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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死亡率 非洲﹁黑死病﹂正全面擴散 台灣能躲過伊波拉病毒的侵犯？

今年上半年孕產婦死亡率上升30% 學者稱與全面二孩無關

今年上半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全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每十萬人死亡18.3人，比去年同期增長30.6%。27日下午，國家衛計委召開的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視頻會議上公布了上述數據。

從醫學上講，從妊娠開始到產後42天內，因各種原因(除意外事故外)造成的孕產婦死亡均屬於孕產婦死亡。各國統計數據顯示，全世界孕產婦死亡基本上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中國的情況看，201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20.1/10萬和8.1‰，比2000年分別下降62.1%和74.8%，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

但是，值得關註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全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與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表示，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經過多年快速下降，逐漸進入到平臺期，進一步降低的難度加大。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累積生育需求集中釋放，出生人口數量明顯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增高，婦幼健康服務的數量、質量和服務資源面臨新的挑戰。

據中華醫學會圍產醫學分會主任委員楊慧霞介紹，妊娠期女性身體各組織器官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不少疾病是妊娠期的“特發性疾病”，只在妊娠期發生，對孕產婦構成巨大危害。從死亡率上看，奪去我國孕產婦生命的前三位疾病包括產科出血、羊水栓塞和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孕產中的高危人群包括35歲以上的高齡產婦、18歲以下的低齡產婦以及合並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病等疾病的孕產婦以及有其他特殊情況的孕產婦。

今年上半年孕產婦死亡率為什麽會陡然上升呢?有觀點認為是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影響。這種觀點認為，全國二孩放開後，有很多生育意願強烈但是受獨生子女政策所限沒辦法生育二孩的人群懷孕生產，導致高齡產婦比例增加，因而孕產婦死亡率增加。

人口學者黃文政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有詳細的年齡別孕婦死亡率會比較好做全面的分析。如果按年齡調整後孕婦死亡保持不變，那麽2016年孕婦死亡率增長就完全是因為產婦年齡上升導致的，如果按年齡調整後的孕婦死亡率也有增長，那麽說明2016年孕婦死亡率增長的部分原因是醫療條件下降(比如孕期診斷不足)。

“我個人猜測高齡產婦是主因，但不排除醫療條件不足的輔助因素。”黃文政說。

一位曾經做過婦產科醫生的人口學者認為，2016年上半年孕產婦死亡率上升，如果這些數據屬實的話，跟全面二孩政策沒有一點關系。

“孕產婦死亡主要是在圍產期，2016年1月1日才開始全面二孩，懷孕266天，要到年底才陸續出生。所以，上半年的孕產婦死亡率提高與全面二孩沒有關系，應該從其他方面尋找孕產婦死亡率升高的原因。”這位學者說。

調查顯示，如果預防或控制並發癥的保健方案執行到位、分娩期和分娩後能得到適當醫護支持，孕產婦死亡大多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分娩期，熟練的專業人員接生、及時的處理和治療非常必要。

27日，馬曉偉在講話中提到，目前國內孕產專業技術人員短缺，孕產婦和新生兒突發情況多、病情變化快、家屬期望高、救治難度大，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投入多回報少，人才流失嚴重。同時，產科、兒科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較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顯得更加不足。

上述學者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肯定是有一部分積壓的生育能力被釋放，政府和相關部門必須以高度負責的態度來做好孕產服務的提供工作，讓所有孕產婦得到充足方便的、有尊嚴的孕產服務。

孕產婦死亡率增長30% 聽產科專家講五大因素

全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孕產婦每十萬人死亡18.3人，比去年同期增長30.6%。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孕產婦死亡率如此顯著的上升?

第一財經專訪了北京市複興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姜桂英，請她結合臨床經驗分析孕產婦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以及如何規避孕產期風險。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孕產婦的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0.6%。這個數字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根據您在臨床觀察的情況，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孕產婦死亡率出現這樣的上升?

