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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創業天堂　東移中國找人找錢

黃金需求東移

全球經濟的「再東移現象」

從美國矽谷到中國小鎮，創新中心正在東移

互聯網的發展讓浙江的“特色小鎮”有了一次機會，創新中心往東移將會移過太平洋，就像當年從歐洲往東移過大西洋一樣。創新放到一兩百年的歷史來看，一定會有一個遷移。

談到未來30年發展時，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充滿信心。

小鎮和谷都是創新符號

王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浙江12個人里面就有個“CEO”，就浙江人本身這種有創業精神、有風險擔當、想改變未來的人文特點來說，未來30年杭州一帶將是中國科技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帶，這個核心地帶一定會輻射出去，整個長三角將會作為發動機承載未來30年的發展。

9月25日的2016浦江創新論壇區域(城市)論壇上，王堅表示，特色小鎮重點在小鎮，小鎮實際上是一個創新符號，如同矽谷的谷是一個創新符號一樣。其實在矽谷之前，美國東部新澤西州Menlo Park(門洛帕克公園)也是個知名的創新之地，這里的“公園”也是一個創新符號。

王堅認為，這三個創新符號背後會存在一個從美國東部到美國西部再到中國東部的歷史遷移邏輯。

矽谷發源地斯坦福研究園

創新遷移的核心地帶為何是杭州，而不是在建設科創中心的上海？

王堅告訴本報記者，上海從開埠第一天開始就有引進大企業、大公司的傳統，這從現在落戶上海的世界500強數量便可知，這也是過去30年大家理解的所謂開放、國際化的城市。然而，未來30年大企業對一個城市不是最重要的，一個今年尚未出名的年輕人對這個城市的發展會更重要。如果一個城市的年輕人未來的夢想是進世界500強，那這個城市是需要反思的。“這種文化限制會成為一個城市前行的包袱，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肯定不會依賴過去這些東西。”

“美國的國際化是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年輕人到美國，比如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當時就是一個從歐洲去美國的小年輕。‘小鎮’作為一個符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吸引500強企業到中國來，而是吸引全世界的年輕人到中國來，這是一個時代可以做的事情。首先我們已經吸引了中國的年輕人前來，將來吸引的一定會是世界的年輕人，這也是未來30年中國將會發生的一次非常大的變化。”王堅說。

“一個人願意去世界500強企業工作跟一個人願意開一家只有10個人的公司，這里面的問題其實不是公司大小的問題，而是自信心的問題，對未來重建的問題，實際上到最後就是創造未來還是跟著以前走的問題。”王堅在接受本報采訪時稱，浙江很多地方還不能跟上海比，但浙江是在創造未來，創造未來跟要把今天活下去或者活得很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浙江沒有包袱。浙江本來就是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資源的地方。在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沒有資源的城市，創造力一定是它最重要的資源，這就變成它的長處，因為沒有資源你就會把你最重要的資源給激發出來，也就是激發出創造力。”王堅對本報記者表示，浙江12個人里面就有一個“CEO”，這里面也包括個體戶，但也說明浙江的創新企業特別多。

市場為主的特色小鎮運作機制

去年以來，浙江省創新性地提出“特色小鎮”概念，聚焦浙江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興產業，融合產業、文化、旅遊、社區功能的創新創業發展平臺，引發多方關註。

余杭夢想小鎮就是首批37個特色小鎮中非常醒目的一個，它將依托杭州未來科技城的產業前景和良好的創業環境，努力打造全國互聯網創業首選地和創新資本集聚高地。

杭州未來科技城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趙喜凱對本報稱，每年都有上百批來自矽谷的創業團隊來拜訪和考察未來科技城，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留在這里進行孵化和創業。

