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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自詡中港法律專家、捉鼠能 手，又無黨無派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一句「選民應受懲罰」論，火速變成眾矢之的。本刊最近收到政客爆料，指任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的梁美芬所著的法律 書，涉抄襲港大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論文，文章中無註明出處。學術界直言情況嚴重，對教師或學生抄襲也是零容忍。常被喻為隱形左派的梁美芬，原來並非隱形。 她一直以來都是愛國中堅，八七年毅然走去北京人民大學讀法律，師從四大護法之一的許崇德，之後便一路受到國內扶植，丈夫也是外交部法律專家，○三年七月一 日，數十萬人上街反二十三條時，她則聯署撐二十三條立法，只是當時大家遺忘了她。

梁美芬於二○○六年出版的著作《The Hong Kong Basic Law: Hybrid of Common Law and Chinese Law》（香港基本法，普通法及中國法的混合體），第五章提及臨時立法會合法性時（見新舊版本比較），在十一頁的文章中，有半頁涉嫌抄襲港大法律學院陳弘 毅教授的意見，沒有註明出處。據知，梁遭別人投訴後，迅速「補鑊」，收回○六年版本及於○七年出更新版，補回出處。

求證即取消出席立會

本週一是立法會告別日，梁美芬也在出席名單中，但當記者致電予梁，她知悉記者來意，欲向她求證抄襲疑雲時，即改口說未必會出席，語氣變得急速及不耐煩，企 圖轉移記者視線：「答咗無限咁多次！呢個唔係新聞！係舊聞！我已經處理過好多次（○六年版）。 出嘅時候已經有埋做咗更正嘅光碟。」她又稱，大學圖書館的紀錄亦有顯示連帶更正光碟，又指已推出修訂版本「補救」。根本沒有正面回應是否抄襲、為何抄襲的 問題。不過，當記者前往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查詢時，發現館中的○六年版本只有書本，並無梁所說的更正光碟，記者向圖書館管理員查問有關光碟，對方亦指書到時 並無光碟附帶，單憑○六年版本的書，難以知悉何處曾作修改更正，亦難以知道除大學的圖書館外，坊間或政府的圖書館借用者，是否看到已修改錯誤的光碟。負責 替梁美芬出書的出版社LexisNexis截稿前對事件未有回應。但記者再以顧客身份查詢，問○六年版的書是否有光碟或任何修改的附件，職員翻查資料後回 覆：「○六年嘅版本係無CD，出面買嘅都應該無。」至於為何大學圖書館的版本有光碟？職員表示不清楚。多間大學圖書館的○六版本，的確如梁美芬所說附有光 碟，但製作簡陋，光碟面更屬手寫，書面亦沒表明內附修改資料。其實註明出處很易做，被問及為何要出更正光碟？梁美芬形容是「Technical Error（技術錯誤）」，「係編審出現咗問題，漏咗」。她稱已通知陳弘毅教授，說已作出更正，又說會作書面回應，更「吩咐」記者如實報導。其後，記者收 到梁美芬助手的來電及書面聲明，再次「吩咐」記者：「要俾你老總！」聲明內容尾段還特別加上一句：「本人並對一切不符事實的報導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 利。」疑被抄襲的作者陳弘毅教授則向本刊說，梁美芬當年曾主動致電給他，表示收到投訴，並向他解釋出錯及道歉，「佢（梁美芬）有解釋番件事，出咗（○六年 版本）之後好快出咗個更正版本。我自己覺得無乜問題，佢都好早同我傾番呢個問題，我諗佢都係無心之失，呢啲學術著作，用好多註釋，有啲間中都有錯嘅。」雖 然陳教授已原諒梁美芬的「無心之失」，但學者指若涉及抄襲，即使是被抄者不追究，不論抄襲成分多少，也是不能容忍的犯錯。

新舊版比較

抄襲零容忍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周偉信看過疑似抄襲的部分，表示單憑文本來看，梁美芬的確沒有引述屬陳弘毅的言論，但因她前文略有提及陳的其他法律意見，統一來 看，會較難定義是否構成抄襲，不過一定屬「不恰當」，未有在引用陳弘毅言論的部分列明出處。除了陳弘毅，梁美芬在同一本書第十七章中，有約半版引述中國法 律學者李章有關跨境法律的言論部分時，亦沒有列明註腳，到○七年新版時才列出，周偉信比較過兩書，表示初版屬明顯技術性抄襲。周坦言，學術界對抄襲的罪名 看得很重，一旦學生被證實抄襲，該生的功課會視作零分處理，校方亦會召開紀律委員會，最嚴重者可被踢出校。至於教授涉嫌抄襲，大學通常會由學系召開紀律委 員會調查，「有時可能會係出版社未俾最後版本佢哋睇，然後就出街錯咗都唔定。如果個作者即刻收回書籍，或好快出番個新版本補救，盡量將對被抄嘅人損害減至 最低，對方又唔追究，咁都可能無事。」但他坦言，不小心出錯也是錯。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法律系教授認為問題嚴重，認為○六年舊版本應全面回收，作者應再 發表聲明及道歉。「（與被抄襲者是）朋友也不影響事件性質，唔理你哋私人關係，唔俾資料來源、出處就係抄襲，人哋或者唔追究，咁係另一件事。」城大回應 指，校方十分重視學術誠信和操守，尊重知識產權，校方設既定程序處理涉及抄襲的個案，對於梁美芬的情況，校方表示當接獲投訴及有證據時會跟進。而九四年入 讀城大法學院的前學生代表季詩傑指，早前聽聞梁美芬著作涉抄襲，他和其他舊生十分關注，將一同去信跟進。

