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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恕我不能千篇一律地愛你們”70年前女文藝兵的革命與愛情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603

劉燕瑾(中)在張藝謀的電影《活著》里面演了主角福貴的媽。(王端陽供圖/圖)

把自己定性為“桃色間諜”的次日清晨,劉燕瑾帶著“新我鬥爭勝利”的滿心喜悅,跑到白洋澱滑冰。因為技術不高,女演員接連不斷地跌倒、爬起,這讓她心生感慨:這不就像人生的旅程嗎?

“這是一本《愛經》,中國的,四十年代的,敵後遊擊區的。”邵燕祥在序言中說。

母親劉燕瑾1943年到1947年的日記以《火線劇社女兵日記》為名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前,王端陽把打印本寄給詩人邵燕祥,本希望他能隨便翻翻,“寫上幾百字,表示他認識我媽就完了”。沒想到邵燕祥不但通讀一遍,並且寫來一篇長序。

“愛經”的書寫者劉燕瑾曾是八路軍冀中軍區火線劇社的女兵。邵燕祥結識“大劉”是在1960年代。在孫維世導演的前蘇聯題材話劇《葉爾紹夫兄弟》中,邵燕祥任編劇,“大劉”扮演女工程師“伊斯克拉(俄語意為火花)”,她在邵燕祥的記憶中長久留下“火花”的印象。

2012年,劉燕瑾去世,長子王端陽從母親遺物中發現四本日記、八封情書和兩張照片。情書和照片是大導演淩子風寄來的。那時,淩子風的名字是淩風。信、日記和照片都用包袱皮包著——這種冀中農村收納物品的習慣,劉燕瑾保持了一生。日記本是自釘的,其中那本大的是極漂亮的花布封面。翻開這個本子,有一頁夾著一片七十多年前的青蒿,藍色的油筆在這一頁寫著:

“反省應該有重點,反省應該抓著要害,這樣才能夠深刻,這樣別人才能夠滿意……那麽對於我,我堅決應該清蒜(算)我的男女關系。”

“這是純粹私人的日記,沒有空話套話,她也很少寫當時的‘大事’,她寫的都是自己的感受。”王端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數過,母親的日記里有三十幾處寫到月亮,描寫都不一樣。厚厚一摞日記讓過了耳順之年的王端陽與年輕的母親相遇。

劉燕瑾,滿族正黃旗人,生於北平,“抗戰”爆發前,就讀於北平女二中。1935年,劉燕瑾在“一二·九”運動中參加了“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兒子王端陽收集的老照片中,她穿著洋裝,與黃敬、張瑞芳們到北京郊區宣傳抗日,演《放下你的鞭子》,跳狐步舞。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劉燕瑾在二十九軍做軍醫的父親失蹤。劉家的經濟條件急轉直下。1938年,在冀中軍區衛生部工作的二叔把劉燕瑾帶到軍中。1939年,她調入冀中軍區直屬的火線劇社並加入中共。從1943年到1947年,劉燕瑾5年的日記,記錄了20到24歲最刻骨銘心的經歷。

許多的青年,在拼命地追逐著我

“夜里做了一個奇異的夢:許多的青年,強壯勇敢的青年,在拼命追逐著我。在無際的平原上,我飛快地跑著,後邊有一個人在追逐著我。在遼闊的海洋上,我像生了翅膀一樣翺翔著,後面也有人在追趕著我……”1944年5月25日,劉燕瑾的日記寫道。

在1940年代的火線劇社,劉燕瑾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女演員。在劇社,她的“代名詞”是“夏天”,人們說她有“星一樣撩人的眼睛”。

火線劇社盛時一百五十人,困難時期幾十人,在這個不大的集體中,劉燕瑾的追求者夠組建一個班。她驕傲也苦惱:“我感激你們,感謝愛我的人,淚都流出來了,請恕我不能千篇一律地愛你們。如果‘人’能允許有幾個愛人,而愛人與愛人之間也能心心相印,毫無一種懷疑嫉妒的心理,那不是更好嗎……”

