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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相豪赌NBA球星 国内运动品牌陷身“拉锯战”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813/1401058.shtml

 每经记者 郑佩珊 曹晟源发自上海
2010年的夏天,NBA球星扎堆赶赴中国淘金的场面已经成为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而在这道风景线的背后却是国内诸多运动品牌的巨资付出。
有人曾经粗略估算过,NBA球星今夏在中国至少卷走6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07亿元)。在淘金和 “被淘”背后,是什么推动着国内大小运动品牌不惜重金地砸向NBA球星?
来去匆忙的球星
上海港汇广场地下一楼,聚集了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今年5月,安踏门店入驻于此,小范也是从那时开始在安踏港汇店工作。
8月5日,与以往不同,8点开门后,小范发现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开始在店里转悠,“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人过来问(加内特来访)活动的时间了。”
几十个保安从下午一点已经现身维持秩序。小朱一直站在拦截线外,期待着他心目中的篮球巨星的现身。作为一个大学生,小朱对加内特有着极大的热情,他表 示,“我肯定会搜集他的周边产品。”与小朱一样的年轻人们,将安踏港汇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堵起来。在全场的高声呼喊之下,加内特终于现身,参与了简简单单 的几个与球迷互动的游戏后,就匆匆离场。整个过程
在15分钟左右。“未来的3年时间里,加内特每一年都会有机会来中国。”安踏执行副总裁郑捷告诉记者。
“未来3年,安踏仍是把中国市场作为重点市场,国际明星对于中国体育品市场消费者会有很大影响。”郑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
就在8月1日,安踏继NBA球星路易斯·斯科拉之后,又大手笔签下了NBA一线巨星凯文·加内特。外界对于加内特是如何与阿迪达斯解约,继而转向签约安踏充满了种种猜测。
“这个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郑捷表示,“安踏一直希望能够和NBA巨星合作。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NBA方面能够和我们谈。”
企业的“豪赌”
8月6日,加内特被安排在卢湾体育馆为安踏拍摄电视广告。在灯光、布景,还有极为配合的一堆临时演员的呐喊声中,加内特当天的心情非常好,不时和场边的工作人员开玩笑。
与此相对应的是郑捷的匆匆现身。在和工作人员确认了几项事宜、接了个电话后,郑捷又匆匆离开。整个过程中,紧皱的眉头始终伴随着他匆匆的身影。
巨资的投入,相伴随的往往是更大的风险。加内特与安踏的合同为期3年。对于这样一个合同,作为国内品牌的安踏到底投入了多少资金?从加内特中国行的密集安排上或许可见一斑。
“为篮球,选中国——凯文·加内特中国行”,这是加内特第二次来中国,虽然只有8天时间,但他将分赴北京、厦门、上海三地,期间的活动包括与球迷的见面 会,参观工厂、博物馆以及拍摄广告等。一位随行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次没有给加内特安排任何游玩的时间,“加内特中国行的费用是按小时来收费的”。
实际上,安踏对于签下加内特早已定下了相关的计划。
2010年初,安踏对外公布公司2009财年年报,同时也透露公司在广告和宣传投资上的动向。公告指出,在2009财年,公司的广告和宣传支出占营业额的比率下降1.1个百分点。
在2009年国内体育品牌扎堆邀请国际体育明星时,安踏的广告营销费用却同比下滑,公司表示是因为将较多的赞助费用预留给2010年使用。
按照其2009年财报中公布的58亿人民币的营业额来计算的话,安踏在2009年的广告及宣传开支仍然达到了可观的7.46亿。而按安踏2010年的广告推广规划来看,2010年的推广费用将会更加不菲。
不仅仅是安踏一家在广告营销费用上的投入庞大,同为国内运动品牌的李宁、匹克等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也可谓巨资。
其实同样是走NBA路线的匹克,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之后也加大了对于广告营销的投入,其广告和推广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在近几年间也是逐年上涨,从 2006年的6%上升至2009年的11.3%。仅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匹克在媒体广告、品牌推广及营销活动上的投入就达到了1.162亿元。
巨额资金投入的背后是包括了阿泰斯特、基德、巴蒂尔在内的9名现役NBA球星代言该品牌,而这些球星也在今年夏天赶赴中国“淘金”。
而作为目前国内体育品牌的龙头企业,2009年李宁的广告及市场推广开支更是占到了其收入的15.4%。2009年李宁的总收入达到了83亿元,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李宁的广告费用更是高达12.91亿元。
按照这些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2010年的广告营销费用将只多不少。
实际上,各企业如此这般的投入在目前看来是有作用的。除了能亲眼见到这些篮球明星之外,对于像小范这样的门店员工来说,这些年轻人将来会是她的顾客,随之而来的是门店激增的销售额。
“上个月,我们门店的销售额大概在十五六万左右;8月份开始,仅仅5天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三四万。”小范算了一笔账,在凯文·加内特签约安踏之后,“平常工作日的销售额是两三千左右,而昨天开始翻了一倍,达到五六千左右。”
而从执行副总裁的角度而言,对于销售的预期却远不止于此。“我们也希望加内特的商品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从今年12月份开始,“安踏将会有加内特产品整体的线上推出,到时候会有安踏加内特系列商品来满足市场需求。”
“企业发展到一定特殊阶段,就像是前几年的李宁,就会开始签约大牌明星。”营销专家李志起指出,“运动品牌的本质就是运动精神,在现在国内体育界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不多的情况下,请NBA球星是一件比较‘保险’的事情。”
品牌升级怪圈
“现在体育品牌,在网点建设方面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了,目前主要的投入就是在品牌的塑造方面,这应该是他们现在的重心。”李志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时坦言。
从成功先例的经历来看,国际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利润的重要来源并非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低廉的劳动成本,更多的则是品牌所体现出来的附加值。因此,我们看到国内很多运动品牌都不约而同地选择NBA球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
“签约篮球明星决定的是品牌的影响力。国内的运动品牌,发展的时间基本都在短短的10年左右。”德尔惠副总裁何苦指出,运动品牌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相比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国内的品牌在品牌积累方面,与耐克、阿迪还是有一定差距。”
“首先,以企业目前形成的规模来看,请NBA球星已没有太大问题,费用还是能够承受的。品牌今后的附加值是由品牌的含金量来支撑的,这也是品牌上一种重要的投资行为。”对于国内运动品牌斥巨资签约NBA球星的做法,李志起表示了赞同。
“但这是非常直接的压力,这是他们在形象上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因为对手的品牌形象的不断升级,而自己的品牌形象不能跟上的话,消费者可能很快就会将其 划分至二线或是更低档次的品牌。”李志起强调,“大家在抢夺品牌资源的时候,就将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NBA的球星,这也是目前产业升级的一种表现。”
签约了众多球星的福建匹克鞋业的总经理许志华向 《每日经济新闻》透露,和每一个NBA球星签约以后,该NBA球星会从其代言的产品的销售额中获取5%左右的利润额,这是行业一种普遍现象。
“这也许对于球星来讲是个好事,对于企业来讲,这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用这种方式去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手铐。”李志起坦言,“企业的这种刚性成本是没有办法去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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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谷大船拉鋸戰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15/100401175_all.html

 從巴西出發,全球最大鐵礦石生產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的超大型礦砂船Valemax,沒有多少可以停靠的港口。意大利塔蘭托港(Taranto Port)、荷蘭鹿特丹港(Rotterdam Port)和阿曼蘇哈爾港(Sohar Port)是目前願意讓這種40萬噸級大船停靠的港口,到2013年日本和韓國也將接受其停泊。

  但是,Valemax最想停靠的地方是中國——這個全球規模最大和增長最快的鐵礦石市場。

  淡水河谷仍然在為此努力遊說中國。淡水河谷新加坡公司業務發展全球總監久安(João Mendes Faria)近期數次往返中國,除了舉行媒體說明會,還希望能與中國交通部和發改委的負責官員見面。「希望在近期或者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在中國的港口直接靠泊,但我們對此並不確定。」他說。

  這並非是中國的港口設計無法接納40萬噸級的Valemax,阻力來自於中國的航運公司。按照淡水河谷計劃,該公司將在2013年底之前完成35艘Valemax的建造,目前已有15艘Valemax投入使用。

  業績慘淡的中國航運公司不願意巴西-亞洲航線上再出現巨無霸級的競爭者,再丟掉一塊蛋糕。

  5月初,中國最大航運公司——央企中遠集團總經理馬澤華公開表示,由於中遠集團不希望中國政府接收淡水河谷大船,巴西礦業公司在過去兩個月一直抵制使用中遠集團船隊。對此指責,淡水河谷方面矢口否認,但其與中國方面的矛盾已然公開化。

  去年12月28日,淡水河谷長期承租、新加坡干散貨輪船東百國山公司(Berge Bulk)所有和運營的「Berge Everest」號靠泊大連港,該船載重噸達到38.8萬噸,十分接近Valemax。

  這次試探成功並沒有為Valemax直接靠泊中國港口叩開大門。2012年1月,交通部下發《關於調整超設計規範船型船舶靠泊管理的通知》(廳水便[2012]13號,下稱13號文),規定「超過現行規範設計船型的大型干散貨、油品船舶,不再採取『一船一議』的方式進行靠泊管理。」

  這實際上否決了Valemax靠泊中國,對於淡水河谷在中國建設分銷中心的策略是一個重大打擊。由於距離中國較主要競爭對手必和必拓、力拓相對更遠,後兩者的鐵礦主要位於澳大利亞,淡水河谷原希望通過分銷中心增強其在中國的競爭力。

  僵局如何打破?「僵持不是辦法,到最後必須尋求一個解決途徑。我預計不可能是一方勝利一方失敗這種局面,最後結果是一種妥協,只不過是以什麼方式達成妥協。」一位原中國遠洋(601919.SH/01919.HK)高層人士向財新記者分析稱,「目前從輿論上看,淡水河谷反客為主。」

淡水河谷雄心

  淡水河谷多次強調自己是一家礦業公司,而且並不想成為一家航運公司。但是,其35艘Valemax的投入的確是大手筆,總耗資42億美元。其中19艘Valemax將由淡水河谷組建自有船隊擁有,其他的與三家國際航運公司合作——船東公司投資建造和運營,淡水河谷長期包租25年。三家船東公司分別是韓國世騰航運(STX Pan Ocean)、阿曼航運(Oman Shipping)和百國山。

  目前從巴西到中國的航運線路,經巴西東部港口繞道南非好望角,再經由印度洋最終到達中國,長約11000海里,往返航程接近70天。運輸成本相對較高,是淡水河谷與其競爭對手相比的短板。為彌補這一短板,淡水河谷從2007年開始啟動設計Valemax,同時在主要市場周邊建立分銷中心。

  2009年12月,淡水河谷曾宣佈將在亞洲(包括中國)建立分銷和混合礦石中心。但由於多方反對,這一計劃被迫擱置。一位接近淡水河谷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目前淡水河谷對於在中國建立分銷中心並未多做考慮,「將來也要很謹慎,因為這會牽涉很多方面的利益」。淡水河谷退而求其次,選擇在東南亞建立分銷中心,包括一個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耗資數十億美元的港口和兩個亞洲海上浮動轉運站。

  位於菲律賓蘇比克灣的一個海上浮動轉運站已經於今年2月投入運營,年處理能力為1500萬噸。第二個海上浮動轉運站計劃於2013年3月在菲律賓或韓國投入運營,年處理能力也為1500萬噸。馬來西亞的港口預計於2013年底完成,年處理能力為3000萬噸。

