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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鋁前高管是如何“吃里扒外”的：進口壟斷權換了高球卡與別墅

不受監督的特權，就像高速行駛的汽車卻遭遇剎車失靈，最終難免車毀人亡。

在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鋁業”，601600.SH)原副總裁、中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中鋁國貿”)原總經理李東光(正廳級)的人生履歷中，權力與尋租相伴相生，直至其鋃鐺入獄。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獲得的李東光的生效判決書顯示，對其的七宗受賄指控，全部與特權關聯。

自2002年開始，中國政府對氧化鋁的進口實行調控，只有中國鋁業公司(下稱“中鋁”)、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兩家央企和其他六家地方企業，擁有氧化鋁的一般貿易進口資格。國內其他企業要想獲得氧化鋁資源，只有兩個途徑：從上述8家企業直接購買或者委托它們代理進口，抑或依托與有進口權公司關系密切的中間代理商采購。

2005年之後，擁有進口資格的企業變為20家，但限制依舊嚴格。直至2013年7月，氧化鋁進口限制政策才放寬為對氧化鋁自動進口許可證實行網上申領。

正是在這十余年間，尤其在氧化鋁供應緊張的幾年里，諸如中鋁等企業一些擁有話語權的高管，借此特權大規模尋租。這也是李東光(正廳級)、中鋁原總經理孫兆學(副部級)等人先後被查的根源。

2015年年底，李東光因受賄罪，被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涉案金額近1795萬元。2016年年初，在法定期限屆滿前，李東光未提出上訴。

由於連年虧損，中鋁曾一度被稱為“央企虧損王”：中國鋁業2014年年報顯示，其當年巨虧162億元，也打破了此前A股公司的虧損紀錄。2015年中央第十三巡視組對中鋁進行了專項巡視。巡視組指出，中鋁利益輸送問題嚴重，一些領導人員內外勾結、吃里扒外。

李東光案首次將這一央企內存在的貪腐及典型權力尋租方式曝光。

在向李東光的行賄名單中，有兩家企業值得關註：其一，曾向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巨額行賄的山東南山集團再次現身;其二，曾向“貴州首虎”、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行賄的鋁業大鱷——上海雙牌鋁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超懿也出現在其中。

李東光“權力的遊戲”

2001年中鋁成立。同年中國鋁業成立，中鋁為控股股東。有關司法文書顯示，中國鋁業成立之初，中鋁持股比例為95.92%;2001年12月，中鋁持股比例變為44.35%;至2014年9月，持股比例降低到38.56%。

中鋁國貿原為中鋁的全資子公司。2004年6月，中鋁將中鋁國貿的股份轉讓給中國鋁業，中國鋁業在中鋁國貿持股比例為81%。

2001年中鋁設立之初有九個部門，其中之一是市場貿易部。中國鋁業則有10個職能部室，營銷部為其中之一。按照中鋁和中國鋁業內部規定，中國鋁業的營銷部與中鋁的市場貿易部為兩塊牌子一班人馬，前者實際上承擔著後者的所有職能，負責中鋁所有產品的銷售工作。

中鋁國貿以代理方式負責中鋁整體的進出口業務。

1960年出生的李東光，是河南汲縣人，畢業於鞍山鋼鐵學院冶金機械專業。2001年3月，剛過不惑之年的李東光被任命為中鋁國貿的副總經理。2004年，他升任中鋁國貿總經理，同時被任命為中鋁市場貿易部主任即中國鋁業營銷部總經理。

2013年5月，李東光被任命為中國鋁業副總裁，兼任中鋁國貿總經理。

半年之後的2013年11月19日，中國鋁業發布公告稱，李東光因個人原因接受有關部門調查。據了解，次日，河北省滄州市公安局以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將李東光刑事拘留。當年12月15日，司法機關以受賄罪將其逮捕，並關押至當地的青縣看守所。

知情人介紹說，李東光的權力在中鋁體系內非常之大，尤其是氧化鋁的營銷采購方面。一般而言，有氧化鋁需求的公司需要自下而上層層審批，先向中國鋁業的下屬公司提出供貨申請，下屬公司定出供應量後報中國鋁業營銷部下屬的氧化鋁處，氧化鋁處複核審批後上報到營銷部副總經理，副總經理審批同意再報到總經理即李東光處。

實際上，最終決定權在李東光一人手中，而他往往會主動安排下屬對有關系公司的需求予以解決，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更加無法監督。

