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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甲地产抢搭港IPO末班车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28/zNMDAwMDIwMzIzNQ.html

“现在并非内房股IPO的最佳时机,主要是投资者受内地强力调控影响。”10月26日,瑞银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震宇向本报记者表示,但由于加息周期的启动,往后的IPO形势在中短期内或许更加不容乐观,因此不少内房股权衡利弊,不想错过最后的机会。

继孙宏斌的融创中国日前成功登陆港股后,长甲地产也终于要修成正果:截至10月26日,长甲地产(00957.HK)国际配售已取得逾1倍超额认购,并将于10月29日至11月3日中午12时公开招股,11月4日定价,11月11日挂牌。集资额32亿-48亿港元。

“这次IPO,是集团地产业务的整体上市。”10月26日,长甲地产一位高层告诉本报记者。

据了解,长甲地产最早成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上海。其母公司长甲集团,为大型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河南郑州富商赵长甲,关于他的创富经历,公开资料极少。长甲集团主营业务包括长甲地产、长甲投资、长甲医药及长甲资产管理四大板块。

上述长甲地产的高层还透露,公司的核心资产和业务重点主要是上海及周边城市,开发项目包括上海滩花园洋房、长泰国际金融大厦、长泰西郊别墅、长泰尚湖山庄等。

据最新消息,长甲地产已引入长江实业、郑裕彤旗下周大福及对冲基金石库门为基础投资者,共认购1.5亿美元。长甲地产保荐人为美银美林、花旗。据10月25日推介会上的消息,拟发行10亿股,招股价介乎3.2-4.4港元,集资6亿美元。

作 为承销商之一的麦格理日前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长甲地产在上海的土地储备占净资产值约44%,未来继续集中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发展。该公司主要透过协议、招 标及收购烂尾楼增加土地储备,土地成本只占售楼均价6%,土地成本低廉。该机构预计长甲地产估值介乎330亿至390亿元,2010年核心盈利增长4.7 倍,至5.7亿元人民币。

资料显示,长甲地产2007-2009年度的毛利率分别为71%、76.3%及83.1%,负债率分别为14%、22%、23%,至今年7月31日止为43%。

长甲集团的地产运作思路,长甲集团董事长赵长甲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一般是不会拿地王的,因为作为民企首先是要算账,一个是算眼前的经济账,另外一个是预期经济账,如果算不来,一定不会拿。”

正如对香港资本市场尤为熟悉的王震宇所言,眼下绝非长甲地产等内房股上市的好时机,内地接二连三的严厉调控出台,让内地房企的业绩更面临太多不确定性,这恰恰是投资者最为担心的。

“在香港及国际投资者眼中,经过前几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后,内房股中大的规模企业都已经上市了,剩下的主要是一些非主流的企业。要想获得投资者青睐,需要在区域发展、业务产品侧重上,有特长、特点的房企,才有最后的机会。”王震宇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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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人壽急趕末班車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8/100328920_all.html

 大盤股新華人壽A股上市獲批,市場反應激烈,將之列為利空因素之一。11月16日,A股遭遇「黑色星期三」。

  新華人壽是郭樹清履任證監會主席後,上市的第一隻大盤股。

  10月底證監會主席換任之後,包括新華人壽、中交股份在內的幾個大盤股上市團隊的承銷券商,便開始在證監會「圍堵」郭樹清。

  「副主席一級的都已經簽字,只差郭樹清。」一位接近承銷團的人士當時這樣說。

  待到新華人壽預披露文件在11日晚間出現在證監會官方網站上時,市場幾乎已經可以確定新華人壽已經搭上了2011年的IPO末班車。

  歲末大盤股登陸,市場在看新華人壽,而新華人壽也在看市場。兩廂觀望,互相妥協之餘,誰都不敢說心中有底。

  按照中港兩地市場的估值水平,新華人壽計劃在兩個市場發行的股份共佔發行後總股本的18%。雖然這個比例一直維持不變,但由於當前這個時間窗口的估值水平整體下降,市場估計,新華人壽的A股融資規模已經降到了50億元,與此前預計的融資規模相去甚遠。

  新華人壽在新聞稿中表示,在大股東中央匯金的支持下,上市集資的具體數額「並非頭等大事」。

  「保險公司的股票一直都是H股比A股有溢價,但10月初形勢反轉,如果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恐怕A股、H股市場兩邊發行股票的比例都要改變。」一位接近新華人壽的人士這樣說。

  而今新華人壽最終的發行比例已經敲定。

  根據新華人壽的預披露文件,該公司擬在A股發行1.585億股,另外擬通過香港公開發行和國際配售發行不超過3.584億股H股。在不計入H股 超額配售的情況下,A股、H股新發行股份分別佔發行後總股本比例的5.1%和11.5%。如行使超額配售權,則H股發行規模會達到發行不超過4.122億 股。

  新華人壽將先後在A股和H股市場展開路演,目標為在聖誕之前完成上市。

必須趕上的末班車

  新華人壽成立於1996年9月,是一家全國大型壽險公司。以原保險保費收入計(經《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2號》調整),新華人壽在2011年上半年的保費收入位列中國壽險市場第四,市場佔有率為9.0%。前三季度市場佔有率提升至9.7%,市場排名不變。

  截至2011年6月30日,新華人壽有34家省級分公司、214家中心支公司、264家支公司、954家縣級營銷服務部和11家鎮級營業部;約20.4萬名保險營銷員。新華人壽有大約2494萬名個人壽險客戶和大約5.7萬名機構客戶。

  新華人壽的發展歷程遠比絕大多數IPO發行人來得更為曲折。

  2006年9月初,以寶鋼集團、蘇黎世保險公司為首的股東們,開始為改選新華人壽董事會奔走。當時的目標是清除問題股東、清理賬外資金,進而徹底改變新華人壽董事長關國亮「內部人控制」的局面。

  此後,關國亮被檢察機關立案。新華人壽在預披露文件中,特地用一個章節交代與關國亮有關的「前董事長違規事件」。

  為處置關國亮違規一案,2006年9月23日,保監會開始對新華人壽資金運用問題進行調查,並於2007年5月24日宣佈,由保險保障基金以市價收購新華人壽問題股東手中的股權,解決資金挪用問題。

