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克強總理在向本次人大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提“工匠精神”，從德國制造到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從瑞士手表到中國航天，可圈可點的案例分析與文化自省，已經在以朋友圈為代表的輿論場上流行了一輪。
前些日，李總理提醒中國還“不具備生產磨具鋼的能力”與“圓珠筆頭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點出一個基本現實：中國制造中的粗制濫造仍觸目可見，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
其實，制造強國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終極目標。工匠精神的因與終極目標，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為我們希望告別“圓珠筆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壞”的時代，與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處。我們希望廠家制造的一口鍋，從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塊表由奶奶傳下來，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於一百多年前建造，還是那麽通暢。
由此，很多生命記憶得到活生生的傳承，卓越之“物”里飽含著人的專註與深情，傳達給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對天地間的各種產品，我們不是棄之如敝履，而是當做值得愛惜的果實。人與物之間，才會告別粗鄙，達到一種美好的狀態。
什麽樣的人做什麽樣的產品，如果靠地溝油與三聚氰胺就能賺大錢，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只有當我們開始真正欣賞匠心獨運的人，當看到一位拿高工資的高級技工，不是因為其收入超過名校碩士而羨慕，而是因為他對手藝的專註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職人”，才會成為一種精神標尺。人與人之間，也才能告別粗鄙，回歸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礪與欣賞。
就像日本與德國一樣，告別粗鄙時代，要經歷管理與教育的雙重革新。
二戰後，日本企業界在美國質量管理之父愛德華茲·戴明的全心協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質量，取得經濟奇跡。這種管理變革不會憑空誕生，源自人的意願、視野與學習能力，教育顯然更為根本。
德國的教育體系里，在接受覆蓋全民的基礎教育之後，學生很早即向職業教育與文科中學分流。這種分流的好處有兩個：其一是減少千軍萬馬共擠獨木橋的危害，避免了類似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興趣乃至人格的傷害；其二是較早使學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確定自己的職業主攻方向。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職業教育，不是在學校里做與社會無關的學習，而是在政府的宏觀制度設計下，直接與企業就業崗位對接。將一線實踐與課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產品的精度，理解市場的變化，從小鑄造出德國人的工匠精神。
反觀中國，職業教育不職業，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狀況，廣泛存在。為了爭搶經費，各種中專和大專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學科設置，以提高學校行政等級。為了分數，除了極少數可以兼顧的學生，家長不得不讓孩子逐漸放棄手工與興趣，放棄生活教育與人格磨礪，進入刷題式學習。
這也是一種教育上的粗鄙狀態。樹大者根必深。只有改變這樣的現狀，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