姜桂英：孕產婦死亡率增加，原因比較複雜。首先是高齡產婦比例增高，現在大家生孩子的年齡越拖越晚。本來正常20多歲該做的事，現在拖到40多歲，內科的合並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比例就會高，懷孕後就會加重。內科的其他疾病，包括腫瘤等的發生率也會高一些。還有的是很多年不孕，好不容易通過輔助生殖技術懷孕，有的還是雙胞胎，多胞胎，這都增加了孕產風險。

其次，現在第一個孩子的剖腹產率太高了，以前想著就生一個，輕易地就剖了，現在放開二孩了說再生一個，孕產風險就加大了。本身瘢痕子宮妊娠的風險就很大，比如前置胎盤、再次剖腹產的比例都會增加。在剖腹產的過程中，瘢痕子宮本身的收縮性就差，損傷的機會增加，產後出血的機會也增加，所以風險也就加大了。

第三個，現在對孕產婦及家屬的教育不夠，老百姓對孕產的觀念需要改善。現在孕婦營養過剩、孩子偏大的現象很普遍，孕期糖尿病、孕高癥增加了，難產的幾率也增加了，順產的難度加大。產道損傷，產後出血等也都會增加。

現在有一個誤區，大家都以為孩子越大越好，多喜慶啊，八九斤的大胖小子，豈不知在生產過程中會帶來風險。總體看，目前家屬對懷孕風險的認知度是不夠的。

還有一個原因，流產的普遍多發也加大了孕產風險。不少女性年輕的時候做人流，該生的時候懷不上，然後做試管嬰兒，一系列的並發癥風險就大了，比如子宮內膜的損傷可能會增加，胎盤粘連，胎盤植入，前置胎盤等等，這樣分娩的風險就增加了，產後出血的機會也增加了。不管是人流藥流，都會使以後的孕產風險加大，過去大家對這個的認知很不夠，女性朋友一定要註意這個問題。

最後，產科醫務人員醫護壓力過大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今年一方面因為去年是羊年,一些看重屬相的人紮堆到今年生了,再加上今年全面兩孩政策放開，多種因素導致孕產婦的數量增加很多，這就給產科工作增加了很大壓力。產科工作忙壓力大風險高，這是大家都看到的，同時產科的待遇又很低，現在剖腹產的收費還是幾十年前的價位，順產一個接生費是180多塊錢，剖腹產540多元錢。這樣，醫務人員的價值體現不出來，收入很低，但工作勞動強度非常大。晚上一般的產房，一夜生十幾個，值班的醫生護士整宿不能休息，非常辛苦。所以產科的人才流失非常嚴重。人手短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然就可能增加風險了。

第一財經：孕產婦死亡率上升的消息也讓不少孕產婦和家屬感到恐慌。這種恐慌是不是多余的呢?

姜桂英：我倒不覺得多余。很多孕產婦和家屬的風險意識特別淡漠，現在有必要讓大家知道生孩子是有風險的。孕期要加強監護、指導，要監護妊娠相關的並發癥，比如妊娠貧血啊，巨大兒等等，這些監護好了，才能減少孕產婦死亡。現在4公斤以上的巨大兒太多了，整體胎兒偏大。還有的孕婦，一懷孕就不上班了，什麽都不幹，在家保著胎，天天吃了也不動，其實是增加了風險。

第一財經：從孕產婦死亡的案例看，有些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姜桂英：從總體來說，有的孕產婦死亡可以避免，有的不可以避免，有的創造條件可以避免。也就是說，把所有的監護都做到位了，孩子大小合適了，各方面監護到位，加強責任心，也許有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但很多是並發其他疾病，即使都做到位了，也很難避免。現在醫院對這類案例是很重視的，一旦發生一起，全市都要討論，看到底是什麽原因，是不是可以避免。所以，歸根結底，我想說的是，生孩子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家屬和孕產婦都需要提高認識，適度飲食和運動，減少巨大兒，同時盡量在正常生孩子的年齡生孩子，不要拖得太晚，人為增加孕產風險。

