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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新書《錢買不到的東西》，當中提到了他對各種事物市場化的憂慮，他認為在許多事物都可以買到的今天，社會有一些美好價值正在失去。 桑德爾在書中提到了許多例子，例如掛號黃牛、國家公園露營權、器官買賣。然而，筆者認為桑德爾加進一個例子，會更有說服力，這個例子就是「哲學家的良知」。 桑德爾這本基於哲學家良知所著作的《錢買不到的東西》，目前就在書店供讀者花錢購買。如果用桑德爾質疑其他事物買賣的邏輯，我們不妨追問：桑德爾把他的「哲學家良知」在市場買賣，公平還是不公平？ 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桑德爾提到棒球賽的例子，以此論證市場「按價分配」的不公：棒球賽有人買票，還沒看完就早早離去，但有些窮人買不起票，卻對棒球數據如數家珍。因此市場「按價分配」並沒有把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人。 同樣的邏輯也可套用在桑德爾這本書上：有的富人只是附庸風雅，買了這本《錢買不到的東西》，看了前兩頁就丟在一邊，反之，有的窮人買不起這本書，但對人生哲理卻有深刻思索，然而這本《錢買不到的東西》卻在市場標價出售，窮人因此錯失可以得到啟發的機會。這是否也不公平呢？ 如果桑德爾意識到此問題，他應該和書商討論，停止這本書銷售，因哲學家提供良知在市場供人買賣，和一個普通人提供器官在市場供人買賣，本質並無差別──至少筆者看不出什麼差別。若器官買賣會「讓社會失去美好價值」，那哲學家提供良知在市場買賣呢？ 桑德爾若肯身體力行，實際採用他在書中推崇的「先到先得」排隊分配方式，沒有掛號黃牛、沒有金錢污染，讓書供讀者排隊領取，這似乎就解決了窮人買不起他的書的問題。 但我們必須為桑德爾設想：如果用這種分配方式，書商沒收到錢，他們會去印這本書嗎？用這種分配方式，桑德爾寫這本書沒有版稅等金錢收入，他還願意寫這本書嗎？ 事實上，桑德爾所以能受到廣大讀者歡迎，正是因他的哲學家良知可在市場買賣。書商認為出版他的著作可賣錢，才願意印這本書—－如果桑德爾上一本著作《正義》沒有這麼受市場歡迎，哪個書商願意幫他出第二本書？電視台認為出版他的教學影片可以賣錢，所以才製作那些教學影帶。更別提那些邀請他四處演講的單位，大多著眼於桑德爾可以為他們多賣一些產品。然而，靠著市場買賣而走紅的桑德爾，卻反過來質疑市場買賣的道德，這真像是一齣黑色幽默劇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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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是稀少的，我們能用的遠少於我們想要的，也正因為每個人都想要，資源才顯得稀少，因此「稀少」與「競爭」是無可逃避的現實。既然如此，人類對資源的競爭就一定要用某種方式決勝負。 不管分配方式是什麼，是價高者得、先到先得、武力解決，最後結果都是勝者有、敗者無。只是不同分配方式，會決定不同人成為勝者或敗者而已。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認為，市場用「價高者得」方式分配，人們只要出錢就可得到資源，他質疑這是否「公平」（桑德爾從頭到尾沒有定義公平，事實上，公平是個沒有明確定義的名詞）。 然而別種分配方式又何嘗「公平」？「先到先得」是出得起「時間」去排隊的人勝，出不起「時間」者敗；「武力解決」讓孔武有力者勝，體弱多病者敗；「論資排輩」讓資深大老勝，菜鳥新人敗。人類目前所有分配方式，都會產生勝者與敗者，若說依價格分配不公平，則任何分配方式都是不公平的。 桑德爾還質疑，多付錢就能得到更好產品服務是否公平？例如美國有個監獄讓囚犯多付錢以升級到較高級牢房，這對出不起錢的囚犯公平嗎？ 但較高級牢房是稀少資源，不按價格分配並不代表它不用被分配。若不按價格分配，也許典獄長和某囚犯交情好，把高級牢房給他住，和典獄長沒私交的囚犯就只能住普通牢房，這是否「公平」？ 