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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五日，《富比世》（Forbes）雜誌集團的執行長史提夫‧富比世（Steve Forbes）將第一屆「馬康‧富比世終身成就獎」，頒給華人首富李嘉誠。

已故的馬康（Malcolm S. Forbes）是富比世集團的第二代掌門人，身為集團第三代掌門人，並參選過美國總統的史提夫說：「我祖父以前常說，做生意的目的，是製造快樂，而非累積金錢。沒有任何人比李嘉誠更符合我祖父與父親的理念。他是一個生意人，也是一個慈善主義者，他是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人的好榜樣。」

史提夫推崇李嘉誠：「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企業家。」「他是創造者，也是擴張者，更是世界著名的慈善家之一。」

今年五月，《時代》（Time）雜誌公佈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兩位人士，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Power Givers）一項，《時代》共選出十二位，李嘉誠亦名列其中，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齊名（詳見第一六八頁）。

二○○五年，李嘉誠將私人投資的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持股出售，所得港幣七十八億元（約合新台幣二千五百億元）全數捐予基金會。李嘉誠，用獨到的方式詮釋商人的社會地位。而且，相較於許多企業家成立基金會，節稅考量大於捐助，李嘉誠的私人捐款，全部是繳稅後捐出。李嘉誠並訂明：「基金會所有收益，不可以為他本人、他的家族成員或基金會任何成員或董事，帶來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個人利益。」

二十八歲，首度一夜無眠……　有錢卻不快樂，開始探索內心富貴 金錢，對華人首富到底意味什麼？

因為他目睹父親從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落魄到一名寄人籬下的職員。他經歷過沒錢就沒有尊嚴、沒有家、無法讀書的困境。年輕時，李嘉誠曾經是金錢主義的追求者。

一九五六年，他二十八歲，李嘉誠創 業後六年，他已經躋身百萬富豪。那時候的他，體會到物質享受的樂趣，西裝來自裁縫名家之手，手戴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高級腕錶，開名車，甚至擁有遊艇。他也開始嘗試上流社會的玩意，玩新型萊卡相機，他並在半山列提頓道半山腰買了面積近六十坪（兩千平方 呎）的新宅，將母親接來同住。新宅面向維多利亞港，與當時一般香港人的住房比較，這已經算是「豪宅」。

但是，搬進新家那天晚上，他徹夜難 眠。數十年後的今天，他都還清楚的記得，那一個失眠的夜晚。躺在偌大的床上，月光將窗外樹影投射進屋內，風吹得它們搖搖晃晃，如真似幻。十六年前，一家人 在月光下從潮州山區倉皇逃離的景象，仍如此清晰。童年與祖母相偎而眠的溫暖，到香港後必須搬開家具才能全家打地鋪入睡，創業後以工廠為家，唯有機器運作的 聲音能讓他安穩入睡、機器一停他就驚醒的日子……，曾有的快樂與痛苦一幕幕浮上眼前。新家的安靜、寬敞，顯得多麼不同。

「還不到三十歲，我就擁有足夠我一生開銷的錢。」變成富翁後，他卻茫然：「為什麼有錢不如我判斷的這麼快樂？」望著窗外，他問自己。

他走出新家，駕車往山上開，在西半山寶珊道這條單向道盡頭停下，坐在樹下的石頭上，望向維多利亞港思考：「我這麼有錢，身體很好，為什麼沒有非常快樂？我不喝酒、賭博、跑舞廳，我賺再多，也不過如此。」

「財富能令人內心擁有安全感，但超過某個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麼強烈了。」李嘉誠發現，金錢帶來的快樂滿足感不能持續。

思 索持續到第二天晚上，他終於找到解答：「人不是有錢什麼事都能做到，但很多事，沒有錢一點也做不到。我一路做，將來有機會，能對社會、對其他貧窮的人有貢 獻，這是我來到世上可以做的。」同時從那時開始，他對金錢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再重視一般的外表與物質，享受簡單的生活。他領悟出：「內心的富貴，才是 真富貴。」

二十八歲後，他轉而探索內心的富貴。真正成立李嘉誠基金會是一九八○年，他五十二歲時，基金來自他的私人捐款。從此，該基金會就變成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他在故鄉成立一所大學。