癌癥死亡率20年降低23%，歸功於創新療法

放射治療設備（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方喆/圖）

“以肺癌為例來看，短短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讓晚期患者從過去不到一年生存期，到現在我們有可能讓患者活到四到五年左右,這種巨大的進步有賴於創新藥物的出現。”

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吳一龍教授感慨。

2017年2月4日是第18個“世界癌癥日”，今年的主題是“我們能，我能戰勝癌癥 （WE CAN, I CAN）”。在這前夕，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發布了《以藥物創新應對癌癥的挑戰》報告，揭示全球及我國目前嚴峻的癌癥形勢和沈重的疾病負擔，以及針對癌癥治療的多種創新療法。

過去的20年，癌癥治療有了顯著的進展。據美國癌癥協會2016年的數據顯示，與死亡率高峰的1990年代相比，目前的癌癥死亡率已降低了23%，這其中83%都歸功於新型的癌癥治療方法，從手術、化療、靶向治療到最新的免疫腫瘤治療、基因療法等。

又根據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hRMA）的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超過800種癌癥藥物在研發過程中，其中73%的藥物都是針對個體化治療。“毫無疑問，個體化醫療是目前癌癥防治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通過確定特殊的基因標記物，另一方面通過傳統臨床試驗數據、先進的診斷檢測數據和真實世界數據，幫助每一位腫瘤病人提供最適合、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提升生活質量。”羅氏制藥中國醫學部副總裁張方直博士說。

最值得驚喜的突破

在創新療法中，最值得驚喜的是腫瘤免疫療法。目前在某些特定的癌癥類型中，腫瘤免疫治療已經成為和手術、放療、化療和靶向治療並重的一種治療方式，有望不斷提升難治癌癥的生存預期，並改善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PD-1/PD-L1為代表的腫瘤免疫藥物。腫瘤細胞可以發生在人體許多組織器官中，一旦它們被PD-1抗體攻擊後，免疫細胞就可以根據作戰方案各個擊破腫瘤細胞。一些晚期癌癥患者在使用後，散布全身的腫瘤大都被清除，只剩下極少數頑固的腫瘤。這時，只要將這些頑固腫瘤用手術切除，他們的癌癥就可在至少幾年的時間被不會發作，生命將大大延長。

就抗腫瘤而言，PD-1抗體作用是廣譜的，目前臨床試驗中已經包括肺癌、腎癌、胃癌、結腸癌、卵巢癌、乳腺癌、皮膚癌和腦腫瘤等。它可以控制50%的皮膚癌病人的癌癥進展，治愈10%左右的皮膚癌病人。對於頑固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多年來醫學上束手無策，PD-1抗體也對24%的病人有臨床控制效果。在不良反應上，多數化療藥常見的副反應包括骨髓移植及消化道毒性，嚴重影響病人生活質量。而PD-1的最常見副反應為疲乏，出現率大約20%。

據統計，僅2016年一年，科學家們發表了大量研究進展，揭露了腫瘤細胞“對抗”免疫細胞攻擊背後的不同機制，並開發了一系列新型免疫療法（如調節膽固醇等），找到了癌癥免疫療法只對部分患者有效的多項證據，發現了可用於免疫治療的新靶點，以及改善免疫治療的多種途徑（如“雙抗原”CAR-T系統等）。同時，被譽為癌癥治療未來必然發展趨勢的聯合療法也取得了大量喜人成果。

中國需要更多推動力

這是國內外眾多企業競相角逐的市場，前景非常令人期待。在國內，大批具有海外新藥研發經驗的科學家回到國內，聚焦在這一領域的藥物研發上。隨著醫藥企業渴望轉型，加之國家政策的支持、資本市場的介入，中國的創新藥公司已經逐漸跟上步伐，層出不窮的國內企業創新項目轉讓海外權益就是一個證明。

不過，目前國內暫無腫瘤免疫治療藥物獲批生產，歐美企業百時美施貴寶、默沙東、羅氏在中國開展的腫瘤免疫治療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隨著研發的進步以及對癌癥基因圖譜研究的深入，我們會更有信心攻克癌癥。”百時美施貴寶中國研發部負責人阮卡淳博士表示。

