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時刻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1/100325165.html

　希臘危如累卵未解，意大利又在懸崖邊緣，歐洲債務危機急速趨向總決算時分。多個經濟體的沉浮、歐元區的完整，都被放到了天平上。

　　這是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時刻。

　　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總裁，也是這一國際機構的第一位女總裁。此前，她已經先後收穫過多個第一：七國集團中的第一位女性部長、全球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貝克·麥堅時（Baker & McKenzie）的首位女主席。

　　1956年生於巴黎的書香世家，拉加德的教育和職業生涯橫跨大西洋：在法國勒阿弗爾念中學，而後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讀，回到法國取 得法學學士及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在1981年加入貝克·麥堅時，18年後成為公司主席。2005年開始，她回到法國，先後擔任工商部長、農業部長和財政部 長。

　　成為IMF總裁而再次移居美國不久，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授予拉加德「全球公民獎」（Global Citizen Award），與她分享獎項的是美國參議員克里（John Kerry）和黎巴嫩已故前總理哈里裡（Rafik Hariri）。而在這之前，她已經在福布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排行榜上位列第39，女性中排名第9；《金融時報》則在2009年視拉加德為「歐元區最 佳財長」。

　　除了傲人的簡歷，拉加德的個人素養也為她帶來「明星范」：素食主義、從不飲酒，膚色古銅、身材頎長；年少時曾是國家花樣游泳隊隊員，1.80米 的身高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中「一覽眾山小」；穿著時尚幹練——《時尚》雜誌（Vogue）以她為封面，還專門研究了她家衣櫃和化妝品品牌。拉加 德稱得上法式精英教育的樣板。

　　但在全球決策者眼中，也許更為人樂道的是她直爽和機智幽默的性格、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執著追求卻不乏務實的態度，以及全球視野和促成交易的手段。

　　2011年3月初，包括財新《新世紀》在內的中國財經媒體記者來到拉加德在巴黎的辦公室，對她進行集體採訪。談到之前不久的G20財長會議成 果，特別是匯率未能成為衡量全球經濟平衡的「量化指標」之一，當時還是法國財長的拉加德不掩怒氣：「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能夠包含這一指標，只是因為中國的反 對而沒有實現，我們很失望！」

　　11月3日—4日的G20峰會上，伴隨著其他成員各自「領取」了行動計劃，中國第一次在該場合承諾，將加大匯率靈活性，逐步減少外匯儲備積累，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

　　有人曾問她的經濟學理論傾向，出身律師行的拉加德不假思索：「我信亞當·斯密——也就是自由主義。」但這不代表她相信「看不見的手」是完美無瑕的。

　　2008年秋，法國銀行德克夏集團（Dexia SA）陷入困境，法國、比利時、盧森堡三國政府聯合注資64億歐元將其國有化。代表成為大股東的法國政府，拉加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管理層，「他們太糟了，當然要捲鋪蓋走人。」

　　那以後，拉加德成為歐洲國家中少有的，除了呼籲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還額外提出要增加金融機構資本金、推進監管改革的決策者之一。今天，在德法 政府紛紛表示希望推遲提高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氣場之下，她力主歐元區在2012年6月底前，要求系統性重要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9%。

　　拉加德相信國際協作。在2009年的一次對話節目中，喜劇脫口秀主持人斯圖爾特（John Stewart）以「二戰」時美國救助法國揶揄拉加德，她卻回應說，「我的理解是當時我們在一條船上，現在也是，要一起度過危機。」

　　當然，巨大的榮耀光環也伴隨著艱巨的歷史責任，拉加德的工作不簡單。

　　在她上任IMF總裁後半個月，歐元區各國在7月21日達成了將歐洲穩定基金（EFSF）擴容並改變其運作模式的初步協議，計劃用15年期或30 年期的新債置換希臘到期債務。當時各方認為，雖然方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若能「把罐子沿路踢下去」，希臘債務危機已無大礙。

　　深知國際談判變數的拉加德當時就顯得極為現實，協議達成後，她反覆強調著一個詞語：「執行（implementation）！執行！執行！」

　　果然言中。10月26日的歐元區峰會，細化了EFSF擴容的兩種可能方式，私有部門同意「自願」減記希臘債務50%，決策者看到了希望。然而， 就在四天後，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突然宣佈，計劃對包含希臘進一步實施緊縮措施的救助計劃舉行公投。

　　拉加德立即決定，原定11月上旬發放給希臘的第六期總額80億歐元貸款，「要等到公投結束後，並且是所有不確定性都消除後，才能向IMF執行董事會提請發放。」這在當時意味著，希臘至多堅持到12月中旬即會發生直接違約。

　　這不是拉加德履新四個月來的第一個「抉擇時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G20戛納峰會結束不到一週，剛從歐洲過山車式的戲劇性變化中抽身，拉加德已抵達北京。兩天的行程中，她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會面，就國際經濟形勢及中國與IMF合作展開討論。

　　在抵京當天下午，拉加德即接受本刊專訪。從一國財長變身多邊國際機構負責人，她轉身很快，多了一絲圓通，但犀利詞鋒還在。

有沒有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

　　財新《新世紀》：若希臘出現無序違約，會對歐洲和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什麼樣的連鎖反應？你有沒有一個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拉加德：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10月26日和27日的歐盟峰會所作出的決定非常清楚——要確保希臘能夠實現改革、提高競爭力、削減一些債務負擔，比如私有部門減記希臘債務50%，還有一個未來幾年內專門針對希臘的共同融資方案，這些都是為了讓希臘「站穩腳跟」。

　　總之，違約完全不在任何計劃的假設情景之中，一切都是為了避免違約。

　　財新《新世紀》：有看法認為，歐洲央行應當更多地參與救助，推出美聯儲式的量化寬鬆，發揮最終貸款人的功能。你怎麼看？

　　拉加德：與過去相比，歐洲央行已經做了很多，比如最近推出的13個月長期流動性工具，新啟動一個400億歐元的擔保債券購買計劃，而此前已經開始在二級市場上持續買入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國債。

　　有很多人希望歐洲央行做得更多，特別是在危機時期，還認為歐洲央行應向公眾更好地傳遞貨幣政策信號。我想這些爭論會持續下去。但此時此刻，歐洲央行不認為這些是它的工作。我認為它確實已經做了許多，如果再多做一點，會有幫助。

　　財新《新世紀》：在應對債務問題上，歐美領導人表現出很難在政治上達成一致。你作為IMF負責人，在與他們一道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有沒有因為這些國家缺少政治領導力而產生擔憂或挫敗感？

