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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兩週年，「特區中的特區」擔當探路尖兵 前海改革有多「前」

「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好大的政策差距，也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對前海改革，許多人將目光投向了中央政府。「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站在北緯22.53度、東經113.90度附近，你手機中的地圖可能會提示：你已經置身大海中。但實際上，你腳下是結實的土地，身邊是忙碌的工程車和飛揚的塵土。

這裡是前海，深圳西部一塊填海而成的「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這裡被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為「深圳的未來」，被冀望擔當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探路尖兵。

2012年8月26日，前海迎來兩歲生日，一系列基礎建設項目開工，約2725億元的擬投資總額已經敲定。8月初，規格頗高的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受聘主任委員。

前海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過和一兩年前相比，這一次輿論鮮有提及「體制創新」、「制度改革」。熱議的話題包括前海附近的房地產項目前景、「前海概念」股票的大漲，以及前海如果實行免稅政策，是不是不用跑到那一頭的香港去買化妝品了。

呱呱墜地之初，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的前海曾因「體制創新」、「制度改革」備受關注。兩年過去，前海管理局的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坦承：「前海的改革實踐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授權不夠，政策法規對改革創新的支撐不夠，被一些人認為是前海改革躑躅不前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指望一步到位獲得極為超前的改革政策，既不現實，又有「等靠要」的嫌疑。

一塊面積僅僅15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應該如何承載改革遐想？與曾經「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圳改革相比，深圳前海所代表的這一輪改革拓荒與制度創新，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環境，挑戰更為複雜。

法律權威，還是行政權威？

2012年8月22日，深圳市市長許勤在香港設宴幾十桌，招待企業家和金融人士，目的只有一個：推介前海。

前海合作區規劃獲國務院批覆兩年來，許勤頻頻組織或參與類似活動，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機會向各方人士推介前海。2012年兩會，前海開發也是許勤進京重點談及的問題。

「前海工作是許勤市長直接抓，各部門都非常積極地配合。」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長王錦俠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王錦俠很感謝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但他又有些擔心：這是不是走回了與其他開發區相同的老路上？

為了體現政府的重視並更有效地推進工作，將領導職位「高配」是中國大多數開發區的共同特徵。以同在珠三角的兩個開發區為例，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由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直接兼任；珠海橫琴新區的管委會書記，身份也是市委常委。

但前海不同，它想走出一條靠法律權威、不靠行政權威的新路子。承載這一變化的，是前海管理局「法定機構」的特殊身份——這種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機構，如其名稱所示，首先對法律而非上級負責。

「法定機構」是前海最重要的體制創新之一。按照局長鄭宏傑的說法，法定機構意味著企業化運作的政府，講究投入和產出，講究效益和效率。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玉浦曾表示，「如果想把這個地方搞得活躍一點，搞得創新一點，就不能搞一個純政府機關在裡頭，但如果由純企業來開發前海，將 來下一步很嚴重的問題就出來了，將來它的社會管理誰來承擔？」深圳發展前海合作區的設想，正是在他擔任深圳市委書記的任內提出的。

「設立法定機構，主要是為了強調它有更多的自主權，強調它的依法運作，減少行政行為的隨意性。」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前海合作區和南方科技大學，都是深圳法定機構的改革試驗田。眼下，這兩家機構都面臨著改革困惑。由於登記註冊時可以選擇的類別依然只有「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選項，找不到「法定機構」這一類型，前海管理局仍然登記為事業單位。

前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大多來自市委市政府各部門。他們放棄了公務員身份，但因為登記屬性的緣故，依然擁有事業單位編制。管理局現有8個處，編制56人。人員的辦公用品、出差標準等，也都必須遵照事業單位的「標配」。

在現實運行中，前海開發處處可見政府的影子。深圳市金融辦、發改委、交通運輸委、規劃國土委、監察局等十多家部門均負責了前海建設的一項或多項任務。

前海管理局要想獨立提供公共服務、整合各部門資源，單靠法定機構的定位，顯得力不從心。「我們對傳統體制內部門的動員能力很弱，只能找市政府領導，否則『玩不轉』，沒辦法協調工作。」王錦俠說。

「改革環境已經變了」

前海要想憑藉一己之力而不是市領導的權威「玩轉」各項工作，就必須由政府各部門移交一部分權力。但是，法定機構究竟可以擁有多大的權力，與政府部門如何對接，這些問題目前仍存在爭議。

深圳市人大代表、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劉魯魚全程參與了被稱為「基本法」的前海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審議工作。他透露，條例第一稿中的不少內容都在申請獲得各種授權和政府部門事權移交，但這些條款後來基本均被刪去。

「各方權力邊界沒有釐清，討論中沒有形成共識。」劉魯魚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說。

前海最初想要的授權，並不止一部分事權。「我們在制定前海條例時，預想是能夠像迪拜那樣。第一稿裡提出：現有的法律法規制度可以不適用於前海——不是說『不適用』，而是『可以不適用』。」王錦俠說。

作為中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心，迪拜在伊斯蘭教法規方面放鬆管制，甚至聘請英國前首席大法官為上訴大法官，整體移植普通法體制。

在王錦俠看來，如果得到改革充分授權，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沒有包袱。「什麼機制能夠適應、推動、發展現代服務業，就實行『拿來主義』，吸收借鑑世界各國最合理、最先進的制度，經過本土化，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框架體系。」

迪拜之夢不是憑空而來。「前海立足於現代服務業，而現代服務業的開放發展，就必然帶來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再造。」參與了前海相關政策研究的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說。

在2010年底由深圳市人大舉行的立法研討會上，曾出現觀點的激烈交鋒。有人支持前海在白紙上「另起爐灶」進行創新，但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前海「不能全部推倒內地的東西，而應該在本身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框架內進行創新」。

經過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溝通及反覆討論，前海條例一稿中提出的授權設想，在不斷地「往回收」，直至三審稿和最終出台的條例中，「迪拜夢」消失了。「先邁了些步子，後來又被扯回來了。」一位見證了前海條例審議出台過程的記者說。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周榮生對於條例改動的解釋是：「刪除或取消了原來的一些制度設計，是因為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或者是為了與現行法律法規更有效銜接，使條例更具操作性。」

在劉國宏看來，「改革環境已經變了。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很大的政策差距，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

條例第一稿中曾提出法定機構運行的機制設計，包括：前海管理局設立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再如，仿照香港的廉政公署，設立獨立的監督專員公署。此外， 官員財產公開方面亦有突破——草案規定，前海管理局理事會理事、局長、副局長、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監督專員和助理監督專員應當公開其收入以及與其決策有關聯 的利益情況。

但在人大的立法討論中，這些細節設計被一一否決，代之以「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劉魯魚透露，這一原則是在市人大召開的第一次立法研討會上就被確定了的。

吳思康不認為這是「退步」。「事實上是給了更大的空間，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制定具體事項的實施細則來推進，一事一報、一事一議地解決問題。」

劉魯魚也支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他覺得：既然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區是新鮮事物，怎麼可能現在就把未來所有情況都預測了並做出規定？

他還直言：指望政策上的突破不是改革應有的態度，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制度之前進行嘗試，而不是「等靠要」。「沒有任何一場改革不冒風險，改革就意味著風險。如果已經有框框了，還叫改革嗎？那就是正常行使職能了。」

正式通過的前海條例，還將前海管理局的職能由「負責經濟、社會和環境事務的管理」調整為「著重經濟建設」。周榮生說，這是因為前海正處於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任務艱巨的起步階段，管理局不宜承擔過多的經濟開發之外的事務。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見。

