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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斯蒂格利茨怪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12/100446292_all.html#page2
財新《新世紀》見習記者 李小曉
 

  中國有關部委正在試編國家資產負債表,以摸清「家底」。這其中的主要部分之一應為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一位外管局官員告訴財新記者,國際投資頭寸表是國家的對外資產負債表,是一國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狀況的整體反映,也是國家宏觀經濟決策和市場涉外風險防範的重要信息參考。

  國家外管局近期公佈今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可以看出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的結構分佈依然集中,對外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以外匯儲備為主,外匯儲備餘額33148億美元,佔比67%;對外金融負債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門的直接投資等,外國來華直接投資(FDI)19032億美元,佔比60%。

  不過,在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上半年雖然同比上漲20%,環比上漲3%,依然呈上升態勢,但增速明顯趨緩。這引發了業界有關外資撤資的猜測。表中外國對華的證券投資3011億美元,比2011年底增長近22%,應是是擴大了QFII額度後的結果。

  一位外管局官員透露,官方認為資本流出是正常現象,對經濟沒什麼影響。「匯率沒有波動。市場也沒有恐慌,我們的海外融資還在增加,投資是淨流入,其它投資的負債資產也是淨流入。」

  一位資深金融專家也認為,如把國際投資頭寸表、國際收支平衡表、央行資產負債表放在一起分析,說明再在過去老路上走已很危險,就知道現在具有戰略意義的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賬戶開放、利率匯率市場化等都是為了糾正過去的扭曲,「金融改革時不我待」。

資本誰在流出

  在對外金融負債中,FDI為19032億美元,同比上漲20%,環比上漲3%,依然呈上升態勢,但增速明顯趨緩。這引發了業界有關外資撤資的猜測。而證券投資3011億美元,比2011年底增長近22%。

  「一個無法迴避是事實是,成本,主要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使得中國此前的低附加值的產業部門遷出中國,比如紡織企業,他們會選擇越南這樣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對較低的東南亞地區去生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高級經濟師曾丹爍指出。

  對於外商直接投資放緩的原因,北京師範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賀力平認為:首先,外商來華投資規模已經很大,增速放緩是順其自然;其次,中國國內市場上已出現了一些外商投資向外轉移,比如相對簡單的加工業,轉到其他勞動成本更低的經濟體;第三,更多的外商投資是以參與股權併購的形式參與的,如今很多領域對外商股權併購這一塊的開放度還不夠高;最後,今年宏觀經濟還在下行當中,外商呈觀望態度。

  不過,有市場人士認為, FDI留存利潤有可能低估,即便中國目前有2萬億美元的淨對外投資,整體的對外投資收益,或許依然為負。由於多種原因,目前中國國際收支頭寸表上的FDI餘額,是「歷史成本法」計算考量。而在美國等國家,對FDI的統計均是「市場價值法」。

  但外管局人士認為,該方法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的有效方法,並且隨企業會計記錄的完善而與市場價值越來越接近。從多年來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回和利潤留存的數據來看,其與國際投資頭寸表中記錄的在華直接投資總量相匹配。即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沒有出現利潤大量流出的情形。

  此外,一位外管局官員透露,現在資本外流的主力其實是中國人自己,與外國人沒什麼關係,「進行了分析後,外資投資企業的本金撤資同比還下降了」。

  他解釋說,很多中國企業以前不能用外匯結算,現在拿了很多外匯用不出去,於是存在銀行,銀行到外面去投資。此外,地下錢莊和虛假申報也是資本外流的另外兩個主力因素。其中地下錢莊有可能根本就不進入中國,「兩頭在外」,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法管理。第三是虛假申報,「我們當然儘可能的確保真實,但是只能是表面真實,出示相關單證就放行。不可能保證它100%是真實的交易,真要做到筆筆都真實的話,社會交易的成本也會很高。」



儲備之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國外儲經歷了爆髮式增長。中國外匯儲備1996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2006年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2009年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2011年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