　　拉加德：政治領導力是足夠的，問題是應對措施在方式和規模上並不足以解決危機。領導力經常被運用在一國之內，但危機不管邊境線，它超越國家領土，由各種路徑傳染到貿易領域、金融領域。我們所習慣的基於本國的領導力，就不足以應對這些超出國境範圍的問題了。

　　打個比方，當我們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時，一國法律的著眼點是處理該國某個金融機構的破產問題。這些法律不具備——我懷疑今天也仍然不具備，應 對跨國破產或突然、大規模的資金停擺的能力。因為（這些金融機構）不透明，交易對手是誰也不清楚，還缺乏有權處理國際金融問題的跨境監管機構。

　　現在，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核心不再是金融機構，而是主權債務危機、市場和投資者對這些主權債務的信心。但道理是相同的。

　　財新《新世紀》：在近期G20峰會第一次公佈的「行動計劃」中，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承諾了非常激進的削減赤字計劃，比如，美國還在提十年內減債4萬億美元，而這已經被認為不太可能實現。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計劃是可信或可行的？

　　拉加德：說是一碼事，做到是另一碼事。必須關注這些計劃的實施。從IMF的角度，我們會有定期、主要是年度 的政策審議，會與這些主要經濟體的決策者會面，對其政策實施做出評價，比如經濟是否在正常軌道上運行，特別是指出執行與承諾之間的差距。「行動計劃」的關 鍵在行動，而不是說大話。

中國貨幣政策可微調

「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財新《新世紀》：你今天（11月9日）上午演講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話，是說到如果全球經濟出現重大惡化，中國需要進一步放鬆過緊的貨幣政策。你能做進一步解釋嗎？你有沒有得到中國官方就此的回應？

　　拉加德：我覺得自己還說了許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可能你們不太感興趣？

　　今天早上，我談論的是亞洲整體。中國至今已經採取的措施是在去年刺激之後，瞄準降低信貸增速，同時著眼於降低通脹和信用質量風險。現在我們看到通脹下行，趨勢是適宜的，目前應當保持。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在接受你們的採訪之前，我剛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並沒有從他那裡聽到對我這政策建議的反對。當然，也許他還沒時間看我的講話稿（笑）。

　　財新《新世紀》：中國在G20「行動計劃」中承諾，將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如何理解這一承諾的重要性？你希望中國政府如何兌現承諾？

　　拉加德：完全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勢必會有助於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這將發出一個好的信號。

　　中國是國際經濟重要角色，是領導者。應該怎麼說呢？中國是如此重要，它的貨幣在這樣一個籃子裡卻沒有體現，總是有些不正常。我不能肯定（人民幣進入SDR）就能夠改變世界經濟的全貌，但這將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至於執行，當中國政府宣佈一項決策，這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有信心。

　　財新《新世紀》：近來，關於中國救助歐洲的各種呼聲不絕於耳，G20峰會之前尤為如此。歐洲太大了，不是誰都能救的，但中國能夠起什麼幫助作用？

　　拉加德：幫助別人就是在幫自己。中國幫助其他國家就是幫助自己。

　　舉個例子，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需要有良好、穩固的客戶群體。希望他們會購買你的產品，月底會按期支付賬單。像歐盟特別是歐元區這樣的一個巨大經濟體，確保他們不至於痛苦到使別的國家也陷入困境，是符合全球經濟利益的。

　　如果歐元區的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損害到與它對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這都是個糟糕的結果。

　　財新《新世紀》：過往是金融危機時，發達國家通過IMF援助發展中國家，但近年來出現了逆轉。平時，新興經濟體要借錢給發達經濟體；遇到危機，新興經濟體要通過IMF借錢給發達經濟體。如何理解這一變化？如果未來出現更多更大的金融動盪，IMF需要更多資金，對新興經濟體有何期待？

　　拉加德：我還沒看到額外的貸款，聽到你提起此事真是太好了（笑）。

　　言歸正傳，確實有這樣一個方向轉換，新興市場不但在經濟增速上，在全球GDP中的權重，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聲以及承擔的責任，恐怕就在我們對話此刻，也在不斷增長。

　　對於增強IMF的「火力」，一種可能是成員國通過雙邊機製做出貢獻，以雙邊貸款的方式注入到IMF總的資金池。

　　另一種可能是份額調整，但這並不適用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因為2010年改革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調整還在進行之中（改革方案已在IMF執董會獲得通過，待187個成員國立法機關批准生效——編者）。

　　我很樂意看到能有錢進來，然後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但至少一點，如果成員國願意採取雙邊機制貢獻力量，這是完全可行的。

良藥苦口

緊縮政策不可避免帶來痛苦，但要避免針對弱勢群體，不使他們承受太多痛苦

　　財新《新世紀》：IMF在救助時，通常會要求借款國實施緊縮措施，但有人認為在執行上有「雙重標準」，對亞洲、拉丁美洲比對希臘等發達國家更為嚴厲。你怎樣看待這種批評？IMF又怎樣做到「一碗水端平」？

　　拉加德：這裡有個誤解。首先，我們的政策就是要一視同仁。由24位成員組成的董事會，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之間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在那裡，新興市場有非常強的聲音，要求「一碗水端平」，這比發達國家的聲音強烈得多。

　　實際上，現在你要是問問希臘的普通人，是不是感覺緊縮計劃比較輕鬆，他們一定會不同意。

　　財新《新世紀》：過去在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現在在希臘，IMF開出的「藥方」都是財政整頓、緊縮措施。過去，這些措施真的起到了好的效果嗎？現在，已經深陷衰退的希臘，會由此獲益嗎？

　　拉加德：其實，最合適做出評判的恰恰是這些經歷危機、被救助過的國家。在當時，藥方開出來、吃下去，你不會太感激。作為一國政府，你有自己的合法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有藥方。這時候，外人介入，說：「那些都不對，應該有這樣那樣的政策。」換成誰都不會太舒服。

　　不過，伴隨危機的克服，當這些國家經濟結構得到改善，金融部門推進改革，整頓財政政策，重樹市場信心之後，這些國家往往會說，「下藥時真的很不情願，但很幸運我們走過這個療程。」

　　昨天我在俄羅斯，會見了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之前的G20峰會上他說，我們不太喜歡這樣，IMF進來說，該做這，該做那，該清理金融業，但這其實是有益的。

