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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前的智庫方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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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改革日益複雜的背景下,決策者開始更為開放地傾聽各方聲音。而為經濟與改革定調的三中全會,成為各路智庫、機構與研究者們「推銷」各自改革方案的隱形賽場。

不同的方案與主張,不僅在爭論之中為決策提供了參考,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緩衝墊——這些方案公開之後的社會反應,相當於無形的「壓力測試」。

2013年10月底,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一份來自部級官方智庫、簡稱為「383」的改革方案橫空出世,迅速引發各界關注。

這份報告之所以引發轟動,不僅是由於細節的豐富程度——涵蓋從行政放權、打破壟斷到土地制度改革等領域,以及呼應近來官方頻發的改革呼聲,提出了未來10年的改革路線圖;也由於該報告的兩位牽頭者特別引人注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主任李偉和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前者曾經是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的秘書,後者則被媒體認為是新一屆政府的重要經濟「智囊」。

事實上,這不過是千百份試圖影響決策的報告中的一份。南方週末記者發現,自稱已送達決策層的方案就有10個。

除了官方智庫,民間智庫、海外投行等各種機構也以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向決策層或者公眾「推銷」自己的改革方案。

眾多智庫的運營者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變化是,「新一屆領導班子」對智庫的重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前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對智庫建設專門做了批示,要發揮智庫的作用。「這一次聽取智庫的意見範圍更廣,也是因為全面改革,涉及的領域比較多。」

「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

「我們要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能夠把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宏觀決策的政策建議提上去。給政府提建設性意見,有可行性才提,沒有可行性就不提。」

這些方案最重要的推銷對象,便是決策層。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將報告送達最高層?

在諸如國研中心、社科院這樣的官方智庫體系內,報告的上送下達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對於民間智庫來說,這一環至為重要,但也至為困難。

有趣的是,在民間智庫體系內,也存在「貴族」和「草根」的不同通路。

比如,鄭新立所在的國經中心儘管屬於資金自籌的「民間智庫」,但實為民間中的「貴族」。2009年成立之初即以122人組成的跨經濟、學術、外交和政府高層官員的超豪華領導陣容,被媒體稱為「中國最高級別智庫」。

據鄭新立介紹,這次國經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主題是「建立一個能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具體對策和建議包括,建立衡量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分配製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創新、放寬金融行業准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內容。

他們提出「借鑑波蘭國有經濟改革的經驗,以現有的管資產為主轉變到管資本為主,把國有企業交給這些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下面再設立若干股份制公司,跟其他企業展開平等競爭」;在鼓勵創新方面,建議「鼓勵將大學的研究成果用於實踐,允許大學參與所得分成」。

這套方案正是由國經中心理事長、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掛帥」,「組織了一個比較強大的研究班子」。鄭新立介紹,報告直接送給了最高層。

這個高層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官組成的智庫,顯然被「另眼相看」。據鄭新立透露,國經中心有代表可以「列席國務院常務會議」,政府也會將一些研究課題委託國經中心研究。

國經中心裡的退休官員,此前長期在國務院、中央各個部門(主要是商務部、發改委、外交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五個部門)工作,顯然更明白國務院在想什麼、需要什麼,宏觀決策上哪一項決策需要改進,哪一些需要作出新的決定。「根據使用者的需要我們把成果送上去。上面覺得你送上來的正好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命中率比較高。」

不過,即便是與決策層關係深厚,若想影響決策也需積極遊說。

過去兩年,國經中心就曾對兩項重要政策的落地施加了影響。2012年國經中心向中央提出:為了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搞國際併購,建議允許商業銀行以一定比例的存款準備金作為質押,獲得央行外匯支持。而過去商業銀行發放外匯貸款必須購匯。「打了三次報告,最終獲得解決。」鄭新立說。

2013年,國經中心提出要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政策最終於2013年10月初被公之於眾。

「曾培炎理事長叫我們要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能夠把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宏觀決策的政策建議提上去。」鄭新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有些智庫與宏觀決策離得太遠,提不進去,也有些智庫專門跟政府唱反調,更提不進去。「我們給政府提建設性意見,有可行性才提,沒有可行性就不提。」

擠到高層桌上

「我們為什麼能走進外圍的決策圈子?一些決策僅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機構是不夠的,需要依託市場的力量。」

2009年7月,剛成立不久的國經中心組織了一次全球智庫峰會,邀請全球知名智庫前來參加,從此讓智庫(Think Tank)這個詞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

中國傳統智庫的作用集中體現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的社科院、國家體改委、體改辦等機構,聚集了一大批嶄露頭角的青年學子,其中包括今天活躍在官學兩界的周小川、樓繼偉等,他們在杜潤生、吳敬璉、厲以寧等老一代經濟學家的帶領下,為決策層提供了改革開放的整體方案設計。

1990年代以後,這些智庫大多歸於沉寂,或者轉型為附屬於中央部委的體制內研究機構,在財務、人事編制和業務上缺乏真正的獨立性。

近五六年來,決策層逐漸發現官方智庫的力量不足,開始積極引進市場派學者的力量。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還記得,他從2006年開始以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的身份受邀參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的相關專家諮詢會。

「市場派學者為什麼能走進外圍的決策圈子?因為經濟決策僅僅依靠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機構是不夠的,需要依託市場的力量。」滕泰說,「邀請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是有好處的,只有金融機構願意每年花幾千萬上億的資金,一兩百個分析師跑去調查各行業,他們對經濟是最敏感的。」

民間智庫由此生長起來。老牌的如天則經濟研究所,新銳的有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中國經濟50人論壇、博源基金會,以及研究新供給經濟學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萬博經濟研究院等。

三中全會之前,這些獨立智庫幾乎都成功將自己的研究報告送抵領導層。送達的渠道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年度重大課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一攬子方案」,「六個子課題都遞交到相關部門,並有報告得到決策層領導的批示」 。

據論壇秘書長王海明介紹,這個創立於2008年的機構,聚焦在金融領域。最初通過內參和有關領導遞送一些內部報告,憑藉每年舉辦的上百場閉門研討會和研究成果的口耳相傳積聚了一定的影響力,並進而打通了內部報送的渠道。

一位民間智庫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些影響力比較大、口碑較好的民間智庫,可以通過一些半官方管道遞送報告。比如,新華社內參、中財辦、國務院研究室、中央辦公廳(對領導的秘書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

一些活躍的智庫每週或每月都會向自己的官方管道遞送電子版或印刷版的內部報告,但哪些會被這些「管道」遴選出來向更高級別呈送,呈送到哪個層次,他們並不知曉,除非偶爾被反饋說「領導已經批示,要求研究」。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報告並不會有反饋。

