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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08年說，金融危機不應用「海嘯」來形容，因為美歐國家「缺水」。今日電視畫面自04年後又看到海嘯天災，破壞力之巨，兩者確類同。對不幸的日本人，除深表哀痛，本能開始思考災後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特別金融海嘯後經歷的財富大洗牌，這次會否「有機」？

最 容易的，是災後所需物資。眾所周知，日本資源短缺，從原油─主要是沙地和阿聯酋的靚油，到銅、鋁、鎳、鋅等有色金屬，都是現時世界進口大國，需求加消耗， 每每佔全球4%至10%以上，說中國近年成為環球聚焦，以為日本落後，可能偏聽，甚至錯誤判斷，特別是原料提煉或加工，到半成品和工業用材料，扶桑的技 術、研究、產品使用等方面，數量和質量，中國還是要「追」。

所以這次觸目驚心的天災場面，日本工業受影響程度，備受關注，例如汽車生產、核 電廠、銅冶煉廠等的局部停止運作，即時有財經機構分析全球商品，由於需求短期減少，會帶來價格壓力。不過，長遠反而因為重建需要，支持力度會逐步體現。更 為樂觀的是，因為日本國民消費意欲災後的改變，可能大幅提高需求，商品經濟的前景，不應太差。

對手停產內企宜爭定單

筆者更關心這次日本災難對中國的影響，假如之前推斷正確，中國原材料未來短時間的進口幅度，應該只會多不會少。無他，便宜嘛！這個對入口成本為主的公司，相信反而是正面。另外，有色金屬長遠價格樂觀，對於國內礦務企業而言，亦是好事一件，皆因可以等待高價賣貨，提升利潤。

日本工業短期面對電力供應問題而局部停產，部份作為日本直接競爭對手的國內企業就有機可乘，不是一兩張緊急的替代order，而是長遠危機處理的replacement strategy，素知最難對付的日企，銅牆鐵壁最終落於水淹乎？看中國爭氣！

因念

才四天不在，作物都長得不一樣了！」炎熱的六月天，台南巨農有機農場主人周俊吉，剛從大陸談合作計畫回來，面對著他的農場，驚訝於今年作物生長情況，「整個亂掉，遠超過以前經驗！」

這裡是全台灣第三大的有機農場（以面積計算），放眼望去，占地十六公頃的巨農農場，蓋了六十一棟溫室，還有網室、露天耕作區、生態蓄水池……，生產高麗 菜、小白菜、地瓜葉等葉菜類，以及根莖瓜果共四十多種，銷往全台最大有機商品店的里仁、主婦聯盟、統一生機等通路，平均年蔬菜產量四百二十噸，去年光是作 物營收就達三千萬元。

不想只做有機通路 他離開大企業，直接投入有機耕作

乍見周俊吉，黝黑的臉龐，看似歷經風吹日晒，充滿濃厚的農夫味。但仔細了解，你會發現，他是位全然不同的農夫。

他一面重新規畫生產排程，另一面安排著接下來幾天的行程：「明天要面試農場的一位新同事，下午要去社區大學上課，後天有一場演講，星期天還要陪郭董宴客……。」

他口中的郭董，就是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周俊吉不只有自己的農場，他還是郭台銘旗下的另類大將。鴻海集團兩年前在高雄興建的「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占地五十四公頃，現為全台第二大有機農業專區，郭台銘特地請來周俊吉，從園區整體規畫籌備開始，並委託他負責經營與管理此農場。

從經營的規模與角色來看，周俊吉是今日台灣最大的有機農業CEO。

為何能讓代工大王郭台銘都委託他經營管理？因為周俊吉是一位走入田間的科學家。

出身於台南新市農家的周俊吉，父母皆是務農出身，小時候父親曾經因噴灑農藥而不小心中毒，「從事農業就一定要用農藥嗎？」這樣的疑問一直留在他心裡面。

擁有中興大學植物病蟲害博士學位、美國北卡大學博士後研究高學歷的他，原是永豐餘生技副總經理，年薪超過百萬元，負責管理公司的有機農場和健康食品等業務，他表示，雖然當時公司算是國內很早經營有機農場的企業，但因希望快速商業化且獲利，把重心放在消費者通路端。

而周俊吉則希望能從頭做起，確實掌握農作物生產流程，因為他認為從事有機最重要的就是和消費者間建立牢靠的信任關係，而「農場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再多的認證都比不上，」他說。

「既然要做，就要從頭做起，」為了堅持這樣的理念，即使永豐餘集團董事長何壽川二度慰留，他仍執意離開。

除了現實面的趨勢和商機考量外，會投入有機農業，周俊吉還有一個理想，「我一直覺得，農業是一個大怪物！」周俊吉說，一塊地是有很多生物鏈在裡面的，可是一旦變成農地，就只剩下栽種的那一種作物，其他生物好像變得不應該存在。