一九八一年，廣東潮汕地區第一所大學汕頭大學，在李嘉誠資助與官方同意下成立。這所大學包含九個學院，其中醫學院是中國最優秀的醫學院之一。李嘉誠從 加拿大、香港挖角名師擔任各學院院長，還動員他的國際人脈，邀請名人授課，致力教育改革。譬如星巴克咖啡創辦人霍華．舒茲（Howard Schultz）講授商業道德課程。少年失學的痛，轉化成他對汕大的濃郁情感。雖然他沒有大學學歷，卻能創造一所大學。「就算汕頭大學一夕之間被摧毀，我 也會把它重建起來！」他說。

他也重視醫療。教育，反映他對少年失學的痛。醫療，則與父親因病去世、自己與肺結核奮戰多年有關。成立以來至今年十一月底，該基金會捐款已逾港幣八十五億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五十億元），其中九○％用於教育及醫療。

二十七年來，李嘉誠私人捐予基金會金額究竟有多大？他不肯透露。別人難以估計，因為香港法令允許基金會可進行投資，投資回報可以在其基金會內滾存，所以李嘉誠基金會規模恐怕遠比其他人想像的大。

「我跟家裡人講，這個基金會要永遠留下，如果我今天離開（人世），基金會只要每年拿三○％的收入出來，已經比我現在捐的多得多。」李嘉誠睜大眼睛、俏皮的透露。

外界的焦點都在追逐：李嘉誠捐了多少錢？但都忽略他內心的掙扎。這是一段很掙扎的轉折。

七十五歲，再度徹夜未眠……

把基金會當第三個兒子，從此豁然開朗

二○○三年春天的某個夜裡，他為了基金會的未來，徹夜未眠。他體會到自己年事漸高，但他更希望基金會能無止境的運作下去。無止境的運作，需要有一大筆資金做基礎，才能錢滾錢，做更多的事。但他擔心，這樣是否剝奪了原本該屬於子孫的財富權利。

這 天晚上，他陷入沉思：「幾十年的努力工作，每一分一毫都得之不易，都是清白的錢。卻要把這麼多的錢送給你不認識的人。」這樣做值不值得？兒孫們能體會嗎？ 他一定不要下一代經歷他曾經有過的苦難。他曾經跟兒子說：「我吃蘋果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樣。我吃蘋果的味道，比你們香得多。因為我小時候，經過蔬果店，那 時候，燈光照著水果，非常漂亮的，非常香，但我沒有錢可以買。」

天平的一端是他的骨肉至親，另一端是可實現他認為很重要的事。他內心陷入天人交戰。

突然，他領悟出一個道理：「我現在有兩個兒子，如果，我不是兩個兒子、而是三個兒子，我是不是也要給第三個兒子一份財產？」只要將基金會視為第三個兒子，財產分三分之一給基金會，就理所當然。

心念一轉，豁然開朗。

「這個思想上的突破，讓我開心了很多天！那種安慰、愉快的感覺，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李嘉誠對《商業週刊》編輯團隊透露當時的心情。

「財 富到某一個數字，衣食住行都無虞，握在手裡的用途就不大。如果你不能做到慷慨割捨、有愛心的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頂多就是遵照華人的傳統觀念，一代交給 一代，如此而已。」他說：「但如果，能將建立社會的責任，與延續後代一樣重要，選擇捐助財產有如分配給兒女一樣，那我們今日一念之悟，將為明天帶來更多的 新希望。」

令他更高興的是，當他公佈自己的捐款計畫後，至少有五名企業家向他表示，認同他「第三個兒子」的想法，並已對社會捐出大筆款項。「他們說，嘉誠啊，你講到我們沒想到的。我們也跟著你做。」甚至，有一次在英國，碰到一位印度大企業的領導人都跟李嘉誠說：「你這樣做，解脫我一個很大的瓶頸。」

捐出三分之一財產是多少？二○○七年初，《富比世》統計李嘉誠身價約二百三十億美元。但這個數字僅限於他對長江集團旗下上市公司的持股市價，並未計算其他私人投資。用最保守的角度估算，二百三十億美元的三分之一，約七十七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千五百億元），基金會未來收到的捐款，將隨著李嘉誠私人財富的擴張，只會多，不會少。

