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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界末日,會計師能優先上方舟嗎? Bittermelon

http://bittermelon2009.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html

看過電影《2012》後我一直在想,若果末日真的會來臨,而各國政府也真去建造挪亞方舟的話,工程師、醫生、物理學家等專才必定是上船的首選,因為要借助 他們的能力去維持方舟的運作,以及建設新世界。那麼,「會計師」會不會有同樣資格呢?如果有資格的話,原因何在?如果沒有,是否證明會計師對「建設」毫無 幫助?

曾在討論區中談過此問題,有網友說:「只要世界仲有金錢去進行日常活動,會計就有價值」。可是到了那個時期, 相信簿記(Bookkeeping)已經足夠。也有網友認為,會計師可以負責組織和統籌活動,可是這些並不是特別的技能,根本不一定要由會計師去做,很多 人也能勝任。

我一直在想,可以優先上船的,必定是那些擁有獨特知識和技能的人,而這些知識必須對方舟的運作和日後建設新世界有所幫助的。看看我們會計師的獨特知識,就 是Accounting standards,Audit standards ,財務管理和稅務之類,到了那個時候,這些知識好像沒有很大幫助吧。換句話說,會計知識對人類「基本」生存根本是毫無價值。

讀書時曾學習過
Hierarchy of Needs, 人的需求共分五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生理需求,求溫飽的Physiological Needs,很明顯會計技能沒有甚麼作用。第二個層次是Safety Needs,相信會計知識也沒有用處。及至之後的第三個層次是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因涉及人類組織在一起,倘若經濟活動開始並大規模和有條理地發展下去,這時會計知識就派上用場了。

回看現代會計的歴史,是因為合資活動出現,會計才開始形成,及後有了成熟而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就發展出今日的會計。可是到了末日的那天,就算有機會上得到 方舟,也要等到災難退卻,並且找到適合的居住地,經濟活動才會出現,到時百廢待興,一切都要重新開始,等到需要會計時,可能已早登極樂了。

或許是我想得太多,也不是「做嗰行,厭嗰行」,更不是看不好會計專業。不過,如果相信末日論而又是會計師的話,應及早轉行,揀選有利於「末日建設」的行業去做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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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3Q大戰:一流司法才能讓互聯網業走出叢林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410

很多人都對2010年11月份發生的騰訊QQ與奇虎360的那場大戰記憶猶新,這場神仙架讓數以億計的無辜網民躺著中了槍。這場「中國互聯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驚動了黨中央,幾天後就被工信部等三部委聯合叫停。

時隔一年半後,3Q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上演。2012年4月13日,廣東省高院宣佈,針對騰訊公司在3Q大戰期間濫用QQ的市場支配地位,強制用戶卸載已安裝的360軟件,360已向廣東省高院提起反壟斷訴訟,並索賠1.5億人民幣。4月18日,廣東省高院對該案進行了公開審理,控辯雙方交鋒激烈,基於案件的複雜性,法庭未做出當庭裁決,將擇日宣判。

一年多前的那場大戰,是政府部門用行政力量,以維穩的方式平息的。很顯然,這種方式並未真正解決中國互聯網行業規範的缺乏問題,摀蓋子維穩的做法只能掩蓋一時,中國互聯網業界亟需一個公正明晰的法規體系來結束「叢林狀態」。此案的判決,將對中國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領域的法律推進提供重要借鑑,將注定在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寫下濃重的一筆。

首先,中國的反壟斷訴訟極少,此案是廣東省首例反壟斷糾紛案。實施壟斷行為的那些企業,往往與公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很多人覺得告國企壟斷沒什麼勝算的時候,兩個民營互聯網企業之間的反壟斷訴訟,將會提供一個很好的法律參照。

另外,這一訴訟最主要的價值在於,它掃瞄出了中國互聯網管理的四大法制漏洞:缺乏一套完善的反壟斷法律體系、一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一套公正的經濟糾紛調解體系、一套強大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整個行業還處於莽荒狀態,奉行叢林原則。大量存在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進行搭售,大量抄襲、掃瞄盜竊隱私的行為,扼殺了中國互聯網的創新精神。搜狐創始人張朝陽就曾直言:「二流的司法只能產生二流的產業。」

美國是世界互聯網領域的霸主,其成長和壯大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先進的法律系統的規範與保護。當年微軟僅僅因為模仿了蘋果的鼠標,就被罰款數億美元;微軟一直處在美國司法的嚴密監視之下,防止其利用優勢地位限制競爭性產品的存在;Facebook的創始人因為在創業期聽取了同學的創意而有剽竊嫌疑,被判支付同學6500萬美元。

中國互聯網領域的叢林狀態也暴露出了立法機制的一些缺陷。英美是普通法系國家,可以通過判例的積累來及時規範各種新領域,這種判例的漸進積累既保證了法律體系的穩定,也保證了對於新出現的法律問題也能及時跟上。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主要依靠制定成文法條來規範,這往往會導致法律滯後或過度立法的問題,在高科技和創新層出不窮的互聯網領域,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