一些贏得官員信任的智庫,還可能通過部委之間的「交換送件」抵達決策層——比如,國務院、央行、財政部等機構之間常會互送文件。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保密則是此類溝通的第一要務,「絕不會通過郵局遞送」。

更多的民間智庫要想「直通中南海」,則需要通過自己積累的私人關係。更有渠道的,則直接送達領導人的秘書手中,再經由他們轉交。

更多的時候,智庫們會多管齊下,特別是在三中全會這種要出政策的重要會議之前。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自2013年初研究院就著手研究一攬子改革方案,最終提出「改革建議30條」。四條報送通路同時進行: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將建議「直接送達有關領導」;通過內參等途徑提交相關建議;報告相關部委,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在《經濟參考報》及網絡全文公開這份報告,徵求社會各方的意見。

除了真正意義上的智庫,一些海外投行的經濟學家也試圖積極影響國內的改革方案。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有以個人名義參加一些改革方案的研究,主要的平台是金融四十人論壇。而一位熟悉博源基金會的海外智庫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聚集了一些「紅二代」的博源基金會對決策層的影響是因為他們有管道。「他們跟海外很多投行比較熟,海外投行通過他們這個管道把研究成果報到國內。」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等確認將報告送抵領導層的智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提的一攬子建議都獲得了領導人的批示。

體制內與外一起聚集

一批有學術理想的學者型官員正在自發地加入一些民間智庫的討論,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體制內外的力量都在通過智庫或類似平台聚集,共同為改革尋找藥方。

這也是「智庫」近年來最為明顯的變化。影響力最大的幾家民間智庫,很多時候被外界稱為「半官方」——全部自行籌資,不隸屬於哪個政府機構,但活躍成員很多是現任或卸任的中高級官員。

一批有學術理想的學者型官員正在自發地加入一些民間智庫的討論,甚至形成一些自己的平台。比如,四個司局級幹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姚余棟、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牽頭髮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搖起「新供給學派」的大旗。他們撰寫的「以新供給經濟學理論促進可持續發展建議稿」,於6月中旬呈報最高領導層。

而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金融40人論壇,也有相當大的官員比例。這些官員接近決策層,或者自身就某種程度上參與決策。

毫無疑問,這些官員大大拓寬了所在智庫影響決策的渠道。比如,2013年7月22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第48次內部研討會上,論壇成員和論壇企業家理事會成員三十餘人出席會議。該論壇公開稱,「應邀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這些官員為智庫帶來了極為重要的真正的影響決策的能力。清華大學教授朱旭峰在調查了來自全國25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301家智庫的情況後,提出「司長策國論」——在所有級別的官員中,司級官員網絡對智庫實現影響力的貢獻最大,動員決策資源的能力最強。

有趣的是,許多智庫不僅會選擇官員這條直接渠道,也會選擇媒體這條間接渠道——向媒體發佈自己的主張,希望能夠向高層「折射」。

匡賢明解釋中改院同時將方案公之於眾的原因:「主要考慮是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會共識、一定的社會需求、一定的社會壓力推動下的。有了相關的社會需求,會對領導形成相關的改革決策有促進作用。」

不過,向媒體公開有時候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特別是那些以個人身份參與智庫討論的官員,更容易遭遇尷尬。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一個子報告《土地制度改革與新型城鎮化》公開上網之後,就曾引發軒然大波。文章提到,「過去固守的實物形態的18億畝耕地紅線是可突破的」。在微博上,有人瘋轉「智庫建議18億畝紅線可以突破,不拿民意當回事」的段子,這也使得報告的撰寫者之一、來自發改委的某位官員壓力頗大。「事實上他是以個人身份參加報告撰寫的,並不代表官方意見。」王海明說。

這使得中國的智庫往往不像國外那樣公開,而是刻意低調。

一位民間智庫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提交了相關改革建言之後,也曾計劃召開記者發佈會向社會公開提案內容,邀請函都已發出,但到了發佈會當天卻臨時決定取消發佈會。

民意與政策之間的緩衝墊

在中國改革充滿複雜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張往往面臨著嚴重的分歧,很多時候研究者也難以達成共識,即使是在同一個智庫內部。但這種爭論,有助於決策層更好地聽到社會的真實聲音。

要想更好地「推銷」,除了渠道,報告的包裝也很重要。

呈送給領導的版本與課題組形成的報告原文往往並不相同,而是經過專門的研究員字斟句酌地重新寫作,成文更加精煉、可讀性強。一位參與「包裝」的智庫成員說,「跟記者寫文章一樣,講究『倒金字塔』結構和新聞元素,得讓領導看了有閱讀欲」。

比如,擬標題就是一門學問。這位人士說,「『當下經濟風險與應對』就比『當下經濟形勢與應對』更能引起領導的興趣。」

在中改院的30條方案中,成員們就曾經因此發生過爭執。有人認為「治理轉型」這個說法不夠直接,有人則認為「改革與危機賽跑」過於尖銳。

為了方便高層領導閱讀,遞送的報告字體要比較大,「一般規範是辦公軟件的『小三』號字」。

踩準時點,拋出有針對性的方案,也是提高命中率的「法門」。

王海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關於政策建議的採納率,「最重要的還是選題,看選題在當下是不是足夠重要,是不是能有助於解決當下的主要矛盾和風險」。

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開幕第二天,滕泰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並在其後一年陸續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涵蓋取消壟斷和管制、人口、土地(流轉)、產權、科技創新體制等領域的改革措施,以及通過增加有效供給調控房價等思路。

選擇這一時點並非偶然。「好菜要在最合適的時候上,」他感覺到新一屆政府「想改革」,「而只有政府本身有非常強烈的願望推動改革,你提出的改革方案才可能被參考甚至採納。」

「智庫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是根據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需要提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滕泰說,「智庫的你建議不能直接轉化成改革方案,必須通過政治家接受和政府採納才有現實意義。」

也有人對智庫「投領導人所好」頗不以為然。

「今年參加了幾個研究,有一個問題,現在更多注意力放在用一個什麼樣的提法領導比較容易接受,在猜領導能接受到什麼程度。我覺得這比較悲哀。」一位官方智庫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應該更多從現實出發討論要不要改革、怎麼改。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先生曾在全球智庫峰會上指出,成功智庫需要具備的特質包括: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

「智庫競爭的核心問題是報告的質量。」王海明說。至於如何保證質量,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讓各方真正形成討論甚至爭論。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的處理方式是,保證一定的私密性,從而內部能暢所欲言;其次保證觀點的獨立性,內部約定不管是學者還是官員,發表的所有的意見都只代表個人意見,與其所在單位立場無關;再次,課題的評審由獨立的學術委員會做出,並形成競爭氛圍。