看見「大農」的未來 一開始就決定把生意、規模做大

他認為，農業是破壞生態的兇手，這塊地發展農業，雖然提供糧食，卻犧牲更多東西，但人類又非吃不可，所以，如果是有機耕作，就會有更多包容性，「像鳥會來吃我的番茄，老鼠也會來咬我的玉米。」他說，這樣一來，至少某種程度上能維持生物多樣性。

離開永豐餘後，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五年籌資一千八百萬元成立農場。頂著博士光環卻回到鄉下種田，周俊吉的父親對他說：「早知道你要回來作實（台語：種田工作），冊（書）就不用讀這麼高了！」

周俊吉看到的卻不是辛苦的「作實」，而是「大農」的未來。

他在美國念書時，就注意到有機農產品商機，但台灣的有機農都屬於個體戶、規模小而不成氣候，他決定投入有機農場經營時，一開始就決定要把生意做大。

「把生意做大」，除了指農場要具有一定規模外，周俊吉想實現的是「大農」理想目標，他覺得傳統農業之所以弱勢，就是因小農們不懂得團結和團隊合作，他希望未來巨農能有更多合作農場和衛星農場，不但能藉此達成規模經濟，更能分散風險。

不過，事情並沒有他想得這麼簡單。農場所在地是向台糖公司承租的土地，原來只能種植耐旱的甘蔗、西瓜，而且使用傳統化學肥料，不算是理想耕地。貧瘠的土壤導致作物生長速度慢，長得矮小又不好看，品質很差，連股東看了都質疑周俊吉：「你不是博士嗎？怎麼會種不出來？」

「當時我們把土壤送檢驗分析，有機質竟然只有○‧四五％，」周俊吉說，台灣標準值是三％有機質，面對這塊荒地，他曾一度沮喪，「再種不出來，農場就要解散 了。」為改善土質貧瘠的狀況，周俊吉不嫌麻煩，用玉米葉、苜蓿餵食的乳牛的牛糞，再加入菜園裡被淘汰的葉菜，並添加自己研發的菌種，經過半年發酵，才成為 深黑色有機肥。

採用企業化管理 電腦分析採收，還發激勵獎金

在周俊吉「特調」的有機肥灌溉下，一年後農場的有機質就增加了一倍，再過一年就超過了標準值。

身為一個新農夫，周俊吉不接受農民只能看天吃飯，他以具體的行動建立起農業企業化經營的管理模式，把農場打造成一個具生產效率的工廠。以生產面為例，半年 前就預先排定生產時程，作物從播種栽種開始，所有的田間工作、作畦、防治，一直到採收，每項工作用多少人力、花多少工時，都一一記錄下來，如此一來，不但 可以精準計算每位員工的工時與績效，也可同時製作所有農作物的生產履歷，再利用電腦分析採收日期與產量，完全掌握所有生產狀況。

另外，農場的員工管理也有企業化做法，周俊吉設計了一套類似業務員的獎勵機制，在單位面積產量和作物良率上設定目標值，只要超越就有生產獎金，周俊吉說，人性是需要激勵的，有了這套機制，每個人都把這裡當作自己的田來耕作，產量和良率也年年提高。

走在田間，周俊吉順手從玉米株上摘下一根金黃色甜玉米，撕去淺綠色外皮、剝成兩段給我們品嚐，他說，這玉米不用水洗，也不用烹調，原汁原味最好吃，我們就 這樣在現場吃起來，很驚人，看起來索然無味的玉米，一口咬下不但水分飽滿，吃起來竟比蘋果還香甜。周俊吉說，兩年前郭台銘來參觀農場時，就一連吃了兩根。

「實施有機農法雖然辛苦，只要聽到人家說好吃，吃得健康，一切就值得了，」周俊吉表示。

病蟲害則是另一個問題，農場成立第一年，就曾經因為蚜蟲防治未妥善，三十幾間溫室全部受害，不但當期作物無法收成，溫室還要淨空一段時間，以徹底清除蟲害，「那個時候帳面上都是紅字，」周俊吉苦笑。

建立儲備人才庫 實現良心事業夢，著重找到對的人

後來，他想出「以雞治蟲」的方法，當溫室菜圃收成後，把雞群趕進溫室，讓雞吃菜梗、小蟲，而雞爪扒土，同時又翻動了土壤，一舉兩得。而有機雞的養殖，也意 外帶來商機。因為雞活動力旺盛，肉質特別好，雖然養雞主要目的是為了除蟲，但這些有機雞和有雞蛋在市場上意外受歡迎，一隻雞可以賣到八百元，一顆雞蛋賣十 五元，價格雖高，但因限量供給，一個月三百隻雞，一天一百多顆雞蛋，始終供不應求。

有機雞和有機蛋的熱賣，再度印證了有機市場的商機無限，但他擔心的是人力不夠的問題。

除了人力缺乏，現在缺的還有人才，周俊吉說，他現在花最大時間的，就是在人才培訓，農場甚至還要應徵「儲備幹部」，因為巨農在經營上有很多專業和管理部 分，未來還希望把這套流程標準化、商業化，推廣到更多地方，像鴻海集團的農場，就是按照巨農標準打造，統一、東元等企業也都來觀摩過。

