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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周正慶: 三十年證券市場崢嶸 | 人物

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算起,中國證券市場已經發展了近三十年。周正慶,作為第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雖然僅在任三年時間,但他卻以不同的身份,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

在他主政證監會時期,曾推動出臺了轟動市場的“搞活市場的六項政策”,並由此引發了著名的股市“5·19”事件。之後回憶起那段經歷時,周正慶曾表示,自己經歷了資本市場“一段艱辛而複雜的道路”。

周正慶自1951年進入金融系統工作,先後在人民銀行、國務院證券委、證監會工作,離開證監會之後,又在全國人大財經委擔任委員。如今,在金融市場奮戰終生的“老兵”停下了腳步,將推動市場發展的任務交給了後來者。

2018年7月21日,周正慶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歲。

“這真是一個噩耗。”一位長期關註證券市場的學者聽到上述消息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周正慶身上有濃濃的學者味道,很懂金融,而且深入參與了金融改革的很多細節,對此表示非常惋惜。對於周正慶“幹預市場”的主張,市場頗多爭議,但他對改革的努力、對投資者的關心,依然廣受贊譽。

作為監管者,他曾公開呼籲,“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鬥”;作為市場建設者,他曾在90年代率先提出,要糾正過去談“從資本市場籌資多少”比較多,談“資本市場給予投資者多少回報”比較少的觀念;而作為探索者,直到80多歲高齡,他依然活躍在一線,在為市場創新、監管法治建言獻策。

“5·19”事件中的周正慶

周正慶1951年進入金融系統工作,曾先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分行辦事處出納員、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分行副行長等職務,並於1986年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1990年12月19日,周正慶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他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他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他的履歷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中國證券市場。在我國的金融改革過程中,他一直是一個探索者的角色。”前述學者對記者說。

他上任證監會主席時,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複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余波未平,國內經濟增長‘保八’失敗,經濟存在較為明顯的通貨緊縮。再加上當時銀行、政府、國企這‘三座大山’,內外情勢都不樂觀。”一位機構人士回憶稱,而此時,股市的“財富效應”,吸引了當時監管層的註意。

“5·19”事件之所以載入史冊,跟當時行情發生的背景,以及後來的巨大影響都有關系。1999年5月19日,股市在沈寂兩年多之後突然出現井噴式上漲,滬深證券市場分別上漲50點和127.56點,漲幅都超過4%。

而這波行情的直接“推手”,正是周正慶。

對於為何“出手幹預”,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曾表示,在“周邊”股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中國的股市沒有出現大幅波動,成績來之不易。但是,在隨後的近兩年時間里,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關於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

在他看來,當年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繼續向好,而股市卻與整體經濟形勢的走向相背離,這種現象並不正常。數據顯示,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下降36.6%;成交總量比上一年減少7177億元,下降23%;印花稅減少27億元。

基於此,他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於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幹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

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對於他的做法,當時有較大爭議。市場有觀點提出,這是“政府監管機構直接出面發動證券市場行情”,用投資者的資金,填補了市場改革的資金黑洞;但也有觀點認為,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看到1999年~2001年這波“世紀大行情”,保證了前期金融整頓的平穩過渡,讓數百家金融機構實現了“軟著陸”。

歷史不容假設,我們無法評價如果沒有這波“世紀大行情”,中國金融改革會是怎樣一條軌跡。但是從“5·19”事件中可以看出,周正慶對於市場幹預一直持有強烈支持的態度。

他曾說過,“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他還說過,“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主張“有形之手”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資本市場,受害各國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當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0.6個百分點,東南亞國家和韓國下降3個百分點。

對此周正慶曾回憶稱,“可見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且可以看到,“金融危機所涉及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資本市場”。

盡管中國當時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國內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從數據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全國涉及18個省市,未經國家批準非法設立的股票交易場所41家,有520家上市企業,涉及340萬投資者,市值300億;全國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的行為,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權批設了75只證券投資基金,總資產90多億元,涉及22個省市、120萬投資者。

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的通知》。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周正慶擔任組長。

這場清理整頓從1998年4月開始,經歷一年半的時間基本結束,主要整頓五方面內容,場外股票交易市場、證券交易中心、證券經營機構、期貨市場、原有證券投資基金。

到1999年底,41個交易場所全部關閉,520家企業全部摘牌;經過一年多的整頓,全國90家證券公司,有35家完全歸還了挪用的客戶保證金,15家增資改制,批準了4家為綜合類券商,11家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1999年3月,證監會發出對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清理規範的通知,各類基金逐步摘牌……

清理整頓阻力重重,在當時來看,其涉及範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都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對於能夠平穩完成,周正慶認為,政府幹預功不可沒。他還在1998年赴美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交流期間,對自己的做法的合理性做了“確認”。

他後來回憶說,“我認為,作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適時進行宏觀調節。縱觀世界各國對證券市場在必要時沒有不進行幹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幹預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美聯儲主席表示認同”。

自我國證券市場創立之初,“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爭議就一直不斷。周正慶還曾明確表示支持“政策市”,但他對“政策市”的理解有些不同。

“對於‘政策市’的說法,確實到了該全面剖析、客觀看待的時候了。”周正慶2014年接受采訪時曾提出,政府通過政策和輿論來間接引導資本市場,這樣的“政策市”是國際慣例,無可非議。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沒有政策和輿論引導的資本市場,不是正確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就是錯誤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

