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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推介 (｢批判性思考｣ Heuristics and biases相關) 名人堂

書籍推介(｢批判性思考｣ Heuristics and biases相關)

1. 「如何應付不確定性(uncertainty)(尤其是黑天鵝事件)」
2. 「如何透過訓練「批判性思考」去提升決策的質素」、
3. 「如何使情緒在市場大幅波動時，能保持極度平靜(「財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4. 「改善學習的效率(學習的王道)」

話說普朗克(MaxPlanck)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後，巡遊演講，內容一曲走天涯，久而久之，其司機也倒背如流。某天，司機忽發奇想，向普朗克提議：「老細，講得多都會悶，不如下一場，我代你講，你就cosplay做司機，坐在前排休息下。大家都無咁悶，好唔好？」大教授覺得提議蠻過癮的，便欣然接受。

這個笑話，股神拍檔芒格(Charlie T. Munger)經常掛在口中。據芒格的說法，這世界有兩種知識：一種是「真知」，是那些滿懷求知欲的人，長期燃燒生命所換來的成果；另一種是「司機的知識」，指的是行爲舉止，表現得好像他們確實知道，事實只是虛有其表的人。這類人，會找專人訓練表演，演技出衆，好眉好貌，說話天花亂墜，聽得人如癡如醉；然而，就像港產片「鼠膽龍威」中的張學友，演出時氣吞萬里如虎；實戰時十秒內就斷手斷腳。

「司機」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爲力。「司機」的廢話，聽一秒都嫌多。具真材實學者，十年磨一劍，或一遇風雲便化龍，或九天龍吟驚天嘯，捻花微笑，有意無意間流露的一句話，已夠受用終身。

 一旦領悟「司機的知識」之害後，投資決策效率便能急速提升。舉幾個自身的例子：

例子一：自四月起，陸續沽港股，買美股、日股。當時有相識好言相勸，美股位高勢危，出現大量派貨日(distribution days)，應該逢高沽空。自己當時的做法，是敬而不理(會)，繼續長線持有美股。何解？在五月舊文有寫過：

「近來有兩項關鍵資訊，大家不妨細心思考：巴菲特在美國廣播公司(ABC)談話節目「本週」(This Week)上表示：「股價沒有被高估。它們肯定比固定收益投資還吸引我。」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what the market will do next week or nextmonth or next year. But the economy generally has gotten better over the lastfour years. The stock market got very depressed. I wrote about it in late 2008,and said the stocks are very cheap. They’re not as cheap now. They don’t lookoverpriced. They certainly look more attractive than fixed income investmentsto me. But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stock market will do next week or next monthor next year,” Buffett said.

評語：雖然美股勢如破竹，但股神說美股仍然不貴。高追美股，短線或會短暫坐艇，但如果巴菲特不是老到懵了，長線美股賺錢的機會，應比普通人憑感覺的估計為高。」

筆者這位相識，只精於聽消息短炒本地細股，連美股戶口都未開。另一方為身家有N個零，惜言如金，珍惜名聲，畢生投資美股的神人。孰爲「真言」？三歲小兒當明。但回首五月，受害於「司機的知識」者，多矣！後來美股略爲回調幾%，已破新高。

又例如年初時，A股死貓彈，財演由長年冷嘲熱諷，變成見升唱好，地溝油當印度神油(當日見報時即怒罵：冚家鏟，又X嗡害X死人！)。自己不爲所動，源於一月時，瑞信的陶冬先生，在會展開show，指出是次中央放水，實體經濟反應微弱，與之前幾次放水的局面大不同(其博客也多次提及)。接着過舊曆年後，跟一個在國內做商品批發的朋友傾談(營業額數以十億人民幣)，問及大環境如何，答曰：「X，死X得，我已經沽晒所有股票！」遂避過從三月以來國企股的跌浪(事後回想，陶冬三月時已經指出商品位高勢危，當日自己如果心水清點，高沽中資資源股，上半年回報可以更高)。但常人多無受過「批判性思考」的訓練，反落力地聚焦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演員言論，越是努力去尋找生動有趣、熱血沸騰、悽美動人的「司機的知識」，投資成績反而更衰。

嗚呼！可憐衆生。無明絕「真言」。

 

那如何辨認，孰爲真材實學之士，孰爲X嗡當秘笈之徒？股神「能力圈」(circle of competence)的概念，便是照妖鏡：所有落在個人能力圈之內的事，我們都能如數家珍；反之，所有落在個人能力圈之外的事，我們則是一知半解，甚至毫無頭緒。而能力圈的建立，必建基於「十年磨一劍」：

十年=長時間；

磨=經歷了N次「勝由敗中求」，從失敗中學習；

一劍=集中

由此推論，具有以下一樣或多樣特徵的人，較有機會是「鼠膽龍威」中的張學友：

-自稱「樣樣炒，樣樣精」；

-「精研」股票數以萬計；

-持續高頻地，同時發表數個範疇的意見，例如飲食、電影、文學、投資、政治、歷史...(廣東話好貼切：「周身刀、無張利」，因爲「十年磨十九劍」)；

-從來不會說：「我唔識」；

-永不能保持沉默，必須24/7地演出；

-不斷地重覆犯相同的錯誤；

-很注重運氣(因爲從無分析自己的打法缺點)

 由此可見，破解了單一個思考錯誤，避免的損害，已如斯巨大。世間的思考錯誤，約爲百多數，如能多讀多破，輸少的冤枉錢，行少的冤枉路，會是何等驚人！

 下面是小弟和戰友道奇共同推介跟｢批判性思考｣相關的書籍：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行為的藝術：52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

作者：魯爾夫．杜伯里

出版社：商周出版

早前(5/5/13)名人堂的文章，已經介紹過「思考的藝術」一書，「行為的藝術」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中譯本近月推出(原文為德文)。月前旅台時，第二本剛於誠品上架，基本上見到作者名便買入，可見對這個系列的信任。

