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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辞职潮”道德拷问更需关注制度成因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99310.html

【社論】建設海綿城市既迫切更需勇氣

近日，持續強降雨導致長江中下遊地區出現洪澇災害，除導致人員死亡與經濟損失外，武漢等大城市甚至出現了長時間被洪水圍困，全城交通幾近癱瘓，引發廣泛關註，李克強總理亦親臨武漢現場指揮救災。

引發洪澇災害的直接原因無疑是持續的強降雨，但洪水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損失，亦與近幾十年圍湖造田、填湖建城導致湖泊泄洪能力降低的人為因素幹系甚大。以素有“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省為例，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湖泊1066個，總面積達8300平方公里，而目前湖北僅存湖泊309個，總面積縮小到2656平方公里;有“八百里洞庭”之稱的洞庭湖1949年有4350平方公里，但到2002年縮小為2650平方公里，目前面積為2625平方公里。

決策層對此也早有判斷，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退耕還林和退耕還湖。1998年“世紀大洪水”之後，國務院就作出了在長江中下遊區域退湖還田決策，時任總理朱镕基甚至提出要將洞庭湖面積恢複到建國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即著名的“4350工程”。然而，生態恢複是一項長期工程，讓已建成城區的土地重回湖泊，其執行難度更是非常之大。

同時，長江中下遊洪澇災害和城市內澇現象近幾年持續上演，由於城市化的進程和人口的集中，造成的災害和影響與日俱增。彼時，海綿城市作為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方案被提出。2013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了建立海綿城市的重要性，去年10月，國務院提出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目前已有常德、南寧、重慶等30個城市進入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範圍。

海綿城市乃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顧名思義，指城市要像海綿一樣，遇到雨水時將其吸納，蓄之控之，需要時又能夠將儲存的水釋放出來加以利用，如大自然一般對雨水進行自然積存、自然滲透和自然凈化。可以想見，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若能達到海綿城市目標要求，洪澇災害對於城市的影響，以及內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然而，海綿城市由於建設複雜、投入需求大以及回報機制模糊，試點以來並未如預想中的順利。

首先是資金問題，以國外為例，海綿城市的建設費用占到整個城市建設費用的20%，由於國內城市排水系統的歷史問題，建設費用可能更高，總體資金需要數萬億以上。首批試點城市安徽池州未來3年內共安排海綿城市試點項目117個，總投資211.62億元，資金缺口不小。因此，急需借助PPP融資模式，引入社會資金，結合政府采購和財政補貼等方式破解投融資難題，同時加強產業導入，形成稅收回哺和資金的良性循環。

此外，由於海綿城市的建設難免會給城市地下原有的水、燃氣、電信管道等公共設施造成影響，而這些設施又對應相關部門。一直以來，牽扯到各部門利益的改革往往推動難度不小，因此，一些城市要破除九龍治水的管理體制，加強頂層設計以協調各方利益，切實推動海綿城市建設。

如今，減少洪澇災害損失，解決城市內澇已迫在眉睫，改變因歷史原因造成的濕地破壞非一朝一夕，建設海綿城市、就地解決洪水問題已成為不二之選。同時，在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遇到的資金不足、牽涉各方利益問題，需要以通盤的設計和改革的勇氣去化解。

專家建言：“新實體經濟”時代更需企業家精神

美國提出讓制造業重返美國，德國掀起工業4.0浪潮，可見，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把發展實體經濟放在國際戰略高度來對待。

“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不能只談老實體經濟的轉型，更要談新實體經濟的催生。同時，要發展實體經濟中最重要的供給要素：企業家精神。”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下稱“華夏研究院”）院長、華軟資本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王廣宇在深圳舉行的華夏研究院2017年會上表示。

華夏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發展實體經濟對產權的保護非常重要，“加快編纂民法典”將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一座里程碑。

轉型老實體，催生新實體

發展實體經濟對社會的意義有哪些？王廣宇表示，一是保證供給，特別是高品質的產品供給。二是促進就業、增加稅收。

“這幾年國人在國外搶購馬桶蓋、電飯鍋等的行為，從根本上說明當前我們的供給質量和效率上的缺陷，所以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王廣宇說，“發展實體經濟，要研究‘新實體’的範式，用新的眼光和思路去開展工作。”

王廣宇說，“發展實體經濟，要研究‘新實體’的範式，用新的眼光和思路去開展工作。”

王廣宇表示，發展實體經濟，並不是等同於發展傳統產業，並不是說看得見摸得著的才叫實體經濟。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傳統的行業，為我們的實體經濟找到了新的方向，不是傳統實體經濟不行了，而是我們正在進入“新實體經濟”的時代，不能局限於生產和制造才是實體的看法，服務和流通也是實體經濟的重要部分。

