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南開大學國經所客座教授 。本文首發於百度百家,作者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住建部官員稱,今年下半年要千方百計“去庫存”,這意味著房企要千方百計以價換量,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計刺激需求,而不合時宜的限購政策也要適時退出,但對需求方和供給方兩端刺激的同時,缺了對最關鍵的中間環節——商業銀行的激勵。
最新公布的7月貨幣信貸數據不盡人意。據統計,7月新增貸款3852億元,同比少增3145億元。社會融資規模2731億元,分別比上月和去年同期減少1.69萬億元和5460億元。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13.5%,比上月下降1.2個百分點。
7月金融數據的回落,雖然超出市場預期,但並不令人意外,這再次驗證,定向調控政策效果有限,貨幣政策操控方式需檢討。當然,表面看,6月信貸沖高過快,7月回落也屬正常,再加上商業銀行年中沖時點考核,也使得信貸和存款均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不過,這樣的數據更反映出真實的金融狀況。其一,實體經濟對貸款需求下降,包括房地產融資需求主動減少;其二,銀行風險偏好降低,沒有政治動員,銀行不會任意擴大風險敞口;其三,宏觀調控信號扭曲,市場預期延續宏觀下滑軌跡。
宏觀管理當局企圖分解總量工具的做法並不恰當,不僅難以獲得定向輸血效果,更是擾亂了市場判斷。不過以長期視角看,一個月的數據變化僅僅是宏觀擾動因素,不足以影響經濟走勢。特別是房地產業,目前各地救市措施相繼登臺亮相,並在個別地區帶來刺激效果,但不會改變房價長期調整走勢。
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顯示房地產企業融資需求有下降傾向,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表外業務整頓致使房企融資被動減少,二是市場預期導致房企主動減少融資額。在行業數據上顯示為投資增速下降,房屋新開工面積持續下降,特別是住宅新開工面積7月下降16.4%。而在住房銷售方面,7月降幅比1-6月擴大1.6個百分點,預示消費者依然保持看跌態度。
在銀行信貸下降的背後,是按揭貸款的萎縮。目前多家銀行收縮了住房貸款規模,有的銀行公開控制開發貸款數量,也有銀行以繁瑣貸款審核來變相減少按揭業務。不管各家銀行對住房貸款態度如何,傳統的安全產品按揭貸款的利率價格已經難見優惠,可以說,銀行對房地產業的風險偏好迅速下降,這使得金融杠桿對房價的支撐不複存在。
在“千方百計去庫存”政策刺激下,住房市場買賣雙方的博弈會更趨微妙,其中不乏判斷失誤案例出現,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房價出現反彈。不過,由於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匯率改革接近尾聲,國際收支漸趨平衡,被動貨幣增發局面不複存在,這使得目前的一系列救市政策最多只能帶來房價下跌過程中的中繼反彈。
在下半年宏觀政策和各地救市政策刺激下,不排除一定範圍的房價和銷量反彈,但在短期政策用盡後,房價將在明年開啟主跌浪,維持至少三年的中期調整。
雖然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可能導致未來新房供給減少,但目前二三線城市普遍存在供需失衡局面,即便是一線城市,也存在不確定性。對現有存量房的統計存在缺失,其中投資性存量房的數量難以估計,在人口向境外流動,以及房地產稅開征預期背景下,一線城市存量房將經歷一個市場出清過程。
房地產稅作為財產稅,雖然要經過嚴格立法程序,但作為財稅改革主要內容,其登臺亮相已不可避免。目前財政部正在著手制定具體稅收政策,待立法程序走完,中國居民就要面對一個前所未見的新稅種。由於貨幣超發局面不再,價格預期逆轉,對存量房的征稅勢必增加保有住房成本,因此,在房地產稅正式開征前,投資者將會積極拋出二手房,而限購政策的取消,就是為投資者出貨創造條件。
鑒於大勢清晰,在今年刺激政策過後,明年一定開始新一輪房價下跌過程,並在房地產稅預期下,這一波下跌將完成市場出清,實現住房價格再平衡。如果以“利空出盡是利好”的邏輯看,至少在房地產稅正式登臺後,房價才能止跌企穩。
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將建立人工智能團隊,以在競爭激烈的投資界獲得優勢。
知情人士向彭博新聞社表示,管理資產高達1650億美元的橋水基金將於下月開啟一個新的人工智能團隊,該團隊約有六名員工。該團隊將向David Ferrucci匯報。在2012年年底加入橋水基金之前,Ferrucci供職於IBM,開發了Watson人工智能。Watson成功的在電視猜謎節目上打敗人類玩家。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該團隊將設計交易算法,通過歷史數據和統計概率預測未來。該程序將隨著市場變化而變化,不斷適應新的信息,而不是遵循靜態指令。
許多量化投資公司都在招聘工程師和編程人員來擴展人工智能團隊,其中包括管理著240億美元資產的Two Sigma Investments和管理著250億美元的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招聘公司WhiteRock Group首席執行官Gustavo Dolfino向彭博新聞社表示:“人工智能將是今後20年投資的一股熱潮。聰明的投資者都在專註這一領域。”
事實上,高盛也在積極擴展人工智能業務。
華爾街見聞此前提到,一家名叫Kensho的金融數據服務商得到高盛1500萬美元的投資。Kensho目前正在研發一種針對專業投資者的大規模數據處理分析平臺。該平臺將能取代現有各大投行分析師們的工作。該工作平臺將可以快速、大量的進行各種數據處理分析工作並能實時回答投資者所提出的複雜的金融問題。
Kensho公司的軟件取名沃倫(沃倫巴菲特的沃倫)。你可以像在谷歌上搜索一樣,在簡單的文本框里輸入複雜的金融問題。例如:
當三級颶風襲擊佛羅里達州時,哪支水泥股的漲幅會最大?(最大的贏家是誰?德州工業[Texas Industries])。