對於心理、思考謬誤的入門書，讀過之中以這兩本的綜合評價最高。這類書籍，一個極端是心理學、行為金融學的標準教科書和論文結集，勉強買了也看不完，一大堆原料，自己也整合不出架構來，徒然浪費時間金錢。另一個極端，則是求其抄一些學名和相關實驗的書籍，本地和中台都有大量出版，質素比較參差。

這兩本德文翻譯書，則勝在於廣度和深度取得平衡。兩書加起來合共百多個心理誤區，每個只用三版紙介紹，通常是用一個故事來定義，再有兩三個實例。文中例子一是有趣、新穎，一是相當實際，所以極易入腦。我們有時候就算忘了謬誤的學名，都會記得故事，可以查番轉頭。

作者與「黑天鵝」作者塔雷伯，是互相評改書稿的好友，當然其思維亦互有啟發；另外從書中註解可見，作者行文簡約背後，也是做足功課。「思考的藝術」一書，於德、港長踞暢銷書榜，其來自由因。

快思慢想(Thinking,fast and slow)

作者：DanielKahneman

出版社：Penguin

有言在先，具英語能力者，議看英文版。小弟起初讀簡體字版，翻譯差到噴泡，同一個名詞，前中後有三種譯法，難破解過二戰德軍「謎」碼(enigma)；台灣繁體字譯本，也被「主場新聞」，批評得體無完膚。

快思慢想的作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與已故的拍檔Amos Tversky，一起做的硏究，是行為金融學的基石。康納曼亦因此以心理學家之身，也能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Tversky當時已過世，與此無緣)。

以往康納曼與其他學者做的硏究，多數是一個題材，做幾項實驗，再以論文形式發表。問題是量多而｢散修修｣，沒有一個完整架構。快思慢想是康納曼將這些材料大整合的著作。

快思慢想是「批判性思考」數十年科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篇幅較長和複雜，但有了上列杜伯里兩本書打底後，問題應該不大。

讀書不在多，在於讀通﹑應用。要精通「批判性思考」，此三書應已足矣。

華為如何進行自我批判？

【導讀】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主要講述了，華為在成功路上曾經遇到的組織管理難題，和一系列華為特有的成功法則。建立在灰度理論基礎上的華為的自我批判有這樣幾條規定：第一條是不搞人人過關，不發動群眾，這顯然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一樣。第二是更多的自我批判，不要批判別人。 第三是強調一個「真」字，要實事求是。 第四是不無限上綱、無情打擊，把握適度。第五是善意與建設性是大前提。

一、組織黑洞：山頭，腐敗，惰怠

生理學家認為，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是帶著病毒來到這個世界。馬克思說「人從出生之日起，就大踏步地向墳墓邁進」。一個組織又何嘗不是如此？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企業概莫如此。當它生機勃勃的誕生之時，腐蝕、侵蝕這個組織的各種病症也都相伴而發生了。

組織的病症源於人，源於人性。西方組織管理學認為，人天生是自私的，懶惰的，貪婪的，正因為單個的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私、貪婪、惰怠，所以，當這些攜帶著同樣病毒的一群人，構成一個組織的時候，也同樣就構成了對組織從發生、發展到終結的全部生命過程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疲勞。一個人保持階段性的活力、激情是容易做到的，一個組織保持兩年、三年、五年的活力也是相對容易的。但是，持久地保持激情與活力，大概是組織領袖們所隨時面臨的難題。

員工疲勞症。一個新員工剛進到公司，開始是積極、向上的，八點上班他七點半就到，晚上下班以後還照樣在辦公室加班，但當一個新士兵變成一個」兵痞」，他就缺乏活力與激情了。當一匹馬從戰馬變成懶馬，變成病馬的時候，這個馬群一定會出現類似於傳染病一般的普遍惰怠與散漫，普遍的不想作為。

比員工疲勞症更可怕的是領袖疲勞症，也就是管理者的疲勞症。領袖是一幫什麼人？是一幫永遠富於妄想症的冒險家， 中國社會最缺乏的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中最重要的第一是冒險精神，第二是永不懈怠的持續的冒險精神，也就是說領袖必須像永動機一般的思考和行動。所以，組織的領袖是否能夠保持持續的激情與活力，持續的奮鬥精神，才是一個組織的關鍵，但是光有這個關鍵還不行，還必須點燃起整個組織的全體參與者、追隨者們持續的夢想，持續的激情。

我們把組織的惰怠現象稱作「組織黑洞」——類似於宇宙中的「黑洞」——任何接近於天體黑洞的物質與能量都會被瞬間吞沒掉。所以組織要遠離「黑洞」，通過強健組織的正能量以戰勝「暗能量」。

組織黑洞的第二點就是山頭主義。組織中的山頭、體系、派別幾乎是普遍存在的。組織變革的大多數指向是圍繞著鏟山頭而進行的，山頭是人類心理、生理現象的必然產物。這一問題在華為早期的十多年曾經也是嚴重的，這跟華為早期的歷史有很大關係。兩萬人民幣起家，不到十個人，做交換機的倒買倒賣，活下去是這個企業的唯一使命。怎麼活下來呢？誰能為公司拿到合同，拿到救命錢，誰能為公司帶來產品，從一無所有到有產品，誰就是公司的英雄。幾乎所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原始積累階段都是個人英雄主義文化所主導的。

這樣一種個人英雄主導的文化帶來了企業的高速發展，從1988年成立，到1998年這十年時間，華為超越了中國的所有對手（當時的巨大中華，巨龍是軍隊企業，大唐是國有企業，中興是處在深圳的國有企業），然後成為中國第一。但是，這種中國第一帶給任正非的是什麼呢？

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東流》那篇文章裡講，華為當時山頭林立，主義盛行，真不知道該朝哪兒走。很多組織，包括很多企業，當大家一起共患難時，上下一心，有高度的凝聚力，但是當它稍稍有一點兒基礎，有一些財富的時候，英雄們的那種英雄情結所衍生的慾望、野心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那種貪婪的訴求，就常常把這個組織撕裂了，把這個組織的團隊精神、凝聚力扭曲了。