  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分析小組認為,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對於便利企業對外開展經濟交往活動、確保國際清償能力、提高風險應對能力、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利於鼓勵藏匯於民,通過拓寬資本輸出渠道,逐步優化我國對外資產結構和提高外匯資源使用率。對外負債以來華直接投資為主,具有長期經營、穩定性強的特點,有助於引進先進技術和優化企業管理制度,對金融穩定具有積極作用。

  但賀力平認為,中國外匯資產一直佔比很高,是因為中國對外投資私人渠道相對不足,對資本的流出還是存在很多管制,和金融相對不開放有關。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中國外匯資產過大說明人民幣不是國際化的貨幣。同樣德國和日本也都是貿易順差大國,但從外匯儲備來看,都是藏匯於民。日本官方儲備資產只佔日本對外資產比重的17.6%。德國一直維持經常項目下的順差,資本項目下的逆差,從而保證整個國際收支平衡,這也是因為歐元本身是國際貨幣,沒有必要存有大量外匯儲備。

  賀力平認為,從去年末開始中國外匯儲備開始減少,這是市場資金流動的反應。市場還是繼續有貿易順差,但在金融賬戶裡,外商對中國的證券及其他投資有所減少,國內也有一些資金流失到境外。這樣一來,資金的流動從去年四季度開始發生了變化。

  曾丹爍表示,經濟學一直將匯率與貿易順差掛鉤,外匯儲備下降帶來順差縮小。其實從2003年人民幣承受壓力以來,貿易順差對中國來說更多的是一種負擔,外儲下降,順差縮小,可以一定程度減小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其實從十年多前,中國的外貿政策目標就不再盯住順差,或者外匯儲備的增加了。盯住外匯儲備的政策僅是階段性的應對措施,因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外匯儲備薄弱。但自從中國加『入世』後,特別是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人民幣匯率成為中國主要面對的外部事件後,中國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沒有追求順差的衝動。」曾丹爍表示。

失衡的債權國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分析小組指出,國際投資頭寸表所反映的是資產和負債的存量,也就是截至某一時點的餘額。國際投資頭寸的變動由特定時期內的國際收支交易、價格變化、匯率變化等引起。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相抵後的差額就是淨頭寸,如果對外資產大於對外負債,即表現為淨資產,則該國或地區是對外淨債權國;反之,為淨債務國。

  從國際投資頭寸表看,中國對外淨資產逐年大幅增加,從2004年末的2764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中的17488億美元,年均增長37%。截至2012年5月,是僅次於日本的世界最大對外淨債權國。

  儘管世界第二大債權國的地位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供應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張茉楠認為,債權國的頭寸結構依然存在很大問題。中國對外資產有七成是外匯儲備,但負債有六成是FDI。

  張茉楠曾撰文指出,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並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3%-4%)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後將其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回報(收益率10%-15%)。這實際上是失衡的國際資本循環方式。

  「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因此,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是貨幣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張茉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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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08年金融危機後碌碌無為的5年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9226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大蕭條」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市場對引發危機的原因也有了共同的認識。實際引發危機的是臃腫和功能失調的金融系統導致的資本配置不當,而非風險管理不善。金融自由化,以及寬鬆貨幣政策已經導致市場過度冒險。雖然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能夠防止金融系統整體崩潰,但是貨幣政策在復甦經濟方面的效果相對較差。因此,政府有必要增加對財政政策(提高政府支出)的依靠

5年後,雖然一些人慶幸避免了另一場衰退,但是我們還不能說歐洲或者美國已經迎來了經濟繁榮。歐盟正剛剛從二次衰退(一些國家經歷的三次衰退)中恢復,但一些成員國仍然處於衰退之中。許多歐盟成員國的GDP增長仍然較低,或者與危機前水平相當。歐洲的失業人數近2700萬人。