「前海的價值不在於增加多少經濟總量，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體制、機制和法治環境的創新方面，體現在能否先行先試走出一條與國際接軌的路子。」王錦俠說。

作為條例第一稿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錦俠認為，這份於2011年7月通過的條例「正面作用是主要的，但它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顯得穩健，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

他坦言，這一年多來，因為立法支撐不夠，以及既有行政體制的束縛，前海管理局的改革實踐上「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儘管一些改革設想一時未能落實，但前海依然顯示出了一些特殊之處。

「計劃單列市權限」便是其中之一。經過國務院批覆，前海管理局擁有了與深圳市平級的權限，進入前海的企業不再需要到深圳市和廣東省各個部門去解決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服務，而可以在前海合作區就地解決。此外，需要進一步支持時，還能直接跟部委掛上鉤。

與部委的互動，有另一項獨創的專門制度予以保證，即「部際聯席會議」。2011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在京舉行時，共有包括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等在內的27家成員單位以及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參加。

「前海不是深圳自己搞的一個很特殊的發展區域，它是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試點，遇到問題需要各個部委來研究決策。」吳思康說，「這種聯席會議也便於他們總結經驗和問題，為其他地方的發展提供借鑑。」

此外，鄭宏傑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口氣列出了許多個「第一」，以證明國務院批准的前海政策「特中之特」和「先行先試」的特點：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實 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而不是優惠政策，第一次明確將前海建設成為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第一次明確前海要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 試驗區，第一次明確將個人所得稅優惠範圍擴展到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而不僅限於港澳居民，第一次在區域發展法律政策中要求探索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 支機構，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建設深港人才特區。

但這些「第一」，都難掩前海在體制改革上遭遇的困惑。「前海機制還沒有理順，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劉魯魚說。他所言的問題包括：作為「事業單位」的 前海如何處理與下屬企業的關係？前海管理局如何處理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前海控股公司與市場又是怎樣的關係？前海是否要遵循其屬地南山區的政策……

王錦俠期待，前海可以獲得更多的改革授權。「過去，改革主要是勇氣問題；現在，改革主要是智慧問題。面對錯綜複雜的格局，怎樣一步步朝著目標邁進，需要大智慧。」

「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它首先不是深圳市的事情，而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說，「深圳需要結合中央的考慮部署節奏。」

但劉魯魚卻有不同的建議：讓企業唱起主角。他說，應該像當年蛇口改革交給招商局一樣，將前海改革也交給企業，特別是港資企業，而不是像現在由政府推 進為主。「前海合作區和其他開發區最大的區別在於市場化程度最高，深圳在這一點上有最好的基礎，但這個最大的優勢卻被漏掉了。」

無論設計中的改革路徑如何，各方都期待著前海更大的改革動靜。

出口一臺核電相當於出口30萬輛汽車 央企擔當國家科技創新主力軍

19日，在中央企業科技創新宣傳月啟動儀式上，國資委規劃局副巡視員袁雷峰稱，2014年，央企研發投入達到3500億，占到全國總研發經費的四分之一。全國整體研發投入大概僅次於美國。

另外，全部央企2014年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達到了1.41%

袁雷峰表示，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大會也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來，中央企業研發能力不斷增強、創新成果不斷湧現，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

袁雷峰表示，從2011年到2014年，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每年增長的數量都超過30%。截至到2014年底，中央企業累計擁有的有效專利數達到了32.5萬項，擁有有效發明專利9.8萬項。

特別在重大科技成果中，袁雷峰以第三代核電舉例說，中國核工業集團和廣核集團兩家聯合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核電，使我國成為繼美國、德國和俄羅斯之後又一個獨立掌握該項技術的國家。按照目前我們在國際上已經出口的核電機組來看，每一臺核電機組直接帶動的產值大概在300億人民幣左右，相當於30萬輛汽車的出口價值。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天然鈾、核燃料、運維、退役等全產業鏈的貢獻，單臺機組全壽期直接帶動約1000億元。

目前，中央企業國內研發機構大概2600家，境外機構達到60家。國家級的研發機構已經超過了700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全國已經有90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占到一半以上，另外，很多中央企業設立了企業研究院。中央企業的研發機構，特別是國家級研發機構，都占到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

“十二五”期間，中央陸續出臺很多頂層設計的文件，從布局結構調整、資源配置角度去促進央企的創新。袁雷峰說，從國資委的職能和職責出發，主要從考核和分配的激勵角度來促進中央企業開展創新工作。

為進一步激發廣大技術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國有科技型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今年3月，財政部、科技部、國資委三部委聯合下發《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暫行辦法》。

袁雷峰認為，這個文件對國有科技型企業中長期激勵做了非常細的安排，包括實施範圍進一步擴大，另外激勵的重點非常明確，不僅僅是對技術人員、對經營管理人員也有激勵。同時，激勵的力度逐漸擴大，分配的原則也在完善。根據科技型企業的規模確定不同檔次的激勵額度，激勵辦法做了非常明確的安排。這個辦法對中央、國有科技型企業以及國有控股沒有上市的企業工作人員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對於這次選擇在國家科技創新大會召開前夕啟動科技創新宣傳月，國資委宣傳局局長盧衛東表示，一方面是為了發揮中央企業的示範引領作用，調動企業廣大員工投身科技創新實踐的積極性、主動性，凝聚通過科技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央企業提質增效、把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共識;另一方面是為國家科技創新大會的召開營造良好氛圍，激發企業廣大員工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主體地位的意識，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貢獻力量。

據了解，宣傳月活動內容豐富，將舉辦10場“對話新國企”網絡訪談，7場“走進新國企”，組織開展中央企業科技創新骨幹進高校、“一線工程師”故事、“中央企業創新大講堂”、“中央企業科技創新成果研討會”等活動。

李克強聯合國承諾援助難民：這是責任和道義的擔當

李克強總理首赴聯合國，首場活動便是出席由聯合國倡議舉行的聯大解決難民移民大規模流動問題高級別會議。

這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首次召開的應對難民移民問題的高級別會議。同時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這也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此種國際場合闡述對於難民移民問題的主張。總理的首場與聯合國的首次，兩者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人道主義的價值觀，這是李克強主張的要旨。在聯合國的講臺上，中國總理的視野超越國別和地域。他將難民和移民問題視為一場“拷問人類社會良知”的人道主義危機，因此鄭重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每一個人的尊嚴都應得到維護，人道主義精神必須弘揚。”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有著人道主義的豐沛思想資源，李克強將其帶到聯合國講臺上，從而豐富了中國當代外交與政治的實踐。

與此相應，在聯合國這個莊嚴的講臺上，李克強代表中國宣布的3項舉措，實打實地彰顯了基於人道主義的國際政治理念。中國將這樣做：在原有援助規模的基礎上，向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1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積極研究把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的部分資金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難民移民工作;積極探討同有關國際機構和發展中國家開展三方合作。

怎麽做，真金白銀，某種意義上比怎麽說更觸及實質。然而這里面有一個厘清“責任觀”的問題。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難民移民這一全球性議題上當然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該出手時就出手，正如李克強在當天會議上所言，中國把人道主義援助視為“道義之舉”。

同時，中國經濟雖有了很大發展，但仍是發展中國家，願意承擔與自身能力相適應的責任。李克強在聯合國所承諾的援助資金，是中國的量力而為，我們決不放空炮;所承諾的援助方式，比如使用和平與發展基金的部分資金、開展三方合作等，也是真正的“務實之舉”。

