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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經濟學家」出掌印度央行總裁 拉詹擋得住亞洲金融危機第一張骨牌？

推動體制改革，與爭選票的總理莫迪不同調 央行行長拉詹求去 印度經濟將倒退

印度央行行長拉詹卸任印度是如何逃過金融危機的？

印度央行前行長拉詹。（視覺中國/圖）

在印度央行行長拉詹三年任期中，他帶領印度成功逃過了金融危機，穩定了匯率，並吸引大批外資流入。隨著印度加快金融改革，中國企業也開始大舉投資印度。

拉詹向印度版支付寶Paytm等11家企業頒發了支付牌照，“直接從政策層面改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生態結構，也極大提振了包括中國投資者在內的外國風險投資者對於持續投資印度的信心”。

2016年9月5日，這一天對於印度央行來說，不僅僅是新的一周開始，更因為拉格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的離開，從而開啟了新行長帕特爾(Urjit Patel)的時代。

三年前，在歐債危機導致國際資本迅速流出印度，盧比急劇貶值的時刻，拉詹臨危受命成為印度央行行長，開始執掌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度的金融權杖。

當拉詹出人意料地離開印度央行時，他已經為印度積累了歷史最高數量的外匯儲備，通脹率從兩位數降低到了個位數，盧比的匯率相對穩定，股票指數漲幅近50%。

這樣一位傳奇且備受矚目的央行行長，為什麽沒能連任？中國在印度的投資者們怎樣評價拉詹的業績？印度央行行長的變動，會給印度帶來哪些沖擊，給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帶來哪些影響？

搖滾明星般的央行行長

2013年9月4日，拉詹正式上任印度央行行長。某種程度上，央行行長或許可以理解為最有權勢的“基金經理”，拉詹就此成為印度的金融守護者。

與大多數金融從業者經歷一樣，拉詹在成為央行行長之前，已經被媒體形容為擁有“搖滾明星”般人氣的“研究員”。

1963年拉詹出生在印度欽奈的婆羅門家庭，在印度外交部就職的父親給了拉詹上等社會的生活，並讓他進入印度最好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接受教育。2003年，拉詹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經濟學家。2005年，在市場沈醉於牛市和衍生品盛宴時，拉詹發表論文，警告市場將要崩盤，這為拉詹贏得了“金融危機預言家”的聲譽。

2012年初，拉詹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隨後，他的命運軌跡從美國轉回印度，身份從經濟學家變身為當時印度總理辛格的顧問，一年後，拉詹被正式任命為印度央行行長。

2013年9月4日坐在央行行長辦公室中的拉詹，絕對無心欣賞窗外孟買港口的景色，也沒有興致感慨百年前在這里迎來第一艘英國商船，之後又在這里迎來最後一任英國副王蒙巴頓。此刻填滿拉詹頭腦的是無數冰冷而殘酷的數字，幾十天里，盧比兌美元的匯率從51急劇貶值到68；當年印度的GDP增速為4.4%，為2009年以來最低；銀行的壞賬率持續攀升，通貨膨脹率攀升到讓人坐如針氈的近10%；孟買SENSEX股票指數8月份繼續下跌3.75%到18619點，已經是連續第三個月下跌；外匯儲備急劇縮減，這是1991年以來印度面臨的最大的金融危機。

“我在印度的6年時間里，最危險的時刻就是2013年。那時候，由於歐債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蕩，再加上美國的加息預期，外資紛紛避險，熱錢迅速流出新興市場，首當其沖的就是印度。”特變電工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印度區總經理陳曉明對南方周末說，“當時印度盧比急劇貶值，我記得一些中資企業，因為簽訂了盧比計價的合同，結果發現盧比貶值後是虧損的，就不得不放棄項目執行。”

拉詹果斷出手，2013年9月20日，拉詹宣布加息，將印度的基準利率從7.25%提高到7.5%，這是2011年以來的首次加息，也大大超出市場預期，此前，彭博社調查的36位經濟學家預計拉詹將維持利率不變，拉詹對媒體說，他擔任央行行長這個職務，本來就不是為了爭取選票或者在Facebook上集“贊”的。隨後，在拉詹上任的第二個月，10月29日，拉詹第二次加息，把印度的基準利率從7.5%上調到7.75%。