與之類似的是,美國的失業人數為2200萬人。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也下降至婦女開始大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來的最低水平。大多數美國人的財富和收入低於危機前水平。實際上,美國全職男性僱員的收入比40年多前還低。

美國的金融市場有一些改善,銀行的資本金要求有所提升,但是這遠遠不夠。一些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品進入交易所交易,提高了它們的透明性,降低了系統風險。但是,OTC市場的衍生品交易量仍然龐大

雖然一些問題消失了,但是有些問題卻惡化了。美國的抵押貸款市場依然如舊:美國政府現在承諾支付的抵押貸款超過總規模的90%。奧巴馬政府甚至沒有建立一個新系統,使銀行更加負責任的發放抵押貸款。金融系統甚至變得更加集中,並放大了銀行的問題。一些銀行的規模過大,內部聯繫過於緊密,相互之間的關聯度也過大,從而使這些銀行不至於倒閉。不但如此,一些銀行規模太過龐大,導致其管理困難,而且難以被追究責任。儘管洗錢、操縱市場、貸款歧視和非法止贖(foreclosures)等醜聞一個接一個,但是並沒有高級官員為此負責。政府對犯錯機構徵收的罰金規模也遠小於應有水平。

雖然評級機構在兩場私人訴訟中受到懲罰,但是它們支付的罰金僅為其造成損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的根本問題(不正當的激勵系統)並沒有得到解決。在不正當的激勵機制下,評級機構可以向被評級的公司收取報酬。

歐洲一些人對經濟可能已經觸底而感到欣喜。歐洲經濟產出開始增長。官方而言,該地區的經濟衰退也已經結束(經濟結束連續兩個季度萎縮)。但是,根據任何有意義的衡量方法,歐洲經濟仍然處於衰退之中。歐洲大多數居民的收入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前水平。失業率超過25%的國家(年輕人的失業率為50%)仍然處於衰退之中,比如希臘和西班牙。歐洲的緊縮措施已經失效,實現完全就業的目標也遙遙無期。

現在金融系統可能變得更加穩定,比5年前搖搖欲墜的金融系統強,但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成就。政府和金融部門大肆吹噓的人應該關注哪些必要措施尚未實施。「瓶子中最多有1/4是滿的。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瓶子的3/4仍然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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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警惕80年代美國供給側改革的失敗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63910.html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警惕80年代美國供給側改革的失敗

一財網 吳茜 2016-03-19 10:36:00

對中國來說,在談到供給和需求的時候,就更應該通過一系列機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調整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在全球經濟增速下行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現在已經很難再進一步的發揮作用了,財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對中國來說,在談到供給和需求的時候,就更應該通過一系列機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調整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

“現在的增長比較緩慢,IMF把它稱作‘新中庸’,我把它稱為‘病態’,很多國家失業率比較高,邊緣人群的生活是個巨大問題。我認為現在要實現快速增長的機率比較小,但是經濟變壞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尤其是貨幣政策現在已經不能再進一步的發揮作用了。”

斯蒂格利茨認為,在經濟衰退的時候,貨幣政策本來也就沒有太大的用處,財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全球總需求量要上升。

那如何提升全球的總需求呢?“首先就是要對碳定價,在巴黎的氣候峰會之後,我們需要把全球的經濟用來調整適應新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現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取得同樣的效果。”

在中國,經濟要轉向以服務業為驅動的經濟結構,這不光是靠提升個人消費,而是對教育或者是科技的投資,這都需要由公共部門的財力來支持。

“最近幾個月中國在討論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這里我簡單的談幾點。首先,供應並不能夠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結構合理的話,可以對供應側產生積極的影響。第二,在沒有充足的需求的時候,供給側的改革反而會增加失業,而不會促進增長。我們需要記住,美國80年代的供給側改革就是失敗的。”

斯蒂格利茨認為,從整體來看,全球市場已經失去了“方向感”,在很多情況下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戰略的務實主義,所以在講到供給和需求的時候,就更應該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市場沒辦法按照自己的速度來修複這種平衡,所以我們需要做一系列的機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調整。