　　亞洲國家確實有不少牴觸情緒，認為IMF過於僵化。但私下裡，很多亞洲國家政府官員都對我說過，這一次危機中，他們之所以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濟遭受重創，那樣痛苦，很大程度上由於他們改革金融體系、整頓財政之後，現在的經濟更健康。

　　總之，良藥苦口，但當它起作用的時候——多數情況下都是如此，你就會想到它是有益處的。

　　還需要補充一點，20年前的政策工具與我們今天設計和使用的有些不同。現在我們加入了社會維度。在確定要實施緊縮措施的同時，就要確保這些措施 不針對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收入不多的打工族，不能使他們承擔太多痛苦。我們在希臘、愛爾蘭救助計劃中，都加入了這一社會維度。我認為，他們會起到幫 助。

IMF總裁拉加德：油價下跌利好全球經濟

國際原油價格自6月以來大幅下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周一表示，盡管油價下跌讓一些石油出口國蒙受了損失，但會促進美國以及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

她在《華爾街日報》CEO理事會年會上表示，“有贏家也有輸家，但總體而言，對全球經濟狀況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原油供應增加而全球對石油的需求增長緩慢，自6月以來，原油價格下跌超過30%。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上周決定不為支撐油價而減產，引發原油價格進一步下跌，上周四、周五兩日跌幅接近10%。 

油價持續下滑，對於作為全球主要產油國之一、正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羅斯可謂雪上加霜。俄財長西盧安諾夫上周指出，油價下跌和制裁令俄國經濟每年損失高達1400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

此外，OPEC成員國委內瑞拉也遭逢困境，上月股市和國債皆遭拋售。上周五該國央行的數據顯示，外儲已降至222億美元，創十一年新低。

但拉加德人認為，油價下跌總體而言對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有好處，因為消費者和企業不用付出更多能源支出。

她表示，盡管有些損失，但這些石油出口國還能承受，而且對於大部分石油進口國如美國、日本、歐洲等來說，油價下跌將刺激它們的經濟增長。

拉加德預計，油價下跌將幫助美國經濟在明年實現3.5%的增長，10月的預期為3.1%。而過去兩年中，美國GDP一直維持在2%左右的增長，2012年為2.3%，2013年為2.2%。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IMF總裁拉加德：美聯儲更可能在年中加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因有跡象顯示美國經濟正在好轉，美聯儲可能會在幾個月內開始提高利率。

拉加德在彭博電視節目中表示，

我們的預期是，相較於今年年底，它更可能發生在年中。美聯儲要加息本身就是一個好消息。這表明事情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高盛總裁Gary Cohn表示，盡管美國經濟正在增長，但由於全球經濟的疲軟狀況，他對美聯儲加息的能力表示擔憂。

歐洲、日本和中國的經濟放緩使得全球經濟變得黯淡無光。IMF和世界銀行都下調了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歐元區通脹的持續疲軟促使歐洲央行在本周四推出了QE。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規模。從3月起每個月購買600億歐元，持續到2016年9月，若歐元區通脹回升接近2%則會停止購債。如果持續到明年9月的話，總規模接近1.2萬億歐元。

Cohn表示：

看看已經存在的息差。你看看現在美元的強勁表現，如果我們加息，美元將進一步走強。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獨家專訪IMF總裁拉加德：人民幣需要更好的溝通

獨家專訪IMF總裁拉加德：人民幣需要更好的溝通

一財網 楊燕青 周艾琳 2016-01-21 23:40:00

“IMF期待中國在2016年主辦G20峰會，我還希望向中國領導層傳遞三個信息——清晰的溝通、明確的目標，以及持續推進各項改革。”拉加德稱。

【G20中國年】拉加德第一個答一財記者問：G20未討論“新廣場協議” 促增長是核心（附聲明全文）

【G20中國年】拉加德第一個答一財記者問：G20未討論“新廣場協議” 促增長是核心（附聲明全文）

一財網 周艾琳 2016-02-27 20:12:00

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國家的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

拉加德對話周小川

為給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做準備，加強中國和基金組織在G20框架下的合作，2016年6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美國華盛頓就G20國際金融架構議題下的主要問題，包括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網和主權債務重組問題等，以及可能的峰會成果深入交換了意見。

周小川行長還應拉加德總裁的邀請參加了基金組織舉辦的中央銀行政策研討，就“把握好多目標貨幣政策：轉型的中國經濟的視角”作了主題發言，並與拉加德總裁進行了政策對話。

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層，美聯儲、美國財政部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等美國政府部門和主要智庫的代表，以及部分G20國家駐美大使參加了研討，周小川行長與各方就全球和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特別是英國退歐的影響進行了交流。

實錄：

問答環節實錄

問題1

拉加德：這些年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不斷發展，基金組織也與人民銀行持續進行合作。中國已實現了多項重大改革，如實施了存款保險機制，實現了利率自由化，利率走廊取得進展，匯率改革方面也是如此。您也澄清了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而非僅美元)之間的關系。除這些變革外，請問您下一步還有何打算，特別是在匯率方面?您預計今後會有什麽變化?

周小川：我首先談一談人民幣匯率的歷史演變。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關鍵要素。

很多人研究了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相似性。一些小型經濟體，包括一些東盟國家，實施了出口導向的轉型戰略。後來，中國也采用了所謂的“外向型”發展戰略。

盡管這些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中一些經濟體曾在戰後實行指令經濟，中國則實行中央計劃經濟，但這些經濟的轉型都依賴於定價機制的轉變。在糾正價格扭曲的過程中，通常都要改革匯率制度，並實施稅收改革，例如，將舊的稅收體系轉變為增值稅體系，以將國際價格引入國內價格體系。通過出口參與國際競爭，並通過進口來改變國內價格體系的扭曲。我認為，這正是匯率政策在中國中早期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下一個階段，我們應當認真研究世界各國的經驗，不僅限於亞洲經濟體的經驗。我們將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貿易和投資，使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兌換更加便利，為中國和外國公民經商和旅遊提供更多方便。這些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我們感謝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決定。所有這些努力都表明，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是服務於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並應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

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並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我認為，這也符合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更加密切聯系的需要。

問題2

拉加德：面對市場波動，你認為銀行、企業、個人會預期到這些變化麽?銀行會在其中起到什麽作用?也許不只是消費者保護，而也包括消費者教育?