第三個組織黑洞是腐敗。腐敗問題也是人類組織與生俱來的問題。國家有，社會組織有，一個以財富的增長為核心目標的功利性組織中，腐敗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華為歷史上這種問題也不少，比如關聯交易，每年的銷售額，十年前也是五六百億人民幣，五六百億人民幣要靠大量的供應商支撐的。這裡面當然就會產生關聯交易問題。2006年，在馬爾代夫的一家度假酒店，公司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專門討論清理關聯交易。從任正非開始，所有公司高層跟華為有關聯交易的親戚朋友的公司全部進行清理。在此基礎上進行從上到下的幹部廉政宣誓活動，從此這個事情就堅持下來了。今天還有沒有？我相信現在少多了，但是，關鍵還需在制度上解決問題。

華為的審計部是一個很厲害的機構，任正非有一次到日本去出差，被審計出來在酒店洗的衣服放在報銷裡面，審計部的頭兒就找任正非談話，對不起得退回來，退回來還得寫檢討。

華為所有的人不能坐飛機頭等艙，任正非畢竟69歲了，到全世界各地他得坐頭等艙，對不起，多出的錢你自己朝裡填。所以，每出一次國任正非就「虧損」一次。

在我們稱之為組織的三個黑洞中，其實最最可怕的還不是腐敗和山頭問題，而是惰怠，是組織疲勞。歷史是最可怕的敵人，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生機勃勃，什麼錯誤都可以犯，也敢犯，也犯得起，一個組織也是如此，早期可以不斷去嘗試失敗，在失敗中找到成功的路徑。但到一定階段，當這個組織有了歷史，組織就開始慢慢變的板結起來。控制多一點兒，還是控制弱一點兒，常常是一個無解的話題。

二、警惕意識與自我批判

一個企業，一個組織，如果總是背負成功與輝煌的包袱，這個企業其實也離死亡不遠了。所以，任正非講華為是沒有歷史的公司。

在華為的任何角落看不到華為過去的歷史，沒有一張圖片有任正非的形象，全球各地的辦公場所看不到哪個中央領導視察華為的照片……華為也是一個沒有功臣的公司，華為一位高管對我說，華為是一個不承認功臣的公司，老闆也是，也就是說當任正非退休以後，任正非也不會被供在華為的殿堂裡。

任正非說過，我從來不在乎媒體現在、今天、明天怎麼看我。第二，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誠，接班人都是從底層打出來的，打出來的英雄同時又能夠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同時又有開放的胸懷，又有善於妥協的精神，同時在看人的問題上能夠多元視角，而不是黑白分明，他就是自然而然成長的領袖。領袖不是選拔出來的，是打出來的。

恐懼造就偉大，任何組織，包括個人，如果沒有與你成長所相伴隨的那種不安全感，那種始終追隨著你的不安的影子，你可能就變的很放鬆，很悠閒。但是，這种放松跟悠閒可能的結果是：

在一個猝不及防的打擊面前，你的安逸，你對危險的麻木，會導致組織快速的崩潰掉。

我們生存於一個叢林世界，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實際上都在被危險所包圍著。如果你不始終保持對危險的警覺，變的麻木，麻痺，危險可能就悄無聲息地由一個黑點變成黑影，由一個黑影變成巨大的威脅籠罩在組織的頭上，所以，戰勝恐懼，戰勝不安全感的過程，其實就是企業走向成功的過程。

華為今天是事實上全球電信製造領域的領導者，但今天的華為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時候。為什麼呢？成功容易讓人變的惰怠和自大，讓組織變的盲目驕傲和固步自封。精美的地毯下佈滿了細菌，一個國家如此，一個組織如此，一個企業同樣如此。警惕這些細菌的滋生繁衍就是在為企業加固未來。

華為過去的成功靠眼睛對著客戶，屁股對著老闆，但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這樣一種文化？今天的華為是不是也大量存在下級總是把自己的成長與提拔，寄託在某一個上司賞識自己呢？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那種前方作戰的人有充分的指揮權、決策權，和打仗的主動權呢？

愛立信是這個行業的老大，愛立信只有七萬多員工，愛立信在機關裡的幹部只有一萬多人，華為的機關裡有三萬多人。三萬多人在一個像大花園般的後方，看著PPT，喝著咖啡，要告訴前方怎麼打仗。那華為未來能不倒下嗎？所以，這幾年任正非反覆講，要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指揮炮火，也多次講，我們現在上下瀰漫著一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國民黨風氣。

三、警惕意識的源起

首先是現實因素。華為由當年的那種海盜文化、草寇文化，個人英雄主義主導的文化發展到後來十年以後，企業做起來了，有一定規模了，山頭文化一定是尖銳存在的問題。一個企業長期保持對山頭文化的警覺，是必須的。

由山頭文化衍生出遊擊隊文化，而與之對應的正規軍文化則是把野馬變成戰馬，把一幫土匪變成戰士。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給我們現代的組織領袖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鑑。中國是一個缺乏商業歷史和商業管理理論的國家，但是，組織與組織之間，它在根本的方面是相似的，相通的。所以，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從《史記》、《資治通鑑》到《毛澤東選集》，應該說都提供了大量的關於如何防止組織惰怠、組織山頭、組織腐敗的重要的觀點與經驗。

在研究組織興起、組織異化、組織變革方面，毛澤東絕對是大師。很多中國企業家喜歡看中共黨史，是有一定道理的。

十多年前經常聽任正非講，1974年，毛主席把八大軍區司令召到北京開會，先起立唱《國際歌》，完了以後就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只准帶一個勤務兵，其他的一兵一卒不准帶，然後再宣佈鄧小平做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在華為，1996年，搞了一次市場部大辭職，一千多人，市場部的幹部員工，主要是正職幹部，集體辭職，寫兩份報告，一份辭職報告，另外一份是述職報告。過去30年，大多數有一點兒規模的中國公司都發生過銷售團隊集體嘩變的現象，在華為25年的歷史上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市場部大辭職的結果是什麼呢？形成了華為組織文化中的」能上能下」，這是非常關鍵的第一步。