“除此之外，拉詹還推出一系列政策管控資本外流。包括限制黃金消費，推出紙黃金、黃金券等辦法，以避免黃金消耗外匯儲備；調整出口補貼，鼓勵醫藥等行業出口以換取外匯。”陳曉明回憶說。

在拉詹上任的2013年9月份，市場最終以上漲回應，孟買SENSEX股票指數當月反彈4.08%到19379點，一舉收複了3個月的跌幅。

“拉詹當時的措施成功控制並扭轉了局面，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為印度經濟起飛營造了良好的基礎環境。印度甚至有輿論認為應該提名拉詹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認為，拉詹對於印度經濟進入後面的快速增長周期居功至偉。”竺道投資創始人王超對南方周末說。

穩定匯率

特變電工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印度區總經理陳曉明堅信，印度的房地產牛市就在不遠的將來。

拉詹控制住2013年的失速局面之後，通脹、匯率、外匯儲備指標不斷向好，而隨著莫迪政府推動的開放政策，以及拉詹對印度央行及金融體系的改革，印度在2015年前後進入了高速發展期，2014年，修改了GDP計算方法後，印度GDP增速達到7.3%，2015年印度GDP增速達到7.5%。

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拉詹的政策轉向寬松。2015年1月15日，拉詹宣布降息，這是印度央行在2013年加息以來的首次政策拐點，此後，又在3月份、6月份連續降息，當時的背景是，全球資本市場一片景氣，中國也處於降息寬松的通道中，中國的資本市場處於牛市。

但是，在中國發生股災之後，拉詹做出果斷選擇，在9月份加大寬松力度，一次性降息50個基點。這樣，在維持印度經濟增速繼續高增長，避免受到外部影響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資流入。孟買SENSEX指數在2015年8月大幅度下跌6.51%之後，在9-10月份得以小幅度上漲。

“拉詹2015年以來啟動了5次降息，釋放流動性，這樣，把央行的基準利率從2014年的8%下調到現在的6.5%，這對許多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建築工程領域，包括工業領域，服務業領域，市場上一下子感覺到流動性增強，印度這段時間經濟表現很強。”陳曉明說。

“同時，金融機構對於房地產企業的融資也趨於寬松，對於在印度投資的海外公司，融資更容易了，比如2015年推出了大額可轉讓同業定期存單(NCD)，這類新的金融工具，能使外國投資者資金成本下降很多。再比如，對外部借款ECD的容忍程度也寬松多了。”陳曉明介紹說。

“但是，雖然不斷寬松，印度地產並沒有出現情況，相反還處於調整期。”陳曉明說。

一方面，印度的利率的傳導機制出現失效。這些年，雖然印度基礎利率從8%降到6.5%，但是，實際利率並沒有下降。

房地產企業項目融資成本高達12%，資信評級差一點的要高達14%-15%。由於有太高的不良資產，壞賬率高企，導致銀行惜貸。很多企業得不到擔保機構、私募基金貸款，利率很高，市場上某些個別畸形的夾層融資利率最高達到36%。

從買房人的角度，同樣不堪高利率的重負。印度對於資信評級很嚴格，普通人無法從銀行貸到款，高收入人群即便能貸款，也不願承擔高達10%的利率成本。

“在印度，買房人首付最低可以做到5%，平均在25%。3年前，印度房貸利率是9.9%，現在市場上房屋按揭貸款利率還是9.4%-9.5%，並沒有隨著央行降息而下降。”陳曉明說，“印度中產階級群體薄弱，穩定就業的人群不夠龐大，使得貸款買房的市場並不景氣。”

另一方面，庫存過剩。尤其是首都經濟圈，房地產企業仍然大面積存在現金流問題，大量項目延期。2007-2012年房地產開發企業過於樂觀、盲目開發，挪用項目融到的資金來購置土地，從而導致當前的困局。

