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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群搶紅包也犯罪?深、浙三人借此抽成被訴開設賭場罪

平時大家總愛在微信里搶搶紅包,不失為一種朋友之間的小樂趣。但是現在有不法分子利用人們搶紅包投機的心理開設專門的搶紅包微信群進行賭博,這可就不能規避法律責任了。

27日,深圳市寶安法院對一起利用微信群開設網上賭場、組織群內六七十人“搶紅包”參與賭博的案件進行宣判。

經審理查明,2015年10月13日開始,被告人余某松陸續建立了五個微信群專門用於開設網上賭場,每天由群內六七十名網民利用微信“搶紅包”參與賭博,並在網上雇傭被告人秦某何、何某飛等人擔任“代包手”輪流代發紅包。

余某松制定賭場規則,每天由余某松第一個在微信群里給“代包手”發出金額為人民幣299元的微信紅包,“代包手”扣下69元後將剩下的230元作為一個拼手氣紅包(分成四份)發到群里供群內人員“搶紅包”,扣下的69元中“代包手”抽水5元,其余64元則交給余某松。

接著“代包手”發一個299元的支付二維碼到微信群里,由之前“搶紅包”搶到金額倒數第二小的人支付給“代包手”。“代包手”再從這299元中扣下69元,將剩下的230元作為一個拼手氣紅包(分成四份)發到群里供群內人員“搶紅包”,扣下的69元中“代包手”本人抽水5元,余某松抽水64元。

接下來再由上一輪“搶紅包”搶到金額倒數第二小的人支付299元給“代包手”,“代包手”抽水5元、余某松抽水64元後由“代包手”將剩下的230元發到群里供眾人“搶紅包”,如此循環下去。每天,秦某何、何某飛等幾名“代包手”輪流發紅包,每人發50個紅包左右。

2015年10月26日,民警在深圳市寶安區石巖街道浪心新村三巷八號一樓麻將館內將秦某何、何某飛抓獲。2015年11月9日,民警在浙江省溫州市將余某松抓獲。

法院認為,被告人余某松、秦某何、何某飛無視國家法律,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開設網絡賭場,其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判處被告人余某松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被告人秦某何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被告人何某飛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這並不是第一例在網絡上建群搶紅包涉賭的個案,從去年至今已發生多起類似事件。

2015年10月,90後青年王某建立微信群組織成員搶紅包並以從中抽取頭錢的方式賭博。之後,群主王某、管理人員黃某及代包手徐某涉嫌開設賭場罪被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檢察院批捕。

今年6月浙江溫州人胡某在“支付寶”上建立賭博群,同樣以搶紅包形式聚眾賭博,並從中牟利。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胡某無視國法,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應當以賭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

檢察官提醒,普通群成員以營利為目的搶紅包涉賭的行為,嚴重者將涉嫌賭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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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滴滴計價方式調整:取消對司機20%抽成 乘客不受影響

從8月18日開始,滴滴出行平臺實行司機和乘客分開計價,取消之前對司機端收取的每單20%抽成,每單收取0.5元,外加1.77%管理費。此次滴滴計價方式調整,主要針對司機端,乘客端幾乎不受影響。

據澎湃新聞報道,近期滴滴開始對計價方式進行大調整。司乘分開計價後,基礎車費(公里+時長+夜間費用)、其他費用、動態調價費用將100%歸車主所有。車主在提現操作上無需做出任何改變,與之前相同。

滴滴方面表示,本次調整後,車主的收入與之前相比並無變化。部分城市車主的收入還會隨著司乘計價的分離而有所提高,大約可提高10%-18%。例如北京簡單,訂單行駛10公里 20分鐘,調整前,車主實際收入=(2*10+0.5*20)*80%=24元;調整後,車主實際收入=(1.8*10+0.4*20)*100%=26元。

滴滴方面表示,此次計價方式調整的目的很簡單,一是司乘計價分離後,車主可以更加直觀地看到自己的收入,收入明細也變得更為清晰;二是車主也可直接通過車主端的計價規則來計算自身收入,簡單明確。滴滴方面表示,經過這次計價方式調整,車主的收入也將更加穩定,不受到乘客端波動的影響。