第二步，打掉幫派，打掉山頭，這大概是更主要的。華為各地辦事處主任只能做四到五年，除了極個別的，調動的時候不准帶一兵一卒。我們現在經常存在的問題是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某個人在某個地方營造了一片市場，然後就說這個關係是我的，很多企業都有這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對曾經成功過的英雄，護著呵著，沒有人敢去碰撞他，就是因為他擁有很多的什麼關係資源、銷售資源，等等。

我們講華為把15萬知識分子，15萬秀才變成了「土匪」，這些「土匪」一旦匪性大張，就是野火遍地燒的時候。所以，要給野馬套上籠頭，要把土匪變成有紀律、守規則的戰士。

軍隊是一個很奇妙的組織。軍隊這個大熔爐改造了一個人身上的很多所謂的個性、自由精神，但是你看哪一個軍人是沒有個性的？如果軍人沒有個性，沒有血性，怎麼去戰場廝殺呢？所以，軍隊文化賦予了一個戰士，一個將軍的個性中軍隊的共性，就是服從精神，統一的價值觀，同時又不泯滅激情和鬥志。企業組織如果能把軍隊文化中這樣一些東西學到十分之一，五分之一，戰鬥力一定要強大許多。

 四、自我批判：戰勝組織黑洞的法寶

任正非向中國共產黨學到了兩個重要法寶，一是艱苦奮鬥，一是自我批判。但是，這兩個法寶，其實也是人類普適普世的觀念與文化。

三百年前，歐洲的那些傳教士們到非洲，假定說他去了一百個人，從歐洲的海岸千難萬險到達非洲海岸時，可能就剩下五十人，這五十人登上陸地，走進森林，再走出森林，可能就剩了二十個人，這二十個人可能有十八個人，十九個人對現實的困境絕望，所以，要重返歐洲，重返英倫。結果重返的過程中可能又死掉了一大半，留下的那一個人就在非洲建教堂，一磚一瓦地建教堂。這種精神就是清教徒主義執著的奮鬥精神。

所以，奮鬥精神不只是中國人，不只是共產黨，是人類普適的價值追求，不管你是任何種族，任何民族。懶惰的民族和懶惰的組織都是沒有前途的。

同樣，自我批判，有人總以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武器，其實西方文明兩個最核心的元素，一是清教徒主義精神，奮鬥精神，另外一個就是自我批判，西方能夠走到今天，就是它總在對自身發展過程中所攜帶的病毒基因，進行不斷清洗。它整個的制度設計，比如美國的兩黨制，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學者們對政府的各種批評，都是自我批判。美國的強盛，就是因為華盛頓的上空總有烏鴉在叫，總是在傳播一種不祥的警告，給所謂的盛世敲警鐘。

所以，有人說任正非是靠學毛選把企業做到這麼大，非也。華為文化是一種非中非西、非驢非馬的文化，西方的，東方的，歷史的，現代的，軍隊的，等等，凡是對華為的組織建設，文化建設有益的東西，都拿來為我所用。理想主義為旗幟，實用主義為綱領，拿來主義為原則。

所謂美國夢，就是美國的理想主義，惟有在美國那個地方，可以不問出身，不問背景，不問學歷，你把夢想講給某位投資者，然後投資者願意給你錢，然後你通過「忽悠」拿到了錢，然後把不可能實現的東西最後變成了微軟，有了比爾·蓋茨，有了谷歌，有了Facebook這樣一些影響人類交流方式、思維方式的偉大公司和偉大的企業家。

但是實用主義又是美國非常重要的思想綱領，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奠定美國現代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石，還有杜威的實驗哲學。鄧小平也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堅定的實用主義者。同時，鄧小平也是一位實驗大師。深圳經濟特區就是實驗的結果，農村包產到戶也是實驗的結果，中國後來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

華為這麼多年來也是這麼過來的：理想主義+實用主義+實驗精神，還有就是拿來主義，一切對我有用的都拿過來，然後一個大雜燴就是創造。什麼叫創造和創新？「1+1=2」是幾千年來人類的發明，為什麼還要自主創新呢？所以，在別人的肩膀上，進行拿來主義的實現，企業成長就是最小代價的實用主義，也是最小代價的成功的路徑。

自我批判是任正非從中國共產黨學來的，也是向西方人學來的。華為文化的許多方面也都是向西方學來的，向美國學來的。

五、自我批判的方向與原則

華為的自我批判有非常清晰的方向，就是一切圍繞著核心價值觀去踐行，這個核心價值觀就是幾句話，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

一些企業界的老闆問道，為什麼我們也有價值觀，但是華為能把別人洗了腦，我們就做不到？企業家可以去看看教堂，轉轉寺廟，要研究一下，那些牧師，和尚們，怎麼能夠把一個宗教理念幾千年來流傳至今，即使到了互聯網顛覆人類很多思維方式與傳統價值觀的時代，幾大宗教的信徒照樣是有增無減，什麼原因？當然，一是因為宗教首先是訴諸於人性，訴諸於人對不安全感、對前途未卜的恐懼感，對死亡的畏懼，等等這樣一些人類本性的基礎之上，這是根本。反過來，企業如果找到一種能夠訴諸於人性，植根於人性，打動人性，並穿透人性的價值力量的時候，你不照樣也是商業宗教嗎？

組織，尤其是商業組織是最讓人難以琢磨的事兒，百年老店我們就覺得很榮耀了，大多數的企業，它可能活了三十年，也可能活兩三年，三五年，沒有規律。組織生命的機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研究出一二三來，不是歷代的管理學家無能，是因為組織是由無數人千奇百怪的個性所構成的。所以，組織這個東西是個怪物。怎麼能夠讓它活的久一點兒，活的健康一點兒，根本上就是價值觀傳承。

價值觀的傳承方法等等都很重要，但根本之點就是長期堅持自我批判，自我批判的方向就是，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哪個部門，違背了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你就是自我批判的對象。

自我批判主要是防止組織病變，組織病變我們講它有天然攜帶，每個人進入這個組織時，都帶去了這個人個性中好的一面，同時也帶來了病毒的一面，比如貪婪，懶惰，狹隘，自私，等等這樣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就得靠不斷進行自我批判來預防和矯正。

