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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4G最後一公里:試商用被提上日程

http://www.21cbh.com/HTML/2012-6-11/xNNDE1XzQ1MDkxNw.html

「在移動狀態下,網速能達到80兆,這在過去是不能想像的。」這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坐上杭州B1快速公交車體驗中國移動4G網絡後所說的第一句話。近日,國家發改委主管官員和業界專家專程考察了杭州的移動4G網絡,使得已經開通體驗服務近兩個月的杭州4G再次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

為此,《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專程乘坐了一趟基於TD-LET車內WiFi環境的B1公交車。隨機點開一部電影《芳香之城》,三兩秒便緩衝完成。據介紹,4G網絡下載一首7M大小的高品質歌曲只需1秒鐘;下載一部40G容量的藍光3D影片,一般的家庭4G寬帶需一天完成,但移動4G只需兩小時。

據本刊記者從中國移動公司獲悉,自4月份開始,每天有將近1萬名杭州用戶在免費體驗4G。目前,4G第二階段規模試驗已接近尾聲。按照規劃,今年年底前4G網絡將覆蓋杭州所有主城區。下一步,移動公司還將擴大試驗規模,在此前上海、杭州、南京、廣州、深圳、廈門等六城市基礎上,再增加瀋陽、天津、青島、成都、寧波、福州等城市,加快基站建設,擴大試驗規模。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4G時代或將提前到來。

演進試驗獲突破性進展

之所以有此令人鼓舞的成績,源於中國移動基於中國自主知識產權TD-SCDMAD的3G標準平滑演進到4G的TD-LET技術在杭州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由浙江移動主導、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共同研發推動的這套平滑演進解決方案,經過長達一年的研究,成功將原來需要大規模投入的4G獨立建設方式,改造成現有的平滑演進技術,並在杭州試驗成功。今年初,在西班牙舉行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此突破得到了國際專家認可。

「按照原有的獨立建網的方式,要增加天線和其他設備,現在這種方式,只要更換電路板,並布放少量的光纖,」中國移動浙江公司總經理鐘天華向本刊記者介紹說,「通過少量的設備更新和軟件升級,可以實現在一個基站同時運行3G和4G兩套網絡。」在其看來,這一突破使得由我國主導、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LET國際標準在商業化應用中具備三大新優勢。

其一,大幅度節省成本。鐘天華說,經過評估,假如獨立建設覆蓋浙江的網絡大概需要投資55億元,而現在通過平滑演進的方式,則能將投資成本控制在5.7億元左右,縮減了將近九成的投資。初步估算全國範圍完成4G平滑演進總投資在600億元以內,假如獨立建網,則需投入大約4000億元。同時,一個基站可支持TD-SCDMAD/TD-LET兩個系統,網絡建成後,3G/4G可實現統一運行維護,這也減少了至少一半的運維成本。

其二,大幅縮減工期。據瞭解,開通一個TD-LET站點,原來獨立建設方式需要至少兩個月的時間,採用平滑演進方式只需要3天半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從浙江來看,獨立建設覆蓋全省的網絡需要三年時間才能全部完成,而平滑演進的方式只需9個月。此外,網絡入戶也較為便捷,試用該網絡的居民說,這次測試的無線寬帶不需技術人員上門安裝,只要在插座上插上一張上網卡,就可以使用,非常方便。

其三,國產通信設備贏得絕對競爭優勢。鐘天華說,4G網絡與現有的3G網絡緊耦合,這使得大唐、華為、中興等國產通信設備商獲得了絕對的先天優勢。而另一方面,這也大大激發了國外設備商推出3G/4G雙模設備的積極性,將進一步推進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TD技術的國際化進程。

靜待「發令槍」

原有的國產3G網絡建設之初,國外供應商對於中國第一個自主知識產權的通信標準舉棋不定,最終沒有進入這個產業,導致其供應商幾乎全是國產通信企業。因此,在平滑演進過程當中,國外供應商很難插足。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中,中科院上海無線通信研究中心教授胡宏林等認為,杭州利用3G原有的設施過渡到4G,對於產業的發展非常有意義,「因為儘管我國的4G無線網絡技術在國際上走在前列,但是『牆內開花牆外香』,我國的商用進程落後於日本、印度等國家,而這些國家採購的都是我國通信企業的技術和設施。」

本刊記者從華為公司瞭解到,在TD-LET方面,華為佔領了全球市場的70%。截至2011年10月底,全球TD-LET共簽署12個商用合同,華為獲得其中的8個,在國外承建了包括日本、波蘭、沙特、英國、尼日利亞等多個國家的TD-LET網絡。

據悉,目前國際上的4G通信標準有TD-LET和FDD-LET兩種。FDD-LET標準已於今年年初在歐美國家正式商用。目前,全球有248家運營商已經確定了部署LET商用網絡的計劃,其中,40張網絡已正式商用,還有150家公司的商用網絡正在部署。

「目前國際上的格局是,FDD的技術已商用近一年,掌握TD技術和控制裝備生產的企業主要是我國企業,但這些企業也忙於承接國外訂單,」全球網總裁方興東告訴本刊記者,「國內的4G網絡上馬需要主管部門『吹哨子』,這個哨子不吹,這個市場是不會啟動的。」