  此後,新華人壽進入保監會代管的階段,直至2009年底,中央匯金公司出資購入保險保障基金公司持有的新華人壽股權,才結束了這段「非常時期」。

  「前董事長違規事件」除了讓新華人壽被牽涉到一批訴訟當中,也令新華人壽在2008年至2010年各年度內業務快速發展的同時未能及時獲得外部融資。由於償付能力充足率長期嚴重低於100%的監管紅線,新華人壽在開設分支機構、分派股利和投資範圍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2010年四季度,新華人壽原有股東對公司進行了一場140 億元的增資,新華人壽的償付能力立刻獲得較大提升,其償付能力充足率在今年上半年一度達130%,不過償付能力充足的局面並未維持多久。

  今年9月,新華人壽獲批發行50億元次級債。由於2011年第三季度以來國內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以及業務的持續發展,新華人壽截至2011年9月30日未經審計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再次跌破100%的監管紅線,降至86.58%,未能達到最低監管要求。

  新華人壽此次IPO募資將全部用於充實資本金,以支持業務持續增長。

  預披露文件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新華人壽總資產3466.68億元,淨資產204.71億元,今年上半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17.75億元,每股收益0.93元,上半年營業收入業務578.12億元,淨利潤17.75億元。

  2010年底新華人壽內含價值 322.2億元,2011年6月30日其內含價值為469.55億元。新華人壽IPO之前,共有股本26億股,由此核算其每股內含價值為18元。

  目前,A股上市的保險公司的估值水平,相當於2011年6月30日內含價值的1.4倍-1.6倍。分析師指出,因新華人壽規模較小,可以採用1.6倍的內含價值,相當於每股29元。

  雖然保險行業的整體估值已經出現回調,新華人壽的IPO融資總額也因此受到影響,但新華人壽堅持推進IPO的行動,已經顯示出公司在上市方面的決心。

  「從公司發展的角度看,新華人壽是非得要趕2011年的IPO末班車。你看看其他保險公司也在籌劃補充資本金的事宜,早完成融資,就能早開始業務佈局,這對處於行業週期瓶頸位置的壽險公司是至關重要的。」一位壽險業資深人士說。

借上市推動轉型

  新華人壽的難處,第一是轉型難。先上市還是先轉型,這是個選擇。

  據新華人壽的內部人士透露,就在啟動上市計劃的同時,新華人壽也在面臨業務轉型的陣痛。「如果業績差,上市故事不好講,因此希望先上市再轉型很 困難。怎麼跟人家描述你的業務戰略?依舊戰略不清晰?或者還是一個舊故事?要麼就是放棄一年的時間等待轉型,這也是客觀不允許的,所以董事長康典的決策是 借上市推動轉型。」

  實際上,新華人壽的業務轉型不單是自主選擇的結果,也有市場和監管等方面的原因。

  銀行保險渠道是新華人壽主要的個人壽險分銷渠道之一。2008年至2010 年,銀行保險渠道對整個公司的保費收入貢獻度都在67%以上。

  不過,近期銀行保險監管環境變動讓銀保渠道風光不再。一系列銀保政策新規,對保險公司在銀行渠道的保險銷售行為從緊規範,例如不允許保險公司派駐人員在任何銀行網點進行保險產品銷售。這對以派人在銀行駐點銷售起家的新華人壽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利空。

  2011 年上半年,新華人壽銀保渠道的保費收入為307.31 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9.5%,同期銀行保險渠道保費收入貢獻比重也下降到了60.7%。

  新華人壽只能轉向保險營銷員渠道挖掘潛力,並且重視發展期交保費產品。保險營銷員渠道保費收入的增長中,絕大部分來自期交保費收入的增加。 2011年1月-6月,10 年期及以上的期交產品保費收入在保險營銷員渠道首年保費中的佔比達到67.9%,遠高於上年同期的38.4%。

  當然,新華人壽的業務轉型遠不止於此。在預披露文件中,新華人壽的戰略目標是「力求成為中國最優秀的以全方位壽險業務為核心的金融服務集團」。

  「只做壽險」是新華人壽團隊在全球預路演過程中向投資者重點交流的內容。看到城鎮化和老齡化的歷史機遇,新華人壽準備將業務佈局擴展到養老和健康產業等新領域。

特別分紅

  新華人壽上市之際,正逢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明確分紅政策,保護投資者利益。

  新華人壽的分紅政策是:由董事會根據屆時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業務發展情況、經營業績擬定,在符合屆時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實現的可分配利潤的10%。

  另外,針對前董事長關國亮的違規事件,新華人壽決定強化公眾投資者保護機制,並在上市預披露文件中承諾,將在2012年9月30日前實施完畢不 低於人民幣10億元的特別分紅,通過特別分紅的方式,成立專項基金,用以彌補新華人壽首次公開發行上市之日起36個月內,由於前董事長違規事件造成的在招 股說明書披露的減值準備和預計負債之外的其他實際損失。

  新華人壽公告稱,公眾投資者保護機制資金的主要來源為紫金世紀24%股權拍賣所得的款項,這部分股權是在前董事長違規事件中,作為清收資產被新華人壽收回的。目前,這部分權益分別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和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掛牌價格為20.425億元。

  新華人壽表示,力爭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上述股權轉讓,並將上述紫金世紀股權的轉讓收益扣除相關稅費及提取相關公積金和準備金後的餘額全額進行分紅,股權未轉讓或者轉讓收入低於10億元人民幣的部分由新華人壽從滾存利潤中提取相應金額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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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業強搭港股今年IPO末班車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17/3NMzA4XzM4ODk3NQ.html

最近對港股IPO數據的統計給了許多掙扎的未上市企業和投行一線光明:12月有十多家企業在香港上市,其中大半為中國內地企業。

然而,這背後並非港股風景獨好,而是許多IPO企業紛紛找了基石投資者才能發行;發行價也往往是定價的下限;饒是如此,還是有海通證券被迫推遲IPO,還有多家上市的企業,如周大福、新華保險上市首日破發。

這 一背景下,催生出KKR、賽富基金、紅杉資本等知名私募股權機構,紛紛做基石投資者。「基石投資者」為港股獨有,即在企業IPO之前,先找一流的機構投資 者、大型企業集團、以及知名富豪或其所屬企業承諾認購,上市後需要鎖定6到12個月。這有點像「一級半」市場。由於所投公司皆上市即破發,前述機構的投資 都有不同程度的浮虧。

站在對明年經濟形勢和IPO態勢不足夠樂觀和自信的基點上,PE、VC在一級市場價格虛高、二級市場不景氣之下,投 資變得很不好看。不少機構已然轉戰基石投資和PIPE投資。而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期間,也有不少PE機構採取了類似的策略轉向,這一輪週期 中,又會怎樣?