過去，大家習慣了用“虛擬”和“實體”來劃分企業，“新實體經濟”環境下這一標準需要改變。王廣宇說，需要以“好壞”來區分，好的企業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創造稅收、為人民提供就業機會、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金融，能持續推動技術創新，為傳統行業提供新出路，這是需要大力去扶持和發展的實體經濟。

核心是培育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在確定了新實體經濟的內涵後，就需要有創造新實體經濟的企業家。王廣宇認為，改革開放中湧現一批敢於創新的企業家，未來解決新實體經濟的發展， 更是離不開企業家這一要素。

“新常態下，發展實體經濟需要依靠創新驅動，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的科技戰略，依靠科技研發人員的辛勤勞動，也更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王廣宇說。

他特別提到，深圳出現了這樣一批創新企業和企業家，包括華為、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無人機、大族激光、中國燃氣等創新型企業。尤其華為這樣的企業不斷加大科研投入，跑到了世界領先位置。

王廣宇認為，發展新實體經濟的時期，企業家的作用要有所轉變，首先要實現四個聚焦：第一聚焦於技術研發，加快產品和服務的升級換代，提供新供給。第二聚焦於配置資源，適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企業經營方向，重新配置市場資源。第三聚焦於合夥發展，優化企業的產權和治理結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新時代是合夥人的時代，分配出效益。第四聚焦於組織文化，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有效組織和帶領員工沖出困境，走向廣闊的天地。

王廣宇認為，企業家的能力要有所升級，包括創新、戰略、管理、資本等能力。創新能力是引領企業實現創業轉型的關鍵，每一個企業在進行新的業務開拓都是一次創業，只有創新才能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東西，開創新市場，贏得新客戶。戰略能力是應對企業危機的關鍵要素，要在戰略認識上做到超前洞察，戰略選擇上準確把握，註重長遠利益。管理能力是完成企業家職能的首要條件，在企業轉型過程中，需要企業家根據企業的自身資源狀況管理組織結構，有效配置資源。資本能力是放大器，今天的企業必須要學會整合產融資源，企業家必須要學習和使用金融工具。

保護產權完善法治

王廣宇表示，社會綜合改革中要重新給企業家定位。首先要從法律上充分肯定企業家的貢獻，保護產權，重視法制。其次要加強誠信，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嚴厲打擊失信行為。其三是對於商事制度和稅收制度開展重大改革。其四是給予創業者和企業家超額回報，激勵更多年輕人和優秀人才投身事業，對於初創公司在稅費上減免，在手續上簡化，在金融上扶持，創業千辛萬苦，一旦成功回報百倍。沒有從社會文化上對於成功者的正面褒揚，沒有資本市場對成功者的超額激勵，就不會有新的實體企業再次登上高峰。

賈康也提出保護產權完善法治的重要性。他表示，2016年出現民營經濟國內投資明顯下滑、海外投資熱的現象，有些人也說是“資本外逃”，究其原因，固然包括多個方面，但與產權保護不到位、錯綜複雜局面下市場主體的方向感不明確、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紮實，有內在的關聯。

賈康認為，“加快編纂民法典”將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一座里程碑。

在此基礎上，賈康認為，保護產權完善法治，問題導向下對接基礎性制度建設以求長治久安，就顯得非常重要。

賈康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去年11月印發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更進一步給出了保護產權、完善法治的權威指導。

賈康表示，在原已明確的“親、清”原則和堅定不移支持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大思路、大方向下，在中辦、國內文件內含的公、私產權保護要放在一個法治化平臺上的精神基礎上，此次會議強調：“要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上述精神的問題導向與“有所指”，已體現在字里行間，更會從當下聯結長遠，影響將非同小可。

優秀影視作品去哪了? "大IP"時代更需傳統文化滋養

“影視劇的‘大IP’轉化專業度已明顯不足，只有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審美、弘揚中國精神的方能生存。” 近日，SMG（尚世影業）影視劇中心主任王磊卿在影視劇年會的一番言論引發了業界關註：“大IP”時代下，優秀傳統文化應如何滋養影視劇創作？

春節前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中第11條提出，用傳統文化滋養文藝創作， 要“善於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提煉題材、獲取靈感、汲取養分，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益思想、藝術價值與時代特色和要求相結合，運用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進行表達，推出一大批底蘊深厚、涵育人心的優秀文藝作品。”《意見》的出臺，體現出國家對優秀文藝作品的重視，也為從業者指明了方向。