至於為何選擇此時做出這一計價方式調整,滴滴方面稱,主要是滴滴合並優步中國後,媒體大量報道滴滴漲價的報道讓滴滴司機對計價方式產生了困惑,多名司機向滴滴出行表達希望計價方式更加透明的訴求。

據悉,滴滴出行新的計價方式,已經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線,未來將逐漸全線鋪開。

此前,在滴滴和優步中國合並之後各種疑問也隨之而來,質疑二者涉嫌壟斷的聲音不斷出現,目前二者合並後的市場份額大於90%。壟斷問題牽涉到定價權,乘客紛紛擔心合並後的網約車價格會提高。網約車司機也同樣擔心,對司機端的獎勵會越來越少。

調查顯示,在滴滴、優步剛完成合並之時,盡管針對乘客的定價並沒有變化,但是相應的優惠和針對司機的獎勵補貼的確有所減少,滴滴在多個城市大幅漲價,優步也在一些城市調整了價格標準。例如上月滴滴在北京悄然漲價,從去年9月的1.5元/公里+0.35元/分鐘提價到1.8元/公里+0.5元/分鐘。

滴滴在去年5月上線滴滴快車時曾承諾,該服務屬於非營利性搭車服務,乘客的所有付費都歸車主所有,軟件平臺不收取任何費用。然而沒過多久,平臺就開始收取20%的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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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抽成?堅守B2C的神州開始招攬私家車司機

專車新政執行在即,滴滴、優步中國整合後的專車市場出現了新的變數。這一次,從2015年初一直堅守B2C模式的神州專車開始將手伸向了滴滴、Uber、易到等一直混戰的C2C市場。

今天, 神州專車正式發布U+開放平臺戰略,宣布向符合條件的全國車主免費開放流量、技術和品牌資源,並且承諾永不抽成。

具體來講,滿足“無犯罪記錄、駕齡3年以上且無重大交通違法記錄”條件的司機可以攜符合標準的車輛接入U+開放平臺,共享神州專車客戶資源和客戶訂單。而客戶在使用神州專車APP叫車時,可自由選擇神州專車自有車輛或增選U+開放平臺車輛。

事實上,神州優車董事長兼CEO陸正耀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曾明確表示不會放棄C2C的模式。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麽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向私家車車主拋出繡球?

陸正耀給出的答案是,神州專車在去年6月份已經搭建好了C2C平臺,當時隨時可以推出C2C平臺。“那個時候專車政策有太多不確定性,所以讓別人先去走,讓子彈先去飛。”

而如今在乘客抱怨漲價,司機不滿補貼減少的C2C專車市場,陸正耀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不過,和滴滴、Uber、易到等C2C模式慣用的向司機端抽成的方式不同的是,神州專車推出C2C平臺承諾永不抽成。

陸正耀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神州專車承諾的對C2C平臺永不抽成,不會抽取任何費用。“神州不靠C2C賺錢,既然賺不到錢,誰也別想在C2C市場賺錢。我一直以為出行領域所謂的C2C模式是賺不到錢的,C2C就是一個免費的流量平臺,這個平臺不會掙錢,我也不指望賺錢。”

陸正耀的堅持是,C2C模式最終應該是一個既沒有補貼,也沒有抽成的平臺。

而神州的定位是利用B2C的神州專車來賺錢,利用開放的U+優駕開放平臺來免費換取流量。

事實上,除了今天上線的C2C專車平臺,神州專車真正的野心是打造一個開放共享出行平臺,還計劃未來推出出租車、拼車、代駕等業務。

對於推出C2C平臺對市場格局的影響,陸正耀表示,現在市場格局也不好說,反正現在市場挺熱鬧的。“大家玩唄,戰爭肯定沒結束,可能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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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為何執意對打賞抽成30%?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619/163669.shtml

蘋果為何執意對打賞抽成30%?
鄰章鄰章

蘋果為何執意對打賞抽成30%?