港股IPO:晴轉多云

一週之內,香港IPO市場風雲變幻。

12月10日,某外資投行人士發現,在12月7日到15日,將有11家企業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其中大半是內地企業。

此時,美國股市對中國概念股大門緊閉,上一次在美國上市的企業還要追溯到8月份的土豆網;A股IPO市場不及從前景氣,企業上市仍普遍有30來倍市盈率,但二級市場的風聲鶴唳令發行前景不妙。這樣背景下的香港股市,頗有些「一枝獨秀」的意味。

然而,形勢突然逆轉,出乎所有人意料。

12月12日,海通證券(600837.SH)將推遲到明年一季度在港上市。其背後的原因是歐美幾家機構投資者撤銷認購,導致國際配售不足額。

12月14日,中國多金屬(2133.HK)以定價區間的底線2.22港元發行,2.22港元為2012年預計盈利的4.7倍市盈率。可依然上市首日破發,較發行價跌去近四成,收於1.35元。

12月15日,周大福(1929.HK)以定價下限15港元發行上市,其市值較之前投行的估值縮水近一半,當日還破發,收於13.92元。當天上市的新華保險報26.15港元,較IPO價格28.5港元跌8.2%。

中國多金屬為一家在云南的採礦企業,本不是市場矚目的企業,但首日跌去約四成,跌幅為近六年來港股首日下跌之最。有投行人士不解,為何其獨家保薦人花旗毫無動作:「中國多金屬第一天成交量也就幾億元,幾千萬就能守住。」

港股中有「綠鞋機制」,即若發行人股票上市之後的價格低於發行價,主承銷商可用事先超額發售股票獲得的資金(事先認購超額發售投資者的資金),按不高於發行價的價格從二級市場買入,然後分配給提出超額認購申請的投資者。

接近花旗投行部人士透露,這次中國多金屬首日如此下跌另有隱情,懷疑有人在其中做手腳。但具體情形,對方不願多說。

某 德銀基金經理分析這一情況的出現:「主要還是港股『兩頭都受氣』,同時受國際形勢和中國股市影響。港股的主要投資者還是國際機構,要多留現金以應對可能遭 遇的年末贖回,此時市場的流動性不足。且基金人士的精力和心思,亦更多在考慮明年一季度的投資策略,對參與IPO的興致不高。」

PE、VC轉戰基石投資

近期扎堆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中,中國服飾(1146.HK)頗為私募股權界人士關注。

中國服飾是一家設計、生產和銷售男裝的企業,其旗下最知名的品牌為JEEP,蘭馨亞洲、China Consumer Capital、IDG資本都是其股東。

中 國服飾的發行價為1.64港元,募資11.34億,約1.45億美元。今年6月,中國服飾曾試圖上市,後來發行不成功。此次成功上市,是有三家基石投資者 認購了發行額的75%。KKR、紅杉資本和光大控股(0165.HK)直投團隊分別認購6000萬、2500萬和2500萬美元。

紅杉中國創始合夥人沈南鵬對記者表示,投資中國服飾,主要是因為「看好中國的消費市場,看好中國的服裝市場」。記者追問做基石投資,是否有考慮現在買入價格便宜等因素時,沈南鵬只簡單回答,我們做任何類型的投資,「都是以同樣的標準關注公司基本面,看公司的長期發展」。

饒是如此,12月9日,中國服飾上市首日收於1.49港元,較發行價跌去近10%。隨後幾天,中國服飾的股價也在此價格附近徘徊。這意味著,

KKR、紅杉和光大控股的投資已然浮虧起碼10%。

跟它們同病相憐的還有賽富基金。賽富基金旗下賽富亞洲投資基金四期作為中國多金屬的基石投資者,出資3000萬美元,約佔這次發行股份的19.6%。12月16日,中國多金屬股價略回升,收於1.59元。以此價格計算,賽富基金浮虧約850萬美元。

賽 富基金,還和光大控股直投基金、兩家企業,一起作為京能清潔能源的基石投資者,一共認購了1.4億美元。京能清潔能源將於本月22日掛牌上市。截至發稿 時,京能清潔能源已截止公開發售。它的公開發售未獲足額認購,但由於面向機構投資者的國際配售已超購,故能如期發行。據此可知,京能清潔能源也是靠基石投 資者保駕方能正常發行,且上市後的股價亦堪憂。

此外,本月初,美國華平投資集團宣佈,決定作為基石投資者參與海通證券的全球發售,並承諾投資2.1億美元。

一 位外資PE人士分析,PE、VC紛紛做基石投資、乃至做PIPE投資(投資已上市公司),其背後的原因都是目前PE、VC競爭過於激烈的後果,目前所有二 級市場的股價皆走低,一級市場的估值仍未顯著下降,這種情況下,PE、VC沒那麼多好項目,不如去投一級半、二級市場,價格低不說,流動性還勝出。

今年上半年,多家知名基金都做了PIPE投資,現在PIPE投資已成為常態。據清科集團統計,近11月,就有11家A股上市公司的定向增發有PE機構參與,後者共投入31.23億元人民幣。其中,光大金控和凱石投資非常活躍,都參與了多家上市公司的定向增發。

流血上市的背後:聊勝於無

前述外資投行人士並不認為此刻的香港市場叫「陰云密佈」,他認為,在美國市場目前還對中國企業緊閉大門的情況下,香港還能發出這麼多中國概念股,已經非常不錯了。

一 位外資基金合夥人分析:「企業上市有成本,不會因為募資差個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就不上市了。看起來上市的企業都在定價區間下限發行,但下限也是企業家能 夠接受的價格。對於企業家來說,往往更看重成功上市融資,獲得下一步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此外,上市對激勵士氣亦大有幫助,一般企業的高管多有股權激勵,上 市了,他們手中的股權至少是有市價、未來可流通;如果不上市,那些就是一張紙。」

上述合夥人指出,如果是他投資的企業,面臨此當口,也是 先看企業是否迫切需要錢發展;如果需要錢,要麼上市,要麼他們機構再投資,但對於企業家來說,上市發行價格再低,也比私募價格高;對於私募基金來說,自己 投資的企業上市,總比不上好。權衡下來最好的解決方案,往往還是企業上市更能達到多贏的結果。