「農業是良心事業，人則是耕作的主體。」周俊吉說，農業變數大，沒有辦法建立SOP（標準作業程序），頂多只是取個最大公約數的基本原則，舉例來說，巨農的土壤是沙質，杉林則是黏性土質，澆水和施肥的狀況就大不相同，所以人才更為重要。

其實周俊吉剛投入有機產業時，不太有信心，他說，以前的他就像植物醫生，各種病蟲害都能用不同農藥來解除。投入有機耕作後不能用農藥，過去所學大半失效，突然間像被綁手綁腳，「常感覺沒藥醫了，很無力。」

但為了堅持有機，為了找回兒時在田間就可以抓泥鰍、釣青蛙那場景，他向大自然重新學習，「大自然裡有一物剋一物的定律，再不然，只要培養包容性，偶爾被蟲、鳥吃吃菜葉也無所謂。」過去這位植物醫生，現在更變身成大自然的好朋友。

不像傳統農夫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俊吉每天晚上有一堆報表要看，還有推廣計畫擬定、生物實驗規畫等，但是他卻樂在其中，他指著農場湖邊的一隻紅 面水雞說，五年前農場剛成立時，這裡只有一對，現在有了三對，最近剛下了六顆蛋，偶爾在低窪的田間還可以看到青蛙和蚯蚓，「證明這裡的自然生態越來越好 了！」他欣慰的說。

博士種田，種出另一片天來。周俊吉說，他現在比過去更忙，但卻更快樂。

【延伸閱讀】1.農業不能只是看天吃飯，環境無法變，就要改變技術。

2.蓋生態池來濾水 農場灌溉水來自地下20米深的地下水，先經自然曝氣沉澱，再透過池內布袋蓮、浮萍等植物，淨化水質。

3.農場也講零庫存 農場每天約產1公噸蔬菜，從採收到分裝完，只要2小時，隔天早上送抵全國有機商店，成功做到零庫存。

有機農業自身步履維艱。 “暴利” 引誘之下， 有機農業真假難辨， PE的介入不會改變

這一基本格局

◎ 本刊記者 馬媛 鄭斐 劉冉 實習記者 戎天珅 文從“蘇丹紅” “毒奶粉” “瘦肉精”再到“皮鞋老酸奶”……在不斷曝光的有毒食品面前，國人幾乎快要喪失了對正規渠道食品安全的信任。

一時之間，原本相當邊緣化的有機農業成為熱點，得到多家私募股權基金（PE）關注。但投資之後， 不少 PE發現，真正的有機成本太高，只適合小規模試點，無法大規模商業化。絕大部分號稱有機的企業“變通”的做法，是將有機和綠色農業混合，即只有少部分有機產品，大部分產品並非有機。

“有機農業生產企業成本居高不下，就產生了‘變通’的做法。比如說有1萬畝地，其中700畝拿到有機認證，公司就宣傳自己是有機農業企業，其實大部分都是綠色或者無公害的，只能算是高端蔬菜規模化種植。 ”有投資人透露。

PE選擇接受現實。 對於投資者而言，真正有價值的是品牌和銷售渠道。至於產品中有多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有機，投資者選擇了沉默。

但這樣的現實，消費者瞭解多少？

何為有機農業？按照農產品施農藥化肥多寡排序，由高到低分別為，無公害、綠色、有機。無公害可以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化肥，使用量多寡依據國家標準；綠色食品是“減農藥，減化肥” ；而有機是“無農藥、無化肥或不能使用任何化學合成的物質” ，有機產品的優點是比較天然，對環境更友好，較少汙染，也因此成本最高、產量最低。

專家一致表示，在中國的土地上，要能做到真正的有機非常難，也很難大規模商業化推開。但在混沌狀態下，打著有機旗號的產業變得有機可乘，甚至存在暴利，畢竟有機農產品價格是同類普通產品的3-5倍甚至10倍， “信仰”有機的消費群體也相對高端穩定。

中國在尋找食品安全之道，有機農業是食品金字塔的塔尖，卻並非解決食品安全的解藥。

PE的選擇

投資有機農業，機會何在？

中國有機農業產業發展聯盟主席、中國農業大學有機農業技術研究中心杜相革教授稱，國外做有機農業已有70年曆史，生產規模每年以至少10% 的水平增長，中國有機行業至少還有10倍發展空間。中國目前有機和有機轉換的土地面積是190萬公頃（2850萬畝） ，不足耕地總面積18.18億畝的1%，如果發展到5%的話就是1億畝，發展空間巨大。

“沒有形成市場格局，這就是機會。 ”合泷資本在報告中稱。目前有幾股力量在進入農業領域投資。一是普通財務型機構投資者，比如聯想投資、SAIF、DT Capital、高盛直投等；二是戰略投資者，如中糧和新希望等；三是像丁磊等對有機農業產生了興趣的個人投資者。報告指出，資本進入這個產業，戰略出發點在於，農業在未來幾十年是成長型產業，要長期持有。