更關鍵的是，李克強的“說”與“做”，在一個更高層面上實現了統一，那就是發展。戰亂沖突、貧窮落後是難民移民問題的主要根源，實現真正的包容性增長方為治本之策。中國的主張和舉措，牢牢把握住了解決問題最關鍵點——長遠和根本地看，出路還蘊藏在發展這一主題中。這也是李克強一直以來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所強調的，以發展彌合傷痕、促進平衡、共同向前。

在聯合國的首場活動，闡述理念、承諾硬招，李克強總理在這個最高的國際場合，展示了中國“軟實力”。

你若敢於擔當 我必風雨同舟

經歷了本周的兩大夜光事件後，感覺以後的人民廣場的征婚小廣告就會變成： 

真是一個魔（nan）幻（quan）的（ai）世界，本來想找婦女之友王澤基博士，恢複下我對愛情的相信，結果對話如下：

博主：震驚，林丹竟然出軌了！

王澤基：你意外什麽？

博主：跟之前他愛老婆、顧家的形象差太多。

王澤基：顏值、身材、名氣、財富都那麽高的林丹，有美女投懷送抱，你奇怪麽？

博主：（無奈的表示理解國情）可是他老婆在孕期啊，剛生完小孩。

王澤基：男人在老婆懷孕時有外遇，很奇怪麽？

博主：（無奈的表示理解國情X2）但還是有點過分的啊！

王澤基：沒有說正確。但你見過有名、有地位、有財富、有身材的專一男人麽？

博主：（腦內搜索一分鐘）Hugh Jackman！

 王澤基：Hugh Jackman是個虔誠的印度教徒，我說中國大陸！

博主啞口無言了。（真的沒有想起來，直到今天下午看到這張圖）

王澤基：如果謝杏芳要專一的男人，選擇林丹就是錯誤的。要專一的男人，去無國界醫生找個去非洲服務的虔誠天主教徒，應該會專一，可能還得長得醜一點。如果我找老婆，找個花枝招展模特演員，那我大概也不覺得她會很專一（突然心疼了下寶寶）。

在財富貧富懸殊巨大的大陸，男人只要有錢，實在是太容易有外遇。

不爭的現實是：在中國，只要男人有錢或有權，大概率就會出軌（無數被雙規的領導，男女關系混亂都快成標配了）。因為他們有錢，輿論漸漸都能被洗白成，做錯點男人都會犯的錯都可以原諒。

應不應該出軌？這取決於每個人的想法和道德約束，但是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敢問你的道德從何處汲取？

來看香港這個落後觀念的地方：男人功成名就的標誌就是三妻四妾，比如大劉、賭王；女人的成功就是榜上富豪、生個娃、鞏固自己的地位，從此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

社會、狗仔隊也是齊心協力的扮演專業吃瓜群眾的角色，一起算算這個小老婆、那個女朋友從金主那里分到幾套房、幾輛車、多少珠寶、多少家產。

所以很多男人的信仰是：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有資本亂來。有了條件，發現選擇多了，開始變得貪心，有條件能做任何事，而且出軌被抓有什麽成本？但這是不是代表你一定要做、要出軌？

BUT，香港有一點好的是，法律對婚姻雙方的責任義務劃分的非常明確，根據夫妻雙方收入，收入高的補貼收入低的、不帶孩子的補貼帶孩子的，導致很多人過得還不如拿自己贍養費的人好。（所以大劉、賭王都沒有再結婚的呀）

比如中環有位大爺，因為離了三次婚，從以前一個月住20萬的山頂豪宅、一路搬到跑馬地（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六十多歲的高齡了，還在努力上班付贍養費，沒敢退休。

再說比林丹還偉大的Tiger Woods。2009年11月被爆出與多名女性有染，在12月2日，Woods終於承認自己對婚姻不忠、並對自己的支持者道歉；12月11日，Woods再次向公眾道歉，並宣布無限期休戰。

Accenture、AT&T;、Gatorade及GeneralMotors馬上完全終止廣告合約；Gillette將廣告暫停；TAG Heuer也在第一時間停止對Woods的宣傳，並在合約到期後結束合同；連Woods在Golf Digest上的專欄都被雜誌社給停掉了。留在Woods身邊的只有Nike和Electronic Arts，媒體估計Woods的婚外情令其損失了50至120億美元。

最終Woods在2010年2月19日再對自己的行為道歉：

I thought I could get away with whatever I wanted to, I feltthat I had worked hard my entire life and deserved to enjoy all the temptationsaround me. I felt I was entitled. Thanks to money and fame, I didn't have to gofar to find them. I was wrong. I was foolish.

 （本來我以為我牛逼、有錢、出名之後，想幹嘛、怎麽享受、怎麽任性都可以，我錯了，我是個傻逼）

他在2010年8月23日離婚，分手費約1億美元；職業生涯，2010年3月複出後，盡管重新拿回世界第一，但同年5月開始便一路下滑，2016年7月世界排名下跌至605。

至於林丹出軌對廣告商的影響，作為一名二級狗，我只能對東風今天的股價走勢致以深切問候。

下面是女生要仔細做答的算數題：

這樣的高富帥，你會嫁麽？嫁完、生完小孩又會不會離？

女（nan）性（quan）自（ai）己的洗腦是：有實力的男人，多是多偶動物，既然出軌是必然，我跟他離婚，他也只會娶一個更年輕的老婆坐享其成；所以要隱忍，不要圖一時之快，讓男人和小三偷笑；越強大的女人，越是不在意男人的出軌，因為她連男人都不在意。

可是，他不僅是男人，更是你的老公啊，是不是犯錯及被原諒的程度只和他的財產掛鉤？是不是你的權利只和你的外表、年紀成正比？你對自己的男人都不在意的話，那你對什麽在意呢？為什麽不能捍衛自己的人生？

用Hugh Jackman的話來給國內的男生上上課，人生快樂的真諦很簡單：Happy wife, happy life!

這里不是鼓勵大家都去離婚，只是想說，離婚是重新開始自己人生的一種選擇。生命中有太多比一段不忠誠的婚姻重要的東西，比如尊嚴、自由、真正的愛情，這些都是錢買不到的。

可兒帶著孩兒，還不是即將要嫁給高富帥

西班牙王妃是二婚嫁入王室的

哈里王子現在可能要結婚的這個女票，也結過婚呀

再看今年A股最大離婚案，曾經登上《2016年胡潤全球少壯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的周亞輝夫婦，在9月離婚了，但作為昆侖萬維的實際控制人，周亞輝將其直接持有的2.07億股股份，分割過戶至李瓊名下，股權價值高達70億。

什麽叫做，好聚好散，揮一揮衣袖，帶走屬於我的合法婚內所得。

當然這里，對廣大仍在幸福婚姻中的女性，王澤基博士也給女性盆友出了一招，如果想盡可能降低老公出軌概率的，那就盡量掌管家中財政大權吧，錢少了，男人出去浪的客觀條件也就少了。

至於錢放在手邊能幹嘛呢？離婚時候分了自己老婆一半財產昆侖萬維的周老板麽，他們投資了一個互聯網金融產品——洋錢罐理財，推出了抄底牛產品。

這是一種固定收益債券的結構性理財產品，也會掛鉤滬深300指數，保證5%收益率的前提下，還可以享受股市可能上漲帶來的收益，期限是一個月，不妨來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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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後一句，不管找老公、工作還是投資理財，最重要的是自己獨立的人格，鞋穿的舒不舒服不在別人的眼中，而在自己的腳下，決定之前做好自己的功課。

最後再跟著Hugh Jackman說一遍：HAPPY WIFE, HAPPY WIFE！傳達每位男粉絲學習！

畢馬威陶匡淳：達沃斯年會將展現中國擔當，改革應加速推進

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冬季達沃斯論壇”)即將揭幕。今年達沃斯論壇(1月16-20日)的主題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率隊前往，並在當地時間1月17日發表主旨演講。外媒紛紛預計，此次中國將成為論壇核心。

習近平主席此次可能將釋放怎樣的信號?海外高度關註的中國改革議程將如何推進?達沃斯所關註的技術革新將給全球帶來什麽影響?