鄭宇碩涉抄襲丟院長減薪

城大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鄭宇碩，原任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但九五年被揭發其著作及論文涉抄襲，事件由城大成立專家小組調查，其後校方認為罪名不成立，但指 採用他人材料而沒有足夠註明出處，是學術界不可接受，城大於是罰他降職至講座教授，罷免其院長職位，及免除其擔任行政工作兩年和減薪。原本活躍於政治界的 鄭宇碩，隨即沉寂，他曾任公民黨首任秘書長，去年更「出山」，出戰陳家洛爭黨主席職位，後無法勝出。有指當年鄭宇碩被降職後，飽受同僚白眼。

名校生共產路

這宗風波，對於近年火速上位、獲「西環」（中聯辦）力保進入立法會的梁美芬來說，可說是麻煩事一件。最傳奇的，反而是這位本來激過長毛、反政府的學生代 表，在去完北京讀書後，竟突然頓悟，變成走「超級左」的共產之路。六一年出世的梁美芬，是廣東肇慶人，她在荃灣福來邨長大，爸爸是土生土長港人，曾經在油 麻地有店鋪，從事鐵器生意，一家七口全靠其父供養，惟梁父最後被騙，欠下七十萬巨債，令一家生活陷入困難。梁美芬就讀傳統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是校內的高 材生，她接受訪問時說，本打算入讀港大醫科，但最後於八二年選擇入讀中文大學，第一年讀英國文學，後轉往政治及行政學系，其間更曾往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 交流一年，看見「西方開放浪盪的一面」，當時正值中英為香港回歸展開談判，校內談論政治氣氛濃厚。她的中大同學、現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說，梁當 年很活躍參加學生會、學生報等組織，是很西化和激進的學生。

四大護法學生

梁美芬八七年畢業，獲頒獎學金，可選擇往美國或法國留學，但她卻去北京人民大學修讀法律碩士，導師為基本法的四大護法之一許崇德，小護法黃振民是她的同 學，另師兄如高銘宣、趙秉志等，也成為內地司法界的重要人物。當時家人極力反對，力阻她「棄法取中」，但她堅持，認為法治的改革，可以改變國家的發展。梁 美芬更曾在訪問中說，在內地留學期間，每個學生每月只得四張「澡票」，每人平均每週才可沖涼一次，她往往因頂不順而踩單車往公共澡室洗澡，還憶述有一次因 難忍班上男同學體臭，嘔吐大作。兩年在北京的學習和所見所聞，徹底改變了梁美芬日後的發展，她後來更與北京法律專家王貴國結婚，一家人每年都回國探親。八 九年，她回港在《英文虎報》任記者，曾親歷和採訪六四事件，六四後認為記者貢獻有限，決定投身法律界，在鄭耀宗任城大校長期間，與前立法會勞工界代表鄺志 堅同一期加入城大，獲聘請為法學院助理講師，後一直平步青雲，曾一度升至副院長之位，月入八至九萬，更得到何鴻燊、鄭家成等商人支持，成立中華法律網，提 供中國法律翻譯服務，又提倡將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案，逐一翻譯成英文，讓外國法律專家明白中國建制，她更曾聲言賣掉房子，斥資將中國法律翻譯成英文。

送棺材俾校長

梁美芬就讀中大時，曾是校內「搞事分子」，她於八六至八七年擔任聯合書院學生會會長，當年中大動議由四年制改成三年制，她大力反對，送棺材給校長馬臨，帶 有葬送教育之意。梁美芬曾在接受訪問時憶述，馬臨收到棺材翌日早上還請她飲茶，稱不介意她們表達意見，只怕社會對大學生有期望，擔心她們行為過激而影響社 會大眾對她們的評價。當時校長主張校園開放討論，送棺材後，她仍可獲發獎學金，沒受影響。

出入民建聯多次

北京留學及師承大護法後，梁美芬已逐漸成為中國法制的維護者，就連政治觀點及言論，也與中方極為相近，昔日與校方抗爭、西化的她已起了變化及踏上政治之 路。她曾說，在九一年及九四年有人欲拉攏她從政，但自己當時忙着寫書，無暇從政，是獨立、無黨派人士。不過，翻查紀錄，梁美芬曾分別於九七年十月、○二年 底兩次加入民建聯、後又分別於九九年及○四年退黨，的的確確曾是民建聯的黨員。於二○○四年，由前亞視總裁封小平、中銀高層盧重興、人大代表簡福飴等親中 人士組成的「全民黨」，主張推行創新經濟產業，吸引大陸民企投資。梁美芬也獲邀加入任創黨成員及常委。但該黨一直沒有任何實質運作，梁亦於二○○六年三月 退出，繼續成為「無黨」人士。過去多年，梁美芬的政治取態，其實與中方極為相近，如二○○三年七月一日，市民反對香港立法二十三條之際，她和當時為民建聯 黨員、現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蘇錦樑，以及基本法護法之一譚惠珠等親中人士，聯署登報支持二十三條立法。由於成功漂紅，梁美芬於○八年立法會直選出選 九龍西，也獲得中聯辦發功力撐，成功擊敗對手田北辰。擺到明幫梁美芬手的，除了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林武，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高寶齡亦幫她拉線，將一班獨 立建制派人士加入梁成立的西九新動力。在選舉期間，亦曾有人質問梁是否共青團，但她當時未有回答，令不少人猜疑她與中方建立的關係，已非朝夕及非常穩固。 記者本週一再次問她是否共產黨員，她沒有回覆便收線。

