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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產品掛鉤之惑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2964&time=2011-07-24&cl=115&page=all

　　在理財市場大潮中，結構性產品已成為失信於投資者的第一批產品。上半年到期的十餘款產品收益率為零或為負的產品，基本以結構類產品為主。

　　「2008年至2009年，一些銀行不僅把利息拿出來，還把本金拿出來買期權，這樣參與率更高，但結構不穩健，金融海嘯中掛鉤標的急跌，導致很 多結構性產品出現負收益或者零收益。國內投資者對此已不能容忍。」光大銀行財富管理中心風險管理處副處長郭新忠告訴財新《新世紀》。

　　「因結構性產品掛鉤的大多數是國外股票，一些產品的結構有些激進，又遇上全球金融危機，幾乎臭名昭著，陷入停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但是，結構性理財產品並未在中國市場絕跡。

　　光大銀行今年2月發行了其最新的一款結構性理財產品——A+計劃2011年第二期，與A股掛鉤，標的股票為中國平安（601318.SH）、中國人壽（601628.SH）和中國太保（601601.SH）三隻A股。

　　這款產品被一些業內人士評價為一款「滾雪球」式的產品，並稱銀監會不久前已要求銀行不得銷售風險收益嚴重不對稱、含有複雜金融衍生工具的理財產品。

　　但陳志武並不認同這一定性，「學術界對什麼是『滾雪球』式的產品沒有定義。該款產品最長到一年就終止，沒有包含可以延續的隱含條款，應該不算。」

　　財新《新世紀》記者請光大銀行相關人士和業界人士對該款產品進行解讀，結論是：這款產品相當於券商通過銀行向投資者出售了一個期權，銀行的角色是銷售中介。對投資者和銀行來說風險有限，風險主要集聚在合作的券商。

　　「這個模式有積極意義，但應當納入券商的表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產品中心副主任王增武認為，在目前市場上該產品還不算結構特別複雜，如果定個規矩規範監管，對行業也有推廣價值。放到表外，可能存在監管缺失。

風險何在

　　結構性理財產品，投資標的通常分兩部分，其中大部分資金會投資於收益率較低但保障性高的貨幣市場，用於保證或部分保證本金；另外一部分則投資於利率市場、股票市場或匯率市場的衍生交易產品，用於獲取較高的收益，風險相對較高。

　　A+計劃2011年第二期的投資門檻為10萬元，共募集2億元，屬於保本浮動收益型，最長期限為一年。按季設置四個觀察期。

　　舉例而言，如三隻股票的平均漲幅在2011年5月27日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向客戶返還本金，並提供5％（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 品繼續運作。如三隻股票平均漲幅在8月29日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返還本金並提供6％（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品繼續運作。如到2012年2 月24日三隻股票平均漲幅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返還本金並提供8％（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品終止，銀行返還本金。

　　「在產品設計和金融工程方面有其道理。目前存款利率不到3％，如果有足夠高的概率得到5％-8％的年化收益，對投資者還是有吸引力。光大和投資 者之間的合同，與光大和對手方的合同是獨立的。即使光大虧損，也不影響到它對投資者的保本。」陳志武評價。但他提醒相關方，應注意銷售的客戶群體對象以及 銷售過程中具體如何承諾。

　　「投資者的風險就是收益的浮動。因為是保本型，如果一年期滿退出，可能犧牲的是同期存款利息。」一位外資銀行人士如此解讀。

　　但是，華夏銀行已發行的數款與A股掛鉤的自動贖回型理財產品，到期均為零收益。如果代入過去三年三隻股票的股價，進行粗略的經驗估算，很難得到光大銀行該款產品的預期收益。

　　受訪業內人士均認為，該產品並不適合風險承受能力比較小的客戶。一些客戶可能接受不了10萬元錢一年之後沒有任何收益。

對賭疑雲

　　「不理解結構性理財產品為什麼被妖魔化了。」郭新忠直言，其實這個產品就是很簡單一個看漲期權，帶了一個封頂的結構，並不複雜，也可看做銀行的結構性存款。

　　他進一步拆解道，該款產品中，銀行將本金做定存。「本來銀行要向客戶支付的利息拿去做掉期。客戶收益跟市場變量掛鉤，到時券商向銀行支付一籃子 股票的收益，銀行向客戶支付一籃子股票的收益。這是一個通行的結構。也可以這麼理解：客戶拿利息購買看漲期權；券商報價時會考慮到自己的成本，它自己有對 沖的模型，去市場上不斷買入和賣出一籃子股票，以此實現期權的收益。」