「除了我固定控有股權的上市公司包括長實、和黃、赫斯基（Husky）之外，我將五十多年的積蓄，全無條件的送給世上。我慶幸自己能做出這個正確決定，一夜無眠也是值得的，自己更絕不會後悔。」

他跟家人說：「我一生可以成立這樣規模的基金，心裡絕對不會惋惜。捐出來，是高高興興捐出來，去做，也是高高興興去做，一點都不會後悔。」

如今，重新詮釋金錢……　推崇富蘭克林，以從商所得改造社會 金錢，對而今的李嘉誠是有不同的意義。

李嘉誠曾在一場演講中，將中國春秋著名商人范蠡，與另一位商人——協助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開國元老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做比較。

范 蠡與富蘭克林都是角色多元的精彩人物。范蠡是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富商。他協助句踐復國後，看透時局，轉而赴齊，從商致富。齊國人希望委與范蠡大任，范蠡 卻擔心盛名將帶來惡果，於是散盡家財，分給親友鄰居，只帶少數財物遷至陶國，自稱陶朱公。他繼續從商，沒過多久，又成鉅富。

富蘭克林，這位墓碑上只簡單刻上「富蘭克林，印刷工人」的哲學家、商人、政治家、發明家、音樂家，出身清貧，卻以辦報、出版，展現他對公共事業的熱心，他的印刷業為他帶來財富，他卻利用財富建立圖書館、學校、醫院。

美國製憲會議時，富蘭克林提名華盛頓擔任大會主席，並獲一致同意。富蘭克林是被認為唯一與「美國國父」華盛頓競爭的人，但他堅持留給制憲會議的絕非名譽高位，而是胸襟與智慧。美國人民稱他為「偉大的公民」，歷史予以高度評價。

「范蠡和富蘭克林的故事值得深思。」李嘉誠說：「范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推動社會變遷，他們的人生座標完全不同。范蠡只想過他自己的日子，富蘭克林卻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

「如同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嗇餽贈別人，但方法與成果卻有天壤之別。范蠡餽贈給鄰居，富蘭克林用於建造社會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

錢，是一張紙、一個銅板，也可產生巨大的改變。古今中外的商人，對於金錢各有不同的詮釋，只有極少數的商人貢獻他的金錢發揮影響力，因而也只有極其少數留名歷史。

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常發生的爭議是，有的把盈餘轉基金，稀釋政府捐助占比；有的則是再出資設立新的財團法人，開枝散葉之後，竟變成民間財團法人。種種手法，都讓政府單位無法監管。

捐贈比率被稀釋？

教育部枉捐14.2億納稅錢 管不到蔣經國基金會頂著前總統蔣經國之名，外界普遍以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是屬於政府的基金會，甚至是政治團體，還有老兵到基金會要錢，說要立塑像紀念蔣經國。但其實這是個學術獎助機構，成立的原始資金的確來自教育部，卻一直被定位為非公設財團法人組織，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始由政府出資、日後卻脫離政府掌控的案例中，蔣經國基金會是國人較為陌生的一個。

二○○九年，時任監察委員的趙榮耀與葛永光所提糾正案中，認定蔣經國基金會「創立時政府捐助一○○％」；但行政院一五年八月發布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一○三年度行政監督總報告》中，蔣經國基金會並不在「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之列，顯然官方認定也有歧異。

蔣經國基金會究竟是不是公設財團法人，牽涉到教育部的捐助金額，在它的成立基金占比，有沒有達到五○％以上的問題，此即爭議所在。

且先回顧基金會成立起源，是因為中研院院士許倬雲觀察日本設立文化基金會，向國際推廣日本文化有成，遂建議時任總統的蔣經國，應設立類似單位。此議在蔣經國一九八八年去世後，由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實現；翌年，由教育部出資三億元作為成立基金，占原始基金一○○％，向法院登記設立，登記書上記載募資目標為二十億元。

當時，教育部即承諾捐助十五億元，後來三年內完成，總捐助金額為十四億兩千萬元。

蔣經國基金會解釋，成立之初，首筆匯入的原始捐助確為教育部的三億元，基金會藉此向法院登記設立，往後幾周內，已承諾的民間捐助款也陸續匯入，成立的首年，共募得創立基金十二億元，「當中九億元為民間捐助，包括企業家辜振甫、徐有庠等人士，一直到最近幾年，企業與熱心人士仍持續捐助。」根據一五年五月最新登錄於台北地方法院的資料，蔣經國基金會目前財產總額為三十六億兩千萬元。