編輯:蘇蔓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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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再斥:TPP是個大錯誤

對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在國會“跛腳鴨”時期再次強推《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闖關的企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毫不客氣地痛斥道,“絕對是個錯誤。”

斯蒂格利茨一直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提供經濟和貿易政策意見,他的看法也代表了目前民主黨人的主流主張。

而對於一直以來推崇自由貿易的共和黨,內部也出現了“特朗普效應”,即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參選之後,民調顯示,共和黨支持者對於自由貿易和TPP的態度出現了大規模的反轉。

針對各種對TPP不叫好的現狀,奧巴馬則表現得“越挫越勇”:不僅將在訪問老撾時再次親自上陣推銷TPP,還將在接下來的時間內在國會舉行超過30場活動力推TPP。此外,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還時不時打出“中國威脅論”,提醒美國公眾TPP意味著美國在亞太地區貿易的領導權。然而,美國國會下屬的研究機構指出,美國工人對於這種為了國家外交利益而犧牲自己工作機會的交易早就厭倦了。

“TPP絕對是個錯誤”

其實,斯蒂格利茨並不反對全球貿易,但是近來他認為美國當前的一些貿易政策是錯誤的。首當其沖的就是TPP,因為TPP談判達成的貿易安排只能惠及大企業,而無法令美國的老百姓分享紅利。在接受美媒采訪時,斯蒂格利茨表示,“為TPP背書的人表示這項協定將為所有人帶來紅利,但實際上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到好處,而大多數人都將被忽視。”

自TPP談判開始以來,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位犀利的批評者。他曾表示TPP是近年以來最差勁的貿易協定,並稱力推TPP是“奧巴馬最大的錯誤”。

實際上,斯蒂格利茨在近期的論文中詳細地解釋了他對TPP和目前大部分自由貿易協定所存缺陷的看法。他指出,全球貿易並未令發達國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改善;美國位於金字塔底層的90%民眾的收入已停滯了1/3個世紀之久。

斯蒂格利茲還認為,新自由主義者的錯誤在於,在堅持全球化的過程中,未能管控進程。由於擔心反向激勵效應,不願出臺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令不滿情緒回到了發達經濟體本身。

此次,斯蒂格利茨認為,奧巴馬寄希望於國會在跛腳鴨時期推動TPP通過的這種想法,真的是“太離譜了”。

此外,斯蒂格利茨還表示,他也想重新改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曾經在克林頓政府任職的他認為,作為克林頓政府的遺產,NAFTA也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不過斯蒂格利茨並不同意特朗普對於NAFTA和TPP更加極端的看法。他認為特朗普基本上就是個“貿易保護主義者”。

TPP出現“特朗普效應”

共和黨在自由貿易方面一向秉持支持態度。然而根據多項民調顯示,在特朗普參選後,對於自由貿易和TPP,共和黨支持者的態度均出現大幅度轉變,即所謂的“特朗普效應”。

皮尤調查中心發布的關於美國2016年大選的最新民調數據顯示,如果說在2015年5月,有51%的共和黨人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是積極的,那麽當下這一數字僅為39%。特別是在TPP問題上,目前58%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TPP對美國並沒有好處。

另一項民調《拉斯穆森報告》顯示,全體美國人中僅有略超過四分之一(27%)的人對TPP有好感,有近半數人不贊成TPP,還有26%左右的人表示不知道TPP是什麽。

由於TPP在選戰中被高度政治化,此前曾站在TPP一邊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紛紛開始反水。密西根州民主黨籍參議員丁格爾(Debbie Dingell)表示,“必須確保TPP在大選之後見不到一點亮光。”上周,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圖美(Pat Toomey)為了爭取連任,向州內藍領工人拉選票時公開表態,反對TPP。