　　「銀行跟客戶這端，跟交易對手，完全背對背平掉了，銀行沒有風險敞口。這對銀行完全是個中間業務，僅從券商方面收取一定手續費。」他說。

　　至於業界質疑銀行和券商之間是否為對賭關係，郭新忠否認說：「如果銀行跟客戶看相反的方向，或者跟對手方看相反的方向，客戶虧損，銀行盈利或者反之，才是對賭。」

　　在光大的這款產品中，客戶本金保本，籃子股票上漲時獲得一定收益，而籃子股票下跌時並不形成虧損；銀行通過與交易對手平盤對衝風險，收取少量的 固定管理費。在結構性產品當中，銀行和券商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銀行從券商買入了一個看漲期權，券商在對沖的時候首先必須通過買入一定量的相關股票才能規 避市場風險，並根據模型隨股票的上漲和下跌調整持倉實現期權價值，否則產品到期以後券商將無法支付銀行收益。「這怎能叫對賭呢？」他說。

　　郭新忠稱，光大銀行2009年就開始嘗試此類產品，這次的新奇之處在於，掛鉤標的是A股股票。「原來掛鉤的都是境外股票，因為國內並沒有相應衍生品。現在國內券商有了定價和對沖的能力，也有政策了，可以做。」他說。

　　在產品說明書中，光大銀行並未向投資者披露與券商方面的具體合作模式，被認為定價不透明。

　　王增武表示，「對投資者而言，當然披露越詳細越好。但現在缺乏金融創新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發行方可能將之視為商業機密，最多公佈多少資產放在固定收益，多少資產在做權益類投資。」

　　郭新忠認為，銀行的定價模型是核心秘密，披露後可能會引起其他銀行的模仿，產品變得缺乏競爭力。「風險可控、成本可算的原則我們贊同，但到底披露到什麼程度才算充分，依然沒有統一的標準和尺度。」

　　「對銀行來說，此類產品的意義在於多樣化的探索。通過此類結構性理財產品，投資者也可以接觸到本來無法接觸到的市場，比如做空和境外商品。」郭新忠說。

券商繞道

　　這款產品的風險集聚在券商一端。受訪的光大銀行和業界人士均持此看法。在此案例中，券商可能規避了證監會的監管，將本應受限於資本金規模的創新業務騰挪至表外，因此處於監管的真空地帶。

　　「投資者沒什麼風險；銀行的風險是券商倒閉，自己掏錢；風險在券商，要求券商有比較好的對沖技術。」一位大型券商金融工程部門的人士對財新《新 世紀》記者表示。「正常情況下，券商可以複製出一個看漲期權，但複製是需要成本的。券商是否有能力進行風險管理，需要有相應的成本股現貨或者股指期貨。上 漲時如果手頭沒有現貨，或者頭寸不夠，券商要賠。如果下跌，對沖成本超過估計，券商也要虧。」

　　「如果券商覺得自己管理的成本是4％，銀行願意付5％，它就掙了一個點。什麼時候風險會特別大？就是這種產品發很多。但現在不可能，因為證監會 規定創新業務不能超過淨資本的5％，本身已經控制住。券商管理能力應該沒問題，再說也沒有業務是保證掙錢的。因此，券商風險不是很大，只要佔資本金的比例 在可承受範圍內。」上述人士認為。

　　一位監管方面的人士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種產品對券商而言是「無限風險，有限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合作路徑中，券商還規避了資本金的限制。

　　「合作模式中利用了金融監管的割裂。銀行只須向銀監會報備，七天無異議便可發售；券商通過諮詢和顧問業務兩個協議規避了證監會產品部的審批。」上述監管人士表示。

　　另一大型券商的相關人士確認，券商與銀行走的不是創新業務，而是投資顧問協議，相當於「表內業務表外化」，因此不受5％資本金的限制。

　　光大銀行此類結構性產品的總量在10億元左右。略估一下，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和權益類理財產品的比例約為9︰1，該行理財產品的總量達到1600億-1700億元。

