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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註冊制呼聲再起：信披是核心，求穩拖延加劇時間成本

早在2015年，各界就預計註冊制或將在2016年初正式推行。然而，2015年下半年的股市巨震推遲了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IPO由核準制到註冊制的過渡至今鮮被提起。

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眾多業界大佬在題為“糾偏：讓資本市場回歸根本”的分論壇上一致認為，推行註冊制是中國資本市場未來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我記得2015年7月有個論壇，當時我認為註冊制的真正推出要到2020年，但大家說，不是說明年要推出了嗎?但根據我的經驗，很多改革方面都會延後，這種情況我們要怎麽解決?還是要有魄力，”齊魯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時間也是一個成本，大家經常會看到改革的成本，認為一改肯定要亂、投資者要承擔損失、市場要大跌，所以要穩中求進。“但當你穩定了之後，改革就會延後，但時間成本卻很少有人計算。”

李迅雷

在李迅雷看來，“重點還是要去推行IPO改革，現在的新三板其實就是註冊制，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同時他也認為，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外資競爭，倒逼改革。

說到資本市場改革，吳曉求可謂是元老級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和證券研究所所長、證監會發審委委員。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他也從頭到尾參與其中。吳曉求在論壇期間表示，股權分置改革是最難啃的一根硬骨頭，因此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而核心則在於信息披露。

吳曉求也具體解釋了註冊制和當前核準制的差別。“核準制下，如果總共是10分的責任，那麽上市公司5分，中間機構3分，發行批準機構（證監會發審委）2分，加起來是10分；變成註冊制之後，證監會的責任就是0了，中間機構可能要承擔45%的責任，發行者則要承擔55%的責任。”

吳曉求

他稱，從這里可以看得到，對於發行者和中間機構來說，他們的責任更大了。實際上就建立了一個市場的權責匹配機制。“因為核準制下，權責是不匹配的。比如對於IPO，發行審核委員會有七個人投票，如果七個人投了贊成票，公司就可以上市，但那個票是永遠封存的，如果事後發現存在虛假上市的現象則無從追責，因此我們一定要交給市場。”

在註冊制下，吳曉求稱：“上市企業虛假上市，發行者和中間機構就要承擔無限責任，這是有益的。我們本來以為註冊制下，發行責任變得輕松了，其實是發行責任更大了，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自律的市場，這是一種進步。”

眼下，股民對於註冊制可謂“又愛又怕”，“愛”是因為註冊制將解決IPO“堰塞湖”現象，但也始終有人擔心，這可能使得魚龍混雜的企業紛紛上市，同時可能會沖擊市場流動性。

對此，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總幹事、《財經》社長王波明堅定地表示反對。“推行註冊制後，從市場選擇來講，很多公司在核準制下能發行的，其實到市場選擇的時候根本發不出去。例如，投行去路演，投資方可能對這個公司根本沒興趣。但是在現在的核準制下，排隊可能就要兩年，只要一批準，市場覺得有了證監會發審委的背書，所以100%可以成功發行。所以註冊制的意義非常之大。”

王波明也不認為註冊制就必定會對股市造成壓力或沖擊，“這都是對於註冊制的誤解，投資者根本沒有搞清楚。”

王波明

當然，給予監管層“牙齒”始終是關鍵的一環。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CEO、原港交所助理董事孫瑋表示，“希望中國最終市場能變得非常公開、透明、有序。要達到這一點，投資者要受到相應的保護，需要法庭制度，我並不是說中國要照搬美國現有的制度，但是最起碼如果給了監管者牙齒，即讓違法行為承擔後果，給受傷害的投資者投訴機會，而且還要拿到補償，這就需要法庭。”

孫瑋

在香港證監會任職期間，孫瑋當時協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在1993年迎接首批中國大陸企業到港上市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她早年也是紐約州執業律師。她建議：“以後是不是投資者可以到法庭上來起訴那些用招募書撒謊的公司，並在最後拿到補償，我覺得這對於市場發展會有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無獨有偶，原中國基金業協會會長、曾任職於證監會國際部的孫傑也表示，“資本市場，或者是資產管理行業出了這麽多問題，歸根結底是法律問題。”

孫傑

“我看了很多境外的經驗，我們也想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不要幹預，不要扭曲市場，但是事實上，這在具體工作當中不現實。歐美國家花了200年，經歷了大量血的教訓才達到高度法制化的水平，而中國才20幾年。”孫傑分析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