解決這一問題需從兩方面著手,首先應該明確,我們的成文法必須是建築在人性和人們對正義的基本感知基礎上的,與其說成文法是立法部門的創造,不如說是在生活中去尋找和發現的自然法。雖然法條不能細化到每個領域,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新領域能完全逃脫基本法律原則的管轄。

比如,此次的被告騰訊公司,多年來一直陷入各種抄襲的指責,就在此案開庭前一週,還被網易公開要求停止抄襲其產品。另外,事實上QQ已經成了人們的一個基礎通信工具,究竟能不能企業說停就停?還有在此次大戰中揭露出來的客戶端軟件涉嫌大肆掃瞄用戶隱私數據的問題,這些雖然未必有具體的法條直接管轄,但人們基於基本的正義直覺,並不難作出判斷。我們的司法體系可以考慮沿用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法等法律的基本原則來處理這類案件。

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社會的專業化與分工越來越細,高度集權的立法體制已經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在新經濟形勢層出不窮的現代社會,立法資源必須對基層開放,充分吸收行業公約等一線資源,更多地使用案例指導制度來彌補法條的滯後與不足。

與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市場化程度高,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世界範圍內體現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但高度的市場競爭並不等於不要規則和裁判,法律環境的滯後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互聯網業的創新與進步,非改不可的時刻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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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高速通暢和民眾受惠,一個都不能少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72

由是,分成了似乎「勢同水火」的兩派。一派是部分經濟學家和一些車主,主張收費治堵;另一派是龐大的網友群體,主張免費惠民。其實,這兩種觀點都可以對,如加以合適的澄清與界定,可實現合二為一,做到既讓高速通暢,又讓民眾受惠,效率與公平兩得其便,社會皆大歡喜。

先找高速堵車的原因。第一,取消了價格準則,的確會導致爭用資源的競爭更激烈。比如,在車主多年呼籲下,北京2011年7月1日減免了機場高速收費,結果交通流量劇增,進城速度降低63%。第二,走高速的車主,除了對高速通行的顯性需求外,還有對優良治理的隱性需求。有調查發現,兩地之間有收費高速,也有免費普通道路,但即使高速上的車已太多,速度比普通道路沒啥優勢,許多人仍選擇上高速,蓋執法人員很難在高速上攔車亂罰款。第三,一些車主的不良行車習慣,如隨意變道、亂停及變道不亮燈等,較為常見,會造成本不應有的堵車。後兩個因素,一個增加了對高速的額外需求,一個相當於減少了高速的供給。

高速公路的主要功能是高速順暢通行,別說擁堵,就是速度降低到與普通公路相當,都已產生「租金消散」,讓高速路的價值大大降低。為爭奪免費的高速通行權,車主仍是要花費代價的:耗費在堵車上的時間沒有經濟產出;車輛多時交通事故發生的幾率更高。這些代價是社會財富的淨損失。

正是認識到了擁堵的「租金消散」本質,眾多國外城市採用了收取進城費的策略,形成的激勵是對驅車進城有剛需的人出錢,對省錢有剛需的人要麼不進城,要麼使用公共交通進城。倫敦街道狹窄,但收取進城費後,擁堵消失了。類似的,對高速通行權收費,形成的激勵是對高速有剛需的人出錢,對省錢有剛需的使用普通道路。要知道,價格篩選的是需求,不是貧富,一個孩子等著分娩的孕婦對高速是最剛需的!

在倫敦等城市,如果說使用公共交通進城是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對公眾免費,那麼驅車進城就是「奢侈品」,要收費。如果普通道路通行權被界定為應由政府埋單的公共服務,那麼高速通行權一律由政府長期免費提供,不現實。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兩者各得其所,才能確保公平與可持續性。所以國務院出台的高速公路免費通行也僅限於節假日,收費是規則,免費是例外。

或有人問:高速收費了,但民眾受惠體現何在?

目前中國高速公路建設大部分採用BOT模式:由路橋公司投資修建,政府授予其一定時限的特許經營權,期滿後移交給政府。這一模式本身可圈可點,令中國高速里程數劇增。但在公眾知情和公眾參與闕如的前提下,可創設出相當大的尋租空間,路橋企業的特許經營權價值取決於高速通行權價格與收費年限,其間的「自由裁量度」相當大。2011年年報顯示,滬深兩市13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為56.08%,最高的重慶路橋達91.14%,同期公眾心目中的暴利行業房地產平均毛利率不過為39.38%。

如果在高速公路BOT招標過程中,確保公眾知情參與及公眾代表監督與決策,從而確保嚴格履行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與程序,那路橋公司的收益除了平均回報和一定的風險溢價外,不會有什麼暴利。當預期的總收入遠遠超出修築與運營成本時,路橋公司得支付額外的對價,要麼預先一次性付給政府,要麼收費由雙方分成。

從這點看,民眾直覺上要削減路橋公司的暴利,是有根據的,只不過,直接免費是損人不利己。將原本屬於公眾的利益以公眾知情參與的方式令公眾受惠,才是可取之道。

這將是一筆巨款,令公眾受惠的方式很多,如可以用來給大家減個人所得稅與社保稅,或者提供均等化的基本社會保障。在路橋公司收費期滿後,高速通行費還可不可以收?當然可以,但也要確保公眾知情、公眾參與和公眾受惠。

