的;說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