一位在香港的投行人士指出,12月上半月, 多家企業扎堆上市,主要原因是要趕在今年上市。在香港上市,一般多由承銷商的分析師先去見各機構,進行為期一週的「預路演」,隨後才由企業管理層去做真正 的路演,這一過程又要一週半到兩週。對於國際機構而言,聖誕節是大假,聖誕節前兩週基金的人就陸續開始放假。再晚一些,企業就無法路演了,自然更沒法上 市。

必須趕在年前上市,背後跟今年香港聯交所規則微調有關。今年過聆訊的企業,如果要明年才上市,就算沒過6個月期限,也必須由聯交所再 審閱。這一過程雖不難,卻會拖時間。況且明年一季度有春節,很多買港股的國際機構,實際上是其在香港的分支機構,所以春節前後也不是路演的良時。再往後推 若是過了6個月,企業則必須重新排隊聆訊。

綜上可知,雖然叫價不高,對於企業的股東來說,上市比不上市好,早上市又比晚上市好。故港股出現了一個聊勝於無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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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亞投行的「末班車」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790

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亞洲經濟的發展潛力,歐亞一體化的巨大商機,與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系的衰老,共同導演了這場亞投行的「末班車效應」。

「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期間美國失去了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者的角色。」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2015年4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中感嘆,他無法想像,自佈雷頓森林會議以來,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變故: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主要(金融)機構,而且美國沒能說服從英國開始的幾十個傳統盟國不要參與其中。

過去的一個月裡,英國、韓國、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和法國、德國、意大利、巴西、俄羅斯等,紛紛向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遞交加入申請,使亞投行的「朋友圈」激增到超過50個。G8成員國中,除了美國和日本,都申請加入亞投行。

不到半年前,亞投行首批21個創始成員國簽署備忘錄時,人們還在討論亞太區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尼和澳大利亞的缺席。短短幾個月之內,亞投行在亞太地區的擴容不再是焦點,人們關心的是,它還將吸引多少歐洲、美洲國家加入,以及美國和日本何時、以何種形式加入。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揭秘了這場「雪崩」是如何發生的。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英國得知有其他歐洲國家先向中國提交了書面確認函之後,提前5天於3月12日提交申請,隨後瑞士、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一週內跟進。報導認為,歐洲國家不顧美國的勸阻,趕在3月底申請截止日期之前「爭相拜倒在中國面前」,是為了贏得人民幣結算業務,並爭搶幾個創始成員國的席位以及亞投行歐洲總部所在地。

如果說這是一場令中國人自己都感到驚喜的大逆轉的話,是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亞洲經濟的發展潛力,歐亞一體化的巨大商機,與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系的衰老,共同導演了這場亞投行的「末班車效應」。

亞洲機會

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展中的機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是國內最早向決策層提出亞投行構想的智庫,該中心是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退休之後出任理事長的一家智庫。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早在5年前研究過我國外匯儲備的創新使用,當時的外儲接近3萬億美元,主要投資渠道是美國國債。在國經中心的建議下,2012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了外匯儲備委託貸款辦公室。至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QDI首次超過FDI。

與外儲的創新使用一脈相承,2011年3月底,G20高層研討會就全球需要建立新的投融資機制達成共識後,國經中心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可以利用外匯儲備,發起成立一個開放性的金融機構,搭建一個平台,把亞太地區的高儲蓄率轉化為有效投資。後來的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時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立群當時也有參與報告的討論。

半年之後,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10月訪問東南亞時,提出中國準備籌建亞投行。

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認為,「中國這次抓住了亞投行的主導權,是因為這些年我們通過發展具備了這個實力,在國際上,多邊關係的話語權最後還是看你的實力。」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GDP總量僅次於美國,而且經濟增速還一枝獨秀地保持在7%左右。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亞投行的強大後盾,亞投行首批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國出資500億美元,而2014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已達到3.84萬億美元。

而亞洲經濟目前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亞洲佔全球經濟25%的比重,人口50%以上。其中亞投行最大的兩個創始成員國——中印兩國的人口就佔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並且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兩個大國。

「將來經濟發展的重心畢竟是在人口眾多、經濟水平又有待提高的亞洲地區。」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聶慶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為什麼這麼多國家要加入亞投行,因為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展中的機會。」

關於亞洲基礎設施的資金缺口,一個被廣為引用的數字是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從2010年起到2020年,亞洲每年需要8.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而主要定位於解決貧困問題的亞開行每年僅能為基礎設施放貸100億美元。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基礎設施的專家,那就是中國,中國知道怎麼做,無論是中國進出口銀行還是國家開發銀行,他們都有很多的經驗。」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雅克斯(Martin Jacques)近日在博鰲論壇上說。

舊體系的改革惰性

「美國沒能履行承諾,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

亞投行得以在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颳起旋風的另一方面原因,在於美國主導的舊國際貨幣體系的失效、式微與改革惰性。

薩默斯認為,英國等國家不惜冒犯美國,毅然加入亞投行,原因是美國的全球經濟策略由來已久的失敗。他指出,美國左翼的壓力帶來各種限制,致使很難通過現有開發銀行向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同時,美國親自推動的IMF管理改革,也由於美國國內右翼的阻力而沒有批准。「由於美國沒能履行承諾,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

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在亞洲的重點業務之一,但長期以來它們的低效率和官僚主義廣受批評。比如在項目篩選上,亞開行和世行傾向於選擇與自己認可的政府合作,其嚴苛的勞工社會保障和環境保護標準在發展中國家往往脫離實際情況,因此將很多項目擋在了門外,即使通過審批也需要數年時間。許多尋求經濟增長和不想被過度監督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因此並不喜歡亞開行。

但已有48年歷史的亞開行堅持自己是在執行「最佳實踐」的高標準。對此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3月22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直言,「我多次表示過,我不認可最佳實踐。誰是最佳?剛才(亞開行)中尾武彥行長也說到,亞開行需要進一步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

亞開行副行長格魯夫(Stephen Groff)在博鰲論壇上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在安全、環境、社會保障等標準上有良好的記錄,而且這些標準的執行已經有悠久歷史,我們的股東要求我們必須有高的標準,我們相信這些標準有利於地區的穩定和項目的成功。」