要忌諱什麼呢？運動。自我批判本來是很好的武器，但在過去多少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批評與自我批評被用到了極端，尤其是用運動式的方式，叫做人人運動，運動人人，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非常可怕，後果是很嚴重的。

所以，自我批判很重要，但自我批判不能用運動的方式。任正非談到「耗散理論」時，講的「運動」是比喻的方式。就是一個人從一生下來，就大踏步的像馬克思所說的，向墳墓邁進，很殘酷吧，但的確如此。那麼，要想使自己活的長一點兒，健康一點兒，你就得跑步呀，游泳呀，跳繩呀，等等，一邊你在補充營養，五穀雜糧，但是五穀雜糧又給你的體內積累了毒素。同時，飲食不當，帶來高血壓、肥胖症、高血糖，」三高」，等等，保持有節奏的、有規律的體能運動，大概是抵制這些衰老病症的很重要的藥方，體育運動是最大的生命保健藥方，這跟政治運動是兩碼事兒。

即使如此，天天運動的人最終也要走向衰老，還有遺傳，各種各樣的因素，可能會使人出現一些大的病症，這時候就要動手術，住醫院。我們把動手術、住醫院這樣的概念移植到組織中就叫做組織變革。變革既是激發組織活力的重要武器，同時，變革也是雙刃劍，也可能會殺傷組織的良性細胞。很多組織搞了一次變革以後就發現士氣低落一次，搞了第二次發現組織開始崩潰。所以，不輕言變革，變革是當組織出現大規模病變時，才成為必需。

華為歷史上兩個詞兒講的最少，一個是「創新」，一個是「變革」，但是華為25年來，也的的確確進行過幾次在外部人士看來驚世駭俗的變革，是市場部集體大辭職，涉及到一千多人。2009年又搞了一次七千人集體大辭職，貌似很極端的變革措施。外面的媒體都以為任正非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型商業領袖，但是這樣一些在外部看來很激進的變革，在華為卻是風平浪靜地渡過，而且還激起了整個組織廣泛的正能量。原因有很多，但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華為長期進行的自我批判活動，給這個組織的每個機體，每一個人傳導、奠定了一種心理基礎、文化基礎。當然，還有華為特殊的員工持股制度，15萬人裡有7萬多人持股，企業裡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股東，都是老闆或者准老闆。那麼，你就要做出選擇，你抗拒變革，就在損害自身的利益。

所以，支持變革、參與變革在華為就成為它的習慣性文化。但是不輕言變革，不輕易啟動變革的手術刀，是任何組織都要謹慎對待的。問題在於你不進行規律性、經常性的體能運動，組織不進行經常性的自我批判，小病慢慢地，甚至很快地就會積成大病。當你進行變革時，就會發現到處都是抵抗，所以，變革可能就會失敗，甚至注定要失敗。

軍隊文化對華為的影響很深，過去十多年美國的軍事變革文化對華為的影響更為深刻，西點軍校校長亨利中將在2011年講，美國軍隊未來的核心思維是批判性思維。適應不斷變化的互聯網時代，新型軍人的時代特點，進行美國軍隊的組織變革，這是美國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在進行的事情。所以，那麼富裕的國家，卻有一批強悍的不畏生死的軍人，這在人類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靠的是什麼？亨利中將講的批判性思維。這個觀點對任正非和華為是有很大震撼和啟發作用的。

六、自我批判的方法與手段

民主生活會是華為25年來始終堅持的一個老掉牙的自我批判方式，這個方式很顯然是向中國共產黨學來的。現在主要是在中高管理層，每三個月或半年，不管任何人，包括任正非都必須參加民主生活會。

民主生活會是中國式的，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式的一種自我批判方式。各位讀大量的西方管理學著作時，一定看不到類似於像民主生活會這種自我批評、尤其是針對個人的自我批評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在基督教文明國家，一個人被要求在小團體裡進行自我批評是觸及個人隱私的，這是不被提倡的。所以，西方管理學更多強調的是組織批判，更多是通過制度來約束人性中某些惡的方面。

為什麼在中國，在華為要用民主生活會這樣一種自我批判方式呢？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在一個大背景去看。世界範圍內，企業的成功，根本上是戰略的成功，是戰略家帶領一個商業組織獲得的成功，很少有西方的企業家同時是思想家。

為什麼在中國的很多商人都是思想家？任正非是，柳傳志是，馮侖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是沒有宗教文化的民族。在西方企業，一個人的隱私，個人心理問題，等等，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疏解管道，就是教堂。個人在牧師面前可以把自己內心任何真實的想法，乃至於醜陋完全暴露出來，來獲得牧師的某種引導，然後自己獲得靈魂的解脫。還有西方的社區組織很健全，所以，員工很多與商業、與工作無關的問題都是通過教堂，通過社區去解決的。但中國大大小小的企業家都像一個開中藥鋪的，又像一位總理，你既要解決公司的發展動力問題，同時，還要關注組織內的所有方面，員工家庭問題，思想問題，等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人性問題。人性問題在西方基督社會裡主要是宗教去解決的，但在中國這個世俗文明國家裡，很多問題都要組織去承擔。

海航在解決人性問題上的方法，是宗教式的，兩個老闆都信佛教，到處拜大師，高管隔一半年拉到寺廟去搞幾天修心訓練，打坐唸經。

華為找到的方法是向共產黨學來的民主生活會，包括自律宣言、整風大會等，這些都是中國式的。如果說華為在對人的管理方面與西方公司有什麼不同的話，類似於民主生活會這樣的清洗自我缺點，清洗組織病斑、組織問題的手段，是與他們的不同。但也恰恰是這個作法代表著華為文化密碼中的東方因素。這也是華為和它的競爭對手們在西方市場上打了十多年，二十年，華為能夠打敗他們、戰勝他們的很重要的思想武器。

流程、制度，很多東西你西方有的我都有，這些是向美國學來的，向IBM學來的，任正非說華為與西方的不同就是我們皮膚黃一點兒，鼻子塌一點兒，你們就是皮膚白，鼻子高而已，我們跟你們是一樣的…… 但是任正非沒有給外國人講我們中國的密碼——民主生活會，講了他們也聽不懂，甚至覺得你是侵犯人權，侵權個人隱私，但是這一作法恰恰是保持華為的管理者、領導者的激情與活力的重要的手段。