  淡水河谷2011年年報透露,目前其分銷策略是,巴西到亞洲約85%的運距由大型礦砂船負責載運至分銷中心及轉運站,其餘距離則由較小型船舶負責。

  久安向財新記者強調,哪怕全球沒有港口接納Valemax,位於馬來西亞的港口和兩個海上浮動轉運站也能消化35艘Valemax。以每年四個航程計算,35艘Valemax的年運輸能力約為5500萬噸。

  但這並不是淡水河谷最希望的結果。久安表示,儘管理論上在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後,海上浮動轉運站也能在中國海域停留,淡水河谷的努力方向仍然是大船能夠直接靠泊中國港口。

  這種優先性選擇是由運輸成本和效率決定的。一位船東向財新記者分析,如果使用馬來西亞分銷中心,鐵礦石在港口的裝卸場租費平均約15美元/噸,而船運費(從菲律賓到中國)仍需10美元/噸,因此取道東南亞不能有效發揮Valemax在降低海運費上的作用。「真正想節省的話,就要在中國設立分銷中心,如果不能設立,並不能達到原先的目的。」他說。聯合金屬網礦石事業部分析師張佳賓甚至認為,如果Valemax靠泊中國能夠實現,位於馬來西亞的港口有可能停建。

  Valemax究竟能為淡水河谷帶來多大優勢?根據其官方披露,相較常規海岬型船(Capesize Ship,載重噸在18萬-30萬噸),Valemax能夠節約35%的單位燃料成本和每噸礦石的碳排放足跡,同時能夠將港口裝卸時間減半。

  根據巴克萊銀行和倫敦克拉克森海運諮詢機構的研究,一艘Valemax由巴西至中國航線的年運力,與一艘海岬型船從澳大利亞西部到中國的年運力基本相當,但由於Valemax的燃油經濟性更高,同時因為航次數少使得航次相關的費用減少(如港口及運河費)以及因規模增長帶來的成本節約(如人工相關費用),運營成本將大幅下降,從而使得Valemax的年運營成本較海岬型船從澳大利亞西部至中國的年運營成本更低。若考慮船價因素,應基本消除了巴西在運輸費用上的劣勢。

  這一策略也並非萬無一失。海事服務商Marsoft總裁Arlie Sterling曾在去年10月撰文指出,由於目前海運市場低迷,存在使用Valemax的運輸成本高於現貨市場價格的可能性。如果澳大利亞礦山開始採用25萬噸的Wozmax船型(該船由力拓主推),淡水河谷又可能將在運輸成本上處於下風。

中國船東反對

  淡水河谷看起來很美的大船計劃遭到了中國船東的強力阻擊。

  5月11日,馬澤華炮轟淡水河谷拒用中遠貨輪兩天後,久安等淡水河谷方面人士與中國船東協會(下稱中船協)進行了會面。這也是雙方在13號文下發後惟一一次正式會面。一位中船協內部人士將這次會面形容為「雞同鴨講」,沒有任何細節問題的討論。

  另一位參加了會面的人士回憶,當時中船協常務副會長張守國給淡水河谷遞交了一封信,信中稱所有的中國船東都反對Valemax。

  中船協在這次會面時的核心觀點是,13號文並非針對淡水河谷,希望淡水河谷不要對中國遠洋進行封殺,同時希望淡水河谷能夠將正在建造中的Valemax的載重量改至35萬噸以下,以符合交通部對港口的安全上限限制,或者停建部分尚未開始建造的Valemax。

  久安向財新記者表示,這些大船訂單早就已經簽訂,不會再進行變更,而載重量可以通過在海上浮動轉運站卸載一部分進行調整。但是,即便僅載重5萬噸,作為「超過現行規範設計船型」的Valemax也無法靠泊中國港口。

  根本分歧並不在船,而在於由此新增的運力。馬澤華曾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礦石進口是最大量的,我們還是要考慮民族性。國家的進口商應該有民族性,找中方派船。我們一定會提供更好的服務。」一家券商分析師告訴財新記者,中國遠洋投入巴西航線的海岬型船約佔公司該船型總量的三分之一,最核心還是澳大利亞-亞洲航線,巴西-亞洲航線位居第二,但增長潛力較大。

  接近中遠散貨運輸(集團)有限公司的一位人士則向財新記者指出,「現在馬積山港、青島董家口和大連港可以停靠Valemax,港口本身是希望他們來的。各港口爭相發展40萬噸大碼頭,港口從南到北的規劃上,存在很多衝突和重複投資。」

  一位不願具名的航運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Valemax之所以變得如此敏感,主要是因為目前航運市場情況太差。「淡水河谷這樣一弄,搞得別人沒貨運,中遠肯定要跳出來。」他表示,中國船東也在算另一筆賬:如果淡水河谷從東南亞中轉換小船運輸,對中國船東來講還有市場。

  對於中遠來說,如果可以通過抵制,讓淡水河谷取消訂單,則將是最大的勝利。

解鈴人還是中遠

  對於壟斷指責,淡水河谷的回應是35艘Valemax的運力佔全球干散貨運量的4%。按照淡水河谷2011年年報,向亞洲共出口1.86億噸鐵礦石及球團,其中中國有1.31億噸。35艘Valemax的年運量以5500萬噸計,佔出口亞洲的30%,出口中國的40%。

  淡水河谷方面更願意強調與船東的合作——以25年的長期協議共同抵抗現貨市場的價格波動風險。2008年,巴西航線運費曾超過100美元/噸,使得當時淡水河谷以離岸價結算的長協礦石遭到過中國鋼廠的多次毀約。

  並非沒有中國船東動心。2011年7月和11月,淡水河谷曾分別與兩家中國省級海運企業簽署諒解備忘錄和框架協議,出售1-4艘Valemax大船,但在今年1月13號文下發後,與中國船東公司的合作談判進展放緩。

  一位國際船東公司的中國工作人員向財新記者表達了對長期協議模式的認同,但他認為,對於中遠這樣的國有企業,並不很傾向於風險較小、利潤也可能較薄的長期協議——在航運市場供應緊張的時候,現貨可以給企業以及個人帶來更大的利益。他同時表示,Valemax在碳排放方面的優勢也並不只是個綠色概念,很多國際船東已經意識到未來可能徵收的碳稅對於行業的影響。

  前述接近淡水河谷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目前有兩三家國內規模較小、手頭沒有船隻的新船東,對Valemax抱有興趣。財新記者還獲悉,大新華航運也曾與淡水河谷洽談過合作事宜,但因為資金等問題未能完成。

  這位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淡水河谷希望拜訪中國政府官員的願望並不容易實現,「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都推給了交通部」。

  在他看來,Valemax已經成為一個「被政治化」的敏感話題,淡水河谷要想爭取各方明確公開的支持相當困難。港口方面儘管歡迎大船,但中遠等國有船東在與港口的關係中仍處於主導地位,因此還得找中遠解決,淡水河谷甚至可以低價把一些Valemax賣給中遠,然後長租。

  但是,對於擺足了對抗姿態的中遠,除了實在的利益,還有面子問題。

  事情並非毫無轉機。

  5月30日,張守國曾向媒體表示,中遠與淡水河谷圍繞Valemax的爭執目前暫告段落。「魏家福董事長和對方的CEO已經相互通過信,目前雙方的共識是對話而不是對抗,共同協商解決目前的矛盾。」

  6月11日,渤船重工為百國山建造的第三艘38.8萬載重噸VLOC「Berge Everest」」三號船命名儀式在葫蘆島市舉行。這與此前靠泊大連港的「Berge Everest」是同一船型。一位消息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中遠曾有意出席這次命名儀式,對大船示好,但最終並未出席。

  張佳賓告訴財新記者,從淡水河谷的招標情況來看,其比價一直比澳大利亞礦石要低一些,目前,南方的一個鋼廠對Vale礦的配比已經提高了10%。「這對日後淡水河谷的大船也是個好事,讓大家更多認識淡水河谷的這個礦,如果鋼廠調整配比調整得比較好,不願輕易改變配比的話,鋼廠可能也就不反對Valemax,或者明裡暗裡支持Valemax了。」

  對淡水河谷來說不利的是,在目前鐵礦石價格下行的情況下,鋼廠對運費價格的關注度並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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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董座蔡力行告白 他與2.3萬人的拉鋸戰

2015-04-20  TCW
 
 

 

如果,你上任前,就知道只有兩年可以做事,面對的是一家歷史逾八十年,擁有龐大國營企業包袱的上市公司,你的選擇是做,還是不做?

這家公司,叫作中華電信(以下簡稱中華電),挑戰兩年改革時間的人,就是蔡力行。

根據中華電規定,員工六十五歲退休,當中華電董事長這個機會找上他時,蔡力行已經六十三歲。

當過台灣市值第一大企業台積電總執行長,攤開台積電二○○六年年報,依照總經理與副總經理酬金級距,估計蔡力行酬金至少一億元以上,為何他會接受薪資不到過去十分之一的中華電信董座之位?

錢財,對年逾六十歲的他來說,已不是第一考量。

上任一年三個月,蔡力行接受《商業周刊》專訪,說到為何決定接下大任,直言「影響力」才是真正原因。

做好三件事不怕被看衰他想發揮影響力,不計薪水只剩1/10

蔡力行坦言,一開始要不要接任,周邊意見很多,連朋友也不看好。但,「中華電信對社會很重要,我知道它接觸很多人,這一點對我來說,滿有吸引力的,我做的事情可以比較直接影響到社會上很多人。」

現在,對自己過去一年的表現,他只打「差強人意」的不及格分數,「達到標準一定要獲利成長……,一間公司不進則退。」提起這段時間遭遇的種種困難,更首度坦承:「(付出了)很多不可知的代價。」

因為,這是場一人與二萬三千人的對抗。

去年一月底上任後,蔡力行所面對的,是由交通部持股三五.三%的中華電逾二萬三千名員工。

上任之前,他遭到工會反彈;上任後,內部更視他為空降的「孤鳥」,認為一個生意人,想改變一群公務員,根本不可能。

一年過去,他雖然已寫下初步成績單,中華電去年財測達成率高達一○七.九%,贏過台灣大哥大和遠傳電信,也是五年來最高紀錄。

但現在,他離中華電董座六十五歲退休期限,已經不到一年。明年若政黨輪替,難保交通部不會換人接任。以中華電的家業,他大可以選擇安穩度過二年。

過去一年,蔡力行卻雷厲風行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用半導體業的速度,四G搶第一開台。

不像半導體一、兩年一次技術演進,電信業十年才一次更替,幾乎是十倍落差,而蔡力行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四G開台,他甚至不惜偷跑,比對手預計的時間還早一個月。

「這個我來很快就決定了,要更加速去做,剛開始大家本來還想說兩年(後)或三年,後來討論一下決定要提前開台。」蔡力行說。

除了開台不落人後,眼見對手急起直追,他更卯足了勁建設基地台,光去年一年,中華電蓋的四G基地台數量,是三G開台第一年蓋的六倍以上。

快,是他帶給中華電員工的第一個震撼。為了達到目標,他每週招集各副總、分公司總經理開會,檢討當週表現,若有不滿意之處,立即要求提出解決方案,兩、三天後再回來報告。

甚至連開會的節奏,他也以分鐘精算。

有次例行月會,下屬報告太冗長,他只聽了十五分鐘,便暫停會議,限時一個半小時做出結論,並且重新報告,自己則先行離席。

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總經理李銘淵印象深刻,「董事長對我們說:『討論不出結果,大家都不要離開。』」果然,壓力一來,一個半小時就想出解決方案,讓蔡力行十分開心,省下過去來回討論的數週時間。

「他很急啊,從來沒看過董事長這樣管事情的。」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朱傳炳也說,蔡力行講求效率,員工難以適應,私下也曾抱怨,「今天又被董事長拍桌子了。」