中國治療癌癥新藥的可及性遠不如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2014年全球癌癥報告》顯示，全球癌癥新發和死亡病例呈持續上升之勢，新增病例有近一半出現在亞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國，而在肝、食道、胃和肺等4種惡性腫瘤中，中國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

根據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最新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在2010年—2014年全球癌癥新藥可及性的排名遠遠不及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49個新藥中僅有6個在中國上市供患者使用。同時，在中國進行的與癌癥相關的臨床實驗研究項目數量不到美國的1/5。

治療的效果也存在巨大差異。 2015年中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新發癌癥病例達429萬例，占全球新發病例的20%，死亡281萬例。中國所有癌癥的5年生存期在2015年預估為36.9%，而美國在2012年已達70%。

吳一龍說：“十年前，一個靶向藥物上市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而最近的創新藥上市大概僅需兩到三年，未來的速度還會更快。但在中國，這個速度通常落後三到五年。近幾年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能夠進一步加速，很多患者將從中獲益。”

癌癥防治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給患者家庭和社會醫療體系帶來沈重負擔。RDPAC發布的報告中提到，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結直腸癌和食管癌在中國城市地區的人均就診負擔最重，大約為1萬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負擔次之，大約為9900美元，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診支出約為8500美元。

“這些數字是什麽概念？這個負擔是非常巨大的。”吳一龍直言。就全國來說，一個家庭平均一年的支出費用是8500美元，如果有人得了肺癌，就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年的總支出沒有了。

“長遠來看，在國家層面不斷完善腫瘤防控和藥物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基因測序的系統研究在應對癌癥挑戰方面至關重要，歐美國家在這個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希望在未來，癌癥就像我們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那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相伴相隨的慢性疾病。”吳一龍建議道。

RDPAC執行委員會成員林泰慷博士也呼籲：“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應攜手努力，促進創新治療方案的研發，同時積極改善患者可及性，加速推進實現中國癌癥防治的目標。”

癌癥死亡率20年降低23%，歸功於創新療法

放射治療設備（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方喆/圖）

“以肺癌為例來看，短短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讓晚期患者從過去不到一年生存期，到現在我們有可能讓患者活到四到五年左右,這種巨大的進步有賴於創新藥物的出現。”

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吳一龍教授感慨。

2017年2月4日是第18個“世界癌癥日”，今年的主題是“我們能，我能戰勝癌癥 （WE CAN, I CAN）”。在這前夕，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發布了《以藥物創新應對癌癥的挑戰》報告，揭示全球及我國目前嚴峻的癌癥形勢和沈重的疾病負擔，以及針對癌癥治療的多種創新療法。

過去的20年，癌癥治療有了顯著的進展。據美國癌癥協會2016年的數據顯示，與死亡率高峰的1990年代相比，目前的癌癥死亡率已降低了23%，這其中83%都歸功於新型的癌癥治療方法，從手術、化療、靶向治療到最新的免疫腫瘤治療、基因療法等。

又根據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hRMA）的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超過800種癌癥藥物在研發過程中，其中73%的藥物都是針對個體化治療。“毫無疑問，個體化醫療是目前癌癥防治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通過確定特殊的基因標記物，另一方面通過傳統臨床試驗數據、先進的診斷檢測數據和真實世界數據，幫助每一位腫瘤病人提供最適合、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提升生活質量。”羅氏制藥中國醫學部副總裁張方直博士說。

最值得驚喜的突破

在創新療法中，最值得驚喜的是腫瘤免疫療法。目前在某些特定的癌癥類型中，腫瘤免疫治療已經成為和手術、放療、化療和靶向治療並重的一種治療方式，有望不斷提升難治癌癥的生存預期，並改善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PD-1/PD-L1為代表的腫瘤免疫藥物。腫瘤細胞可以發生在人體許多組織器官中，一旦它們被PD-1抗體攻擊後，免疫細胞就可以根據作戰方案各個擊破腫瘤細胞。一些晚期癌癥患者在使用後，散布全身的腫瘤大都被清除，只剩下極少數頑固的腫瘤。這時，只要將這些頑固腫瘤用手術切除，他們的癌癥就可在至少幾年的時間被不會發作，生命將大大延長。