大學憂赤化

為拉攏與內地關係，本港不少大學校長及高級教員近年紛紛被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例如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擔任校長不久後，在○八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被指與 中方關係密切，他更被指曾任中央密使，勸說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不要訪港。另外，理大前校長潘宗光、浸大前校長吳清輝及城大前校長張信剛，則成為人大代表 或政協委員。本港多間大學的講座教授亦成為人大或中科院院士等，令高教界擔心被赤化。

靠怪招上位

自從正式從政後，梁美芬奇招百出，○八年她出任九龍西區議員後，擔任地區組織「西九新動力」發言人，率先從廣州請來「中國滅鼠大王」李鏡就來港治鼠患，在 朗豪坊等食肆、旺角快富街一帶放置老鼠籠及黏鼠膠等，還自詡在一小時內捕獲十七隻平均身長約八吋的大鼠，稱解決鼠患，她亦因而獲「鼠王芬」的花名。雖然她 曾留學及出身名校，但其中英文水平卻經常「露底」。如她早年在旺區尖沙咀街頭的廣告招牌，被踢爆英文奇差，竟然寫道「尋求共識一切從誠意開始U and me feel the same」，而非用「U and I」，文法上出錯，被嘲笑水平差。除英文外，梁美芬就連中文典故也引述錯誤，貽笑大方。今年五月，幾位立法會議員牽頭成立「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庫，由何 鍾泰擔任主席，而身為研究中心常務副主席的梁美芬，向傳媒解釋為何以「大舜」為名時，稱「我第一個項目係同水質有關，用現代化方法改善香港水質……大禹就 治水，佢嘅Daddy（爸爸）係大舜」，甚至說「就算唔係讀中史，細路仔都會識」。根據史載，禹的父親是鯀，鯀治水失敗，為舜帝所殺，舜帝再命禹承父業治 水，舜因禹治水有功而禪讓帝位給他，世人稱道的禪讓典範，結果被誤說成世襲。

不知劏房疾苦

幼時出身貧窮的她，近年卻變得不吃人間煙火。如深水埗出現「棺材房」的劏房，租客只有儼如「棺材」般大的活動空間，呎租高達三百元，梁美芬最近就在立法會 提出口頭質詢，表示擔心棺材房的租戶被騙，「我以前都住過海景酒店，都係一萬蚊一個月，有成百幾呎，點解棺材房每呎要三百蚊，佢哋係唔係俾人呃？」遭網民 狠批她無知及不了解民間疾苦。直至最近，梁美芬評論替補機制時連番抽水，惹來公憤。她當初提出私人草案，限制辭職的人再參選，可謂替補機制的禍首，但她在 政府宣布押後替補機制作諮詢後，急急派發單張，竟表示自己成功爭取支持押後，惹來坊間反感。其後在接受電視訪問時發表「懲罰論」，「選民應該知道投票俾邊 一樣嘅人，啲人會唔會中途辭職玩嘢；如果佢係辭職玩嘢，個位俾另一個人呢，咁選民同佢一齊受懲罰呢，我覺得應該係說得通。」令各界嘩然，逼得她其後收回言 論及道歉補鑊。雖然鼠王芬蝦碌百出，但在黨的支持下，依然屹立不倒，成為新左王。

臨記粉絲聲援

上週三人民力量發起圍堵立法會首天，近期言行相當「惹火」的梁美芬，其辦事處遭淋漆油。不過，同日下午，一班聲稱是梁美芬粉絲者，去到立法會外舉牌及獻花 以示支持，相片中的粉絲均以紙牌掩面，唯一有露面的印巴籍粉絲，被網民發現是特約演員，名叫Ricky Chan，任職髮型師十多年，曾在電影《機動部隊-伙伴》擔任特約演員。他曾向記者表示不認識梁美芬，亦未登記做選民，但就聲稱當日並沒收錢當臨記，只是 在朋友介紹下出席撐場活動，希望梁美芬可為南亞裔人士爭取權益。有網民質疑，事件是否自編自導自演的政治show。

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歷經數次修正，香港政府設立「市區重建局」主導都市更新，由政府擔負起「公共利益」的責任，創造都更戶、建商、政府三贏，作法值得台灣借鏡。

撰文‧燕珍宜

二○一○年初，九龍馬頭圍道一棟樓齡超過五十年的六層樓老屋，不幸發生崩塌慘劇，震驚全港。根據香港市區重建局統計，香港屋齡超過三十年的房子高達一．六萬棟；而屋齡超過五十年的房子，更超過四千多棟。

都市更新在香港，不單是建築老化問題，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破落的大樓，住的多是一些外來移民與弱勢居民，居住品質惡劣，更容易衍生治安問題。

公營單位主導 「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迄今共完成五十五個重建項目，共有近三萬四千戶，平均每年推動五個案子。其中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數次修正，「香港經驗」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值得我們借鏡參考，並引以為戒。

首先，為何台灣的都更案，建商與都更戶總是糾紛不斷，香港則無此問題，原因與誰來主導都更計畫有關。

台灣都市更新模式，由於政府害怕被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因此自動退位、將角色降到最低，由建商來發動都更，讓利益、立場對立的私部門（建商與住戶）， 自行談判所謂的分配問題。這先天利益衝突的雙方，誰的餅畫大一點，另一方的餅就一定會縮小，導致利益分配的糾紛與衝突層出不窮，也引發各界批評，都更的龐 大利益由建商獨攬。