第二件事:改變人事制度,控制高階主管人數。

做為中華電第一位來自私人企業的董事長,提到終身雇用制,他更直言,面對外在改變,「我其實不覺得年輕人到一個制度裡面,是終身有保障的。」

當他來到這個已經民營化,但國營色彩濃厚的企業,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變人事制度,中華電協理以上主管超過五十位,是電信二哥台灣大的三倍多。

「我們公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組織,有六個分公司,每個分公司都有總經理、副總經理、處長……,我們職階有十九層,(問:那台積電有幾層?)我也忘了,但台積電絕對沒有這麼多……。」

上任四個月,他凍結升遷,重新評估各單位所需主管人數,即便有分公司總經理退休,也遇缺不補,由其他人兼任,私下曾表示,雖然總經理人數變少了,公司仍正常運作,可見原本就不需要那麼多官。

不過,一上任就砍員工利益,自然引起反彈。

一位中華電工會成員就說,蔡力行雖然是為公司好,卻吃力不討好,「本來可以做官的人,現在沒機會……,大家只好忍耐。」

第三件事:射出六支箭,拚獲利成長三%。

獲利成長三%,是蔡力行給自己設下的目標。和台積電每年獲利成長雙位數相比,似乎輕而易舉。

現在他身處的,卻是家過去十年獲利平均衰退逾二%的企業,尤其,占中華電約兩成營收的行動語音收入,正因Line、WeChat等免費通訊軟體興起,去年下滑比率達一一.六%。

「大家覺得衰退是必然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現象,一間公司不進則退。」內外環境艱困,過去鮮少打敗仗的蔡力行,只能加快腳步應戰。

就算他的董座任期已經開始倒數,但他還是設下今年母公司營收成長六十億目標。

當市場衰退他不願認輸他挖角IBM業務,勤跑基層

於是,他找來IBM前台灣區總經理沈安石擔任顧問,挖角IBM近十位業務,更請金融、服務業等領域的董事長與總經理來開班授課,展開為期三週的訓練營,對三十位中華電業務進行指導與教學。

一位電信三雄高層也說,蔡力行上任之後,中華電在加值服務、企業客戶方面,的確比以前更積極,展現強烈的企圖心。

即便曾是國際級CEO,在台積電打拚二十多年,如今為了三%的成長,他坦言,比起過去,更須具備走出「舒適圈」的勇氣,「以前不管工作多辛苦,都是舒適圈,you know what to do,you know what to be done,you know where to go.(你知道怎麼做,也知道何去何從)」

但到了中華電,他連寫公文都得從頭學起,如何用人、和大股東交通部互動,也得再三思量。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做到,一年下來,他與時間賽跑,走遍各縣市營運處,握過一千多位基層員工的手。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總經理鄭閔卿就說:「我一個月跟董事長開會超過三十次!」可見蔡力行的用心。

甚至以身作則,扛下中華電第一大營運處——台北營運處業績,讓高層也一起動起來,分別負責其他五個營運處,相互競賽。

人生上半場,蔡力行見證台積電從無到有,立下無數戰功,因此坐上大位。年過六十,卻來到一家比自己還老的企業,推動改革的難度,不輸開疆拓土。

曾任中華電信董事長的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賀陳旦就說,要讓一群二、三十年習慣不變的公務員(編按:中華電二○○五年民營化後,員工已不具公務員身分),意識到「競爭的現實」並不簡單,「你要告訴同仁:『我們已經面臨改變了。』這不是那麼容易被接納的。」

這也是蔡力行口中,上任之前從未想過的代價。

雖然,當我們問到敏感的任期問題,他一派淡定說,「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時間,仍是決定這場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

即便結果無法完全操之在己,但一位與蔡力行相識多年的企業界友人說,「他做得挺起勁的。」

衝獲利才能延續改革火他拚拿出超越政黨的成績,延續任期

擁有一座新的舞台,蔡力行慢慢撕掉過去在台積電時期給予外界的「鐵血印象」,他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會穿著粉紅色襯衫、咖啡色休閒西裝外套,也會找金城武拍廣告、在廣告拍攝花絮中露臉,甚至在尾牙上唱歌,或走進門市,和顧客鞠躬道謝。

「我們全部人都替他鼓掌叫好。」一位曾與他在台積電新事業共事的主管回憶,一知道蔡力行將接任中華電董座,同事們都替他開心,因為,他終於能做自己。

「我比較喜歡講,做對的事情,把事情做對,一定會有成績的,我相信我們公司可以。」蔡力行強調。

接下來,他眼前的路,只有兩種可能。

若成功讓中華電獲利回轉,拿出超越藍綠政黨的成績,按規定,中華電董座可一年一聘,最多延三年退休,或許就有機會擺脫兩年宿命,讓改革火種持續延燒。

若最後他仍敗給了時間,蔡力行這兩年的奮鬥,等於再次向外界證明自己,從台積電到中華電,不管舞台大小,他始終是一個勇於奮戰的職場大將軍。

【延伸閱讀】任期倒數,蔡力行6支箭加速改革?中華電信6大策略與目標

1.整合影視服務做法:成立跨分公司專職小組,整合MOD、網路視頻資源目標:和宏達電擴大合作,未來將投入內容製作

2.布局物聯網與雲計算做法:運用中華電信研究院研發資源,搶攻各式終端設備上網商機目標:藉由物聯網帶動行動上網營收成長15%

3.推廣資安服務做法:與軟體大廠精誠資訊共同開發企業用資安產品,降低遭駭客入侵風險目標:EyeQuila產品今年貢獻營收可望突破1億元

4.建設IDC機房做法:投資達130億的中華電板橋IDC雲端中心,已於去年12月舉行上樑典禮目標:今年底啟用,開放公部門與國際企業進駐

5.瞄準企業客戶做法:找各產業高階主管開課,強化中華電員工業務能力目標:今年企業客戶營收成長2倍到3倍

6.賺行動加值財做法:傳統行動語音收入下滑,強化書城、音樂等加值服務,交由主管4G業務的行動通信分公司負責目標:今年營收成長4成到5成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整理:康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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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推廣”是廣告嗎?一場耗時七年半的定性拉鋸戰至今未果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883

 

因魏則西之死,百度被推上風口浪尖。(東方IC/圖)

2008年12月、2013年11月,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分別就“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推廣”是否屬於廣告法調整範圍,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請示,但一直未能得到答複。

在四年多的時間里,田軍偉先後經歷三次工商舉報不予立案、兩次行政複議以及若幹民事、行政訴訟,至今沒能得到任何賠償。

2016年4月12日,21歲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生魏則西因身患滑膜肉瘤離世。生前,他曾在百度搜索“滑膜肉瘤”的相關信息,並到搜索排名第一的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接受所謂“生物免疫療法”。

就在魏則西過世近三周後,一篇題為《“百度推廣”在法律上居然不是廣告,99%不知道的事實》的公號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廣為流傳。北京消費者田軍偉的親身經歷,讓無數網友大跌眼鏡:曾為魏則西“指路”的百度推廣竟然不受廣告法制約。

2011年12月,田軍偉通過“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推廣”鏈接,從南京鴻歐科技有限公司網站購買了一臺微型攝像機、一支微型錄音筆。在發現質量問題並聯系銷售網站維權未果後,他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舉報了“廣告發布者”百度。

孰料,在四年多的時間里,田先後經歷兩次工商舉報不予立案、兩次行政複議以及若幹民事、行政訴訟,至今沒能得到任何賠償。

田軍偉說原因很簡單,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百度推廣”是否屬於廣告沒有定性。

擰巴的判決

在對微型攝像機維權時,田軍偉選擇了最直接的民事訴訟。2012年上半年,他將百度旗下負責“百度推廣”業務的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度”)告上法庭。

一審輸了。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不僅駁回了田軍偉要求百度賠償的訴訟請求,還在判決中認定百度推廣服務不是廣告。

從判決上看,這是海澱法院的一貫態度。早在2006年的陳茂蓬訴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及虛假廣告糾紛案中,海澱法院便論證過競價排名只是一種搜索引擎服務,服務提供者對網絡信息的合法性沒有監控義務,對被搜索到的信息內容無需承擔審查責任。

判決之外,海澱法院似又態度曖昧。在田案一審前後,海澱法院曾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澱分局(下稱“海澱工商”)發送司法建議。建議中提到,百度競價排名具有廣告法第二條規定的“廣告的相關性質”,特建議海澱工商向上級單位請示協調,對百度推廣的定性形成一致意見;此外,還可組織廣告、法律界學者進行研討。

2013年7月,田軍偉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雖然又輸了,但這次的判決令他欣喜。判決中,北京一中院為百度推廣服務定性,稱其是一種有償服務並按效果收費,“是否出現在推廣鏈接位置不完全取決於標題、描述或者鏈接的頁面是否出現該關鍵詞……與純基於信息定位服務的自然搜索服務存在一定區別”。因此,涉案推廣鏈接符合《廣告法》中關於廣告的定義。

對於北京一中院的表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表示認同。“從學理上理解,百度推廣一類的競價排名服務符合廣告的構成要件。”喬新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首先,它以商業推廣為目的;其次,它收取費用;第三,它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廣效果;最後,服務提供者與用戶間是一種有意識的商業合同行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明也認為競價排名與傳統廣告的法律性質相同。因為二者都是以競價方式來爭奪黃金時段或黃金版面,都是為了讓廣告主在浩如煙海的信息中獲得一個醒目的位置,以便消費者識別。

盡管北京一中院“糾正”了海澱法院的認定錯誤,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不以為然。2016年4月13日,就在魏則西過世的第二天,北京高院發布《關於涉及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指南》。其中第39條規定,“搜索引擎服務提供者提供的競價排名服務,屬信息檢索服務”,也就是說不屬於廣告行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徐凱認為,這實際上否認了百度推廣服務作為廣告的責任。

廣東法院對競價排名服務也早有定性。在2008年的臺山港益電器有限公司訴廣州第三電器廠、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谷翔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中,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法院、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均認定搜索關鍵詞服務屬於廣告。“正如谷翔公司在自己的網站上所宣傳的一樣,‘關鍵詞廣告’有諸多便捷,例如‘廣告覆蓋面廣,鎖定目標客戶,有效控制花費。’”廣州中院的判決寫道,“正因如此,該種廣告比已有的網絡廣告更具市場競爭力。”

而谷翔公司,正是Google中國的運營主體。

“不過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一個法院的判決對其他地區的法院沒有約束力,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案例。”喬新生說,對於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法院判決更談不上任何影響力,“它只能發出司法建議,采納不采納,那是行政機關的事。”

舉報的死循環

就購買錄音筆一事,田軍偉選擇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求助。

2012年2月,他以未依照《廣告法》核實廣告主資質為由,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稱“北京工商”)舉報百度,北京工商將案件轉由海澱工商處理。舉報材料轉交的第二天,海澱工商便進行了核查,5天後決定不予立案。

田對結果不服,向北京工商提起行政複議。複議中,海澱工商稱百度“系向公眾提供搜索引擎服務,對鏈接進入的公司所售賣的商品,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保證產品質量”。當年5月,北京工商在複議決定中明確,百度推廣服務在本質上是一種信息檢索技術服務,並非廣告行為。複議失敗。

緊接著,田軍偉向法院提起針對海澱工商的行政訴訟,海澱法院、北京一中院先後判令海澱工商對田的舉報重新做出處理。

2013年12月,海澱工商再次決定不予立案,理由是2008年12月、2013年11月,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分別就“百度推廣”、“百度知道”是否屬於《廣告法》調整範圍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稱“工商總局”)請示,但一直未能得到答複。所以,對田舉報的、可能存在的廣告違法行為,只能不予立案。

看到海澱工商第二次發來的答複,田軍偉楞住了。他驚訝地發現,工商部門早就開始了對總局定性搜索引擎競價排名的等待。然而,總局至今未有回音。從2008年12月海澱工商第一次請示起算,時間已過七年半。

又一次行政複議後,海澱工商終於對田舉報百度予以立案,但“正在等待工商總局答複”仍然是該案的處理狀態。“到今天為止,海澱工商對案子進行了四次延期,第三次一下延期一年。現在肯定還在所謂的處理期限之內。”田軍偉說。

處理期限並非沒有規定。依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57條,一般案件應當自立案之日起90日內作出處理決定;案情複雜的,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30日;案情特別複雜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關會議集體討論決定是否繼續延期。

田軍偉不明白,如果處理期限可以永遠延長下去,設立程序規定又有什麽意義?