就此，畢馬威中國主席陶匡淳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他將赴瑞士參與此次論壇。過去兩年來，陶匡淳致力於提供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面的專業咨詢，並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具有多年經驗。

向世界釋放中國信心

第一財經：習近平主席此次親赴達沃斯，如何看待這一罕見的高級別亮相?在這個高端的經濟盛宴上，預計習近平主席會如何釋放中國信心?

陶匡淳：此次達沃斯年會旨在號召全球領導者重新審視曾經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現有國際體系，並重塑適應當今更加複雜的多極世界需要的新體系，以切實促進具有包容性、平等性的未來增長。

回望2016，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將近10年，但世界經濟依然在種種嚴峻挑戰中砥礪前行：金融市場動蕩、國際貿易持續低迷、主要經濟體走勢日漸分化、全球經濟形勢愈加複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機構於近期相繼調低了世界經濟增長預期。這些使得各方焦慮情緒升溫。

為應對經濟疲弱帶來的複雜挑戰，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經濟轉型升級。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走勢更受到世界關註。尤其在過去數年中，中國以逾25%的貢獻率穩居世界經濟增長頭號引擎。據IMF測算，2020年前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增加到30%。

習主席此次出席達沃斯年會，將為世界了解中國經濟形勢、經濟前景，了解中國政府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提供絕佳機會。

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多項指標回暖。作為當前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事實上，中國此前已針對區域經濟合作等議題提出“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方案。順應此次冬季達沃斯的主題，我相信中國將在世界經濟大局中進一步展現領導力，體現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正如習主席在不同場合下所強調的，我們的信心來自於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決心和行動。中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有力帶動了亞太和全球經濟增長，也提供了多樣的機遇。

2016年11月19日，習主席在秘魯利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曾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更寶貴的合作契機。”這與我們去年對全球CEO的調查結果也相吻合：他們認為，中國和印度是未來三年為企業提供新增長機會的最具吸引力的市場。

第一財經：達沃斯論壇密切關註“工業化4.0”趨勢，並認為技術革新的步伐將重塑全球格局。此次對這方面有何期待?

陶匡淳：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當前全球經濟的熱門話題之一，也是此次達沃斯的主題之一。現在人們普遍認同，移動互聯網、雲技術、大數據、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徹底顛覆傳統生產和組織方式。根據我們去年對於中國CEO的調查，大多數CEO把創新推動增長作為首要戰略任務，持此觀點的比例高於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CEO。此外，新產品、物聯網和數據分析能力都是中國CEO的重點投資領域。

最近十幾年，中國已在多個工業和科技領域取得長足進步，尤其是高鐵、建築工程、通信、無人機、互聯網等方面，已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中國如何與世界一道搭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快車駛向未來，或將在此次冬季達沃斯上亮出更明確的答案。

國企改革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主流觀點認為，十九大結束後結構性改革將加快步伐，國企改革是主要內容，而中國的改革進程也可能是此次論壇的關註焦點。你認為國企改革應該側重哪些議程?

陶匡淳：先談兩組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16年1-11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累計增長了9.4%，增長率不低，不過，同期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只增長了2.4%，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整整7個百分點。

再來看一下財政部的數據。同樣在2016年1-11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8%，其中，中央企業同比下降2.8%，地方國有企業同比增長16.9%。

從這兩組數據可以看出，在2016年前11個月，國有工業企業的經營情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在國企中，央企的運營效率又低於地方國企，當然央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職能。

在產能過剩行業中，尤其是鋼鐵、煤炭、電解鋁這三個行業，國企數量多、產能占比較高，這對國企在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五大任務的2016年的業績帶來短期的不利影響。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一點，我仍然認為，國企經營效率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十三五”期間，國企改革還任重道遠。

未來工作重點之一：積極穩妥推進市場化債轉股，把它作為企業降杠桿去產能的有效手段。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市場化、法治化的前提下推進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

通過解讀這些信息，我們看到這一輪債轉股重點強調了市場化原則。什麽是市場化?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當企業出現問題的時候，在沒有行政幹預和政府保護的情況下，是不是有商業化運作的機構也就是戰略投資者願意介入，幫助企業實現債轉股。

市場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高杠桿率主要集中於非金融國有企業部門。結合《指導意見》可以看出，未來過剩行業龍頭企業、新興產業高杠桿成長型企業將是新一輪債轉股的重點，央企和省屬大國企是主要的債轉股對象。

另外，在債轉股的過程中，實施機構也是大家關註的焦點。《指導意見》中提出，“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但“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

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來保證選擇出有效的實施機構成為一個關鍵。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債轉股的過程中定價公允、交易公平，並對債權人和各方的利益提供有效保障。還有就是債轉股最終要有資本市場的退出通道，希望在這方面有一些配套政策出臺，給實施機構後續的退出提供保障。

未來工作重點之二：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向縱深推進。

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推出了好幾個年頭，出現了一些經典案例，但是距此次國企改革要達到的宏偉目標還很遠，市場上還需要有更多實質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功案例。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混改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需要指出的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混”，社會資本的參與要達到一定規模，投資人要能夠真正參與到公司運營決策中，通過“混”不僅為國企帶來了資金支持，同時也能在管理運營、資本運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法人治理機制為國企註入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通過市場化運作，增強國企的綜合競爭力，提高運營效率。

未來工作重點之三：公益類國有企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目前，市場上對於公益類國企的改革問題關註較少，但是我們認為，其也存在較大的改革空間。

政府提出，公益類國企的改革目標是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我們認為，PPP，也就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公益類國企可以通過公建民營、特許經營、購買服務、委托代理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不僅可以為企業帶來資金，還能引入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和效率。

我們曾經為一些社會公共服務領域內的PPP項目提供咨詢服務，經驗告訴我們，在PPP項目開展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值得註意，比如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有關PPP的指導性意見，但PPP的法律體系還有待完善;再比如，並不是所有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都適合采用PPP模式，需要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另外，選擇合適的PPP模式十分重要，不同模式對項目的收益會產生不同影響。

未來工作重點之四：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社會監督和信息披露。

2015年11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指出，要“切實強化國有企業內部監督、出資人監督和審計、紀檢監察、巡視監督以及社會監督”。

未來國資監管將轉向以“管資本”為主，資本運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一整套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內部控制體系的運行。目前對處於壟斷行業或公益類的國企，社會關註度非常高。國企在保證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職能工作。由於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同社會公眾的溝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

社會監督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企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目前，國企信息披露情況還不能充分滿足開展高效社會監督的要求。而在國外，很多國家將信息披露作為國企公司治理的關鍵內容和重要基礎，比如，瑞典政府規定：“由於國有企業最終屬於瑞典人民，所以公開且專業地披露信息和保證透明度是一項民主訴求，因此政府認為國有企業至少應該像上市公司那樣透明。”另外，高標準的會計和審計是信息公開披露的前提，經合組織就指出，“國有企業應該像上市公司一樣遵循高質量的會計和審計標準。”

中企需要“制勝未來”的全球化戰略

第一財經：近兩年來，中國跨境並購、海外投資不斷放量。此前中企的海外投資並購主要以大宗商品等順周期行業為主，其副作用也十分明顯，如今並購方向則不斷向金融、科技領域轉型。你對下一步發展有何建議?