　　西南財經大學信託與理財研究所研究員肖芳表示，目前市場熱門的還是固定收益類的理財產品，結構性理財產品所佔比例不是很多。

　　根據他們的統計，結構性理財產品截至5月共發行40款，佔所有理財產品比例為2.76％，今年上半年結構性佔比為3.15％。目前國內有能力與銀行合作開展這種業務的券商數量還比較少，銀行在招標時選擇並不多，但許多券商已經表現出興趣。

　　「我們也在探索這種新的業務，人民幣結構化理財產品剛開始逐漸起來，還不多。正面看，這種產品對金融市場的培育有利，應該逐步推進。」上述券商人士說，「現在市場上結構管理已經有點複雜了，我認為在嘗試階段，應該發一些更簡單的產品。」

中國取消銀行結售匯頭寸掛鉤規定 人民幣創七個月最大漲幅

周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上漲0.32%，報6.2020元，創下5月6日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人民幣兌美元盤中最多漲幅0.45%，為9個月以來最強。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12個月期無本金交割遠匯上漲0.17%，報6.3520，較在岸即期貼水擴大至約2.36%。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周二發布管理辦法，將整合銀行即期結售匯、衍生品業務的市場準入；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考核由日變周，並取消綜合頭寸掛鉤外匯貸存比的政策。

華僑銀行經濟學家Tommy Xie在今天的研究報告中表示，中國取消銀行結售匯頭寸與外匯貸存比掛鉤的政策，意味著部分銀行將不必再被迫保留最低限額的美元多頭頭寸。這或許會減輕人民幣貶值壓力，不過對匯率的直接影響有限。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按日考核調整為按周考核將為銀行留出更大余地。新規的發布表明監管機構已不再擔心資本流入的問題，應當有利於國內人民幣市場的發展，比如說人民幣期權市場。

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是指外匯指定銀行持有的因人民幣與外幣間交易形成的外匯頭寸，由銀行辦理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對客戶結售匯業務、自身結售匯業務和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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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開始：瑞士解除掛鉤歐元，歐洲央行1月22日量化寬鬆 年紀不輕輕吳向軍

地方債務限額擬掛鉤經濟實力 去年底地方債突擊“白幹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銀行業在與監管機構的“鬥法”中可能會敗下陣來。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有關部門正在考慮確定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時，不與2014年12月末各地存量債務余額掛鉤，而是與各地的經濟實力掛鉤。

同時，各地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時，將主要考慮各地財力和債務風險等因素，適當考慮存量債務，並且存量債務將參照2013年6月30日審計署的審計結果。

不過，上述說法目前尚未獲得財政部的官方確認。

盡管如此，市場已經開始擔心，如果債務限額不與2014年存量債務余額掛鉤，那麽金融機構在去年年末對地方債務平臺突擊放貸的努力將化為泡影。

華爾街見聞曾在此前文章中提到，去年10月，國務院下發43號文件，宣布將在2015年1月5日開始地方政府債務的甄別，以決定是否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納入政府直接債務的口徑，進而防止地方債務繼續膨脹。

結果，在大限到來之前，地方政府卻先發制人。不僅公開的城投債市場十分火爆，不少商業銀行以及信托公司也紛紛突擊為平臺放款，因為市場預期這些債務會被優先納入到政府直接債務的口徑。

但43號文並沒有說明地方債務限額究竟如何確定。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1月5日前上報的存量債務都有希望被中央政府接納。一旦債務限額與經濟實力掛鉤，那麽此前為了“沖量”而放出的大筆款項就會很“尷尬”。

事實上，眼見“大事不妙”，銀行業已經開始轉向。《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某大型銀行對公業務人士消息稱，某大型銀行對公業務條線人士介紹，總行已於2015年初下發相關要求，分行此前對地方融資平臺突擊發放的貸款，未下發的部分不再發放；已發放的貸款補足抵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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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 “人錢掛鉤”解決資金難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人錢掛鉤” 國務院10條舉措力推農民工市民化

面對中國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未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的現狀，國務院發文改革財政支出結構以達到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即“人錢掛鉤”，以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這份文件全名《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8月8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詳細解讀《通知》出臺的前因後果。

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不過，“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

7月27日，國務院印發了《通知》，給出十條硬舉措，以建立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體系。

該負責人表示，《通知》提出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條具體政策措施，不是幾項財政補助政策的簡單疊加，而是財政政策的系統重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涵蓋了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大調整。