對於外界詬病的官僚主義,格魯夫則表示,「當然,我們有官僚主義,任何歷史悠久的大機構都有官僚主義。我們現在正在努力提高效率,消除官僚主義,使我們的響應速度更快。」

在世界銀行,中國持有的投票權僅為4.9%,相比之下美國則高達16.3%。而IMF的一切重大事項需要獲得IMF成員國85%的投票,美國因為擁有其16.5%的投票權份額而具有一票否決權。德勤全球主席阿芒德(Steve Almond)在博鰲論壇上說,「我一直都說IMF和世界銀行應該改變一下它們的結構,但是現在有很多的惰性,既得利益者會抗拒變化。」

中國希望通過改革將自己的份額從目前的3.8%升至6.39%,成為美國(16.75%)、日本(6.98%)之後的第三大份額國。2008年金融危機後,IMF曾在2010年提出一個改革方案,旨在增加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的話語權,這一方案經過各國理事批准,但是最終美國國會沒有通過該方案,由於美國在IMF有一票否決權,改革未能啟動。

雅克斯認為美國抗拒亞投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現實還難以接受。「作為一個英國人,1945年我們是GDP佔了世界一半的帝國,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可能都不見得在一起了,這個過程讓我們不敢想像很難接受,但慢慢也就接受了。」他說,「二戰以後,英國就被看作美國的小兄弟,現在居然說英國也要拋棄美國加入亞投行了,這確實反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深刻變化。大國的起落可能會帶來一些爭端,美國要接受中國崛起這個現實。」

高效率和高標準的平衡

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

3月31日,亞投行在哈薩克斯坦舉行了第三次籌建談判代表會議,並對《亞投行章程(草案)》修訂稿進行了討論。各方計劃於4月15日確定亞投行最終的創始成員國名單,6月商定章程終稿並簽署。亞投行正式成立時間約在2015年年底,總部將設在北京金融街。

擁有前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等背景的金立群被認為將出任亞投行首任行長。

樓繼偉表示,亞投行將採用三層管理架構,其最高決策機構是由各股東國組成的理事會,理事會選舉產生由非常駐董事構成的董事會,董事會將本著絕對中立的原則決定亞投行的預算和項目評估等事項,董事會之下是總裁和管理層。

投票權方面,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佔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餘的25%到30%股權。隨著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因此不存在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

中國承諾亞投行將更加務實和高效率,但國際上也存在對亞投行是否會因此而犧牲必要的規制的質疑,如何平衡二者的關係將是亞投行面臨的挑戰。

基礎設施項目通常有著很長的投融資建設和回報週期,雖外部性價值大但財務回報率並不高,且經常伴隨著腐敗和浪費。在其建設過程中,一些亞洲國家相對較弱的執行力、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和政局將是其最大的不確定性。

比如據中國南車研究院的一位人士透露,中國在沙特和土耳其的很多輕軌項目都是賠錢的,「而且是巨賠」。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斯里蘭卡也曾因總統換屆,於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市項目,該項目造價約15億美元。

美國和日本是否最終會加入亞投行,是目前最大的懸念。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近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如果亞投行滿足融資方法等審查條件的話,日本可能參與(加入)討論。」

日本和美國擔心亞投行以中國的利益為先,成為中國用來輸出產品和製造業產能的工具。

但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則認為,要解決上述擔憂的最好辦法,是加入亞投行參與到其治理結構和規制辦法的談判之中來,而不是袖手旁觀。

對此金中夏的觀點是,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很多人說英法德意加入進來是我們的一個勝利,但是《金融時報》說,『似乎』中國贏了,為什麼?美國當年TPP是一個大國抓幾個小兄弟國家,先把建章立制完成,然後新成員進來不是談判規則,而是接受或不接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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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的中金IPO “第一”投行追趕上市末班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253

中金公司港股上市對其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東方IC/圖)

對於香港資本市場“沒有特別意義”的中金,卻曾是內地資本市場最耀眼的那顆星。

盡管一直在幫助別人書寫資本故事,但中金自己對待上市的態度卻是一拖再拖,錯失良機。

1995年7月-2015年7月。20年。

2015年7月21日,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在生日之際向香港交易所低調地遞交了IPO申請,計劃募資10億美金。這個中國首家合資投行,曾被認為最具有藍血氣質的公司,在書寫中國龐大經濟故事幾度延遲上市計劃後,終於將在今年9月登陸港股。

遲到的IPO

20年過去,外界公認的“中國投行範本”,最有希望成為首家上市券商的中金,始終沒有邁出關鍵性一步。

落花流水,美人遲暮。

這場遲到太久的IPO,似乎沒有引起香港資本市場的太多關註。因為,募集金額只有10億美金(約合77.5億港元)。

“這半個月來,我們每天晨會都沒人提過這事兒(指中金向港交所提交IPO)。”在香港為一家全球前五的財團工作的一位女士說。她要求隱去她們公司名字。該女士之前在這家財團的內地公司工作,她個人表示理解內地對於中金這次在香港上市的感情。但她同時說明,對於外資行來說,中金資產不夠大,體量也不是很大,“所以對我們來說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資本市場最現實,4月11日,內地的另一家券商廣發證券登陸H股,募集資金280億港幣,5月,華泰證券H股上市,募集資金凈額超過339億港幣,成為今年亞太地區最大規模的IPO。

相比廣發和華泰數百億的募資,中金公司的10億美金募資申請雖然被業內認為偏保守,但也許這是目前形勢下,最為穩健的方法。畢竟,中金公司這幾年的凈利潤,一直都在券商的30名開外,而廣發和華泰都在前5,總資產幾乎是中金的十倍。

不過,對於香港資本市場“沒有特別意義”的中金,卻曾是內地資本市場最耀眼的那顆星星。

作為1995年成立的中國首家合資券商,很長時間,中金的名字前總有“第一”和“當年最大”這樣的定語出現,第一單業務是1997年3月北京大唐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香港聯合交易所和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11.2億股,融資31.35億港幣。

這距離它成立僅僅只有不到兩年的時間。

也是1997年,中金成功參與了中國電信(現中國移動)42億美元的海外發行,中金是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主經辦人、聯席保薦人。1999年5月,高盛集團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6900萬股,融資36.57億美元,中金是高級副主承銷商。2000年4月的中國石油、新浪網,6月的中國聯通,10月的中國石化等等,都能看到中金公司身影。