由於無法忍受無休止的拖延,2015年7月,田軍偉以不履行法定職責為由再次將海澱工商送上法庭。在海澱工商出具的答辯狀中,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了經主管局長批準、局案件會審委員會會議批準、局長辦公會會議批準等複雜的延期程序。可無論走過多少程序,對舉報百度的處理依然沒有任何進展。如今,據他最初舉報時,已過去4年。

2015年9月,為了引起重視,田軍偉直接向工商總局舉報百度。對方答複很快,“針對你的投訴舉報線索,我們將轉至相關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處理。”“總局轉給北京,北京又轉給海澱”,田的舉報陷入無解的死循環。

在這條崎嶇坎坷的維權路上,田軍偉越走越遠。2014年起,他開始通過維權貼補家用。對此,海澱工商、北京工商在一份上報工商總局的文件中毫不拖沓地給他定性,從此,他有了一個和王海一樣的標簽——“職業打假人”。

拋開刻板的行政程序,工商系統內部對競價排名並非沒有傾向性意見。

2013年11月,北京工商因田軍偉舉報向工商總局發出“關於‘百度推廣’是否應依據司法判決認定為廣告的請示”。“請示”的邏輯非常清晰:海澱法院已向海澱工商發出司法建議,北京一中院也在判決中認定百度推廣服務的性質為廣告;我局認為,“該服務是一種有償服務並按效果收費,符合《廣告法》關於廣告的定義”,因此,百度對推廣鏈接的直接結果和內容負有審查義務,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請示”的最後一句十分簡潔:妥否,請批示。工商總局只需批上一個“妥”或“否”,便能輕松解決問題。

“前段時間,媒體曝光工商總局半年沒發出一張商標註冊證,害得有的企業損失慘重,最後工商總局輕描淡寫地回複說‘沒紙了’。”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說,想到此,工商總局8年不批複百度推廣是廣告的請示,也是值得“理解的”。

監管差異

盡管工商總局在定性問題上缺位多年,但上海在同類案件中確認過競價排名的廣告性質。

數年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東新區分局(下稱“浦東工商”)曾依據《醫療廣告管理辦法》,對在百度上參與競價排名的10家民營醫院做出行政處罰。處罰的理論基礎,在於百度競價排名屬於商業廣告行為。

事後,浦東工商的蘭蓉還以“對一起搜索引擎競價排名廣告的認定”為題,將查處經驗發表在工商總局主管的專業性刊物《工商行政管理》上。

文章稱,浦東工商調查發現,參與百度競價排名要先交納3000元以上預存款成為百度推廣客戶,並獲得百度提供的管理賬戶。通過管理賬戶,客戶可提交競價排名方案,具體包括購買關鍵詞、為關鍵詞出價、編寫與關鍵詞對應的“廣告內容”、鏈接網址、發送地區等內容。

客戶提交的所有信息,在經過百度審核後,會以搜索結果的形式出現在百度頁面上。且“所有推廣信息都會排在自然搜索的結果之前”,標有“推廣”字樣;而自然搜索結果則標示出“百度快照”字樣以示區分。

依文中所稱,南方周末記者在百度首頁輸入“鮮花”進行搜索,顯示結果的前4條信息為“推廣”。推廣信息與自然搜索結果均采用相同的白色背景,“推廣”兩字為字號較小的灰色字體。

魏則西事件以來,百度已大量刪除了推廣信息,尤其是與醫療相關的推廣鏈接。而對於一些較為敏感的關鍵詞,頁面顯示方式也得到修改。2016年5月3日微信公號“三網打漁”截圖曝光了百度中“證券”的搜索結果,背景顏色、布局與“鮮花”類似。“三網打漁”稱,搜索結果前8項中,至少有4項是非法證券機構;推廣部分的8家機構中,至少有6家為非法證券機構。但5月4日南方周末記者再次搜索 “證券”時,僅在頁面最上方出現了3條推廣信息,且背景為粉紅色,背景右上角統一註明“推廣鏈接”字樣。這與自然搜索結果的白色背景區分明顯,一目了然。

署名“蘭蓉”的文章還指出,競價排名服務的提供者通過推廣鏈接的點擊次數計算、收取費用,鏈接每被點開一次,廣告主在百度的賬戶余額便會扣除相應費用。且相同情況下,對同一關鍵詞出價越高,搜索結果排名越靠前,被點擊的概率也就越高。

無獨有偶,2011年8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也曾認定“騰訊搜索推廣”的內容屬於網絡廣告服務。在那起案件中,騰訊鏈接的一條推廣信息侵犯了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作為發布者,騰訊也因違反《廣告法》受到行政處罰。

無論百度、騰訊搜搜或者其他搜索引擎,所有推廣信息都要經過網站的事前審查。但是要想做到100%的控制,幾乎不可能。據一名內人士透露,很多搜索引擎每天都在和推廣信息客戶進行著“貓捉老鼠”的遊戲,比如一個關鍵詞為“鮮花”的推廣鏈接,白天是正常的鮮花網站,晚上就變身成人網站;還有的在北京打開是鮮花網站,到了其他省份可能就是成人網站。類似的小心機,比比皆是。

“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如果競價排名的性質不屬於廣告,那麽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就不用承擔《廣告法》中的義務。”

田軍偉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家機構聲稱可以治療糖尿病,卻沒有依據《醫療廣告管理辦法》獲得“醫療廣告審查證明”,它在新浪、搜狐等網站宣傳療效,那些網站一定會被處罰。但如果一條一模一樣的鏈接,以競價排名的形式出現在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里,這些搜索引擎極有可能不必承擔責任。

這就是二者的區別。因為推廣信息的性質不同,廣告發布者承擔的義務、責任,差異巨大。

模糊的法律

就中國現行法律而言,2015年9月起實施的新《廣告法》第44條規定,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適用本法的各項規定。徐凱認為這句話很寬泛,有海納百川的感覺,同時也很模糊,仍然沒有明確界定“百度推廣”之類的行為是屬於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

而2015年7月,工商總局發布了《互聯網廣告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並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3條寫道,“本辦法所稱互聯網廣告,是指通過各類互聯網網站、電子郵箱、以及自媒體、論壇、即時通訊工具、軟件等互聯網媒介資源,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及其他形式發布的各種商業性展示、鏈接、郵件、付費搜索結果等廣告。”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工商部門對第3條中其他形式的廣告查處了很多,只有付費搜索結果這一條懸而未決。”田軍偉表示,原本指望《辦法》出臺後,可以將競價排名正式定性為廣告。怎奈征求意見結束已有9個月,《辦法》至今未能公布實施。

“退一萬步講,只要工商總局認定競價排名不是廣告,我們就可以向工信部或網信辦求助,要求他們監管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可惜,工商總局的姿態始終懸而未決,切斷了其他部門監管的後路。田軍偉沒辦法,只好等著。

對於工商總局為何一直不做表態,田並不知情。但他知道,競價排名背後是巨大的利益鏈。每拖延一天,百度等搜索引擎運營商的獲利空間便多了一天。

據媒體公開報道,有百度前員工透露,醫療類推廣占百度總收入的40%以上。而一旦將競價排名類服務認定為廣告,將有相當比例的醫療類推廣會因為違反《廣告法》而被下架。“而且還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行政罰款、民事訴訟索賠,百度等網站的成本會直線上升,”田軍偉說。

如今,田軍偉手中還有兩起相關案件的二審程序沒有走完。針對海澱工商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政訴訟,他認為二審肯定能贏。

可贏了又有什麽用?還不是要回到原點、回到那個跳脫不出的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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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140億天價罰單壓頂 談判“拉鋸戰”恐重傷歐洲銀行業

在歐洲經濟複蘇乏力,深陷負利率無法自拔的大背景下,德國最大商業銀行——德意誌銀行(下稱“德銀”)近期因金融危機前出售住房貸款抵押支持證券(RMBS)被美國司法部開出140億美元天價罰單,再次成為市場焦點,投資者擔憂情緒已迅速蔓延至整個歐洲市場。

從目前情況來看,德銀與美國司法部間的談判仍將持續一段時間。某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眼下討論和解金規模還為時尚早。“美國司法部只是給出了一個談判起步方案,司法部也請德銀接下來提交一個反對方案。所以德銀和美國司法部的談判只是剛剛開始。“

第一財經記者整理發現,目前已有五家美資銀行(美國銀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和高盛)就金融危機前出售RMBS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和解,和解金額平均約為32億美元,與這幾家銀行相比,德銀RMBS的發行和承銷規模相對較小,因此140億美元罰款實屬“天價”。此外,值得註意的是,除德銀外,仍有五家歐洲銀行尚未就RMBS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和解談判,對於已不堪重負的歐洲銀行業而言,屆時恐又將掀起一輪新的震蕩。

德銀天價罰單雪上加霜

9月15日,德意誌銀行證實,該行已針對2005年至2007年間RMBS的發行和承銷業務與美國司法部展開民事和解談判,美國司法部提出約140億美元的和解金額。

此前,法國巴黎銀行曾收到89.7億美元巨額罰款,創下美國司法部向歐洲銀行業開出的最高罰單紀錄,而此次一旦140億美元罰單成真,德銀將刷新法國巴黎銀行創下的紀錄。

但據業內普遍預計,德銀最終支付金額將接近於其他銀行在同類處罰中支付的金額,其規模應遠遠低於140億美元。

美國司法部調查這些銀行並開出巨額罰單主要因為,銀行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向客戶兜售次貸債券時忽略了提示風險——次貸債券是高風險債券,相對應的房貸借款人不能償還貸款是大概率事件。

上周德銀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無意以接近這一數字的任何水平就潛在的民事指控達成和解”。 德國財政部發言人9月16日也提出,在公平對待的基礎上,預計此協商將會有公正的結果。

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整個談判尚處於初級階段,美國司法部只是給出了罰款金額的提議,通常雙方都會經過漫長的“討價還價”,才能最終得出結果。

“預計美國司法部與德銀就罰款一事達成最終協議需要比以往更加漫長的時間,因為考慮到美國大選等因素影響,誰也無法給出一個大概的時間進度。”該人士對本報記者說道。

目前,對於市場最為關心的罰款金額,該人士對於本報記者表示,“根據以往因出售RMBS而遭遇處罰的銀行來看,罰款金額大多在20億-50億美元,與這些銀行相比,德銀RMBS的發行量較小。”

本報記者了解到,在金融危機前,德銀約發行RMBS共計840億美元,某美資銀行則發行約7800億美元RMBS,2014年該美資銀行已經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約50億美元和解金的協議,相較之下,美國司法部向德銀開出的140億美元罰單,仍有很大“砍價”空間。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近年來收入明顯下滑、股價持續走低的德銀而言,美國司法部開出得罰單無疑是雪上加霜,德銀將如何支付這筆巨款,也引發市場熱議。