目前，聯想控股、民生銀行、中糧農業產業基金、萬達集團、匯源公司都進行了相關投資。國內造船企業熔盛集團宣佈，將拿出幾百億元做農業，其中包括有機農業和有機食品。

已經獲得投資的一類是有機生產企業，像上海多利農莊（下稱多利） 、百年栗園、歐閣有機蔬菜等。

B 輪投資多利的德同資本主管合伙人邵俊稱對有機農業抱有長期心態，並對回報很樂觀，稱真正建立口碑、特殊渠道的有機產品不多。他說，有機農業的收入增長模式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梯型的，會有20%-30%的年均收入增長。

從事有機養殖的百年栗園，于2010 年5月和2012年2月分別獲得天圖創投、德同資本3000萬元和1億元的融資。

近期公開宣佈的有機農業投資項目還包括 ：隆平高科投資明月山隆平示範區，已流轉並實施有機生產的面積為 3000畝，投入6000萬元左右，計劃未來三年擴張面積達到1萬畝 ；河南省濮陽市引入恒泰香港，建設有機高效農產品種植加工基地，總投資1.1億港元，占地6000畝 ；河南省淅川縣與浙江海亮集團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投資20億元建設大型有機農業綜合基地項目。

獲得投資的另一渠道是通過有機食品。北京軟銀賽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軟銀賽富）副總裁王鐸告訴財新記者，軟銀賽富投資了國內最大的有機專營店樂活城約1000萬美元，占股30%。

樂活城總經理余崇正對財新記者介紹，樂活城成立了七年，現在北京和天津有直營門店10家，專櫃25家，尚未盈利，但虧損在逐年減少，預計2013年達到平衡點。他說， 因為“三聚氰胺事件” ，樂活城業績在2008年底和2009年增長最快，年收益增長40%-50%。 “每次出現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之後，樂活城的銷售業績都會上一個台階。 ”王鐸稱軟銀賽富還投資了中糧旗下電商平台“我買網” ， 當時競爭頗為激烈。

央企中糧在中國糧食領域是龍頭老大，“我買網”主要是依托中糧平台，但相對獨立，定位中高端，賣的產品中有部分是有機食品。

但聯想控股旗下君聯資本投資副總裁張林表示，有機產品價格貴，流通成本高。雖然花了很多精力找可投企業，但是符合預期的並不多。

“北正穀南多利”

PE 界人士分析，有機農業分為幾類：一是種植業，如多利，從地方政府圈地，把農民變成農民工，規模化種植；二是品牌聯營，養殖企業多採取此類做法，像百年栗園，合作農戶，統一配方、飼料，統一收購；三是單做渠道，如正穀（北京）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正穀） ，並沒有自己的農莊，也沒有聯營農戶，主要做法是從市場上購買有機認證的產品，重新包裝後，通過禮品卡售出。

有機農業的生產商有“北正穀南多利”一說，兩家公司位列有機農業市場份額的前兩位。但兩家公司並非所有產品都是有機，PE 更看好的還是他們的客戶群和銷售模式。

2012年4月10日，北京匯源集團與正穀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聯合開發有機農業生產基地。熟悉正穀的一位機構投資者稱，正穀前幾年業績增長很快，但季節性很強。一直有很多投資人在追正穀，但正穀都沒有深入接觸。正穀的創始人和董事長張向東向財新記者明確表示，目前正穀還沒有融資計劃。

多利在融資方面推進最快，已完成兩輪融資，目前還在準備新一輪融資。

第一輪于2010年11月3日獲得青雲創投1050萬美元的投資 ；第二輪于2011年9月獲得德同資本、凱鵬華盈資本、達泰資本、匯通資本四家創投公司合計1.8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多利於2011年8月與國泰君安簽署了上市服務融資協議。

多利創始人張同貴出身農村，畢業于四川農業大學林業經濟系，之前是上海最大川菜連鎖“多利川菜”的老闆。

2005年，張同貴進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進修期間， 有了打造“都市農業”的想法。適逢上海打造“菜籃子”項目，採用公開招標的形式，張同貴中標，獲得了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大團鎮的浦東基地1750畝土地的經營權。

多利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從2005年至今，多利農莊基建、設施、育苗間、蔬菜大棚、灌溉設施、河道改造得到過當地政府和農委累計超過1億元的資金支持。

投資多利的一家 PE 相關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多利有自己的土地，用水系隔開，堅持有機種植較有保障。多利剛開始堅持只賣自己的菜，但是因為品種單一，在一段時間內退訂率很高，迫于客戶推廣壓力，為豐富品種，目前也賣合作單位的菜，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