陶匡淳：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變化趨勢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特點息息相關。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和驅動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需要調整增長方式，以實現高效、高質和可持續的發展。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趨勢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目標和重點行業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中企將更多地關註海外市場中那些能夠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強自身創新能力，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綠色環保生產的現代產業體系。這些具有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引領型領域內的投資將有效推動中企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轉型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國企業將致力於在海外獲取經驗、技術、品牌和人才以增強競爭力，並引入適合在中國市場推廣的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重點行業包括先進制造業、信息通訊技術、農業和食品生產、醫療保健和養老服務等。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也將充分利用政策支持，以及政府間的倡議(如“一帶一路”)創造的有利的國際環境，為在國內市場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的優勢產品和服務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而在這一領域，我們可能將看到越來越多中外企業在“一帶一路”項目，以及在發達國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項目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成功案例。

第一財經：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去全球化”的趨勢也將成為今年達沃斯論壇的熱點議程。在這一大背景下，你認為未來中企應該如何融入全球?

陶匡淳：中國企業全球化戰略制定與實施中機遇與挑戰並存。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8.3%（同期全球外國直接投資1.47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8%），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近十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高達23.5%，未來也將可能持續快速增長。中企全球化進入了快車道，但將面臨更加複雜的海外投資環境，據我們估計，如果考慮到企業在投(資)後100天或者更長時間里面臨的整合難題，包括實現協同效應、迎接跨境跨文化的挑戰等，可能只有不到20%的中國企業能夠通過海外並購最終實現企業價值的增長。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企對外投資的業務領域與目標市場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投資目的地國家既有歐美諸多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如美國、德國、英國，也包括貧困或欠發達國家，如尼日利亞、坦桑尼亞，或是政治動蕩地區，如利比亞;另外，中企對外投資環境也愈發易變、不確定、複雜與模糊，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政治的敏感性和行業壁壘，來自跨國和本地公司的競爭，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帶來的稅收變化以及新興市場匯率巨幅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等方面，這對“走出去”的中企制定與實施全球戰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勝未來的全球化戰略是中企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中國企業在進入全球化發展階段後，需要有成為世界一流跨國公司的戰略願景，並將全球化戰略納入到企業整體戰略中進行通盤考慮;同時，還要克服本土企業“走出去”的盲目沖動與機會主義，才能擁有全局性的認知和規劃。

對於外部環境，如果沒有提前建立戰略信息的收集和溝通渠道，照搬國內發展模式，通常會使企業對海外市場產生信息誤判，與實際脫離;同時，由於缺乏系統的風險評估體系以及對於海外政策的全面了解，中國投資者往往會在合法、合規方面產生過多不必要的成本和風險隱患。

從內部運營來看，大多數中企在全球價值鏈中仍然處於附加值較低的環節，競爭優勢不明顯。隨著國內用工成本的逐年上漲，性價比優勢正在全球範圍逐漸削弱，在未來則更多需要加強創新、營銷與技術方面的核心競爭力。

曾鳴出任湖畔大學教育長：用失敗培養中國企業的全球擔當

  4月17日，阿里巴巴集團宣布曾鳴出任湖畔大學教育長。這位中國最優秀的戰略學教授，將致力於在湖畔大學推行獨特的失敗教育，培養出透明、有責任感、且具備全球化視野的中國企業，以擔當未來30年的世界經濟。曾鳴同時還將擔任阿里巴巴集團學術委員會主席，不再擔任參謀長職務。

  阿里巴巴在宣布曾鳴出任湖畔大學教育長時表示，未來30年，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會在世界擔當巨大的責任，擔當時代的發展，而中國對世界的擔當，無論是經濟還是外交，都離不開強大的經濟支持，中國企業家今天必須要準備好這份擔當。希望未來30年，湖畔大學的學生能夠成為榜樣，未來30年，湖畔大學所誕生的一批真正的企業家，能夠擔負起未來整個世界經濟的擔當。

  曾鳴於1998年獲得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國際商務及戰略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長江商學院和INSEAD。2003年起擔任阿里巴巴集團戰略顧問，2006年正式加入阿里巴巴。曾鳴協助馬雲制訂和完善了阿里的企業戰略，幫助阿里從湖畔花園的創業企業成長為如今3.7萬億體量的龐大經濟體。

  在今年3月湖畔大學第三期開學典禮上馬雲判斷：“未來30年是新企業誕生的30年，未來的企業一定不是今天的企業，我們必須培養一批新的人出來”。從協助馬雲，到幫助中國的創業者，催生未來30年的企業家，就是教育長曾鳴最新的任務。

  曾鳴將研究失敗和失敗教育作為湖畔大學的教學核心。在今年的湖畔課程中，學員們被要求分享自己失敗的經歷，意在以此“構建失敗與新商業文明中企業家精神的橋梁”。通過對失敗教訓的分享和分析，湖畔大學將讓中國企業家和中國企業“更健康”的推動和擔當未來30年的新型全球化進程。

  分享失敗的理念來源於馬雲。馬雲曾說：“所有失敗是最佳的營養，企業越大碰到的困難越大，我不斷去思考別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怎麽跨過去的”。如果有一天馬雲要寫本書，那他會寫“阿里巴巴的1001個失敗”。“阿里巴巴的失敗”，也是曾鳴在湖畔大學上的第一堂課的內容。在湖畔大學的教學理念中，對於中國創業者，阿里巴巴的經驗和教訓首先透明。

  在湖畔大學第三期開學典禮上，湖畔大學的願景被定義為“再過二十年，中國五百強中的CEO，兩百個跟湖畔大學有關系”。這也是曾鳴出任阿里巴巴學術委員會主席、湖畔大學教育長的意義所在。 

  湖畔大學招生剛至第三期。在第三期開學典禮上，曾鳴勉勵創業的湖畔大學，也勉勵由創業者組成的新學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也恰好符合湖畔大學的定位：從湖畔走出的企業家，要能夠擔負起整個世界經濟的擔當。

   湖畔大學創立於2015年，由馬雲、柳傳誌、馮侖、郭廣昌、史玉柱、沈國軍、錢穎一、蔡洪濱、邵曉鋒九名企業家和著名學者發起並擔任首批校董，專註於培養擁有新商業文明時代企業家精神的新一代企業家。湖畔二字，源於馬雲創業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園小區，寓意“記住每一位創業者”。

阿里CEO逍遙子：這兩年的格局與擔當 | 人物

5月10日，一年一度的阿里日，逍遙子(張勇)在杭州的總部園區里分外忙碌，這一天也是他正式就任阿里巴巴集團CEO兩周年的日子。

在同員工家屬見面時，逍遙子高興地宣布了當天的好消息——阿里市值站上了3000億美元大關。“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逍遙子來到阿里已經10年。

兩年前他接任CEO時，阿里股價起起落落。

逍遙子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股價的漲跌，不會讓他在內部產生什麽壓力。“我們不按照股價來運營我們的業務。”他說，“能夠讓別人理解你和看懂你，第一是要把自己做對，第二是要拿到結果。”

阿里和逍遙子這兩年做對了什麽?拿到了什麽結果?