2013年5月19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佈了《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佈局》子報告,其中提到「用3-5年時間實現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報告發佈後,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等學者公開提出反對,認為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時機並不成熟。

在6月底博源基金會成立五週年論壇上,余永定等與央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司長邢毓靜等就此問題激烈辯論。隨後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也加入戰團:7月21日,四十人論壇邀請爭論各方坐下來開了一次內部研討會,會上林毅夫發表演講,之後以《我為什麼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一文公開發表。

據王海明介紹,經過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那次內部討論,爭論各方最終形成了改革的共識,並認為在具體操作上,「可以有路線圖,但不必設定時間表」。

在中國改革充滿複雜性的背景下,改革主張往往面臨著嚴重的分歧,很多時候研究者也難以達成共識,即使是在同一個智庫內部。

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佈的六個子報告中,事實上圍繞財稅改革的有兩個報告,分別是《關於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構建有利於地方改革創新的統一大市場》,這是因為課題組內部有不同意見。前一份報告是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合作撰寫的,主張事權上收、財權維持現有格局。後一份報告由國研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和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司長李波合作撰寫,主張分權合作的統一大市場。

據王海明介紹,原本想把兩份報告合二為一,但分歧雙方均堅決反對,最後只好提交了兩份思路迥異的報告。

「我主張開門搞改革,方案由專家來提,聽聽大家的意見,避免閉門造車。」 魏加寧認為,從歷史經驗看,智庫內外觀點碰撞、充分討論,能助推改革。在他看來,智庫相當於起到民意與政府決策的緩衝墊的角色,「智庫的方案亮出來,能聽聽社會上真實的反應,相當於給政府一個迴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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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前狂加碼 吳珅篁擁二○%股權 萬安生命前老董 為何大買虧損華建?

2014-05-12  TWM
 
 

 

去年虧損的營建股大華建設,在六月股東會改選前夕,爆出萬安生命前董事長吳珅篁個人的投資公司入股消息,讓股價大翻身。吳珅篁為何看好華建?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撰文‧梁任瑋

即將在六月中旬股東會改選董監事的大華建設(以下簡稱華建),在四月底突然傳出,大型殯葬服務業者萬安生命今年以來已陸續加碼持有華建股票,部位已逾二○%,可望取得一席董事與一席監察人。消息一出,成為殯葬業熱門的討論話題。

據瞭解,這次大買華建股票的長昇國際與泰有投資兩家公司,是萬安生命前任董事長吳珅篁個人的投資公司;雖然他與妻子還持有萬安生命逾四○%股權,但因個人健康因素,四年前已卸下萬安生命董事長職位,目前公司由弟弟吳賜輝掌管。本刊向萬安生命副總經理吳寶兒查證,她也指出,萬安沒有投資華建股票,這是前任董事長吳珅篁個人投資行為。

不過,董監改選題材卻早已炒熱華建股價。據悉,早在四月中旬,證券業內即已傳出華建股價近日飆漲,並非建案「大華湖閱」銷售率佳,而是有殯葬業者即將入主;因此自四月中旬開始股價在半個月內從十四元飆至近二十元,站上十五年來新高。

帶領華建這波股價飆漲的幕後人物吳珅篁,五月六日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時證實,「目前持有華建股票七、八萬張,已掌握逾二○%股權,看好華建的長期發展,未來會持續加碼!」吳珅篁解釋,華建股東結構單純,未來共同經營比較和諧,今年董監改選至少會拿下一董一監,他也與華建董事長林文亮商量過,不會搶公司經營權,但會實際參與公司營運。

事實上,吳珅篁對事業強烈的企圖心,早在他二十年前開始經營萬安生命即已展露無疑,因為目前萬安生命掌握國內四十五家醫院太平間外包業務(協助醫院將往生者遺體火化、殮葬),是台灣最大的醫療院所往生室經營服務公司,可以想見其實力不容小覷。

把冰冷太平間變溫馨空間

雖然公司登記的設立時間是二○○三年,但早在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之初,萬安生命的前身「萬字號」葬儀社即已成立,創辦者是吳珅篁的父親吳伙丁。萬安生命至今已有逾六十年歷史,是台北市老字號葬儀社;而真正打響萬安品牌知名度的關鍵,是在一九九八年進駐長庚醫院的往生室。

當時,吳珅篁才三十六歲,年輕有衝勁的他,看準卡位醫院通路有助於提高萬安生命在殯葬服務的市佔率,在同業一片看衰之際,大膽投標醫院委外發包太平間業務,不僅砸下千萬元將冰冷的太平間重新裝潢成溫馨空間,也吸引其他醫院跟進。

吳珅篁積極改造醫院太平間的原因,也有另外一說。吳珅篁二十五歲時母親過世,雖然自家堪稱「殯葬世家」,但當母親還在太平間時,大體卻只能躺在冰冷的鋼板上,讓他十分不捨,也對醫院太平間令人難忍的悲涼氣氛印象深刻,改造的念頭自此萌生。

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在醫院往生的人數約有兩萬人,同業估算,即使萬安生命只拿到其中十分之一的喪禮承辦權,以平均每人三十七萬元的喪禮費用計算,也有七億四千萬元的營業收入;再加上來自其他業務來源與該公司銷售的生前契約履約件,萬安生命每年服務的喪禮近一萬件,換算營收有三十餘億元。

但根據《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業者銷售生前契約的金額有七五%必須交付銀行信託,因此,國內幾家殯葬業者龍巖、國寶與金寶山紛紛主打一件銷售金額動輒百萬元的納骨塔或墓地;萬安則是台灣大型殯葬服務品牌中唯一沒有經營殯葬設施的公司,營業額的運用靈活度相對受限。

區隔市場 找橙果設計靈堂雖然萬安幾年前曾經打算投資殯葬設施,但找地興建墓園的門檻極高,因此吳珅篁決定以衝高業務量解決困境,更加積極爭取各大醫院往生室業務,把餅做大。據瞭解,萬安生命在旺季每月服務的喪禮高達一千餘件,是龍巖、國寶的三倍以上,數量相當可觀。

由於得標各大醫院太平間的權利金每年高達一千多萬元,具備一定的進入門檻,萬安市佔率之所以能衝高,靠的是吳家上、中、下游一條龍服務的競爭優勢。

已故的萬安創辦人吳伙丁娶有三位老婆,一共生了十六名子女,除了吳珅篁接掌家族本業葬儀社以外,吳伙丁的長女吳麗芬也成立蕃薯藤殯葬花藝,專門承攬萬安生命靈堂花卉佈置生意;二女兒則經營國樂隊;另外兩個兒子一位專門銷售棺木,另一位專賣喪葬用品。全家有五名子女從事殯葬服務業,吳家透過垂直整合大幅節省進貨成本,也擴大了萬安的市場規模與價格影響力。