商用成熟與否的爭議

就在業界關注中國4G試商用即將來臨的時候,也有不少爭議聲音認為,中國的4G標準還不夠成熟,未來發展會受到頻段匱乏和終端滯後兩大瓶頸的制約:

一方面,目前分配給4G的頻譜只有20M,加上即將退出的小靈通頻段,40M的頻段資源支持杭州某些地區的試驗網還行,如果正式商用後以這些資源覆蓋全國就不夠了;另一方面,由於要承載2G/3G/4G等多種通信技術,以及從百K級語音通信業務到百兆級的數據業務,4G終端研發成本將達千萬美元級別,除了高通等國際通訊巨頭之外,一般通信企業難以承受,這將導致4G終端難產。

對此,胡宏林分析說:「頻譜少並不是制約4G發展的絕對因素。國家分配給TD-LET的頻譜數量是依據相關標準,經過科學測算的,足夠滿足組網和覆蓋的要求。」另外,TD-LET標準的競爭者——FDD-LET對頻譜的要求更高,必須使用上下行兩段完全對稱的頻率傳送信息,目前,全球的對稱頻段已經相當匱乏。而TD-LET技術能夠使用非對稱頻率,這正好彌補了FDD-LET技術的缺陷,極大提升了頻譜的使用效率。

而對於終端難產的說法,胡宏林教授表示:「未來的手機根本沒有必要承載從百K級語音業務到百兆級的數據業務,就像我們沒有必要要求手機能同時在-80℃到+80℃的環境下工作一樣。」也就是說,從用戶需求角度來看,終端廠商並不是非生產「全模手機」不可,完全可以用多模或者單模手機來滿足用戶需求。

據瞭解,目前國內部分單模終端已開始商用,多模終端有望在年底面世。華為、中興、三星等公司也已經研製出了多模雙待手機,能同時支持2G語音業務和4G數據業務,這種手機目前已經進入測試階段。同時,眾多廠家生產的能夠將4G信號轉換為WiFi信號的MiFi等設備也已處於大規模使用的階段,包括日本軟銀在內的眾多國內外商家都在積極將這些設備作為4G商用的主要手段使用。

而對於「終端滯後影響4G發展的說法」,芯片廠商創毅視訊科技董事長兼CEO張輝則分析說,這是陷入了「雞生蛋、蛋生雞」問題的怪圈,「到底是先研發出4G終端,還是先發展4G網絡,這就好比是『先修路還是先造車』的問題,兩者應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係。」

搶佔移動互聯「制高點」

採訪中,專家建議,當前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盡快推進4G商用的急迫性:

首先,搶佔全球移動互聯網競爭制高點。近日,索尼收購愛立信部分股權;谷歌、微軟都紛紛涉足移動互聯網國際通信業面臨重新洗牌。阿里云總裁王堅認為,移動互聯網競爭剛剛揭開,當前是中國企業「彎道超車」的機遇,能不能在新一輪競爭中搶佔制高點,對時機的把握十分關鍵。

其次,為移動互聯網產業創新乃至整個經濟轉型奠定基礎。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直接決定了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和創新。「美國的3G領先中國6年,如果沒有3G,是不可能有蘋果這一系列風靡全球的產品的。」鐘天華說,「因為如果帶寬不夠,很多應用程序是承載不了的,創新也無從談起。」

據瞭解,由於我國4G頻譜和商用時間尚未確定,所以基於市場導向的終端商們不太急於研發4G手機,這也直接影響了我國在全球移動終端設備市場上的競爭力。有數據顯示,目前在歐美國家,智能手機的覆蓋率達到90%,而我國只有20%左右。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章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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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通訊再遭變革 高管“換血”後私有化提上日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331.html

一邊是期待上市的熱鬧,一邊是退市的艱難抉擇。

6月6日,TCL集團發布了擬私有化TCL通訊(02618.HK)的公告。公告稱,為促進公司長遠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優化公司的整體產業布局,TCL 集團擬通過全資子公司TCL實業控股私有化TCL通訊,交易完成後,TCL通訊將成為實業控股全資子公司,並從港股退市。

TCL通訊目前主要經營手機通訊等電子消費品,根據全球調研機構IDC公布的2015年度全球手機出貨量數據顯示,TCL通訊出貨量為7910萬臺,其中海外出貨量6990萬臺,全球排名第五,僅次於華為,在國產手機廠商中其海外銷量第一。但基於全球智能手機銷量受匯率波動及經濟不景氣影響,在今年一季度,TCL通訊營收同比下滑17%,凈利潤927.6萬港元,同比暴跌90%以上。

TCL掌門人李東生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三年,TCL手機銷量每年保持增長,且有好的盈利,但增長和盈利主要來自海外市場。但中國市場去年是下降的,所以TCL想要在全球成功,首先要在中國成功,必須在中國市場重建TCL手機的競爭力。