當下,公共輿論和公共空間正在發育,政府也在傾聽民意,但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在水準和氛圍上仍有提高空間。某些專家不要昧於對國情約束的瞭解,鼻孔朝天講學理,「裝外賓」。媒體也要專業化,不能迎合和放大民粹情緒。為民請命,要研究如何讓民眾真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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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警惕地方產業政策成為計劃經濟變種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316

曾經熱浪滾滾的光伏產業在2012年掉進了冰窟窿。國外投資機構美心集團最近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在中國最大的10家太陽能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債務累計達到175億美元,表明整個行業已接近破產邊緣。而中國光伏產業的兩個標竿企業,江西賽維和無錫尚德,近半年來圍繞它們的關鍵詞就是該不該破產和如何破產。

賽維的資產負債率在2012年7月末就已高達88%,而無錫尚德在美國的股價,已經不足高峰期的百分之一。按說這樣的企業走向破產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對當地地方政府而言,這兩家企業似乎已經「大到不能倒」,正盡力為它們兜底。以賽維為例,其所在地新余市政府在為它墊付了5億元的金融機構貸款後,進一步為其提供了2300萬美元的股權融資。坊間都在熱議賽維和無錫尚德的國有化問題。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已經20年之後,光伏產業這幾年卻廣泛上演著這樣的故事:各地為了追求GDP,打著扶植自主創新、新能源、環保新興產業的旗號,紛紛進軍光伏產業。地方政府以產業政策為名,給光伏企業資金、土地、稅收等多方面的扶植,甚至在環保方面大開綠燈。中國的光伏產業迅速繁榮,短短幾年間,產能佔到全球一半以上。

當中國六百多個城市把光伏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多晶硅爐遍地開花時,這個行業的命運已不難預測。中國2011年的光伏組件總產能達30GW,而全球裝機量預計只有20GW。多晶硅的市場價格已從最高點的475美元跌到30美元左右。國際大環境的變化,成了壓垮整個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各地在付出了巨大的財政和環境代價後,收穫了短時間的GDP回報,還有創新產業、新能源等時髦詞彙,但最終留下的是一堆壞賬。

這一切都讓人感覺恍若隔世,我們可能必須反思:曾經被我們拋棄的計劃經濟搞法是否又在打著地方產業政策的幌子捲土重來?

政府認為某個產業有前途而出手催肥,這本身就有矛盾之處,分寸極難掌握。一個真正有前途的行業,無需政府介入,也能在市場上實現繁榮。如果一個行業的前景本身是存疑的,政府強行催肥也很難將其做大,還極易導致該領域的過度投資。

地方政府出台產業政策,並直接參與當地的經濟活動,有可能弊大於利。首先,政府官員的長處是做政治決定,而非經濟決定。政績的需求,難免妨礙他們作出最符合市場實際的選擇。

另外,在當下地方財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程度還不夠的情況下,政府直接參與企業活動,缺乏財政上的約束力。這不但容易導致盲目投資,也易滋生腐敗。

如果地方政府把某個行業或者企業作為當地的新興產業、支柱產業、戰略性產業來進行扶植,往往讓一些基本規則甚至法律為其讓道,破壞當地公平競爭的環境。為了做大某個企業,不惜用權力去掃除競爭。在賽維公司總部所在地新余,當地發展經濟的重點工作都是圍繞賽維來展開,賽維在近幾年的貸款滿足率一直是100%。

作為後發達地區,日本、韓國、台灣等都曾動用政府的力量去扶植某個產業,但很少陷入類似中國光伏產業這樣的困境。他們的做法是,更多地出台普適性的行業政策,而非由地方政府直接出手支持本地企業。在實施過程中,他們也注意不妨礙經濟規律,不破壞公平競爭。還是那句老話:市場經濟下,政府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此刻,我們有必要重溫這條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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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誰來管央企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39

在三年前的兩會敏感期間,央企一天製造了三個地王,成為那一輪房地產調控的發端。三天後的2010年3月18日,國資委迅即發佈「78家主業非房地產央企退出房地產行業」的通知,要求78家央企對地產業務進行調整重組,在完成企業自有土地開發和已實施項目等階段性任務後有序退出,並限令在15天之內提交退出方案。業界稱之為「退房令」。

一晃三年過去了,「退房令」執行得如何?向後看新聞,一看嚇一跳。有媒體做了統計,時至今日,名單中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78家央企退出者不足1/4,「退房令」似乎爛尾。遙想三年前,「退房令」一頒佈,中石油與中石化都率先宣佈轉讓旗下房地產公司,一時間成了央企退房的表率。但就在2012年下半年,中石油旗下子公司擊敗萬科、保利等房企,搶得北京昌平的一幅住宅用地。中石化也在北京朝陽區獲得一幅商務金融用地。

這並非個案。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下半年,上海、廣州、長沙、深圳、天津等全國主要城市的地王幾乎都被央企收入囊中。2013年1月份北京成交的8宗經營性用地,也全被國企包攬。此時此刻,再想起三年前的「退房令」,耳光響亮。