按照中國鋁業內部流程，長期和年度的需求合同需要報中國鋁業總裁辦審批，但李東光仍然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而對於臨時追加的合同，則只需要李東光一人就可拍板。

在氧化鋁進口限制期間及氧化鋁需求過剩的當口，李東光手中的權力被放大。知情人說，可能因為他的一句話，很多需求企業便可獲得豐厚的利潤。

雖然擁有先天的政策優勢，但是作為央企，作為國內經營鋁業的龍頭企業，中鋁長期虧損的局面難以得到扭轉，一度排名央企虧損名單首位。究其原因，不僅在於鋁業產能過剩，更在於中鋁經營管理不善，甚至是吃里扒外。

在李東光被查一年後，2014年9月15日，中紀委宣布，時任中鋁二把手的總經理孫兆學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曾有媒體報道稱，孫兆學與李東光之間存在利益輸送。但在李東光案司法文書中，未出現其與孫兆學的利益輸送行為。2014年12月23日，中紀委通報稱，經查，孫兆學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牟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奸。依據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孫兆學開除黨籍處分;由監察部報請國務院批準給予其行政開除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當年12月底，最高檢發布消息，孫兆學案已進入偵查階段。

根據孫兆學的簡歷，其除了中國鋁業原總經理的職務外，還擔任過中國黃金集團總經理，並在山西有22年的工作經歷。截至目前，官方尚未發布孫兆學案的具體案情。

在孫兆學、李東光被調查後，2015年6月30日至8月30日，中央第十三巡視組對中鋁進行專項巡視。10月18日，中央巡視組向中鋁反饋了巡視意見。巡視組指出，中鋁存在管黨治黨不嚴、不守規矩等問題，導致企業正氣不張。頂風違紀時有發生。部分領導人員存在公款旅遊、超標準接待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違規決策、管理不善，造成國有資產流損失。利益輸送問題嚴重，一些領導人員內外勾結、吃里扒外。

中紀委發布巡視意見後不久，中國鋁業進行了新一輪的人事調整，中國鋁業總裁羅建川辭職;副總裁、財務總監謝尉誌，監事張占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時亨也相繼離職，其中張占魁與馬時亨原本終止任期時間均為2016年6月30日。

司法文書已證實，李東光在中鋁任職期間，存在權力尋租，接受了相關企業的巨額利益輸送。一些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巡視組反饋的中鋁一些領導人員內外勾結、吃里扒外，也與李東光有關。

頂風違紀打高爾夫球

多名熟悉李東光的人士介紹，他最大的愛好就是打高爾夫球。長期在北京任職，李東光成為京城周邊多家高爾夫球場的知名常客。

李東光不但自費去打高爾夫球，還曾動用公款。2015年7月，中鋁公開通報了2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例，第一起即為李東光公款組織旅遊、打高爾夫球。通報稱，2012年12月10日至13日和2013年8月21日至23日，中鋁國貿借舉行會議之機，分別組織公款旅遊、娛樂演出、高爾夫球比賽，並發放高檔紀念品，共花費276.81萬元。中鋁國貿的三名高管受到嚴厲處分。此外，由於李東光已經落馬，且案件已經開庭審理，中鋁對此予以合並處理，對李東光作出開除黨籍、解除勞動合同的處分。

十八大後，中央八項規定出臺，違法違紀案例定期被曝光。前述人士說，即使在這一背景下，李東光依舊癡迷於高爾夫球。一些與其有工作交往的人投其所好，送給他價值不菲的高爾夫球會員卡。

司法文書顯示，2008年上半年，北京中煤順通國際煤炭銷售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曉斌找到李東光，提出準備以長期合同的方式從中國鋁業下屬的晉北鋁業采購氧化鋁，為了獲得一個穩定的銷售渠道，希望能與中鋁國貿簽訂長期的銷售合同。李東光研究後稱，這一合作對於中鋁國貿的業務也有好處，於是在一次公司例會上提出，這一合作可以進行，由公司主管副總經理具體安排。2008年6月、12月，中鋁國貿與中煤順通公司簽訂了三份合同，袁曉斌提出的合作得以實現。

在雙方洽談合作期間，袁曉斌得知李東光打高爾夫球這一“雅好”，安排下屬王某花費37萬元，辦理了一張疊泉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會員卡。王某在李東光辦公室將這張會員卡送出。2010年夏天，為了繼續搞好關系，袁曉斌得知李東光在北京海澱區萬柳高爾夫俱樂部也辦有會員卡，於是用自己的信用卡為這張會員卡充值10萬元。