利潤暴跌背後

手機市場的競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激烈。

根據IDC最新的報告,2016年智能手機市場的增速依然在衰退。IDC預測2016年智能手機整體出貨量為14.8億部,增長3.1%,遠低於去年的10.5%和2014年的27.8%。受到大環境影響,TCL通訊手機及其他產品在一季度中總銷量1710萬臺,同比增長9%,但報告期內智能終端總銷量880萬臺,同比下降9%。

“由於中國手機品牌不斷向海外市場尋求機會,加劇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的競爭,使得本集團的產品售價及毛利率承壓嚴重。本集團整體平均銷售價格由2015年同期的54.7美元下降至41.8美元。”TCL通訊在一季度財報發布時表示,基於現時不確定的經濟環境、激烈的智能手機市場競爭態勢以及本集團的區域業務重組影響,2016年上半年的經營將依然艱難,預期整體上半年的凈利潤仍將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而從區域業績來看,北美洲和歐洲實現增長,拉丁美洲和中國市場均有較大下滑。

TCL通訊首席運營官兼中國區總裁楊柘

TCL通訊首席運營官兼中國區總裁楊柘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TCL通訊正在經歷一系列的整合與調整,目前已經有18名高管到位,將重構手機業務扁平的組織架構。他強調,為了進一步提升TCL手機的品質,目前已暫時停止了由外廠ODM的產品,所有手機的供應鏈環節都盡量掌握在自己手中。

去年12月份,前華為消費者業務中國區CMO楊柘確認加入TCL,出任TCL通訊COO兼中國區總裁。楊柘在加入華為之前,曾任三星手機中國區CMO,RIM中國CMO等職務。

據楊柘介紹,目前高管團隊的調整已經趨於穩定,高管級別的人數暫時不會增加,十八名團隊將會從渠道、品牌等多個層面對TCL通訊進行調整,預計時間上將會持續半年以上。“到明年效果可能才會逐漸顯現出來,但是集團層面給了較大的空間和信心。”楊柘對記者說。

對於此次私有化,TCL通訊暫時並沒有向外界透露更多的消息,但是此舉被外界認為是調整期內TCL通訊所做出的另一項重大改革。

資本市場雙刃劍

可以看到,在一個大廠商增長緩慢、趨近飽和的智能手機市場中,任何一個手機品牌都需要打破常規,來爭奪市場占有率,尤其是在資本市場上,動作頻繁。

對於TCL通訊私有化,有不願意具名的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今年是手機市場的轉折年,連蘋果都從高端市場延伸到中端市場,因此TCL通訊將面臨中國市場如何突破、國際市場如何鞏固、產品轉型三大考驗,退市對於TCL來說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產品上,此外,港股對於TCL的估值偏低,私有化可以提高其在其他市場上的融資能力。

而在此前,同樣在香港上市的酷派集團多次傳出被樂視“收購”的消息,去年,樂視子公司出資27.3億港元購買了酷派18%的股份,成為了酷派公司的第二大股東。盡管多次出面否認,但在外界看來,從酷派目前整體業績狀況來看,“換股”或者“被收購”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在2015年,酷派的收入和毛利降幅超過40%,分別降至147億港元和16億港元,公司實際利潤出現跳漲,而這部分利潤來自於和奇虎分道揚鑣後的巨額一次性收益26億港元。

“目前手機市場競爭太過激烈,錯失大神電商品牌,以及將線下渠道資源分流給子品牌後,酷派本身品牌的價值在下降。”酷派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上市公司本身的經營壓力也非常大,如果在概念以及實際運營上都沒有特別出色的表現,股價會變得比較難看。

但盡管如此,仍有不少手機廠商希望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更廣的生存空間。

2016年是努比亞獲得蘇寧註資後的第一年,在此前的一場發布會後,努比亞高層對記者表示三年內努比亞將有明確的IPO時間表,但強調上市不會打亂產品節奏。“上市會選擇國內主板進行準備。”該高層說。

魅族手機創始人黃章也在今年的年會上提出,2016年公司目標是“穩增長,創利潤,挺進IPO”。早在2014年,黃章宣布回歸公司日常管理時就提到魅族會引入外部資本,發放員工期權,變更產品營銷策略等,同年6月,魅族宣布首輪超過25億元融資到位,並啟動了內部股權激烈計劃,稱5年內每年兌換20%。2015年,魅族又獲得了阿里巴巴領投的6.5億美元融資。

“但資本市場並不是慈善場所,不管是上市還是私有化,留給手機廠商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特別是在今年,渡過難關對於任何一家手機廠商也許比什麽都重要。”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記者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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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二次修訂提上日程, “無固定期限合同”成焦點

《勞動合同法》或將迎來二次修訂。

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主席團交付審議的代表提出的議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下稱《報告》)。

有媒體稱,該《報告》涉及今年3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多名人大代表提交的10件《關於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議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勞動合同法實施中圍繞立法宗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等內容存在一些爭議,下一步將就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內容進行全面評估,在調研評估的基礎上提出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建議。

從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以來,爭議就沒有停止過。剛卸任的前財政部長樓繼偉,也曾多次表示需要修改該法律以增強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今年7月末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將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抑制資產泡沫、降低宏觀稅負一起並列為“降成本”的三大重點。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足的問題並不能全部歸罪於《勞動合同法》,但該法中一些條款顯然加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僵化程度。