央企曾被國資委領導稱為「共和國長子」,按理說,更應帶頭執行國家的政策法規,但現實卻是,央企似乎格外難管。比如央視就曾報導,環保部「環境安全百日大檢查」督察組檢查時發現,廣東省中石化下屬的三家企業成了環境違法行為或安全隱患的重災區。一些央企似乎是法權治外之地,當地政府主動被動地「靠邊站」了。

莫非刑不上大夫,令不達央企?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首先,在咱們這個講級別更甚於講規則的地方,央企難管是必然會出現的事。央企動輒是正部級副部級,地方的最高領導都得和他平起平坐,說到管,實在是勉為其難。

再說國資委。為何央企對直接上級的命令也不是都聽呢?其實早在當年「退房令」出台時,就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玄機。「退房令」中缺了時間表,也沒說那78家央企姓甚名誰,社會監督很難介入,更像個自己人玩的遊戲,有點慈母責備孩子的溫情。誰願斷了自家人的財路呢?

如今,我們似乎只能看到民意在對央企說不。按說央企歸全民所有,民意應該是它最終的評判標準。關鍵在於,如何能讓民意進入真正的制度表達渠道,使得央企真正為民辦事?

在國外國企的監管中,經常能看到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就是來自民意機構的監督。民意機構直接代表公民,既然是為全民服務的企業,根本的決策權就來自於此。通常是由民意機構立法,決定有關國企的薪酬和高管任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民意機構首先要考慮的,是國企的定位問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奉行一條原則:國企能退出的領域儘量退出,只有在私人無法做或做不好的領域,不得已才由國家或政府去做。主要分佈在郵政、軍工、環境保護、博物館和公園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業。這些企業的基本任務就是公共服務,很難盈利。它們不但不是政府的財路,反而多數是政府財政的負擔。

另外,國企的運作是專業化的。比如,德國政府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及其下屬不能來自政府機構,這被稱為「企業直接經營者的非官員化」原則。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國企的運作必須透明。美國、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政府要求,國企都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制度,經營情況都要按期向社會公開,接受政府和全社會的監督。

國企賺多少錢,最終都要作為國企紅利由全民分享。這樣一來,錢賺得多還是少,就不會成為國企高管工作是否合格的主要評價標準,更不可能將收益裝入內部人的腰包,因此,這些國企就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動力。相反,他們最忌憚的,就是公眾的不滿。

在2013年2月21日的中紀委常委會上,王岐山指出,要嚴禁幹部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要做到這一點,請從管好央企開始。要管好央企,必須從建立民眾及民意機構監督央企的制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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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為何那麼多上市公司不賺錢

http://www.infzm.com/content/90248

近日,中國A股市場2469家上市公司的2012年財務報告均已公佈。有三個重要的現象:一個是2012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利潤只有19544億元,比2011年只增長了不到1%。當然,如果考慮到通脹和當年新上市公司的因素,可以斷言,2012年的真實利潤是負增長的。第二個是,金融企業只有52家,佔比不過2%,但是淨利潤為1.09萬億元,佔了一半多的江山。它們的利潤增速是2位數。第三個是,所繳稅收,據報導2012年也有2位數的增長,有17%的幅度。

直觀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最優秀的公司群體的整體盈利發生了重大惡化,但是稅負依然很沉重,利潤都流向了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它們被稱為「耍錢」的行業,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卻拿走了大部分蛋糕。

人們會覺得很不合理。但是人們很少承認,這恰恰是中國經濟不斷反抗經濟週期自然調整的產物。文人化的經濟思維永遠不能直面最殘酷的現實,當經濟週期的負面能力開始起作用時,直接砸錢救市獲得喝彩,但卻忘記了給經濟結構帶來的陰影。

目前的經濟狀況證明,經濟資源的配置處於極其扭曲之中。2008年的「大救市」一直影響著現在。「大救市」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奠定未來一連串事件的一個基點。比如「大救市」突然性地提高了中國的信貸水平和M2(通常指流通中的現金+支票存款+轉賬信用卡存款+活期和定期儲蓄存款),鋪了很大的長期投資攤子,這些攤子要繼續運作下去,就會不斷要求新的更高層級的信貸增量,如果沒有這麼大的增量,那麼攤子就會資金流斷裂,變成壞賬。所以,銀行必須不斷地對這些項目進行投資,大資金量帶來大的利息流,在最初幾年,銀行看上去風光無限。

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那麼多上市公司不賺錢的原因。大量的錢投在長期的、不可測的項目上(例如「鐵公基」),而這些項目的即時盈利能力是很弱的,因為它們必須經歷過投入期之後,利潤流才會上升並變得穩定。而且,有些投資項目並非出自對市場需求的反饋,而是混合了強烈的政績驅動,未來獲取利潤的風險更大。所以我們看到,上市公司的鐵路、機械等板塊的盈利能力都令人悲嘆。