此後,中金公司幾乎從未缺席中國大型企業海外發行,完成了60家央企、國企的境內外重組、改制及首次公開發行項目。牽頭了電信、能源、銀行、保險、醫藥、基建、汽車等行業龍頭的海外IPO項目。

但20年過去,外界公認的“中國投行範本”,最有希望成為首家上市券商的中金,始終沒有邁出關鍵性一步。

中金公司發起人持股比例。 (李伯根/圖)

跑馬圈地的同行們

如果不是中金海外投行業務依然存在較大優勢,中金早已跌出了第一券商梯隊。

中金對資本市場的遊離,給了其他券商機會。

昔日同屬資深老牌券商陣營的中信、銀河、廣發、光大、國泰君安等券商紛紛完成上市掛牌,近年來異軍突起的國信、安信、華泰則通過各種途徑完成了與資本市場的嫁接,就連西部、東興、中原等地方性中小券商都已經踏足資本市場。

競爭對手借助資本完成跑馬圈地,蠶食他們曾經的業務,同行業的激烈競爭導致占主要收入的傭金費降低,以及國內券商大環境的變化,都讓這個曾經最頂級的投行光環不在,還被外界冠上了”沒落貴族”的頭銜。

中金的招股說明書里披露了眾多風險,其中之一就是,中金“面臨來自銀行商業、保險公司、信托公司、網絡金融服務商及其他提供金融或配套服務公司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國證券監管逐步放寬中國混業經營的趨勢或會導致新競爭對手進入,行業日益激烈的競爭及使用低成本的電子交易系統客戶的增加已經導致我們的證劵經濟傭金費出現下行壓力”。

數字最能解讀一切。

中金公司財務數據顯示,其2014年凈利潤達11.18億元,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其凈利潤皆僅約為0.26億元、3.07億和3.70億。值得註意的是,中金2014年凈利潤的大幅度提升,來自國內重啟IPO業務,IPO的重啟所有券商都實現了營收大幅度增長。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如果按照收入排名,中金公司排名20,前五名則為國泰君安、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廣發證券和國信證券,若按凈利潤排名,中金公司排名第42名。

即使再回溯近十年的數字,也並不好看。2005年中金公司的凈利潤還是行業第1位;2006年則下滑至第10位,2007年中金公司僅以12.29億元的利潤排在國內券商投行業第27位。

所有數據都在闡述一個冷冰冰的事實,如果不是中金海外投行業務依然存在較大優勢,中金早已跌出了第一券商梯隊。

“中金公司的此次上市對其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中金的知情人士向媒體展示了他們的希望,“雖然與前幾年中金公司全盛時期相比,如今的中金公司所面臨的行業壓力較大,但如果抓住此次IPO的機遇,則或將是中金公司重回昔日輝煌的起點。”

“半條中環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

在上海機構投資者圈里,不在中金公司開戶會被視為異類。

至少有整整15年時間,中金作為國內頂級投行的地位無可撼動。

這一切源於中金的出生。

作為國內首家中外合資投行,中金的起點頗高。1995年7月31日,中金公司成立,發起人為前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摩根士丹利國際公司、中投保(當時稱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GIC(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和名力(當時稱名力集團),分別持有42.5%,35%,7.5%,7.5%及7.5%的股權。

盡管兩大股東摩根士丹利和中國建行一直為了控制權合作一直都不是很愉快,但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還是教會了中國人投行規則,一位在中金工作多年的投行人士對記者回憶,中金最初開始出去談業務時,都是摩根士丹利的人坐在前面主導,而中國人坐在後面學習。

摩根士丹利帶來的最大貢獻,不僅僅是為中金建立了完整的投行體系,中金公司從組織架構到薪酬體系,甚至企業文化,都有著摩根士丹利的影子,而且為中金甚至是中國資本市場培養了一批骨幹金融人才。這也讓中金變成了中國最專業的國際投行。

另一方面,王岐山、周小川、王雪冰以及後來加入的朱雲來,公司的投資銀行家多為知名金融界海歸人士,大多專業睿智、人脈深厚。這些無疑都為中金的藍血氣質增加了濃重的色彩。

在上海機構投資者圈里,不在中金公司開戶會被視為異類,中金每份調研報告幾乎都能影響股市。這種影響力不僅僅限於內地,在匯集了全球頂尖金融公司的香港中環,除開外界熟知的吳敬璉和許小年,高盛(亞洲)投資銀行部總經理哈繼銘、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等十來家金融機構首席,都具有中金血統。這讓中環有個不成文的說法,半條街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

而在2010年前,在A股和中資企業海外IPO中,中金公司總承銷金額分別達6460億元和924億美元(截至2010年10月份),占A股和中資企業海外IPO總融資金額的36%和40%,排名第一,遙遙領先於其他境內外投行,並在前十大A股IPO和前十大中資公司海外IPO中分別主承銷了9家;作為財務顧問參與的兼並收購交易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在中國市場也位列所有投行第一。

在中金公司成立後的前十多年,它在中國投行界一枝獨秀,無可匹敵。它的“唯一性”表現在,如果有海外上市,中金公司就要參與其中。甚至業內開玩笑說中金的員工是帶著袖釘上床睡覺,連夢話都只講英語。

中金業務部門已經工作了8年的齊先生對這點並不否認,他說,中金對自己的定位一向比較高端,“經紀業務也只重視高端、QFII、超大戶和大客戶的經紀業務。”到現在,中金在全國只有20個網點,也跟高端定位有關系,畢竟“太高端用不了太多網點”。

“絕不能出風險”

他們在創業板中裹足不前。

然而,紅利總有用光的一天。

在眾多央企登陸資本市場後,國內大型企業上市資源逐漸減少,中金公司開創的“大單模式”,反而成為近年來羈絆其發展的因素之一。

齊先生說,中金有幾年利潤特別低,這跟其投行業務特別是大型國企央企占比高,IPO時關時開,大型國企上市進入尾聲期都有關系。而公司人工成本高,做中小企業利潤低,這對於做慣了大項目的中金來說,根本看不上。前幾年都不太重視,直到今年才開始重視中小企業。