德意誌銀行表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該行在訴訟方面的計提是55億歐元(約合62億美元),目前風險水平和資本結構均處在非常穩健的歷史水平。但法國興業銀行分析師Andrew Lim則分析稱,即使德銀擁有足夠的撥備來覆蓋與美國司法部的和解金,德銀仍可能面臨嚴重的資本不足問題。

為了擴充資本金,9月20日某知情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德銀或將考慮啟用複合型貸款抵押證券(CLO),進行企業貸款證券化。“近年來德銀一直以此管理企業貸款風險,去年德銀以類似方式進行證券化的貸款規模達到55億美元。”

目前投資者對於德銀即將面臨的窘況的擔憂仍在繼續發酵,9月19日美股收盤,德銀股價下跌3.06%,逼近歷史最低水平。今年以來,該行股價累計跌幅已達47%。

歐洲銀行業風險從未遠離

近年來,歐洲銀行業“慘淡”的經營狀況早已引發市場關註,尤其是在英國公投意外退歐後,歐洲銀行股跌幅刷新歷史記錄, 6月24日當天整體下挫17.4%。其中,巴克萊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股價一度下跌逾30%,法國興業銀行跌25%,德意誌銀行下跌約18%。這一暴跌情況直到6月28日才有所好轉。

此後,投資者對於歐洲銀行業違約風險的擔憂快速飆升,唯恐其成為下一輪全球金融風險的源頭。

高盛此前預計,由於英國退歐公投帶來的波動,將導致歐洲銀行業在2018年前收入大幅減少320億歐元,利潤較此前下降11%。在歐元區,高盛預計德國銀行業受退歐影響最大,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以及北歐的銀行業受影響相對較小。

在“傷痕累累”的歐洲銀行業中,德銀無疑是重災區。盡管搬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仍不乏業內人士擔憂德銀是否會成為“第二個雷曼”。當年,雷曼在倒閉前並沒有明顯跡象,其在宣布巨虧39億美元後的一星期內立即申請了破產保護,雷曼帝國的崩塌似乎發生在一瞬間,在某種程度上引燃了震驚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機。

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發布針對德國的《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出,在全球主要銀行中,德銀似乎已經成為系統性風險最重要的凈貢獻者,其次是匯豐銀行和瑞士信貸。

而同一時間,美聯儲公布的年度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也顯示,德銀與桑坦德銀行兩家歐洲銀行未能通過“考核”。

IMF認為,像德銀這樣對於全球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影響的銀行,需要更加強調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加強監管,密切監控跨境風險,以及培養對於新的解決機制的快速應對能力。

作為德國最大的銀行,德銀並沒有坐以待斃,該行近年來一直在“斷臂求生”。

此前,一位接近德銀的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行在3年前啟動的成本削減計劃已初見成效,近日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BaFin)對德銀進行考核後認為,該行的經營狀況“完全在軌道上”。雖然2015年德銀巨虧68億歐元(約合76億美元),成為7年來首次虧損,但去年該行在亞洲地區營收則大漲14%至44億歐元(約合50億美元),毫無疑問,亞洲區將成為該行未來全球戰略部署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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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康达尔:从“十面埋伏”到“诉讼拉锯战”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609/t20160922_776775.htm

  拥有价值高昂的土地资产、多元的业务结构以及A股上市公司身份,对于战略亟待转型升级、谋求借壳上市的京基集团,康达尔是个不可多得的收购标的。

  在入主康达尔的过程中,京基集团生动演绎了“多账户囤票—--达成—致行动人——受让股份——逼宫董事会”的上位路径。经过多轮博弈,京基集团愈战愈勇、占领上风,而康达尔的实际控制人华超公司则深陷困局。

  面对京基集团的凶猛攻势,康达尔唯有等待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及法院诉讼的终审裁决。京基集团的上位之举最终能否“合法化”,监管部门及法院诉讼的裁决也至关重要。眼下,围绕京基集团股东身份合法与否,双方已互诉公庭,并不断引发新一轮的诉讼纠纷。这场股权争夺战或将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2016年的夏天,南国深圳酷暑炎炎,轰轰烈烈的世纪大战“宝万之争”尚未落幕,另一场股权纷争也硝烟四起。与宝能系高调举牌入主万科不同,在京基集团“围猎”康达尔(000048)的案例中,其以“十面埋伏”开场,生动演绎了 “多账户囤票——达成—致行动人——受让股份——逼宫董事会”的上位路径

  2016年7月23日,康达尔公告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暂时同意京基集团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届时,康达尔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由京基集团提交的罢免公司现任全体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18项议案。

  这意味着,康达尔于京基集团的股权争夺战步入了“逼宫董事会”阶段。

  2013年9月5日开始,自然人林志通过其控制的13个股票账户(下称“林志账户组”),陆续从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康达尔股票,一度持有后者19.8%股份。林志账户组增持行迹隐蔽,在其2014年11月25日受深圳证监局处罚前,康达尔方面对此全然不知。

  2015年8月,京基集团也在二级市场出手增持康达尔4.84%股票,该公司副总裁王东河也买入康达尔0.09%股票。2015年9月7日,林志、京基集团、王东河(简称“京基三方”)正式公告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京基三方合计持有康达尔24.74%股票,迅速逼近康达尔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华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超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31.66%的持股比例,举牌者真实身份正式浮出水面。

  为解“易主之忧”,康达尔掌舵者华超公司接连出招,先后向监管部门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推出“资产置换计划”、上演“焦土政策”,试图寻求各种化解之术。

  但京基集团入主动力并未被削弱,反而愈战愈勇、呈现志在必得之势。2016年3月1日,京基集团受让了林志账户组及王东河所持的康达尔全部股份,持有康达尔股权比例进一步提高至29.68%。

  之后,京基集团更是三番出手,在资本层面赶超华超公司。截至2015年4月29日,京基集团持股比例高达31%,随后还声称将在未来半年增持至32%。算上隐性控制的股份,京基集团的关联账户的持股可能达到32.94%,胜过华超公司31.66%。

  股权层面步步逼近之后,京基集团乘势向康达尔董事会发动攻势。借助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契机,京基集团先后向康达尔提交了罢免全体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21项临时议案。但三轮提案均遭康达尔董事会拒绝。2016年7月1日开始,京基集团又两番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最终获准于2016年9月14日开会审议上述议案中的18项议案。

  经过多轮博弈,华超公司已深陷困境。面对京基集团的凶猛攻势,康达尔唯有等待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及法院诉讼的终审裁决。虽然京基集团已掌握主动权,但其上位之举最终能否“合法化”,监管部门及法院诉讼的裁决也至关重要。眼下,围绕京基集团股东身份合法与否,双方已互诉公庭,并不断引发新一轮的诉讼纠纷。这场股权争夺战或将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1醉翁之意:土地资源+业务互补+借壳上市

  与万科一样,康达尔是深圳本土的老牌上市公司之一,在证券市场也曾大名鼎鼎。

  康达尔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深圳市宝安区养鸡公司,属于深圳市4家具有活鸡输港权的单位之一,香港的活鸡市场大半由其供应。1994年11月,康达尔在深交所挂牌上市。2000年初,这只“鸡股票”被庄家盯上,其股价一度上天入地,并先后更名“中科创业”、“ST康达尔”,吴晓波称该公司经历了 “中国证券史上最为血腥和惊心动魄的往事”。

  2003年1月,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公司从中退出,华超公司和深圳市众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受让其1.41亿股股份,二者合计持有康达尔36.16%股权,接棒为公司新的掌舵者。

  在华超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爱华的经营下,康达尔的总部迁至深圳市福田区,并陆续增加了出租车、房地产等业务。之后,康达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业务规模23亿元、市值过百亿元,横跨农业、公用事业及房地产等领域的多元化上市公司。

  对于京基集团而言,康达尔是个不可多得的收购标的。

  京基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是1994年由该公司董事长陈华一手创办的房地产公司,深圳的地标性建筑“京基100”出自其手。根据京基集团官网的介绍,“京基集团已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业经营与管理、五星级酒店投资与管理、物业管理、金融投资、高尔夫俱乐部、餐饮经营等多元化产业的大型集团公司”。

  虽说京基集团已是多元化集团,但其核心业务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并且该项业务占据集团收入的90%以上。

  在深圳地产界,京基集团以“旧改”著称。尽管已坐拥600万平方米的旧改储备用地,但由于旧改项目成本高、周期长,京基集团也在四处寻觅可快速开发的土地资源。伴随高压的反腐态势,房地产旧改业务日渐萎缩,陈华本人也曾身陷各种传言。

  数据显示,京基集团2013-2015年的总资产分别为406.34亿元、461.24亿元、495亿元。从利润指标看,2013年京基集团全年净利润突破10亿元,但剔除投资性物业评估增值11.4亿元,其实际经营利润几近负数;2014年度,京基集团该项指标也高达净利润的三成。2012-2014年,京基集团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持续为负,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公司对债权融资高度依赖。

  总的来讲,对旧改业务高度依赖的京基集团亟待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京基集团与康达尔的战略及业务都颇有互补性,康达尔手握价值不菲的土地资源。公开数据显示,康达尔在深圳市宝安区的西乡、沙井两宗地块共计占地超过23万平方米。其中,西乡地块开发面积10.5万平方米,预计可销售面积51万平方米,包括住宅36万平方米、商业及公寓15万平方米;沙井地块12.5万平方米,预计可销售面积40-50万平方米。二者合计总建筑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总销售面积可超过90万平方米。此外,康达尔在西乡附近的光明街道还有14.4万平方米的农业用地。以深圳市2016年76月该区域份的新房住宅成交均价5.6万元/平方米估算,上述地块建成楼盘的总销售收入可超过5400亿元。

  从股权层面考察,康达尔市值规模不大、股权相对分散。Wind数据显示,康达尔总股本3.91亿股,总市值仅有138亿元(以2016年7月20日股价35.43元/股折算)。康达尔实际控制人华超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及30%,控股股东之外的流通市值不足100亿元。从收购角度考虑,流通股盘口小,收购成本低,适合收购操作。

  或许在陈华看来,若京基集团顺利入主,双方资源有力整合嫁接,或能促成其地产业务的借壳上市。

  2十面埋伏:京基低调围攻,兵临城下

  康达尔发布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2013年9月5日开始, 林志作出决策,委托匡某在其办公室具体操作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和刘彬彬13个股票账户(下称“林志账户组”),陆续从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康达尔股票。

  截至2013年10月10日,上述13个账户合计持有康达尔1999.82万股,占康达尔总股本的5.12%,达到初次举牌门槛。截至2013年10月29日、12月11日,林志账户组分别增持至10.39%、15.08%,达到第二、三次举牌线。但林志均未对其举牌行动进行公告。

  由于林志账户组增持行迹隐秘,康达尔方面并不知情,直至2014年11月25日深圳证监局对林志开出罚单,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林志作为上述13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未按照《证券法》第86条的规定履行报告、通知及公告义务,构成《证券法》第193条第1款所述违法行为”。

  对于监管部门的处罚,林志则称“因对相关法规学习和了解不够,以致未意识到上述公告义务”。截至2014年12月4日,虽说林志账户组持股高达15.81%,但对其来意,康达尔方面似乎也难以判断。

  2015年6月16日,康达尔收到林志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两项临时提案,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和提请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一种削弱大股东对董事和监事选举过程绝对控制力的选举投票机制。这位“因学习不够而未意识到披露义务”的小股东林志的提案,出乎康达尔管理层的意料。此时,康达尔方面才感觉到“来者不善”,林志账户组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者”。

  2015年6月18日,康达尔以“林志持有股份仅占1.34%,尚不足提案要求的3%临时提案标准”为由,拒绝了林志的两项提案。

  公开信息显示,林志是深圳永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永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分别持有上述三家公司90%、50%和50%股权。

  工商资料显示,深圳永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是2012年5月19日在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注册成立的,注册资本仅600万元,其中林志出资540万元。东莞市永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均是2014年8月21日成立于东莞塘厦,注册资本均100万元。

  粗略估算,林志账户组买入康达尔6178.73股股份的均价超过9元/股,该笔投入超过5.5亿元,林志本人持股524万股,买入成本也超过4700万元。林志账户组如何具备这等融资能力呢?