就抗腫瘤而言，PD-1抗體作用是廣譜的，目前臨床試驗中已經包括肺癌、腎癌、胃癌、結腸癌、卵巢癌、乳腺癌、皮膚癌和腦腫瘤等。它可以控制50%的皮膚癌病人的癌癥進展，治愈10%左右的皮膚癌病人。對於頑固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多年來醫學上束手無策，PD-1抗體也對24%的病人有臨床控制效果。在不良反應上，多數化療藥常見的副反應包括骨髓移植及消化道毒性，嚴重影響病人生活質量。而PD-1的最常見副反應為疲乏，出現率大約20%。

據統計，僅2016年一年，科學家們發表了大量研究進展，揭露了腫瘤細胞“對抗”免疫細胞攻擊背後的不同機制，並開發了一系列新型免疫療法（如調節膽固醇等），找到了癌癥免疫療法只對部分患者有效的多項證據，發現了可用於免疫治療的新靶點，以及改善免疫治療的多種途徑（如“雙抗原”CAR-T系統等）。同時，被譽為癌癥治療未來必然發展趨勢的聯合療法也取得了大量喜人成果。

中國需要更多推動力

這是國內外眾多企業競相角逐的市場，前景非常令人期待。在國內，大批具有海外新藥研發經驗的科學家回到國內，聚焦在這一領域的藥物研發上。隨著醫藥企業渴望轉型，加之國家政策的支持、資本市場的介入，中國的創新藥公司已經逐漸跟上步伐，層出不窮的國內企業創新項目轉讓海外權益就是一個證明。

不過，目前國內暫無腫瘤免疫治療藥物獲批生產，歐美企業百時美施貴寶、默沙東、羅氏在中國開展的腫瘤免疫治療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隨著研發的進步以及對癌癥基因圖譜研究的深入，我們會更有信心攻克癌癥。”百時美施貴寶中國研發部負責人阮卡淳博士表示。

中國治療癌癥新藥的可及性遠不如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2014年全球癌癥報告》顯示，全球癌癥新發和死亡病例呈持續上升之勢，新增病例有近一半出現在亞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國，而在肝、食道、胃和肺等4種惡性腫瘤中，中國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

根據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最新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在2010年—2014年全球癌癥新藥可及性的排名遠遠不及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49個新藥中僅有6個在中國上市供患者使用。同時，在中國進行的與癌癥相關的臨床實驗研究項目數量不到美國的1/5。

治療的效果也存在巨大差異。 2015年中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新發癌癥病例達429萬例，占全球新發病例的20%，死亡281萬例。中國所有癌癥的5年生存期在2015年預估為36.9%，而美國在2012年已達70%。

吳一龍說：“十年前，一個靶向藥物上市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而最近的創新藥上市大概僅需兩到三年，未來的速度還會更快。但在中國，這個速度通常落後三到五年。近幾年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能夠進一步加速，很多患者將從中獲益。”

癌癥防治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給患者家庭和社會醫療體系帶來沈重負擔。RDPAC發布的報告中提到，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結直腸癌和食管癌在中國城市地區的人均就診負擔最重，大約為1萬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負擔次之，大約為9900美元，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診支出約為8500美元。

“這些數字是什麽概念？這個負擔是非常巨大的。”吳一龍直言。就全國來說，一個家庭平均一年的支出費用是8500美元，如果有人得了肺癌，就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年的總支出沒有了。

“長遠來看，在國家層面不斷完善腫瘤防控和藥物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基因測序的系統研究在應對癌癥挑戰方面至關重要，歐美國家在這個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希望在未來，癌癥就像我們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那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相伴相隨的慢性疾病。”吳一龍建議道。

RDPAC執行委員會成員林泰慷博士也呼籲：“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應攜手努力，促進創新治療方案的研發，同時積極改善患者可及性，加速推進實現中國癌癥防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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