除了明確聚焦醫院通路,吳珅篁為了扭轉過去殯葬業者給人的負面、不專業的企業形象,他也逆勢操作以月薪四萬至六萬元的高薪,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或單親媽媽擔任禮儀專員,藉此注入葬儀從業人員的新血。

甚至為了區隔市場,二○○九年,吳珅篁還大手筆找橙果設計創辦人蔣友柏替萬安生命設計靈堂,並且每年拍攝電視廣告,讓萬安生命從一家原本只侷限在台北市的葬儀社,轉型成為全國知名殯葬品牌。

標榜品質的萬安,近年來的確也經手不少名人的喪禮事宜,包括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廣達集團副董事長梁次震夫人梁秀卿、知名棒球教練徐生明、藝能界大老楊登魁及藝人高凌風等,告別式均委由萬安處理。

將殯葬業導入企業化管理

認識吳珅篁多年的國寶服務經理鍾偉正說,「吳珅篁原本是世華銀行行員,因為母親過世,讓一度排斥接下家族事業的他,轉而回家協助父親經營葬儀社。由於待過外面的大企業,讓他上任後非常有抱負,也導入企業化管理,很認真管理萬安業務,投入全部的心力在工作上。」今年五十二歲的吳珅篁,由於健康因素退居幕後,目前未參與萬安生命營運,只擔任榮譽董事長,主要重心都放在股票投資,尤其對資產、營建股頗有心得。除了持有華建逾二○%股權,也買進不少全坤建設股票,住在信義計畫區豪宅「信義之星」的他,過去也投資過基泰、皇翔建設;但他強調,投資營建股都是價值型投資,無意搶公司經營權。

吳珅篁坦言,殯葬業者現金流量多,會選擇價值被低估的標的投資,他認為華建雖然這兩年呈現虧損,但有數塊早期持有的土地尚未推案,例如台北市忠孝東路SOGO百貨旁,華建擁有一二一坪土地,與鄰近地主談妥另一百坪土地進行都更協議,未來幾年爆發性會很強。此外,預計一五年完工交屋的「大華湖閱」,在全部完銷下可賺一個股本,一六年現金殖利率將兩位數起跳,都是吸引他持續加碼的主因。

對於自己最熟悉的殯葬業,吳珅篁也未完全放棄,他透露,自己也投資國統開發的基隆大水窟「擁恆文創園區」,《服貿協議》通過之後,也不排除進軍中國。

提起華建,近十年趁著房地產景氣復甦,陸續處分過去套牢的郊區土地、市區辦公大樓還清負債後,加上大幅減資,每股淨值已回覆到十一.三九元;雖然近五年在台北市區推出數件豪宅案,但由於公司始終沒有辦法大量增加可推案土地庫存量,導致每年可入帳營收落差極大。

雖然去年推出的內湖豪宅「大華湖閱」銷售率佳,但該案高達七、八十億元的總銷金額,必須在一五年建案完工後才能入帳,使得今年大華面臨入帳空窗期,在扣除管銷費用後,將連續第二年虧損;沒想到,一個董監改選題材卻意外讓股價狂飆。

吳珅篁能否複製帶領萬安生命成功轉型的經驗進入華建,他語帶玄機地說,今年六月股東會改選後結果就會揭曉。

吳珅篁

出生:1962年

現職:萬安生命榮譽董事長

經歷:世華銀行行員

學歷:高中商科

家庭:已婚,育有一女

萬安生命

成立:1945年

負責人:吳賜輝

資本額:1.68億元

主要業務:殯葬禮儀服務

主要客戶:全台醫院太平間共45個據點 (市佔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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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誠志申讓五.五萬張股票 四年賺二倍 股東會前賣股 京城銀老董出哪招

2014-06-16  TCW
 
 

 

股東會召開前夕,京城銀行董事長大舉申讓五萬多張股票,這個金融業首見「創舉」,讓外界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財力充沛的戴誠志,寧可頂著「老董賣股」的壓力也要出脫股票?

撰文‧劉俞青

六月六日,京城銀行董事長戴誠志申報轉讓五.五萬張京城銀股票,佔京城銀股本四.五八%,上市公司董事長大舉申讓股票很罕見,尤其在敏感的金融業,引發不少議論。

時機點選在六月二十日召開股東會前夕,今年京城銀又將董監改選,此時戴誠志大動作申讓,難免被外界解讀為公司的經營團隊可能有所異動;對此,戴誠志表示:「申讓股票只是理財所需,一切都會以股東和員工的長期發展作為思考,怎樣對大家最好。」「銀行董事長大賣股票」,這在金融業幾乎前所未見,金管會高層則表示:「這事涉『公司治理』層級,可再行斟酌;但戴誠志畢竟不是京城銀最大股東,對經營權沒有重大影響。」雖說是「理財需求」,但如果以申讓當天京城銀收盤價格每股二十八.九元計算,這次申讓的總市值高達十五.八九億元,什麼重大的「理財需求」需要如此龐大資金,讓財力不虞匱乏的戴誠志即使冒著「董事長賣股」的壓力,也要大舉申讓,外界很好奇。

過去五年,戴誠志以其特殊的經營方法,投資許多高風險高報酬的債券,讓京城銀獲利節節攀高,去年更寫下每股盈餘三.五三元的歷史高點,絲毫不輸大型金控,也讓京城銀被外資圈戲稱為「投資銀行」。

不過,約莫一個多月前,京城銀與國票金控的合併案,才剛剛正式宣告破局,據瞭解,破局關鍵就是因為國票金的官股董事,對京城銀特殊的「獲利模式」很有意見,也讓原本為此合併大力奔走、極力促成的戴誠志,萌生倦意。

此外,京城銀最大股東蔡天贊與戴的共同友人表示,如今京城銀已經成功轉型,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兩人其實都很希望蔡天讚的兒子、也是京城銀副董事長蔡炅廷可以盡快接棒,但「年輕人常有不同想法」,而戴誠志這次大動作申讓,也有逼其表態的意味。

不過,戴誠志的友人透露,戴誠志這次申讓的股票,其實就是二○一○年時,京城銀辦理私募十五億元的可轉債而來,當時戴誠志自己認了十億元,而另外五億元則是由知名投資銀行教父宋學仁認下,當時的認購價格是每股十元。