作為商業公司,爭取對自己App Store的掌控權,其實是無可厚非的,若是對自己的App Store都沒了掌控權,那倒是真正的危機。

來源 | 鄰章(ID:kejilinzhang

 作者 | 鄰章

自蘋果要求對國內內容平臺出現的打賞新商業形態提出要求分成30%以來,在這兩個月里,蘋果在國內似乎是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抵制與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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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官媒還是自媒體亦或是與這件事兒本沒有多大關系的普通消費者,都紛紛加入了討伐蘋果的大軍,稱蘋果是想錢想瘋了,乃是系統壟斷的雁過拔毛,而其的“蠻橫”更是自掘墳墓的表現,更有甚者是發出了慷慨激昂的討伐詞,宣稱要推翻蘋果這位暴君。

但為何在前所未有的批判壓力下,蘋果在打賞抽成這件事兒上的態度卻顯得愈發強硬、明確,從內部溝通通知走向明文規定?就真的上蘋果不懂中國市場,想錢想瘋了,是狂妄自大,乃至是在自取滅亡前的最後瘋狂麽?很明顯這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簡單的道理,若是蘋果真不懂中國市場,那麽其還能在中國市場屹立不倒,至今位列市場前五,將中國市場打造為蘋果最為重要的市場,那也不得不說這是當今的商業奇跡。

而若真是在中國市場狂妄自大,那麽庫克估計也不會數次來到中國市場。種種跡象都表明,蘋果對於中國市場,是極為重視的,也更是懂得中國市場的。

那麽蘋果此舉,究竟為何?個人認為:蘋果抽成30%的舉動,並非是完全為了服務營收的增進,而更是為了未來規則確定性與權威性的防微杜漸。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蘋果此舉的確是與增進營收服務有部分關系。從事實來說,蘋果此舉很大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經濟利益。我們看到,在蘋果的營收構成中,服務軟件營收正在成為蘋果財報中的亮點所在。

在一年多前,蘋果發布iPhone SE時,我就曾說過:蘋果推iPhone SE的真實意圖,或許是將朝服務轉型,以盡量的擴大能夠使用蘋果最新服務的設備基數,擴充服務覆蓋範圍,從而進一步增加使用蘋果服務的用戶基數,以增進服務營收。而從後續的蘋果數個季度的財報表現來看,服務營收一直是蘋果財報中增速最為亮眼的部分。

相關數據顯示,2015和2016財年,蘋果服務營收增幅分別為10%和22%。而蘋果最新一個季度(2017財年第二財季業績)顯示,包括iTunes、Apple Music、App Store、iCloud以及Apple Pay在內的服務營收同比增長18%,其規模已達到了70億美元。

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在公司財報會議上稱:“服務業務正邁向財富100強公司的規模。”,更是對蘋果服務營收立下了“未來4年使服務業務規模翻一番”的Flag。

而在蘋果服務營收的來源地構成中,中國正成為蘋果服務營收最為重要的來源地。據市場調研公司App Annie在此前發布的一份關蘋果移動軟件收入的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四季度,蘋果軟件商店在中國市場的收入超過了20億美元,正式超越美國、日本兩大市場,成為蘋果最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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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下的Flag與中國市場的潛力巨大面前,蘋果自然也會想更多的辦法來增進服務營收,畢竟中國市場錢力巨大。上述事實也是許多抨擊蘋果抽成30%,乃是想錢想瘋了的論點所在。但從事實數據來看,當下對打賞收益進行抽成所獲得的營收增進與蘋果在當下遭遇的輿論損失相比,可能並不劃算。

從一個核心事實來說,當下蘋果對於微信公眾號這類贊商抽成30%,究竟能夠提升多少服務營收?與其在當前所遭遇的輿論損失相比,有究竟是否劃算?

此前,36氪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過去一年里,微信遊戲、表情商店和公眾號文章打賞的消費總額達到 56.3 億元,比去年增長兩成。盡管其中打賞的占比不會很高,但依然不是筆小數。”並且需要註意的一點是:這56.3億元的總額,應該是包含了安卓系統的。那麽在iOS系統上的累積金額將會變得更少。

而若再將本就更少的打賞拿出來,在進行一次30%的抽成,蘋果還能得到還多少?其實稍微計算一下,也能有個大概基數。而以蘋果的營收體量來說,這筆收入加入進去,對其營收的增量體現也就是九牛一毛,而相對於其在當下所引起的輿論討伐損失來看,那更可能是不值一提。

當然,還有人說,蘋果提成的還有直播打賞這個最大的類別呢。但是對於直播打賞而言,用戶首先進行的是虛擬道具的購買,而後才能進行打賞,而從虛擬道具的購買來說,這與在遊戲內購可謂是如出一轍。只是遊戲的道具提升的裝備技能,而虛擬道具提升的是心理滿足。

回到正題,既然當下對於營收增進提振不大,而與其在當前所遭遇的輿論損失相比,也並不劃算。那麽蘋果為何還會在一意孤行,執意要對打賞這種行為樹立30%的抽成規則呢?