“無固定期限合同”引爭議

上述10件《關於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議案》中提出,現行的《勞動合同法》註重保護勞動者的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的權益,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不符合勞動者的實際情況,應當適當增加勞動者的違約成本,同時建築業農民工欠薪問題突出,工資保證金制度落實缺乏法律依據,建議修改勞動合同法。

11月7日通過的《報告》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建議人社部進一步認真研究代表意見,加強研究論證,加快工作進度,適時提出修法建議。

樓繼偉在今年2月19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說,下一步要修改勞動合同法,保留合理的地方,剔除過於僵化的部分,保證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體現企業和勞動者的平衡。

其中,“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從《勞動合同法》誕生之日起就被認為是該法“僵化部分”的代表條款。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4條規定滿足三種情況,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其中“連續簽訂二次固定期限合同就必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條款在《勞動合同法》起草之時就備受爭議,法條的初衷是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因在立法時勞動力市場出現用工短期化的情況,很多企業和員工每次只簽訂一年的勞動合同,立法者希望通過該法條促使企業簽訂較為長期的勞動合同。

然而,第一財經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該法條執行之後守法程度不同的企業出現了不同的情況。

那些執行法律的企業,與勞動者簽訂合同的期限確實延長了,從一年延長到三年或五年,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是國企和外企;還有企業則采取各種方式規避這一條款,比較常見的是采用勞務派遣或是外包,避免與員工簽訂直接的勞動關系。

在以農民工為主的低端勞動市場里,《勞動合同法》實行的這8年中,農民工的勞動關系並沒有出現當初所期待的用工穩定局面,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反而在下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5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為36.2%,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對記者表示,“一日工”正在成為東南沿海越來越普遍的用工方式,由於一旦簽訂勞動合同,就需要為員工繳納社保,但社保福利的成本過高,企業采用“一日工”的方式既招到了工人,又合法地規避了勞動法規在社保方面的要求。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由於缺乏對長期工作的預期,農民工在接“短期工”時工資要求遠遠高於“長期工”,而有時“短期工”的工資可以高到“長期工”的兩倍,工人也很樂意做短工。這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反而形成了“共贏”的平衡。

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勞動合同法》雖然制定了一個非常高的法律標準,但在執行中由於執法力度不夠,造成了不同企業之間的“苦樂不均”:國企、外企等比較守法的企業勞動力成本急升,國有僵屍企業無法裁員,近來外企也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而私營企業卻通過以各種“變通”方式規避了法律的要求,反而在市場中贏得了競爭優勢。

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雙刃劍

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

由於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分割的態勢,中小型企業、私營企業用人的過度靈活和大型企業、國有企事業單位用人的過度保護共存,這使《勞動合同法》的修改陷於更加複雜的境況,也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修法很難達成共識。

在章錚看來,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過程中,還應關註勞動者收入變化的情況,對白領來說,就業靈活度的增加對他們的影響或許不大,但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群體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工作時間減少,或是收入下降,這樣一來雖然企業成本降低了,但也傷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李強認為,“短工化”不利於勞動技能的培養,作為技能培訓主體的企業擔憂培訓完員工就跳槽了,都不願意在這方面付出成本。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若難以通過職業群體來進行穩定,後果令人擔憂。

章錚還表示,如果我國的制造業維持如今的水平,工人們也滿足於培訓三五天就上崗的工作,由於勞動力供給減少,目前的勞動力市場是可以維持平衡的。但國務院已經推出《中國制造2025》計劃,用工短期化導致的技能人才培訓不足,將成為制造業升級的一大難題。

然而,形勢比人強。上述業內人士表示,我國的新增就業中有40%已經是靈活就業,立法者應該根據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來制定適合靈活就業的法規,而不是人為地制定一套過高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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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速磁懸浮列車已提上日程:時速600公里

近日,隨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先進軌道交通”重點專項“磁浮交通系統關鍵技術”項目啟動,我國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研發正式拉開序幕。

10月21號,我國軌道交通設備制造商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將啟動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項目的研發。近日,科技部認證微博再次發文稱,該項目由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牽頭組織實施,將建成一條長度不少於5公里高速磁浮的試驗線,研制一列設計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試驗列車。與國外同類高速磁浮相比,懸浮能耗降低35%、電磁鐵溫升降低40℃、單位有效載荷車輛減重6%以上,最終建成具有影響力的高速磁浮運輸系統協同創新與集成化試驗平臺。形成國際領先的標準規範體系和綜合評估及評價方法。

據了解,目前世界上在磁浮方面領先的是日本和德國。日本采用超導磁浮,最高試驗時速603公里;德國采用常導磁浮,最高試驗時速505公里。上海的磁浮線路采用德國技術,運營時速430公里。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科技部表示,這個項目的實施,將使磁浮交通運營的速度達到一個新高度,更進一步提升磁浮交通的舒適度,降低運行能耗,為後高鐵時代做好前沿技術的儲備。

