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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人才的那把尺——論人才(三)

2012-9-10  TCW




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一次去一個朋友的豪宅參觀,朋友領富蘭克林走進一間大得足以召開議會的客廳,富蘭克林問為什麼把房間搞這麼大?朋友說:「因為我付得起。」

然後他們走入一間可容納五十人的飯廳,富蘭克林又問幹嘛搞這麼大?這個人又說:「因為我付得起。」

富蘭克林生氣的轉向他,說:「你為什麼戴這麼小一頂帽子?為什麼不戴一頂比你腦袋還大十倍的帽子?你也付得起啊!」

那個朋友當然不會傻到只因付得起,就去買頂比頭大十倍的帽子。不過我們若把「帽子」換成「人才」,現實裡這種「買頂比頭大十倍的帽子」的主張卻並不罕見。

當前有些專家對人才外流憂心忡忡,於是他們鼓吹政府花更多錢,留下優秀學術人才,以提升競爭力。

如果我們把所有資源用在「爭取人才」上,這個目標一定可以達成。但我們只有「爭取人才」這唯一目標嗎?

「爭取人才」是個「單目標工程」,若我們只有這個目標,那不用管投入多少資源,反正只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好。就如同一隊士兵的目標是攻下某座山頭,不管犧牲多少人、耗費多少武器補給,只要攻下該山頭就算勝利。

但若身為一個更高的指揮官,他要評估的不只是「攻下山頭」這單一目標而已,還有「奪取敵人機槍陣地」、「防止敵人反攻」等目標。把所有兵力全投入「攻下山頭」這個目標,那其他目標就得放棄。若因此放棄其他目標,導致整個戰局由勝轉敗,那即使成功「攻下山頭」,也是得不償失。

我們每人日常生活的選擇,都像是指揮官一樣,我們絕不會只為單一目標,就不惜血本把所有資源投入。我們不會為了買間房子就傾家蕩產,好幾年不吃不喝,因為除了住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目標要完成。

爭取人才也一樣。我們要爭取人才,但我們也要更多警察維持治安、更好品質的道路、更安全的防禦武器。如果我們把更多資源用來投入爭取人才,那麼我們就只能有更少警力維持治安或道路耗損無錢整修、武器老舊無法換新。投入更多資源爭取人才,也就意味著犧牲某些其他目標。我們當然付得起爭取人才的錢,但因此犧牲了其他目標,這是否值得?

經濟學告訴我們:因為資源是稀少的,要完成某一目標,就得放棄其他目標。「爭取人才」也是一樣。當我們聽到專家們鼓吹政府,應該花更多錢爭取人才時,我們也該立刻想到:我們要為「爭取人才」付什麼代價?更惡化的治安?更糟的道路?還是更不安全的國防?凡事先想到「代價是什麼?」就具備了經濟學思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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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燃煤電廠超低排放:不缺技術,缺評估,還缺把尺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787


上:從左到右分別是柴發合、朱法華、葛察忠、高翔;下:從左到右分別是閆克平、王誌軒、王仕龍、酈建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柴發合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朱法華 國電環保研究院副院長

葛察忠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

高 翔 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副院長

閆克平 浙江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工程學院教授

王誌軒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

王仕龍 神華國能集團科技信息環保部總經理

酈建國 浙江菲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裝備研究院副院長

是怎樣的一場會議,能讓主講嘉賓在會前準備講稿時,倍感“糾結”;又使得參會人在會上自由討論時,頻繁提起“困惑”“被動”等字眼?

2015年5月26日,在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和浙江大學主辦的“燃煤鍋爐超低排放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火電行業和環保部的標準制定學者、高校技術專家、火電企業和環保企業,對於超低排放的技術、評估、效益甚至最基本的定義,展開了激烈的探討。

超低排放,也被稱為近零排放,一直是業界爭論的熱點。與數年前的概念話題相比,如今已有了浙江、江蘇、山西等多地的實踐。

如同減肥訓練營中,最努力的學員偏偏又立下了最狠心的計劃,治霾攻堅戰中,在水泥、鋼鐵等重工業連脫硫脫硝都尚未完成時,燃煤電廠行業一路領先。在2011年推出“史上最嚴”火電排放標準、2013年在重點控制區執行特別排放限值後,超低排放又成為新一輪的加碼。

2014年9月,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下發《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提出了東、中、西部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在2020年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的不同要求。上述浙江、江蘇、山西等地則已設立了電量獎勵乃至電價補貼的政策。

從地方到中央,超低排放的呼聲越來越強。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會議上提出,要積極推動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

是鞭打快牛,是技術革新,還是在煤炭總量控制和換“氣”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企業和政府的博弈?南方周末記者根據會議討論整理出了超低排放七問,以期給參會者反問自己的那一句“我們準備好了嗎”擬出註解。

一問:近零排放、超凈排放、超低排放的稱謂為何換來換去?

朱法華:沒有煙囪才叫“零排放”。現在電廠還是有排放口的,不能叫“近零排放”。全球燃煤鍋爐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數美國最嚴格,中國提出的超低排放要求比美國還嚴,所以稱為超低排放。其中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別小於10毫克/立方米(單位下同)、35、50的稱為超低排放;煙塵達到5,可稱為超超低排放。

王誌軒:從排放限值的數字上看,超低排放既可以看成是比我國排放標準中的特別排放限值更嚴的一種要求,但也可以說是屬於特別排放限值要求的一種特殊形式。提出排放標準時,政府應該有類似國際上BAT(最佳可行技術)的技術配套文件來支撐。評價超低排放的效果時,政府部門應當制定一個“分數線”,作為價值評判的依據。正如一個體育項目,達標比賽和奧運會是不一樣的。歐美BAT技術文件的制定一般需要三四年時間,我國2014年對燃煤電廠的排放要求一年就變了4次,剛剛改造完的環保設施,又要開始進行改造。

閆克平:2000-2005年意大利電力公司在煙塵排放控制方面的改造就已經按10的要求做(或30mg/kWh)。日本的國家標準比較松,但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標準。一個城市的電廠由市政府決定要達到多大的排放,而不是像我們這樣一刀切。在歐洲,實際運行的排放量往往比標準及設計值更低。

二問:企業該以誰為準,是《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還是發改委、地方政府文件中要求的超低排放?