在我看來,這是蘋果的防微杜漸,是為了保證未來中國出現的新商業模式不會打已有規則規的擦邊球,進而沖擊蘋果整個軟件生態的抽成規則。

此前微信取消OS版微信公眾平臺贊賞功能時,蘋果回應稱:App Store生態對所有開發者的要求均是一樣的。包括微信這種已經有8億用戶的App。無論是誰,公平原則一致,都不會開特例。——這是典型的蘋果式契約精神,3.1.1項自去年六月之後已經明確,除了IAP方式,App中不應有任何其他提示用戶付費的方式。

而正是這種統一的規則確定性,促進了平臺提供方與應用開發者和消費者達成多方共贏,一個可見的是事實是,在蘋果的規則下,應用開發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應用分成收入,用戶也得到了更高質量的應用軟件體驗。在今年6月份,蘋果公布了App Store為軟件開發者帶來的收益情況。

數據顯示:自2008年蘋果App Store上線以來,其已經為全球開發人員分享7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764億元)的分成收入,而在過去的12個月蘋果App Store軟件下載量就增長了70%以上。而如我們所見,蘋果的三七比例正在成為業界慣例,無論是谷歌還是微軟,在應用商店中的抽成比例中開始遵循蘋果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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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國,蘋果所確立的三七比例規則,正在被應用內的新商業模式所挑戰。

如我們所見:當下中國應用生態中發生了許多變化或者說是創新,許多新型的軟件商業模式開始流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當下讓蘋果處於風口浪尖的“打賞模式”。在內容平臺、直播應用中,用戶通過打賞來表達對內容提供者的贊賞與認同或是排解。

這在當下是中國出現的新型商業模式,但這種商業模式更大的一個趨勢是,其正在開始向外輸出。那麽一個問題也就擺在了蘋果面前,如果認定打賞不屬於應用內購,從而不抽成。那麽假若後續所有應用都開始以這種形式出現,蘋果該怎麽辦?其後續的生態掌控與App Store的持續建設,該如何推進?

正是因為這種潛在隱憂的存在,蘋果需要及早的拿出明確的規則,以為後續可能出現的挑戰早做準備。如果放任生長,那麽等到打賞這種新商業模式的勢力更為強大之後,蘋果在來建立規則,必然會喪失話語權,所帶來的沖擊也或將會更勝一籌。

所以這就必須使得蘋果要防微杜漸,長痛不如短痛,在新生事物萌芽時,就確立好規則,以為後續生態的健康發展提供規則支撐。

寫在最後:

我們看到,蘋果只所以能夠在前所未有的批評中繼續強力推進打賞抽成新規,其並非是不懂市場,不懂中國,也並不僅是為了增進服務營收,更為重要的是爭取對App Store未來的掌控權。而作為商業公司,爭取對自己App Store的掌控權,其實是無可厚非的,若是對自己的App Store都沒了掌控權,那倒是真正的危機。

蘋果打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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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工”權益保護令人憂:社保福利無人管 抽成罰款不手軟

網約車司機、外賣送餐員、保潔阿姨……今天,你我的生活都離不開互聯網平臺提供的服務。不過,作為一種新的就業形態,這些業界俗稱的“網約工”,在工作中卻面臨著勞動合同不簽、社會保險不繳、勞動保障不到位等“三不”現象,影響著行業健康發展和優質服務的提供。

增長迅猛 涉及就業人口上千萬

40歲的穆秀芬阿姨,3年前到上海工作。通過58同城平臺,從事上門保潔服務。

“我們的工作都是平臺派單,每小時收費40元,交給平臺3元錢,每月結一次。”穆阿姨說,自己和平臺之間非直接的雇傭關系,而是一種“合作”關系。“公司不給我繳社保醫保,節假日也不發獎金補貼。但如果工作過程中受傷了,公司說可以報銷一定的醫藥費。”