我們千萬不要走入一種誤區，認為任何西方的東西都是正確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管人，管理學這麼多年的歷史，對人性的研究、對組織生命機理的研究1%都不到，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很多好的方式方法、理論觀點，儘管是對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研究的結果，但是我們講組織是相通的，中國的歷史文化積澱為什麼就不能對中國企業有用呢？當然，對西方的要很好學習，華為能走到今天是向IBM學習，向美國學習的結果。但如果只學IBM，只學美國，華為就是一個教條的失敗者樣本。因為很簡單，你面對的都是有百年歷史的那些貴族，巨頭，你學了他的東西，你再跟他一起競賽，大概必死無疑。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東西，學到了他的東西，也有自己的東西，結果形成了一個雜交的華為文化基因。我們說雜交物種最有活力，最有競爭力，就在這個地方。所以，華為文化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

各位可以關注一下華為的心聲社區，這是華為的內部網站。互聯網時代，要靠十多年以前那種高度集權的方式去管理十幾萬知識分子，對於任正非和華為的管理層來說，其實是巨大的挑戰。所以，適應變化，迎接變化，主動的追隨變化是華為必須要面對的選擇。在中國的企業內網中，很少有像華為「心聲社區」這樣開放的氣氛，任何員工可以就公司的任何一項政策、決定在內網上指手劃腳，有時批評的很尖銳，很刺耳。

任正非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心聲社區的負責人找他，說有一條信息批評了公司某一位高管，這位高管就要查發信息的員工的工號。老任說好啊，把我的工號告訴他。這個人拿著任正非的工號去查的時候，發現是老闆的工號。在這個平台上什麼話你都可以講，但誰都不允許去查是誰說的。我們把華為的心聲社區稱作「透明的玻璃社區」。

什麼叫透明的玻璃社區呢？全世界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華為的心聲社區，看員工們怎麼批評自己的公司，批評公司的方針決定政策，同時，也在看群眾怎麼鬥群眾。當然，真理會越辨越明，在員工的互相辯論中，公司不斷吸收正確的有益的營養，這樣一種廣泛參與的自我批判活動，對華為的很多重大政策的調整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個作用是，讓員工中的不滿、怨氣得到了宣洩。但是它又是個玻璃外衣，外面的人你可以看，卻不能參與討論。

講講華為的自律宣誓活動，從2007年到現在為止，一直堅持了六年。高層自律宣誓以後，各片區、部門也都要搞自律宣誓活動。今年高層的自律宣誓對外公佈後媒體中有很多不同聲音。一些人認為華為還是不行，還是中國那套，跟西方比差多了，這顯然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誤判。我們中國企業畢竟在改革開放後，有三十多年歷史，像華為，聯想，海爾等，畢竟有一批企業成長起來了，而且在各自領域都形成了對西方公司的追趕。像聯想的PC業務，現在是排名第一了，海爾的家電也在世界排名前列，哈佛商學院請張瑞敏去講學，請王石去講學，而中國一些管理學家和某些人士，卻不關注中國的企業包括華為這樣的企業怎麼成長起來的，就關注你這個東西還是共產黨的做法，傳統的中式作法，所以沒希望。成功重要的是看結果，用什麼樣的管理方法，通過什麼樣的路徑獲得成功，固然我們要去研究它，但重要的是你是否獲得了成功。

拿來主義只是針對拿來西方的嗎？鄧小平的偉大就在於當他看到一個封閉落後的中國面對開放發展的世界時，鄧小平果斷啟動了改革開放這樣一個歷史大幕，但鄧小平給它定義叫做「中國式」的，這是有深刻的道理的，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原因，很多因素是基於我們幾千年的歷史，我們中國人的人性，我們中國文化的很多特殊性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要向西方虛心學習，但也不能妄自菲薄。

七、自我批判與灰度

任正非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叫做從泥土裡爬出來的人是聖人。華為能夠把15萬知識分子凝聚在統一的旗幟下，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共同的價值觀，重要的一點就是灰度理論。如果任正非拿著顯微鏡、放大鏡，每天站在門口看每一位華為人時，任正非一定會瘋掉的。所以任正非講，我們不是培養和尚、聖人，我們培養的是一支軍隊，一支商業部隊。戰鬥力是軍隊的靈魂，活力是組織之魂，在為組織建功立業的過程中，對華為員工來說，只要堅持堅守了公司的核心價值觀，有萬千種缺點，也都應該被包容。簡單的黑與白，是與非，常常會使組織和個人變得狹隘。我們的歷史哲學講中庸，但我們民族其實經常容易走極端，尤其對人，總是用極端化的標尺去衡量。

任正非最近經常講一個例子，與奧巴馬同台競爭總統寶座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競選時的口號之一就是我在越南打過仗，我曾經做過俘虜，所以，我有資格做美國總統。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戰俘回國，無一例外被打上叛徒的紋章，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二十多年翻不過身來。戰爭要麼就是戰死，要麼就是逃兵，要麼就是俘虜，要麼就是英雄，無非是這樣幾種結局。是英雄當然更好，當逃兵自然不可饒恕，戰死肯定是英雄，但是做了俘虜，他又不是叛變，怎麼評價？東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標準。美國戰俘們回到美國本土受到了不亞於英雄般的歡迎。

企業是功利組織，如果不能把三教九流、雞鳴狗盜之輩包容到組織中，打掉它身上的不良習氣，克服掉他身上的缺點，匪性，那是管理的失敗；但如果把這些雞鳴狗盜之輩，用好了，改造好了，給野馬套上籠頭，他們就是組織中最具戰鬥力的一群人。然而，重要的前提是包容和寬容，要給一個人最大的個性發揮和施展的空間。

建立在灰度理論基礎上的華為的自我批判有這樣幾條規定：第一條是不搞人人過關，不發動群眾，這顯然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一樣。第二是更多的自我批判，不要批判別人。 第三是強調一個「真」字，要實事求是。 第四是不無限上綱、無情打擊，把握適度。第五是善意與建設性是大前提。