由於私募閉鎖期是三年,因此這筆私募在去年七月時,順利轉換為普通股,只是京城銀股價早已不能同日而語,如今換算下來,如果戴誠志順利以目前市價賣出,則獲利近十億元,以不到四年時間,報酬率將近二倍,堪稱是投資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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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拚優勢 可借鏡越南經驗 農委會前主委彭作奎 給新政府的三個提醒

2016-03-28  TWM

台灣積極準備加入TPP,農委會前主委彭作奎,提出給新政府農業政策的建言, 並點名已搭上TPP首班車的越南,其躍升全球第一大稻米出口國的產業策略,值得借鏡。

一九九九年,我擔任農委會主委任內,與越南農業部簽訂「台越農漁業合作協定」,當時同行赴越南的勞委會主委詹火生,則簽訂「派遣及接納越南勞工協定」,開放越勞來台。

短短十幾年過去,越南已從社會主義、勞動力輸出國家,轉型為貿易大國,二○○六年舉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七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全球大力加碼,使越南進出口金額在全球排名分別躍升到七位及十三位,更成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十二個創始會員國之一。

越南因加入各種區域經濟組織,調整產業政策,經濟快速成長,躋身貿易大國之林。

刺激GDP成長〉

出口作物 增加國際貿易額台灣積極準備在第二輪加入TPP,而台灣是越南第五大貿易國,新政府與越南維持良好關係,將是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核心,而越南自由化的作法,值得台灣借鏡。

以稻米為例,國際高品質米出產地為越南、泰國,而越南也把開拓高所得國家食米市場當作政策目標,以高品質香米打進台、墨、日等國,與其競爭的泰國,則因一一年前總理盈拉執政時實施保價制度(以保證價格收購稻米,藉此穩定糧價,確保農民收益),一二年起泰國米價格居高不下,越南遂趁勢取代,成為世界第一大稻米輸出國,每年產量四千萬噸,年出口量六百萬噸。TPP生效後,越南米更有機會長驅直入TPP會員國市場。

根據農委會統計,台灣自越南進口米的數量穩定成長,一二年進口兩萬六千公噸,一四年增至兩萬九千公噸。如台灣因加入TPP談判須進一步開放稻米進口,台灣本地米可能遭遇高品質的越南長米,及美、日的短米高度競爭,我國稻農將受影響。

經貿自由化對台灣而言已不是選項,而是必須走的路徑,國際貿易談判基本準則就是互讓、妥協(give-and-take),政府應盡速制定核心產業政策,衡量哪些產業該受保護,才能讓貿易自由化強化經濟自主的體質。

提升土地使用率〉

對地補貼 應取代保價收購由TPP協議來看,日本這次入會談判,在農林水產貿易市場也只有八一%自由化,對於「五大聖域」,也就是主要保護的稻米、麥、牛肉及豬肉、奶製品和砂糖,未納入零關稅談判。但是日本模式能否為台灣入會條件,新政府應深入了解談判背後的玄機。

台灣已經開放美豬、美牛,僅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問題還在積極防禦,而稻米將是下一個重點項目,TPP協議讓日本承諾開放七.八萬噸白米零關稅進入,未來台灣稻米市場勢必同樣面臨壓力。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農業政策,擬採保價收購與「綠色對地給付」雙軌制。相較於日、韓均已廢除保價制度,尊重市場機制,雙軌並行是由農民決定其收益保障的制度,但長期而言,保價金額須逐步減少,由對地補貼取代,避免農民集中種植保價作物,造成生產過剩。但是台灣實施對地補貼的大前提是,應盡速杜絕農舍條款,也就是要先限制農地用途,政府才不會白花錢,也才能做到農地永續保存。

再者,台灣稻米種植面積約二十七萬公頃,休耕地卻高達二十二萬公頃,這很不合理,要如何扭轉?早年台灣實施的「耕者有其田」的「自耕農」,被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後有意務農者取得土地的「農業經營者」所取代,讓資金、技術與年輕人進入農業生產,以企業化經營方式,來提升土地利用率與務農報酬。

日本廢除保價的配套措施,採取「棍子與紅蘿蔔」策略,是農業轉型關鍵。日本除了採取許多獎勵措施,還對休耕地課稅,強迫休耕地進入「農地銀行」,供有意承租者查詢,使農地能進一步利用。一七年更將進一步提高休耕地稅負,讓老農釋出閒置農地,交出經營權,僅保留所有權;並規定租地合約一期十年,青年農民有保障,才更願意投資。

準備加入TPP〉

尋找拳頭產品 布局世界盃台灣現有休耕地若能轉作非基改黃豆、小麥,不只提高糧食自給率,也能符合低碳、在地農業。當然,不能一味要求消費者選擇本國農產,生產端如何改良品種、使成本與價格相符,有賴政策引導,讓農民依市場需求生產,才有助提升糧食自給率。

台灣農業技術、精緻農業領先全球,由於台灣幅員小,人口少,農業研發的成果所產生的效益不高,未來必須利用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機會,轉守為攻,銷往全世界。

「農產品出口管理公司」是蔡英文的重要農業政策,就是企業與小農結合,將品種布局全球,也是我多年來的主張。成功案例就是早已建立品牌的「ZESPRI紐西蘭奇異果」,雖來自紐西蘭,但海外生產地遍及南北半球。若台灣也有此類「拳頭產品」,例如一些熱帶、亞熱帶農產品,或者花卉,由出口管理公司統籌,並可與台糖公司合作,進軍全球。

根據估計,台灣最快要在兩年後才能加入TPP,這段準備期,如何調整產業結構、強化產業體質、減少衝擊才是關鍵。而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失去低廉勞動供給優勢,台商紛紛轉向東協國家發展與投資,特別是越南,縱使最近遭到排華傷害,但台商似乎多未離開越南而就地重建復工,可見台商對外投資國家的難覓,如何有效建立與維護台商在東南亞投資安全機制,刻不容緩。

台灣在東亞區域的主要市場是中國及東南亞,對台灣而言,結合中國與東南亞市場是台灣最大優勢與利益,如何在東南亞和中國之間取得平衡,提高台灣永續的「經濟安全和發展」,鞏固台灣在東亞經濟優勢地位,是新政府值得思考的策略。

撰文 / 口述• 彭作奎 整理•陳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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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財務數字 讓年金改革理性討論 三次會議紛紛擾擾 金管會前主委王儷玲的建言

2016-07-18  TCW

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的重大任務:年金改革,在上周四已經開了第三次會。 然而,年金改革委員會代表間,不同團體的角力卻讓整體進度緩慢……。