同樣因為氧化鋁業務的需求，鑫恒集團董事長楊毅為李東光在萬柳高爾夫俱樂部辦理了價值35萬元的會員卡;雙牌鋁業董事長曾超懿亦曾為其在海南辦理高爾夫會員卡。

南山集團再上行賄名單

在向李東光利益輸送的人員中，不乏業內知名企業。司法文書顯示，山東南山集團也出現在向李東光行賄的名單內。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顯示，在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受賄案中，南山集團及其董事長宋作文成為劉鐵男最重要的行賄人之一，總計行賄金額754萬元。

2005年下半年開始，全國氧化鋁供應十分緊張，貨源緊俏。國內大量鋁業企業絞盡腦汁尋找貨源。南山集團涉及的產業領域廣泛，鋁業市場也是其發展重點之一。南山集團分管工業企業的總經理程某稱，由於氧化鋁供應緊張，當時該集團的電解鋁廠甚至面臨停產。得知中鋁國貿掌握著氧化鋁進口許可證，程某與公司另一高管找到李東光，懇求他幫忙協調。

為了能盡快辦成此事，程某向宋作文請示，希望能批準給李東光送些錢。宋作文批準後，給李東光送錢的事情由程某具體執行。程某先後通過南山集團財務部門，為李東光辦理了三張銀行卡，卡內金額分別為2萬元、10萬元、30萬元。

2006年3月到5月，程某三次在李東光辦公室談幫忙聯系氧化鋁貨源事宜，臨走時給李東光留下一兜禮品，其中包括裝在信封中的銀行卡。之後，李東光沒有退還這三張銀行卡，其中2萬元及10萬元的銀行卡一直放在家中，未曾使用。

收了南山集團送來的“禮物”，李東光高度重視起這一業務。2006年5月，他指示公司主管副總經理，要求盡快從國外渠道進口氧化鋁，以最快速度給南山集團供貨。李東光特別提出，進口這批氧化鋁時，只要不賠錢就行。近一個月時間內，南山集團需要的氧化鋁從國外運回。中鋁國貿與南山集團下屬的鋁業企業簽訂合同，向其供應了5萬噸砂狀冶金一級品氧化鋁。這一供貨解了南山集團的燃眉之急。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一些鋁業企業界人士處獲悉，2005年到2006年的這次氧化鋁供應緊張情況，成為該行業的一個小分水嶺。一些沒有渠道搞定氧化鋁貨源的中小鋁業企業因此虧損或倒閉;而一些有渠道拿到氧化鋁貨源的鋁業公司借此機會獲利頗豐，甚至變為業界大鱷。

800萬元別墅的虛假退房

除了南山集團，另一鋁業大鱷——雙牌鋁業法定代表人曾超懿也出現在向李東光行賄的名單中。曾超懿還曾向“貴州首虎”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行賄。

陜西省西安市檢察院指控，2006年上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廖少華接受貴州省安順黃果樹鋁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佐橋、雙牌鋁業法定代表人曾超懿請托，為兩公司投資建設氫氧化鋁生產項目提供幫助。其間，廖少華先後4次在辦公室分別收受曾佐橋、曾超懿給予的人民幣100萬元。曾超懿是曾佐橋的侄子。

曾超懿與李東光大約在2004年相識，雙牌鋁業的主要業務是購買氧化鋁原料和銷售鋁錠，氧化鋁原料需要從中國鋁業及其下屬公司購買，同時將生產的鋁錠再銷售給中鋁國貿。李東光與曾超懿認識後，相處愉快，曾超懿也認為李東光一直很照顧雙牌鋁業。

在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上半年，全國氧化鋁供應緊張期間，曾超懿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生產經營壓力。此時，他希望李東光這位“好友”能在采購氧化鋁方面幫上忙。

李東光表示，當時中國鋁業控制的氧化鋁確實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在近一年時間內，在李東光的安排下，中國鋁業與雙牌鋁業簽訂了三份氧化鋁供應合同，向雙牌鋁業供應了8.6萬噸氧化鋁。

中國鋁業氧化鋁處負責人證實，雖然雙牌鋁業是中國鋁業的長期客戶，但這三份合同全部是由李東光批準後簽訂的，屬於不太正常的現象。

曾超懿對於李東光的幫助心存感激，他最終將其變為實際行動。2009年夏天，李東光受曾超懿邀請前往海南。在此之前，曾超懿就向李東光提出，一起在海南買房。此次一起來到海南，李東光和曾超懿選中了三亞市清水灣的金色果嶺別墅區，李東光挑了一套300多平方米的別墅，“我現在手頭比較緊張，你先幫我墊一下房款，但這事不要跟別人說。”曾超懿心領神會。