鳥類最長壽的動物是老鷹，老鷹到了40歲，開始喙就變的越來越長，越來越厚，爪子變的越來越遲鈍，身上的羽毛積的越來越厚，飛行起來越來越笨重。兩個選擇，選擇之一就是等死，第二個選擇是挑戰自我。老鷹在自我戰勝這個問題上比我們人類，第一聰明，第二意志堅定。當40歲到來時，老鷹就開始很艱難地飛行到某一處佈滿岩石的山區，然後把喙在岩石上來回磕打，最終把自己的喙打掉。過了一段時間，喙稍微硬了一點兒，又用喙一點一點地把爪子上的指甲拔掉，再一點一點地把身上的很多羽毛拔掉，這時候的老鷹變的極其衰弱，但是一次痛苦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批判，帶來的是150天之後，老鷹的重生。所以，接著它還可以活30歲。老鷹尚且如此，萬物之靈的人類為什麼就不能做到自我批判、自我挑戰，在痛苦中自我更新呢？

（本文根據作者在華西希望集團的講演整理而成）

【中巴誤區批判系列之一】閒話ROE(淨資產收益率)對選股的意義 笑面銀狐

SENSE隨筆140721批判性思維（上）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40721
批判性思維（上）
執筆人：Kan

「批判性思維」是指審慎地運用推理去斷定一個“斷言”是否為真。

美國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大學學習評估CLA羅列了很多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技能，其中主要有：

• 判斷資訊是否恰當
• 區分理性的斷言與情感的斷言
• 區別事實與觀點
• 識別證據的不足
• 洞察他人論證的陷阱和漏洞
• 獨立分析資料或資訊
• 識別論證的邏輯錯誤
• 發現資訊和其來源之間的聯繫
• 處理矛盾的、不充分的、模糊的資訊

構成批判性思維的基本要素是「斷言claims、論題issues和論證arguments」。識別、分析和評價這些構成要素是批判性思維的關鍵。

“斷言”或陳述statements用於口頭或書面交際中傳遞資訊、表達意見或信念﹐可以被分為真的或假的。

舉例：“上海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真的；“香港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假的。“其他星球上有智力生物”或真或假，目前我們還不能斷定。

批判性思維的關鍵就是檢查和評估斷言真假以及各斷言之間真假值的關係。

當我們對一個斷言進行審查的時候，即是探究斷言之真假，我們就提出了一個“論題”或“問題”question。在實際生活中，重要但往往困難的是準確識別到底什麼是有問題的斷言，即論題到底是什麼。***

一旦我們清楚了論題是什麼，下一步就是評價支援或反駁這個斷言的論證，並推斷論題的真假。論證可以很複雜，其基本概念是給一個斷言的真提供理由。

如問題“陳大文為何不上課”，陳大文對老師說“我祖母去世了，因為要參加葬禮，所以不能上課。”陳大文為他有理由不上課提供了自己的論證，至於論證得好不好則是另一個問題。

論證有兩個構成部分：「前提」和「結論」。前提為結論提供理由，好論證的標準有兩點：第一，支持結論的前提必須是真的；第二，前提和結論必須是相關的。很多貌似論證的“論證”實際上並不是論證。

錯誤論證：1989年，在獲得環保局EPA的批准後，美國工程兵開始向波多馬克河傾倒污泥，直至1993年環保局許可的最後期限截止後，傾倒行為仍在繼續，以致於2002年環保局重新許可之。環保局在2003年的備忘錄中試圖證明他們的決策是合理的：“傾倒污泥保護了魚類，因為人們不吃這些魚了，而魚可以遊到上游去產卵。”通過污染河流來保護境內的魚，同時又可以解決所有的污泥問題！某國會議員在評論上述備忘錄時說道：“這是我看到的最愚蠢的官僚和最違背邏輯的實例。”

論證分為兩種：「演繹論證」和「非演繹論證」。

在演繹論證中如果前提為真，則證明了其結論不可能為假。

例如，前提：A比B高，B比C高。結論：A比C高。

與演繹論證的前提證明結論不同，非演繹論證的前提並不證明結論，非演繹論證的前提只是支持結論。

如“一名婦女被謀殺了，已知死者曾多次遭到丈夫的威脅”。僅憑該事實不能證明死者是被丈夫謀殺的，但該事實略微提高了丈夫是兇手的可能性，對兇手就是死者丈夫的結論提供了一些支援力。

前提為非演繹論證提供的支援度可用強弱來描述：對於“丈夫是兇手”的結論，前提“丈夫多次威脅妻子”提供了程度較低的支援，前提“兇器上有丈夫的指紋”提供了程度相當高的支援，二者相比，後者是較強的論證。

林肯與道格拉斯在第五次關於奴隸的論辯中，道格拉斯提到“我把那個論證表述為三段論：（一）憲法不會破壞……憲法所明確規定的權利；（二）憲法明確規定了奴隸的財產權；（三）所以，憲法不會破壞奴隸的財產權。”

林肯接著說：“（那個論證中）有錯誤，不是推理有錯誤，而是推理的前提有錯誤。我相信憲法中並沒有明確規定奴隸的財產權。這不是一個好的論證，雖然它是有效的論證，但不是可靠的論證。”

從邏輯的角度看，可靠的論證是指排除了任何合理懷疑：（一）所有的前提都是真的；（二）不可能前提為真但結論為假。依此為標準，通常我們認可的“吸煙能引起肺癌”以及“在犯罪現場發現的DNA是被告的”等結論都沒有得到證明。

批判性思維要求人們從邏輯和真假兩方面評估論證。*** 從邏輯的角度：該論證是在證明（有效的演繹論證）還是在支持其結論（較強的非演繹論證）？從真假的角度：論證的前提確實為真嗎？

論證的困難往往是因為人們把「論證」與“解釋”或“說服”混淆。論證是為了支持或證明結論，而解釋是為了指明某事物的原因、它如何運作或它是如何製作的等等。

論證一條狗身上有跳蚤和解釋狗身上有跳蚤的原因是不同的思維，論證暴力犯罪的增加也不同於解釋犯罪率升高的原因。

有人把論證界定為說服某人接受某種觀點，從邏輯的觀點看，論證和說服是不同的思維。論證是證明或支持某結論，而說服某人是贏得他同意你的觀點。無疑試圖說服別人時往往要運用論證，但論證並不總是用於說服，說服往往也不一定借助於論證。***