中國的經濟資源的扭曲表現在,大量投資位於上游——鋼鐵、石化、電力等等,下游資源流入日漸枯竭,以農產品為代表的生活物資價格昂貴,通脹日益高漲。

這又被稱為「生產高度迂迴化」過程。這是龐巴維克的創造:好比一個人用鋤頭生產小麥製造面包,這是一個直接的過程,但該人先辛苦攢N年的面包(轉化為貨幣),去購買設備,再用設備去製造拖拉機,然後利用拖拉機去高效率地生產小麥,製造面包。這是一個生產鏈條拉長的過程,並且伴隨著攢N年面包的忍欲(低利率)、大規模的資本品購買(投資),最終利用拖拉機(更高的生產效率工具)的規模效應來生產面包,以及他在這個過程中還能有面包吃。

這個過程中,最可怕的是沒有足夠的面包流支撐,因為它的基礎是攢N年面包用於投資後,又要等N年才能生產新的面包。如果支撐力不足,那麼面包一定是漲價的,這意味著,市場上因為「生產迂迴」過程,導致人們過度忍欲。政府不斷用低利率方式來鼓勵忍欲,面包價格卻不斷上漲,通脹勢頭可怕。

政府現在不斷呼籲要「控制經濟槓桿率」,宏觀經濟學上的去槓桿化,其實是不準確的,在奧地利學派中應當叫「去迂迴化」,或者恢復「生產的時間理性分配」:你必須要恢復投資產生的收益流和負債成本流之間的匹配性,如果達不到,就必須要降低生產的迂迴性。

所以,政策層面的含義異常簡單。中國經濟不能再被2008年的「大救市」製造的負面效應牽著走,應當容忍經濟週期的自然調整,減少政府通過稅收和信貸的直接參與,轉變到市場的邏輯上來,即使調整得非常慘烈,也比繼續扭曲資源配置要好多了。

我們還是要提醒,相比利潤,稅收的增長太過「耀眼」。稅收過重對經濟的復甦沒有益處。對已經收上來的稅,政府應當將更多財政開支放在民生和失業保障上面,建立經濟突然下降的社會安全網,而不是為了一些表面的失業率數字和GDP數字來重複過去糟糕的陷阱般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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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馬云:「創造性破壞」詮釋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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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的一舉一動,都是新聞,堪稱成功的極致了吧?2013年5月10日,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團CEO,不過仍繼續擔任董事局主席,是為退居二線。他在卸職講演中說:「我期待這一天很多年了……我是幸運的,48歲,我就可以離開工作。在座每個人,你們也會。48歲之前工作是我的生活,明天開始,生活將是我的工作。」

在48歲或更早時擁有財務自由,然後過著退休後的幸福生活,泛舟四海、玩遍地球?這恐怕是許多普通人的夢。或者也有更高追求,在48歲前改變了國人甚至人類的生活方式,然後急流勇退,給世人留下一個冷峻背影及無盡傳說?馬云做到了。

對馬云為什麼退、是真退還是假退,有很多猜測。或許,我們可以單純一些,信馬云自己說法:「相信年輕人會比我們做得更好。」吳官正在新書《閒來筆潭》中認為,比爾·蓋茨52歲告別微軟的原因是「放手讓優秀年輕人才擔當重任」,因為蓋茨說:「我確實在想,如果我不擔任微軟的工作,微軟才會新人輩出。」「我不能再擋道了,我離開後,會有人填補我留下的空白。」既然蓋茨認為沒有蓋茨的微軟可能更好,那馬云認為沒有馬云的阿里巴巴會更好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這意味著,馬云成功與功成身退,看起來有斷裂,但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商人與企業家如何偉大?在市場中起到「創造性破壞」的作用。但能做到的只有極少數人,這種人或開創了全新的資源使用方式,或全新的市場領域,或全新的商業模式,同時毀滅了其舊有的對應物。石器時代結束,不是因為石頭用完了,而是因為發現了金屬資源的使用方式。馬云與阿里巴巴在互聯網領域一下子整出了兩大創造性破壞。

其一,馬云開創的淘寶在中國已幾乎成了電商的代名詞,就像Google成為搜索引擎的代名詞一樣。這種足不出戶幾下點擊搞定的購物方式,節約了消費者多少時間和金錢?節約了多少買家賣家相互尋找的信息費用?年輕情侶去街邊小鋪和商場購物少了,傳統實體購物渠道有萎縮趨勢,傳統的實體商舖長遠看有貶值的壓力。

其二,馬云同軟銀與雅虎搞出來的支付寶,並不僅僅是一種在線支付手段,更是一種信用保障方式,這是與信用證一樣偉大的發明。在網絡交易中,買家擔心賣家付了款了不發貨或貨不對版,賣家擔心發了貨賣家不付款,支付寶居間給雙方提供信用擔保,買家下訂後劃款到支付寶,收到商品後指示支付寶付款。這種在線支付加信用保障的金融創新,對傳統銀行業務的潛在衝擊非常大。

互聯網是中國管制最少的一個行業。正因如此,這一行業的創新及對我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比其他任何行業都要多,都要大。微博與微信讓每個人都有了一個話筒,提升了個人的話語權力;淘寶讓我們的日常消費和生活變得異乎尋常地便利。想一想,短短幾年內,這些創新就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再也回不到過去,我們也不想回到過去。