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

另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此外，《通知》加大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支持力度，支持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上述負責人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平衡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財力

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業人口市民化而改革的財政轉移支付，必然觸及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和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間的財力，而這次新政在財政支出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傾斜的同時，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政策調整而減少。

上述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目前在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轉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部分。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該負責人稱，對與農業轉移人口相關的專項轉移支付，雖然有的以常住人口為基礎、有的直接按人頭進行測算分配，相應減少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困難地區的義務教育等專項轉移支付數額，但考慮到人口流出地已經不提供戶籍在本地但持有外地居住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部分專項轉移支付的減少並不會影響當地實際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均財力，相反還會因與人頭有關的配套資金減少使地方財力得到改善，如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口流出地財政負擔的部分配套資金將轉由人口流入地財政負擔。

《通知》還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相關權益。

該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山東：僵屍企業處置情況將與省管企業領導薪酬掛鉤

光想著盈利不行，還得想著處理好僵屍企業。這是山東省國資委對省管企業領導提出的要求。

日前，山東省國資委出臺《關於促進省管企業經濟平穩運行的通知》，要求“要把虧損和僵屍企業治理成效與企業盈利同等看待、同等重視。”

《通知》中說，各企業要按照省國資委確定的目標，對所屬虧損企業“一企一策”地制定年度減虧控虧具體工作方案，明確路徑、措施、方法，綜合采取債務重組、業務整合、冗員分流、強化管理等措施，將減虧控虧目標、措施分解落實到人，作為績效考核與獎懲任免的重要依據，確保2016年省管企業及所屬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同比下降30%。

僵死企業對山東省管企業的盈利狀況影響巨大。數據表明，2015年，山東省管企業實現利潤172億元，其中盈利企業的盈利額556億元，但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到379億元，相當於2/3的利潤被“吃掉”。

根據山東省國資委的相關材料，山東正在“一企一策”進行“治虧去屍”工作。

截至6月底，第一批擬在2016年出清的125戶僵屍企業中，已經完成或者接近完成處置的有49戶，7戶正在轉讓，3戶完成破產立項，其余66戶正在進行清產核資。

山東省國資委明確，3年內將完成321戶省管企業的清理退出。下一步，要研究制定省管企業僵屍企業處置考核辦法，將今年省管企業處置僵屍企業的情況列入考核目標體系，加大考核分值，制定特殊獎勵措施，與企業領導班子的薪酬及評先樹優掛鉤。

處理僵屍企業，山東也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日前，山東省國資委主任張新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結出3個方面的難題。

首先是來自銀行金融系統的難題。張新文說，目前的做法是，企業可以破產，銀行作為債權人卻不可以有損失，這不公平，也不合理。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債權人、債務人是平等的，有了風險和損失，銀行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應該發展混合所有制及股權、債權、風險投資等多種融資方式，改變由銀行主導、間接融資一家獨大的金融模式。

其次是法院。依法破產是處置僵屍企業的重要途徑，但由於各級法院受理標準不一，部分法院出於社會穩定考慮，加上費時費力，不願受理破產案件，積極性不高，導致立案難度加大。

還有，國企要破產，過去的欠賬要交，相當於人之將死，還要逼其拿出買骨灰盒的錢，直接導致了“死不起”現象。企業的社會職能，比如學校、醫院，以及供水、供暖、供電、物業等移交地方，地方接收起來往往不積極，推動起來很慢、很難。

央企分類考核方案出臺：分三類並掛鉤薪酬

26日從國資委網站獲悉，經國務院同意，8月24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完善中央企業功能分類考核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

國資委成立以來，始終把業績考核作為國資監管的重要手段，充分發揮業績考核在落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做強做優做大中央企業中的導向和激勵約束作用，並緊密結合實際，不斷完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制度，探索對中央企業加強分類指導，分類考核，增強業績考核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中央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相關意見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5〕22號）對改進經營業績考核、加強不同類別企業分類考核提出明確要求。國資委《關於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國資發研究〔2015〕170號）又進一步明確了分類考核的主要方向。

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部署和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安排，國務院國資委會同財政部、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根據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在總結既往業績考核實踐的基礎上，堅持問題導向，深入調研，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組織制定了《實施方案》。