香港的都市更新是由政府出資，設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來主導。市建局成立於○一年，從規畫、收地、賠償、標售、業權，都是由市建局統整後，才公開招標由建商接手。

市建局的最高權力架構是董事會，董事會的成員有政府官員、 立法會議員、專家、學者與社會工作者等，他們的工作都與市區更新有關。市建局啟動的營運資本，來自政府注資的一百億港幣，以及豁免都市重建項目的地價。

由公營單位主導的都更計畫，與建商啟動的都更最大不同在於，「不以營利為目的」。市建局企業傳訊總監邱松鶴解釋：「市建局也會開展一些無利可圖，甚至虧損 的都更專案，這是我們與發展商（建商）最大的分別，這精神也比較符合都更的公共利益原則。」○八年市建局就曾因房價大跌而虧損四十五億港幣，後來則因為房 價回漲，○九年變成六十九億港幣盈餘，盈餘會投入在拆遷賠償以及新的都更項目中。在都更執行過程中，市建局會協助原住戶尋找新住處，至於釘子戶，因為市建 局有強制拆遷權力，因此釘子戶的問題並不嚴重。

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

由建商主導的都更案，一般不會賠償弱勢的承租戶，但是香港市建局則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補償額約是租戶三年半租金的總和，補償下限為七萬港幣。對於一些不希望拿錢的租戶，市建局會協助他們申請香港的公共房屋。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黃麗玲表示，台灣都市更新中，政府的角色非常弱，讓私部門去談分配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審議、保障人民財產等責任。都市重建龐大的開發利益由建商獨享，是否嚴重違反都市更新政策開宗明義所標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值得檢討。

一九九○年代末期，市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即因被批評官商勾結，讓重建的大部分利益落入合作的地產商口袋，而不是給了社會或公營的土地發展公司，最 後，香港政府只好關閉土地發展公司。而今，即使已有由市建局主導，執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都更計畫，但若建商可以自行整合改建舊樓，符合雙方利益，並非一定 得由市建局主導，同樣可以進行。

香港另一成功之處是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以下是台灣每戶都更戶都會遇到的棘手問題：「建商給的條件是三十五坪實坪加十三坪公設，現在住的坪數是三十三 坪，建商要我們家用一坪四十五萬元的價格買多出來的十五坪……，請問如此這般的條件合理嗎？」「建商給的條件合理嗎？」每戶都更戶都怕被建商占便宜，都想 成為最後一位簽同意書的人，都想談到最好的條件。台灣都更設計，每位都更戶得到的補償利益可能都不相同，似乎只要會吵會鬧就有糖吃，既不透明、又不符合公 平原則，這也是都更案爭端不斷、延宕落後的主因。

香港都更的補償機制是經由立法會（類似台灣的立法院）批准，有一套客觀標準，以達透明與制度化。此補償公式為以「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格乘以收購面積：是 指在重建區同一或近似的區域內，樓齡約七年樓房的單位平均價，按照此單位價，乘以收購樓房的面積，就可以得出補償金額。此為一樓以上住宅的方式，至於一樓 店面，則再加三五％的面積計算。

這個「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不是由市建局估計的，而是以抽籤方式選出七位獨立估價師估價，最後把估值最高與最低的剔除，再把其餘五家估價師的估價除以五，得出平均數。這樣的補償設計，暫且不論都更戶是否覺得「足夠」，但是至少不會有同一樓房不同價格的情形出現。

邱松鶴補充表示，對於都更原住戶，原本，香港︽市區重建策略︾規定一律採取現金補償，但後因許多民眾反映希望能以樓換樓，因此，新法規也開放改建後，原住戶可以簽約當時新樓單位價回購。

積極保存歷史文化

站在香港島的灣仔區或荃灣新天地，放眼望去，一棟棟嶄新的商業大樓與豪宅取代市井小民舊式唐樓，擺滿國際精品的豪華商場取代了街道小商鋪。拆舊樓蓋豪宅，引來香港居民對都市更新最後都簡化成「一切都只為了錢」的批評聲浪。

二○○六年香港政府強硬拆除具歷史意義的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引發群眾聚集抗議，香港社會趨向保存具歷史特色建築。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榮譽會長吳水麗表示，不論是政府或私人機構進行市區更新時，對樓房的修復工作及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應給予充分保護。

市建局也從善如流，採納各界的建議，不但展開六十棟具有歷史價值戰前樓宇的保育工作，並透過協商收購與資助修復的方式，展開騎樓式建築保育計畫。其中，位 於灣仔的四棟騎樓式建築──和昌大押，即透過細緻的保育翻新工作，如今成為有特色的餐廳；而香港中環街市大樓，則規畫成為「城中綠洲」，並採納原住戶意 見，拒絕ＬＶ等國際精品進駐。

房地產開發豪宅化，往往就是驅逐當地小的商家，邱松鶴表示他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已開始規畫小商鋪的安置計畫。

台北市長郝龍斌一一年二月參訪香港的都市更新時，即表示要評估成立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公司。都市更新應是整體都市計畫中的一環，都市更新不能以私人利益為目的，而涉及公共利益的都市更新，政府更不應該缺席。