按照目前的統計,曾經在去年支持TPP的60名參議員中,至少已經有5位開始公開反對TPP,而奧巴馬必須湊齊50張參議員的投票才能使TPP順利闖關國會。

美國工人厭倦“中國威脅論”

在國會中,當兩黨議員為了知識產權問題和經濟問題錙銖必較時,奧巴馬在面對民眾時選擇了一條宣揚TPP將擴大美國在亞洲影響的道路,並時不時打出“中國威脅論”這張牌。

“我們的投票,要麽將鞏固我們在這一地區(亞太)以及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領導地位,要麽將其讓給中國。”美國貿易辦公室談判代表弗羅曼近期再次表示,“我不認為國會最終會把開啟(全球貿易體系領導地位)城堡的鑰匙拱手讓給中國。”

英國前外交官員、現悉尼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尤安·格雷厄姆認為,“如果最終把亞洲的合作夥伴晾在一邊,對於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是災難性的。”

不過,正如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邁克爾·韋塞爾(Michael Wessel)所一針見血指出的,TPP目前如此步履蹣跚,原因就是奧巴馬政府賦予了TPP過多外交政策的內涵,而在真正的經濟紅利方面考慮不足。“從非常早期開始,論調就從為美國創造就業轉向了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韋賽爾表示,“美國工人早就厭倦了這種為了外交政策目標而犧牲自己工作機會的暗箱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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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特朗普能給美國經濟帶來什麽?

本文來自辛迪加項目(Project-Syndicate),編譯:陳榮亮等。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79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驚人的勝利讓一件事變得非常清楚:太多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白人男性,感覺被遺忘了。這不僅僅是一種感覺,而是許多美國人真的被遺忘了。他們的憤怒,從數據上更可以清晰的顯現出來。而且,正如我多次指出的,一個經濟體系不為大部分人口服務,就是一個失敗的經濟體系。那麽,當選下任總統的特朗普應該為此做些什麽呢?

在一個多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時間里,美國經濟體系的規則已經被改寫成為少數上層服務,而損害整體經濟,尤其是底層的80%。特朗普的勝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和黨的他現在正領導推動極端全球化,而且反對能夠減輕損傷的政策框架。但歷史事實是:中國和印度正在融入全球經濟。此外,技術進步已如此之快,全球制造業的就業機會正在下滑。

特朗普將會做什麽?

民粹主義浪潮正挑戰全球各地的政治機構,如今宣告取得了最大的勝利,辛迪加項目委員會評估美國和世界所付出成本時指出。

這也意味著,特朗普無法給美國帶回相當數量的高薪制造業崗位。他可以把制造業帶回來,通過先進的制造業,但也只有少數就業機會。而且,即便他可以帶來就業機會,也只會是低收入的工作,而不是1950年的高薪工作。

如果特朗普認真解決不平等問題,他必須再次修訂目前的規則,使之服務全社會,而不只是服務像他一樣的富豪。首先要做的是刺激投資,從而恢複強勁的長期增長。具體來說,特朗普要重視基礎設施和研究的投入。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成功是基於技術創新,而目前在基礎研究的投資占GDP比重低於半個世紀前。

改善基礎設施不僅能提高私人投資的回報,同時也將改善目前滯後的狀況。確保中小規模的、包括那些由婦女領導的企業獲得更好的財政支持,也將刺激私人投資。征收碳稅將帶來三個好處:企業應對碳排放成本增加的改革帶來更高增長,更清潔的環境,以及可以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和縮小美國經濟鴻溝的稅收。但是,由於特朗普作為一個氣候變化的否定者,他不太可能采取這個政策(這也可能促使世界開始征收碳稅,打擊違反全球氣候變化規則生產的美國商品)。

同樣還需要全面的改善美國的收入分配制度,這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差的一個。雖然特朗普已經承諾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他不可能保證其他重要變化,比如加強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和議價能力,抑制CEO薪酬和金融化。