而且，若「多付錢就能得到更好東西」不妥，那是否產品品質毫無差異、每人付一樣多錢、享受同質服務，才是理想世界？有人多付錢獲得更好服務，就是不公平，誰會想活在這種產品服務全一樣的世界？ 此外，「分配」和「生產」有關，除了天上掉下的禮物，大多數物品都是人們提供的，如果分配方式無法讓提供者有好處，這種分配方式一定崩潰。 按價格分配，買者支付代價讓提供物品者獲得好處，才確保物品可持續提供。棒球賽門票按價分配，才有人想去蓋球場；書籍按價分配，才有大哲學家寫書提醒世人「錢買不到一切。」用別種分配方式，供應者沒有好處，就不會有人去提供物品，也不用談分配了。 日前桑德爾來台灣演講，某主持人問他一個問題：如果你去醫院就診，醫生說你是哈佛教授，要給你更好待遇，你是否接受？桑德爾遲疑一下，坦然回答他接受。 然而，因為「身分」和因為「出得起錢」而獲得更好待遇，有什麼不同呢？桑德爾可以接受因身分而得到更好待遇，為何不能接受出較多錢者得到更好待遇？這或許是他帶給人們另一個值得思辨的問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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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不去市場交易就活不下去，他能算是自由嗎？」這是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論點。經濟學認為市場交易是自由的，桑德爾質疑，若為求生才去市場交易，他等於是被迫的，因此市場交易不是完全自由的。 然而，自由不是絕對的，我們不想累死，所以睡覺；不想被判死刑，才不殺人放火。我們也是為求生才被迫做或不做這些事，這是否也「不自由」？ 我們無時無刻都想讓我們的處境更好一些，因此我們總是為達到某個目的而行為。如果我們活在天堂，一切處境都已完美，我們就不用為了什麼目的去行為，這或許就是桑德爾所說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對現實人們毫無意義。 如果想要有意義的討論自由，就要以現實而不是幻想為基礎，古代先賢哲學家，早就認清自由的現實意義，那就是自由須建立在「私有財產權」上。 數千年前，希臘克里特島（Crete）的憲法制定者，認為「自由」是邦國的至高善舉，因此早就規定財產權明確屬於取得財產者，但在實施奴隸制的國家如斯巴達，不僅不承認私有產權，甚至允許偷竊，因此斯巴達體制被認為是「不自由」，不是毫無道理的。 以「天賦人權」著名的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說：「『無財產權，即無正義』，這道理和幾何學任何一個定理一樣正確。因財產權的意思是：支配某樣東西的權利，而『不正義』的意思是：這個權利被侵犯了。」另一名哲學家佛格森（Adam Ferguson）也說：「財產權和人類文明進步有關是顯而易見的。」 經濟學家更看出了私有財產權的深刻意義，「私有財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這是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的創見，換句話說，市場其實是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必然結果。 如果我有個東西想賣，也有人願意買，這個東西的買賣也沒有侵犯到他人的私有財產權，然而政府或一些聖人，卻用「社會美好價值」（這是個含糊不清的名詞）之類的理由，不准我賣，這就是侵犯我的產權，也是在踐踏我的自由。 海耶克（F.A. Hayek）在《到奴役之路》中就說：「經濟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前提。」事實上極權國家人民失去自由，就是從失去「經濟自由」開始。因在政府管制經濟下，一個人無法自由選擇在市場謀求生計，他只能依賴政府，政府權力日趨擴張，人民自然只能被奴役。 用各種泛道德理由，禁止一個人在市場交易私有財產，都是以自己的好惡剝奪他人自由。如果這些人還想教導大家何謂「自由」，那真是太諷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