《實施方案》明確了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責任，按照企業的功能和業務特點確定了差異化的考核導向和內容。按照《實施方案》，對中央企業將分為三類實施考核：

為更加符合中央企業戰略定位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進一步完善企業功能分類考核體系，促進考核更加規範、透明，探索建立特殊事項管理清單制度，將企業承擔的對經營業績有重大影響的特殊事項列入管理清單，作為考核指標確定和結果核定的重要參考依據。管理清單結合企業所處行業和功能分類，針對企業承擔的特殊事項範圍和內容，從保障國家安全、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實施“走出去”重大戰略項目等方面作了具體表述。

《實施方案》明確了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對其任命的企業負責人進行年度和任期考核，並按照中央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相關意見和《關於印發〈中央企業領導班子和領導人員綜合考核評價暫行辦法〉的通知》（中組發〔2013〕20號）的相關規定，依據考核結果對企業負責人進行獎懲。

此外，《實施方案》明確要求中央各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參照制定完善所監管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並對中央企業加強所屬企業的分類考核提出了要求。

財政部：PPP項目資金來源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10月13日，財政部等20部委公布了總投資超萬億元的PPP示範項目名單，同時還發布了《關於聯合公布第三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範項目加快推動示範項目建設的通知》(下稱《通知》)，其中花了大幅篇章厘清PPP項目用地問題。

在PPP項目用地方面，《通知》要求PPP項目用地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依法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並給出了五個“不得”。

不得直接以PPP項目為單位打包或成片供應土地，應當依據區域控制性詳細規劃確定的各宗地範圍、用途和規劃建設條件;PPP項目主體或其他社會資本，除通過規範的土地市場取得合法土地權益外，不得違規取得未供應的土地使用權或變相取得土地收益;不得作為項目主體參與土地收儲和前期開發等工作，不得借未供應的土地進行融資;PPP項目的資金來源與未來收益及清償責任，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劉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簡單說，就是以後土地一級開發不再納入PPP的範圍，這是之前沒有規定的。此前一直強調的，是不得將土地收益作為項目收益來源。

土地一級開發，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權委托的企業，對一定區域範圍內的城市國有土地、鄉村集體土地進行統一的征地、拆遷、安置、補償，並進行適當的市政配套設施建設，使該區域範圍內的土地達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設條件(熟地)，再對熟地進行出讓或轉讓的過程。

劉飛告訴記者，土地一級開發過程中沒有現金流，且沒有運營的部分，開發完後就交給土地儲備機構，因此將土地一級開發單獨作為一個PPP項目不可行。但是將一級土地開發部分作為一個整體PPP項目的一部分是可行的(且土地一級開發投資占比不能太大)，比如建設運營一個自來水廠PPP項目，前期土地一級開發是這個項目的一部分是合理的，而且現實中大部分的PPP項目都這樣做，特別是園區項目。因此《通知》對此”一刀切”不太合理。

中國投資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產業咨詢與投資事業部總經理楊寧表示，目前一些實施的PPP項目中，地方政府逐漸產生了”將PPP項目與土地進行捆綁“的想法，即通過PPP項目采購環節替代相關項目用地的出讓環節。此次《通知》已及時發現並重點”關註“了這一趨勢。

楊寧稱，首先相關部門明確了項目用地應根據項目性質采用劃撥、出讓或者租賃方式供應;其次在項目用地已完整具備相關手續後，可在PPP項目采購環節一並明確項目用地問題;最後強調了PPP項目還款來源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楊寧表示，上述舉措具備很強的操作性，體現了相關部委對PPP項目與土地掛鉤問題的充分重視。相信通過後續的嚴格監管，這一問題將得到有效的遏制，但這也對後續PPP項目尤其是片區開發類項目的運作模式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長征路 新故事】四川巴中：土地增減掛鉤政策紅利助農民奔小康

“三二年，臘月天，徐向前領兵進巴山，一仗打到得勝山，受苦人民心歡喜，江口縣紅了半邊天。”

這是一首在大巴山傳唱廣泛的紅軍歌謠，當年的“江口縣”，就是今天四川省巴中市的平昌縣。作為第二大蘇區川陜革命根據地的腹心地帶，1932年到1935年，紅軍在這里戰鬥了3年之久。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川陜蘇區也面臨國民黨蔣介石100余團30萬軍隊新的“川陜會剿”。11月初，紅四方面軍在巴中通江毛浴鎮召開黨政工作會議，制定“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鬥、不勝不休”軍訓鼓舞士氣。11月中旬，又在巴中清江召開軍事會議，提出依托老區、發展新區的“川陜甘”計劃。