周小川：這也與中國轉型的歷史有關。大家可能以為中國的企業、居民只熟悉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動高度管制的情況，但其實並非如此。80年代經濟改革初期，第一項重大措施就是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9貶值至2.8。此後，官方和市場匯率還有數次變化。90年代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雙軌制。官方匯率用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支持，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適用市場匯率。市場匯率對美元波動較為劇烈，從5開始貶值,到1993年貶至9,後來貶至11。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匯率波動。後來適用官方匯率的比例不斷降低，下降至20%以下。到1994年，中國決定匯率並軌，形成單一匯率體制。此後，匯率也是波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們都經歷了人民幣的匯率波動。

但自2003年後的十年內，匯率相對穩定，並呈單向升值。因此，年輕一代人可能只經歷過匯率的單向變動，可能對匯率波動準備不足。但國際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就像我們昨天看到的(英國公投那樣)。因此，人們會更好地了解匯率波動。從80年代、90年代人的經歷來看，這不會很困難。

對央行來說，我們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了解市場形勢。我們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中國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問題3

拉加德：您剛才提到了SDR，在推動人民幣納入SDR方面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我知道你和你的團隊支持更加廣泛的使用SDR。因此，你們也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在推動SDR使用方面的思路，比如SDR債券等?

周小川：我們願意看到SDR更廣泛的使用，人民銀行也開始用SDR作為一些報表的報告貨幣。關於你提到的我們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一方面，央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我們將其視為一個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這就像早期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發揮的發動機一樣的作用。

但我們也看到，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願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

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方面，央行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我們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我們特別關註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的使用。另外，我們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

問題4

拉加德：您和許多人都關註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整體負債程度過高，需要削減過剩產能。包括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機構也都提出了建議。對於企業債務，中國正在采取什麽應對行動?是否會向僵屍企業“開刀”，將采取什麽措施解決不良貸款問題?

周小川：危機後，中國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這可能導致了企業部門杠桿程度上升，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從雷曼兄弟事件中迅速恢複。有得必有失。

從全球看，總需求依然不足。我們已經應用了需求側政策，現在有一些問題需要應用供給側政策來解決，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

需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產能過剩。二是企業部門杠桿率過高，要註意不是整體經濟，只是企業部門。三是房地產市場庫存量過大。

為研究這一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進行國際比較。中國企業部門的總體杠桿程度很高，但中國的儲蓄率也很高。居民將錢存在銀行里，而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所以大量資金通過銀行發放貸款和購買企業債券。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杠桿程度較高，這有其合理性。但杠桿程度過快上升很危險。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認真分析，哪些行業、哪些所有制的企業、哪些治理結構的企業具有過高的杠桿率。

在明確了問題之後，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機構就可以運用適當的政策影響借貸行為，解決企業負債過高問題。

有時也存在競爭問題。一些企業可能有地方政府背景。如果一家銀行沒有貸給它，它可以找其它銀行。

拉加德：對此，您是否已有工具來應對?例如，限制一些銀行，而對其他向杠桿率正常企業貸款的銀行提供支持?

周小川：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央行需要與監管者、商業銀行共同合作、形成共識，促進銀團貸款發展，讓銀團貸款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約束銀行促其降杠桿。另外，企業方面，需要考慮為什麽這些企業在股本不足的情況下可以舉借這麽多債務。補充資本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企業部門改革的一個重點。第三，投資者方面，金融危機後，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可能存在一個錯誤認識，即只要是國有企業的債券，就是安全的，因為國有企業違約很少見。因此投資者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能在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資源分配將逐步改善，更多資源會流向私人部門、高科技企業、服務業，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拉加德：稅改是否能在鼓勵企業進行股權融資(而非債務融資)中起到作用?許多發達經濟體實際都考慮到了這個問題。

周小川：近期我們推出了營改增改革，這將對服務業更加有益。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交易稅。一方面，人們需要分散風險，因而要進行證券化，出售部分資產，推出債轉股等。這些都與不同類別的交易稅及其他稅種相關。因此，應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包括稅種設置等。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比較，看其他國家是否有類似稅種，看稅率是否過高或過低，之後判定其是否有益。

問題5

拉加德：關於影子銀行。您曾表示需要有影子銀行，因為不論金融部門開放有何種重大進展，影子銀行都是銀行業的重要補充。我也知道您在仔細觀察這一問題。您也不想讓他們過於脫離管制。您是否有信心做到這一點?

周小川：我們都知道影子銀行會造成嚴重問題，美國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應對影子銀行保持高度關註。

但從中國影子銀行的現象及其結構看，我認為中美的影子銀行並不相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將影子銀行分為兩類，包括影子銀行機構(如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和影子銀行活動。其中，影子銀行活動是指傳統的商業銀行采取的旨在規避傳統監管的有關活動，而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是這一類。其總規模目前並不很大，如果我們將影子銀行活動的總資產與傳統銀行資產相比較，則規模只有後者的20%;如果與銀行總貸款相比，則只有30%，因為銀行資產比銀行貸款規模要大的多。

但近期影子銀行的發展十分迅速，原因之一是存在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影子銀行發展十分迅速，會占據較大市場份額並獲得較高利潤，而傳統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則會紛紛效仿。中國已決定開展新一輪監管體制改革來覆蓋這些監管真空領域，希望能解決上述問題。

另一個挑戰是，危機後國際社會對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不斷提高，對“大而不能倒”機構的資本要求尤其高;近期還提出了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方面的有關要求。

拉加德：中國有五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周小川：中國有四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一家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但還有多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規模和開展國際業務的程度接近這幾家。當我們要求增加這些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時，它們會試圖進行一些資本要求較低的業務，或者不受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業務。因此，我們需要保持監管的平衡。

第三個重要問題是互聯網公司迅速發展。互聯網公司在支付、銀行業服務和眾籌等領域不斷滲透，並創造了新的金融工具。我們從感情上是支持高科技發展的，人們也不希望這些互聯網公司受到太多限制，但這些公司確實在從事一些影子銀行活動。

拉加德：您是否希望加強阿里巴巴的監管?

周小川：阿里巴巴的情況已經有所變化。監管部門向其頒發了銀行牌照。人民銀行也向其頒發了支付牌照。但是，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他們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資本要求也不同於傳統銀行。我們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鼓勵互聯網公司發展，但當它們開展金融業務時，在當前的情況下，它們需要遵守現有規則。

拉加德歡迎致辭

各位早上好，熱烈歡迎各位同事和嘉賓!