在日記里,她以姓名縮寫代替大多數追求者,有名有姓常提到的有三位:黃楓、淩風、王林。王端陽查證:黃楓是火線劇社的男演員,因父親被日本人殺害而抗日。

有一個時期,劉燕瑾和黃楓視彼此為“思想愛人”,兩人定期交換詩和日記。每當劉燕瑾“違反組織及群眾的意誌”,黃楓都要在背後歌頌一番:“倔強是最可寶貴的,沒有主見的人才是真正沒出息”,“要生活得更健康,像獅子,像虎豹”。在1940年代的抗日根據地,我行我素意味著落後。年輕的劉燕瑾以為自己可以幫助落後的黃楓。

1942年日軍的“五一大掃蕩”中,黃楓被俘。《晉察冀文藝叢書之二——敵後的文藝隊伍》記述:黃楓被俘後,“堅不指認同誌”,數十日後與其他被俘戰友“皆被地下組織營救出獄”。劉燕瑾一度以為黃楓已犧牲,在日記中為他寫了一首小詩。

1943年4月21日,黃楓突然返回部隊。劉燕瑾在日記中記錄:“離北洪城差不多只有一里地了,在一個小的山坡上出現了一個蔚藍色的影子,越來越近了。突然向我們撲了過來,有一股熱氣沖到了我的嗓子里,我說不出一句話,一雙火熱的手伸到我面前,我真不知該怎樣好了。”

接連幾天,黃楓與心愛的姑娘竟夜長談。“夜像死水一樣靜,月亮已經變成了橢圓形,我和我的朋友在野外談判著一件最純潔的事情。”劉燕瑾寫道。他們要“談判”,是因為淩風已闖入她的生活。

1941年,火線劇社排演話劇《日出》。冀中沒排過這麽大型的話劇,找不到合適的導演,有人提議請“西戰團”的淩風:他剛從上海來,見過大世面。淩風用花布在霸縣勝芳鎮的冀中軍區禮堂堆砌出1930年代天津衛的華麗。燙著飛機頭、穿著花旗袍和高跟鞋的劉燕瑾在劇中扮演顧八奶奶。

戰地劇社隨軍流動,近乎草臺班,真正在劇場里演出的機會不多。劉燕瑾在1946年的日記中,把參演控訴國民黨政權的大戲《血淚仇》稱作自己“自演戲以來的第二次劇場生活”。第一次劇場生活,是1943年在邊區議會大禮堂,為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作慰問演出。

在這次演出中,淩風正式向劉燕瑾求愛。一年之後,劉燕瑾還在日記中回味當日情景:“屋外下著雪,天上沒有一個星,禮堂里沒有一盞燈,禮堂里的爐火正燒得通紅……另外就是你的兩顆明亮的眼睛。”

第一、二、三者,全都應該停止活動

1943年4月底,劉燕瑾被政治指導員數度約談。劉燕瑾坦白了自己的感情經歷,“都說了,一切的事情全講了”。指導員批評她:“對他們的誘惑或以‘朋友’為掩護來進行其他活動都是不應該的。”

壓力之下,劉燕瑾開始吸煙。幾天之後,她決定學習沈默:“沈默對於一個青年大概是最痛苦的事吧!可是我卻不能不這樣做……”但很快就遭到了批判,人們認為沈默意味著苦悶、煩惱、不愉快。

在劉燕瑾的日記中,火線劇社的整風自始至終與整頓“男女關系”交織在一起。進入1943年6月,劇社每晚搜山,“夜里,社長查鋪,指導員則在會上說:不管已經歷史註冊,或正在進行的,或第一、二、三者,或準備演壓軸大戲的,或主角、配角,全都應該立刻停止活動,把全副精力放到工作上、整風上,否則論法定罪。”

會後,劉燕瑾向黃楓宣布了“死刑”。她覺得該痛哭一場,“但到處都是人,我是絕不甘心讓別人看作一個絕望或沒有出息的女人的,像歌忒一樣。”歌忒是她當時在看的法國小說《冰島漁夫》的女主角。這部19世紀的小說充滿對愛情的渴望和禁欲主義色彩。同一時期,她在日記本中大段抄錄《原野》中,金子向仇虎表白的臺詞。