“但是，拉詹對印度房地產最大的幫助，就是穩定了盧比的匯率。”陳曉明說。

對於在印度的海外房地產投資者來說，最關註的莫過於盧比的匯率。因為，印度從1973年有記錄以來，盧比年度貶值率6.5%，這給外國投資人帶來很多匯兌損失。

但拉詹任央行行長的這3年以來，盧比匯率恢複了穩定。盧比兌美元變動範圍維持在60-68之間。相比起來，同時期，這幾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巴西貨幣、俄羅斯貨幣，包括人民幣，都出現了很大幅度的貶值。

這項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安撫了海外投資人，越來越多的中國資本已經發現印度房地產市場對資金的饑渴。

“中國的複星集團剛剛設立了投資印度地產的基金。”陳曉明說，“目前海外投資者在印度可以獲得非常好的交易條件。印度的房地產價格，包括土地價格，從2016年起，都有下降趨勢，這在印度歷史上也是罕見。這個狀況頂多維持1年，不會持續太長。最近很多中國資本恰是看到了這樣的抄底機遇。”

利用互聯網電商銷售，中國產品大規模登陸印度，尤其是中國手機品牌異軍突起，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從2014年的13.9%躥升到目前超過20%。（視覺中國/圖）

中國加大投資印度

除了在市場上博弈，用加息降息等手段來使印度獲得最大利益，拉詹也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推動印度金融體系改革方面。

在2013年9月5日，走進印度央行辦公室的第一天，拉詹就公布了一攬子舉措，包括放開銀行開設分行、新設網點的審批，發放新一輪銀行牌照，鼓勵外資銀行以全資子公司形式在印度開展經營。

“拉詹上臺之後一直主張要對印度陳舊的金融體系做現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統一支付體系的建立、借貸與授信系統的革新。拉詹這種堅持專業主義導向，堅持開放心態、勇於打破陳規的做法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對於其繼任者帕特爾的選擇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在日常操作中國對印投資的案例中，也可以在央行驗資、外資報備等流程中明顯感覺到辦事效率與作風的變化。”竺道投資創始人王超對南方周末說。

對中國投資者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在於，拉詹向印度版支付寶Paytm等11家企業頒發了支付牌照，“直接從政策層面改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生態結構，也極大提振了包括中國投資者在內的外國風險投資者對於持續投資印度的信心。”王超說。

印度央行對阿里投資的Paytm頒發了支付牌照，成為中印互聯網投資層面的關鍵節點。由於阿里的進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企業與資本開始關註印度，窺伺投資機會；印度一側的創業者在見識到Paytm的成功之後，也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資本與創新經濟，渴望與中國資本、中國經驗和中國資源產生更多連接。

“2015年是中國互聯網資本進入印度的元年。”王超說。阿里巴巴入股了印度創業型企業Paytm和Snapdeal；騰訊投資了印度醫療信息提供商Practo；百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設立了辦事處，入股了印度最大折扣購物網站Mydala.com。

目前印度的投資者格局中，最大的是美元基金，2015年在印度的十大投資者，前5名全是美元基金，比如紅杉資本、老虎基金、Accel Partners等。其次是印度本土基金，再次是軟銀等深耕印度市場多年的日本企業，中國企業則是剛剛起步，但發展勢頭很猛。

2009年就開始駐印度工作的王超，恰是看到了這樣的趨勢，與合夥人一起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創立了竺道。他們2014年開始組建團隊，2015年正式推出線上新媒體平臺“竺道”，2016年初完成天使輪融資。 隨著拉詹推動印度金融體系現代化，互聯網支付的普及，商品得以更便捷地進入印度市場，此前，由於銷售渠道的阻礙，中國產品很難全面進入印度市場。但目前，利用互聯網電商銷售，中國產品大規模登陸印度，尤其是中國手機品牌異軍突起，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從2014年的13.9%躥升到目前超過20%。

拉詹退場

像拉詹這樣的技術官員，無論印度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都對他有期待，並希望他留任下一屆。然而，遺憾的是，拉詹宣布辭職，印度政府選擇臨時換將。

這種情況確實超出了國際投資者的心理預期。但這是印度國內政治紛爭的結果。拉詹是一名學者，是市場博弈的高手，但並不是政治鬥爭的能人。

同時，拉詹的優勢也恰是拉詹的劣勢。作為前IMF首席經濟學家，在獨立自主意識很強的印度社會，容易勾起此前被外國人統治的回憶。一些印度政治家抨擊他是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經濟代理工具，使得拉詹在印度推動改革困難重重。