浙江省副省長馮飛在論壇上介紹，浙江已經創建79個特色小鎮，累計投資1200多億，集聚企業3.7萬家，引進各類創新創業人才已達1.6萬余名。

“夢想小鎮的核心區域內，互聯網村、天使村和創業集市三個區塊已經投入使用，創業大街也將投入使用。”趙喜凱在上述論壇上介紹說，夢想小鎮的建設從啟動、謀劃到如今不到兩年的時間，已經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超過7000名的優秀年輕創業者，在這里常年保有接近700個創業項目不斷地循環流動。

“夢想小鎮已經落戶25個專業孵化器，其中2個來自美國矽谷。”趙喜凱告訴本報記者，夢想小鎮跟美國舊金山灣區合作已有4年，雙方互設辦事處，“我們會把整個灣區一帶早期的科技型、創新型人才和團隊引入到國內，在國內孵化，加速項目的產業化，同時引領本土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地把高新技術和人才吸引到國內的方法。”

夢想小鎮是浙江特色小鎮的一個典型代表，它和其他浙江特色小鎮之所以在這兩年名聲四起，緣於其獨特的創新點和運作機制。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翁建榮在論壇上介紹，浙江特色小鎮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為主的運作機制，“我們鼓勵建設主體多元化，以全開放的理念不設門檻、不問出身，敞開大門歡迎國企、民企、外企、高校、行業領軍人物等各類建設主體參與特色小鎮建設；爭取建設資金來源多樣化，以平等、開放的競爭機制鼓勵民間資本、股權投資資金、銀行信貸資金等各類資金投入到特色小鎮。”

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建議，特色小鎮除了在空間上、產業上修補，還要在管理上進行修補，創造良好的管理模式。比如，現在灣區5萬人以下的小城鎮采取物業管理的模式，工作人員都是兼職，如果把這種模式擴展到綠化、保安、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就可以代替政府臃腫的管理模式。

“浙江做特色小鎮，不但是在全國，在全世界也是最有道理的。浙江除了創新企業多，它跟美國還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浙江如果做出來一個東西，會有10個人幫你吆喝賣出去，美國做了一點事情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所以，這兩者都是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王堅對本報記者補充道，過去30年深圳和北京做了巨大貢獻，接下來輪到杭州了。

王堅還認為，“小鎮”這個符號承載著未來30年巨大的技術轉型的機會。目前，矽本身這個產業在受到挑戰，過去和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計算機產業也正在受到挑戰，因而誕生了雲計算。而與計算機連在一起的軟件產業今天也在受到挑戰，因而有了大數據產業。在原來三個產業都在受到挑戰的時刻，“小鎮”特別是在未來30年核心地帶的“小鎮”將承載巨大的技術轉型機會。

推動制造業重心東移 成都開辟經濟發展“第二主戰場”

每經記者 楊棄非 陳耀霖

每經編輯 楊軍 

7月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近日，成都對去年3月啟動修編的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規）進行了再次修改完善。以“雙核聯動、多中心支撐”，實施“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的空間發展戰略，也將成為至2040年為止成都23年時間內城市規劃發展的“整體方案”。

在產業與城市的關系獲得史無前例關註的當下，成都給出的城市建設方案也正圍繞產業發展展開。以重塑城市經濟地理出發，成都打破城市圈層式發展格局，並打造新的城市發展軸線。在新的“總規”中，“東進”區域作為重中之重，也由此成為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主戰場”。

城市經濟地理和區位布局，往往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發展上限。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提出，城市必須重塑“經濟地理”，即在實體經濟空間距離分隔後，通過交通的同城化，人、財、物流的自由流動來縮短市場的分隔，形成一體化、大都市圈化。

◎城市布局之變

“東進”開辟“第二主戰場”

發展圈層結構還是多中心結構？這個問題幾乎困擾著全球每一個站在新一輪發展機遇面前的城市。

根據成都市規劃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張瑛所說，在總規的修編中，成都確定將構建“雙核聯動、多中心支撐”的功能體系。由此，成都邁進城市建設的“雙城時代”。總規確定了成都發展的總目標為“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城市性質為“國家中心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創意中心和世界旅遊目的地”。與此同時，總規還制定了“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空間發展戰略，並將推進城市由圈層式發展向多中心支撐邁進。