換言之，蔣經國基金會認定，教育部第一年捐助三億元，僅占當年基金的二五％（十二億中占三億元），累積捐助也僅占目前財產總額的三九％（三十六．二億占十四．二億元），不屬《預算法》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五○％的財團法人（即公設財團法人）」。

應被視為「公設財團法人」原因：原始基金 全來自教育部但關鍵在於，蔣經國基金會向法院登記設立的原始基金，全來自教育部捐助，即使以登記書記載的募資目標為二十億元，教育部總捐助金額為十四億兩千萬元，也已超過五○％；因此，蔣經國基金會才會被視為「公設財團法人」。

監察院在○九年通過時任監委趙榮耀與葛永光所提糾正案，批評行政院「長期漠視累計政府捐助基金之認定所衍生出之問題」，即點名蔣經國基金會，「創立時政府捐助一○○％」、「以盈餘轉基金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造成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降為低於五○％。

遭質疑稀釋占比

基金會：績效好 才將盈餘轉入基金基金會逐步將歷年結餘的錢轉入基金，使政府捐助比率低於五○％，這樣就可避開《預算法》中，政府捐助比率超過五○％者，必須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的規定，亦無須遵循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範。由於蔣經國基金會投資報酬率頗佳，盈餘轉入基金，被監委質疑，此舉是在稀釋政府出資於基金中的占比。

蔣經國基金會高層則強調，依規定，政府捐助之基金投資，僅限銀行定存、購買公債或短期票券，因長期低利率，根本無法達成年度支出四．五％的目標。

反觀民間捐助的基金，運用靈活，可以買股票、公司債、可轉債、不動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等，每年平均有八％到九％的投資報酬率，投資績效較好時，達成年度支出目標後，還可有盈餘。基於文教團體「支出不低於基金孳息及收入之六○％」的免稅規定，教育部認為該基金會累積盈餘太高，所以有幾次把盈餘轉入基金。重點是，累積盈餘都是源自民間捐助的基金之投資收益。

儘管如此，立委管碧玲直言，「組織屬性在設立登記時就確定了。」也就是財產總額是以設立登記時，法院所發登記證明書之財產總額作為基礎；所以，蔣經國基金會預算不送立法院審議、不受監督，當然不對。

「二○○○年首次政黨輪替時，總統陳水扁與歷任教育部長確實有疑慮，經當面解釋後，基金會才能維持教育部僅派一席董事、不介入人事的獨立運作。」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強調。

但原始登記基金的三億元來自教育部，財產總額中的十四億元取之於公，都是不爭的事實，即使蔣經國基金會在占比的解釋與監察院意見相左，仍應受《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範，由教育部指派過半數董事。

運作應受政府監督

原因：資金含民脂民膏

目前蔣經國基金會以每年一億多元的孳息運作，補助漢學或台灣相關研究，並延請學術地位崇隆的學者擔任董監事與諮詢委員會成員，在國際漢學界頗具影響力。即使蔣經國基金會回復公設財團法人定位，教育部仍應尊重其獨立運作的精神。至於這類公帑捐助卻脫離官方掌控的組織該何去何從，以符合民眾對於轉型正義的期待，值得深思。

（陳柏樺）

公產轉私產？

糖協80億資產「換手」 張有惠纏訟至今二月四日，位於台北市精華地段仁愛路的「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由四樓電梯口步出，左右兩邊辦公室約八十坪，不到中午十二點，辦公室空蕩蕩，僅見不願具名的祕書長一人，談及台糖與武智的官司，他說：「糖協董事任命權已全歸回給台糖管理並指派。」關於武智案，歷經十幾年纏訟，台糖已循法律途徑，要求武智基金會回復原有章程，並改回「台灣糖業協會」，但事情還未了結，根據經濟部二○○六年至武智基金會進行查核，該財團資產有五十五億元。十年來，不動產價值飆漲，目前資產應高達八十億元。這筆公產，到底在哪裡？