未來，印度的金融命運的主導權已經不在拉詹手中，但是，令他焦慮的風險警報並沒有消除。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2016年8月3日印度通過了全國統一商品稅法改革（GST），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由於改為針對消費端收稅，因此市場普遍預期此法案將導致印度通脹率上升。

除此之外，2016年9-11月有很多外國投資的債券到期，印度將面臨240億美元的外資流出，這些流出會導致市場上流動性收緊。

新任印度央行行長帕特爾2013年就開始當副行長，也是耶魯大學畢業，同樣屬於技術官員，是央行控制通脹政策方案的小組組長，也是政策起草人。他能否應付新的複雜局面呢？

“我們希望能有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印度有個更好的宏觀經濟局面。”陳曉明說，“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我們還是希望有個更加寬松的環境，少些監管，多些靈活性，更容易的融資渠道，能推出創新型的融資金融工具，用來吸引外資。”

專訪前印度央行行長拉詹: 貿易戰太狹隘, 中國並非“匯率操縱國”

2017年儼然成為了最具不確定性的年份——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會否付諸實踐?其減稅、去監管、擴基建等主張會否持續推升通脹預期?中國如何應對轉型過程中的內外部沖擊，並應對潛在的“匯率操縱國”指控?

針對上述問題，在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SAIF）主辦的“上海金融論壇”期間，前印度央行行長、芝加哥大學傑出金融學教授拉格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

“特朗普說全球化加劇美國失業，但可能各界對貿易過度關註。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占GDP之比始終在12%的水平，因此並非美國的制造業不再具備競爭力，而是美國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技術進步也使生產率提升。”因此拉詹認為，過度強調貿易戰其實存在指鹿為馬的嫌疑，重要的是關註技術進步，政府要對低技能員工進行再培訓。

針對各界關註的人民幣問題，拉詹也建議，中國應該“兩步走”——首先要強化各界的信心，其次則是應該暫時強化對非法、投機性資金出境的管控。“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近期中國當局在做的都是在支撐人民幣匯率，而非刻意使其貶值，因此特朗普的‘匯率操縱國’指控是站不住腳的。”

值得註意的是，拉詹是當年極少的幾個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就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之一。2005年，拉詹在美聯儲舉辦的一個會議上宣讀論文，對日益擴大的金融證券化所帶來的風險提出警告。這一警告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甚至批評該論文提出的“假設簡單而且帶有一點勒德主義(Luddite，指厭惡技術進步)”。當然，之後發生的一切眾人皆知——美聯儲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監管缺位、證券化等金融創新過度成了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

支持加息 低利率扭曲價格

拉詹是美國財政部名譽經濟顧問和美國金融協會的前任主席，他在2003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年輕的首席經濟學家。2013年，拉詹放棄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臨危受命，出任印度央行行長。如今，拉詹則重新回歸學術研究，他對全球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具有絕對的權威。

早在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毫無先兆地表示——美聯儲可能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話音一落，新興市場出現了瘋狂的資金外流，這一事件也被稱為“削減恐慌”（taper tantrum）。當時，拉詹曾在不少論壇上“炮轟”美聯儲，認為美聯儲應該關註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強市場溝通；但另一方面，過去一年來，拉詹在多個場合表示，低利率可能會造成價格扭曲，他也支持美聯儲加息。

針對這兩種不同的表態，拉詹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如果要修複金融體系，當時QE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經濟體系中積累了巨量債務，因此對於這些政策沒有很好的響應。QE此後沒有創造額外的增長，反而招致蓄意削弱貨幣之嫌。”

“QE導致大量流動性進入新興市場，推高了這些國家的貨幣幣值和債務水平，可見QE不僅加劇了發達國家的脆弱性，也加劇了新興市場的脆弱性，對價格機制有強烈的扭曲作用。正是由於發達國家創造了這一系列問題，因此我才強調，在美國退出QE、加息的過程中要與市場充分溝通，不能突襲。”拉詹解釋稱。