盡管中國鐵路網尤其是高鐵網的運營和再建規模、系統很大,但地域廣、人口多、中東部地區城市密集的特點,使得中國的點對點大容量高速旅客的運輸需求很大,比如上海到北京,成都和重慶之間。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賈利民認為,磁懸浮技術是一種點對點大容量的運輸技術,可以作為現在高速和城際鐵路路網系統的有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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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率簡化提上日程,學者建議基本稅率9%或10%

在完成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承諾後,財政部開始考慮啟動增值稅立法,而簡化增值稅稅率提上日程。

現行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但為了減輕企業稅負,確保5月1日營改增全面順利推開,財政部沒有簡並稅率。

“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優惠政策要優化。”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近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對於呼聲較高的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史耀斌在會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也有專家建議我國增值稅稅率設在11%或12%等。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17%增值稅稅率並不低,未來有下降空間,但稅率大幅下調意味著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因此未來增值稅率簡化需要統籌考慮現代稅制和財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估計一兩年內增值稅稅率不會大動。”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稱。

下一步簡化稅率

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實行營改增,營改增全面推開。當時李克強總理承諾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也已兌現。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納入營改增試點的上述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下降14.8%,今年前10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3717億元,全年能實現減稅5000億元以上。

營改增實際操作中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營改增補丁文件超過40份,這解決了不少行業營改增面臨的實操問題。

隨著營改增順利平穩推進,營業稅徹底告別歷史舞臺,而增值稅改革卻剛剛開始。

在12月2日的國務院新聞辦全面推開營改增吹風會上,史耀斌表示,今後要根據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需要、立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增值稅改革,比如要簡並稅率的檔次。

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際上其他采用增值稅的國家稅率檔次一般就一兩檔,而我國目前增值稅稅率和征收率加起來有7檔,除了四檔增值稅稅率,還有適用於小規模納稅人的三檔增值稅征收率5%、3%和1.5%。檔次過多帶來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問題,不利於公平競爭,不利於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作用。

他舉例說,一家電視生產服務企業如果要送電視上門服務並安裝調試,售賣電視適用17%增值稅稅率,電視送到用戶家里如果按運輸適用11%增值稅,如果按派送則適用6%增值稅,對電視進行安裝調試適用6%增值稅。對於企業來說這幾項服務是按單獨業務來確定相應稅率,還是作為混合銷售按17%來征稅,不同的企業策略不同,但類似業務帶來稅負不等。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也認為,目前增值稅稅率需要統一,因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差異較大會造成矛盾。

“比如一家餐廳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餐廳還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其實增值稅稅率層級過多早已被官方意識到,但是當時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下,營改增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因此在全面推開營改增時采取了暫不簡並稅率的舉措,以確保營改增進展順利。而經過7個多月的改革後,營改增順利推開,簡並稅率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稅率下調或成大趨勢

隨著營改增完成,增值稅成為中國第一大稅種。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內增值稅收入達32896億元,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約28.9%。

在中央今年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以及稅制改革降低間接稅(以增值稅為主)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大背景下,業內預期未來增值稅稅率將下調。

楊誌勇表示,增值稅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所要求的減稅聯系起來,更好的戰略選擇可能是直接降低稅率,而不是其他。現行的17%、11%兩個基本稅率,13%和6%兩個低稅率,5%、3%、1.5%三個征收率並行的做法讓增值稅制過於複雜,且留下了行業避稅的漏洞。特別是,技術進步讓許多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再強調行業稅負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此,應盡可能縮短營改增全面試點的時間,通過增值稅立法,讓應該免稅的商品和服務盡可能免稅,讓增值稅稅率結構進一步簡單化。

“考慮國情和中國處於亞太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應該是兩檔稅率,即10%的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楊誌勇對第一財經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認為17%的增值稅稅率不符合學理,因為從效率角度講彈性低的稅率應該是高稅率,彈性高的稅率應該低一點。從公平角度講,生活必需品的稅率應該低一點,目前增值稅的政策不利於公平。

他建議,完成營改增之後應該將現行增值稅一般稅率從17%降到9%,而對生產汙染產品的企業稅率可以提高到30%,這樣可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而普通家庭也沒有太大負擔,但汙染企業稅負上升。

李軍稱,從我國增值稅改革縱向角度來看,隨著近些年機器設備、采購服務等可以納入進項抵扣,企業增值稅稅負逐步降低。但從與其他國家增值稅體制縱向比較來看,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並不低,從提高企業競爭力來看,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降低空間,當然考慮到財政收入的穩定,增值稅稅率也不宜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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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業八成新增消費被進口占據 生乳國標修訂提上日程

日前,農業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食藥監總局五部委聯合印發《全國奶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下稱“奶業十三五規劃”)。規劃顯示,2008年以來,國內奶業成績顯著,但目前國內奶業面臨挑戰,新增消費中的八成被進口產品所占據,與此同時,國內乳制品消費增速放緩。

中國奶業面臨進口挑戰

規劃顯示,2008年以來,中國乳業快速恢複、發展迅速,截止於2015年,我國生鮮乳和乳制品產量分別達到3870.3萬噸和2782.5萬噸,位居世界第三位。奶業已成為現代農業和食品工業中最具活力、增長最快的產業之一。