一個具體體現是，總規將成都的中心城區範圍由原繞城高速以內區域擴大至所有的市轄區，包括金牛、武侯、龍泉驛、雙流等11個行政區以及高新區、天府新區直管區(11+2區域結構)。期望以此促進資源要素高效流動，提高中心城區的外溢效率和輻射能力，帶動全域均衡協同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此前被成都定義為影響未來50年乃至100年發展的“東進”戰略，在總規中也有了更為具體的安排。據張瑛所說，以“東進”為基礎，總規在現有南北城市軸線基礎上規劃東西城市軸線，形成整個城市南北向、東西向聯動發展格局。由此，成都的城市布局從原來的“兩山夾一城”轉變為“一山連兩翼”，其“多中心”的架構也變得更為完整。

“‘東進’體現了成都對國土開發空間的優化。”區域經濟研究專家、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鄧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東邊無論是土地、資源承載力、發展空間與發展強度都適合進行工業發展，而更接近內江、廣安等成渝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在帶動城市群發展上也有助推作用。”

據記者此前獲悉，成都已確定將邀請國內頂尖團隊，借鑒雄安新區規劃理念，對成都城市功能、空間結構、發展模式、產業布局等進行優化調整。東邊區域正是其行將開辟的成都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主戰場”。

◎產業發展之變

將推進制造業重心東移 

事實上，成都並非首個探索產業拓圍發展的中國城市。同樣受困於“城市病”而亟待轉型的深圳，在一年前將其“東進”戰略提上日程。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一年以來，深圳“東進戰略”已取得一定效果。舉例來說，備受關註的龍崗、坪山兩區在今年均迎來了一波“項目潮”，今年一季度，在龍崗新開工的31個重大項目和10個集中簽約項目總投資甚至超過了850億元。

盡管如此，在許多人看來，發展仍不如預期。《南方日報》評論稱，東部片區內部之間缺乏快速連接通道，特別是未能在深圳內實現有效的產城融合，“東部有‘城’但‘產’不強，而西部有‘產’但‘城’不強”，這限制了東部的更好發展。

郭萬達此前曾指出，城市必須重塑“經濟地理”，即在實體經濟空間距離分隔後，通過交通的同城化，人、財、物流的自由流動來縮短市場的分隔，形成一體化、大都市圈化。

成都推行的“東進”戰略，面對的同樣是產業發展的考量。但成都的思路是，從優化城市空間開局起步重塑城市經濟地理，以城市產業發展戰略目標來優化城市產業空間布局，從而最終實現城市發展的戰略調整。

本次進行修編的“總規”，促進成都的產業與城市融合發展正是其主要目的之一。根據其內容，成都的“東進”戰略正是以經濟主流向為依據，誌在培育城市的新動力，並構建城市發展新載體。

“‘東進’區域是全域發展格局中的國際門戶、產業新城和城市永續發展新空間，主要包括簡陽市、金堂縣、龍泉驛區部分區域以及青白江區和天府新區龍泉山部分；同時，將在空間上形成空港新城、淮州新城、簡州新城、簡陽城區等產城相融的功能板塊，開辟經濟社會發展‘第二主戰場’。”張瑛如是介紹。

具體將如何發展“東進”區域的產業？成都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施躍華告訴記者，成都將推進制造業重心東移，把龍泉山東側作為工業空間增量的主要拓展區域和工業經濟增量的主要承載區域，開辟“成都制造”第二戰場。其中，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將是“東進”區域的主要產業。

◎統籌理念之變

規劃建設66個產業新城 

一個月前，全球知名的城市評級機構GAWC(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絡)發布了2016年版的世界城市評級報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傳統一線城市均榜上有名，但最終搶占各大媒體關註的卻是成都：被評為Beta-級別，排名僅次於上述4個城市。

