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張文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
王曉冰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快人快語、單刀直入，張文魁的文風、語風和學術風格中都帶著湖南人特有的一種直率和倔強。
張文魁是當年國資委成立前參與改革設計的學者之一，他也是引起各界熱議、被認為是中國未來20年改革大綱的世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的執筆人之一，他還參與過中國多個國有壟斷行業的改革，比如民航、鐵路。他形容自己，「總在說別人不樂意聽的話。」
他給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開出的主要藥方就是「一臂之距」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是他欣賞的政治人物，因為鄧小平有遠見，雖然沒有受過經濟學理論的專業訓練，卻天生具有認識問題本質的直覺。他認為中國此刻正需要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將中國帶離目前危險的漩渦。
我們對話時，還是2012年6月末，中國經濟初現增速下行的苗頭，隨後各種數據顯示下行之勢比預期更猛。沒有猶豫太久，中國很快推出了一系列貨 幣寬鬆措施，發改委又加緊批覆了一批投資項目，中國再次被拉回到投資拉動經濟的慣性軌道之中。張文魁一力主張的國企改革直至現在也沒有拉開大幕。
在中國，擺脫舊有的發展模式實非易事，因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最龐大的利益集團之一，除非決策層下定決心，或國企再度陷入破產困境，否則無論拆分還是股權多元化都是天方夜譚。
［對話摘登］
尋找內生增長動力
王曉冰：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正步入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上世紀80年代人們曾將改革稱為闖關，你認為中國下一步要闖什麼關，或者說中國的下一個經濟增長機會是什麼？
張文魁：中國人均GDP去年已經超過5000美元，如果按照G-K國際元計算可能達到8000美元，經濟增速放緩符合規律，但目前的經濟失速指向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而不能僅僅用週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來解釋。
我認為，新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新一輪增長機會。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我們消除資源配置扭曲的話，不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程度，不需要通過顯 著失衡的方式將投資率拉高到40％以上的水平，就可以獲得2%的年均GDP增幅。而資源配置扭曲的背後主要是國有企業引起的。所以，邏輯很清楚：要想保持 較高速度而又不失平衡的經濟增長，就必須糾正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要想糾正資源配置扭曲，就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
我們的研究顯示，「十二五」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保持在8％的水平，但即使實現這個潛力，經濟增長從兩位數下降到一位數也會對既有的發展模式帶來 衝擊，這需要認真應對；而真正的嚴峻挑戰將在「十三五」出現，那時將是經濟顯著失速的敏感期。如果敏感期之前不能主動改革，就會迎來非常被動的局面，影響 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高速發展時無論資源配置方式怎麼扭曲，反正就業有保證、財政收入有增長、銀行保持正常運轉，社會問題就不大。但如果經濟顯著失速再加 上結構嚴重失衡，社會就會進入一個脆弱期。為了度過這個敏感期和脆弱期，必須主動改革，特別是主動推進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
王曉冰：那你覺得目前有這樣的改革氛圍嗎？回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的時候，大家都在爭論國資委將來的主要職責是管還是賣，包括你在內的學者寄望於國資委扮演一個改革者的角色，但也非常擔心它實際上會變成國企的「婆婆」。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很有遠見的。
張文魁：任何政府機構的定位和行為都應該有專門的立法來規範，我們當時希望國資委是一個由專門的立法來規定 其使命、目標、職能、行為的機構，國外叫做法定機構（StatutoryAgency）。遺憾的是，這最終沒能實現，連已經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是 在一種奇異氛圍下出台的，最後國資委成了一個行政化越來越厲害的部級機構
在中國，一個機構一旦生成，就有了生存和發展的自我需要，形成自我慾望和自身膨脹，這需要得到約束。所以這歸根結底還是頂層設計的問題。現在需要有新的有領導力和遠見的人，來開闢改革新局。
王曉冰：現在國企優秀論的觀點相當有市場，比如，認為國企 更有社會責任感，因此應該由國企來接手一些關係民生的重要領域。石油為什麼不放開，一個理由是擔心民企亂來；食品行業為什麼這麼亂，也有人認為是民營企業 無底線競爭所致。與其一盤散沙惡性競爭，不如由國企壟斷，你怎麼看這些觀點？
張文魁：這些觀點有市場，一方面是因為民眾的錯覺，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的自我開脫。一些行業的亂象，一些企 業的違法現象和缺乏責任感、道德感的行為，歸根結底靠國家嚴厲的法律和負責任的監管來解決。以國家所有制來替代國家法律和政府監管，難道不是政府的一種自 我開脫嗎？民眾認為國企比民企漂亮，有沒有想過這種漂亮是你花成本養出來的？如果你認為國企就是漂亮而且是沒成本的漂亮，那真是出錯覺了。
國企不可能成為解決上述問題的藥方。國內外許多研究都表明，以國家所有制來替代國家監管，會使國企越來越政治化，離商業化和市場化越來越遠，國 企自己也會不斷增加與國家的談判籌碼，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破壞、法治規則的傷害。民企雖然存在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可以解決的，而國 企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無法解決的。
因此，政府應該停止擴張國家所有權、停止分配經濟資源，應該致力於公正執法和嚴格監管。政府在這些方面可以大有作為。如果政府官員喜歡尋租，也 希望被人來尋租，政府只會把自己搞得越來越壞。國家應該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清晰的判斷，重新校正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的關係，推進「一臂之距」的市場化改 革，為中國的現代化爭取更好的前景。
王曉冰：現在央企一把手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職位，有較高的合法收入，同時可進可退，還能隨時回到官員序列晉陞。
張文魁：如果國企無法在商業化和政治化之間找到正確定位，國企負責人的身份也無法在行政化和市場化之間找到定位，這不但會引起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是否合理、國企負責人轉任黨政高級幹部是否合適等方面的爭論，也會使監管環境更加不公平。