業內公認中金的裹足不前是從2010年大陸創業板推出後開始的。

中小券商開始積極爭搶新的陣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指導思想都是“決不能出風險”的中金公司,處於對風險的擔憂,對很多中小項目都必須建立質量評估體系,覺得項目成熟後才進行推進,這註定了他們在創業板業務中的裹足不前。逐步失去了自己的地位。2010年,即使有中國西電、農業銀行兩個大項目,中金IPO承銷僅僅5家,市場份額為4.13%。

另一位離開中金的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段時間,中金指導思想就是“不出事”,而正是偏保守的決策,註定了中金公司後面的慘淡經營。而中金以前大項目拿得太過於順風順水,中小項目和一些看起來“蠅頭小利”的布局,公司一直都處於不重視地位。

 

而他們在其他的創新項目如融資融券方面也落後於同行業,在2012-2014年IPO暫停的那段日子,其他券商憑借創新服務填補了因為無法承銷IPO的損失時,中金卻一無所獲。

“我們現在更多就是頂個高端業務光環而已。”齊先生說,中金早就不是業內老大,近三年利潤連行業前三十都進不了。他們做業務也不是很方便,畢竟現在投行、經濟、自營等業務都是市場化很高的,競爭很激烈。

也是2010年,跟中金合作了15年的摩根史丹利因為長期喪失控制權和陷入金融危機,選擇了退出,將自己手中股份轉給了兩家純財務投資的境外公司。隨著摩根史丹利的退出,中金一批高級金融人才也隨之跳槽。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加盟高盛(Goldman Sachs),擔任高盛投行部門董事總經理,另一位銀行家陸垠加入了花旗集團,出任花旗亞太區金融機構組董事。此外,中金前A股首席策略師高挺加盟瑞銀證券北京公司,任瑞銀財富管理研究主管兼首席投資策略師。而資深銀行家貝多廣又回到了自己以前供職的JP摩根。

此後,中金開始年年走低,2011年IPO承銷收入降至1.68億元,市場份額下滑到1.27%,承銷數量為2家公司。2012年,主承銷數為3家,承銷收入再次下降至1.32億元。此後,他們還因為違規被證監會兩次點名。

上市路程

即使慘淡經營,中金也沒松口上市問題。

中金對待資本的態度也並不熱切。盡管一直在幫助別人書寫資本故事,但中金對待上市的態度卻是拒絕。

梳理中金公司上市路程,只有在2006年時,中金曾經提出過上市,但隨著中外股東的意見不一和控制權爭奪,此事再未提起。

全盛時期的中金的確有資本可以忽略金錢,前幾年中金投行業務好的時候,利潤高,沒有融資的需求,何況當時環境更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資本。

15年過去,中國大型國企上市進入尾聲,資本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資本的大小開始成為券商業務規模、業務標準、服務質量和風險承受能力的衡量標準之一。而一直拒絕上市的中金,跟競爭對手比起來,開始在資本上捉襟見肘。

2010年中金依然拒絕資本市場的態度,無疑讓經濟狀況更加慘淡。

中金並非沒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甚至自己在年報中曾寫道“作為證券公司,在融資能力上還存在較大局限,銀行間市場拆借最長期限只有7天,銀行對證券公司的授信也受到較多監管限制,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公司的流動性管理。”

在海外大投行的總收入中,同樣也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於資本中介業務。2012年時,全球頂尖投行高盛的資本中介業務就占到總收入的50%以上,這也是高盛遠遠甩開國內券商的最大差距所在。

不過,資本中介業務對資本金依賴度非常高。尚未上市的中金公司受制於資本約束,創新業務乏力。證券業協會提供的數據表明,多年來中金公司的凈資本僅靠利潤留存,至2013年底積累到43.3億元左右,而截至2014年末,中信證券的凈資本已達443.19億元。

資金的短缺無疑讓中金更加落後,在其他同業券商借助資本的力氣,已經完成了業務升級、系統改造以及版本擴張時,曾經的貴族只能原地踏步。這種窘境,從他們的招股說明書中可以體會一二:“競爭對手較我們或擁有若幹競爭優勢,包括廣泛的產品和服務總類,更充沛的財務資源,更大及更多樣的客戶群,更廣的營業部、更強的品牌知名度及更先進的IT系統。”

即使慘淡經營,中金也沒松口上市問題。2013年當時的董事長李劍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還在表示:“中金上市是我們的中長期計劃”。但到2014年3月,中金口風突變,繼任董事長金立群在一次員工會議中表示,中金已經在考慮上市的問題。

融資是目前中金解決現狀的最好辦法,中小投行業務、自營和創新業務,都需要資本來補充發展。很多公司內部人士都認為,只有通過上市融資才可以幫助公司繼續維持中國最頂級投資銀行的地位。而中金公司董事會一直都在考慮上市的好處,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優勢將是對資產負債表的擴大。消息人士稱,“長遠來看,更大的資產負債表意味著中金公司有更多的成長。

改變背景

在這次招股說明書中所出現的高級管理層中,所有的高管幾乎都是行業出身,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只有董事長丁學東一人。

2014年7月,中金啟動IPO計劃正式披露,並透露將地點選在香港。在計劃中,中金最快將於2014年年底在香港上市。但很快,這個計劃被迫中斷。10月以來,中金公司連續三次發布重頭人物離職公告,董事長金立群、首席執行官朱雲來、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均主動請辭。

朱雲來為中金工作了16年,他的身份,曾經是這家公司的榮光。

朱雲來則在辭職信中說:“從長遠考慮,為了積極助推團隊成長,系統建立長效體制,形成健康良性的管理交接和延續機制,以及公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我已向董事會申請辭去CEO職務。”

公司高管層也在逐漸淡化政府官員背景。

在這次招股說明書中所出現的高級管理層中,所有的高管幾乎都是行業出身,新上任的總裁畢明建更是中金的創始人。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只有董事長丁學東一人——他曾在2010年5月到2013年7月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中金似乎也在幾年市場自由競爭後,開始深入地分析市場和梳理自己的長項。他們開始更多地針對海外資源和幫企業香港上市。在這一點上,他們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2014年他們承銷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8家在香港上市。參與的交易包括去年大連萬達(Dalian Wanda)商業地產部門和中國核電集團中廣核(CGN)的上市。這兩宗交易是香港2014年規模最大的上市交易,加起來籌資77億美元。

盡管投行依然是最賺錢的部門,但同時,他們推出了對高端財富人群資產管理的創新業務。除此之外,他們向業務部門明確表示,今年會重視以前被忽略的中小企業、創新業務、自營等等。

按照招股書,中金擬將募資資金凈額用以進一步發展股本銷售及交易和固定收益業務、發展財富管理業務、發展投資管理業務、用於國際業務以及用於運營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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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搭上TPP末班車 韓國上下很焦躁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4409.html

未搭上TPP末班車 韓國上下很焦躁

一財網 權小星 2015-10-08 17:37:00

作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重要盟友之一,韓國並沒有成為此次TPP的初始成員國。那麽,沒有TPP身份的韓國面對這一超大自貿區會何去何從?進入“暖氣流”的中韓經貿關系是否受到來自TPP的負面影響?