美團外賣送餐員馮師傅的工作情況與穆阿姨類似。馮師傅人在上海工作,卻與浙江海寧一家名叫正東服務外包的公司簽約。不過,這家公司並不給馮師傅繳納“五險一金”。“剛開始幹這一行,外賣平臺還有自己的直營團隊,後來都陸續轉到外包公司去了。”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滲透,包括網約車司機、外賣送餐員、保潔阿姨在內的“網約工”,如今已成為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如滴滴出行宣稱,從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為全國去產能行業的職工提供了393萬個工作機會。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

身份模糊 權益保護面臨“三不”現象

從傳統的“公司+員工”到如今的“平臺+個人”,“互聯網+”新業態的蓬勃發展,帶來了很多新的就業機會。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這些線下服務的提供者,和平臺之間到底是什麽關系?身份的模糊,為勞動權益保護帶來了挑戰。

——有相當數量的勞動者並未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記者采訪了解到,“網約工”與公司之間簽的合同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中介協議,有的叫商務合作協議。

“平臺和個人到底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是實務界和理論界爭論的熱點。”上海捷華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虞峰律師說,如果是勞動關系,除工資薪酬外,公司還要繳納“五險一金”,在責任事故、工傷事故的賠償方面也有嚴格界定。

——勞動關系較少建立,帶來社會保險繳納的缺失。記者查閱了一些招聘網站,發現在針對送餐員的招聘信息中,多數不提社保,提到保險的也是為員工辦理綜合意外險、第三方責任險等商業險種。

一些就業者自身繳納社保的意願也不強。來自溫州的網約車司機劉虎說,準備在上海拼搏幾年後回老家結婚生子。“反正以後養老也不在上海,就沒有主動繳納養老保險。”

——勞動保障不到位,“以罰代管”現象普遍。一方面,平臺從“網約工”身上獲取了不菲的抽成。不少滴滴司機表示,在美團打車進入市場前,滴滴對司機的抽成比例是20%。“碰到拼車的單子,平臺抽得更多,有時能達到50%。”劉虎說。

另一方面,平臺為追求服務質量,會通過催單、扣款等方式對勞動者進行管理。送餐員馮師傅對平臺最不滿的就是各種罰款規定:服務超時,罰;客戶投訴,罰;工牌不端正,罰……“送一單外賣才賺8元錢,但超時罰款能達到100元到500元不等。”

“這種管理方式相當於把企業的經營風險轉嫁到勞動者身上。更有甚者,在服務過程中發生安全責任事故時,本應由用人單位承擔的賠償責任也往往落到勞動者身上,而企業則得以置身事外。”來自上海市總工會的調研報告指出。

政策引導 鼓勵業態創新也要加強用工規範

“既沒有底薪,又沒有社保醫保,我感覺自己不會長久做下去。”在采訪中,多名“網約工”表示,對所從事職業的歸宿感和安全感比較弱。

業內人士表示,針對“互聯網+”新業態的發展,近年來政府一直實行“包容審慎”的監管。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還應出臺相應的政策與保障制度,引導企業規範用工、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可以因群體施策,實行分類認定管理。”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姜海濤建議,對於依靠腦力勞動和特殊技能獲得較高收入、更願意以自由職業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業,可以參照民事合作關系予以認定;而對於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取報酬、職業風險較高、平等協商能力較弱的,政府應加強正面引導,杜絕企業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規避勞動關系法律適用之實。

值得註意的是,一些地方已開始探索在“網約工”集中的行業引入工會,保障勞動者權益。上海市總工會主席莫負春表示,上海正在探索開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兩次覆蓋”,針對快遞物流員、網約送餐員、家政服務員等六大新型就業群體,以推行聯合工會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

此外,還有專家建議擴大商業保險的覆蓋面。“比如,對於容易產生交通事故、帶來社會‘負外部性’的行業如外賣送餐,可以由平臺出面與保險公司協商,為送餐員統一購買人身意外險、第三者責任險,以較低的保費實現較好的勞動保障。”虞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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