柴發合:超低排放是為了解決嚴重的大氣汙染而下發行政的指令,目標是對的。真正的管理還是以排放標準為主。地方可以實施更嚴格的標準,但一定要有科學論證。例如河北省環境容量超得太厲害,需要對電力等其他行業實施更嚴格的地方標準,甚至嚴於特別排放限值,地方標準有可能7月份就出臺。以京津冀為主的重點地區,北京使用天然氣的經驗不好複制,超低排放就很重要。但在大戈壁灘建超低排放就是傻子了。

朱法華:目前超低排放還不適宜上升為排放標準,還是引導性的。標準是最基本要求,每個人都要達到。有了超低排放補貼電價的省份則是有條件的,比如江蘇和山西補貼的分別是單機容量10萬噸和30萬以上燃煤發電機組。

三問:《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執行,目前標準執行得如何?

王誌軒:在2014年7月電廠老機組開始實施排放標準時,約有20%未能達標,改造需要一個過程。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工作人員:從標準執行的角度考慮,標準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我們要關註持續性達標。2014年7月之後,對於火電標準的達標評估正在進行,已經在江蘇等地開展了調研,評估過程中也重點關註超低排放。

四問:那麽多火電廠宣稱達到超低排放,可是對超低排放的監測方法還在研究中,如何評估企業超低排放的成效?

高翔:現有測量技術的確是有效評估超低排放成效的瓶頸。現在國內已有人在研究先進的監測技術,並已經有樣機在實際中示範應用了。針對不同煤質、不同負荷的機組,如何實現超低排放,需要進行系統評估,不僅要關註技術可行性、環境效益,還要進行費效、能效評估。我們也擔心良莠不齊的技術都上了。我們希望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方法,及時評估超低排放系統的實際運行狀態和成效。

柴發合:同一種方法評估改造前後,如果汙染下降,這種相對值是認可的。但是為了更準確的絕對值,還需要研究。現在很多部門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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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那把尺

趣味數學題(或說地理題):怎樣才能準確量度一段海岸線的長度?

且不說潮漲潮退時海岸線的長度會不一樣,就算假設海平面是靜止不變的,彎彎曲曲、岩岩巉巉的海岸線也很難找到一種適合的量度工具。若用普通的直尺,遇到不平滑、不規則的岩石就無能為力,須把尺子或刻度縮小才能得到準確的結果,若海岸線的邊緣是三尖八角的小石子或砂粒,就要把尺子再縮小才能得到更精確的測量。也就是說,用不同的尺,量度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政治人物要表達不同的意見時,總喜歡說,“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尺”。即使是客觀存在的事物,用不同的尺子量度,結果也會不同。實際上也確是如此。數學家Benoit B. Mandelbrot在其著作The (Mis)Behavior of Markets中寫道,如果需要測量一條曲線,可以用一把較小的尺子,沿著曲線移動,數數移動過多少次。如果不厭其煩,就用一把更小的尺子得到更精確的測量,它的量度單位將比粗糙的第一把尺子長。

對於參差不齊和不規則的曲線,例如國家之間的疆界,長度的量度只在於心裡那把尺的大小,並無統一的答案。有一位研究員,在官方的參考文獻內查找國家之間的政治疆界的勘定長度:西班牙計算它與葡萄牙的疆界長987公里,而葡萄牙人計算出1214公里;荷蘭測得它和更弱小的比利時的疆界為380公里,而比利時人計算出是449公里。

這些數學題、地理題、政治題與波、馬、股又有什麼關係?很不幸,有關係。如果把股價變化或賽馬結果的賠率plot一幅graph,正正就是與海岸線或國家疆界一樣起伏不定、參差不齊的不規則曲線。要量度都不容易,更遑論預測了。

有人質疑,任何數學公式和分析方法應用於股市都是多餘的,市場裡的“黑天鵝”、“肥手指”,怎樣分析、怎樣預測?也有人質疑,所有統計模型對於賭馬的計算都是無用的,馬匹的幕後戰意、出閘會否脫腳、沿途走位會否塞車、會否流鼻血或氣管有血,如何計算、如何預測?

這些質疑是對的,也是錯的。的確,並不存在可以計算出下一隻十倍股的數學公式,也不存在可以準確預測下一場頭馬所屬的統計模型。然而,誰說數學公式和統計模型是預測工具?這樣的理解一開始就弄錯了。

數學公式和統計模型不是預測工具,而是量度工具,是一把尺,量度別人犯錯和決策偏差的尺。若尺子的刻度小於別人的決策偏差,就能量度出別人的錯誤,就是有edge,就能獲利;相反,如果别人做出刻度更精細的model,就要認輸。

但有一點可以放心,在Cherry文章的討論已談論過,大部份投資者(或說賭仔)都只有非贏即輸、非1即0的概念。也就是說,他們心裡那把尺,只有0與1的刻度,而沒有0至1之間的details。相比下之,數學公式和統計模型就是一把刻度更小、更具優勢的尺了。

更何況,市場中還有大批由財演大師培養出來的,以求雨舞(魔術師語)為尺、以教條為刻度的信徒們。實在不必擔心那些數學公式和統計模型無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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