編按:年金改革委員會議至今已開過三次會,但席間多見對立爭辯,少有實質制度討論。

對此,金管會前主委王儷玲投書本刊,強調年金改革應先建立共識,才能抓住改革契機。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日前召開第三次會議,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報告時,提到各級政府潛藏負債約十八兆元,其中軍公教潛藏負債高達八.一兆元、勞保九兆元,引發許多討論。有軍公教代表質疑不應以「潛藏負債」形容軍公教退休金負債,並指出「退撫支出」僅占中央政府預算七.五%,因此軍公教退休金制度並沒有拖垮政府財政,改革不應只針對軍公教開刀。

退休金破產 政府財政堪憂年金改革委員會至今才開過三次會,但幾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委員們在會議中立場對立、爭論不休,令人對未來會議的成效感到憂心忡忡。

我認為,年金改革會議應先有「整體檢討、共同改革」的前提,而非聚焦在討論軍公教是否被汙名化,或是釐清「潛藏負債」這個名詞是否正確,這些爭論無助於實質解決年金制度問題。其實,不管勞工或軍公教人員都不應該被汙名化,而勞保基金與退撫制度也都有嚴重財務缺口問題。

依據財政部資料,目前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約四六○○億元(包括勞保、國民年金及社會救助等),占中央政府預算二三%﹔而退休撫卹支出約一四○○億元,占中央政府預算七.五%,這些支出雖每年持續成長,但成長率確實不高;且在目前法規下,政府在基金未破產前不具撥補責任,而目前各基金收入仍然大於支出,短期內看似不至於成為政府財政的主要負擔。但,真的是如此嗎?

根據各基金最新的精算報告,勞保與退撫基金都將在近十到十五年內用完。

勞保基金預計在民國一一六年完全用罄;而軍公教退撫基金的部分,軍職人員與政務人員基金分別將在一○九年與一○五年完全用完,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的基金則在一二○年與一一九年用盡,屆時政府就必須以中央財政支付這些龐大退休金的財務負擔。

另方面,根據財政部資料,政府財政從八十年度以來,二十五年內僅有五年略有賸餘(八十七、八十八、九十五、九十六及九十七年度)。財政已是年年赤字、無力撥補了,再考量人口老化使得未來年金給付負債將快速倍增,少子化導致政府稅收減少,在現行勞保與退撫制度下,未來的退休金支付,恐怕是政府無法負擔的。

相較於全球的老化趨勢,台灣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嚴重,這也是台灣年金制度改革最大挑戰||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提升投報率 盡速補足缺口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要國家相比,台灣在二○一○年時是六.七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到三○年剩下二.六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到五○年更只剩下一.四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太快,也嚴重影響到退休基金財務的平衡,在繳保費的人少、領退休金的人多的情形下,若不及早進行多元制度改革,未來退休金制度資金缺口問題只會更龐大。

此時此刻,更是年金改革重要的關鍵期,目前大部分退休基金還未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現在開始提升投資報酬率,才能有效發揮彌補缺口的效果,必須盡快透過制度改革,同時降低退休負債,並提高基金投資績效,才會達到最大改革效益。

尤其,台灣有超過三兆元的社會保險與退休基金資產,政府應設法將資金導入公共基礎建設、金融市場與扶植台灣重要優質產業,如此,也能有效提升我國經濟成長與金融市場發展。

年金制度改革的重點,在於如何維持退休金制度永續性、財務健全性以及世代公平性。儘管目前委員會議中仍有許多意見不同,但方向上是正確的,年金制度改革必須同時從降低退休給付、提高保費及提撥率、增加基金投資報酬率三方向著手,絕不能只靠降低某一群的體退休福利來減少負債,應該對所有制度做一致性共同檢討。

現階段,年金改革委員會應專注討論實質的制度改革,與解決退休基金財務問題,未來則應修法,在精算後檢視基金缺口,並適時調整費率或撥補,以維護退休基金財務適足性。

年金制度改革是一條漫長的路程,應以長期多元微調與循序漸進方式不斷前進,對台灣經濟社會的衝擊才不會太大,最重要的是政府應頒布一個短、中、長期的年金制度改革計畫,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拯救台灣退休金制度缺口的最終目的。

副總統陳建仁(中)主持年金改革委員會會議,卻疲於應付程序問題,難有實質討論。

新政府年金改革使部分團體強烈反彈,應先有「整體檢討、共同改革」的前提共識,才會達到最大的改革效益。

撰文 / 王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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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普羅迪:英鎊貶值是短暫現象,意大利不會成為下一只“黑天鵝”

昨日,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在中民投 “全球新形勢,亞洲新機遇”全球專家咨詢委員會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我並不驚訝於英鎊的貶值,這是可預期的心態,如果特別要強調的話,這個貶值的動作也是一種工具,協助英國在脫歐之後通過貶值來達到刺激外貿的目的。”

自從上周五閃崩後,英鎊距離觸底其實仍然遙遙無期。英國廣播公司(BBC)10月11日稱,在英國17處機場換匯點,英鎊平均匯率現在為1英鎊兌99歐分。BBC表示,英鎊匯率在南安普敦機場表現最差,已跌至1英鎊兌88歐分。

英鎊貶值可預期,是短暫現象

對於英鎊大跌,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認為,英鎊大幅貶值是在協助英國在脫歐之後通過貶值來達到刺激外貿。他舉例,像倫敦現代房地產的價值是處在下跌,所以很多外資的客戶產生興趣想要購買,這就是一個刺激的方式。

但普羅迪認為,英鎊貶值是一個短暫的現象。接下來可以看到脫歐之後的一連串負面效應,如貿易的影響、總部的轉移等。舉例來說中國在投資歐洲首選想到的是英國,所以長期看來對於景氣經濟的刺激必須是有專註性的,而不是通過貶值達成。

展望未來,普羅迪指出,接下來幾個月還是會有正面的效應或行為產生,接下來會看到一連串負面帶來的影響,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冗長的過程,談判的時間拖得很長。給大家一個預計心態,談判的預估可能是11月、12月或者是到3月期間展開,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進程,估計在兩年以上,所以不要預期會走得快過這個速度。您要了解英國脫歐是一件非常複雜,而且冗長的過程,包括資源的交換或政策在法規上面的改變,包含在海外機構的轉移回來,這個過程當中參與討論以及加入這個流程的人可能上千、上萬,所以不要期待它很快會有結果。

意大利不會成為金融市場下一只“黑天鵝”

繼英國脫歐公投後,緊接著意大利宣布12月4日將舉行修憲公投。大家擔心一旦意大利公投失利,恐迫使意大利“脫歐”,成為今年全球金融市場第二只“黑天鵝”。

早前德國經濟學家Wolfgang Munchau曾對媒體指出,身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公投恐怕會造成歐盟崩解的災難性後果,歐元將在短時間內徹底瓦解,其引發的金融市場風暴比英國“脫歐”更致命。