阿里兩年完成蛻變

2015年5月7日，馬雲發表題為《這是年輕人的時代》公開信，宣布阿里巴巴集團將全面把領導權移交給70後。

5個月後，阿里巴巴發布上市後的第一份年報，提出要做蘋果樹，打造第四種“商業基礎設施”，並開始大刀闊斧地布局。如今兩年過去了，阿里最大的改變就是，沒有人再僅僅將其看作電商公司，短短兩年時間，阿里完成了一次蛻變。

逍遙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兩年我們大踏步發展，已經從一個大家所熟悉的電商公司，徹底蛻變為一個以大數據為驅動，以電商、金融、物流、雲計算、文娛為場景，產生數據並且用數據來反哺行業的一家數據公司。”

馬雲對外界這樣描述：“我們在創造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誕生過的，跨邊界、跨時空、跨國界的經濟體。”

讓我們來認識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面貌。

阿里起家的電商業務依然高速發展，2016年交易總額超過3.7萬億，消費者達到5億，預計2020財年交易總額將達到6萬億。

螞蟻、菜鳥作為電商的兩翼已經蛻變成獨立的平臺。螞蟻金服在一年前估值已經達到600億美元，這個超級獨角獸已有取代百度，將BAT變更為ATM的趨勢。目前，菜鳥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物流網絡平臺，每天超過5000萬個包裹“流”過，支撐著中國快遞行業的大半壁江山。

“雲計算業務，在過去幾年中，特別是過去的一年繼續三位數以上的增長，超過100%以上的年增長，雲對於社會的影響，剛剛開始。雲計算業務已經成為阿里巴巴集團新一代的主力業務，已經對未來的阿里五年、十年甚至更長遠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逍遙子表示。

2016年，阿里還完成了對優酷的收購，圍繞著優酷、UC、阿里影業形成一個嶄新的生態——文化娛樂生態，顯示出阿里致力於用科技生產力打造文化娛樂產業新基礎設施的野心。

同時，阿里已經不再局限於中國，它將目光轉向國際市場，頻頻海外布局。

這都是外界能看到的東西。在逍遙子眼里，阿里還有一個重要調整，是外界不知道的。

“過去一年中，阿里內部做了技術性調整，比如明確整個IDC運營的負責人是誰，計算平臺的負責人是誰，還建立起技術，語音、自然語音處理、語意、翻譯等共性基礎能力的研發實驗室。”逍遙子特意解釋說，“這些實驗室是偏研究型的，不是說今天明天做了就要出成果的。”

眾所周知，阿里巴巴是一個以技術為手段去服務商業的公司，偏研發，而非研究。但阿里的這些新實驗室著眼於看未來五年、十年的技術。逍遙子認為，技術團隊不應該只做明天看得見掌聲和火花的事情，技術積累是一個很嚴肅和長期的工作，而不是說大家都是為了明天放個鞭炮，所謂放鞭炮就是做一些立竿見影的項目。

這些未來的技術將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與阿里的商業結合，產生化學反應。

逍遙子最擔心的是，十年、二十年後看阿里巴巴，如果業務還只是剛才那幾個報出名字來的，那就傻掉了。“一定是過幾年能夠有一些新的東西冒出來，而這個東西有些是商業，有些是技術，是商業和技術的結合。”

“我們內部也是個生態，各個業務板塊也是生態，它有一個漲潮期、高峰期，也有一個消退期，是所謂養精蓄銳再整合整合，然後用新一代的技術、思想去重新做這個商業的過程。它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循環。只有這樣，在我的理念里，這個公司才是一個常青的公司。”

這也體現了馬雲對阿里業務“履帶式前進”的規劃，即旗下業務輪流領跑。按照計劃：2017～2019年，由當下已成600億美元估值的超級獨角獸螞蟻金服領跑;2019～2021年則由阿里雲接棒;2021年～2024年，菜鳥將挑頭。

分析師指出，按照目前的增速預測，新財年阿里巴巴GMV有望沖擊“全球前20大經濟體”，到2036財年，阿里巴巴將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

阿里經濟體的本質

面對阿里經濟體，外界看到的多只是龐大的雄心。作為CEO，逍遙子心中的阿里經濟體有怎樣的邏輯?他認為兩點很重要：市場驅動和消費者。

逍遙子說，“我們以前喜歡叫生態，我喜歡把這個話講實了”，其實，阿里經濟體就是一個重新構架的價值鏈，這個價值鏈上有不同參與者，通過分工合作，各自實現自己的商業價值。

在逍遙子看來，雲業務的出現對阿里來說是巨大的機會，讓阿里看到了B端客戶的需求。“這樣整個經濟體的構架就變得非常有意思，一條是2C的主線，一條是2B的主線，中間會形成各自的生態。所謂生態，就是說里面不同的角色互相分工合作，但是這個分工合作是市場機制說了算，沒有人可以用行政命令說你必須和誰合作，它都是一個市場機制演進的東西。”

有了市場驅動這一點，一切都是活的。

在阿里經濟體中，大數據是在價值運轉過程中自然產生的積累，同時數據又被加工使用，回到價值鏈當中，用在自己或者合作夥伴身上。“我們把電商、金融、物流、雲、文娛，都看成各自價值鏈產生數據的商業場景，它既產生數據，又消耗數據，形成一個循環，這就是經濟體的本質，最核心的問題是市場驅動，它是個活的，不為人的意誌左右。”逍遙子對第一財經表示。

阿里經濟體的核心是什麽?逍遙子認為是客戶價值，“這四個字是不會變的，這個經濟體最終能夠運行得好，其實就是客戶價值。”

阿里經濟體正在變得愈加龐大，在做什麽和不做什麽之間，阿里會有怎樣的選擇標準?逍遙子對第一財經說：“我自己總結，阿里進入一個產業在做的事情有個共同特征，就是期望能夠用互聯網的思想和技術去重塑這個行業。它的核心表現是什麽?就是把整個行業的元素數字化以後，讓效率提升，用戶體驗更好。我們在不同行業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一句話，就是把一個行業或產業鏈條數字化。”

在文娛行業，這一點表現的很清楚。

“我們自己間或也參與投資了一兩部電影，但是核心的概念不是說搞了多少部好電影，更多是怎麽去重塑產業鏈，怎麽把產業鏈數字化。”在逍遙子看來，阿里在金融、物流行業都在秉持這種思路，背後的邏輯歸結起來還是那句“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正如阿里在2015年的年報中表述的那樣，“未來阿里提供的服務會是企業繼水、電、土地以外的第四種不可缺失的商務基礎設施資源”。

逍遙子的用人之道

工作之外，逍遙子希望自己在生活上有一些純粹的愛好。

逍遙子喜歡看籃球和足球，骨子里是火箭的球迷。他比較喜歡雷吉·米勒型的球員，一劍封喉。足球喜歡阿森納，周末晚上會看英超，偶爾看看中超。“今年還沒有看過恒大淘寶的球，飛一次就為看場球實在太奢侈。時間太寶貴了。”

逍遙子不想從看球中體悟什麽工作的東西。“看球就看球，總要有自己的一點愛好。”不過，足球和他的工作確實有相通的地方。“基本上我就像個教練一樣，帶著個隊，想11個人怎麽排列組合。”不同的是，阿里這支“球隊”遠超11個人，要複雜千萬倍。

如此龐大的阿里經濟體，工作千頭萬緒，逍遙子如何下手?