  据称,林志的真实身份是陈华的前任司机原籍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县,与陈华乃是同乡。华超公司后续对林志账户组成员的社保缴纳情况显示,除林志以外,林志账户组其余12人均为京基集团员工,分别在或曾在京基集团各子公司的不同岗位任职,各自的收入水平、资产情况以及投融资能力均与林志账户组增持康达尔股票的出手不匹配。林志账户组被认为是京基集团的“马甲”。

  2015年6月16日开始,华超公司和康达尔总裁季圣智分别在二级市场增持康达尔股份。截至2015年7月23日,华超公司、季圣智与陆伟民(罗爱华配偶)分别持有康达尔28.54%、1.81%和1.31%股份,三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31.66%。

  之后,林志以“其控制的13个账户合计持有15.81%公司股份,而非其本人实际仅持有公司股份1.34%,康达尔拒绝其两份提案存在程序违法”为由,将康达尔告上法庭,请求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判决撤销康达尔2015年6月26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该天的会议没有涵盖其提案的内容)。

  同时,林志账户组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康达尔A股。截至2015年8月31日,其对康达尔的持股从15.81%上升至19.8%,逼近第四次举牌。

  在林志账户组之外,此时另有多个京基集团的关联账户也增持了康达尔A股。曹艳梅分别于2015年3-5月买入康达尔1万股、0.7万股和2.24万股,随后又悉数卖出;陈家慧也于2015年6-8月买入康达尔分别买入50.31万股、184.64万股和1.93万股,期间又相继清空。 曹艳梅是林志的配偶,陈家慧乃是京基集团董事长陈华胞弟陈辉之女。

  康达尔2015年报显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吴川投资”)位居康达尔第8大流通股股东,持有1.94%股票。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址在京基100大厦51楼08房,其股东为陈邵清、陈阳华和吴杰文三人。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4日,与林志账户组买入康达尔股票时间较为接近。

  据悉,该公司是吴川深圳商会旗下的投资平台。陈华是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县人,并出任该商会永久名誉会长。吴川投资注册资本仅有300万元,主营收入为0,却累计买入康达尔股票757万股,资金来源成谜。种种迹象之下,吴川投资也被认为与京基集团有关系。

  截至2015年8月31日,京基集团也出手在二级市场买入4.84%的康达尔股票,其公司副总裁王东河也买入了36.29万股,占康达尔总股本的0.09%。

  此时, 京基集团合计使用至少18个股票账户(含林志账户组),对康达尔形成“围攻”之势。但由于上述增持各自均未达到5%的披露标准,康达尔方面对此全然不知。

  2015年9月7日,京基集团正式浮出水面,与林志和王东河(简称“京基三方”)公告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三方此时合计持有康达尔9665.82万股股票,占康达尔总股本的24.74%,与华超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差距不及7%。

  京基集团从幕后走到台前,华超公司才意识到兵临城下,有些措手不及。

  3解铃系铃:华超连施三计,京基愈战愈勇

  通常来说,阻击“野蛮人”敲门的招术是寻求“白衣骑士”助阵。但是,康达尔并未按套路出牌,而是连施三计予以反击。

  一计是向证券监管部门举报。于京基三方持股达到24.74%的公告之后,康达尔当日即针对该项披露信息进行“澄清”。“经公司核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截至2015年8月31日,林志持股为5.33%、京基集团持股为4.84%,王东河的持股为0.09%,三方合计持股仅10.27%,与京基集团方面披露信息不一致。”

  也就是说,康达尔方面披露的数据,未将林志账户组另外12个账户持股数计算在内。康达尔指出,“京基三方未依法披露12个一致行动人应披露事项、对披露信息没有进行签字确认,已存在违法行为,公司已向监管部门报告”。

  2015年9月以来,康达尔至少4次向监管机构提交举报材料。2015年9月18日,康达尔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举报“林志等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11月16日,康达尔向深圳证监局举报“林志、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12月21日,康达尔向深圳证监局举报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股票过程中存在内幕交易行为”;2016年1月8日,康达尔再次向深圳证监局举报“林志等10名自然人股东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二计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康达尔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上,康达尔要求林志等13人向公司上缴股票短线交易所得收益。此后,由于林志等人一直未上缴,康达尔随后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志等上缴短线操作所获收益572.54万元。

  2015年11月26日,康达尔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层对京基三方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规行为进行追究,并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林志等不得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合计持股比例减持至5%以下,并确认京基三方不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2015年12月9日,康达尔向广东省高院对京基三方提起诉讼,并获得法院受理。案件审理期间,京基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移送至深圳罗湖区法院审理,但被驳回。2016 年4月20日,京基集团不服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发稿日,对于康达尔的上述举报,证券监管部门均表示“正在核查中”,上述法院诉讼均未获终审裁决。

  三计是意图剥离资产自救。2015年9月8日,康达尔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康达尔公告称,拟将旗下的价值3.9亿元以上的公用事业板块资产出售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华超公司,同时通过发行股份、或者现金加发行股份两者结合的方式,买入华超公司旗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门约1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和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约3万平方米的物流用地,该项资产价值5亿元以上。

  也就是说,康达尔拟将其公用事业板块资产与第一大股东华超公司旗下的资产进行置换。交易完成后,康达尔旗下将不再有公用事业资产,该业务板块将归华超公司所有。

  不妨分析一下这两项资产。康达尔的公用事业板块,包括出租车、省际长途客运以及客运站经营,其出租车牌照占深圳市场的份额达到5%。另外,该业务板块还拥有525公里供水管网、服务占深圳10%总人口的布吉供水公司。

  从2015年数据看,该板块营业规模达到3.3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14.01%,并且自来水供应业务的利润率达到24.91%,属于公司第二“赚钱”的业务。

  在外界看来,康达尔的上述资产置换,意在将有价值的资产先行剥离。

  但是,由于东门商业物业相关权属正在办理、布吉物流用地正在办理搬迁置换土地的规划许可、权属证书,并且布吉供水公司涉及国有股东方面利益、运输公司涉及交叉持股及股权诉讼等问题,整个重组非常复杂,直接导致“交易双方的资产估值及交易作价存在分歧,对交易价格及相关补偿条款约定尚未达成一致”。2015年12月8日,康达尔公告终止上述资产重组。

  土地资产方面,2015年11月10日,康达尔公告称,公司被深圳市沙井上寮股份合作公司(下称“上寮股份”)告上法庭,已收到深圳宝安区的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康达尔早在1983年与当时的宝安沙井公社上星大队签订了《凤凰种鸡场征地协议书》,约定由康达尔征用上星大队辖区内的615.19亩土地(折合约40万平方米)。当时,康达尔与上星大队约定了补偿标准、付款方式;同时还约定了“协议签署后自上级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征地补偿费如不按时付款,自动作废”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康达尔征用了上述土地。但是,1984年沙井公社上星大队撤销后,先后成立了上寮村民委员会和上寮股份(主管村委经济事务)。涉案土地在上寮村委辖区内。

  如今,上寮股份表示,上述协议书签约后上级部门未对上述土地作出批复,康达尔未按时支付补偿费,协议自动作废,并且上述协议未经村委员表决、补偿标准过低、损害了村民集体利益。上寮股份要求康达尔返还该块土地,上寮股份也将返还康达尔500万元。

  30余年前的陈年往事突然冒出,上寮股份一纸文书将康达尔告上法庭,此事不免有些蹊跷。2011年11月30日的公告显示,康达尔已与国土部门对公司位于西乡、沙井、福永的三块土地的征收及开发签订了《收地补偿协议书》。在2015年12月2日的《诉讼事项补充公告》中,康达尔也进一步验证了其清晰的权属利益。“该涉案地块已由国土部门征收,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协议,并办理了3个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事实上,前述位于沙井上寮的土地,正是被京基集团看中的资产之一。按2015年的市价折算,沙井12.5万平方米的地块,其建成楼房销售价值可已超过100200亿元。但是,针对该项潜在价值超百亿元的“土地纷争”中,在2015年11月26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公开审理的现场,康达尔未委派高管出席,也未对庭审情况进行公告说明。外界纷纷认为,该案件是由康达尔与上寮股份联手导演的“双簧”,意图转移上市公司的土地资产。

  除此之外,2015年12月1日,康达尔与通用地产有限公司(下称“通用地产”)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深圳土地资源优先与后者合作,“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开发,委托代建等形式”。通用地产是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康达尔先是“官司缠身”,再选择与央企背景的通用地产合作,其背后的逻辑或在于焦土政策——将优质资产剥离,降低公司价值,令京基集团打消念头。

  康达尔使出浑身解数阻击,但京基集团并无退缩之意,愈战愈勇。

  2015年12月,京基三方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提起诉讼,称“康达尔2015年11月26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内容违法,直接侵害股东法定权利,依法应属无效决议”,请求法院判决上述决议无效。同时,京基三方向法院提出了行为保全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在本案判决生效前以任何形式或理由限制原告行使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表决权、提案权、参加股东大会等各项权利。

  同月,京基集团在二级市场增持了4.94%的康达尔股票。2016年1月8日,京基集团又受让了林志账户组下面10个账户的6358.24万股股份,该笔股权占康达尔总股本的16.27%。2016年1月20日,京基集团与林志账户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林志账户组同意在半年内将手中全部股份转让给京基集团。

  京基集团志在必得之势,可见一斑。从披露数据看,京基集团在二级市场增持康达尔A股时,股价均在32元/股之上,最高达到43元,协议转让部分的股价也达到33元/股,京基集团持有上述股份的成本超过40亿元,其增持股份的资金则源自数次将其所持股份抵押至广州证券。截至2016年3月1日,京基集团所持康达尔股份已经全数抵押给广州证券。

  4乘胜追击:京基连环逼宫,华超深陷困局

  截至2016年3月1日,京基集团完成对林志账户组及王东河所持全部股份的受让,其持股达29.68%。2016年3月24日,陆伟民也将所持510.88万股股份全数转让给华超公司,华超公司与季圣智合计持股有康达尔31.66%股份。此时,京基集团与华超公司二者于康达尔的持股比例旗鼓相当。

  随后,京基集团连续三次出手,其持股呈现华超公司之势头。

  2016年3月29日,京基集团的持股比例增至29.84%,4月8日持股达到30%。虽然京基集团的增持行动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情形,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办理转让及过户登记。

  2015年4月28日至29日,京基集团在二级市场买入390.78万股股份,持股高达31%。京基集团表示,公司有意在之后半年继续增持。这意味着,京基集团最高持股有望达到32%。倘若华超公司不再增持,京基集团在明面上的持股将一举超过华超公司。

  如前文所述,京基集团实际控制的康达尔股份或远不止于此。如吴川投资等属于其关联账户,京基集团实际控制股份至少达到32.94%,股权层面的优势进一步胜过华超公司。

  继资本层面步步逼近之后,京基集团乘势向康达尔董事会发起攻势,其切入点则是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法》第103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获悉康达尔2015年度股东大会定于2016年6月29日召开之后,2016年6月12日,京基集团向康达尔提交了3项临时议案,要求在该会审议。