金色果嶺別墅由雅居樂地產控股有限公司開發，位於三亞市陵水縣，距離海灘僅兩三公里，風景怡人。

買房期間，曾超懿還得知，辦理這個別墅區的高爾夫球會員卡可折抵房款，於是花費20.8萬元為李東光辦理了一張高爾夫球卡。這一別墅總計房款達794萬余元，全部由曾支付，房子最終登記在李東光妻子名下。

多名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李東光每年秋冬季都會抽時間到這棟豪宅度假，高爾夫球活動更是保留項目。

2013年9月，自感可能被查的李東光突然找到曾超懿，表示要將這一豪宅退還給他，“現在風聲緊，我有可能被調查，房子退給你”。曾超懿雖然接受了這一提議，但他認為，李東光並不是真心要退還。隨後，曾超懿安排妻子李某寫了一份代持協議，協議內容為代持期間房屋所有權仍然屬於甲方(甲方處空白，未填寫姓名)，李某應配合甲方辦理有關這一房產所涉及的各類事項。甲方認為條件成熟時，可以隨時要求恢複行使房屋的所有權。

2013年11月14日，在雙方辦理房屋過戶時，曾超懿將這份代持協議交給李東光，李東光簡單看了看就將協議收下。大約一周後，李東光即被調查。

除了上述受賄事實，李東光最大一筆受賄款金額達842.5萬元。這筆受賄款依然與氧化鋁購銷有關。

在氧化鋁進口主體資格受限制期間，中間商成為“沒有直接關系”的需求企業采購氧化鋁的主要渠道之一。

2002年，李東光結識了珠海鴻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顏鐵軍。當時顏鐵軍告訴李東光，他的公司作為代理，替四川廣元一家鋁業公司采購氧化鋁，希望在業務上能得到李東光的幫助。李東光給了顏鐵軍一些現貨合同。

依然是在2005年下半年開始的氧化鋁供應緊張期間，已經與李東光熟識的顏鐵軍再次找到李東光，提出應該抓住這次機會，想辦法替其采購，鴻帆公司就能多賺代理費，他可以分出一些利潤。經過商談，李東光與顏鐵軍將“好處費”的比例定為20%。

在李東光的安排下，中國鋁業、中鋁國貿和鴻帆公司、四川某鋁業企業簽訂了多筆采購合同。在合同執行前，中國鋁業還和鴻帆公司、上述四川鋁企專門簽訂三方協議，約定由鴻帆公司同時代理上述四川鋁企與中國鋁業結算貨款。僅在2005年到2007年的兩年時間內，鴻帆公司共從這一代理業務中獲得利潤4658.01萬元。

顏鐵軍自然沒有忘記對李東光的承諾。

司法文書顯示，從2006年7月開始，到2008年12月，顏鐵軍指示公司財務部門5次給李東光匯款，單筆最大金額250萬元，最少一次也有80萬元。顏鐵軍支付李東光的“好處費”總計842.5萬元。

在李東光和孫兆學先後被查、李東光案宣判，以及中國鋁業部分高管人事調整之後，中鋁也進行了內部改革，大規模淘汰劣質資產。2015年年報及2016年一季報顯示，中國鋁業終於擺脫了“虧損王”的帽子。今年一季度，實現盈利1900余萬元。

而中鋁是否能根除中紀委直指其存在的“吃里扒外”現象，不僅僅要在企業經營上做文章，更為重要的是，在其上層監管層面，需要繼續剔除特權與“一言堂”，在其公司內部盡快全面建立健全對審批權的監督管理機制。

摩拜：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屬誤會 因換了大辦公室

據中新網3月13日報道，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摩拜科技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摩拜單車稱，這是由於公司搬遷後正在進行註冊地址的工商變更，不會對業務造成實質性影響，用戶可以放心騎車。

圖片來源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摩拜科技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因為其“通過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無法取得聯系”，列入日期為2017年3月7日，做出決定機關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澱分局，摩拜單車相關負責人表示，這是由於公司正在搬遷到位於一座面積更大的新辦公室，而相關的註冊地址工商變更手續也在同步進行中。“這項程序性的工作預計很快就會完成，公司運轉一切正常，不會對用戶造成實質性影響。”