首先是確立戰略思想。

“阿里在戰略思想上一直非常清楚，從最早的使命願景，到去年的‘五新’。”可是，“思想是沒法執行的，思想是要轉化成戰略布局，演進成一個戰略的路徑圖，最重要的就是把戰略布局展開，用什麽人做什麽事，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衡量事情的效果”。

“另一方面，集團大了，不同的BU之間怎麽樣形成合力，什麽樣的情況下應該一起幹，什麽樣的情況下應該分開幹，什麽階段應該讓他們單獨跑，什麽階段應該把它糅到一起，這是第二個層面。”

第三個層面，更重要的還是人，就是年輕幹部的選拔、培養，“能夠讓他們擔當更大的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阿里內部，逍遙子反對以新人和老人來區分同事。“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是看味道，是看人的特質。什麽是阿里的味道?第一，這個人必須善良，第二，願意主動先相信別人一點。”

逍遙子一直在文化和人力資源上推動多樣性。“這是我作為CEO對這個公司的責任，也是過去兩年我身體力行的。”他覺得，讓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經歷、不同特質的人在一起，在一個大的舞臺上形成一種連接，這是阿里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

逍遙子找人的方式很特別，“我不太喜歡用‘招人’這個詞，我用‘找人’，我找人很簡單，大家坐下來喝杯茶”，要麽是看中他的潛力，要麽就是已經有非常好的特質，年齡在35～45歲之間。喝茶聊到最後，就一句話，“可能你在原來的地方已經功成名就了，財務自由至少一大部分，但你想不想一起折騰點事情，以後你可以講故事給孫子聽”。

逍遙子培養人的方式也很特別，特別重要的人，先讓他幹助理。“新來的同事，你把他找來，你不能把他扔著不管，你得給他撐把傘，讓他能夠先適應一下環境、土壤、水溫。”

他覺得，阿里這幾年對於整個無線化的成功轉型，正是依靠了原來那批沒有電商基因的同事。他們就是無線化的一代產品經理，他們和PC時代沒有關系，他們就是生於長於無線時代的一批85後。

“阿里最重要的價值觀是味道，而不是形式，關鍵骨子里你是不是簡單真誠，願意去相信這件事情。”

和馬雲很互補的“老逍”

身邊人叫逍遙子“老逍”，老逍稱呼馬雲為“馬老師”。老逍雖然是70後，但“馬老師”只比他大8歲，老逍自己也覺得“其實大不了幾歲”。

2007年逍遙子從盛大來到阿里巴巴，馬雲在西湖邊請新人喝茶聊天，問大家為什麽來阿里。逍遙子說，他已經幹過一個30億美元的CFO了，想幹個300億美元的。他沒想到，自己現在幹的是3000億美元的公司，而且不再是CFO。

發展如此成功，當然就有人來問逍遙子是怎麽設計職業規劃的。這讓他很無語。“這不是規劃得出來的。我很幸運，其實從來沒有想過做阿里的CEO。今天既然在這個位置上，第一個是感恩，第二是責任。”

逍遙子和馬雲性格不同，但很互補，星座也是。

馬雲思想上非常活躍，停不下來，物理空間上也很活躍，在外面跑的時間很多。“像今年他自己說，一年光飛行時間就800多個小時，那再加上落地的時間，大量的時間在外面。”財務出身的逍遙子相比之下要安靜很多，即使在杭州工作10年，熟悉的也只有阿里園區附近。

在外面過上兩三個禮拜甚至一個多月的話，馬雲就會在杭州待上幾天。每次回來，逍遙子就和馬雲提前約好，兩個人坐下來單聊，通常一開始說要聊兩三個小時，最後可能會聊到三四個小時。不一定非要說業務，聊的都是碎片化的東西。“要在業務和思想上對個焦。”逍遙子覺得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馬雲的天馬行空給阿里帶來的是巨大價值，因為從日常的事務中跳出去了，所以能夠俯視一些東西。逍遙子的比喻是，“馬老師”有點像外星人在俯視地球的感覺。

“我們要做好今天，這是肯定的，因為機會已經很多了，也已經布了很大的局，其實還是不錯的局，但是核心是你要站在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遠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麽變化，看互聯網會發生什麽變化。”這些，馬雲從日常管理中跳出去會做得更好。

逍遙子和馬雲也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不過沒有想象中的劍拔弩張，逍遙子不是那種火爆型的性格。有一次馬雲甚至忍不住問他，說好像沒有看到他發過火。

其實，逍遙子也有發火和焦慮的時候。對不同意見，逍遙子一般是先聽，把觀點講清楚，過一段再說。因為有些事情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爭是爭不清楚的。

馬雲開會愛打太極拳，逍遙子開會則喜歡圍著桌子溜達，一天坐12個小時受不了。之前，壓力大的時候逍遙子喜歡關門在屋子里一個人抽煙，現在抽得少了，畢竟不能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在公司內網上，逍遙子被認同最多的那個標簽是“既聰明又勤奮”，這是員工自發為他標註的標簽。

逍遙子很忙，計劃都得提前三周安排，事情和問題太多，但他說問題再多也不愁。“這麽大的公司，每天都有解決不完的問題，如果被這個問題愁死了，其實對解決問題一點好處都沒有。見招拆招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要跳出來，不是問題追著你，是你追著問題，就是你認為最重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在這上面可能時間管理變得非常重要。”

談起這幾年的改變，他覺得自己多了一些冒險精神和擔當，“要善於做不完美的決定。”

逍遙子很佩服馬雲的演講能力，前幾年，他還想著怎麽去學，後來一琢磨，發現學不會，有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的，還是要按照自己擅長的方式去做事。

現在，身邊工作人員也不給他寫講話稿，而是逍遙子自己想好要講幾點。講完後一整理，就是一篇稿子。

有時候，痕跡在每個人身上都很難抹去。阿里CEO已經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方式，並且遊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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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大公司的“大”是責任大擔當大

5月27日，在貴陽數博會“大數據助力精準扶貧”高端對話環節，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分享阿里巴巴參與全面脫貧攻堅的心得。他表示，希望更多的人特別是阿里巴巴員工參與到這場“脫貧攻堅戰”。

“大公司的’大’不是利潤大、收入大、市場份額大，而是責任大、擔當大，人們希望你能擔當更多的責任，希望你能做更多的事情。”馬雲表示，中央提出“全面脫貧”的目標，並且設定了時間表，“我覺得這個任務之大、之艱巨、之偉大、之意義深遠，是本世紀最了不起的一個創舉。”

“扶貧、脫貧和致富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扶貧給人以魚，脫貧則是授人以漁，致富是給大家造魚池、造魚塘。”馬雲說，貧窮不是因為農民不努力，而是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沒有完美的結合。出現貧困縣不是因為貧困縣不努力，而是發展模式沒有跟上。

在馬雲看來，貧困問題要從源頭解決，特別是教育的不平衡醫療健康資源的不充分。過去的聯產責任承包制，解決了土地上種出來的東西屬於誰的問題，今天借助大數據、互聯網技術可以解決土地上種出來的東西賣給誰的問題，讓土地增值，農民覺得土地有利可圖才會回到土地。

馬雲表示，公司越大，意味著責任越大，人們的期待也越高。“希望更多的人參與脫貧和扶貧，更多的阿里巴巴的員工參與進來，只有我們自己的員工參與這些，從公益中體驗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什麽、要什麽和放棄什麽。”

在貴陽數博會上，阿里巴巴宣布將在投入100億脫貧基金的基礎上，撬動經濟體的力量，通過技術支持，最終帶來價值1000億乃至10000億的脫貧效應。

馬雲認為，貴陽大力發展高科技、大力發展數據產業，實際上保護了綠水青山，同時給我們貧困的地區看到了無限的希望。“這也是我們脫貧和扶貧最大的希望所在，脫貧是給人以希望，而不僅僅給人以錢財。”

地鐵辦得早建設走得慢 天津軌交集團負責人不作為不擔當雙雙被免

作為全國第二個開始修建地鐵和城區人口規模位居第五的大城市，近年來天津地鐵發展較為緩慢，目前通車里程僅位居全國第十。

里程僅位居全國第10

根據《天津日報》報道，近日，天津市委決定對在工作中存在不作為不擔當問題的3名市管企業領導人員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原董事長苗玉剛，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原總經理劉玉琦，雙雙因不作為不擔當問題被問責，並免去相關職務。