影視劇創作為何陷入“尷尬”？

近期，憑借良好的口碑，講述中國一代“廉吏”生平事跡的古裝歷史正劇《於成龍》進入二輪複播階段。這樣一部既無一線明星加盟，亦無高額制作費投入的電視劇，突破了眾多仙劍劇、玄幻劇的層層圍攻，成為2017年中國大熒幕上的一股“清流”。與此同時，另一部在央視一套播出的《大秦帝國之崛起》，也迅速被眼尖的觀眾捕捉，線上線下都給予了不錯的評價。在影視產業炒“大IP”、靠“小鮮肉”撐臺等不良風氣盛行的今天，像《於成龍》《大秦帝國之崛起》這類有文化底蘊、制作精良的文藝作品並不多見。

據《中國電視劇2016產業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1-9月在廣電總局備案的電視劇達892部、34946集，數量較2015年同期增長10%，再創新高；但與此同時，在一項面向電視劇相關企業的問卷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2016年新播出電視劇的整體品質與2015年相比有明顯下滑。有觀眾感慨，如今很多影視劇單純追求故事熱鬧、情節離奇、演員臉蛋好看，嚴重缺少文化內涵，真正能夠成為“收視擔當”的超級IP少之又少。

作品多了，真正令觀眾滿意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劇評家高曉江對當前影視劇創作的“尷尬”局面表示擔憂：“反映優秀傳統文化且制作精良的的文藝作品並不多，中國觀眾往往沒得選。”

“好作品”都去哪兒了？

“其實，我幾乎每周都會收到青年劇作家寫得很好的劇本，但是都苦於找不到投資。”著名電影導演吳子牛感慨，在當今市場環境下，真正有情懷、有文化涵養的投資人並不多，很多都是以一種投機的心態進入這個領域，“只想著賺錢，什麽賺錢就拍什麽。”

從事影視劇行業制作發行工作10多年的丁先生透露，一些專家、評論人因受到利益的驅使，對粗制濫造影視劇作品采取不聞不問、不予評論的漠視態度，成為品質低劣的影視劇蔓延市場的又一原因。

誠然，在網絡文學、網絡劇、網絡新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 90後、00後已逐漸成為影視劇的主流受眾。為迎合他們的喜好，某些業內人士不惜顛覆中國固有價值觀，以搞怪、穿越，甚至歪曲歷史來嘩眾取寵；以奇幻視效、明星效應來博大眾眼球。“同樣的投資成本，原來三分之二是用在內容制作上，現在三分之二都砸在了後期技術和邀請明星上，必然會出現粗制濫造的影視作品。”丁先生說。

影視劇追根溯源是講故事的藝術，好的故事才會吸引觀眾，“好故事在哪？就在我們的歷史記憶、現實生活中。而現在的年輕創作者過於急功近利，不願意花很多時間去打磨文藝作品，缺乏精品意識、民族使命，與時代脫軌，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教化與滋養作用，這樣很難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高曉江認為。

中國傳統文化不能斷檔

“在市場經濟時代下，我們是該考慮市場因素，但從業者不能一味被市場左右。”高曉江認為，文藝工作者必須找準文藝與市場的結合點，從傳統文化的寶庫中汲取養料，讓題材和主題根植於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

高曉江還註意到，從融入中國元素的《花木蘭》到《功夫熊貓》，國際電影市場越來越青睞中國傳統文化在作品中的展現。“連好萊塢團隊都註重中國元素的融入，我們中國人自己更應該加以關註”，高曉江呼籲，“每一位從業者，都應有憂患意識，中國傳統文化不能斷檔，不要等到後悔的那一天才想到彌補”。

當下，創作環境浮躁，如何腳踏實地潛心創作，如何將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作品當中，考驗著每一位文藝創作者。曾經寫過《劉胡蘭》《孔繁森》等作品的編劇馬連倫對此感觸很深，回憶起打磨《於成龍》劇本的過程，他仍歷歷在目：幾次親身走訪於成龍的故鄉，熬夜研讀史料，考證每一個細節，揣摩每一句臺詞，成為了整個創作團隊的工作常態。始終秉持認真嚴謹的創作態度，《於成龍》最終贏得了好口碑。

近期出臺的《意見》讓從小熱衷中國傳統文化的“80後”導演鄭凱君有些興奮。他拍攝的一部講述中華傳統美食文化的電影《中華料理師》已在網上公映，而且播出效果還不錯。今年，他計劃籌拍自己的第一部院線電影，題材的落腳點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希望國家能再推出一些專項資金的扶持，或者設立一些有針對性的扶持工程，我們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鄭凱君對未來充滿希望。

未來四年 精準扶貧更需瞄準“靶向”

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4335萬人，比2015年減少1240萬人。這是國家統計局2月28日公布的數據。照此速度，自2017年至2020年四年間，中國將如期完成既定目標，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然而，“越往後脫貧難度越大，因為剩下的大都是條件較差、基礎較弱、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和群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特別強調。