經過近五年的馬拉松式談判,由美國、日本等12個國家主導並參與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P)於本周一在美國亞特蘭大正式宣布取得“實質性突破”,並基本達成協議,這個覆蓋全球近四成經濟規模的超大型自貿區即將成為現實。

但作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重要盟友之一,韓國並沒有成為此次TPP的初始成員國。那麽,沒有TPP身份的韓國面對這一超大自貿區會何去何從?進入“暖氣流”的中韓經貿關系是否受到來自TPP的負面影響?

質問政府為何不加入TPP

在TPP正式達成協議後,有韓國專家就表示疑惑:“韓國作為外貿系數超過100%的國家,TPP中有許多與韓國貿易往來活躍的國家,韓國為何沒有能及時參與TPP?”。這些持懷疑態度的專家還譴責政府無所作為。

而在韓國國會的國情監察期間,韓國經濟副總理崔炅煥(音譯)和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尹相直(音譯)均因未能夠及時參與TPP受到了來自國會議員的質疑。

對此,《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韓國政府負責TPP協商事宜的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TPP對策團呂漢九(音譯)科長。

呂漢九科長表示:“韓國政府對於TPP達成協議表示歡迎,並期待TPP對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融合以及貿易自由化作出的貢獻。韓國政府將密切關註TPP對於韓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以積極的態度決定韓國是否參加TPP談判。”

同時,他強調:“韓國於2013年11月就表明了希望加入TPP協議的初步意見,並與成員國進行多次接觸與協商,還獲得了包括美國、日本所有TPP成員的積極回應。”

據韓國國際貿易研究院的統計顯示,韓國與12個TPP成員國間的貿易進出口額約占韓國貿易總規模的三成,這些國家均是韓國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其中,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占韓國總出口額的32.8%,進口占韓國總進口額的31.9%,而貿易順差更是占韓國總貿易順差的42.6%。

另據韓國產業研究院的預計,韓國若參加TPP,生效10年後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提高1.7%,而若不參加,則將下降0.12%。

因此,這些數據為許多專家建議韓國加入TPP提供了根據。

對此,呂漢九科長坦言:“作為一個外貿大國,韓國正在大力倡導‘Mega FTA’(超級FTA)戰略,通過積極與地區經濟大國簽訂雙邊自貿協定,以及參與RCEP等地區性自由貿易圈,為韓國企業爭取更加寬廣的市場和機會。目前,韓國已經與除了日本、墨西哥外的所有TPP成員均簽署了自貿協定。因此,即使韓國沒有參加TPP,對於韓國經濟的影響也比較有限。”

韓國沒有必要急功近利

相比於韓國政府的態度,韓國民間對於TPP的態度就顯得複雜了許多。

本月8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邀請了來自學界、法律界和企業界的40名專家,於首爾召開了“TPP戰略論壇”,聽取來自各界專家的意見,討論TPP的簽署將對韓國經濟乃至現有的經貿關系帶來的影響。

曾擔任韓國通商交涉本部長的金鐘旭(音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預計TPP到正式生效,還需要通過國內審批等程序,這個過程還需要至少1~2年。TPP所有成員對於韓國的加入都積極地表態,韓國現在加入並不算是很晚。”

另外,他還說:“韓國一直以來比較偏向於簽署雙邊自貿協議,作為成果,韓國先後與美國、歐盟和中國三大經濟體均簽署了自貿協定。韓國與世界52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占全球市場份額的73.5%,韓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雖然我們應該加入TPP,但沒必要抱有急功近利的心態,這種心態將對於韓國日後參加TPP協商有不利的影響。”

韓國高麗大學經濟系李國憲(音譯)教授則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對於TPP應該保持一種平常心態。既然TPP即將簽署,泛太平洋經濟圈的形成趨勢不可逆轉。韓國政府在決策時應該在決定參加的同時,考慮如何能夠將韓國的經濟利益最大化。”

與此同時,李教授認為:“TPP的簽訂對於中韓經貿關系不會造成負面影響。畢竟中韓自貿協定已經成為定局,而且中國作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另外,韓國正在積極參與中國主導的RECP等多邊自由貿易圈。由於對華貿易依靠度較大,為了向韓國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以及最大限度上發揮韓國作為‘自由貿易樞紐’的戰略目標,韓國積極參與包括RECP、中日韓自貿協定等多變體系顯得非常有必要。”

另外,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在場的專家提問到韓國如何在相對不利的情況下,在談判桌上為韓國取得更加有利的結果時,韓國首爾大學李在敏(音譯)教授表示:“韓國可以用一些非通商性的條件,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做出一定的交換和妥協,以換取成員國對於韓國的支持。”

與中國自貿協定更重要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士對韓國過於關註TPP表示出憂慮。

韓國大韓商工會議所(韓國商會)樸龍萬(音譯)會長則通過其社交媒體撰文表示:“我們應該冷靜而審慎對待TPP,而不是匆忙做出決定。”這種態度與大韓商工會議所曾向韓國國會發函,敦促盡快通過中韓自貿協定的韓國國內批準程序形成了巨大的對比。

他表示:“我們先不要責怪政府沒有及時加入TPP。首先,如果我們匆忙加入TPP,那麽作為與韓國產業競爭程度最高的日本,自然會向韓國要求更多的條件。而我們每個人都能看得到:相對於韓國通過日本的市場開放獲得的利益,從日本進口的零部件、汽車、電子等產業受到的打擊將會更大。”

“另外,韓國已經與除了日本、墨西哥外的剩下十個國家均簽署了自貿協定,並正在獲得預期效果的過程中。”

最後,樸會長稱:“綜上來看,相對於TPP,與中國的自貿協定對於我們顯然更加重要。如果我們因為TPP而耽誤了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那麽這將是更加得不償失的。”

編輯: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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