比如,美國“9·11事件”發生後,總統、財長、美聯儲主席都號召居民樹立信心,購買股票,並要求投資機構不要賣出股票,旨在穩定股市;再比如德國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10點計劃,內容包括減稅、拓寬資金進入股市的渠道等。

他還曾說過,“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於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對此,前述接受采訪的學者表示,政策對市場的幹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進場的政策,如周正慶所提出的市場改革、推動增量資金入市、加強市場監管等等;但還有一類,是當前監管層用得比較多的,直接進行窗口指導或行政幹預,限制價格、限制買賣等。對於前一種,確實是國際慣例,但對於後一種,則存在明顯局限性。

市場法治推動者

無論是在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時,還是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周正慶對於以制度、法治規範市場都極為重視。

在離開證監會之後,他更是全面參與到《證券法》、《公司法》、《期貨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訂及形成當中。2001年5月,他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他擔任《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

這一次修改意義重大。《證券法》形成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於1998年12月通過,1999年7月1日正式施行。當時,國內吸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從制度和立法上防範金融風險,成為當時證券法立法考慮的一個重要考慮。比如,規定多項限制性條款,包括“分業經營和管理”,只允許“現貨交易”,禁止“國企炒股”,禁止“融資融券”和禁止“銀行違規資金進入股市”等等。

“當時規定這些條款是當時條件所必需的。”周正慶後來曾表示,經過幾年實踐看,這些條款的內容有些已經不適應資本市場發展需要,有必要對這些條款進行修訂。

在周正慶等委員推動之下,《證券法》在修改時,強調了要提升資本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中的地位,著重為證券市場的創新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同時,強調要建立嚴格的市場主體約束機制,完善監管措施,使市場更加規範健康。另一個重點是通過立法加強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樹立投資者信心。

參與金融市場幾十年,周正慶發現,投資者風險教育至關重要。為此,他在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還親自主編了《證券知識讀本》,另一位原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對此評價稱,這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為廣大從業人員和其他讀者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對近年來資本市場知識的宣傳、普及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了《證券法》和《公司法》外,周正慶還非常關註期貨市場法律的制定。在他看來,中國期貨市場經歷了初步形成階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頓階段(1995年~2000年)、規範發展階段(2001年之後)。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大整頓當中,期貨市場也是周正慶重點發力的五大領域之一。

“1997年5月,我擔任證監會主席,繼續加強對期貨市場的管理。主要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經紀機構進行結構調整,並重新調整了期貨合約。清理了非法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期貨經紀公司,清理規範境外期貨代理業務資格,取締非法外匯交易和境外期貨交易。”他在後來回憶說,經過清理整頓,原有14家期貨交易所撤並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壓縮到12個;179家期貨經紀公司完成了增資和重組,期貨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

與此同時,還加強了期貨市場的法規建設,出臺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及四個配套管理辦法。

2007年,證監會舉行《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座談會,也專門邀請周正慶參與。他認為新的條例在擴大調整範圍、加強風險控制和監管、鼓勵市場適度創新等方面有了重大進步,特別是明確證監會對商品和金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為期貨市場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有效避免了期貨市場的分割和多頭監管的問題,將為期貨市場的規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制環境。同時,新的條例也成為當時全國人大財經委正在推動的《期貨法》立法的前奏。

此後,他又公開提出,應加快制定《期貨法》,完善期貨市場基礎性法律制度,進一步規範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供有效的權利保障。

投資者保護深入人心

證券市場成立初期,“融資者”比“投資者”更受重視。

但是,周正慶認為,這樣的觀念是需要糾正的,應該重視投資者的回報。他在2003年曾表示,當時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884萬戶,股票、債券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重要的投資品種。

在他看來,如果廣大投資者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其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力的保護,這樣的資本市場好比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沒有生命力的,無法長久存在。

“我理解,投資回報包括即期回報和長期回報。即期回報就是平常說的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紅利。為此,就要改變目前存在的某些上市公司‘不分紅’現象。”周正慶2004年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長期回報則是要求上市公司要有長遠的發展規劃,要建立有利於防止經營者短期行為的激勵約束機制,同時,投資者也要更多地關註公司的長遠發展和長期收益,逐步樹立理性投資的觀念。

如今,投資者的數量已經翻了一番。截至今年7月20日,投資者總數已達1.4135億戶,其中包括1.41萬名自然人,35.23萬戶機構投資者。

投資者保護也成為中國證監會的一項重要工作,不但把防控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防範中小投資者因市場大起大落遭受損失,還要督促上市公司加大現金分紅力度。同時,推進制度化建設,實施證券期貨市場統一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初步構建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完善持股行權、糾紛調解、支持訴訟和先行賠付等制度機制,以及持續進行投資者教育等。

證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現金分紅達到9784億元,現金分紅比例繼續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的問題,一直困擾周正慶多年。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也是歷任證監會主席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

以2002年為例,我國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重僅為9%,在企業負債高企的背景下,銀行面臨很大潛在風險。經過十多年發展,直接融資市場規模不斷提升。截至2017年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已經達到3485家,總市值56.71萬億元。另外,還有新三板掛牌公司11630家,總市值4.94萬億元。交易所市場發行債券2433只,合計籌資3.91萬億元。

從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至今已經近三十年時間。周正慶在金融系統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與證券市場發展相關的領域。但是不容否認,中國的證券市場依然“年輕”,需要解決的問題也還很多,但是,“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這三大改革方向,必將在每一任證監會主席的手上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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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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