互聯網行業的創新還看不到盡頭。誠如馬云在卸職演說中所說:「這是一個變化的世界……很多人還沒搞清楚什麼是PC互聯網,移動互聯來了,我們還沒搞清楚移動互聯的時候,大數據時代又來了。變化的時代是年輕人的時代。」阿里巴巴一下整出來兩個創造性破壞,馬云使命已達,夫復何求?是可以放手讓「年輕人」接力了。

淘寶與支付寶正在改變中國。淘寶提供的在線交易平台,支付寶提供的在線信用支付平台,讓千千萬萬年輕人圓了創業夢。這裡不需要工商註冊,不需要稅務登記,只要合法,想賣就賣,不需要打點監管人員;不需要租鋪,不需要設立分銷和物流系統,只要根據實時需求進貨、外包發貨就行了,不需要太多的啟動資金。傳統行業哪一個比得上?

或有人呼籲政府對淘寶商戶徵稅。可這稅不收又怎麼啦?淘寶平台解決了多少就業?由此為社會穩定做出了多大貢獻?要知道,淘寶商戶大部分是「邊際企業」,不收稅還能賺錢餬口,收稅就只能關張了。

馬云的成功是一個明證。它讓我們看到,對傳統行業放鬆管制太重要、太緊迫了。我們要形成鼓勵創業、尊重商業的風氣。當老闆不容易。一個企業倒閉了,僱員可以找下家,但老闆可能會跳樓。老闆與老闆必須競爭人才,搾取員工之說是痴人說夢。馬云說,現在是商業社會,但商人沒得到應有的尊重。只有大家爭著創業當老闆,爭著學馬云「我來了,我創造了,我改變了中國」,爭著實現自己版本的中國夢,一個更大願景的中國夢才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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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錢荒事件呼喚更深刻的市場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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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上證指數創近四年單日最大跌幅,載入中國資本市場史冊。這場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就是震驚世界的中國「錢荒」事件。

跳水前,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暴漲至13.44%,各商業銀行流動性紛紛告急。在正常市場經濟國家,央行在商業銀行流動性告急時,有責任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以維持金融市場穩定。中國往常也是如此,但這次央行卻一反常態,不僅在6月23日正常發行央票回收流動性,而且明確要求各商業銀行「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場「錢荒」發端於2007年中國重要的一項金融創新:銀行同業拆借資金市場。允許各商業銀行間以市場化方式相互拆借資金,為市場提供真實利率基準,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不過,以商業銀行、券商為代表的中國各金融機構很快發現了同業拆借資金的另類用途:通過同業拆借方式獲取成本極低的資金,轉而在其他市場獲取更高收益。和民間動輒高達10%到30%的利率相比,同業拆借的融資成本極其低廉,利用其與真實利率的利差放「高利貸」,成為各金融機構心照不宣的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人士看來,只要對方能付本償息,就是一場皆大歡喜的雙贏遊戲,何樂而不為?但是,這種金融創新的前提,是各金融機構必須遵紀守法和審慎自律。《人民銀行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為了控制風險,同業拆借資金「禁止發放固定資產貸款及投資」。

但各銀行機構顯然有足夠聰明的辦法繞過去。隨便翻看任何一家銀行的理財產品目錄都可以發現,這些資金,拐彎抹角進入了地產業、信託和外匯市場等進行風險投機,並未進入能帶來增加就業和真實增長的實體行業。每年高達10萬億的理財產品項目,絕大多數建立在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保值的假定上。

可惜,房價畸高,房地產銷售日益困難,隨著房地產資本平台(含地方政府城市開發建設項目)現金流日益下降,對商業銀行貸款償付普遍出現各種困難,鄂爾多斯和溫州的困局就是這種困難的真實反映。根據費雪公式,市場流動性等於貨幣總量乘以流動速率,它不僅取決於央行的貨幣總量,更取決於流通速度。中國資本市場的資金周轉率已經越來越低,經濟體的真實流動性已惡化到了無法繼續維繫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6月美國宣佈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3,境外熱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熱錢回流以及各種應付款項的到期,許多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和金融機構出現了短期流動性危機,乃至上演了震撼中國資本市場的驚魂一幕。

對這場錢荒危機,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現非常耐人尋味,不僅沒第一時間釋放流動性,相反對各商業銀行提出了「控制增量、盤活存量」的政策指導。

為什麼不進行干預?直接原因在於,從投放量看,商業銀行不存在流動性危機。事實上,更深刻的原因和考量,是管理層希望借這次危機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當下,政府將「城鎮化」視作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可持續的城鎮化,顯然不是人口的簡單聚集,強大的實體經濟而非房地產,才是城鎮化的前提。

中國這十年的實體經濟狀況,用「國進民退」或「中小企業困難」來描述並不準確,在一些領域,是根據與公權力關係遠近形成的差序格局:企業與作為公權力佔有者的個體關係越近,市場處境往往會越好。那些被權力不恰當地「眷顧」的中小企業,要遠遠比無靠山的大型國企的日子要過得舒服。