正是因為不作為不擔當，導致了天津軌道交通集團主業發展緩慢，與其他城市相比，地鐵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均有明顯差距。

這種差距有多大？可以從幾個維度來看。根據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統計，2017年天津軌交通車里程為175公里，位居全國第十，僅相當於北京、上海的四分之一，廣州、南京的一半左右。與深圳、成都、重慶、武漢等城市也有較大的差距。

截至目前，天津共開通運營5條線路，而廣州、深圳、南京、成都、重慶、武漢的開通運營線路分別為13條、8條、10條、6條、8條和7條。進入新世紀後才開始修建地鐵的成都、武漢等城市已經將天津甩在了身後。

在日均客流量方面，天津僅有96萬人次，僅相當於北上廣的零頭，不到武漢、成都、南京等城市的一半。由於線路少、覆蓋面小，間隔大、設站不合理等因素，天津地鐵的客流量受到較大影響。

要知道，天津可是我國第二個地鐵通車的城市， 1984年天津正式開通地鐵，比上海還早。另外，在城市人口規模方面，天津2016年中心城區人口達到了940萬，僅次於北上廣深，是我國第五大城市。現有的城軌通車里程與天津自身的城市人口體量和城市發展要求都不相匹配。

廣州一位城市軌道系統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天津軌交這些年的發展確實較為保守，少有亮點 ，無論是現在行業內大力推進的“互聯網+”，還是在軌道+物業模式、地鐵商圈的開發打造方面，天津軌交的進展都比較緩慢。

“現在我們出去同行考察，都是選擇到北上深、南京、杭州等地，但很少有到天津去的。”該人士說。

在天津市委對原董事長苗玉剛的問責內容中提及，他 “工作上推拖等靠，守攤守成，缺乏擔當意識。企業意識淡漠，遇事推著走，思維觀念僵化落後，沒有積極闖市場、以我為主靈活配置資源的魄力，沒有及時利用新的融資方式加快我市軌道交通建設，錯失發展良機。”

在對原總經理劉玉琦的問責中也提到，“幹事創業積極進取精神不足，思想不解放，缺乏擔當意識，工作浮於表面。”“習慣於工作推著走，缺乏超前謀劃和總體統籌，項目建設周期不斷延長，建設費用急劇擴大；軌道運營管理不善，成本控制不力，資源利用效益差，沒有盤活優質地鐵資源。”

多地加快城軌建設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暫停一年後，國家發改委上月重啟了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審批。總投資787.32億元的長春市第三期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總投資約950億元的蘇州市城市軌道交通第三期建設規劃（2018～2023年），先後於近期獲得審批。

在城軌審批重啟後，各地地鐵規劃編制、報批和建設的步伐加快推進。目前包括杭州、濟南等多地都在加快推進新一輪的地鐵規劃和建設。

杭州市以“軌道上的杭州”為發展總目標，杭州市規劃局正在加快推進新一輪杭州市軌道交通線網規劃編制。文章提及，杭州要圍繞“進一步加密中心區軌道覆蓋、強化外圍重點地區軌道引導”的主線，結合杭州市實際初步測算新一輪軌道線網規模為總長1000～1200公里。

與此同時，目前包括合肥、西安、武漢、成都等城市新一輪的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已經上報待批。例如，8月5日至7日，四川省發改委組織召開了成都市城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2019-2025年）專家初審會，成都市城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順利通過初審。

武漢地鐵集團7月在“武漢市民留言板”回複稱，武漢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已上報待批。上報的第四期規劃包含6號線二期、8號線三期、11號線漢陽段、11號線葛店段、12號線、16號線、19號線、21號線二期、前川線、新港線。

加大大城市的地鐵建設，也是當前我國基建補短板的一個重要方向。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強調，要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增強創新力、發展新動能，打通去產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業成本。

加快一二線大城市城市軌道交通的打造，有利於一方面可以滿足這些城市人民群眾的日常出行需求，緩解路面交通擁堵狀況。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認為，城市軌道交通猶如一個人的身體，有幾根流暢的高速運轉的動脈，而一般的街道只是毛細血管。“直徑50公里的城市，如果沒有這種快速交通，其運營成本就會特別高。”

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加快疏解中心區，將人口引導到近郊區和衛星城，促進城市結構的優化布局，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從而加快大都市圈的打造和升級，在新一輪的城市競爭中占據先機。

根據《天津市軌道交通線網規劃（2012-2020年）》，天津市域內構建市域線與城區線兩級線網，2020年總規模約686公里，軌道交通占整個公共交通的分擔比例將達到40%以上，充分發揮公共交通主骨架作用。

若按此規劃，未來幾年，天津軌道交通建設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天津軌交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雙雙被免，也表明了天津加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打造“軌道上的天津”的緊迫感。未來天津的地鐵建設有望加速推進。

責編：汪時鋒

多地掀“不擔當不作為”問責風暴：天津半年問責1404人

近日，天津軌道交通集團公司董事長苗玉剛、總經理劉玉琦雙雙被免職，原因是相關負責人不擔當不作為，該集團主業發展緩慢，融資意識弱，與其他城市相比，地鐵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均有明顯差距。

這是天津整治不擔當不作為的一個縮影。

去年以來，天津在全市深入開展不擔當不作為問題專項治理。今年3月，為深化專項治理成果，天津市開展不擔當不作為問題專項治理三年行動，以治庸治懶治無為的疾風厲勢向不擔當不作為宣戰。

天津市紀委監委稱，根治不擔當不作為頑疾必須用好問責利劍，敢抓敢管敢問責，對“占著位子、頂著帽子、混著日子、擺著樣子”的“堂上木偶”來一場“問責風暴”。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共查處不擔當不作為問題1017起，問責1404人，其中給予黨紀處分317人，政務處分133人，組織處理62人，誡勉223人。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不只是天津，杭州、雲南等地也對不擔當不作為不落實等行為進行了嚴肅查處和問責，在當地掀起了問責風暴。

杭州深化“不擔當、不作為、不落實”問題整治，強化線索移送辦理，加大追責問責力度，嚴查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等突出問題。今年1至6月，杭州全市累計查處“不擔當、不作為、不落實”相關問題240起，處理362人，黨紀政務處分25人。

日前，雲南省昆明市東川區委對“慵懶散滑貪”專項整治活動中，照抄照搬其他單位活動實施方案、“拿來主義”的責任人區政協副主席、區政協辦公室主任進行批評教育，要求全區幹部引以為戒。

自2016年起，雲南自上而下開展堅決糾正和防止“不作為、亂作為”集中整治，緊盯“不會為”“懶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問題，圍繞脫貧攻堅、旅遊市場秩序整治、“五網”建設、防汛工作等重點任務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紀律檢查。2017年，聚焦幹部作風方面影響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全省共問責失職失責問題2967個，問責394個單位、4446人，其中廳級幹部59人、縣處級幹部526人。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加強官員問責，是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法治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官員樹立正確政績觀、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內容。

吳琦認為，當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不擔當、不作為、不落實等問題，既與官員自身的素質和能力有關，也與行政權責不匹配、官員考核評價機制不完善有關。

吳琦說，進一步加強官員問責，要以樹立正確政績觀為導向，強化行政問責制度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一方面完善官員的考核評價機制，制定行政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與負面清單，促進官員改變理念、調整心態、重塑形象。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切實提升官員的素質和能力，給予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的官員一定的試錯、容錯空間。”吳琦說。

責編：汪時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