為何成都被如此看好？近年來不斷完善的城市規劃或為成都贏得了更多分數。

值得註意的是，位列C7的東京，也曾經歷過“大城市病”。不斷重塑城市區域規劃和經濟地理布局，並向周邊三縣疏解首都核心功能、帶動周邊城市一體化發展，正是它解決“城市病”，並能成長為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三大全球性城市的關鍵因素。

“東京圈的演變過程，對於東亞的大型城市，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告訴記者，東京在不斷“擴圍”中，也穩定地保持了世界級城市的地位和集聚效應。

東京的發展史，不僅揭示出城市經濟地理和區位布局決定城市發展上限的規律，更說明通過為不同區域賦予因地制宜的特色化產業，則能建立其潛力更大的產業發展體系。

成都的規劃，正是將產業集群發展的理念事先培植成為城市發展的根基。據張瑛介紹，成都正在全市統籌規劃66個產業新城，而這正是成都此前提出的構建產業生態圈的核心。“下一步，我們將按照各有側重、有機銜接的原則，系統構建‘導則+總規+城市設計+詳規’的產業新城規劃體系。以導則定標準、定規則，總規定方向、定布局，城市設計塑功能、優形態，詳細規劃定用地、落項目，精準規劃、精細設計產業園區，提高產業園區規劃建設水平。”

推動制造業重心東移 成都開辟經濟發展“第二主戰場”

每經記者 楊棄非 陳耀霖

每經編輯 楊軍 

7月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近日，成都對去年3月啟動修編的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規）進行了再次修改完善。以“雙核聯動、多中心支撐”，實施“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的空間發展戰略，也將成為至2040年為止成都23年時間內城市規劃發展的“整體方案”。

在產業與城市的關系獲得史無前例關註的當下，成都給出的城市建設方案也正圍繞產業發展展開。以重塑城市經濟地理出發，成都打破城市圈層式發展格局，並打造新的城市發展軸線。在新的“總規”中，“東進”區域作為重中之重，也由此成為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主戰場”。

城市經濟地理和區位布局，往往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發展上限。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提出，城市必須重塑“經濟地理”，即在實體經濟空間距離分隔後，通過交通的同城化，人、財、物流的自由流動來縮短市場的分隔，形成一體化、大都市圈化。

◎城市布局之變

“東進”開辟“第二主戰場”

發展圈層結構還是多中心結構？這個問題幾乎困擾著全球每一個站在新一輪發展機遇面前的城市。

根據成都市規劃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張瑛所說，在總規的修編中，成都確定將構建“雙核聯動、多中心支撐”的功能體系。由此，成都邁進城市建設的“雙城時代”。總規確定了成都發展的總目標為“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城市性質為“國家中心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創意中心和世界旅遊目的地”。與此同時，總規還制定了“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空間發展戰略，並將推進城市由圈層式發展向多中心支撐邁進。

一個具體體現是，總規將成都的中心城區範圍由原繞城高速以內區域擴大至所有的市轄區，包括金牛、武侯、龍泉驛、雙流等11個行政區以及高新區、天府新區直管區(11+2區域結構)。期望以此促進資源要素高效流動，提高中心城區的外溢效率和輻射能力，帶動全域均衡協同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此前被成都定義為影響未來50年乃至100年發展的“東進”戰略，在總規中也有了更為具體的安排。據張瑛所說，以“東進”為基礎，總規在現有南北城市軸線基礎上規劃東西城市軸線，形成整個城市南北向、東西向聯動發展格局。由此，成都的城市布局從原來的“兩山夾一城”轉變為“一山連兩翼”，其“多中心”的架構也變得更為完整。

“‘東進’體現了成都對國土開發空間的優化。”區域經濟研究專家、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鄧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東邊無論是土地、資源承載力、發展空間與發展強度都適合進行工業發展，而更接近內江、廣安等成渝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在帶動城市群發展上也有助推作用。”