但曾擔任意大利兩任前總理的普羅迪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對意大利本國而言,其實只是針對憲法很小部分的修改。我不認為對經濟上還是政府層面而言意大利公投會帶來帶來多麽大的負面效應。

普羅迪指出,這個事件是發生在英國脫歐之後,所以大家關註的力度比較大,但是就經濟角度而言,的確是有人可能利用這個事件來獲取短期的投資利益操作。這也就是為什麽一兩個月前,對於公投的事情有這麽多熱議存在,我再重複一遍,我不認為這個事件有實質的因果關系,尤其是我們現在身處歐洲的時代,互相合作度是比較低的,對這些危機大家會有誇大的看法。

普羅迪指出,接下來幾個月在歐洲幾個國家,荷蘭、法國、德國都有一些重要事件,如法國的總統大選,任何有心人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進行投機性的操作,但是事件本身的實質跟內涵是沒有直接關聯的,與其說公投的結果會對於意大利的穩定度造成影響,到不如說是不同的黨派之間的互動關系才會帶來實質的影響。

“身為歐洲我們會一起共同克服災難事件,從希臘事件開始,我們會找到共同的願望以及去達成目標,當然英國脫歐大家的看法都不是很好,不過再度強調身為歐盟的一員,這是一個大家庭、大組織,沒有任何的戰爭,而是以和平的方式來達成,當然這個過程不是那麽簡單,要花很多時間與精力,我們朝這個方向前進。”普羅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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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解讀樂視行賄證監會前官員:或涉單位行賄罪 將面臨罰款

剛剛向投資者釋疑的樂視,又卷入了向證監會前官員行賄的事件。

據央視新聞消息,11月10日,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國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原局長李量受賄一案。

江蘇省揚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0年至2012年,被告人李量利用擔任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發行審核一處處長、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廣東康美股份有限公司、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申請公開發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幫助,並於2000年至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提請以受賄罪追究李量的刑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李量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意見,李量進行了最後陳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11月10日下午,樂視官方回應稱,“公司與公司現有各主要股東和公司的管理層均與此事無關,不受到任何影響”。

否認與此事有關,是否意味著樂視將免於處罰?

北京誌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特約研究員和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遊雲庭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采訪,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遊雲庭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如果是為了謀求不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都可能構成行賄罪,而且行賄是雙罰制,除了要對行賄企業處以罰金外,行賄的直接責任人同樣構成了行賄罪,也應該也要處以刑罰。

北京誌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則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樂視涉嫌構成單位行賄罪,這個罪名的刑事立案標準是一般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現在還不清楚樂視行賄的具體金額。但即使行賄金額不滿20萬元,但只要在10萬元以上,同時具備四種情形之一,也應刑事立案:(1)為謀取非法利益而行賄的;(2)向3人以上行賄的;(3)向黨政領導、司法工作人員、行政執法人員行賄的;(4)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其中,樂視至少符合第三種情形。

不過,趙占領指出,還要看李量受賄具體給樂視提供了什麽幫助,是否在法律的範圍內直接關系到樂視的上市行為本身是否違法。“比如,樂視存在欺詐發行的情形,卻因為行賄而順利上市,若是這種情況,不僅涉嫌刑事犯罪,還違法證券法規,需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

但他認為樂視不至於因此而退市。“到目前為止,國內證券市場,因欺詐發行而退市的只有欣泰電氣。但是,對樂視及其主要負責人進行罰款、甚至市場禁入還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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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藥業涉賄證監會前官員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2016年11月10日,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國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原局長李量受賄一案。江蘇省揚州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李量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江蘇省揚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0年至2012年被告人李量利用擔任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發行審核一處處長、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廣東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申請公開發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幫助,並於2000年至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提請以受賄罪追究李量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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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前局長受賄案揭開IPO發審 “遮羞布”

兩年前的冬天,時任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下稱“投保局”)局長李量被中紀委帶走調查,“金融打虎”大幕悄然拉開。

李量

接下來的一年中,伴隨A股的暴漲暴跌,證監會多名官員先後落馬,包括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和原主席助理張育軍。除監管機關內部人員被查,還有中信證券原總經理程博明、澤熙投資總經理徐翔等被帶走或逮捕。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0日公開審理了李量受賄案。檢方指控李量在發行部門任職的12年間利用職務之便為樂視網等9家公司提供“幫助”,收受公司投資人財物合計693.622654萬元。

江蘇省檢察院信息顯示,李量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李量案調查周期長,但庭審僅用了半天時間。“今天上午就結束了。”揚州市中院相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同一天,山東省青島市人民檢察院對徐翔等人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系列案向法院提起公訴。“近幾年,特別是股災前後資本市場的一些違法犯罪的典型案件,預計近期會有一個相對集中的審判。”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律師厲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司法機關需要作出最終的判定,對整個市場起到“切割”作用,為某些重大案件畫上句號,否則市場各方會一直觀望、不確定狀態。

審批的背面:權力尋租

2014年12月1日,中紀委宣布李量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當時就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投保局一直是個“冷衙門”,不知道李量因何出事,可能與其負責發行審核工作的經歷有關。

2015年8月7日,證監會黨委決定給予李量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同時透露了其被調查的原因——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

從揚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理由來看,李量的問題確實出在IPO“審批權”上。

檢察院稱,2000~2012年,被告人李量利用擔任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發行審核一處處長、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廣東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申請公開發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幫助,並於2000~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

李量在擔任投保局局長之前,長期從事公司制度、金融、證券市場研究及證券發行監管工作。在2009年創業板開設時,李量出任證監會創業板發行監管辦公室副主任。從2009年開始,直到2012年4月輪崗,李量一直負責創業板發行審核工作。2012年,李量調任證監會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並於2013年就任證監會投保局局長。

粗略計算,李量在發行部門任職期間,曾審核或組織審核的A股主板、創業板和H股上市公司IPO申請達到1000家以上。

按照當前新股發行審核制的框架,企業上市的一個關鍵節點,是通過發行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在整個審核流程中,企業尋租的方式有多種多樣。

比如,不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通過“打通關系”硬上,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提前“插隊”早上。如果權力尋租成功,也就意味著最核心的發審委審核成為走過場,公正性、公平性、公開性都難以保證。

有業內律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審核制下發審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發審委的中立性無法保證。對於上述因李量提供便利而成功上市的公司,當時審核的發審委委員原則上也應該承擔責任。