如今，他支持美聯儲在經濟複蘇的條件下漸進加息，並對美聯儲當前的溝通工作表示滿意。“持續的寬松政策會加劇全球風險，退出QE、加息永遠沒有最好的時機，如果始終猶豫不決，全球經濟就無法擺脫這個狀態。因此，美聯儲提出因為經濟好轉而準備加息，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也可以給其他央行一個信號，不要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也不要對加息反應過度。”

“好消息是，美聯儲如今在政策聲明中，總是會提到全球其他經濟體的狀況，包括中國經濟，信號更加明確，”他表示，隨著2017年正常化進程推進，希望日本和歐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聯儲的溝通做法。

此外，正是由於美聯儲加息，外加特朗普對於財政刺激的政策主張，全球通脹預期持續擡升，這也導致此前債市出現了恐慌性拋售。對此，拉詹認為通脹的確存在上行風險，但仍需要關註其後續的政策落實。

“近期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美國平均薪資增速不錯，說明就業好轉(找工作的人減少、薪資上升)，這是經濟的利好消息，過去的通縮風險已逐步消散。但通脹是否足夠強還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財政刺激能否實現。此外，企業稅制改革仍停留在語言層面。”拉詹稱。

全球貿易並非失業本因

除了貨幣政策，貿易也是全球各界關註的焦點。過去近二十年，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讓世界各國都斬獲了巨大經濟紅利。然而，一切似乎都在2016年發生了突變。

在全球經濟整體疲軟的背景之下，來自政治、民粹主義的反對聲音正在逐漸擡頭，特朗普認為全球化是導致美國失業、制造業失去競爭力的主因。在很多人看來，“中美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一時間，“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成了焦點議題。

拉詹對“貿易戰”風險表示關註，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失業問題的核心。

“特朗普的競選言論可能和其實際政策會有所出入。如果說全球化導致美國失業上升，這可能並不準確。”拉詹認為，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對GDP的占比長期都是保持在12%的水平，因此並不是美國在制造業方面不再具備競爭力，“只是美國改變了從前的做法，他們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而是實現了價值鏈升級，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

與全球貿易相比，拉詹認為，更應該關註的是技術進步而造成的失業。“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升，勞動力需求下降，科技對失業的影響只會不斷加大。同時，即使美國存在就業崗位，但低技能勞動力無法滿足崗位的要求，因此不應該只是關註貿易，而應該關註真正的問題和解決方式，即要加強對低技能人員的再培訓(retraining workers)。”

此外，德意誌銀行的研究也發現，“中美貿易戰”並非那麽容易。名義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660億美元，幾乎占到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50%, 但這一數字存在誤導：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貿易，約37%實際來源於全球供應鏈上從其它國家進口的部件。

因此，經計算加工貿易影響後得出，中國或只占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的16%，僅略高於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國的11%。若中美發生貿易戰，勢必將牽扯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國公司。

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

眼下，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也是全球最為關註的話題之一。人民幣在2016年對美元貶值近6%，而美元走強的趨勢似乎在2017年仍在持續。

拉詹認為，部分資金外流是因為中國企業提前償還外債，這在美元走強的背景下是明智的。拉詹認為人民幣不會持續但邊走貶，但他也建議，為了應對持續的資本外流，中國可以做兩手準備。

首先，他認為中國要強化國內信心，因為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第二，中國刻意暫時增加對投機性、非法資金出境的門檻或障礙(friction)。

“第一步則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不強化信心，資金外流無法避免；但第一步並不充分，因為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會擔心其他投機者的資金外流，也開始提前換匯，因此要‘兩手抓’，”拉詹認為，第二步其實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當資本外流壓力減小時，也可以減輕類似的管控。

他強調，盡管人民幣過去持續貶值，但這是基於市場供求的浮動。此外，“中國當局近期的做法都是在支撐匯率，這並不符合特朗普所稱的‘匯率操縱國’名號。”

截至1月13日收盤，美元/在岸人民幣報6.9022，一周累漲236點或0.34%。

2016年伊始，中國並加強了對資金出境的審查。同時，從1月4日美元出現回調以來，人民幣便逆轉了此前持續近一年的單邊貶值走勢，連續數日走升。由於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告急，離岸空頭慘遭“踩踏”。人民幣隨後連續三天大幅上漲，離岸人民幣期間大漲了1130個基點。

“搖滾”拉詹：發現金融危機斷層線

“為何印度國內媒體把你稱為‘搖滾明星’?”