他說 ： “辦一張多利年卡，一年到頭只能送七八種菜，太單調，獲取新客戶有難度。多利崇明島的基地起來後，增加至20 多種品種，但也依然滿足不了客戶需求。 ”他透露，多利模式的物流成本很高，這導致有關 PE 的人民幣基金沒有跟投多利。 “蔬菜的運輸一定要冷鏈，冷鏈車的成本和維護價格都很高，可能30% 是菜的成本，70%是物流成本。 ”多利的負責人表示，雖然目前從有機農業生產入手，但目標是 Whole Foods Market，後者是一家連鎖超市，建于1980年，現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有331家商店。它專賣綠色食品，儘量減少加工處理，也不含轉基因、人造色素和防腐劑。 2004年1月，已在納斯達克上市12年的 Whole Foods Market 實現首次盈利，並首次每股分紅15美分，後並購了英國的七家Fresh & Wild超市。

“多利已樹立了品牌，獲取的這些高端用戶的信息，可以不只銷售自己生產的產品，非常有價值。 ”前述投資經理表示。

真假有機

是否標識有機，商品售價迥異。2012年6月20日，農貿市場上的黃瓜每斤1元，在 BHG 華貿店，小湯山黃瓜每斤6元，有機農莊的有機黃瓜賣到17.70元； 有機農夫市集上黃瓜價格為每斤10元。

“暴利”之下，市面上假有機泛濫。

“我之前去小湯山、大興區留民營生態農場都看過，地上到處扔著農藥袋。有機標識找認證機構，花2萬元就可以買到。 ”北京聖林生態農莊林劍表示。受利益驅動，有些認證機構主動找農戶或中間商銷售有機食品認證。幾經整頓後，現在有機認證的成本大大提高。據杜相革稱，根據新的認證辦法，50畝地、二十幾個品種一年檢測加認證大概在20萬元左右，中小企業基本無條件做認證。

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常務副主任李顯軍認為， “我們現在的標準號稱全球最嚴格，監管措施也是全球最嚴格。 ”但業界卻認為這種所謂嚴格標準和監管的實際可執行性太低。

即使是吸引投資人的有機農業標杆企業，如多利和正穀，究竟有多少產品是真有機，也是個問題。

據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2011年某農業類央企的行業中期研究報告顯示，正穀自有有機蔬菜基地只有40畝，主要用于會員採摘和企業宣傳推廣，實際銷售的有機蔬菜全部為貼牌。

青雲創投投資總監王軒表示， “很多企業做的都是大量外購、貼標簽，這樣的基本上很難保證真有機。另外，有機農業是資本密集型行業，沒有大量資金注入情況下，無力經營自有土地，市場上更多是公司+ 農戶的合作模式，這樣也很難控制產品質量。 ”多利也必須要考慮到投資人利益，為了保持業務增長，不得不妥協。 “其實多利現在北京的做法，和正穀的區別 已經不大。 ”一位PE投資人士說。

多利有關負責人表示，該公司主要銷售模式有兩種，一種是長期穩定的會員直送，另一種是逢年過節的禮卡兌換 禮盒。會員直送只有蔬菜，完全是多利浦東有機基地自產，100% 有機。過節 的禮盒除了蔬菜，還有水果、安吉大米、雞蛋等，需要從外面採購，他承認，多利會買一些綠色標準的產品。他說： “單做有機是一個很慢的投資過程，要上市則需要擴大規模。將來我們除了有機，也有可能還會做一些綠色、健康食品，商業模式也不會局限于會員模式。

王軒表示，多利從2005 年開始建立農莊， 不算前期投入， 2009 年開始盈利。

也有投資人透露，多利的毛利大概在50%左右，淨利超過20%。

但他亦稱， “多利太個案。如果把前期投入也算進去的話，利潤率很低。

真正的有機企業都規模較小，投入很多，錢沒賺到多少，周期卻很長。凡是大張旗鼓、規模能做很大的一定不是真有機。 ”他稱純有機農作物在種植前，土地至少要有機化三年，很少有企業能支持這樣的投入。而純有機的產量太低，成本太高，如果大規模做有機，病蟲害都防止不住。

這些投資者最後都承認了一點，即現在真正規模化種植其實都只有很小一塊是有機。 “一開始我們看的時候，也不太喜歡一大片地上只摳出一小部分做有機，其他做綠色或者無公害。但是後來覺得，種植企業只能這麼做。 ”一位投資者的語氣中流露出些許無奈。

有投資人並透露，百年栗園的模式是聯營養殖，即授權農戶做養殖。養殖毛利很低，聯營方式很難保證農戶的操作方式，無法驗證是否真的有機。

“有機農業投資回報比非有機農業的投資周期更長、投資更高。很多投資人並不是非常理解有機，只是在食品安全危機下，看到有機概念里的利潤。投了以後，發現不是真有機，但也不會去糾正。投資人看重的是利潤，只會把泡泡吹得更大。 ”一位投資機構人士對財 新記者表示。