“近幾年證監會已經在審批流程、信息公開方面做了很多推進,但是只要是審,就有利益輸送、權力尋租的空間和可能。”厲健表示,每一家企業情況不同,只要權力在某些審批人的手中,那就有非常大的尋租空間。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盡快推進發行體制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法學教授劉俊海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定罪量刑能有效懲處個案主體,但是這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作為資本市場源頭反腐的制度設計關鍵是,要全面升級《公司法》、《證券法》中涉及一級資本市場(發行市場)準入的制度設計,積極推動股票發行由核準制轉變為註冊制的改革進程。

“要讓監管者做到‘好人好當’、‘清清白白’,不能讓‘好人進去、壞人出來’。”劉俊建議,在全面建設投資者友好型社會的同時,也要建立健全確保監管者依法行政、誠信行政的一系列好制度,確保好人進去做好事、壞人不願和不敢做壞事、也做不成壞事,即使偶爾做出壞事,也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證券法》還處於緊鑼密鼓地修訂過程之中。他建議立法者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IPO註冊制改革,既要立足中國國情,也要大膽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成功制度經驗,切實使中國的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同時推進監管轉型,真正建設服務型、法治型證監會,不斷提升監管的公信力。

行賄者:投資人

有受賄者,就有行賄者。

江蘇省檢察院公布的信息確認了康美藥業與樂視網這兩家上市公司的部分投資人為行賄方。

對於其他7家公司是誰,市場人士猜測可能涉及此前令氏家族利用投資平臺匯金立方參股的公司。

進入11月以來,樂視網股價持續下跌,11月2日單日跌幅達7.49%,當日股價收於41.01元/股。11月6日,樂視創始人賈躍亭突然公開發聲對公司一直以來的快速擴張表示反思。不過投資者信心並沒有得到挽回,隨後股價繼續下跌,截至11月10日下午收盤,公司股價收於37.99元/股。

樂視網10日走勢(來源:Wind咨訊)

在法院公開點名之後,位於風暴眼的樂視網10日下午緊急發公告做出說明,稱“公司始終依法經營,樂視網及其實際控制人在內的現各主要股東、董監高人員均與上述事項無關,不受到任何影響”。

樂視的回應字眼講究、定義清楚,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對“現在”相關人員剝離嫌疑,言下之意,對之前已經退出的股東並不做表態說明。

2014年10月,在李量被帶走調查之前,賈躍亭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澄清:“樂視成功的背後沒有靠任何政府關系的幫助,匯金立方是正常投資,在樂視的發展過程當中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幫助。”從股東變化情況來看,樂視網上市後,匯金立方確實獲利退出。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劉俊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行賄與受賄是對偶關系,對受賄者追究刑事責任,對行賄者也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打造幹凈透明、清清爽爽的政商關系,才能扭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才能讓誠信企業在資本市場脫穎而出,才能把資本市場打造成誠實信用、多贏共享的國民財富中心。

那麽誰是受賄者?從檢察院指控信息來看,李量在2000年至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也就是說,行賄主體不是上市公司,而是上市公司的“投資人”。

“一般而言,控股股東是企業上市的最大獲益方,也最有可能為了企業上市鋌而走險。如果是控股股東,法院表述可能就會直接說明是控股股東,說是‘投資人’可能是另有所指。”厲健分析,即使是小股東,通過利用關系資源與監管層“搭橋”幫助企業上市,也可以在事成之後獲得翻倍的暴利,這樣專門從事此類事宜的投資機構,隱蔽性更強,查處難度很大,對市場的危害更大。

至於前述9家上市公司是否會受到波及,厲健表示要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如果其中有公司本身不符合上市條件,通過李量的“幫助”而發行上市,這就是以違法犯罪手段騙取上市資格,涉嫌欺詐發行。對於這種情況,需要監管部門進一步調查。

第二,如果企業本身符合上市條件,通過李量的“幫助”得以提前上市,獲得上市便利,這樣的企業在上市資格上沒有問題,對市場危害也較小。但是,行賄與受賄的關系依然存在,需要追究法律責任。

“上市公司應該主動對公眾投資者作出交代。”厲健表示,未來法院判決最終結果會進行網上公開,屆時涉及的全部公司名稱、行賄金額都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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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健美總會前主席及健美運動員串謀行賄罪成候判

1 : GS(14)@2010-10-30 09:30:12

http://www.icac.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087.html
中國香港健美總會(香港健美總會)前主席及一名被停賽的健美運動員,串謀向亞洲健美總會秘書長提供賄款,以協助該名被停賽的運動員參加二○○六年多哈亞運會,被廉政公署拘控。被告今日(星期五)在區域法院被判罪名成立。
陳少文,四十歲,香港健美總會前主席,及陳潤韜,四十四歲,健美運動員,同被裁定一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成立,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a)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
陳少文另被裁定四項罪名成立,即兩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一項串謀詐騙及一項欺詐。
法官李素蘭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二(十一月二日)判刑。被告暫時還押懲教署看管。
案情透露,陳潤韜及另外兩名健美運動員於二○○五年十月參加南韓的健美比賽時,未能通過藥檢測試,被暫停參加任何健美比賽,各有不同停賽期。
二○○六年一月至十二月期間,當時擔任香港健美總會主席的陳少文及陳潤韜與另一名人士串謀,向亞洲健美總會秘書長蔡保羅提供一萬美元賄款,作為蔡保羅縮短或撤銷陳潤韜被判暫停參加任何健美比賽的期限,使他可以參加二○○六年多哈亞運會的報酬。
陳少文於二○○六年一月至二○○九年五月期間,陳少文與另一名被停賽的健美運動員及上述人士串謀,以相同理由向蔡保羅提供一筆十多萬港元至二十萬港元的賄款。
陳少文另於二○○六年五月至二○○七年二月期間,與第三名被停賽的健美運動員串謀,以相同理由向蔡保羅提供一萬美元的賄款。
案情透露,陳少文於二○○七年四月至二○○九年五月期間,與一名被停賽的運動員串謀詐騙香港體育學院(香港體院),即偽稱該運動員是全職運動員,而他的職業是兼職私人教練。事實上,該運動員只是兼職運動員。陳少文利用上述虛假陳述,誘使香港體院批准給予有關運動員合共六十萬港元的精英訓練資助。
案情又指,陳少文於二○○七年底至二○○八年五月期間,藉作欺騙,在香港健美總會截至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周年報表中偽稱,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資助節目結算表內容真確,所列各項實際支出的金額均為真實的金額。
被告意圖詐騙而誘使康文署接受有關周年報表為真實,致令康文署不會要求香港健美總會退還合共逾二十五萬港元的資助。
控方今日由大律師葉瑞紅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黃淑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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