據透露，摩拜單車此前在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768園區辦公。隨著公司業務的快速成長和員工人數的增多，摩拜單車今年1月選定了一處寫字樓作為新辦公室，使用面積是舊辦公地點的數倍，相關搬遷工作正在進行中。

5年換了3任CEO，萬達電商的賭約和敗局

AI財經社 2017-05-09 14:43

來源 | 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

文 | 陳芳 

在線下和線上越來越需要擁抱的今天，萬達電商的默默無聞不禁讓人嘆息。

5年換了三任CEO，王健林並沒有給他們試錯的機會，萬達電商的發展方向也幾經更替，巨頭聯盟“騰百萬”（騰訊、百度、萬達）又悄然解散，最終還告別了“電商”這兩個字。

含著“金鑰匙”出生的萬達電商為何發展艱難？近日，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與萬達電商曾經的掌管者們進行了深度長談，希望能揭開背後的真正原因。

 賭註下的投入

萬達電商5歲了，5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對於日新月異的電商業，卻經歷了太多：阿里巴巴美國上市，造就了全球市值第一的電商公司；騰訊放棄自有電商，轉而扶持京東……萬達電商同樣經歷了很多，卻是頗為坎坷的歷程。

5年時間萬達電商換了三任CEO，最長的龔義濤任期也只有2年，最短的董策還不到一年，第三任李進嶺一年。

2012年萬達宣布要做電商時，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只是確定要做，但對於怎麽做卻是一張白紙。談及在萬達的那段日子，龔義濤告訴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我是光桿司令去的。最初的3個月什麽都沒做，主要是確定萬達電商要做什麽，過了半年才開始成立公司招人。”

在萬達電商的投入上，最初王健林給的預算是3.5億元，但一場賭約讓王健林變得更豪爽。2012年度“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現場頒獎對話中，王健林和馬雲就電商和實體打了一個億的賭約，次日早晨他就將電商的預算翻了三倍，直接漲到了10億元。但不缺錢、不缺資源的萬達電商，從0到1走得卻並不順利。

龔義濤初去萬達時，不僅時常要和王健林溝通萬達電商發展的方向，還要不斷解釋一家電商公司需要怎樣的人才架構。龔義濤回憶說：“最初萬達的人對產品經理沒有概念，我要和他們解釋，產品經理是幹什麽的。”

經過大半年的思索、溝通、協調後，萬達電商的商業模式逐漸清晰。當時萬達電商的發展核心不是做交易，不是購物，而是為萬達內部服務，提升萬達商業地產的價值，核心是抓用戶和數據。當初的計劃是提升萬達資產價值9%，也就是900億元，這已經是非常可觀的數字。

按照這一邏輯，龔義濤一邊招人一邊開幹，並在2012年底上線了第一版，但效果並不令人滿意，這個網站最終與公眾見面是一年以後。2013年12月，萬達電商首次以萬匯網的身份對外亮相，該網站定位萬達廣場的O2O智能電子商務平臺，不提供實物在線購買服務，只為用戶提供萬達廣場最新的活動資訊、商家導購、優惠打折等服務。

為了構建O2O平臺，實現線下的互聯網化。萬達也展現出了“不差錢”的一面，免費為全國各地萬達廣場升級改造Wi-Fi，為購物中心的信息化埋單。似乎一切都在有序進行，但隨著龔義濤2014年4月離開後，萬匯網逐漸成了萬達的棄子。

雖然龔義濤一直沒有透露他離開萬達的真正原因，但從萬達出來後他照搬了在萬達的那套經營思路創辦了智慧商圈，可以看出選擇離開他有著諸多的無奈。

“騰百萬”的悄然解散

龔義濤離職後，萬達馬不停蹄地繼續找CEO，用時3個月高薪挖來了原佳品網COO、苗聯網CEO董策。在萬達電商的三任CEO中，董策在任的時間最短，但卻是萬達電商最高調的時期。

2014年7月走馬上任的董策，在次月就迎來了萬達電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合作。當年8月29日，王健林拉來了馬雲的競爭對手百度CEO李彥宏、騰訊CEO馬化騰，高調宣布三家五年要出資200億元，設立萬達電子商務公司，組建“騰百萬”構建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新商業模式。其中，萬達持股70%，百度和騰訊各持15%。

2014年8月29日，萬達集團、百度、騰訊在深圳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宣布共同出資在香港註冊成立萬達電子商務公司。李彥宏、王健林、馬化騰共同出席了簽約儀式。 圖/CFP