目前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有一些教訓。為了在未來四年更好地推動精準扶貧向縱深推進，完成最後的攻堅戰，不斷總結過往的經驗和教訓，是扶貧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課。多路第一財經1℃記者經過近百天的調查發現，繼續選好用好“第一書記”、吸引市場積極力量將扶貧事業與市場真正銜接、強化貧困戶的組織化和提高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做好易地扶貧的後續銜接、完善扶貧資金的監督監管機制以及加大第三方評估防止數字扶貧和形式主義泛濫等，應當成為今後精準扶貧的主要“靶向”。

設計好“第一書記”的獎優罰劣制度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18.8萬名駐村“第一書記”。

所謂“第一書記”的制度，並非精準扶貧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獨創，是很多年來政府機關為了鍛煉儲備人才，將他們派往農村抓黨建、抓扶貧、抓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寶貴經驗。這些“第一書記”除了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外，最主要的職責是“推動精準扶貧”。他們要帶領派駐村開展貧困戶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幫助村“兩委”制定和實施脫貧計劃;組織落實扶貧項目，參與整合涉農資金，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促進貧困村、貧困戶脫貧致富;幫助選準發展路子，培育農民合作社，增加村集體收入，增強“造血”功能。可謂任務艱巨。

記者在與不同地區“第一書記”交流和觀察中發現，有責任心、“服水土”，是選擇第一書記的重要條件。更多省份把“因村派人”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他們選擇“第一書記”的條件十分務實，要“政策、信息、人脈、資源和思維靈活”。

除了為貧困戶優選脫貧項目，第一書記上通下達的作用是一般村幹部無法替代的——他們向下直接對接貧困戶，向上要與關系扶貧的很多部門打交道，中間還要有針對性地制定扶貧規劃，甚至連村民的婚喪嫁娶都要過問上一嘴。

習近平十分看重這些一線的“第一書記”們。2月21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充實一線扶貧工作隊伍，發揮貧困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作用，在實戰中培養鍛煉幹部，打造一支能征善戰的幹部隊伍。農村幹部在村里，工作很辛苦，對他們要加倍關心。

選對用對了第一書記的貧困村實現或正在實現脫貧的事例，不勝枚舉。但通過第一財經1℃記者調查發現，也有極少部分的“第一書記”並不稱職，甚至出現了與村幹部合夥侵占扶貧款的問題。那麽，“第一書記”的進退輪換制度便顯得至關重要。或民主評議或運用監督體制，“第一書記”獎優罰劣制度應當進一步明確。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擺在了未來幾年扶貧的路上——當“第一書記”們完成扶貧任務回到各自原來崗位後，扶貧和脫貧的可持續性是否會打折扣?習近平指出，要促進鄉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貧工作隊”。這為今後的扶貧制度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長遠之計。

重點對易地後貧困人口“回頭看”

易地扶貧是精準扶貧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解決貧困人群發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為他們脫貧打下基礎。比如養殖戶，如果處在交通閉塞的環境中，牛羊豬等產品進入銷售環節就很難做到，政府也很難為幾個貧困戶修路架橋。而易地居住後，交通的問題一般會迅速得到解決。很多地方選擇的搬遷地址均會在交通相對便利的地區。

同時，易地集中居住後，農戶可以更為便利地形成組織化，他們的農產品標準化也能較快達到條件。

但易地扶貧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主導、群眾自願的原則。

村民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如果他們找不到後續脫貧致富的路徑，加重了財務負擔的話，易地扶貧的政策就很難落地或起到實際效果。

易地扶貧的後續發展問題，應當有充分的前置考慮。一般只有有了比較穩妥的後續發展的思路支撐，包括就業扶貧、產業項目扶貧等具體措施，才能實現易地扶貧的根本目的。一味追求易地扶貧、整村推進的表面化效果，很多時候會適得其反。

但這些發展都需要“錢”，一方面政府扶貧資金能否迅速準確全額到位，一方面是銀行低息貸款能否實現。這都是直接關系到貧困戶後續發展和能否實現脫貧的關鍵問題。

要對部分易地扶貧後矛盾突出的貧困人口實行多次“回頭看”的辦法，並引入第三方評估制度，避免形式主義泛濫。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示，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遷工程建設好，保質保量讓村民們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頓下來後，各項脫貧措施要跟上，把生產搞上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易地扶貧搬遷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有力抓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舉措。堅持尊重群眾意願，註重因地制宜，搞好科學規劃。堅持搬遷和發展“兩手抓”，妥善解決搬遷群眾的居住、看病、上學等問題，統籌謀劃安置區產業發展與群眾就業創業，確保他們生活有改善、發展有前景。

加大農戶組織化和農產品標準化力度

在市場化的當下，產業扶貧的路子尤為重要。習近平也強調，產業扶貧至關重要。

在產業扶貧中，高速發展的電子商務理應起到作用。

國務院扶貧辦於2014年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扶貧的政策體系，並作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從2015年開始實施。此後，包括郵政系統、阿里巴巴、京東等企業開展了大量工作，在很多農村地區解決了“最後一公里”的運輸物流問題。

