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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投資家李世默TED演講錄:兩個制度——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元敘事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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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註:法國著名哲學家利奧塔定義元敘事為「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

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顫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當然,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元敘事」在中國影響甚廣。我們從小就被反覆灌輸了這個宏大故事,幾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篤信不疑。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彷彿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採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於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國家的脫貧人口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零頭。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所以,我禁不住問自己,我眼前畫面到底哪裡不對勁兒?我的故鄉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中產階級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在增長。但根據西方的那個宏大敘事,這一切繁榮景象本不應該出現。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

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激進的土改到「大躍進」運動,再到土地「准私有化」;從「文化大革命」到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而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毛時期,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的。這容易導致大權獨攬、不受制約等問題。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類似的嚴重錯誤。隨後,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膽地判斷說,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西方主流的觀點認為,一黨制意味著政治上封閉,一小撮人把持了權力,必然導致劣政和腐敗。

的確,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打開視野看一下全景。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餘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陞的。與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統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們必須承認中共內部平民出身的幹部享有廣闊的晉陞空間。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

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公務人員既可以在某一類部門中長期工作,也可以在三類中交替任職。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可不是電影《龍威小子》中的動作名稱,而是嚴肅的人事工作。

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可以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可能負責城區裡的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層經理。各級幹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徵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還有民意調查,最終擇優提職。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陞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陞,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陞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有著千年歷史,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歷史遺產,並發展成現代化的制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

習近平的履歷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習的父親確實是中共的一位前領導人,但他的仕途也歷經了30年之久。習近平從村幹部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到今天這個崗位。在他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

千萬不要誤解,這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僅僅是事實的陳述。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長前和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小縣長。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民主是個壞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壞」。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組織部。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捨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

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

英國《金融時報》剛剛公佈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後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如果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淡經營的境況。關於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聽眾都了然於胸,無需我再詳述。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週期性怪圈。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麼多國家不靈呢?

我是做風險投資的,長於預測。因此,不做幾個預測就結束今天的討論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個預測:

未來十年:

1. 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計算也將在發展中國家裡名列前茅。

2. 腐敗雖然無法根絕,但將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有望繼續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國之列。

3. 經濟改革會加速實施,政治改革也將繼續推進,中共仍穩固執政。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將大把的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讓我們為「元敘事」的時代畫個句號吧。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最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

二、西方民主正在走向滅亡

人類社會的政治史長達數千年,在這一歷史長河中點綴了兩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試驗。第一次試驗是古希臘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從公元前6世紀維持到公元前4世紀中葉,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實際上只能算是一次曇花一現的失敗。第二次試驗是現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義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那麼美國民主的歷史是92年,如果更嚴格地按諸事實,從1965年《選舉權法案》頒佈算起只有47年。這麼說來,美國民主的壽命迄今為止還比不過元朝,後者是中國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個。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那麼多人敢公然宣稱,他們已一勞永逸找到適合全人類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追本溯源,回到當前西方民主試驗的精神源頭。當今西方民主的濫觴,是孕育了現代性的歐洲近代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兩條基本理念:首先個人是理性的;其次個人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兩條理念在本質上都是基於信仰,而非現實的經驗。比如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傑弗遜就寫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Rights)。」 這個大寫的「造物主」是誰?當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與此相對應,「權利」一詞也用了大寫,以強調這條格言的神聖性。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這一表述,與法國《人權宣言》中「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一起組成了所謂的「現代性」信仰的基礎,而「現代性」在政治上的終極表現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政治體制中的民主因素促發了工業革命,西方世界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前所未有地突飛猛進。不過,領導西方崛起的領袖們從一開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試驗中天然蘊涵的致命缺陷,他們想方設法試圖遏制其消極影響。比如美國的聯邦黨人就明確提出,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為此,聯邦黨人在憲法中竭力遏制大眾意志的過度膨脹。可是,就像任何一個宗教一樣,信仰的力量最後總是壓倒規則。民主的結果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無限膨脹,參與決策者越來越多,參與面越來越泛。在美國人們常說,加利福尼亞就是美國的未來。這個未來又是怎樣的景象呢?只有無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癱瘓和財政破產。

對美國而言,這個共和國的開創者們有許多理由來限制民主,例如大眾素質太低,缺乏見識,易走極端。但隨著電視和互聯網的興起,這些壁壘都轟然倒地。歸根結蒂,既然人們都是理性的,擁有上帝賦予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並且一切知識都觸手可得,那麼他們為何不能參與一切決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城邦由於民眾無限參與政治,導致了煽動家的上台。煽動家西亞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動起民眾的狂熱,讓雅典派出其強大的艦隊去遠征敘拉古,結果被斯巴達所打敗,這次致命的出征成為雅典衰亡的開端。再回到當下,現在金錢成了煽動政治的最大推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一語道破天機,他說美國的民主先後經歷了幾個歷史階段:最早是「一個有產男人一票」,接著是「一個男人一票」,然後是「一人一票」,現在正向「一美元一票」邁進。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當今美國都只是徒有虛名的憲政共和國,實際上已經墮落為雅典式的民主政體。被選舉上台的民眾代表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主見,其唯一關心的就是迎合一時的民意,好在下次選舉時保住位子。當今信息的豐富和傳播的迅速,都堪稱史無前例,這誘使民眾陷入自己什麼都懂的幻覺。利益集團則從中播弄民意並操縱投票,結果是不斷減稅,提高政府支出,甚至發動自我毀滅性的戰爭。選舉因此淪為遊戲,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在利用這個制度尋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是因為這一試驗的深層基因所致,即對個人理性和權利的迷信。不僅是美國如此,歐洲各國也在上演同樣的戲碼。相較於當今風雨飄搖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羅馬共和國的歷史要長得多,這是因為後者從未自飾為民主,也從無這樣的野心。

因此,西方與中國的理念之爭,不是出於民主與專制的對抗,而是由於對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來,民主本身就是最終目的;而在後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過是工具。美國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國,有哪位政治家敢對民主提出質疑呢?西方民主已走進死胡同,或許只有控制民主的氾濫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這一調整永遠只能是天方夜譚。

相較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正在政府引導下參與政治決策,因為這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而近十年來的成績也恰恰證明了此點。但如果國情和國家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將毫不遲疑地主動調整。在上世紀80年代,民眾政治參與度的不斷提高,有助於當時的中國走出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但凡事過猶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參與最終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動亂,這就是天X門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議活動被政府的堅決行動平定了。誠然,這次流血事件令中國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選擇只會更糟糕,結果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保持了政治穩定,迎來了經濟增長和繁榮,並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上日漸成熟,可以更加積極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減少震盪,避免極端暴力傾向。

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認為政治權利是上帝賦予的,因此也是絕對的;而在後者看來,政治權利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國家需求和基本國情之上。

照此來看,今天的美國人與上世紀的蘇聯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當作終極目的。中國的崛起之路,恰恰與之相反。就未來的前景看,美國人的道路並不美妙。不過迄今為止,他們還沉迷於狂妄自大的意識形態,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懸崖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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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586 交合叙事:聾貓十週年

原載《東Touch》1052期 (28Ju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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