“歡迎!(中文)”

我將很榮幸地介紹我們的好朋友，周小川行長。但這之前，我想就我們大家都在關註的英國公投結果簡單說幾句。

正如今早我在聲明中所說，英國人民已經發聲，他們的決定應得到尊重。要看清這將對英國和歐盟的關系產生何種根本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重要的是，協商過程應公開透明、盡可能順利。

我對英格蘭銀行和歐央行為支持銀行體系、防止過度波動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表示歡迎。基金組織將密切關註事態發展。我們將與成員國合作，保障未來全球經濟的穩定。

現在，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活動。

正如先前所說，本次活動是“康德蘇講座”的第三期。你們中很多人都認識康德蘇先生，他是基金組織在任時間最長的總裁。他本希望出席今天的活動，但因為背部不適，醫生建議需避免乘機出行。他對此表示非常遺憾。他可能正在觀看，如果是的話：早上好，祝您一切都好!

我們很榮幸地歡迎周行長的到來。作為經濟學家、改革者和央行行長，他都是最實至名歸的人物。正如我剛才和周行長說道，上一次講座後，也許只有一個人能與周行長匹敵，這個人可能也能吸引來類似的聽眾——盡管也許不如現在這麽多人，但他肯定會不得不取消今天的活動，因此我很慶幸沒邀請他來演講——他就是馬克•卡尼(註:英國央行行長)。

周行長，您是人民銀行的第11任行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行長。

我認為現在是周行長演講的最佳時機，因為我們正見證著中國在經濟金融舞臺上發揮與日俱增的領導作用。中國正以其遠見、決心以及(我必須說)優雅風範，引領著二十國集團。今年，國際社會、基金組織與中國一道，都在見證這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年。今年10月，人民幣將被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這既是中國經濟在世界中發揮作用的體現，也是各方多年努力工作的表現。

我們都很榮幸聆聽周行長的講演，因為您對於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貨幣政策，發揮著極為重要的領航作用。

說到領航，我想用航海打個比方。中國正歡欣鼓舞地重啟絲綢之路，並將加強、深化海上絲綢之路。讓我們想一想，如果用船類比，中國會是怎樣的一條船呢?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中國當然是最大的那種新型集裝箱巨輪——全球正有幾艘這種船在大洋上暢遊，通過新開的巴拿馬運河。中國在全球產出中的比重，幾乎占到全球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總和。中國擁有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勞動者，有著14個居民數量超過5百萬的大型城市。中國在全球投資中的比重達到30%，全球20家最大的銀行中有5家位於中國。對那些看過《超人大戰蝙蝠俠》電影的人來說，這部電影全球票房的12%來自中國。

但是，閉上你們的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中國不是集裝箱巨輪，那會是什麽?他可能是一艘不可思議的、迅捷的、優雅的高速賽艇。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速平均達到10%;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頂峰，中國的增速也僅僅降至9.2%。去年中國經濟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對比大家已有很多討論，但即便如此，中國GDP的增量也足足達到一個中型經濟體的規模，如瑞典、波蘭或土耳其。

然而，不管是什麽樣的船，中國都很清楚，航行是有風險的。風和潮汐有可能隨時出現急劇變化。中國的造船業和船舶設計歷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二世紀的高效和堅固的舢板。目前，中國正在增強自己的航船，保護其免受可能發生的碰撞，並對方向舵進行升級改造，使其更加靈活。多個領域的工作正在向前推進。首先，利率更加靈活，市場力量在匯率決定中發揮了更大作用。

這些是重大的成就，周行長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可能太謙虛，不提這一點，所以我替他說。

中國政府改革藍圖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支柱是金融改革。在這方面，周行長的重點也是要讓中國的金融體系更加開放，同時更加安全、更具包容性。

中國已出臺存款保險制度，我們的金融穩定評估規劃也在進行，這應有助於增強中國日益龐大且相互關聯的金融體系。所以，中國不僅在加固航船，舵手還在學習如何在狂濤巨浪中駕馭一艘大船。

中國的航行速度在放緩，變得更可持續。它在調整甲板負荷，從投資轉向消費，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和公共服務。船的引擎也正變得更為清潔。2017年，中國將推出全球規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總的來說，中國的順利航行不僅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全球經濟。

市場對中國先前宣布的政策所作出的反應表明，中國這艘航船的航跡已經足夠大，能對在同一片海域航行的小船造成漣漪效應。我們將其稱為溢出效應，但對於海上航行，用漣漪效應來描述更形象。

這種漣漪效應帶來了國際責任，在這方面，我很高興看到，中國非常嚴肅地擔起了這種責任。所以我們今天有幸請到中國經濟的掌舵人之一，周小川行長。周行長不僅發揮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重要作用，他首先是我的朋友。我們已經相識很久。我尊敬他，欽佩他，這種敬意與日俱增。

全球領導人和決策者總是將周行長視作講共同語言的夥伴。我不僅是指他精通英文和專業語言。他講的是國際主義者和多邊主義者的語言。

他的與眾不同在於，他能夠將全球視野與中國特有的智慧結合起來。他冷靜、謙和的舉止之下，是世界級的智慧，充滿活力的個性，廣泛的興趣愛好。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周行長很愛打羽毛球和網球。這兩項運動都需要耐力、靈活性、速度、精確性和戰略技巧，這些都是中央銀行行長的應備素質。

這名運動員不僅是擅長運動，還是一位電器工程師。他周遊世界，培養了對西方古典音樂和歌劇的深刻理解。1998年，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他，與他人合著了《音樂劇之旅》一書。

參加過前兩次講座的人可能會註意到，同之前的演講人一樣，周行長不僅熱愛經濟和金融，也熱愛音樂。思維敏銳，才華橫溢，能力全面，思想開放，周行長，在中國駕馭下一階段的轉型過程中，您將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不僅渴望聽您演講，而且想看到，中國這艘大船將如何繼續在海上行駛，在控制漣漪的同時，朝著正確方向不斷前行。

讓我們一起歡迎周行長。

拉加德提任張濤 IMF將迎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

北京時間7月8日晚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建議任命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出任IMF副總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他將接任即將於7月25日離任的朱民。

接近IMF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按照IMF副總裁任命流程，拉加德須提前兩周通知執行董事會有關任命提議，執行董事會最終只會通過該任命。而若期間執董會無人反對，任命便會生效，無需正式召開會議通過。在提名前，總裁一般都會提前咨詢執董會建議與意見，對提名人選達成一定共識。由此，張濤成為IMF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一事基本已無懸念。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駐IMF前執行董事魏本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沒有條文明確規定中國一定能占據IMF副總裁席位，總裁在提名上會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可見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十分重要。”