正視有機

“問題是，規模小了賺不了錢，規模大了又肯定變味。這是一個投資悖論。 ”杜相革如此描述投資有機農業的資本面臨的困境。

林劍稱，已經有多位投資人表達了投資其農場的意願，但是有機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資本追求利潤回報，規模化生產，必然導致有機種植標準上打折扣。 “有機不適合大規模做，會提高成本，不好控制。國外有大規模生產，與其體制、技術條件以及農業政策有關。 ”在美國，有機農業受到政府農業政策的傾斜，有機農業最重要的是保護環境減少汙染，政府和消費者是出于這個目的支持鼓勵這一產業。

但在中國，願意付出高價購買有機產品的消費者，主要是相信有機產品更營養，口感更好，更安全。但在這一信仰中，有機產品更安全是準確的，但其他幾條卻並未得到科學的充分論證。

“影響營養和口味的主因是品種，而不是過程。絕對不是有機更好吃，更有營養。 ”杜相革告訴財新記者，要論產出效率，有機產品更是低得多。

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稱，帶有有機標誌的水果和蔬菜總體上並不比普通水果蔬菜更有營養，而後者通常要便宜得多。

不過，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農學院的 Michael Bomford 博士在回複財新記者的郵件中表示，多數研究表明，有機食品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質和幹物質，但硝酸鹽含量更低；在產出率方面，有機農業產出相對較小，也要耗費更多人工。

“只有小規模農場才可能做到真正的有機技術經營和管理。生物多樣性是有機的理念，我們不認可工業化有機。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組織者常天樂說。

“有機的供給一定是有限的，大規模擴張容易走形。 ”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裁王航稱。

王鐸表示， “有機投資門檻不高，因此投資人很多。提高競爭力關鍵有三點：降低成本、提高口感、保證銷售，不過目前還沒有企業把這三點全做到。PE 的投後管理也很難起到作用。 ”有機農產品的成本高、產量低，價格也高，普通家庭偶爾為之可以，但無法將有機食品作為日常消費。 “有機食品養不活中國人。 ”王航說，有機產業的投資目前不在新希望的視野範圍內，以農業投資為主業的新希望更關注食品安全相關領域。

“那種認為靠有機農業來挽救食品安全危機的思路，是完全錯誤的。 ”國際有機運動聯盟（IFOAM）亞洲代表周澤江對財新記者說，有機農業終究是農業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即便全球有機產品占市場份額最高的丹麥，有機產品只占百分之六七，美國約為3%，不可能成為消費者滿足日常需求的主流。

“一個金字塔少了塔尖還是個塔。

可沒了塔座、塔基就完全倒掉了。這個塔基就是普通食品。我們國家首先應該 保證所有食品都是安全的，有了這個基礎後，再去根據各種不同消費層次的需求，生產各種標準更高的食品。 ”周澤江表示。

資本農場危機潛伏，“有機農夫”身份尷尬，出路在民間◎ 本刊記者 汪蘇 文wangsu.blog.caixin.com 5月7日早晨8點左右，北京瀚美利華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瀚美農莊）的銷售員劉超（化名）照常趕到公司位於北京高碑店的東區站點，準備開始一天的簽單生活。他的工作是推銷“原生態”蔬菜。

但門口等待他的卻是一紙通知 ：公司進入破產程序。小王和其他銷售員驚愕不已，他們中的不少人前一天還簽下新的客戶。

同樣感到驚愕的還有數百名消費者，他們為了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機蔬菜，已各自預付數千元至過萬元不等的訂菜費用。他們同時聽到有傳言稱，此前瀚美農莊配送給他們的蔬菜不是來自公司基地，只是從批發市場購來的普通蔬菜。

瀚美農莊的客戶李女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嚴重傷害了他們作為消費者的信心， “我們開玩笑說，以後是不是得自

己親自去種菜？”

出于對食品安全的擔憂，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有機食品心存嚮往。目前全球有機作物種植面積以每年30%-50%的速度增長，已形成一個約700億美元的有機食品市場。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預計，未來五至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有機食品市場。目前，除了一些小資本，聯想、萬達、中糧、匯源等大資本也紛紛投資有機食品。

但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中國有機農業仍處於緩慢培育客戶的起步階段，還難以實現規模效應。事實上，有機農業目前不適合大規模種植，有專家直言， “規模太大的做不到有機。 ”在資本大手筆進入的同時，一些來自草根的“有機農夫”也在默默耕耘。

在北京、上海等地，以農戶、社會企業為主的“有機農夫”市集如星星之火，立足于本地的社區支持農業（CSA）也在星星點點出現。不過，這些頗受百姓追捧的“有機農夫”中，相當一部分並無合法“有機”身份。

快資本與慢農業

瀚美農莊其實只能算近年來進入有機農業市場資本中的一條小魚。

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註冊資本320萬元。總經理李睿超稱，投資方又追加了好幾次，總投資額已是最初的好幾倍， “選擇這個行業是因為有社會意義，市場投的人也還少。 ”這也是很多資本的態度。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自2006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國新農業領域已披露的投資案例累積達到114起，其中104起披露金額案例共涉及投資金額17.6億美元。