  第1项议案涉及与中建一局的合作协议。京基集团指出,2016年4月,康达尔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未经招投标程序,与中建一局签署了金额合计高达239 亿元的协议,且合同约定的项目建筑安装成本分别高达1.13万元/平方米、1.05万元/平方米,均远超市场正常水平,工程造价明显虚高。

  另外,康达尔与中建一局签订的上述工程项目协议明确约定,中建一局按由深圳市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简称“中外建公司”)设计的施工图进行施工建设。但中外建公司是华超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康达尔未披露其与中外建公司签订工程设计合同事宜。

  京基集团认为,康达尔存在未经决议程序私自与华超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进行违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并在公告中故意隐瞒该等违规关联交易信息。

  京基集团“要求终止上述合同,并且对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施工合同》的董事长罗爱华以及其他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董事、监事予以追责,责令相关责任人赔偿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

  第2项议案是修改股东大会数项议事规则。“《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规定,股东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由提议股东担任会议召集人及主持人。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却规定,股东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负责召集,由董事长作为主持人”,要求予以修改。

  第3项议案指出“公司《董事长工作细则》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董事长可以直接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明显与法律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存在直接冲突”,要求该条款修改为“决定集团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审计部门等集团部门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事项,但集团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除外”。

  “京基集团向公司提出的三项临时提案不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016年6月15日,康达尔董事会拒绝了京基集团的三项提案,并对其质疑内容予以否认及澄清。“公司此前已经按照关联交易程序……并予以了公告”、“公司与中外建公司的关联交易均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依法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京基集团上述3项提案遭拒或在其意料之中,但此番博弈使中小股民及市场舆论向京基集团“一边倒”,华超公司及康达尔管理层陷于尴尬境地。

  一方面,京基集团的提案内容公告之后,外界一片哗然。尽管康达尔对上述第一项议案内容进行了澄清,但不少中小股民认为,康达尔对于该项目语焉不详。另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第103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尽管康达尔例举了各种理由拒绝提案,但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康达尔董事会的拒绝属于违法行为。

  在上述3项提案铺垫基础上,京基集团又提交了罢免董事会的提案。2016年6月17日,京基集团向康达尔2015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18项目议案,要求罢免康达尔现任全体董事及股东代表监事、提议重新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及股东代表监事,同时责成董事会撤销《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以及要求公司撤回相关案件起诉。

  康达尔以“京基集团未依法及时履行公告义务,并且拒不履行配合义务”、“相关临时提案内容和形式不符合有关规定”等为由,再次予以拒绝。

  迫于京基集团的连续提案压力,2016年6月25日,康达尔无奈将2015年度股东大会推延至8月30日举行。但由于其决定遭到深圳证监局的违规裁决,康达尔最终决定在2016年7月29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

  2016 年7月13日,京基集团发起第三次提案,前述两次合计21项临时提案再次送达康达尔,但以同样的理由遭拒。

  《公司法》第101条规定,“单独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组织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遭拒之后,京基集团另行着手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2016年7月1日,京基集团提请召开康达尔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述18项议案。2016年7月20日,京基集团再次提请召集会议。2016年7月22日公告称,康达尔监事会暂时同意京基集团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定于2016年9月14日开会审议上述18项议案。

  5龙争虎斗:公庭博弈定胜负,拉锯战在所难免

  “资产置换计划”搁浅之后, 康达尔连续上演“焦土政策”、寻求央企护身,但从京基集团后续行动看来,其入主动力并未减弱,反而志在必得、步步紧逼。经过数轮股东会提案较量,资本层面已无优势的华超公司渐落下风,康达尔董事会处境颇为被动。

  如今,华超公司与京基集团的持股比例等量齐观,二者合计持有康达尔超过6成股份,中小股民所持的流通股本占比不足40%。尽管康达尔董事会席位均处在华超公司控制之下,但此时华超公司若再寻找“白衣骑士”助阵,显然为时晚矣。

  继前述多次举报之后,2016年6月21日,康达尔再次提请深圳证监局对京基集团关于林志等12人的信息披露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做进一步调查。2016年6月23日,康达尔继续向深圳证监局提交补充资料。在长达1年时间里,监管部门未出具裁决结论。相反,由于延期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康达尔于2016年7月1日被深圳证监局裁定违规、责令改正。

  法院诉讼方面,康达尔诉林志等13名被告短线交易收益案,于2016年7月6日在福田区法院审理,但截至发稿日并未公布判决结果。康达尔诉京基集团、林志等15名被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至今未进行审理。

  同时,康达尔相继对林志账户组13人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并连续多次向京基集团发出15项公开问询,要求其对上述人员是否属于京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员工、是否向吴川投资提供过资金等问题作出答复,以判断京基集团与上述各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深交所也为此向京基集团发出关注函。但京基集团表示,“与京基集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股东已经进行了披露,其余股东购买康达尔股票与京基集团无关”。

  相较于康达尔董事会及华超公司的燃眉之急,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及法院诉讼的终审裁决,显得“远水不解近渴”,但面对京基集团的凶猛攻势,康达尔唯有等待。

  2016年6月17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就2015年12月京基三方对康达尔提起的诉讼作出判决,支持了京基集团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撤销康达尔董事会做出的——限制京基集团行使其持有股份的表决权;将违法增持公司股票及减持该股票所获得的收益上交上市公司;要求被告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至合计持有比例5%以下;确认被告不具备收购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等一系列决议。

  上述判决结果对康达尔颇为不利,京基集团作为股东的权利已在一审判决中获得法律保护。2016年 6月30日,京基集团又将康达尔11名现任董事告上罗湖区法庭,指出“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非法剥夺原告作为康达尔股东所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并且,自2016年6月12日以来,康达尔董事会连续3次拒绝京基集团的临时提案,侵害了京基集团作为股东所依法享有的股东权利。

  目前的形势看来,虽然京基集团掌握了明显的主动权,但康达尔已明确将提起上诉。

  2016年7月29日,康达尔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效力的议案》,决定“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作出明确结论,以及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吴川投资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的表决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依据监管部门的结论认定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并遵照生效前决议执行相关决议内容”。

  2016年8月1日,康达尔按照“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京基集团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吴川投资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三种情形,对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10项议案的投票结果进行公告。

  《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尽管京基集团可以依据该规定对康达尔方面再次提起诉讼,但双方又将陷于新一轮的诉讼纠纷中。

  同理,2016年9月14日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也或将引发新的法院诉讼战。从过往案例看,在ST新梅(600732)原第一大股东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开南账户组”的控制权争夺战中,开南账户组也于自行召开了股东大会,并罢免董事会现成员。但双方对会议决议互不认可,二者的法律纠纷持续一年而不得平息。

  2016年7月24日,康达尔发布控股股东增持期限届满公告,这意味着华超公司又可以进一步增持股份。两方争夺战事态持续升级、剧情扑朔迷离,远无落幕的迹象。眼下,围绕京基集团合法的股东身份,双方已互诉公庭,并不断引发新一轮的诉讼纠纷。这场股权争夺战或将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609/t20160922_776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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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特鋼破產重組“拉鋸戰”開幕 至今未披露財務信息

東北特殊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東北特鋼”)日前發布公告稱,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於10月10日依法裁定受理債權人提出的對東北特鋼集團重整申請,並於同日指定東北特鋼集團清算組擔任東北特鋼集團管理人。

公告指出,東北特鋼債權人自本公告發起之日起向管理人書面申報債權,並稱東北特鋼集團的債務人或財產持有人應當向管理人清償債務或交付財產。此外,將於12月1日召開東北特鋼重整案第一次債權人會議。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規定,破產重整程序啟動後,債權人依法申報債權,破產管理人在人民法院和債權人的監督下,將在最長9個月內提交重整計劃草案,並最終由人民法院裁定是否批準執行。

一位持有東北特鋼債券的券商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破產重整方案出臺的最終截止日期是明年7月份,這中間或許將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

令債權人不滿的是,東北特鋼至今仍未披露相關的財務信息,這使得最終債權人能夠從多大程度上討回利益充滿不確定性。

近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了自律處分的決議,指責東北特鋼作為債務融資工具發行人,未能按照相關自律規則的規定及時披露2015年年度報告及2016年第一季度財務信息,且截至2016年第8次自律處分會議召開時仍未披露。

交易商協會因此給予東北特鋼嚴重警告處分,責令東北特鋼立即糾正違規行為,並針對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整改,並暫停東北特鋼債務融資工具相關業務。

不過,根據東北特鋼在8月2日就2015年度三期短融以及第一期超短融的第三次持有人會議決議給予的答複,受債券違約事件影響,發行人當前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發行人將在債務解決方案最終確定後,組織審計機構依照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並披露相關財務信息。

此外,也有債權人認為,破產管理人主要來自遼寧省政府或許會有失公允。

據媒體報道,大連中院目前已指定東北特鋼集團清算組、大連特鋼清算組、大連棒線材清算組分別擔任東北特鋼集團等三家公司管理人。三家公司管理人組成人員相同,由遼寧省國資委、遼寧省金融辦、遼寧省發改委、遼寧省工信委、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有關人員組成。

地方大國企東北特鋼是一家具有上百年歷史的特殊鋼企業。據該公司董事介紹,由於長期以來投資巨大,導致債務負擔較大,帶來的財務成本已經超出企業承受範圍。今年以來,企業發行的企業債券已經連續9次違約,累計本金58億元。

今年7月份,隨著東北特鋼多只債券密集發生連環違約,當時遼寧省政府曾形成一個東北特鋼重組脫困方案,提出七成金融債務債轉股,遭到了持有人的一致反對。最終,東北特鋼承諾“不惡意逃廢債”、“不單方面債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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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化騰到微軟,AI人才拉鋸戰展開

“微軟目前人工智能事業部目前有7000多個工程師和科學家,還在繼續招人,因為Pony和Robin經常來挖我們的人,Jack也挖。”在今日舉行的IT領袖峰會上,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人工智能及微軟研究事業部負責人沈向洋調侃道。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平臺級企業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博弈日趨激烈,專業領域人才成為誰能在關鍵領域迅速實現突破的機會。因此,對於人工智能人才的爭搶成為現階段平臺級企業布局人工智能的關鍵。

在本月不久前,騰訊宣布任命百度前研究員高管張潼為AI Lab負責人。幾乎同時百度首席科學家吳恩達宣布離職。騰訊獲得助力,百度折損大將,盡管在IT峰會的高端對話上,李彥宏和馬化騰並無針尖對麥芒,但兩者在臺面下的人才爭奪戰已經打響。

盡管中小企業在搶占人才上並沒有優勢,但是提前布局人工智能有助於更好搶占商用市場機會。

人才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第一次除了有市場之外,還有了資本、有了企業、有了人才,我堅定不移地認為人工智能的爭奪是世界未來最主要、重要的爭奪。”在IT峰會上,經濟學家朱民激動地說道。

根據《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6)》數據顯示,目前美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達到2905,遠超中國709個數。然而,在人才數量上的占比讓國內在人工智能技術上迎來趕超美國的希望。

從數據而言,2005-2015年全世界兩萬篇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文件,28.2%文章是由華人撰寫,引用率達到32.1%。而在2016受到大量關註的Google人工智能機器人阿爾法狗首創開發人也為華人。