當然，張濤和朱民都已不是個例。此前，財政部官員楊少林在今年2月26日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2016年1月，金立群正式當選為亞投行行長。來自中國的國際化人才，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並貢獻中國智慧。

張濤將接任IMF副總裁

有“鐵娘子”之稱的拉加德擅長外交，而在IMF管理層中，她也需要有金融專家的協助。朱民曾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張濤未來也將繼續扮演這一角色。

在宣布提名張濤時，拉加德表示：“我很高興地建議由張濤出任下一任副總裁。張濤先生具有很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並對基金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各界認為，張濤的提名確在情理之中。知情人士稱，IMF有張濤的簡歷，對張濤的經歷有很好的跟蹤紀錄。2011年9月至2015年，張濤在擔任中國執董期間，他對IMF的各項工作，包括份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都有積極貢獻。

從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看，張濤兼具國際多邊和國內央行的豐富經驗。張濤擁有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北京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金融學碩士學位。

1995年至1997年，張濤在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局任經濟學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亞開行總部擔任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2015年後任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央行副行長。

“張濤非常聰明能幹，英語流利，工作風格務實，是新一代國際型政府官員的代表。他主政過國際司和調統司的工作，專業和政策水平很高；也在研究局工作過，研究能力紮實；最近他又擔任條法司司長，主導了對互聯網金融立法的框架性工作，法律方面也很熟稔。”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金融危機後，應對危機和宏觀穩定成為全球首要任務，同時，由於承擔了G20主要經濟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IMF成為當今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通過對189個成員國的宏觀經濟體檢(第四條款磋商)和金融壓力測試(FSAP)，發布宏觀、金融、財政領域的趨勢判斷，來預防危機和解決全球性的難題(例如油價、增長、失業、資本流動、收入分配等)，而當危機發生時，IMF的核心任務是救助和解決危機。

當前，包括總裁拉加德和副總裁朱民在內，IMF最高管理層共有五位，其他三位分別是剛連任的來自美國的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去年2月到任的偏重內部行政管理的卡拉·格拉索(她擁有意大利和巴西雙重國籍)和去年3月到任的日本人古澤滿宏。

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了建立66年來，最高管理層“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設了第四個副總裁職位，也迎來了首位中國籍的高管朱民。由於IMF的最高管理層歷來強調地區代表性，且近來年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地位提高，要求增加來自這些地區候選人擔任IMF最高管理層的呼聲不斷提高，朱民在2011年的到任順應了呼聲之勢。

迎接全球新挑戰

朱民任期始於2011年7月26日，當時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如今，新任副總裁將要面臨的挑戰絕不亞於朱民。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判斷，當今全球正面臨“三元風險”——低增長、低生產率、高負債。這三者的組合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容小覷。全球央行實行量化寬松(QE)多年後，經濟情況似乎愈發脆弱、金融市場波動頻頻，這對於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為先”的IMF無疑是重大挑戰。

在朱民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其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秘魯、北歐、中東的埃及和眾多中亞國家。而在如今全球聯動性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張濤一旦接任IMF副總裁一職，其工作的挑戰可想而知。

根據今年4月IMF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新興市場的沖擊給全球的股票價格和匯率帶來的溢出效應明顯上升，如今全球資產價格波動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來源於上述溢出效應。這就意味著，不僅僅美國的政策變化會產生溢出效應，新興市場的任何政策變化也會對美國產生回溢效應。

不可忽視的是，今年6月發生的英國脫歐事件為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帶來了長期不確定性。據IMF測算，在正常情況下，今後3年英國GDP累計會下降1.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即英國投資貿易大幅下降，今後3年英國GDP可能會下降5.6個百分點。同時，英國脫歐將導致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一系列其他國家公投的呼聲也開始出現，這會傳導到金融市場，未來市場波動會成為常態。

此外，如何落實G20的各項決議？在人民幣進入SDR後，如何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如何進一步開展新一輪份額改革，賦予新興市場更多話語權？這一系列問題也都直接指向新一任副總裁。

今年9月，中國將在杭州主辦G20峰會，這也堪稱危機後最重要的一次G20峰會，其使命從緊急危機應對轉為促進全球增長、推動結構性改革，要啃下這根“硬骨頭”絲毫不比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來的容易。

至於IMF與G20的關系，IMF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此前是這樣描述的——G20所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特點是，以G20峰會的領導人共識為統領，以南北主要大國的政策協調與合作為手段，以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參與和落實G20決策為支撐。其中，與如IMF這樣的國際組織的關系十分關鍵。

由於G20並沒有常設秘書處和工作人員，其達成的許多決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國際組織推行和落實，主要方式有提供政治指導、確定工作重點、籌措資金、推動改革等。

朱民今年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IMF支持中國主辦G20，IMF也始終扮演G20技術秘書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觀政策支持，我們也正積極參與中國主辦G20的工作。”

緊隨其後，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進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也標誌著人民幣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進一步。

當1969年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態稱，危機凸顯了全球金融體系依賴單一國家貨幣的風險。周小川稱，SDR應該覆蓋所有主要國家貨幣，成為一種“超主權貨幣”。

去年以來，周小川行長也一直呼籲要積極擴大SDR的使用，這想必也將是IMF的使命之一。“SDR有助於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增強SDR的作用是一項長期工作，可以開始采取切實措施，積極擴大SDR的使用，包括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和發展SDR計值的資產市場。”周小川稱。

至於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所幸美國會參眾兩院終於在去年12月18日批準了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終結了長達5年的僵局。

根據IMF於2010年批準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此外，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就此，中國將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

當然，IMF的使命遠不止如此。IMF目前正在討論下一輪份額檢視，即第15次，其最後截止日期為2017年12月。

“我很高興看到IMF的第十四次份額檢視已經完成。但是我們並不止步於此，IMF任重道遠。”拉加德說，“我相信，在第15次份額檢查中，中國將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她也希望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可以進一步提高IMF份額和本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不符的國家的份額。

IMF總裁拉加德贊揚中國領導力 支“四招”提振全球經濟

中國首次主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於9月5日在杭州順利閉幕。面對長期增長疲軟、不平等加劇以及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等問題，此次峰會恰逢其時，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於5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為提振全球經濟增速支招，並高度贊揚了中國在此次G20峰會中所展現的領導力。