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Rajan下稱“拉詹”)在2017年初的第一財經采訪中被問及這一問題時，他靦腆地笑稱：“別聽他們的。”

然而，“搖滾明星”的來歷其實不言自明——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對所有工業大國都“不畏懼”。

拉詹是麻省理工學院金融博士，現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也就在2016年9月，他主動辭任印度央行行長一職，盛傳的理由是——拉詹提前退任可能是受到政治壓力的排擠，政府希望降息來刺激經濟，而央行則希望通過調控來抑制通脹;此前，拉詹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年輕，也是首位來自非西方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金融危機前，這位“厄運預言博士”就是為數極少的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之一，他一度因為這種極度悲觀而成了金融界的笑柄，然而2008年後發生的事情已經證明了一切。

2010年5月，拉詹把自己的預言寫成了一本書，名叫《斷層線》(Faultlines)，頓時風靡全球。他再度為全球敲響了警鐘——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不是貪婪的銀行家、沈睡的監管者、不負責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而“金融崩潰的始作俑者是滯脹的收入和不斷攀升物價之間的不平衡”。

“他擁有豐厚的學術造詣，在頂尖的大學任教，曾在國際組織擔任過首席經濟學家，又在主要發展中國家擔任過央行行長，具有全面的國際視野，關鍵是他又直言不諱，曾當眾批評(外媒的說法是‘炮轟’)美聯儲突然退出QE是不顧新興市場的不負責的做法，希望他現在能夠繼續在自己的領域保持這種特質。”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記者曾在不經意間發現，《斷層線》這本書上密密麻麻躺著他的筆記。

如今卸任印度央行行長一職的拉詹又重回了學術研究的自由海洋。當然，一切才剛剛開始。記者已經從多渠道獲悉，拉詹可能是競選下一任IMF總裁的最佳人選。若五年後預言成真，這將有效擴大新興市場在IMF和國際舞臺上的代表性。

與經濟金融結緣

拉詹於1963年出生在印度中部的博帕爾市。不過,他小時候大部分時間是在印尼、斯里蘭卡和比利時度過的(他的父親當時在印度外交部工作)，11歲時才回到印度。他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及，他對金融的濃厚興趣可追溯至在印度管理學院艾哈邁德巴德分校讀研究生的日子。

此前，他在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獲得工程學學士學位。拉詹回想起自己閱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的“期權理性定價理論”時的情景，他說自己不僅被該理論的“數學之美”(mathematicalelegance),同時也被該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所深深打動。1991年,他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獲得金融博士學位，並成為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助理教授。

1991年，拉詹寫了一篇關於銀行與公司關系密切的危險性的博士論文，這也為日後他對於金融危機的未蔔先知以及擔任印度央行行長奠定了基礎。

2003年1月，拉詹榮獲美國金融協會授予40歲以下領先的金融研究者的首屆費希爾·布萊克獎(FischerBlackPrize)，以表彰他“為我們了解各個金融機構、現代企業的運行方式以及各國金融業發展的因果關系等方面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頒獎詞是如此介紹拉詹和他當年的那篇博士論文的——“甚至當許多經濟學家盛贊銀行金融業的優點時，拉詹在他很有影響力的博士論文中指出，銀行與企業之間過於親密的關系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同在日本的情形一樣。”

頒獎詞還提及，拉詹“將有關銀行的微觀理論與宏觀經濟學理論結合在了一起”，同時更加清楚地闡明了“銀行在提供流動性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這一功能是銀行易於遭受系統性危機影響的原因以及貨幣政策的變化對銀行貸款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原因”。

頒獎人之一的道格·戴蒙德(DougDiamond)是這樣評論拉詹的——“總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其研究主題和研究成果可以如何改善整個世界”。他還認為拉詹“非常的公平、公正，令人難以置信”，並且“是我們學院的理性使者”——戴蒙德指出，在芝加哥大學,特別是在布斯商學院，“雖然拉詹在一些富有爭議的觀點上立場堅定，但他幾乎沒有任何仇敵”。