華人為國內平臺企業布局人工智能打下基礎,為了爭搶人工智能人才,BAT在美國設立人工智能專門研究院。

在IT峰會上,對於文章開頭沈向洋所提到的“搶人說”,馬化騰並未否認,“通過一年我們也招了挺多的人,我們在微軟(總部)西雅圖還設置了一個實驗室。因為很多微軟的人不願意離開西雅圖,所以我們就在旁邊設實驗室,沒辦法人才就是這樣。”馬化騰說道。

據了解,目前,騰訊AI Lab中50名科研人員中90%以上有AI相關博士學位和海外留學背景。

“中國人扮演人工智能領頭羊的角色,但是從企業角度來說,最大的人工智能企業,尤其率先推出人工智能平臺級服務的公司,在落地執行以及投入規模都比中國要領先,但是中國有不少的人才儲備所以有巨大的市場機會。”迅雷CEO鄒勝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說道。

長期以來,百度擁有國內最為頂尖的人工智能人才,以吳恩達為首的深度學習領域的科學家為百度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打下基礎。盡管陸奇與吳恩達先後離職,但百度在深度學習領域技術還是處在國內領先地位。

而隨著騰訊在一年前成立AI Lab,BAT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較量也逐漸明朗化。

不久前,騰訊研發的圍棋機器人“絕藝”以11戰全勝的戰績奪得“UEC杯”計算機圍棋大賽冠軍。盡管距離百度的深度學習仍有不小差距,但看到人工智能前景的騰訊正在往此方向“發力”,“李彥宏在人工智能領域走得更前,對騰訊來說我們還是落後不少。”馬化騰說道。

商用頭啖湯

“2013年以前,我們不斷跟外界說百度是一個商業公司,我們不應成立研究院,不應有純研究機構,這些機構要想轉化成產品,進入市場被市場所認可的話,應該跟那些產品部門、跟那些業務部門緊緊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單獨成立一個研究院,但是深度學習這一波起來之後,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它需要在理論上、在算法上,在很多方面有長遠的布局和突破,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們也大規模投入來吸引人才,推進算法。”在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道。

在人工智能技術上,微軟、Google、BAT等企業都在打造平臺級的技術和產品。而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吸引人才、引進技術都需要大量資金,等待大企業完善技術以及平臺的同時,中小型企業的優先布局更有利於未來商業化產品的發展。

“人工智能分為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做人工智能平臺建設的企業,第二個陣營是用好人工智能的企業。第一個陣營需要資源整合的能力,能號召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家持續開發算法,類似BAT這樣的企業,擁有能夠輸出人工智能的能力。第二個陣營是行業的各個層面能都用人工智能改善甚至顛覆產品模式,包括產品用戶體驗、效率及結構。”鄒勝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鄒勝龍告訴記者,目前第一批人工智能的企業在技術商用上還沒有很大突破,缺乏可以使用的工具,因此這時處在一個過渡期,對於中小企業是一大機會。目前,迅雷人工智能實驗室集中在對商用產品的研發上,“這個實驗室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了解世界上有哪些最好的配方,然後把這些配方變成工具,像一個餐廳的廚房,用到我們現有場景上和探索的應用上。”鄒勝龍說道。

而平臺企業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開放程度也能幫助人工智能技術更好完善。

“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大的產業,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判斷,未來20-50年都會是一個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時期。大潮下,顯然不是一個公司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下來的。相反,如果說我們先進入了這個領域,把我們平臺開放出來,提供一些平臺給一些尤其是沒有這麽多計算資源、沒有這麽多做長遠研發能力的機構去做他們擅長的,對大家都有益。”李彥宏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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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騰訊到微軟 打響AI人才拉鋸戰

“微軟目前人工智能事業部目前有7000多個工程師和科學家,還在繼續招人,因為Pony和Robin經常來挖我們的人,Jack也挖。”在今日舉行的IT領袖峰會上,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人工智能及微軟研究事業部負責人沈向洋調侃道。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平臺級企業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博弈日趨激烈,專業領域人才成為誰能在關鍵領域迅速實現突破的機會。因此,對於人工智能人才的爭搶成為現階段平臺級企業布局人工智能的關鍵。

在本月不久前,騰訊宣布任命百度前研究員高管張潼為AI Lab負責人。幾乎同時百度首席科學家吳恩達宣布離職。騰訊獲得助力,百度折損大將,盡管在IT峰會的高端對話上,李彥宏和馬化騰並無針尖對麥芒,但兩者在臺面下的人才爭奪戰已經打響。

盡管中小企業在搶占人才上並沒有優勢,但是提前布局人工智能有助於更好搶占商用市場機會。

人才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第一次除了有市場之外,還有了資本、有了企業、有了人才,我堅定不移地認為人工智能的爭奪是世界未來最主要、重要的爭奪。”在IT峰會上,經濟學家朱民激動地說道。

根據《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6)》數據顯示,目前美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達到2905,遠超中國709個數。然而,在人才數量上的占比讓國內在人工智能技術上迎來趕超美國的希望。

從數據而言,2005-2015年全世界兩萬篇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文件,28.2%文章是由華人撰寫,引用率達到32.1%。而在2016受到大量關註的Google人工智能機器人阿爾法狗首創開發人也為華人。

華人為國內平臺企業布局人工智能打下基礎,為了爭搶人工智能人才,BAT在美國設立人工智能專門研究院。

在IT峰會上,對於文章開頭沈向洋所提到的“搶人說”,馬化騰並未否認,“通過一年我們也招了挺多的人,我們在微軟(總部)西雅圖還設置了一個實驗室。因為很多微軟的人不願意離開西雅圖,所以我們就在旁邊設實驗室,沒辦法人才就是這樣。”馬化騰說道。

據了解,目前,騰訊AI Lab中50名科研人員中90%以上有AI相關博士學位和海外留學背景。

“中國人扮演人工智能領頭羊的角色,但是從企業角度來說,最大的人工智能企業,尤其率先推出人工智能平臺級服務的公司,在落地執行以及投入規模都比中國要領先,但是中國有不少的人才儲備所以有巨大的市場機會。”迅雷CEO鄒勝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說道。

長期以來,百度擁有國內最為頂尖的人工智能人才,以吳恩達為首的深度學習領域的科學家為百度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打下基礎。盡管吳恩達離職,但陸奇入職讓百度在深度學習領域技術仍處於國內領先地位。

而隨著騰訊在一年前成立AI Lab,BAT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較量也逐漸明朗化。

不久前,騰訊研發的圍棋機器人“絕藝”以11戰全勝的戰績奪得“UEC杯”計算機圍棋大賽冠軍。盡管距離百度的深度學習仍有不小差距,但看到人工智能前景的騰訊正在往此方向“發力”,“李彥宏在人工智能領域走得更前,對騰訊來說我們還是落後不少。”馬化騰說道。

商用頭啖湯

“2013年以前,我們不斷跟外界說百度是一個商業公司,我們不應成立研究院,不應有純研究機構,這些機構要想轉化成產品,進入市場被市場所認可的話,應該跟那些產品部門、跟那些業務部門緊緊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單獨成立一個研究院,但是深度學習這一波起來之後,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它需要在理論上、在算法上,在很多方面有長遠的布局和突破,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們也大規模投入來吸引人才,推進算法。”在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道。

在人工智能技術上,微軟、Google、BAT等企業都在打造平臺級的技術和產品。而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吸引人才、引進技術都需要大量資金,等待大企業完善技術以及平臺的同時,中小型企業的優先布局更有利於未來商業化產品的發展。

“人工智能分為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做人工智能平臺建設的企業,第二個陣營是用好人工智能的企業。第一個陣營需要資源整合的能力,能號召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家持續開發算法,類似BAT這樣的企業,擁有能夠輸出人工智能的能力。第二個陣營是行業的各個層面能都用人工智能改善甚至顛覆產品模式,包括產品用戶體驗、效率及結構。”鄒勝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鄒勝龍告訴記者,目前第一批人工智能的企業在技術商用上還沒有很大突破,缺乏可以使用的工具,因此這時處在一個過渡期,對於中小企業是一大機會。目前,迅雷人工智能實驗室集中在對商用產品的研發上,“這個實驗室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了解世界上有哪些最好的配方,然後把這些配方變成工具,像一個餐廳的廚房,用到我們現有場景上和探索的應用上。”鄒勝龍說道。

而平臺企業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開放程度也能幫助人工智能技術更好完善。

“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大的產業,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判斷,未來20-50年都會是一個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時期。大潮下,顯然不是一個公司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下來的。相反,如果說我們先進入了這個領域,把我們平臺開放出來,提供一些平臺給一些尤其是沒有這麽多計算資源、沒有這麽多做長遠研發能力的機構去做他們擅長的,對大家都有益。”李彥宏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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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盤點丨滬指展開年線拉鋸戰 網絡安全板塊領漲

周一(5月15日) 早盤滬深兩市小幅高開後沖高回落,滬指受制於年線和10日線的雙重壓力,臨近午盤滬指一度站上年線,創業板指圍繞5日線反複震蕩。至今日午間收盤,滬深指數雙雙翻紅,滬指成交量較前一交易日縮量,創業板指較前一交易日放量。

盤面上,受全球爆發勒索病毒消息影響,信息安全概念股集體大漲,板塊整體漲幅超過5%;此外,地熱能、量子通信、ST板塊、電子支付、雄安新區等板塊漲幅均超1%,而銀行、黃金等板塊則下跌。

截至滬深股市上午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092.28點,上漲8.77點,漲幅0.28%,成交額901億元;深證成指收報9,855.65點,上漲67.66點,漲幅0.69%,成交額1,143億元;創業板指收報1,783.22點,上漲8.59點,漲幅0.48%,成交額336億元。資金方面,滬股通凈流入5.96億,深股通凈流入5.62億。另外,央行認為,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較高水平,今日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今日無逆回購到期。

熱點板塊:

勒索病毒席卷全球,早盤網絡安全概念股大漲,格爾軟件,任子行,藍盾股份,拓爾思,飛天誠信,美亞柏科,數字認證,神思電子,綠盟科技漲停。

博深工具漲停,帶動雄安概念股繼續高潮,博深工具,太空板業,津膜科技,漢鐘精機,恒通科技,常山股份漲停,恒泰艾普漲逾9%,科林電氣漲逾7%,創業環保漲逾6%。

跌幅榜上,銀行,地下管網,黃金等板塊跌幅居前。

消息面:

1、據統計局網站15日消息,4月份,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國民經濟繼續保持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生產領域穩定增長,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就業形勢持續向好,消費物價溫和上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經濟運行質量效益進一步改善。

2、5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邢誌宏表示,截至目前,鋼材的去產能已經完成了3170萬噸,煤炭去產能完成了6897萬噸,完成進度分別達到了63.4%和46%。去庫存方面,4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下降了7.2%,降幅比3月末擴大了0.8個百分點。

機構觀點:

國泰君安認為,盡管中期去杠桿基調不改,但從路徑上監管層將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隨著維穩預期的出現,短期市場有望步入沖擊後的矯正期,過度悲觀已無必要。目前來看,周期性行業在供給側發力,產能收縮背景下,龍頭有望享受供需結構改善帶來的增長。消費行業則在通過長期殘酷的價格戰之後,行業集中度已經有所提升,龍頭優勢有望延續。在行業不斷出清、產業集中度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凸顯的過程之中,龍頭白馬的業績持續性改善,行業龍頭有望從折價走向溢價。

西南證券認為,金融監管的洪流已過,二季度的經濟也可能比預想好,市場短期可能迎來反彈。投資者可以利用反彈時機,布局金融、保險等安全邊際較高的行業,也可以調倉受益行業格局改善的白馬龍頭,同時可以關註行業前景廣闊、業績增速高、監管沖擊下調整較多的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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