回顧歷史，一九五五年國營事業台糖公司奉經濟部核准，設立「台灣糖業協會」（編按：一九五六年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承受三九年由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武智直道捐出的二十萬日圓成立基金，人事權及產權皆由台糖管理。

然而，自九七年起即擔任該會董事長的張有惠，遭控疑將公產轉為私產，引發經濟部、台糖與武智基金會一連串的官司。

董事長一當17年

手握人事、投資大權，備受爭議事實上，糖協脫離台糖主導，龐大資產淪為少數人控制的第一個關鍵點，是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糖協董監聯席會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台糖聘派董監事之規定改為由糖協「自行聘任」，時任經濟部長王志剛並在四月五日迅予核准；當時正值政權交接前的關鍵時刻，動機可議。第二個關鍵點是○三年，第五屆董監事改選，全由糖協「自行聘任」，未保留董監事席位給台糖，也未與台糖進行協商，完全脫離掌控。

據悉，○四年張有惠將糖協先更名為「台灣武智紀念糖業協會」，○五年再改名「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六年此案被媒體揭露，台糖才提告展開護產動作。

根據○六年武智案調查處理報告指出，武智基金會董事會成員長年由少數固定人士把持、人事費用支出劇增、財務收支失衡等流弊；行政院隨即對該基金會做解散處分。

立委鄭麗君國會辦公室主任游毅然表示，張有惠擔任糖協╱武智董事長，一當就十七年，不只握有人事大權，武智轉投資海外投資開發公司，都與發展糖業目的無關，備受爭議。

早在一二年十一月由經濟部商業司編印的《經濟部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名冊》，將武智基金會歸類於「民間捐助」，顯示當時武智已「由公轉私」；直至一四年台北地方法院最後裁定名稱改回「台灣糖業協會」，並由經濟部派任新董事。

這場官司，目前仍由法院審理中。台糖祕書處公關組組長劉宗憲說，雖然主案已結，但台糖與武智還有六件官司進行中，包括追償不當得利。張有惠則透過轉述：「一切尊重法律判決，因年事已大，只想安穩過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每年每人人事費用超過百萬元，若無具體作為，根本無存在價值。」鄭麗君說。期盼新政府上台後立法規範，妥善管理。 （許家峻）鑽監管漏洞？

中興基金會謀拔官派董事 歐晉德惹爭議閃人公設財團法人換主管機關，就可能從此脫離政府監管，問題出在哪裡？

二○一五年底，總資產三．四六億元的公設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興基金會），遭揭露在同年三月自行改選董事，並由台灣高鐵前董事長歐晉德擔任董事長；因違反主管機關教育部要求，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定，該會竟申請將主管機關改為經濟部以規避規定，引發外界質疑，該會是否有意規避公部門監督？

中興基金會一九八七年由公設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捐助成立，目的為從事工程研究和教育獎助；可見，該會由教育部主管不成問題。

中興基金會有九席董事，一五年三月改選六席，但改選的董事均非官派，因而未獲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承辦單位表示，確實是因該會官派董事不符合規定，才無法同意。但中興基金會迅即提出申請改隸經濟部主管。

這份「最惹議」的改選名單為中興基金會第十屆董事會名單，經調查，早在一四年九月中興基金會就已呈文教育部，要求更改新任董事。而對照《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及《經濟部審查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經濟部並無像教育部一樣，明文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定，導致有漏洞可鑽。

也就是說，一旦中興基金會改隸由經濟部主管，該會就不受官派董事須過半限制，政府機關再也無法主導基金會運作及決策。

由於爭議不斷，董事身分不被政府承認的董事長歐晉德，上任不到十個月即悄然求去。對事件演變，歐晉德深表遺憾；他說，「原本單純希望以一己之長，替工程學術界盡點心力，卻被有心人士捲入政治操控。不管中興基金會改隸哪個主管單位，我都尊重。」不過，審計部早在一四年六月即行文至各機關說明：「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再捐助之機構組織，仍為政府捐助。」中興基金會執行長姚長春也表示，中興基金會既然為中興工程顧問社捐助成立，那就是政府捐助。

既然如此，中興基金會就應遵守教育部規定，董事須官派過半。而政府機關也應統一對公設財團法人的規範，或由立法院另立《財團法人法》，不讓有心人士有鑽漏洞的機會。（許家峻）撰文 / 陳柏樺、許家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