譬如說，一個大型國企的負責人明天就成為了這個行業的監管部門的領導，這個監管部門又有很大的分配行業資源的權力，那民企怎麼能夠公平地獲得資源呢？要麼不發展，要麼走歪路。這些都是很具體的事情，但點點滴滴加起來就是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問題。
過去30多年，我們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部分，主要是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以及從國有部門獨佔資源到民營企業共享資 源，總的來說實現了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而現在這個進程似乎有越來越大的阻礙。如果繼續促使資源從效率低的部門轉移到效率高的部門， 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國企改革。
從被動改到主動改
王曉冰：你強調國有企業改革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中國的國有企業體量龐大，應該怎麼改？
張文魁：中國的國有部門在30多年前的產出佔工業產出的比重高達80％，經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國有部門的 崛起和後來的國有部門大刀闊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經急速下降到了30％左右，之後也有溫和下降，到2010年已經降到了27％。研究發現，2003年 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改革紅利和入世紅利，而這些紅利已耗費得差不多了，我們需要創造新的改革紅利。國有部門儘管體量龐大，並且 在資源獲取上有較大優勢，但由於活力和效率明顯處於弱勢，其產出在經濟中所佔比重會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後國企狀況較好的這幾年裡，工業當中規模以上 私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於國企10個百分點以上，營業收入高出20個百分點以上。按照這個趨勢，即使不主動改革，2030年國有部門的產出在工業中 的比重將會自然收縮到15％以下。如果通過主動改革消減國有部門的規模，到2030年這個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國有部門還保持這麼高的比重，就無法顯著糾正資源配置的扭曲進而保持較高增長率。國企應主要集中於 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以及其他極少數特殊行業，就不至於對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和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法治體系構成實質性妨礙。如果100個人排 隊，有二三十個人可以合法插隊，就可能帶動其他人蠢蠢欲動，隊伍就會混亂，如果只有10個人想插隊，90個人瞪眼可能會阻止其中的幾個人插隊，隊伍就不至 於亂起來，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
改革的方式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和國家的政策，通過重組、聯合、出售等方式放開搞活中小企業，通過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企 業。全國有12萬多家國企，小型企業超過10萬家，中型1.4萬家。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35％，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所以中小企業的改製出售可以大力推 進。按照國資委分類的一般生產加工企業達到2.5萬家，佔全部國企20％以上，商貿服務和其他企業超過6萬家，佔50％以上，這些行業的許多企業可以整體 出售。重點和難點是大型企業，特別是央企母公司。我一直在說，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體改制這條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是國有獨資的，一半以 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註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不是按照後來的《公司法》註冊的公司制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中國是很特殊的，行政權 力和經濟權力高度結合。要搞現代公司治理，又不說推進對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體改制，可以走法人整體上市這條路，但除了涉及國 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等少數特殊行業的企業之外，還是要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上應該思想更加解放。
王曉冰：有一種看法，認為2003年至今國有資產增長了近3萬億元，並且很多國企的盈利狀況比較好，所以他們認為國有企業是能夠管好的，前景看好。
張文魁：有成績是沒錯，但這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發展成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國企這些年的效率指標和總 量指標走向是相反的，總量指標增長很快，但效率指標卻在下降。2003年之後，利潤率指標停滯不前，這幾年甚至下降了。這意味著利潤的增長主要來自於總資 產的更快增長，而總資產的增長又來自於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從而產生現金流和利潤。央企不斷地依靠資源投入來擴張規模，土地、貸款、礦產⋯⋯最後就是資源 爭奪大戰，政商聯手來搶資源，這對效率提升有什麼好處？可見，有些人對國有企業過去十年的發展存在誤判，這種誤判實際上是放縱粗放型增長。
王曉冰：為了管理國企，國資委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央企董事會的試點、對企業海外投資計劃實現申報規管等等，這些措施有效果嗎？
張文魁：如果從加強管理漏洞，加強行為規範上說，毫無疑問是有一些成效的，但現在所做的絕大部分是在重複過 去。研究國企改革歷史可知，這些措施大部分是陳年舊貨，拿出來擦洗包裝一下甚至不做包裝又來使用，許多措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都試過，甚至那時的執行力度 更大。歷史已經證明，修修補補無法擺脫國企發展的週期律，必須要推進國企產權改革，才是正確的做法。
王曉冰：你不是有句名言「搞不下去了才改，搞得下去的時候永遠不改」嗎？
張文魁：我們的報告用了一句話描述：「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是對危機困難的一種反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現在我們更應該主動改革。」我把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叫做Responsive Reform（反應式的改革），現在應該推進的改革叫做Proactive Reform（力行的改革），希望主動去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推進改革。後者主動，前者被動。中國的資本積累已經很高，人口紅利行將消失，我們必須要適應這種環境的變化力行改革，而國有企業改革就是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