物流企業的介入，為農產品運出去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賣出去才更為關鍵。

“生鮮農產品的品牌、標準和原產地的追溯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難，但是不建立起來，增收就不可持續。”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強調，“另外，還要提高貧困村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何與電商平臺實現有效對接，才是真的電商精準扶貧，否則做的都是線上和面上的東西。”

實現農戶的組織化，形成農產品的規模化可持續化提供，是精準扶貧在未來發力的著眼點;而農產品的標準化，亦應與農戶的組織化一起納入到各地扶貧政策推行的重要日程上。

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表示，要實現農產品的標準化，僅依靠個體農戶是不現實的。農業生產專業合作社可以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共同完成產品質量的檢測、標簽包裝的統一印制、廣告營銷戰略、售後服務等等，這種方式也是國際慣例。“提升貧困地區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要堅持三個原則：自願、依法和多元。比如采取農村專業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化經營、合同型契約型思路和信托經營的方式都可以考慮，關鍵是避免農戶單兵作戰帶來的經營成本高、收益低。”

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汪三貴教授認為，產業扶貧的核心在於，如何把貧困家庭納入到現代產業鏈體系中去。各地都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創新，通過合作社、企業、大戶來帶動，其中要有很多機制安排，如何把貧困戶帶動起來。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做一個扶貧樣本，標準較高，效果突出，但推廣的可能性比較小;第二是在面上發展可持續、可推廣的模式，這就需要大量企業參與，幫助貧困戶進入現代產業鏈或實現穩定就業，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

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化軌道

電子商務與產業扶貧的內生動力一定是貧困戶的自覺、自發和自願，而真正的外部市場力量的主動性則是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軌道的最大動力。市場機制的自然介入，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1℃記者在對步步高(002251.SZ)的產業扶貧探索調查中發現，他們既受國家產業扶貧宏觀政策利好影響，又不是那種完全由政府引進推廣的項目。他們在扶貧中完全市場化角色的探索，為實現產業扶貧的精準布局和可持續發展，蹚出了另一條新路。

他們在自我的探索中感受到了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市場脫節、產品銷售不暢、不懂因地制宜，等等。但反過來，他們也看到了農產品市場存在巨大商機。

“最好是當地有傳統，另外就是要分析環境是否合適，核心就是有市場。”與步步高合作的鄒愛華的觀點完全來自市場。也只有真正從市場的角度考慮，把深藏在民間的“好東西”賣出去，才是“真脫貧”。

他們的一個經典案例是：湖南邵陽縣白倉鎮塘代村是一個著名的貧困村，主要特點是缺水、田少、荒山多，只能種植極少量的水稻和玉米，扶貧工作隊一直找不到產業破解之法。鄒愛華找到這個項目後，聯合農大的專家進行了深度分析，發現紅薯是一種適合當地種植的品種，但如果只是種紅薯、賣紅薯，產值極低。最終，步步高決定投入300萬在當地捐建紅薯粉加工廠並包銷產品。同時幫助當地拿下生產許可證、註冊商標，並招募能人承包運營。貧困戶除了獲得種植收益外，還能在工廠就業，並在企業分紅。據測算，僅這一個廠，一年產值就能達到1000萬元，直接幫助塘代村及周邊村約1500人實現脫貧。

扶貧中，要想吸引留下像步步高這樣的自發市場主體，有關部門並不能排斥他們的利潤追求。因為只有利潤這種企業的原動力真正發揮了作用，產業扶貧才真正和市場相聯、相通。

同時，稅務和工商部門、國土部門、農業部門等行政管理機關和有關金融機構，也要因地制宜地出臺扶持政策，留住這些“金鳳凰”。

資金使用的放與收

扶貧資金如何使用，縣級政府在其間的作用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發揮，是過去幾年扶貧政策推行中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在全國三分之一的貧困縣試點，將20多項涉農資金在縣級政府整合，2017年將在所有貧困縣推開。不管資金從何而來，到達了縣一級後實現大整合，縣級政府擁有資金用途的決定權。這是一項重大改革，涉及好幾千億資金。

在最近一次國新辦例行吹風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歐青平介紹說：前不久財政部跟他們剛剛下發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做好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2017年將全面推進貧困縣涉農資金的整合。2016年在700多個縣，今年在832個貧困縣，全面推開涉農資金的整合，把現在跟農業方面有關的投入全部整合起來，用於支持貧困縣的脫貧攻堅工作。2015年開始，中央做出決定，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開發銀行加大了金融扶貧的支持力度，2017年國務院扶貧辦將繼續支持相關的金融機構加大對貧困地區金融貸款的投放力度。同時，國土資源部還將繼續保障扶貧開發用地的需求，提高用地的審批效率。

資金使用的權力賦予了縣級政府，使得地方權責統一。但同時如何防止資金亂用呢?