都市更新

台、港兩樣情

台灣

實施時間 1998年公布《都市更新條例》已拆遷數 122件，共15395戶

都更實施者 私人建商

土地所有權 私人

拆遷補償機制 談判制、金額不透明

釘子戶 不能強制徵收

香港

實施時間 1988（土地發展公司）已拆遷數 55個重建項目，共約3.4萬戶都更實施者 公營機構市建局

土地所有權 政府

拆遷補償機制 補償規定公開透明

釘子戶 強制收回

各界引頸企盼的人民幣清算機制已經確定延後上路，國台辦表示，正抓緊遴選時間，建議台灣能先以代理行方式展開各項業務；但央行卻堅持要走清算路線，銀行業者大力呼籲代理行模式其實也能讓人民幣上路，到底人民幣清算業務是卡在哪裡？

撰文‧許瀞文

原本該在十月三十一日上路的人民幣清算機制確定延期，可能要等中共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才能遴選出人民幣清算銀行。

這消息一出，讓殷殷盼望的台灣金融圈大失所望，心裡湧起更多疑問：「到底卡在哪？難道十八大後就真的能選出人民幣清算行？」某位與央行熟識的金控高層也提到：「這次確實是大陸方面暫時緩住了清算行的遴選。」或許大陸端真有自己的考量，但在台灣卻有一條法規卡住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的腳步。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簽訂雙邊貨幣清算協定或建立雙邊貨幣清算機制後，人民幣在台灣地區的管理，就能回歸《管理外匯條例》，相關規範比照一般外幣。」銀行界呼籲先求有、再求好這也是為何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拋出了台灣能先以代理行制度展開人民幣業務，但央行卻堅持一定要有清算行才能開始發展。就算簽了「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ＭＯＵ）已經超過兩個月的時間，人民幣業務在台灣還是無法上路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說，根據法令，沒有清算行就無法建立清算機制，台灣境內的人民幣業務就會一直卡住，在大陸還沒遴選出清算行，台灣又被法令限制住，找不到解套方式。

是否有預定的時程表？央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上針對立委質詢時，僅表示會加快腳步。對此，本刊也致電楊毅，楊毅強調會抓緊遴選時間選出清算行。央行與國台辦這兩方都不鬆口，人民幣清算機制看似遙遙無期。

但引頸企盼的台灣銀行業者已經等不及了，呼籲先開放代理行模式。於是台灣在這情況下，出現民間希望以代理行先行、但主管機關不認同、而大陸遴選清算行沒給最後選出時間的窘境，三方各吹各調。

「至少ＤＢＵ（外匯指定銀行）的企業戶能先行，畢竟先求有、再求好。」一位民營金控高層說，「其實只要央行肯放行，就能先以代理行模式承作人民幣相關業務。」這位高層提到，前提是「央行要承認代理行也是清算機制的一種」。

業者並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並沒有和中國人行簽訂清算協議，但人民幣業務卻在新加坡發展火熱。

據了解，在二○一○年底，新加坡與中國簽訂了一五○○億元人民幣的換匯協議，確保人民幣來源無虞後，積極地發展人民幣相關業務。

去年三月，中國工商銀行正式在新加坡成立「海外人民幣業務中心」，包含存款、貿易結算、信用卡、金融商品投資等，新加坡法人、自然人都能承作。換言之，新加坡只是沒有取得法律上的正式清算地位而已，其人民幣業務並不輸香港。

央行官員對此低調回應，代理行模式多處理貿易結算的業務，對國內發展人民幣業務沒有幫助，且若採行代理行模式就違反了上述法令，「必須要有清算行，建立清算機制後才算數。」央行對此相當堅持。

央行認為，如果走代理模式，人民幣存款會存在大陸的代理銀行帳戶中；但走清算行，國內所有銀行都會在台灣的清算行開一個帳戶，才能把資金留在台灣。

大陸說不出口的延宕

除了台灣自己的法規及認定上卡住人民幣清算機制，在大陸端也有說不出口的考量。

去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周年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親自承諾香港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地位不變，但若遴選一家人民幣清算行給台灣，台灣就成了全世界第一個與大陸互設清算行的國家，這豈不就違反了胡錦濤當時對香港的承諾？

但在央行與金管會的努力下，大陸也與台灣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同意在台遴選一家清算行。不過，大陸要如何不違反去年對香港的承諾？「大陸有關當局也還在細細思量相關配套措施。」一位中資銀行香港分行的主管提到。

另外，市場也有另一說法，就是牽涉到枱面下的政治考量。如無意外，在十八大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的大位將由習近平接任，如果將政治利多在習近平上台前都給完了，那麼習近平還能給台灣怎樣的利多呢？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等到十八大後，由新任中國國家主席宣布在台的人民幣清算行，並建立相關機制，釋出善意；而台灣目前也只能按兵不動，等待時機。

人民幣代理行制度 vs. 清算行制度

機制 簡介 優點 缺點

代理行 與其他國家的銀行建立往來帳戶，主要負責支付結算業務；目前台灣OBU（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就是以此方式進行能和多家銀行簽代理合約，人民幣匯價可以貨比三家 1. 人民幣量小的銀行，較難拿到優惠利率及額度2. 銀行必須和代理行建立默契，才有利業務推廣清算行 由單一家銀行擔任，負責調節台灣境內人民幣的拋補與拆借 能直接向中國人民銀行取得政策性支持 1. 由單一家銀行負責，匯率上較無彈性空間2. 由清算行自行決定給予各銀行的額度

要管理企業的創新能力，領導者經常面對的抉擇是，究竟是擁有頂尖創意的明星人才重要，還是管理人才的制度更重要？

太過重視制度，恐怕會限制人才發揮的可能性。但是完全放任人才發揮，對領導者的資源管理與經營效率，都是挑戰。這兩者，該如何平衡？尤其是當這幾年產業進入典範轉移，方向多變之際，更考驗著管理者的拿捏能力。