但不少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資本經營有機農業在生產管理上面臨困難。有機農業既是勞動密集型也是知識密集型，要通過自身生態系統精細化管理，無法使用標準化機械化方式。不得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是硬性要求，對付蟲子不能大面積撒藥，要通過輪作、間作，以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實現平衡，也可噴辣椒水、沼液或使用生物農藥；對付雜草不能使用除草劑；促長要使用牲畜糞便、稭稈等有機肥，而非化肥。

這加劇了組織農民的難度。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杜相革表示，資本面臨兩難的選擇 ：自己租地僱傭農民，若協調不好利益關係，農民不好好種地 ；若與農民合作，收購農民產品，則又面臨監管難——如何保證農民不使用農藥化肥。

生產難度、成本增加外，有機農業投資周期更長。按現行認證規則，在認證為有機產品之前，須經三年轉換期。

期間產出不得作為有機產品出售。價格高之外，破損的信任關係也是瓶頸。歐盟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有機農業形象不佳、信任度不高。 “花錢買認證”曾被媒體曝光並致中國從嚴修訂認證標 准。之後認證成本大增，一些企業於是避開“有機” ，使用“原生態”等概念。

瀚美農莊員工告訴財新記者，2012 年11月左右，公司稱消費者對有機概念認知度低，改稱為“原生態” 。員工並沒見過有機認證證書。對於蔬菜來源，李睿超稱是“內部運營問題” 。在很多員工看來，農莊倒閉很大程度上和高成本經營模式有關。公司一度有約200人搞銷售，希望通過鋪銷售迅速打開市場，但並不容易。李睿超則告訴財新記者，後期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公司無法招到足夠多的銷售員實現規模效應。

一些投資者看起來已對有機農業的“慢”有所準備。柳傳志即表示，聯想“不缺錢” “想要，隨時有” ，也不著急賺錢， “10個億、20個億我們投得起” 。不過，杜相革認為，大資本或許市場風險較小，但種植風險和管理風險更大。

草根之路

如果周末前往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會看到另一番景象。5月18日的市集選在北京西二環附近的居民小區“紅山世家”外。諸多農戶、商戶臨街擺攤恭迎客戶，蔬菜多是前一天在農場採摘，早晨拉到市集。菜價一斤10元左右，比超市的有機蔬菜便宜。擺攤的有“美田農場” ，有社會企業“小毛驢” ，有順義的傳統農戶……組織者之一常天樂穿一身 T 恤牛仔，在市集來回走動。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于2010年由一群關注生態農業和“三農”問題的消費者志願發起，已經小有影響力。目前有40 多家農戶和商戶，2012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微博粉絲超過7萬。北京的市集熱了之後，上海、西安等地也興起類似的市集。

市集的主體是農戶、社會企業及NGO，游離于目前中國有機產業主流體系之外。他們通常不尋求第三方認證，產品不能標注為有機，卻認為自己是實踐有機傳統的真正“有機農夫” 。

事實上，世界上有機農業運動最早的發起者就是這樣的獨立農戶。在日、韓這樣農民結構同樣以小農為主的國家，小農戶至今仍佔有機市場重要份額。

對於原來分散經營的“有機農夫”來說，市集不僅幫助他們找到了消費者，也形成一個生產者、消費者、NGO 等社會力量組成的社區。一位參觀過農場的消費者在日誌中寫道 ： “那種眼見為實的感覺，是什麼認證都不能比的” 。

參與市集的農戶中， “小毛驢” “分享收穫”等是社區支持農業模式（CSA）的實踐者。2008年成立的“小毛驢”已有1000多戶會員，2012年成立的“分享收穫”則發展到500多人，已實現盈利。

CSA近二三十年在國外興起，如今美國已經有1700多個 CSA 農場。其基本模式是，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省去中間環節，由消費者和農民提前簽約，以較低價格為來年的食物預先付費，共同承擔生產風險。農民不因氣候、市場的變化擔心生計，會更加細心地種植安全、可口的食品，消費者可以吃到最新鮮、健康的本地農場生產的食物。它並不單一指向經濟目的，也代表一種理想——重建人們與土地、與農業生產之間自然和諧的關係，重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任。

“小毛驢”的創辦人之一程存旺2011年離開“小毛驢”去江蘇常州實踐CSA，創辦了“大水牛” ，預計今年客戶能夠超過200人，實現盈利。他認為，CSA模式在二三線城市也可以複制。目前中國的 CSA約有幾十家。

此外，一些農民自己組織的社區和合作社也成為小農從事有機種植的組織者。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社區理事長鄭冰告訴財新記者，他們社區的有機種植面積已達9000多畝，以高于普通農產品5%-30% 的價格出售給商家，還直接和當地1000多戶消費者對接。農戶五戶一小組相互監督，通過合作社來管理。