“祝賀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在G20峰會中發揮的領導力，感謝中國在美麗的杭州安排這場盛宴。當下，全球長期低增長、技術變革、增長未被廣泛分享，G20領導人在峰會上表示了應對這些挑戰的決心，並將動用一系列強效措施。”

在峰會前後，拉加德為提振全球增長支了“四招”——動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支持需求，推動結構性改革，振興貿易，政策應確保增長能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分享。 同時，拉加德也強調，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架構的穩定性和韌性。

采取強有力措施提振增長

IMF預計，2016 年將是全球 GDP 增速連續低於長期均值 3.7%（1990~2007年）的第5年，2017年則很可能是第6年。自上世紀 90 年代早期受經濟轉型波及造成增長放緩以來，世界經濟從未在如此長的時間內這樣疲軟。

對發達國家而言，其實際增速低於 1990~2007 年的平均值近1個百分點。許多國家仍受危機遺留問題的影響，如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積壓、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受損等。結果是導致需求持續疲軟，而需求疲軟持續的時間越長，對長期增長的威脅就越大，因為企業會削減產能，失業者退出勞動力隊伍以及重要的勞動技能喪失。同時，需求疲軟也損害了貿易，使生產率的增長更加不盡如人意。

同時，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減速之中，但減速始於過去十年的極高增速，各經濟體之間的發展狀況差別很大。IMF認為，一是中國經濟正處於從投資轉向消費、從外需轉向內需的再平衡過程中，對於那些出口依賴中國需求的貿易夥伴而言，中國轉型帶來的成本變得高昂，這一過程也可能引發金融波動，同時，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也會使得商品出口國的財政情況惡化。

拉加德在發布會上建議，提高增長是G20的第一大優先領域，需要運用所有的政策來拉動增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她稱，首先要支持需求，尤其是處於產能之下的經濟體。近年來，這一任務大多委托給了中央銀行，但貨幣政策的壓力越來越大，數家央行已達到或接近政策利率的實際下限。 “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利率處於歷史低位時，若具備財政空間，則正是提升公共投資和基礎設施升級的絕佳時機。”

第二則是結構性改革。這也恰巧是各國最為欠缺的領域之一。“兩年前，G20成員國承諾開展改革，這些改革在之後五年將使這些國家的總體 GDP規模額外提高2%。但近期評估顯示，迄今為止所推出的措施，最多達到上述規模的一半——因此亟需推出更多改革。”拉加德稱。

此外，正是由於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的情緒也不斷擡頭。因此再次振興貿易是第三大要素，通過降低貿易成本、撤銷臨時性的貿易壁壘來實現。IMF表示，人們很容易將一國遭受的全部痛苦歸咎於貿易——但若抑制自由貿易，將會導致在過去數十年給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的引擎熄滅。

“不過，為了讓貿易使各方受益，
政策制定者應通過再培訓、技能培養以及為職業變動和地域流動提供幫助等形式，對受到負面影響的人們提供幫助。”拉加德稱。

最後，“政策應確保增長能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分享。”拉加德認為，稅收和福利應支持低收入人群並獎勵勞動。許多新興經濟體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教育投資可同時提高生產率並改善低工資收入者的前景。

強化全球金融架構韌性

除了增長本身，拉加德在發布會上也強調了需要強化全球金融架構的韌性和穩定性。

“G20支持以當下的幾大機制來強化全球金融架構的韌性和穩定性，包括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絡，以IMF為核心，並結合區域性的融資安排，例如清邁倡議。”她稱。

值得慶幸的是，經歷了五年的博弈和等待後，美國國會終於在去年12月通過了IMF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即第14次份額總檢視。至此，新興市場在IMF中的話語權將大幅上升，中國也一躍成為IMF第三大份額國(6.394%)，僅次於美國(17.407%)和日本(6.464%)，“IMF當前也正向第15次份額總檢視，爭取在2017年IMF年會前完成檢視。”拉加德稱。

就清邁倡議而言，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10+3”國家就同意在2000年簽署了清邁倡議，實現雙邊的互換協議，以便能夠解決流動性短缺問題。清邁倡議內容龐雜，且可動用的危機應急資金數額太小，其貨幣互換至今未被使用，但該協議仍代表著一個標誌性起點。

2015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願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因此，中國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10月1日，新的SDR貨幣籃子也將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也就在G20峰會召開前，世界銀行成功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第一期SDR計價債券，這也標誌著中國和IMF旨在提高SDR全球使用的決心。

拉加德稱：“人民幣進入SDR有助於強化全球貨幣體系，也有助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MF將會持續積極探索，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

IMF拉加德：采用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各工具 釋放政策空間

10月7日，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的全體會議上表示，全球經濟將保持長期低增長，並且受益者很少。當前包容性增長的首要任務是要避免低增長、低就業和低工資“新平庸”現象。

IMF 建議各國使用包括貨幣性的、財政性的和結構性的所有政策工具來促進國家內部協同效應最大化，“三管齊下”的釋放更多的政策空間。

IMF在變革

這是拉加德今年7月開始第二個任期後的第一次 IMF 年會。她在發言中首先提到了 IMF 的改革。

拉加德談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從應對金融危機，到改革IMF的借貸工具、監管方式和能力建設。IMF已經開展了總值4150億美元的75個項目，將近670次第一條款磋商，和大約17000項技術援助任務。從去年年會以來，IMF完成配額改革，這致使了IMF代表制的重大轉變，前十大股東中新興市場國家占了四席。

就在一周前，IMF將中國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對中國和全球經濟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就在幾天以前，IMF成員決定將零利率政策擴展到所有IMF的優惠貸款，這對幫助低收入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就在今天，IMF成員承諾超過3400億美元的雙邊接待協議，這將幫助IMF保持1000億左右的能力。

全球經濟將長期低增長

拉加德表示，盡管IMF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績，但全球發展就沒有這麽鼓舞人心了。

發達經濟體仍然深陷低增長率、低投資、低通脹率的循環，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率在持續上升，而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國則掙紮在商品價格大幅下降的環境中。

拉加德表示，IMF 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3.1%，明年會保持3.4%的非常溫和增長率。全球經濟將保持長期低增長，並且受益者很少。

與此對應地，拉加德指出，社會和政治影響變得愈加明顯，在許多國家不平等現象仍然嚴重，沖突和移民產生了可怕的代價，貿易成了政治砝碼，原本支持經濟一體化和合作的聲音開始轉向保守。

拉加德表示，只有接受貿易和開放性的國家才能從此收益，多邊對話對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起到關鍵作用。