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張亞勤，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極力栽培的大陸菁英，比爾‧蓋茲不但親自擔任他的導師。他領導微軟在大陸設立的研發單位，八年時間把微軟從一百多人的草創機構，變成超過三千人，成為微軟海外最重要的研發基地，微軟目前最重要的產品之一Kinect（體感控制器），就是由他旗下的亞洲研究院研發出來，比爾‧蓋茲還曾任命他擔任中國微軟的董事長，把中國微軟的研發和業務都交給他經營。

以下是張亞勤與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黃崇興的精彩對談摘要。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黃崇興（以下簡稱黃）：你曾談過，管理人才要有一個機制，才能讓人才的能力發揮出來。你可不可以闡述對機制與人才的看法？

確認定位，追隨明星人才》評分機制透明，誰來稽核都公平

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張亞勤（以下簡稱張）：十年以前，我在管研院（指微軟亞洲研究院），我覺得機制和人才都需要，兩個都很重要。機制和環境為何重要呢？你的機構要有好的定位，當時我說的，（亞洲研究院）有幾個定位。我們要做一流的研究、沒有人做過的研究，要做主流、對產業有影響力的東西，第四個，我們要做和公司的生意相關的東西。

Xerox PARC研究中心（編按：發明電腦圖形化介面的全錄研發中心）其實符合我前面講的，可能是主流一流，也是領先的（技術），但是（發展的技術）和公司沒關係，就沒法子長期生存，所以我覺得定位很重要，然後就是人才了。

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一定需要有明星的，你要做這個研究領域，一定要有幾位明星，否則你做不起來。你如果有一個明星，他已經寫了很多文章，這幾個恆星可以吸引很多別的人。如果規定我們要做哪些方向，再去找這個star（明星人才），行不通。當時，我們就找資訊科學、電機領域的明星，找到之後我們再定這個方向。是以人為本，然後跟隨人才（follow the talents）。

但，這個（前提）就是有個大的框架，戰略的目標，這個機制，是要根據時空點去制定的。

黃：有大方向後，讓明星前行主導，但你如何管理明星？明星聚在一起會燃燒的，可不一定會變得更亮的！

張：有時候IQ（智商）在一起不是相加相乘，而是相減。很重要的是，每個人很清楚做什麼，大家自己都有專門的方向。

第二點呢，什麼事都是透明（transparent）的，我們有的時候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爭議，但都是很透明、很公平的。我們所有的每件事，都可以在會議上告訴每個人。

我有一個「華爾街日報測試」（Wall Street Journal Test），我假設，做的每一件事，如果第二天（登）到了Wall Street（華爾街日報）的頭條，我絕對不會臉紅。我是不是做了最棒的決定，我事後會不會臉紅。

其實我也不懂管理，但是我都用常識，對員工要誠信，做的事情通通講得出來，比如說我們的評分機制，那要怎麼評呢？我們會有一個大家看得到的評分機制，有什麼不同的觀點都可以表示出來。另外我們研究員自己替自己打分（數），最後發現我們給他們打的分和他們給自己打的分一樣，很少有不同的，這個很有意思。

黃：微軟怎麼透過機制去定義績效？如何不讓機制限制發展性？

訂績效指標，須視情況調整》根據發展和人員，制定當前目標

張：你要根據文化、情況定這些東西，我記得在亞洲研究院成立十五年的時候，我說過去十年可以用論文數、專利數、產品數去衡量，都是好事。下面十年，你衡量的指標就是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對整個IT產業、對公司有最大的貢獻，現在人家談貝爾實驗室，你記得是電晶體，你記得的是雷射，記得這種東西，而不是他們發了多少論文。所以不同時候衡量的組合要不一樣，要根據發展的狀況、人員的構成，跟當前的目標去定。

黃：我們讀案例分析的時候，只讀到最後的答案，但是像微軟這樣的公司，也會犯錯誤，尤其有這麼多明星，很多人過去非常成功，可是Environment（環境）變得太多了，那個Player（對手）是從莫名其妙的地方跳出來，你們怎麼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張：這是我特別喜歡微軟的地方，微軟的文化是自我批判，比爾‧蓋茲常講一句話，「我們離破產永遠只有十八個月，」這個公司總是會有危機意識。

微軟每次做一件事情，我們一個好的成果後，都會有一個分析，大概在產品發布兩個星期之後，大家慶祝、喝啤酒，再開始一個很正式的討論，會把當時所做的決定，包括email（電子郵件）拿過來，就像圍棋下完之後要覆盤（編按：圍棋用語，下完棋後重新檢視下過的棋），花一％的時間看最好的地方，主要花九九％的時間，檢討什麼做錯了？應該怎麼樣去改善？我們會把這些東西記下來，改進（到）下一個版本該往哪裡去；還有一個就是要對產業的趨勢有很大把握，而且願意自己吃掉自己的市場（cannibalize）。

調整規範，須保存文化》完美和創新，是微軟不變標準

黃：你們有讓自我反省融入機制中，但是這個時代變化這麼快，嚴謹的機制、規定，究竟是變得更重要，還是更不重要？如果強調嚴謹的機制，會不會壓抑創新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取捨？