印度央行

在傑克森·霍爾的終極較量

盡管拉詹早在2003年出任IMF首席經濟學家前就已成名，但他在國際舞臺上叫人熟識，還要數在傑克森·霍爾(JacksonHole)年會上的那番演講和那場“終極較量”。

當時，即2005年，拉詹在年會上發表了有關金融體系潛藏的風險的預見性演講，對日益擴大的金融證券化所帶來的風險提出警告。這一警告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甚至批評該論文提出的“假設簡單而且帶有一點勒德主義(Luddite，指厭惡技術進步)”。當然，之後發生的一切眾人皆知——美聯儲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監管缺位、證券化等金融創新過度成了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拉詹正是當時極少的幾個在金融危機前就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之一。

其實，他曾在接受《金融與發展》雜誌采訪時表示，當時沒有什麽東西來確保他的觀點能在傑克森·霍爾得到認可，原因有兩個——首先，由於當時經濟狀況良好，很難說服人們采取措施來減緩增長，以應對低概率的風險。畢竟，此前美聯儲通過向市場註入流動性，曾應對過互聯網危機。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另一個危機爆發，美聯儲可能會用同樣的方式加以應對——即便此次的問題是銀行信貸，而非市場價值的喪失。”

其次，拉詹的講話是在向當時即將卸任的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致敬的宴會上發表的。格林斯潘認為，“金融體系的關鍵參與方沒有選擇偏離自身目標路徑的動力”。他的看法受到廣泛的認可，因此要以其他方式極力說服觀眾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這群觀眾又是金融業界的頂級玩家。拉詹說：“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他們來自高盛,來自摩根大通。他們賺得盆滿缽滿。他們是這個房間里最聰明的人。他們為什麽會毀掉他們的業務呢?而我們呢?我們只是低收入的監管方，我們是不是認為我們對他們業務的了解情況超過他們呢?不，事實上，我們沒有他們自己了解的多，不過我們擁有不同的動機。他們已陷入狂熱的競爭之中，而我們能夠阻止他們這樣做。”

盡管意識到了種種可能面臨的挑戰，拉詹還是對自己所堅持的觀點直言不諱，此後的一兩年中，金融界都認為拉詹是“厄運博士”，這似乎成為了華爾街的笑話。然而，2008年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讓這批聰明人都啞口無言。

在金融危機後，各類“後見之明”的金融經濟書籍層出不窮，但最具洞見的著作之一無疑又是拉詹的《斷層線》。2006年12月，在與IMF的合約到期後，拉詹重返芝加哥。在那里，他獲得了學術上的自由，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究金融創新帶來的影響。《斷層線》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並榮獲2010年《金融時報》和高盛最佳商業圖書獎。

拉詹在書中警告，不要讓金融業(“發瘋了的銀行家”)成為金融危機的替罪羊，這是因為責任取決於各種複雜且分布廣泛的斷層線，包括以下方面：導致寬松信貸政策的國內政治壓力(源自收入不平等);依賴於負債累累的美國消費者的出口型增長戰略(如中國、德國和日本等國);認為政府終將出手相救，從而承擔更大的金融風險。至今，這些警示仍令監管層、學界、業界受用。

拉詹所著的《斷層線》

“炮轟”美聯儲貨幣政策

拉詹的“不畏懼”更體現在2013年後。

拉詹在芝加哥擔任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的五年顧問、在孟買擔任印度財政部首席經濟顧問一年後，2013年9月，拉詹正式掌舵印度儲備銀行。彼時，由於印度通脹水平不斷上漲、財政和經常項目赤字巨大、經濟增長放緩,印度市場處於動蕩之中。不過，拉詹快速采取措施穩定了印度盧比的匯率，顯著降低了通脹水平，並逐漸增加了外匯儲備——使他在當地媒體贏得了“搖滾明星”的綽號。

當時，拉詹似乎與美聯儲較上了勁。在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毫無先兆地表示——美聯儲可能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話音一落，新興市場出現了瘋狂的資金外流，這一事件也被稱為“削減恐慌”(tapertantrum)。此後拉詹曾在不少論壇上“炮轟”美聯儲，認為這是不顧新興市場的做法，呼籲美聯儲應該關註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強市場溝通。