1935年3月底，按照中央政治局及軍委關於“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的電令，紅四方面軍結束廣昭、陜南戰役，強渡嘉陵江長征，留下巴山遊擊隊堅持川陜蘇區鬥爭。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共10余萬人在川西懋功勝利會師。

巴中市通江縣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里的無名烈士紀念園，葬有17225名紅軍烈士的遺骸。馮蕓清 攝

如今，平昌縣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這里的老百姓也正在擺脫貧困的標簽。用該縣駟馬鎮當先村村民周福林的話來說，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好得沒法比了”。

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給駟馬水鄉這個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帶來了數十萬的遊客，也給周福林的冷飲店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以前全靠種地，收入很少，現在一年能有3萬元。”周福林告訴記者，“我們這兒原來特別窮，後來政府給我們統一建房子，修路，搞旅遊開發，現在越來越好啦”。

巴中市平昌駟馬水鄉迎來鄉村旅遊熱。巴中市委宣傳部供圖。

一個貧困縣哪來那麽多錢?原來，是土地增減掛鉤結余指標跨市流轉帶來了不菲的收益。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將若幹擬整理複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地塊(即拆舊地塊)和擬用於城鎮建設的地塊(即建新地塊)等面積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通過建新拆舊和土地整理複墾等措施，在保證項目區內各類土地面積平衡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耕地面積不減少，質量不降低，城鄉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標。

簡單來說，就是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從以宅基地為主的村莊占地中騰出土地複墾，指標可以拿到城里來用。

2014年9月，為支持巴中脫貧攻堅，國土資源部為其量身打造“可在省內跨縣、市開展增減掛鉤”等6條支持政策，突破了只能在市域內流轉的範圍。

今年初，成都高新區以每公頃442.5萬元的價格使用巴中市300公頃增減掛鉤節余指標，總金額達13.28億元。巴中成為四川省第一個開展增減掛鉤節余指標省域流轉改革的市(州)，也是全國第一個在省域範圍內流轉使用存量增減掛鉤指標的地區。

巴中市國土資源局巴州分局副局長吳冬表示，按照規定，必須是國家級貧困縣才有機會參與，流轉後獲得的收益一部分用於給村民的拆舊補償款，另一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巴中市西連接線新貌。巴中市委宣傳部供圖。

在當先村，政府先期墊支增減掛鉤項目流轉指標預期收益補助群眾建新，同時疊加使用農村土地整治和地質災害避險搬遷的國土政策，解決貧困戶搬遷資金不足的問題，以便村民可以按照統一規劃、聯合建設的方式把新房蓋起來。

同樣受益的還有巴中市巴州區水寧寺鎮枇杷村。據吳冬介紹，枇杷村用增減指標換來了4936萬元資金，每戶拆舊獎補，可獲5萬至10萬左右的建新房補助。節約的土地可種糧，也可種植經濟作物。

“項目實施後土地流轉年均收入100.8萬元，全村僅土地流轉收入人均就可達780元以上。同時還解決了200多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年務工收入人均可達1.3萬元以上。”村支書陳開天說。

巴中市巴州區水寧寺鎮枇杷村的村民已經住上了新房。馮蕓清 攝

另一方面，運用土地流轉政策和土地入股經營參與合作社的政策，讓農民一夜之間轉換成了收錢的股東。

據陳開天介紹，現在枇杷村已經流轉土地1200畝，全部發展特色種植業，500畝核桃和700畝枇杷，由村里組建的合作社承包經營，“掛果後入股的村民每年預計可分紅780元/畝”。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三大國土政策釋放的紅利，巴中市政府在如何使用涉農資金上也探索出一條效益最大化的路子，即“多個渠道引水、一個龍頭放水”。

平昌縣農工委副主任康峻彬告訴記者，具體的做法是整合扶貧、交通、水務、住建等部門專項資金，將資金投向細化界定為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產業發展、配套公共服務、農戶補助4大類18個小項。

據悉，巴中市2016年梳理整合涉農項目42個、擬整合資金55億元，目前已到位35億元，保證今年脫貧摘帽村投入不少於15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