“騰百萬”由董策掌管，當天的發布會也是董策首次對外亮相。但是，從董策入職僅一個月的時間看，這麽大的合作顯然不是董策主導的，他只是這個合作構想的落地執行者。

董策表示，萬達擁有全球最大的線下商業平臺，通過與百度、騰訊兩大巨頭合作，萬達電商將成為全球最大的O2O電商平臺。當天，他還透露，萬達電商已註冊一個很酷的新名字，將在萬達電商全面上線之日公布。

這一發聲意味著，董策棄用了萬匯網，他口中很酷的飛凡網則到2015年3月底才進入試運營階段，“騰百萬”最終用飛凡網進行了落地，定位高科技智慧生活O2O開放式電商平臺。

不同於萬匯網，飛凡網希望打通百度和騰訊兩大巨頭的線上資源，來為線下服務。其中，一個更大的轉變是，飛凡網不僅為萬達的線下商業挖潛，而是開放對接更多的外部商場。

雖然飛凡網希望騰訊和百度貢獻微信和搜索等線上資源，但當其上線的時候，兩家公司的產品部門發現，飛凡網的產品太差，無法對接，這種線上導流的設想未能實現。2016年7月“騰百萬”也悄然解散。

飛凡網上線沒多久後，董策卻突然離職了。2015年6月3日晚，董策以照顧家人為由辭職，而原本次日他應該出現在“飛凡電商媒體溝通會”上。董策離職後，萬達用時8個月才從芒果網挖來了第三任CEO李進嶺。

李進嶺進入萬達雖然沒有棄用飛凡網的名字，但是萬達電商的發展已經不同於董時期。接近李進嶺的人士告訴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李的思路是，萬達電商不應該是別人做什麽就做什麽，他想創造一個剛性場景，把全國所有商業、寫字樓的停車場全部收了，讓停車全部實現線上支付，形成自己的支付體系，將微信、支付寶阻擋在門外。因此投資ETCP就是落實的第一步。”

2016年8月1日在滴滴和優步合並的同一天，飛凡網用7億元投資了智慧停車公司ETCP。當時，李進嶺表示，ETCP將為飛凡提供全套智慧停車解決方案，並與會員體系、積分體系對接，利用車主畫像，提供更加精準的服務，優化用戶體驗。

不過，僅僅一年之後的2017年2月份，李進嶺就黯然離職，他的構想也就此中斷。李的離職至今仍然是個謎，了解此事的人表示，李進嶺走後，萬達集團和他打了“招呼”，囑托他不要對外談及此事。

就在萬達為電商頻繁換人調整戰略之際，中國電商業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電商銷量年年創新高，京東和阿里巴巴相繼在美國上市。聚美優品等一些垂直電商也快速崛起，而同樣是傳統企業的蘇寧電器，更是將蘇寧雲商做得風生水起。而反觀萬達電商卻一直未見實績。

誰是真正的CEO？

三任CEO離職後均沒有對外表明離職的真正原因。但是，王健林卻罕見地對董策的離職表達了自己的不滿，這在三任CEO中是絕無僅有的。

2015年6月23日，在董策離職20天後，王健林在做公開演講時回應稱，“不能把哪一個人的離職看成是這個公司的實踐受到了影響或者挫折，這是完全不對的。”

王健林認為，萬達電商有人離開很正常。事實上為了電商業務的發展，萬達5年來也在不斷補充新人。

雖然目前飛凡網2000人的隊伍規模與最初成立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5年換3任CEO背後的原因卻不得不深究。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在采訪中發現，萬達電商CEO如走馬觀花般來了又走，一個本質原因是萬達電商並不是他們的“孩子”，對於萬達電商的成長，他們沒有決定權，只有建議權，這是很致命的。

有錢、任性的萬達並不是特別在乎電商業務的CEO會不會幹得很長久，因為王健林信奉的準則是，不合適的人就換。當被問及離開萬達王健林有沒有挽留時，龔義濤用“萬達人才濟濟，不同時期需要不同的人才”間接回答了。

對於電商這個新業務，萬達雖然做得時間不長，但是在1億元賭約的壓力下，王健林給予了高度重視，他拉來馬化騰、李彥宏組建“騰百萬”就是體現之一。王健林還曾在多次演講中表示，與馬雲的賭約在他的日常工作中頻繁被問及，人們很關心到2022年他和馬雲誰會輸。

正因如此，在萬達電商日常運營的過程中，王健林給予了密切關註，這讓萬達電商的很多業務只有得到他的同意才能進行。這與萬達其他成功的業務如商業地產等截然不同，這些業務的開展只需按照萬達成熟的制度就能貫徹執行。