科技進步提升全球福利

拉加德認為，在所有挑戰中變化最快最明顯的就是科技。拉加德說，我們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汽車和卡車無處不在，自動化開始在所有產業里變得不可或缺，手機也取代了銀行網點，而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的研究使全球經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拉加德表示，這個新機械時代將導致高技能工人獲利的進一步上漲，並對那些沒有準備好競爭的國家施加壓力，無論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

李嘉圖曾說“機械會替代人的勞動，使人口變得多余”，但是拉加德表示，從青銅時代到蒸汽機和電力的一次次偉大創新，都重塑並創造了新的產業，提升了生產力，增加了就業機會。因此，科技的進步會提升全球福利水平。

拉加德表示，在重大的經濟轉型面前，有些產業面臨著落伍和被淘汰的命運，因此教育和社會安全網絡必須為人們提供支持，使人們可以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競爭。

包容性增長避免“新平庸”

拉加德認為，包容性增長的首要任務是逃避“新平庸”現象，低增長、低就業和低工資的持續。這意味著要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性的、財政性的和結構性的工具，來促進國家內部協同效應最大化。這種“三管齊下”的做法會釋放更多的政策空間，以供各國采取行動。

實施結構性改革釋放經濟潛力是最關鍵的。利用財政工具為經濟過渡做準備也很關鍵。隨著利率處於歷史低位，這是公共投資的最好時機，應該利用這個時機擴大高速互聯網的接入，推廣節能的運輸，建立氣候友好型的基礎設施。即使財政空間不足以施展，政府可以通過提供稅收抵免和支持公共研究機構，重新分配資金投入研發。

拉加德強調，所有使得手機更加智能的科技都得益於公共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無線網絡、GPS和觸摸屏。這表明，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惠及經濟增長幾十年之久。

為了重振經濟增長，各方還需要重振貿易。在過去的25年中，貿易通過新技術轉化為全球性的生產力增長，幫助全球減少了一半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比例，並創造了幾百萬擁有更高薪酬的就業機會。相反，貿易壁壘會降低總產出、投資和工作機會。

拉加德總結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它要求的不僅僅是宏觀經濟，它也和政治有關，也和社會契約有關，這會反映到國家、地區和文化的多樣性上。

包容性增長的第二個優先任務是為每個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包括增加機會的平等、推動更加公平的責任分擔制度，以及保留競爭和市場準入。

國際合作減少不平等

IMF每年幫助100多個國家改善國內收入的流通。拉加德談到了縮減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去年，國際社會設立了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但要達到這些目標，低收入國家需要更多也更可靠的政府收入，使其能夠投資於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這同樣也是IMF的一個優先事項。

拉加德指出，減少不平等需要創造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波動。

拉加德稱，去年年會中提出的AIM計劃已經取得了進展，包括加強了專業核心領域的工作，包括財政、貨幣和匯率，也拓展了宏觀金融分析;也加強了在宏觀問題上的工作，比如普惠金融、性別平等、腐敗、移民和氣候變化;也將加強了支持能力發展的工作，這是通過建設區域培訓中心和技術設備完成的，來自184個國家的超過13000人完成了在線課程。

最後，拉加德引用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話表示，她希冀實現更大範圍的繁榮，不僅僅是幸運的少數人可以，全部的人類都應該享受到。

被指做法國財長期間涉嫌瀆職 IMF總裁拉加德出庭受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12日在法國共和國法院出庭受審，她被指在擔任法國財長期間，在一筆支付給法國商人伯納德•塔皮埃約4億歐元的款項上，有失職之嫌。

據新華社新媒體專線12日報道，本次對拉加德的審判將持續到本月20日。如果最終被判罪名成立，拉加德將面臨至多一年監禁和1.5萬歐元罰款。這個結果將會對IMF的運行帶來沖擊。

經歷多年調查 拉加德對自己沒犯錯“有自信”

報道稱，法國司法部門對拉加德的調查已持續多年，緣由是她在任法國財長期間處理法國富豪貝爾納·塔皮仲裁案時存在“疏忽”，因此法國司法部門以玩忽職守罪對她提出指控。

塔皮1993年將其名下的阿迪達斯公司出售給當時尚屬國有的里昂信貸銀行，但這家銀行幾個月後以雙倍價格將公司賣出獲利，因此塔皮以里昂信貸銀行低估品牌價值、涉嫌詐騙將其告上法院。2008年，法國財政部牽頭對此案進行仲裁，並最終使雙方庭外和解，塔皮獲得約4億歐元的政府賠償。

輿論普遍認為這個結果比較罕見。而當時，拉加德正擔任法國財長。

法國檢方懷疑，塔皮受到“優待”是其支持薩科齊競選總統而獲得的回報。當時不少媒體都報道，塔皮是薩科齊的“金主”，拉加德可能得到了薩科齊的授意。此案也被稱為“塔皮利益輸送案”。

隨後，拉加德被指責有濫用職權之嫌，法國法院2011年對其展開司法調查。2013年，法國警方對拉加德在巴黎的住所，法國前總統辦公室主任克洛德·蓋昂、塔皮本人和拉加德辦公室主任的住所都進行了搜查。拉加德還曾多次接受司法部門的質詢。

經歷多年調查，拉加德一直強調自己是清白的。

在法國電視2臺11日播出的節目中，拉加德表示，她對自己沒犯任何錯誤這點“有自信”。她稱自己有信心、也有決心面對指控，她還再次否認自己刻意偏袒塔皮，以及自己得到薩科齊的授意。

拉加德稱“疏忽是一種無意的過錯”，“我相信我們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曾有過疏忽大意的時候”。“我盡可能將工作做到最好，並始終處於我所知的紅線以內，”她說。

拉加德獲IMF支持

現年60歲的拉加德自2011年起擔任IMF總裁，是領導這一機構的首位女性。

此前，拉加德被多次問及是否會因此案辭職，她都堅決予以否認。但媒體分析，拉加德是否還會繼續出任總裁一職，還要由IMF執行委員會說了算。

上周四，IMF再次表達對拉加德的支持，稱執行委員會將繼續關註此案進展，相信拉加德有能力繼續領導該機構。

拉加德今年連任了IMF總裁職務，於7月5日起開始其新的五年任期。

拉加德是近10年來第三位攤上官司的IMF在任總裁，她的前任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性侵醜聞辭職。

拉加德曾經還被視為可能競選法國總統的人選，此案或許將給其原本光明的職業生涯帶來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