此次，拉詹也在接受采訪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QE導致大量流動性進入新興市場，推高了這些國家的貨幣幣值和債務水平，可見QE不僅加劇了發達國家的脆弱性，也加劇了新興市場的脆弱性，對價格機制有強烈的扭曲作用。正是由於發達國家創造了這一系列問題，因此我才強調，在美國退出QE、加息的過程中要與市場充分溝通，不能突襲。”

但另一方面，過去一年來，拉詹在多個場合表示，低利率可能會造成價格扭曲，他也支持美聯儲加息。

針對這兩種不同的表態，拉詹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如果要修複金融體系，當時QE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經濟體系中積累了巨量債務，因此對於這些政策沒有很好的響應。QE此後沒有創造額外的增長，反而招致蓄意削弱貨幣之嫌。”

如今，他支持美聯儲在經濟複蘇的條件下漸進加息，並對美聯儲當前的溝通工作表示滿意。“持續的寬松政策會加劇全球風險，退出QE、加息永遠沒有最好的時機，如果始終猶豫不決，全球經濟就無法擺脫這個狀態。因此，美聯儲提出因為經濟好轉而準備加息，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也可以給其他央行一個信號，不要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也不要對加息反應過度。”

好消息是，美聯儲如今在政策聲明中，總是會提到全球其他經濟體的狀況，包括中國經濟，信號更加明確。拉詹告訴記者，“隨著2017年正常化進程推進，希望日本和歐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聯儲的溝通做法。”

“後印度央行”時代的猜想

也正是這樣一位“不畏懼”、學術造詣極高的經濟學家卻在自己的國家遇到了阻力。

2016年，印度央行宣布，現任行長拉詹將不會有第二任期，並於同年9月4日下臺。

牛津經濟研究所(OE)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基紹爾(PriyankaKishore)當時對記者表示：“拉詹意外退任讓各界開始擔憂貨幣政策方向，以及印度央行以調控通脹為主要目標的央行信用會否受損。就繼任者而言，其可能需要花較長時間來緩解投資者擔憂，並確保政策延續性。如果是出於政治意圖的任命，可能會增加各界對於印度央行獨立性的擔憂。”

也就在辭任消息公布前，印度央行宣布維持6.5%利率不變，判定通脹率有上行風險。印度利率水平在負利率環境下處於全球較高水平。

2013年，拉詹放棄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臨危受命，出任印度央行行長。其實，主流觀點都認為，拉詹會連任央行行長一職。“除了一些政治家對其表示不滿，多數印度人都希望拉詹連任，業界人士也都認為，拉詹的努力在過去幾年來為提振印度經濟作出了很大貢獻。”基紹爾告訴記者。

不可否認的是，印度經濟走勢在拉詹上任後大有起色。從曾經的“脆弱五國”(FragileFive)之一，轉而成為當前經濟風險最小的新興市場國家之一，成效可見一斑。盡管經濟好轉部分歸功於低油價和低商品價格，但印度央行的良好信用和調控通脹的能力也助力經濟複蘇。

然而，拉詹下臺的主要原因可能恰恰是出在利率和通脹問題上。據悉，執政黨議員指責拉詹罔顧執政黨要求，維持了過高的利率政策。此前，印度執政黨經濟顧問提議央行應該實行更寬松貨幣政策的時候，拉詹毫不留情地駁回，並表示沒有必要加大寬松。有境外媒體認為，拉詹下臺完全是他自己“不聽話”所致。在2017年初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拉詹也表示，不希望談任何關於印度的問題。

不過，盡管離開了印度央行，拉詹的下一步也不禁令人遐想，各界近期也對於拉詹是否會尋求擔任IMF總裁之一展開了討論。

“早在拉加德連任IMF總裁之前，各界就曾有過類似討論，”印度國家銀行主席ArundhatiBhattacharya在冬季達沃斯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不過拉加德順利連任後，就要看未來幾年事態的走向和拉詹自身的意願了。”

其實，IMF總裁一職始終由歐洲人士擔任，而近年來隨著新興市場的GDP增速、經濟體量不斷上升，其在老牌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卻尚未能得到相應體現，因此有觀點認為，拉詹的加入可能也是擴大新興市場話語權的體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