在一些領域,形成了「有權-無權者」這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大量寶貴資金被關係戶們佔用,他們優先獲得了大量信貸資金和扶持政策,獨佔了稀缺的經濟機遇,卻將通貨膨脹的後果轉移給全社會。他們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卻不承擔任何成本,在這次「錢荒」遊戲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金融機構,就是其中重要的食利環節。

中國金融機構極其龐大的表外資金空轉問題已經暴露出來,央行拒絕繼續輸血自然也可以理解。銀行、地產等權重股就此劇烈下跌,股民脫身不及,一些儲戶也慌了神。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看,「錢荒」已經表明中國的財政安排出現了極大隱患。各項「與國力相符合」的支出急劇增加,各項社會、政治乃至軍事支出都大大增加,而作為基石的製造業收入卻停滯不前,這種財政缺口,對高度依賴經濟增長維繫穩定的國家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錢荒」的背後,是一些強勢者在市場名義下對實體經濟的掠奪,更是「權力-非權力」二元經濟的病症。當社會再也支付不起權力差序格局帶來的索取,製造業會越來越蕭條,「錢荒」也可能會一次次重複發生。這次「錢荒」事件,其實是由管理層主動引爆的,意圖儘早排雷,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接下來,還需要更堅定地改革。如果這類危機再現,將首先衝擊商業銀行,接著將衝擊整個金融體系,最後蔓延到整個實體經濟。對於這種總體危機,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全力避免。

惟有改革體制,實現真正的市場平等,才有望延續較高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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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取消存款利率管制,拆除計劃經濟殘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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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不是一天建起來的,拆除起來也遷延日久。央行宣佈,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算起來,是改革開放第35個年頭了,距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已20年,終於實現了貸款利率市場化。行百里者半九十,更艱難的存款利率市場化還在前頭。

這個時候讓貸款利率市場化,部分回應了市場與輿論的壓力。在最新公佈的2013年《財富》500強榜單中,中國大陸有89家企業上榜,其中8家為國有控股銀行,加上非國有控股的民生銀行,9家商業銀行佔據了大陸上榜企業利潤總額的55.2%,且利潤率都在20%以上。可見,在國有商業銀行面前,連「三桶油」等行政壟斷企業都顯得弱爆了。實體經濟艱難度日,這種躺著把錢掙了的牛氣確實讓人無語。是該拿國有銀行開刀了吧?

央行利率市場化的基本路徑,是始終保持對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非對稱管制。相對於存款利率管制,貸款利率管制取消得快、取消得多。2004年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讓國有銀行將權力壟斷租金應收盡收。本次取消了貸款利率七折下限,至少短時間內對國有銀行的盈利是沒有影響的,因為目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下浮佔比僅為10%,下浮幅度一般也在10%以內。這種路徑背後的邏輯是,確保國有銀行的盈利能力,以「維護金融穩定」。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利率市場化決定性的一役還沒有打響呢。構成國有銀行收入及盈利主要來源的寬幅存貸利差,被人詬病已久,其所附麗的存款利率管制,本質上是以存款人的錢來補貼國有銀行。不過,監管者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我表面上保的是國有銀行,實際上保的是金融穩定。金融穩,經濟穩;經濟穩,天下穩,儲戶的犧牲是必要的、值得的。

可難道儲戶只有做犧牲的份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競爭,必然會倒逼銀行對存款的競爭,意味著在貸款的市場利率被推高之下,存款的市場利率也必然會被推高。當存款的市場利率遠遠高於管制利率時,這部分無主利差歸誰呢?在市場競爭之下,真實的存款利率會通過以下方式表現出來。

一是每年年終各銀行為了確保存貸比的合規要求,為了拉存款而無所不用其極。你手裡有大筆現金就爽了,只要放過12月31日,銀行就給你一大筆利息,日息甚至高達0.3%-0.5%。那些大型壟斷國企的負責人或財務部門可能又多了一項尋租的機會,企業的錢只要在賬上走一走,沒有任何風險,就可以日進斗金。

二是這些年來銀行推出了許多年化利率可達8%-9%甚至兩位數的理財產品,遠遠高於存款的管制利率。一般只有信託產品才有這麼高的收益率。存款利率管制催生了信託業的畸形繁榮。政府對房市調控,令房地產企業從銀行貸不到錢,直接融資也不容易,就打包一些優質資產;地方政府需要錢大搞基建,沒法直接發債,就把土地資產注入投融資平台。這些資產讓信託公司做成理財產品,然後通過銀行渠道分銷出去。

你不讓銀行向某些行業發放貸款,銀行就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放出貸款。這些屬於銀行的表外業務,不屬於傳統的存貸款業務,規避了準備金計提和資本監管要求。這幾個月炒得火熱的影子銀行風險之一,即在於此。如果地方政府普遍出現債務償付困難,令總額超過十萬億的地方債引爆,該影子銀行的風險就會爆發。這種風險至少是局部性的,有可能是全局性的,不可不察。至於儲戶面臨的額外風險就不必說了。