張：在新的環境下，機制被太多限制。機制不是說，要一個規範和原來是一模一樣的。

由於產業有很多不確定，我們這個時候，你就要有更多的靈活度。原來可能想像不可能做的，也許現在也可以做了。

所以你的機制要允許探索。比如說我們有研究院，它做的東西是五年、十年，或是更久，它選的課題也可能和我產品沒有關係（編按：這就是過去不允許的），現在比如說做量子電腦（quantum computing），跟現在在做的東西就是沒有關係，that's fine（沒關係），我們要允許這種嘗試，cover很多的方面。

黃：機制在變化的時候，如何讓它顯得不朝令夕改。我覺得所有機制都有一個核心的部分，去分辨可以變與不可以變的地方。有些人把這些東西叫作是他們自己的value（價值）。

張：文化。

黃：我們講那個叫adaptive（適應），我們講幾個a，第一個是adaptive，第二個是agile（靈活），第三個是aligned（一致），就是我們講triple a（三A）策略。那個是Microsoft（微軟）的文化，是很多企業要回去剖開自己，想我內部那塊不變的東西是什麼。如果你把不變的地方擴得太大，你就僵化了；你把不變的地方變得太小了，你就變成了完全是隨機了。那個不變的是什麼，好公司跟壞公司，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張：我覺得Microsoft（微軟）不變的東西呢，一個就是innovation，研發創新。第二點是quality excellence（完美品質），我們不管人也好，要做產品也好，process（流程）也好，我們是要做到極致，很高的標準，就是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其他更多（機制）都只是一種方式，達到這個的方式。

【延伸閱讀】台灣雇主有47％找不到關鍵人才 根據萬寶華《2012人才短缺調查》，台灣有47％雇主找不到合適員工，萬寶華調查更指出，亞太區比歐美更難找到關鍵人才，在日本，有81％雇主表示找不到合適員工。

【延伸閱讀】高績效人才創造的產值4成比一般員工多 一般行政工作，高績效人才創造產值，比一般員工多4成。麥肯錫針對美國35家企業的410名員工所做的調查顯示，若是與營收直接相關的業務人員，則能創造高於一般業務員67％的業績。

【延伸閱讀】台灣名師觀點－企業慣用單線領導，組織易漏接球因應未來的變局，台灣公司傳統「一條鞭」的做法，在面對協調新變局時，經常無法讓組織每個單位協同作戰、打中目標。常見的狀況是，公司財務部有好幾個老闆，其中之一是公司最賺錢的部門，如果財務部的決定，太過度反映賺錢部門的利益，卻犧牲了另一個公司長期發展的目標，接到一個球，另外一個球就掉了。理想狀況是，各單位能同時接好幾個球，公司的策略才能達到適應（adaptive）、靈活（agile）、一致（aligned）。機制才不至於成為拖累企業改變的負擔。這牽涉到領導風格。台灣企業擅長單線領導，用行銷、財務不同的功能別管理，由老闆親自指揮，單線領導的時候很有效率，但等事業大到一定規模，就會出現問題。現在台灣企業要在變局時，靈活在機制與人才調配上做出修正，讓機制更靈活，就要先和各單位徹底溝通策略目標，讓每個人了解這個目標是怎麼訂的，意義是什麼，當事情發生時，才能真的懂得如何取捨，不是只按照公司的習慣做決定。像奇異前執行長威爾許（Jack Welch），經常花大量時間和下一階、下兩階的經理人深度溝通目標，就是這個原因。口述：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黃崇興

◎ 本刊記者 霍侃?邢昀 文今年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即將啓動。5月中旬開始，一些省份陸續公佈2013年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規模及資金安排計劃。

這已經是第五年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從最初兩年全部由財政部代理髮行，到2011年部分省市試點自行發債，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規模逐漸增加，期限品種更加多元化。如今，地方政府債券的定位，應該不再是2009年推出之時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採取的“特殊政策措施” ，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應當成為地方政府透明、規範舉債融資的常規途徑。

問題在於，由於分歧較大， 《預算法》修訂中有關地方政府發債的條款遲遲未能達成共識。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強調，將抓緊建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令各方對取得突破有更多期待。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建立規範的陽光融資機制，首先 《預算法》修訂應 該體現這方面規則的建設；其次，每年中央代發的地方政府債券規模提升應更快一些，在推行自行發債的試點的基礎上，漸進式走向自主發債。

發債收入與去向

近期財政部已經下發 《關於做好發行2013年地方政府債券有關工作的通知》 ，核定了各地的發債額度。5月中旬以來，各地陸續召開省級人大常委會審議預算調整方案。

2013年由財政部代理髮行的地方政府債券為3500億元，較去年增加40%。

因此，財政部核定的各省（市、區）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均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從目前已公佈的信息看，江蘇將發行地方債153億元，比去年增39%；新疆將發行95億元，同比增32%；重慶的發債規模為88億元，同比增40%；海南將發行60億元債券，同比增50%；湖北發債規模為137億元，同比增33%；廣西將發行95億元，同比增33.8%。

山東、海南等省將在5月底召開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預算調整方案。

從各地公佈的地方政府債券用途看，今年強調加大對保障改善民生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確保續建和收尾項目，審慎篩選新建項目。與過去兩年相比，投向保障房建設的資金規模有所下降，資金投向更偏重公路、軌道交通等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和難以吸引社會投資的民生工程等公益性項目。

5月21日湖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主任會議指出，今年地方政府債券資金安排將嚴格控制安排能夠通過市場化方式籌資的投資項目，不得用于政府性樓堂館所建設和經常性支出。江蘇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的 《江蘇省2013年地方政府債券收支安排及省級預算調整方案》顯示，今年發行的153 億元地方政府債券中，98億元轉貸市縣，省級直接使用55億元。省級直接使用的55億元中，有51億元用于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包括鐵路、水運和農村公路等項目建設。