身份尷尬

常天樂希望，有機農業的發展能給更多小農戶帶來機遇。不過業內對這些游離于監管體系外的中小農戶也不乏質疑。

“嚴格來說，他們是非法的。 ”杜相革說。市集及許多農戶身份尷尬。一些農戶沒有《食品流通許可證》等必需證件 ；產品沒有有機認證卻以有機產品為名出售；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既非 NGO，也非企業，只是一個消費者發起的非正式組織，名字則打了擦邊球——“有機農夫” ，避開了有機產品。

對於“有機農夫”們而言，官方認可的認證門檻過高。2012年3月新《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 （下稱《規則》 ）實施後，要求每一品種每批都要認證。

50畝地、二十幾個品種一年檢測加認證 大概在20萬元左右。這將一些品種多、面積不大的中小農場排除在外。認證周期也相對較長，農戶難以承受。大賀農場的賀維亮表示，有時候等認證下來，“菜都爛了” ， “拿了認證別人也不都信” 。

此外， 《規則》要求，多個農戶負責生產（如農業合作社或公司 + 農戶）的組織應檢查全部農戶。這導致許多認證機構不接受多農戶認證申請。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就停止了農戶數超過10戶的項目認證和項目保持認證。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有機認證只是一種過程認證，並非結果認證。在許多從事有機種植的農場主看來，自己的操作比認證的要求更嚴格。

在經營上，社區支持農業（CSA）實踐和推動者石嫣表示，由於“不知道”或者成本等原因，許多中小農戶沒有取得生產、流通許可等證件。

目前， “有機農夫”們和消費者的信任關係依靠自我管理、社區的聯繫以及口碑來建立和維持。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市集組織者通常會選擇一些在圈子里有一定口碑、值得信賴的農場或農戶進入，並對他們進行考核。但考核不是標準化的，也不包括土壤檢測。

對此，杜相革認為，市集現在是“自我聲明、自我認證” 。常天樂等組織者和一些農戶也擔心，隨著市集的擴大，很難控制風險。目前，市集只能採取控制規模的方式，基本暫停引入新農戶，並嘗試在今年將准入和探訪制度化。

標準和市場規範的缺乏，也有可能破壞消費者的信任。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其他冠以有機之名的市集也紛紛湧現。

常天樂說，原來挺高興，但後來卻發現這些市集良莠不齊。她擔心，消費者難以區分，影響了市集的聲譽。

發展民間力量

如何規範市場、推動中國有機農業發展？許多業內人士開出的方子都是發展民間力量。

杜相革說，IFOAM 認為，小農戶以家庭為主體耕作是發展有機農業效率最高的模式。他說，大資本未必好，農民專業合作社、 “龍頭企業 +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比較合適的。

石嫣和常天樂都期望，中小農戶的灰色狀態能夠改變。石嫣認為，政府在監管小農戶上面臨困境，應支持民間力量，允許農民和消費者成立自己的組織。

民間可用低成本的方式實現自我監督，並幫助中小農戶的聯合與發展。

國外已經發展出一套不同于第三方認證的適合中小農戶的認證體系。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項目協調員Flavia Castro 稱，巴西、印度、美國、新西蘭等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參與式保障體系（PGS） 。IFOAM 對此表示支持。

石嫣介紹，PGS 強調農戶與利益相關者參與，通常由當地農戶組織協會，以通行標準為基礎設定適合當地農業的有機標準，並邀請消費者代表、NGO 代表等參與認證。巴西、印度允許在認證標識上標注“PGS 有機”字樣。美國則允許標注“自然生長” 。在小農戶、小加工企業監管上，英美等國也有專門的體系。石嫣、常天樂介紹，對只直接出售給本地消費者的小生產者，這些國家不要求官方證書，或是進行抽檢。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有機農業領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缺乏制約了中國有機農業發展。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吳文良稱，在日本，強大的農協基本涵蓋了技術、銷售等所有社會化服務領域。不過，在中國，民間力量仍未充分發育。無論是農民協會、消費者協會還是公益性NGO的成立，都仍面臨一定限制。

在整個產業體系中，民間力量的引入也至關重要。杜相革表示，中國發展有機農業必須解決信任問題。從發達國家經驗看，僅靠認證來監管是不夠的，還要發揮行業監督、民間監督。德國是世界上幾大有機食品生產和消費市場之一。健全的行業協會在規範和服務市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資本在行業中扮演的角色，石嫣認為，就目前中國農村資本、資源持續外流的現狀而言，資本的流入仍然有積極意義，但必須加以引導，這亦有賴于類似日韓綜合農協這樣的組織代表農民監管、談判。杜相革表示，資本應起到行業整合的作用。有機是一個產業，局部地區需要不同行業、不同公司聯合，不是幾十萬畝自己就能把產業做大。

許多支持或反對有機農業的人都會討論一個問題，有機農業能走多遠？

它可以取代化學農業嗎？有觀點認為，有機種植會造成產量大幅降低。但IFOAM 表示，有機農業產量可以達到化學農業的80%以上。

杜相革認為，中國5% 的耕地有機種植，不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常天樂、程存旺等則期待化學農業向有機農業轉向。對有機農業的倡導者來說，有機不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本已消費和浪費了太多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