劇社開始批判“戀愛至上主義”,劉燕瑾心里翻滾著自責、懺悔,衣服臟得全有味了,也不願意洗。在支部大會上,她被要求做徹底的個人反省。她譴責自己:“我二十年中糟蹋的糧食,還不如叫牲口吃了。”

那年6月的最後一天,劉燕瑾接到淩風一個月前從雁北寄來的信,她從中感受到一絲新鮮的氣息:“那里仍然在嚴冬,生活是異鄉風味。”1943年的日記到這天戛然而止。剩下6個月的日記,1946年被劉燕瑾燒毀。

《火線劇社女兵日記》被邵燕祥評價為1940年代敵後遊擊區的《愛經》。(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瑪露霞有著飽滿的愛國熱情

1944年3月10日,火線劇社的整風正式開始,一天7小時的學習,“很多的從來就隱瞞著的問題全坦白出來了”。隨著整風的深入,數次在大會小會上“脫褲子、割尾巴”的劉燕瑾被委以重任:在《前線》中扮演唯一的女性角色護士瑪露霞。

前蘇聯劇作家考涅楚克在德軍圍困斯大林格勒的緊張局勢中創作了《前線》:前線總指揮戈爾洛夫將軍仗著布爾什維克的老資格故步自封,驕傲自大;記者客里空脫離實際,捕風捉影。

1944年,毛澤東把《前線》劇本推薦給《解放日報》並親自撰寫社論,闡釋戈爾洛夫的反面教育意義:沒有頭等的軍事能力,又不學習,擺老資格,甚至打擊排擠有能力的人。對這樣的人必須教育,教育不過來就撤換下去,戰爭才能勝利。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聯合發通知,要求將各地《前線》劇本和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翻印,作為整風的學習材料,在幹部中散發,有條件的根據地可排演話劇《前線》。

為排演《前線》,冀中軍區花了大價錢。冀中文建會副主任、後來成為劉燕瑾丈夫的王林在同時期的日記中記錄,《前線》的舞美服裝費用在三十萬到四十萬邊幣之間。

1944年7月30日到8月24日,《前線》成為她日記中的最重要的內容。她在理性上知道瑪露霞應該有“非常飽滿的愛國熱情”“布爾什維克鋼的意誌”“瀟灑、愉快、說笑自如的風度”“健康的豐滿的美麗的身體”。但進入排練場,她立刻感到對劇本的了解有限。瑪露霞的身體、聲音、風度“不用說沒見過,就是聽說過的也太少”。

倒是對瑪露霞熱愛的男主角瓦西亞,劉燕瑾的幻想更加具體:他有著《第四十一個》里面的白軍上尉那樣“神秘的引誘人的碧藍碧藍的眼睛”,有著《星花》主人公的“飛鳥一樣的眉毛及大理石一樣的背脊”,他有揚恩那種“大海所撫育的健壯的身體”,還要有炮兵謝明一樣高超的技能和對衛國戰爭必勝的信心——除了揚恩出於法國小說《冰島漁夫》,其他幾位男神都出自前蘇聯小說。

進入1944年,蘇俄文藝作品在劉燕瑾的閱讀比例中顯著增加:《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穿軍衣的姑娘》《目擊記》、屠格涅夫的小說、蘇聯女神槍手巴芙里琴珂的自述……《目擊記》讓她嘆服:作家的黨性表現及階級立場的掌握,“沒有一個空隙能讓你想到其他的立場上,它的每個字全高度地證明著無產階級祖國的力量。”

1944年12月,在連續三天的討論會上,劉燕瑾徹底清算了自己“從歷史以來發展的一切男女關系”,包括“戀愛的遊擊主義,杯水的解渴式的盲目的冒險”“愛一些不該愛的人,甚至發生kiss關系”“幾次在戀愛上違反政治原則(對象全是非黨員)”。她給自己的“錯誤”定調:以“浪漫的放蕩不羈的心理”和“輕浮的風騷的調情的作風”,“擾亂了周圍的男人,激動了他們的情緒的不安與混亂,實際上起到敵特的破壞作用,因為敵人的桃色間諜往往采取這種手段”。

把自己定性為“桃色間諜”的次日清晨,劉燕瑾帶著“新我鬥爭勝利”的滿心喜悅,跑到白洋澱滑冰。因為技術不高,女演員接連不斷地跌倒、爬起,這讓她心生感慨:這不就像人生的旅程嗎?