由於我國奶業競爭力不強,成本較高。且乳制品關稅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進口乳制品完稅價格大幅低於國內生產成本,導致乳制品進口量激增,從2008年的38.7萬噸增至2015年的178.7萬噸,我國乳制品新增消費的80%被進口所占。而受此影響,國產乳制品消費增速放緩。“十二五”期間乳制品產量年均增長5.2% ,較“十一五”下降5.3個百分點。

這個趨勢在2016年得到延續,海關數據顯示,2016年1-11月,我國乳制品進口總量繼續保持大幅增長,共進口工業奶粉55.88萬噸,同比增加9.1%;而在高利潤產品液奶和嬰幼兒配方奶粉上,進口產品也全面增長。盡管奶粉新政已經正式實施,但1-11月嬰兒配方奶粉增速高達30%;進口包裝牛奶的增速更為驚人,1-11月進口數字多達58萬噸,同比增長近5成,2月和4月的增速達到3位數。

乳業專家王丁棉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進口牛奶總量激增,也意味著進口乳制品已不滿足光大包粉和嬰幼兒奶粉大量進入中國市場,液態奶也作為一支獨立軍團一並進攻中國市場。

而規劃預測,隨著歐盟取消牛奶生產配額、中國-新西蘭自貿區乳制品關稅繼續減讓和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區協定全面實施,國際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大。

資深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中國市場已經是國際化的市場,不可能從行政手段上去幹預限制進口,規劃中對此也只有寥寥幾句。目前來看,可以采取一些技術壁壘,並對國外貿易中不正當的行為建立保護措施,但是實際操作難度較大。

鼓勵嬰幼兒奶粉兼並重組

記者看到,規劃看重對國內嬰幼兒配方奶粉行業的培育。包括支持乳品企業建設自有自控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奶源基地,推動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兼並重組。鼓勵研發適合中國嬰幼兒的產品,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國產嬰幼兒配方乳粉品牌,希望在2020年,將目前50億以上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企業從1家增長至3-5家。

事實上,國內一直在對乳制品企業進行產業整合。從2010年以來,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展開了第一輪兼並重組,並淘汰了一批落後產能。2015年,規模以上乳制品企業(年銷售額2000萬元以上)638家,比2008年減少177家,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104家,比2011年減少41家。奶業20強(D20)企業產量和銷售額占全國50%以上。

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規劃中可以看到,國內目前大大小小的奶粉企業,有生產許可證的有104家,在通過嬰幼兒配方乳粉配方註冊制新政對嬰配奶粉品牌進行了控制的同時,可能會對奶粉生產許可證的總數也進行控制。不過規劃中並沒有提及對於兼並重組的鼓勵政策,奶粉行業兼並重組歸屬管理部門是工信部,具體還要看落地政策如何。

生乳國標將迎修改

值得註意的是,規劃中首次提出了對之前爭議頗多的2010年生乳國標進行修改。

事實上從2010年生乳國標公布之初就飽受爭議,2010年以前,1986年版生乳國標是每毫升細菌總數不超過50萬個,蛋白質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克。而2010年新修訂標準,則將每毫升生乳細菌限量總數提高到200萬個,蛋白質最低含量每百克下調至2.8克。蛋白質遠低於發達國家3克的標準,而菌落標準則是歐盟標準的20倍。

2016年6月,黑龍江省奶業協會甚至公布了《黑龍江省生乳團體標準》,以省級“生乳標準”意欲替代國標。

宋亮表示,當初之所以制訂這樣一個“低標版”國標,主要是當時的制訂者考慮國內奶源養殖水平參差不齊,擔心損害養殖戶利益,因此主動降低了標準。目前國內奶源水平整體提升,養殖規模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對國標標準進行修改,讓其與國際標準相接軌,也有利於恢複國內消費者的信心。

記者在規劃中看到,除了修訂《生乳》國家標準,進一步嚴格衛生要求,還要進一步建立生乳分級標準體系引導優質優價。修訂滅菌乳等液態奶產品標準,對原料使用作出更加嚴格的規定。制定發布複原乳檢測方法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為複原乳監管提供依據。制定液態奶加工工藝標準,提升乳品質量安全水平。

宋亮認為,根據中國奶業協會公布的2016奶業質量報告顯示,目前國內生鮮乳部分數值已趕超歐美標準,因此新國標的標準肯定會非常嚴格,但考慮到整體國內奶牛養殖業的發展情況,會參考歐美標準,但未必會一步到位。目前中小牧場的生乳指標和大型牧場尚有差距,但預計隨著分級定價管理制度的建立,會促進中小牧場技術改造從而帶動整體養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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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機構化占比邁步60% ”去通道"被提上日程

有別於A股散戶“主導制”,公募基金市場的機構占比在2015年首超50%後,去年又往前邁了一步:在委外浪潮帶動下,極有可能突破了60%大關。

行業在機構化進程中,也滋生出一些問題,比如部分公募基金淪為外部機構的通道產品,在市場劇烈波動中,其風險被顯著放大。這些產品引發了外界的關註,並在監管介入下,被要求以管理人發起式、封閉形式運作。