汪三貴表示，原來對扶貧資金管得嚴主要是防止地方政府亂用，現在資金大整合之後，縣級政府的權力更大了。這就要求在放權的同時加強監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監管機制也應進行調整。第一，要公示，所有的扶貧資金要對社會和貧困戶公示，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第二，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監督，比如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等都要清楚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第三，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看資金是否都用到了扶貧領域，結合第三方評估，重點考核效果，以結果為導向進行評估和考察，改變過去監督資金使用過程的方式。

習近平強調，要把握好脫貧攻堅正確方向。要防止層層加碼，要量力而行、真實可靠、保證質量。要防止形式主義，扶真貧、真扶貧，扶貧工作必須務實，脫貧過程必須紮實，脫貧結果必須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開展督查巡查，對不嚴不實、弄虛作假的，要嚴肅問責。要加強扶貧資金管理使用，對挪用乃至貪汙扶貧款項的行為必須堅決糾正、嚴肅處理。

歐青平認為，下一步，將把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作為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任務。要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通過嚴格的考核，把數字脫貧、形式主義和層層加碼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對省級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過程中，貧困人口退出的精準度已經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通過考核評估來壓縮形式主義的空間。

國產手機17年要繼續發力市場，更需增進後端支撐能力

鄰章 2017-03-2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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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產智能手機在銷量上節節攀升，華為銷量1.39億，OPPO銷量近億臺、vivo銷量7700萬臺，紛紛跑贏大市。在此熱潮下，2017年，各大廠商摩拳擦掌，試圖進行新一輪市場圈地。諸如華為，有坊間傳聞其2017年就將銷量目標定為1.7億臺，而其他多數廠商，雖未動聲色，但可以預見的是：都會向上再拔高一節。

綜合而言，2017年是國產手機極富野心的一年，但國產手機要實現這樣的野心，雖有機會，卻也並不容易。

為什麽這麽說，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是市場容量增幅有限，僧多粥少。此前IDC預測，2017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雖將高於2016年同期水平，但增幅將減小。即使以2016年同比增幅8.7%計算，2017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的容量大約也只能在5億部左右。但當下坊間傳聞的各家銷量數字，我們卻能發現，即使是“OPPO、vivo、華為”三大廠商，其銷量就已經超過三億部，市場現實是僧多粥少。

二是多數廠商增速或將不複以往。從目前調研機構公布的數據來看，2017年，多數廠商的增速或將不複以往。2017年1月份，賽諾數據顯示，國內市場1月份出貨量增速在10%以上的只有vivo、榮耀等少數廠商；而此前臺灣媒體Digitimes Research綜合供應鏈消息和各區域市場狀況預測，稱2017年出貨量可能會保持15%以上增長的廠商只有vivo、OPPO等少數公司。

三是市場領頭羊或將卷土重來。坦率來講，2016年，蘋果和三星表現都不太令人滿意，蘋果iPhone7系列被指是小升級，創新不足；而三星Note7雖然一片贊譽，但不幸夭折。這兩大領頭羊在2016的表現不佳，給了國產品牌一個上佳的機會窗口，對於銷量助攻不言而明。但2017年的市場情況或將大有不同，蘋果、三星這兩大市場領頭羊將卷土重來。從目前傳聞來看，二者在2017年的旗艦新品上，都將祭出大招，采用全新的設計與功能升級。在中端市場，二者也在積極試探，諸如三星在中國市場推出Galaxy C系列，蘋果推出價格更低的非全網通iPhone7等舉措。可以預見，這兩大品牌，在2017年或將取得更大的銷量成績。

如上我們看到，國產手機在競爭環伺之下，雖有機會，但是面臨巨大挑戰。

那麽問題來了，國產該如何穩固市場地位？

前段時間，我們談了國產需要增強創新、加強品牌建設、完善渠道布局等等。但個人認為，在當下，其實國產還需要增強的是其後端支撐能力，需要構建穩健供應鏈體系、合理把控成本，建立更為完善的質量反饋體系。

1.合理預估產品銷量，建立穩健供應鏈體系，搶占黃金銷售期

近幾日，華為與三星有關雙曲面屏幕的供應問題，一度在微博上鬧得沸沸揚揚。據認證為“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手機和電子行業分析師”的微博大V@潘九堂爆料稱：“華為Mate9雙曲面版本當下市場缺貨，原因在於三星不給華為太多OLED屏”。但隨後微博大V@Kevin王的日記本（實際為IHS Technology中國研究總監）又將劇情反轉，稱“三星並沒有對華為作出限制供應，而是之前就談好了只能供應不到200萬的屏幕，多要了也沒貨，三星的柔性屏幕使用要提前付定金，蘋果也要付，國內廠商不願意這麽玩”。