重慶市將發行的88億元地方政府債券中，市本級使用的64.5億元主要用于鐵路、軌道交通和農林水等項目。今年重慶市本級的資金投向中沒有提到保障性住房建設，而2010年、2011年、2012年重慶投向保障房的資金分別占當年發債總額的24.5%、30%和15.9%。

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資金，更多強調地方政府債券對市場化資金的引導和撬動作用。例如，江蘇省住房保障支出增加的4億元全部用于安排省級保障性住房建設引導資金。

企業債、銀行貸款等市場化融資方式將是保障房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發改委4月19日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改進企業債券發行工作的通知》 ，將保障性住房項目列入 “加快和簡化審核類” 。4月和5月發行的城投債絕大多數投向棚戶區改造、公租房、廉租房、安置小區等保障性安居工程。

新型城鎮化也是各地強調的資金投向之一。四川5月10日發佈的 《關於2013年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指出，國土收益和地方政府債券資金要重點向城鎮化建設傾斜。

今年2月，青島市財政局申報201 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時提出，擬申報的46億元中，用于新型農村社區服務中心建設項目的是20億元，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大城鄉統籌發展力度 ,加速提升城鎮化水平” 。

此外，不少省市都安排部分新發行債券用于償還到期債務，包括即將到期的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債務。今年2010年中央代發的三年期地方政府債券將陸續到期，累計1384億元。

重慶市轉貸區縣的23.5億元地方政府債券，主要用于區縣償還到期地方政府債券、二級公路還貸等，市本級使用的資金中也有部分用于二級公路還貸 重慶市2010年發行的49億地方政府債券中，有34億元將於今年6月21日到期為緩解還款壓力，江蘇省今年發行的年期債券將全部轉貸市縣使用。

青島市財政局在2月提交的申報2013年發債規模請示稱， “我市已進入政府債務還款高峰期，償債資金壓力較大。2013年市級財政需安排政府債務還款支出56.6億元，擬通過地方政府債券安排解決15億元。 ”青島擬用于償債的資金占申請發債總額的近三分之一。

融資機制懸而未決

雖然地方政府債券已經從最初的2000億元逐步擴大到2500億元、3500億元，但地方政府的舉債融資機制仍然缺位。

按照現行1995年起實施的 《預算法》 ，地方各級預算“不列赤字” 。目前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依據 《預算法》第二十八條中“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 “另有規定” 。地方政府債券在省級財政部門列入 “債務收入” ，在省以下財政部門列入“債務轉貸收入” 。多方寄望《預算法》修訂能對地方舉債建立更明確的規則。預算法修訂啓動于2004 年，兩度成立起草小組，至今已跨越三屆全國人大。2011年12月和2012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修正案草案進行了一審和二審。

財新記者獲悉，一審稿在現行《預算法》第二十八條的基礎上，新增如下規定： “國務院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國務院確定的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限額，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省級政府依照國務院下達的限額舉借的債務，作為赤字列入本級預算調整方案，報本級人大常委會批准。 ”對此，全國人大委員未能達成共識。有的委員建議明確地方政府不能舉債，且認為“不列赤字”和 “作為赤字列入本級預算調整方案”的表述衝突。

最終，新增規定並未出現在2012年6月全國人大網站公佈的草案二審稿中。

財新記者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官員處獲悉，預算法三審預計將在8月，關於地方政府發債，尚沒有進一步討論，目前仍是二審稿的內容。去年《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審稿公開征求意見的情況匯總還沒有正式成形。

賈康一直建議按照 “開前門、關後門、修圍牆”的思路，發展比較規範的地方公債。他認為，預算法修訂應當體現這方面相關規則的建設，同時，財政部代發的模式應該走得更快一些。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認為，建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不必然意味著一定要賦予地方政府舉債權。中央代發的債券規模進一步擴大，也是規範的內容。

在目前國務院、全國人大、地方政府、地方人大的關係下，由中央政府核定發債額度，是比直接賦權地方政府完全自主發債更為現實可行的選擇，既能滿足舉債融資的需求，透明規範管理，又能對地方政府的舉債規模形成約束。

由於規範舉債的 “前門”太小，地方政府債券僅在地方政府性債務中占很低比例，地方政府更多借道融資平台舉債，而且隨著貸款准入更加嚴格，轉向信托、理財、債券、基金等渠道，融資渠道趨於隱蔽，控制風險的難度加大。

目前，存量地方政府性債務償還缺乏明晰的機制。安徽省一位市級財政局預算部門的官員告訴財新記者，預算負責安排的主要是財政部門統借統還的債務，包括地方政府債券、國債、世行貸款，這些並不多，完全在可控範圍內。

就怕融資平台公司的債務轉嫁，目前預算編制並沒有納入這部分政府性債務。

5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下力氣推動建立公開、透明、規範、完整的預算體制，形成深化預算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完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控制措施。趙全厚認為，這意味著應該把所有政府性債務納入預算管理，編制政府性債務預算，讓地方人大審批。

對於存量債務的化解，趙全厚認為，主要是通過時間來消化，一是借新還舊，二是政府收入年景好的時候多償還。 “盈利性和現金流較好項目的債務，可以通過轉換方式，慢慢消化。 ”趙全厚說，資產證券化有前景，但規模不可能太大；成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也是可行的方式，不僅是剝離不良資產的概念，而是通過資金運作引入一些民間資本，與政府的長期投資項目匹配。

本刊記者王長勇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