不是鴛鴦來革命,而是革命配鴛鴦

整個1945年的上半年,愛情的困擾再也沒有出現在劉燕瑾的日記中。讀完了蘇聯小說《新世紀的曙光》,她對女革命者安娜·卡蘇亞諾娃欽佩有加。她在日記中抄錄安娜的語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是人民大眾的,我一定要在很高代價和某種目的之下才出賣我的生命。”

然而,夜里聽到孤單的布谷鳥的叫聲,劉燕瑾的心還是會一陣悸動,她覺得布谷鳥叫的是“光棍棍打鋤”“光棍好苦”。

1945年8月11日,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肉鋪掌櫃的忙的汗珠在身上匯合成河流”,家家鬧著要包餃子。冀中軍區接到命令,向天津挺進。10月下旬,劇社行進到河北,門外的大路上每天都有從延安出發、奔赴北方的部隊。劉燕瑾盼望聽到淩風的消息,11月10日,有人告訴她:經組織撮合,淩風已在一年前的“三八節”與一位老紅軍的遺孀結婚。

愛情死了,運動並沒有結束。1946年春天,火線劇社開始“群眾自發的鬥山頭運動”。組織長驅直入私生活領域。劉燕瑾終於覺悟:不是鴛鴦來革命,而是革命配鴛鴦。此時,一直關註她的王林發起猛烈攻勢,劉燕瑾接受了這位比自己年長14歲的追求者。早前,她曾以年歲問題拒絕他。

1946年8月21日,王林和劉燕瑾向組織提交了結婚報告。8月24日下午兩點,他們舉行了婚禮。兩天後,同誌們對新婦開起玩笑:“壞了,臉色黃多了!”“再過兩星期王林就成了甘地了。”

不讀演義只讀誌

劉燕瑾在1947年的日記本里抄錄了群眾給她提的意見,以及她本人針對這些意見的反省。因為不是日記體例,這部分內容此次沒有出版。細心的王端陽把它們專門擇錄下來。相比寫給自己的日記,劉燕瑾在大會小會上發言要酷烈許多,她說自己的“亂愛”是“淫亂思想的反映”,她把自己與劇團男演員朦朧的愛情和友情統稱為“破鞋行為”。

而熱心群眾對她的“批評幫助”持續到她結婚、做母親之後。批判的問題包括她吃奎寧打胎——“打胎是反黨行為”,包括丈夫為什麽一個星期給她寫一封信——“非一個星期來一封信不行嗎?他工作是否忙呢?”

對王端陽來說,閱讀母親的日記是人生第二次重要的發現之旅。第一次是在2006年讀到父親的遺物。她們發現了父親的一個箱子,里面裝著他的文稿和過去幾十年里寫的檢查。

王端陽翻檢故紙,最先註意到的是1950年陳企霞(註:時任《文藝報》副總編輯,1955年與丁玲一起被確定為“丁陳反革命集團”)批判父親小說《腹地》的文章。

這部在“五一大掃蕩”日軍刺刀下偷偷完成的小說命運多舛。1949年9月出版後,它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受到批判的小說。王林對它的修改持續三十年。1970年代末,他讓愛好文藝的兒子端陽和克平閱讀自己最新一版改稿。長子端陽實在讀不下去,覺得父親的文字空洞、乏味、充滿各種高大全。他向父親委婉地表達了失望和不耐煩,父親勃然大怒。

2006年讀陳企霞的批判文章,王端陽大吃一驚:以今天的眼光,所有陳企霞批判的都是對的和好的,再讀1949年版的《腹地》,王林對父親的看法完全改變。從少年時代起,他一直認為,父親是一個“二三流作家”。

從2006年到現在,王端陽一頭紮進故紙堆,父親母親的日記、文集、照片。他在書房里寫了一副對聯:“年來漸識草根味,不讀演義只讀誌”。

王端陽和弟弟、妹妹議定:母親的日記不刪一字、原汁原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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