透過這件事兒，我們需要吸取的教訓是：廠商需要正確預估自己產品的銷量區間，一開始就與上遊供應鏈建立穩健長遠的合作關系，以穩健的供應鏈去搶占智能手機產品本就不多的黃金銷售期。畢竟智能手機的競爭，從某種程度來說，就是供應鏈的競爭，能夠被消費青睞的產品，卻不能在供應上滿足消費者，也是白搭。所以擁有穩健的供應鏈支撐，才是產品銷量保證的前提。

那麽廠商如何才能與上遊供應鏈建立穩固的合作關系？需要的是雙方的長久誠信合作。去年參加vivo高層媒體溝通會時，vivo介紹他們與供應鏈的關系為何能從元器件普通使用到獨家定制再到聯合研發演進，其心得是：“首先是需要將供應鏈當成真正的合作夥伴，在合作上是公平、對等、互利的，而不是將雙方當作一個簡單的買賣關系；其次是廠商在供應鏈的預定上得有規劃，事先不規劃數量，臨時去追，神仙也追不回來。因為對供應夥伴來講，它的投資其實在前一年的11月份就決定了。對於供應鏈而言，只有形成真正的合作夥伴關系，他們才會把相對好的技術第一時間告訴我們。”

2.把控成本，將好鋼用在刀刃上

眾所周知，智能手機漲價潮的來臨，幕後重要推手是智能手機BOM成本的大幅上升。隨著元器件采購成本越來越高，其售價自然會越來越貴，成本與售價自然呈現出的是正相關，正如俗話所言：一分價錢一分貨。但眾所周知的是，極速上升的售價，顯然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動力，甚至會直接導致銷量下降。

可以看到，成本上升與消費購買意願之間是一對矛盾體。但廠商要取得增量，則需要有效的化解這對矛盾。如何化解，廠商需要做的是在元器件采購時，“將好鋼用在刀刃上”，做到不盲目求全求大，要緊貼消費需要，在能夠切實提升消費體驗的元器件上不惜成本。在讓消費者對產品使用滿意的同時，也讓自身能夠把控成本。

以智能手機處理器的選擇為例，從絕對性能數值來說，高端處理器肯定會比中端處理器要好，但是高端處理器的數值優勢是否就能直接等同於體驗優勢？從實際來看，卻並非如此，在日常使用中我們就能看出：高端處理器雖然性能強大，跑分漂亮，遊戲暢快，但伴隨而來的則有發熱和耗電量大的問題。這對在意續航、對遊戲並不感冒的用戶而言，高端處理器帶來的體驗，實際上並不如一顆溫和的中端處理器來得暢快。在當下性能過剩時代，對於更多的消費者而言，處理器存在嚴重的性能浪費。

那麽廠商采用最高端的處理器，花費大價錢，然後讓消費者為之付出更高的價格，從消費者的角度，值得嗎？顯然並不太值得。

所以與其在已經是性能浪費的處理器上花錢，還不如在消費者的核心需求上花錢。諸如給消費者更好的電池、更好的拍照效果、更好的音樂體驗、大運行內存、存儲空間等。在這些方面多花錢，其帶給消費者的體驗可能遠比堆料處理器來得暢快。從去年vivo這些市場贏家們的產品來看，看不到盲目的硬件堆砌，也不是為跑分而生，但是在上述能夠影響消費者體驗的地方，他們卻做得非常好，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

3.完善消費者反饋體系，杜絕黑天鵝

消費者買手機，第一次是購買產品，而後購買則依賴的是過往使用體驗。所以廠商想要贏得回頭客，核心是要保障每一款產品的質量，及時響應消費者的需求。無論是旗艦還是低端千元機，需要的是廠商對產品全流程的用心——利用最為有效接觸消費者的方式，去傾聽消費者的心聲，對產品功能、質量建議做到及時響應，並讓產品部門能夠在後續改進。

如何傾聽，如何做到？實際上，門店就是線下消費者感受服務、反饋問題的最佳窗口，而網絡則是線上消費者反饋問題的有效途徑。

但在現實中，我們卻發現：諸多公司，無論是線下門店還是網絡（特別是網絡），對於消費者反饋的問題，是不願意接受與承認的，反而會認為是其他廠商在惡意抹黑重傷。當然，在惡劣的競爭條件下，也不能排除有這種可能。但對於廠商而言，在看到這種反饋時，首先需要做的，可能不是反駁與逃避，而應當是及時響應、核查消費者所反饋的問題，避免這些小問題發展成黑天鵝。