監管改革必須開啟,限制金融部門可以帶來的損害,確保其真正為社會服務。

今年四月,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發表的一份簡報顯示,在很多領域市場集中度正在增加。這意味著更少的競爭和更高的價格,這種方式肯定降低實際收入同時也直接降低了工資。美國需要增加應對市場的力量,包括最新出現的分享型經濟。

美國的累退稅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它幫助富人(而沒有其他人)更加富有,加劇了不平等。明確的目標應該是消除資本收益和股息的特殊待遇。另一種方法是確保企業繳納稅金,可能是通過降低對於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的美國公司企業稅率,並提高那些不這樣做的公司稅率。然而作為這個體系的主要受益者,特朗普承諾進行有利於普通美國人的改革是不可信的,像共和黨往常一樣,稅收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富人。

特朗普可能也不會去促進機會平等。如果美國打算避免成為新的封建國家,確保全面的學前教育和對公立學校加大投入至關重要,在這些領域優勢和劣勢都會從一代傳給下一代。但特朗普一直對這個話題一直保持沈默。

要共享繁榮,就需要政策上擴大機會,老有所養、居有其屋、病有所醫,讓每一個美國人,無論家庭的財富多少,都能得到與他或她的能力和興趣相符的高等教育。但是,我看到的特朗普是一個房地產大亨,支持大規模的住房方案(大多數的好處給像他一樣的開發商),他承諾的廢除平價醫療法案(奧巴馬醫改)會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當選後不久,他表示他可能在這方面謹慎行事。)

不滿的美國人提出的問題,是幾十年的忽視導致的,不會很快或者通過常規方式解決。一個有效的戰略將需要考慮更多的非常規的解決方案,而共和黨的自身利益決定它不可能支持。例如,允許個人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他們的社保賬戶,相應增加養老金,從而增加他們的退休保障;綜合性的家庭和休假政策,幫助美國人實現工作減壓或者是生活平衡。

自從羅納德·里根總統開始挖空中產階級,將增長的好處扭曲到頂端之後,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的政策和制度並沒有跟上步伐。從婦女在勞動力中的作用,到互聯網的興起,文化多樣性的增加,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是從根本上不同於美國20世紀80年代。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幫助那些被遺忘的人,他必須超越過去的意識形態鬥爭。我剛才勾畫的議程不僅是經濟的:它是關於培育一個動態、開放、公正的社會,實現美國人最珍視的價值觀的承諾。但是,雖然它在某些方面,與特朗普的競選承諾有所一致,但在其他許多方面,是站在對立面。

我悲觀的預言,新規則的修訂,如果不去糾正里根革命的嚴重失誤——這個骯臟之旅遺忘了太多太多人。那麽,新的規則將令情況更糟糕,甚至把更多的人排除在美國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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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特朗普經濟學是“巫術經濟學”

靠著美國“憤怒的白人男性”上臺的當選總統特朗普是否能承載這些藍領工人階級“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的夢想呢?更確切地說,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否真能令“鐵銹地帶”的制造業工人重新拿到上世紀50年代時那樣的高工資呢?

2016年年末,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連發兩篇文章指出這其中的荒謬之處:特朗普及其團隊的上臺對於美國藍領工人來說絕對不是個好消息,特朗普在針對目前美國低收入階層最需要的收入分配機制改革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主張,而特朗普把高薪制造業工作帶回美國的想法,幾乎沒多大可能實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

至於特朗普團隊希望通過對富人減稅而刺激經濟增長,斯蒂格利茨認為,在現實中有可能刺激稅收總額增加的想法,過於“神奇”。他將特朗普整體的經濟計劃斥之為“巫術經濟學。”