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位人士看來,在統一監管、監管從嚴的政策基調之下,未來公募基金行業將經歷一個去通道的過程,最終這些封閉運作產品在機構撤離及到期後,將面臨清盤或者到期清算的命運。

機構占比超六成

近日,各類基金的2016年年報正在密集公布。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3月29日記者發稿時,2085只基金(A、B等份額分開統計)發布的年報顯示,機構持有資產凈值為2.49萬億元,占對應的4.058萬億元的基金資產凈值的比重約為61.36%。這一數據雖不是2016年末公募行業機構占比的最終數據,但從以上2000多只基金的年報反映的情況來看,在這個行業中機構已經穩穩地超越散戶,成為主導力量。

分類而言, 債券基金中機構占比為最高,超過了80%;貨幣基金次之,超過70%;股票型、混合型及QDII產品中機構投資者占比低於40%,這些領域仍是個人投資者占主導地位。497只債券型基金中,機構持有的資產凈值為5869.51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7122.13億元的占比高達82.41%;22只另類投資基金,機構持有資產36.348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126.61億元的比例為28.7%;277只貨幣基金中,機構持有1.3768萬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1.8877萬億元的比例為72.94%;862只混合型基金中機構持有資產3460.18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9713.11億元的比例為35.62%;96只QDII基金中機構持有資產154.045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429.09億元的比例為35.9%;331只股票型基金中機構持有資產1584.75億元占基金資產凈值4312.84億元的比例為36.74%。

相比過往,驅動2016年公募市場機構化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為委外資金定制基金的崛起。根據濟安金信的統計,截至2016年末,在公募基金中,這一年里疑似委外定制基金的數量約為633只,規模約為1.08萬億元。其中,這一年中的最大IPO——工銀瑞信於2016年5月發行的、成立規模300億的工銀瑞信泰享三年期純債基金機構占比100%。

作為銀行系的代表,工銀瑞信依靠委外業務在2016年成就規模和行業的排名雙豐收。而進入2017年,它的優勢顯現的得越發明顯。2017年2月28日,工銀瑞信改寫了基金市場“最大IPO”紀錄,其推出的銀瑞信豐淳債券型基金募集金額超過909.5億元。盡管該基金未披露年報,但在業內看來,如不出意外,機構持倉將占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認購規模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截至目前,除了工銀瑞信泰享三年期的純債基金外,2016年成立且已公布的年報的巨無霸基金中,首募規模152.2億元的匯添富上海國企改革ETF機構占比達到98.14%;財通財通寶B首募規模66.54億元,年報顯示機構占比100%。

機構化衍生通道

據Wind資訊數據,上述2000多只基金中,機構占比100%的基金逾100只;99%以上的逾350只;80%以上的超過了750只。然而,當公募機構化躍進之際,行業隨之附生出一些問題,一個比較顯著的傾向為部分公募產品淪為機構的通道。

證監會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近日下發《機構監管情況通報15期》時稱,2016 年以來,部分公募基金管理人接受個別機構投資者申購,致單一投資者持有基金份額比例過於集中,管理人獨立性、產品流動性風險以及公平對待投資者等問題不容忽視。

華南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稱,公募通道的優勢在於避稅。在資產配置荒以及低收益時代,稅收優勢被機構格外看重。依據財稅政策規定,公募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轉讓收入免征增值稅,對國債、地方政府債以及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稅(營改增前亦免受營業稅);從證券市場中取得的收入,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暫不征收企業所得稅。就連基金分紅部分,也免征收所得稅及分紅手續費。

“如果公募沒有稅收優勢,那機構100%會去買專戶,專戶更靈活、方便。”此前上海一家銀行系基金公司總經理對記者如此稱。

監管層為此要求,無論是新設基金還是存量基金,單一機構持倉占比超過50%的,產品將封閉且管理人自購千萬以發起式形式運作。存量基金中,認購占比不到50%的日後也不能跨越這一紅線。

上海某中型基金公司副總經理對記者稱,在過去多年,基金發行在業內被稱之為IPO,每發一只產品時基金公司要籌備多時,其工作包括監管審批、宣傳折頁的制作、物料配送等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IPO前夕內部員工時常忙碌得加班加點。然而,在機構定制化來臨後,基金發行就像是在推出一款專戶或者陽光私募業務,僅是基金公司特定的人群在忙著與機構做對接。在這位副總看來,定制基金雖然滿足了200戶的成立標準,但這樣的發行情況儼然違背了公開發行的監管要求的初衷。

行業趨向:去通道

在大資管統一監管、監管從嚴的時代背景之下,通道業務“人人喊打”。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上述多位業內人士看來,未來公募通道業務將難以為繼,但機構化程度下降的空間並不大。

在單一機構持倉50%紅線的背景下,機構拼單認購被認為是符合監管要求、行業發展的一種潛在可能。“機構來得快,去得也快,它們重風險把控,也會顧及收益。”華南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產品總監稱,按照以往,幾乎任何一家基金公司都不可能協調好多家機構關系,讓他們接受拼單、聯合定制的要求。“但新規之後,不排除日後機構拼單定制會成為一種行業趨向。(因為)如果不拼單,基本已經沒得玩了。”