三是從供給面來看,存款的利率管制催生了民間借貸的異常火爆,資金總是向回報率高的地方流動,此為影子銀行風險之二。新近顯形的神木民間借貸崩盤再一次提示了這種風險。這種風險雖然是局部性的,但帶來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卻不容小覷。

一言以蔽之,本為保金融穩定的存款利率管制,其催生的影子銀行反而成了金融穩定的巨大威脅!既然存款利率管制的基本理由越來越趨於無的放矢,打響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自由最後一役的時機也就越來越成熟了。

當然,必須認識到利率市場化不僅僅是一個金融自由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自由的問題。常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其實金融市場對法治的要求更高,金融合約的擬定與交易尤其需要市場對法律與政府行為的穩定預期與信心。利率市場化與金融自由意味著拆除計劃經濟殘餘,內在呼喚公共治理與司法體系的相應改革。在這個意義上,利率市場化絕不是央行一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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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期待自貿區再創製度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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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一個或多個香港似乎不是夢。繼一個多月前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後,2013年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擬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決定草案,內容是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域內」暫停實施有關法律規定。這體現了對法治的尊重。像自貿區法律適用這樣的國是,最高民意機構的授權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許多人把上海自貿區與自由港香港相提並論,驚呼上海有一天會把香港甩出幾條街。短期內應不會那麼快。

其一,根據方案,「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建立上海自貿區,規劃面積為28平方公里。此前有報導說,上海希望將整個浦東新區納入自貿區範圍,那有1210平方公里,超過了香港的面積。實際與期望差了兩個數量級。

其二,所謂保稅區,是一個「境內關外」的概念,一線放開,二線管住,貨物從境外運入或從保稅區運出境外,免關稅及各種進口稅、無需辦理報關手續;但從國內非保稅區運入或從保稅區運往國內非保稅區,那視同中國的出口與進口,稅收與報關等一個都不能少。

現行上海自貿區方案,大致是一個增強版的保稅區:在實現貨物自由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此外,大家可以去區內免稅商店購物,不用再跑去香港了。顯然與自由港意義上的自貿區仍有諸多不及之處,香港可是一個居住功能完整的自治城市。

不過長期看就不一樣了。誰能低估上海創造制度紅利的潛力呢?上海的優勢是有獨特的區位稟賦和濃厚的商業底蘊擺在那兒,那是滅失不了的,可以從其自由港歷史汲取靈感。

看上海輝煌的過去。自1840年代開埠以來,上海向全世界張開了雙臂,將自由與開放做到了極致。外國人來上海生活、工作與經商,連簽證都不需要。就這樣,上海從一個小地方成長為遠東的貿易與金融中心、遠東第一大城市,令東京和香港瞠乎其後。1923年,匯豐銀行在上海外灘建造了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迄今仍是上海的地標。

再看深圳特區的歷程。1979年7月,蛇口工業區全面動工,只有2.14平方公里。一年後,深圳特區才成立,面積為396平方公里。同樣地,現在規劃的28平方公里上海自貿區,如果創新與運作得當,在將來擴展到浦東地區甚至整個上海,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於今觀之,深圳特區似乎只是特在人大授權立法權上。不過回到1980年,那可大不一樣。深圳率先在經濟上鬆綁,可以吸引外資來開辦企業,私人可以自由擇業,可以雇工辦廠。當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還在討論僱傭8人及以上算不上剝削時,深圳用實幹讓這樣的討論變得不合時宜。深圳是經濟自由的先行者,後面大家也慢慢趕上來了,這是深圳給全國的制度紅利。

現在中國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經濟與金融的進一步改革,必須要有相應財稅、法治與公共治理上的制度突破才行。原有的經濟特區模式在這方面已經提供不了現成答案了,大家希望能從自貿區模式那裡索取到新的制度紅利。

理論上,自由港是原型,經濟特區與自貿區均是其摹本,但顯然自貿區與自由港的擬合度更高。所以上海、深圳前海、廣州南沙、舟山與天津等地都想搭上自貿區的早班車。可見,上海雖然第一個獲批搞自貿區,但不會是唯一,許多地方都有機會,但成就大小全靠自個造化。好在大家都有香港這個現成的模板和客觀的標準擺在那兒,可以隨時參考與對照。

可以想見,自貿區中國改革探路,可能創設的制度紅利包括但不限於:(1)稅制改革。上海自貿區力圖爭取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將最高邊際稅率為45%的個人所得稅也降為15%的單一稅(Flat Tax),就與香港看齊了。單一稅稅制簡單、徵稅成本低及對經濟扭曲小。

(2)法治。既然一些全國性法律不再適用於自貿區,那意味著自貿區得另行創設公正的法律體系及司法體系,對產權等自然權利的尊重與保護要向國際標準看齊,以與其高度的經濟與金融自由相適應。沒有高度的法治,就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

(3)公共治理。本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所謂負面清單,是定出一個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在此之外,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比現行行政審批改革在存量審批上做減法更好,等於是從零開始往上加,那就真是小政府了。

國務院寄望上海自貿區能「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發揮示範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我們要從兩個視角理解這一點。一是國內地區競合的視角,二是國際經濟競爭倒逼制度競爭的視角。唯此方能理解自貿區對中國改革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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