高薪制造業回不到美國

斯蒂格利茨在名為《美國經濟需要特朗普(做)什麽》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令人拍案驚奇般的勝利令一件事變得非常清晰:有非常多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白性男人感到被時代拋在後面了。而這不僅僅是感受,通過數據可以明顯看出,他們的確被落下了。無法為大部分人進行合理分配的經濟系統就是一個失靈的經濟系統,對此,特朗普應當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印兩國已經同全球經濟進行融合,除此之外,科技更新速度之快,全球在制造業方面的工作數量都在下降,“這意味著特朗普不可能把許多高薪制造業工作帶回美國。他可以通過高級制造業,帶回一些制造業,然而這些工作數量不可能很多,即使他能帶回一些工作崗位,也是些低薪崗位,而非那些20世紀50年代時的高薪工作。”

斯蒂格利茨隨後在《美國工人的壞消息》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特朗普在選戰中表示,要給那些將屬於美國人的就業崗位外包的高管“顏色看看”。而且,現在特朗普還將“我老家印第安納州制冷設備制造商凱利公司(Carrier)取消對800個工作崗位外遷的消息作為自己工作效果的證明”。但是這樣的交易,花掉了納稅者700萬美元,而且凱利公司仍舊要把1300個工作崗位外遷到墨西哥。

“這可不是什麽優質產業或經濟政策,且對於提高工作或創造好工作毫無益處。”斯蒂格利茨指出,“這簡直是對企業高管向政府伸手要錢的一封公開邀請信。”

減稅和引發貿易戰都將令藍領受傷

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的稅務系統令不平等問題放大,令富人變得更富,因而必須重塑美國的稅務系統,結束資本和紅利方面的特權。然而,特朗普本身作為這一制度的受益者,看起來並不會為普通美國人謀福利,而是會像大部分的共和黨總統一樣,發動最終會令富人階層受益的稅務改革。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同時承諾了高額的基礎建設、國防軍備、大額減稅以及大幅度削減赤字。這樣的重劑量藥方在過去曾被稱為“巫術經濟學”。

首先,美國政府的開支削減已經沒有太多空間:目前美國政府雇員比30年前里根政府時期的雇員還要少。

其次,基礎建設大額支出伴隨著稅務減免,這樣的政策將對對沖基金更為有利,受益的並不是美國資產負債表:當美國政府可以以近乎零利率獲得資金時,這對於美國公眾的負擔而言會非常高昂。最終在政府承擔風險的同時,對沖基金將獲益。

斯蒂格利茨指出,這樣的大額稅務減免和支出上升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額赤字。然而,特朗普又承諾要減赤。因此,這恐怕會回到里根時代的一種“神奇思維”中:盡管幾十年的歷史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不可行,不過此次由於主張對富人減稅,從而對經濟產生的刺激如此之強烈,最終稅收收入還會增長。

這一結果對於支持特朗普、來自那些鐵銹地帶的憤怒的選民可不是什麽好消息:這樣“錯亂”的預算政策將導致美聯儲朝著利率正常化方面的變化速度更快。

在此情況下,一些人看到了通脹苗頭,另一些人則看到超低利率對資本市場造成的長期扭曲,還有一些人想“補充彈藥”。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經濟再減速,美聯儲最終會降低利率。

除此之外,如果特朗普開展貿易戰,對中國征收45%的關稅並在美墨邊境修築圍墻,這將對經濟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斯蒂格利茨寫道,“特朗普的億萬富翁內閣可以繼續買他們的古馳和1萬美元的伊萬卡手鏈,但是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支出將大幅上升,而沒有了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區域的零件,制造業的工作也將變得更加稀少。”

那麽,在斯蒂格利茨看來,新一任美國總統需要做什麽呢?

美國的收入分配系統是發達經濟體中最糟糕的一個,綜合的方式是要全面提高這一系統。斯蒂格利茨指出,雖然特朗普表示他要提高最低工資,然而他不太可能改變其他領域,比如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限制企業高管的補償薪水等。

斯蒂格利茨寫道,“如果希望美國不要成為一個新的封建國家、且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世代相傳的話,確保所有學前教育和對公立學校的投資是必不可少的,但特朗普一直對這個話題毫無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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