市場上亦有說法稱,單一機構可以通過不同產品或者借助關聯方來突破單一持倉50%的要求。上述產品經理稱:“統一監管思路之下,各類產品都將被穿透;類似股票投資市場上的一致行動人在基金市場上遲早也會被揪出來。眼下幾乎沒有一家基金公司願意冒著被處罰的風險去接這樣的業務;即便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突破了單一50%的持倉規定,一經發現也將面臨監管的處罰。”

在機構化邁步與監管深化的雙引擎驅動下,公募行業未來的分化極有可能會表現得愈發明顯。華南一家基金公司市場部人士稱,他所在的公司正在把存量超限的基金“改造”成發起式形式,一只1000萬,100只就是10個億,改造的成本大概是一年的凈利潤。

在他看來,大公司在應對發起式要求上,影響較為有限,但一些初創型公司剛嘗到委外定制基金的甜頭,也將因此攤上巨大的“成本”。一只基金1000萬,10只基金1個億,對於這些公司的個別來說,發起式要求極有可能占據它資本金的絕大部分。“一些銀行系、行業內的巨擘騰挪的空間相對大,而小公司的成長潛力可能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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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縮表”提上議程:人民幣和債市要小心了

“美聯儲縮表的確值得關註,中美貨幣政策不太可能過度分化,國內債市和匯率也一定會受到影響的。”某大行債券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當美聯儲加息成了陳詞濫調,“縮表”再度成為最近的市場熱詞。2013年6月,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揚言將要退出QE,新興市場資本瘋狂逃竄,當時的中國市場並未受到多大沖擊。然而,如今中美的聯動性愈發強烈、人民幣波動更加基於市場供求,再恰恰碰上中國債市進入去杠桿階段,一旦美聯儲意外在2017年開始停止到期資產的再投資,中國或許難以避免地遭遇沖擊。

截至北京時間4月11日18:10,美元/人民幣官方收盤價報6.9013,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3.336%,美元指數報100.81。

人民幣匯率或承壓

“美聯儲所謂的‘縮表’,就是賣出國債和MBS,從市場里收回美元。這樣就少了基礎貨幣,廣義貨幣M2會大幅減少。其作用類似於中國的中期借貸便利、逆回購到期,也類似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諾亞香港研究總監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美元目前受到來自非美貨幣集團的挑戰,如果美聯儲縮表(回收美元流動性),將重塑美元價值,美元或再度走強。同時將進一步擴大與全球其他主要央行的政策鴻溝,中國或面臨資金外流壓力,導致人民幣匯率承壓。

“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中美利差或進一步收窄,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下降,人民幣相對美元匯率或繼續承壓,中期來看,人民幣貶值壓力取決於國內經濟增長動力與外部緊縮節奏的博弈。”夏春稱。

美元指數上周五突破101.00阻力位,“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市場對美聯儲繼續加息的預期升溫有望支持美元,但對特朗普政府推進稅改能力的擔憂揮之不去可能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抑制美元漲勢。”FXTM富拓研究分析師Lukman Otunuga告訴記者。

此前,主流機構分析師預計,人民幣匯率在2017年底最低至7.1左右。不過,自2月以來,隨著市場對人民幣貶值恐慌的大幅緩解,中國外匯儲備重新站上3萬億美元大關。未來需要註意的是,“雖然購匯需求大幅回落,但結匯意願持續低迷,對未來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仍不可掉以輕心。”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劉健稱。

債市面臨內外挑戰

就中國債市而言,近期央行堅持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且監管層對於“穿透式監管”的決心愈發堅決,債券加杠桿以博取高收益的模式難以為繼。

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周期見頂的基本面有利於債市,然而,如果美國政策收緊快於預期,從而導致中國外匯占款快速下降,可能不利於國內資金面,且中國也可能進一步收緊貨幣以避免中美利差過度擴大。

天風證券預計,4月如果美聯儲沒有進一步的鷹派表態,預計外匯占款流失規模參考2月份在600億元左右,如果美聯儲進一步明確加息,預期會提前反映,則外匯占款流失可能在1000億~2000億元之間。

此外,防風險、抑泡沫、去杠桿的主基調也令債市前景存疑。4月10日,銀監會發布《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6號文”),以及此前下發《關於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進一步印證金融監管改革勢在必行。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銀行理財產品放量發行,募得的一定資金被交由委外機構管理。截至去年6月,大約40%的理財資金投向債券市場。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委外機構通過回購協議來為其債券投資加杠桿,以增厚收益。在流動性突然收緊的情況下,債市的脆弱性則進一步彰顯。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認為,6號文中,有關同業存單的說法表明,同業存單有可能納入同業負債,但其具體影響取決於出臺政策的實施力度。具體來看,6號文中對債市可能產生影響的規定主要有三條:一是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強統一授信、統一管理;二是嚴格控制投資杠桿;三是加強重點機構管控,合理控制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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