又或者,當朝鮮試射導彈時,哪支國防股會漲得最多?(雷神公司[Raytheon]、美國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要回答此類問題,即使對沖基金的分析師能找到所有的數據,這也要花上他們數天的時間。但沃倫軟件可以通過掃描藥物審批、經濟報告、貨幣政策變更、政治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地球上幾乎所有金融資產的影響等9萬余份資料,立刻為6500萬個問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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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日本伊勢誌摩舉行的G7峰會上,有一種明顯可感知到的不適感。當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領導人們再次會晤之時,我們無從知道其中哪一位將會是民粹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可能將以總統身份代表美國,馬麗娜·勒龐或許將以總統身份代表法國。屆時他們可能會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意大利總理貝佩·格里洛,甚至是德國總理弗勞克·佩特里坐在一起。所有人將以某種形式鼓吹和擁護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
反全球化運動出現已有20多年時間。20世紀末,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朝著同質化方向發展,全球各地的人們消費的是相同的產品。麥當勞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例子,砸掉這家連鎖品牌的門店,也成為了抗議全球化的一種標準程式。
然而最近,全球化的特征發生了改變,反全球化運動亦是如此。盡管整個世界的聯系依然在變得更加緊密,但有這樣一種感覺悄然浮現:我們對外國人的了解更少了。為了應對不斷變化且日益獨特的消費者喜好,各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搬遷至距產品目標市場更近的地點。而這削弱了國際貿易的增長。
這種“向岸”(相對於“離岸”而言——譯者註)現象並非新鮮事物。上世紀70和80年代,美國擔心日本汽車“淹沒”本國市場,於是開始在國內生產汽車;今天,在美國市場出售的大部分“日本”汽車都是“美國制造”的。而現在,產品的逆全球化比以往更加容易,這要感謝機器人工程學的進步和3D打印等技術的發展。
由此,今時今日對全球化的批評也不再過多地聚焦於貿易。然而這種轉變並不僅僅反映了貿易增速的放緩。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已經對外國產品更加習以為常,甚至產生了依賴:從經常升級換代的電子產品,到廉價的“快時尚”,都已經在發達經濟體中占據主導地位。
今天,全球化的反對者不是在拒絕外國產品,而是在拒絕外國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等貿易協議中,有關投資者保護條款的爭議焦點在於,保護外國企業利益的投資法庭或將破壞國家主權。然後還有全球難民危機,尤其是在歐洲,對於大量湧入難民的擔憂情緒,很有可能就是貧窮國家在更廣泛層面上表示拒絕的一個預兆。
發達國家民眾為何如此懼怕外來者?倒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接觸過其他文化。這些國家的許多公民經常會動身前往遙遠的目的地旅行,而每年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萬遊客前往發達國家旅遊。
問題在於我們旅遊的方式。現在,我們會更多采取一種迅速而又膚淺的方式,而非沈浸在一種文化中。但正如現代理論教給我們的,一次互動和持續的接觸大不相同。如果參與者知道自己將會有一場獨特的有限體驗,他們就不會有為更深層理解或合作構建基礎的動力。培養信任是需要持續交流的。
現在這種膚淺旅行方式所造成的後果,在任何一個主要旅遊目的地都是顯而易見的。服務機構沒有多大動力去為那些肯定不會再回來的遊客提供良好的甚至是誠實的服務。服務員面無笑容地上菜的餐廳已經算是好的了。出租車司機繞遠路、酒店誇大自己的設施。
而且,旅遊業還容易成為攻擊對象。在旅遊業已經成為國外收入支柱的地方,往往也是以反西方情緒為基石構建了自己世界觀的恐怖分子偏愛的目標。在巴厘島或紅海等度假地策劃幾起襲擊,就足以造成經濟嚴重不穩定的後果。
旅遊公司對此類風險的應對是:盡量減少和本地人的接觸。現代旅遊業的一個象征就是巨無霸郵輪,遊客可以在每個目的地停留數小時,去遊覽風景如畫的加勒比海島或是古地中海港口,但晚上還是得回來睡那一張床。皇家加勒比新推出的“海洋和諧號”想要複制全球各種氣候環境,因此,一艘比埃菲爾鐵塔高度還要長上幾百英尺的輪船上出現了一個熱帶公園、一個溜冰場,還有23個遊泳池和42個酒吧。
經營巴士和火車線路的旅遊公司對自己的客戶也是同樣保護,僅讓他們在著名景點短暫停留——可能就是只夠拍幾張照片的工夫。這種旅遊方式限制了本地基礎設施的容納能力:威尼斯運河沿岸、通向雅典衛城的道路上通常沒有地方可供隨意漫步。
這種旅遊方式加深了彼此的誤解。遊客待在預先計劃好的線路範圍之內,只能和高價售賣小玩意的販子或出租車司機打打交道。本地人也很難對大批湧入他們最有價值景點的遊客產生好感。沒有人感覺到特別的參與感或信任感。
這很容易讓人懷念以前那種旅遊意味著長時間停留、和各種迥異文化深度接觸的日子。當然,對於今天的遊客來說,在古代寺廟中待上幾周甚至是幾個月時間,是不可能的。但訪客和主人以一種更個人化的方式進行互動卻是可能的。比如,Airbnb就能夠提供一種和酒店及郵輪相比更有參與度的體驗。
政界中有沒有和Airbnb類似的事物?全球各國領導人能否更“活生生”地出席G7峰會這樣的國際會議,並在國外多工作一段時間?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吉爾曾入住白宮24天,通過加深和羅斯福的關系夯實了英國的跨大西洋聯盟。這種親密感或許是今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的最大敵人。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版權: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