而在積極響應消費者心聲、服務消費者需求等方面，vivo與華為具有一定代表性。vivo將其門店優勢發展成前端服務體系，成為傾聽消費者反饋、改進服務質量的承載渠道。諸如為什麽vivo是最早在產品上附帶原廠貼膜的廠商，原因是他們發現，90%以上的消費者在買到手機後，都會貼膜，但消費者自行貼膜不僅麻煩，而且需要付出成本，vivo在產品上市之前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而華為在傾聽消費者心聲方面，主要體現在產品屏幕黑邊兒問題上。以往華為產品的黑邊兒問題，在網絡上被消費者吐槽頗多，影響了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但我們從華為近期的產品，諸如P10上，其屏幕黑邊兒問題已經得到了極大改善。

寫在最後：

2017年，國產廠商們都表現出了更大的市場野心，但在市場容量僧多粥少、多數廠商增幅不複以往、國際巨頭來勢洶洶等現實下，要實現市場野心，卻並不容易。對於國產品牌而言，要繼續穩固市場地位，拋開老生常談的產品創新等，其實更應該增強的是後端能力，以構建穩健供應鏈、合理把控成本和更完善的質量反饋體系，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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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青少年沈迷網絡需整治更需引導

如今，網絡日益成為民眾休閑娛樂的重要方式，但部分網絡產品為牟利而忽視內容價值導向、中小學生玩網遊耗費時間精力過多等問題，也招致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

近日，教育部發布《致全國中小學生家長的一封信》，稱成癮遊戲、邪惡動漫、低俗小說、網絡賭博附生蔓延，危害孩子健康，亟須大力防範，是以倡導全體家長，恪盡父母責任，與學校共築防範之堤。

中國網民數量的龐大是網遊火爆的基礎。截至去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一款火爆的網絡遊戲，用戶數達上億之多，可以有幾百萬人同時在線，年齡跨度亦非常之大。且網遊以互動式為主，來自網絡的不良信息對身在其中的青少年習慣養成和行為規範具有極強誤導性。

此時，當一些網遊提供商為了牟取利益或審核不嚴，遊戲內容存在低俗暴力傾向、歪曲歷史、惡搞英雄等價值觀念偏差現象，甚至出現賭博、淫穢等違法信息與行為，對青少年成長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

而且，在網絡遊戲中，玩家特別是自制力不足的中小學生，因耗費時間精力過多，沈湎其中，日常行為有時會不自覺地延伸到現實社會中，造成一些中小學生行為失範、價值觀混亂等問題。近年由網絡遊戲引發的暴力事件與未成年人犯罪屢屢見諸報端，且參與校園暴力事件的青少年大多有癡迷網絡遊戲，或者閱讀不健康讀物的經歷。

中小學生沈迷網絡難以自控無非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使用網絡可以帶來放松、娛樂等積極反饋，二是使用網絡可以逃離壓力、痛苦等消極後果。針對第一點，如果孩子的快樂只能通過網絡獲得，說明孩子生活中的快樂來源出了問題。此時，培養孩子網絡之外的興趣愛好十分重要，如果學習占據了孩子大部分生活，甚至成為生活中僅有的內容，也會給網絡沈迷可乘之機。

第二點相對難以察覺，家長時常以為孩子是愛上了遊戲才討厭學習，其實原因可能恰恰相反——孩子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學習、人際、家庭等方面壓力得不到及時支持和化解，才會紮進網絡虛擬世界這一“世外桃源”。此時，家長要重視對孩子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及時識別與解決，必要時尋求心理咨詢等專業幫助。

對此，學校和家庭要築牢雙重防線。為預防青少年沈迷遊戲，學校可以限制學生使用手機和電子產品，如南京市中小學即有規定，校園內禁止使用電子產品玩遊戲、上網，有的校園甚至不允許帶手機進校園、進課堂。同時要做到疏堵結合，與其一味限制、禁止，不如積極引導學生文明上網，發揮網絡有利於學生成長的積極作用。

家庭作為青少年成長的第一課堂，是網絡行為有效監管一個不可或缺的場所。需要改變長期以來很多家長迫於工作和生活壓力，疏於對子女教育引導的現狀。

此外，針對網絡產品出現的亂象進行整頓亦十分必要。除了對現有網遊產品進行全面排查、整改甚至取締含有不良價值導向內容的產品外，還需要築牢制度與法律的防線。既要繼續完善包括網絡身份驗證制度在內的網絡管理制度，也要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做好制度與《網絡安全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的配套銜接，加快制定、修訂《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網絡遊戲開發指引》等規範性文件。

總之，網絡成為休閑娛樂方式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針對自制力偏弱的中小學生，不應放任自流，但也不可能讓學生隔絕於網絡，因勢利導是可取的選擇。

通脹無虞政策 更需防風險

「此時此刻更需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