一位離任的萬達電商高層人士透露，在萬達電商當CEO是個苦差事，沒有決定權。萬達電商業務如何發展？怎麽發展？都是王健林說了算。萬達電商CEO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向王健林匯報業務進展，他會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拍板定調。

上述人士透露，在萬達時，李進嶺想要構建萬達電商的剛性場景，從而與阿里巴巴、京東進行差異化競爭。但現實很殘酷，王健林不理解這一操作模式，李進嶺沒有說服王健林同意他的想法，雙方考慮問題不在一個層次上。

這並不是李進嶺個人的問題，龔義濤坦言，他在萬達時，先與萬達電商副總裁劉思軍（現任大商集團總裁）商量好萬達電商的工作思路，確定後再由劉思軍寫PPT，等王健林通過後才能開幹。

曾在阿里巴巴、谷歌任職的龔義濤評價說，萬達的這種做法與阿里巴巴、谷歌等互聯網公司截然不同。阿里巴巴和谷歌下面很多人都在創新，公司也會給員工充分的自由度，不會過多幹涉，會給員工放權。例如，他在谷歌做錢包時，一年的預算是1億美元，怎麽執行谷歌不管，只考核用戶數和交易筆數。在阿里巴巴做速賣通時，也花了2億美元，但從來沒有算過財務模型。與之相反，萬達的創新主要靠王健林，所有事情都要寫PPT，並需要得到王健林的認可。

事事都要王健林首肯的萬達電商CEO們，只能不斷地向王健林匯報其心目中的萬達電商規劃，這個規劃能落地幾分完全取決於王健林的理解程度，而王健林卻又公開說過自己不懂電商。這也成了萬達高薪挖過來的CEO們的無奈。

從近幾年王健林的講話中也可看出其對萬達電商思路的多變。王健林在2013年表示，萬達電商的發展模式是大會員、大數據，真正做到線上線下結合，力爭5年內將會員做到1億。

2014年1月，他再次強調，萬達電商重點要抓會員和數據，要采取促銷手段，盡快實現會員過億。但7個月後王健林卻反思稱，萬達電商不要急於花錢買會員，過分追求會員數會使萬達電商誤入歧途，增加會員很容易，加大抽獎力度就可以，但是活動結束後這些會員就會變成僵屍粉，這有什麽用。

但是到了2015年，王健林總結稱，萬達電商最大的失誤是定義在電子商務上，還是想賣東西。到了2016年，王健林承認，過去萬達O2O走了一些彎路，現在內部達成的共識是把網絡金融做起來，這是萬達電商業務盈利的核心。

基因的束縛

2016年營收高達2549.8億元的萬達，雖然在電商業務上僅去年一年就砸下四五十億元，但卻沒有取得外界認可的成績。究其原因，除了王健林不放權外，還與萬達的文化基因有關。

在一位曾經擔任萬達電商高層的人士看來，萬達電商並不是一家互聯網公司，雖然目前在技術結構、產品、金融等方面進行努力，但采用的依然是傳統的思維模式，沒有互聯網基因。

“這就好比你開飯店本來是東北菜，非要請四川廚師，廚師不放辣椒就不會顛勺。”上述人士形容說。

營收兩千多億元的萬達通過近30年的努力，構建了一個以商業地產和文化產業為主的龐大商業帝國。在王健林的統領下，萬達經歷了兩次成功的轉型升級，第一次是2000年從單一的地產公司向商業地產公司轉型，第二次是2006年向文化產業進軍。

這兩次的轉型都是成功的，兩大業務版塊貢獻了萬達八成以上的營收規模。截至去年年底萬達商業收入1430.2億元，是全球最大的不動產企業，持有物業面積3233萬平方米，在全國各地擁有187座萬達廣場、102家高星級酒店；文化集團去年收入641.1億元，涉及影視、主題樂園、兒童娛樂、體育產業等多個領域，其中萬達影視是全球收入最高的電影企業。

在線下擁有如此龐大的資源，又不在乎投入的萬達，在外人看來做好電商業務不是一件難事，但恰恰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形成了的基因束縛住了電商這個“新生兒”。

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是，龔義濤初入萬達時就和王健林商量，萬達電商應該讓員工持股，從而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但電商領域這一普遍的做法，在王健林那卻成了一道過不去的坎，至今飛凡網的員工依然無緣持有期權。