據記者此前獲悉，成都已確定將邀請國內頂尖團隊，借鑒雄安新區規劃理念，對成都城市功能、空間結構、發展模式、產業布局等進行優化調整。東邊區域正是其行將開辟的成都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主戰場”。

◎產業發展之變

將推進制造業重心東移 

事實上，成都並非首個探索產業拓圍發展的中國城市。同樣受困於“城市病”而亟待轉型的深圳，在一年前將其“東進”戰略提上日程。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一年以來，深圳“東進戰略”已取得一定效果。舉例來說，備受關註的龍崗、坪山兩區在今年均迎來了一波“項目潮”，今年一季度，在龍崗新開工的31個重大項目和10個集中簽約項目總投資甚至超過了850億元。

盡管如此，在許多人看來，發展仍不如預期。《南方日報》評論稱，東部片區內部之間缺乏快速連接通道，特別是未能在深圳內實現有效的產城融合，“東部有‘城’但‘產’不強，而西部有‘產’但‘城’不強”，這限制了東部的更好發展。

郭萬達此前曾指出，城市必須重塑“經濟地理”，即在實體經濟空間距離分隔後，通過交通的同城化，人、財、物流的自由流動來縮短市場的分隔，形成一體化、大都市圈化。

成都推行的“東進”戰略，面對的同樣是產業發展的考量。但成都的思路是，從優化城市空間開局起步重塑城市經濟地理，以城市產業發展戰略目標來優化城市產業空間布局，從而最終實現城市發展的戰略調整。

本次進行修編的“總規”，促進成都的產業與城市融合發展正是其主要目的之一。根據其內容，成都的“東進”戰略正是以經濟主流向為依據，誌在培育城市的新動力，並構建城市發展新載體。

“‘東進’區域是全域發展格局中的國際門戶、產業新城和城市永續發展新空間，主要包括簡陽市、金堂縣、龍泉驛區部分區域以及青白江區和天府新區龍泉山部分；同時，將在空間上形成空港新城、淮州新城、簡州新城、簡陽城區等產城相融的功能板塊，開辟經濟社會發展‘第二主戰場’。”張瑛如是介紹。

具體將如何發展“東進”區域的產業？成都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施躍華告訴記者，成都將推進制造業重心東移，把龍泉山東側作為工業空間增量的主要拓展區域和工業經濟增量的主要承載區域，開辟“成都制造”第二戰場。其中，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將是“東進”區域的主要產業。

◎統籌理念之變

規劃建設66個產業新城 

一個月前，全球知名的城市評級機構GAWC(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絡)發布了2016年版的世界城市評級報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傳統一線城市均榜上有名，但最終搶占各大媒體關註的卻是成都：被評為Beta-級別，排名僅次於上述4個城市。

為何成都被如此看好？近年來不斷完善的城市規劃或為成都贏得了更多分數。

值得註意的是，位列C7的東京，也曾經歷過“大城市病”。不斷重塑城市區域規劃和經濟地理布局，並向周邊三縣疏解首都核心功能、帶動周邊城市一體化發展，正是它解決“城市病”，並能成長為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三大全球性城市的關鍵因素。

“東京圈的演變過程，對於東亞的大型城市，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告訴記者，東京在不斷“擴圍”中，也穩定地保持了世界級城市的地位和集聚效應。

東京的發展史，不僅揭示出城市經濟地理和區位布局決定城市發展上限的規律，更說明通過為不同區域賦予因地制宜的特色化產業，則能建立其潛力更大的產業發展體系。

成都的規劃，正是將產業集群發展的理念事先培植成為城市發展的根基。據張瑛介紹，成都正在全市統籌規劃66個產業新城，而這正是成都此前提出的構建產業生態圈的核心。“下一步，我們將按照各有側重、有機銜接的原則，系統構建‘導則+總規+城市設計+詳規’的產業新城規劃體系。以導則定標準、定規則，總規定方向、定布局，城市設計塑功能、優形態，詳細規劃定用地、落項目，精準規劃、精細設計產業園區，提高產業園區規劃建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