彼時，王健林給龔義濤的解釋是，萬達這麽多分公司，其他公司都沒有給過員工期權，萬達電商不能特殊。

沒有了員工期權，萬達電商只能靠高薪去吸引人，這樣形成的局面是，一是不能把核心人才長期留住，二是中高層並不能分享到把一件事情做成的紅利。

事實上，早在2014年王健林就發現，萬達電商沒有互聯網基因，缺乏互聯網思維。當年8月，他曾在內部研討會上檢討稱，萬達所有系統必須要檢討，是否真正具備互聯網思維。在這個時代，如果不用互聯網思維去做，就要被淘汰。他希望，集團所有副總裁以上的領導，都必須要有互聯網營銷思維，都要思考如何利用互聯網發展，如何實現O2O。

不過，王健林的努力像所有大公司常見的錯誤一樣，希望公司整體有巨大的轉變是徒勞的，根深蒂固的基因是無法改變的。

一位資深管理人士認為，在公司創新中，如果不受公司原有基因的影響，新項目必須由新團隊來運作，同時，還要允許這個新團隊獨立自主的發展。

阿里巴巴前副總裁衛哲曾就阿里巴巴的經驗公開表示，創新不是被任命出來的，創新不是用錢砸出來的。如果一個大公司任命一個能力很強的人，公司提供資源、提供資金，失敗率都很高。

而萬達恰恰在走這樣的路，而且，任命的掌舵人還無法自主決策。

一位原萬達電商核心人士透露，直到第三任CEO離開，萬達電商依然缺乏互聯網基因，所有業務的操作依然按照傳統的思維模式進行。

制度的不適

一個公司的基因與制度往往是伴生的，有什麽樣的基因就會隨之有什麽樣的制度。

軍人出身的王健林對自己、對公司的要求都十分嚴格，在萬達講究的是絕對服從，這個文化被複制到了萬達電商上。

萬達有著很深的王健林的烙印，他首先嚴於律己，其次嚴格要求員工。只要不出差，每天早晨7：30，他會準時出現在萬達北京總部25樓辦公室開啟一天的辦公節奏，直到天黑才會回家。以身作則的王健林，要求萬達員工必須每天早晨8：30西裝革履來單位打卡上班，開啟一天的超強度工作。

2016年8月25日，北京，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出席商務峰會。 圖/CFP 

“萬達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雖然萬達給的工資是同行的2-3倍，但是工作的強度卻是同行的四五倍，這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範圍。一般人在萬達也就能幹2年，其他部門都是這樣，待長了時間身體受不了。”龔義濤坦言。

從職業發展的角度看，萬達這種高強度工作又沒有相對應的期權激勵，員工只能將其當做一個鍍金的跳板，時機成熟後，再擇木而棲。而在具體的業務執行層面，萬達信奉的制度是考核文化，也對萬達電商造成了諸多限制。

對於萬達電商業務，王健林所做的要求和其他部門一樣，要用數字進行考核。王健林的要求是，具體到人才、預算、辦公地點、資金投放、用戶數量都要做出相對應的計劃進行考核。

談及去年飛凡取得的成績時，王健林表示，飛凡去年活躍用戶達1.5億，飛凡通會員8284萬。新增合作大型購物中心1799家、中小商家10萬家、影城3600家、大型醫院410家、高端酒店2200家。並要求，飛凡要力爭2018年實現整體贏利，2020年利潤過百億，實現飛凡的整體上市。為了達到上述目標，確保把今年任務完成，他要求把今年的任務分解到周考核。

按照王健林公布的數據，飛凡的活躍用戶已經達1.5億，這已經直追去年京東2.27億的活躍用戶數了，按照這個數字，飛凡在市場上已經很有影響力，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實際情況是，有媒體報道，面對KPI的壓力，一些萬達電商員工選擇了刷單。

之前萬達地產業務轉型遇到坎坷時，王健林曾稱，如果5年還沒有成效就放棄，而對於電商，雖然艱難地做了5年，但王健林卻沒有打算放棄，在“騰百萬”解散後只是淡化了萬達電商的色彩，依然將飛凡所在的網絡科技列為四大主營業務之一。

由於挖來的三任CEO都已離職，萬達開始啟用內部人來掌管飛凡。3月31日，上海新飛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的經理已經由李進嶺變更為徐輝。後者為萬達網絡集團副總裁，徐輝上面則是由萬達網絡集團總裁曲德君協調支持，在內部人的領導下，萬達的電商業務能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還要看萬達的自我革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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