事實上，在各種說服的手段中，論證往往是其中效果最不顯著的，因此廣告中很少涉及論證。人們往往並不接受好的論證而對漏洞百出的論證卻能心悅誠服。宣傳、奉承等都是卓有成效的說服手段。

批判性地思考斷言和論證需要識別和剔除外在因素。表達者和我們之間的關係這類外在因素往往影響著我們的思維，父母的想法比專家的意見更重要，儘管從邏輯上看來，這些因素無關緊要。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基於表達者的口音、衣著等無關因素來評價他的斷言，也容易不自覺地將對某人的積極評價轉化為對其言論的積極評價。

正因如此，廣告總是以人們尊敬或欣賞的人來代言產品，引導人們將對代言人的情感轉化為對產品的情感。就像消費者該關注產品的優點而不是代言人的優點一樣，人們應該剔除無關因素來謹慎地評價斷言。

廣告不僅利用包裝及表達者（喜歡或認為可信的人）來影響人們的判斷，還利用語言來裝飾其表達從而提高吸引力。新推出的護膚品的包裝華麗，上面標注著純天然原材料、新鮮、快速見效等文字，並配以美女明星的插圖。

此外，人們還常用繁複的修辭技巧裝飾言論。修辭並不加強邏輯的力量，但對人們有心理上的影響力，誤以為說服力越強的論證邏輯力量越強。煽動情緒的語言常常阻礙人們進行客觀、中立的評價。

例如，美國總統可能會通過激動人心的關於自由、民主及避免世界末日的“論證”來支持一場戰爭。約翰·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給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就是對“志願戰鬥”的漂亮修辭包裝。前共和黨議員和國會議長紐特·金裡奇曾建議黨人在提及民主黨及其提案時使用“極端的、邪惡的、背信棄義的”等詞彙，以煽動性的否定修辭點燃人們的激情，讓人在對觀念進行評價時難以關注觀念本身的優點。

這些裝飾性的語言和包裝是人們進行批判性思維時需要剔除的因素。
以上資料出自《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作者: Brooke Noel Moore &　Richard Parker

SENSE隨筆140801批判性思維（下）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40801

批判性思維（下）

執筆人：Kan

很多人都收過來自 尼日利亞的邀約電郵，對方自稱是該國公務員，正尋找像你這樣有銀行賬戶的人，他要往你的賬戶匯進數百萬美元，借此在尼日利亞以外的國家洗錢。 你將得到可觀的分成，但為轉款做準備，也為證明信用良好，你先要支付一定數額的錢到他指定的戶頭。

這伎倆被稱為“4-1-9詐騙”，因為尼日利亞以“刑法4-1-9條款”規制該種詐騙行為。 該種詐術已實施了20多年（在網絡世代之前通過電話、傳真操作，現時又衍生出各種新的版本），但是“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每年仍有不少人因貪婪及缺乏批判性思維（最主要係冇機會聽到讀書會的sense），未能識破陷阱，被騙總金額高達數十萬元。

要評估 斷言 的可信度，可從兩個層面分析：（1）斷言本身；（2）斷言的來源。

面對一個斷言時，我們通常先賦予該斷言一個 「初信度initial plausibility」。 這粗略評判取決於該斷言和我們的背景信息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 如果兩者較為吻合，就賦予它較高的初信度；如果互相沖突，就賦予它較低的初信度，除非有強力的證據支持它，否則我們傾向於拒斥它。

親身觀察和背景信息都是最可靠的信息來源。 因此，對於與自已的觀察相沖突的斷言提出質疑是合理的。 但觀察或記憶並非不可錯，存在著各種因素可能影響人們的觀察和記憶。***

個人喜好和偏見會影響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 對於喜愛的人，我們不會斤斤計較，總覺得他完美無缺；對於討厭的人，則總能發掘出數之不盡的缺點。 如果有人迫切希望某項計劃成功，就會超乎實際地看到其成功的跡象。 如果他希望某項計劃歸於失敗，則會不自覺地誇大其中的缺陷，甚至想象出某些原本不存在的不足之處。

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緒不寧可能引起觀察偏差； 物理條件的限制也會導致誤差，如光線昏暗、環境嘈雜、速度過快等；度量工具不精確或作業不穩定也會導致觀察偏誤。

2007年《紐約時報》報道了“無罪工程”—- 一項對錯誤判決的調查，發現之前的10年裏，207名獲得寬免的被監禁者，當中有75%是因為證人的錯誤指認而遭到錯判。

人們的信念、希望、擔憂和期望也會影響觀察。 告訴某人屋子裏鼠患成災，他就可能認為已看到有老鼠的證據；告訴相信鬼魂的人屋子裏有鬼魂出沒，她就很可能相信已看到了有鬼的證據。 在為測試觀察力而舉辦的 心靈研究會的降神會上，有些觀察者堅持他們看到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現象。 當被告知某班學生比普通班級的學生更聰明後，老師就很可能相信這些學生做的作業優於平均水平，即使事實並非如此。

任由願望影響我們的判斷，就犯了一廂情願的謬誤。“4-1-9詐騙”的受害人就是一廂情願謬誤的受害者。 就算是最愚蠢的人，只要以第三者的角度思考就能輕易察覺漏洞：僅僅因為擁有銀行賬號就有人給你送上大筆錢財，而對方所需要的只是轉款百分之一的準備金。是天降橫財的妄想蒙蔽了受害人雙眼。

在許多方面，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的能力比客觀證據所顯示的要好。 數年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了一項針對高中12年級學生的調查，收回問卷100萬份。 70%的人認為他們的領導力高於平均水平，只有2%的人認為低於平均。 在評價與人相處的能力時，100%的人認為自己高於平均水平，其中60%認為自己處於前10%，25%的人認為處於前1%。 這種過度高估自已在特定領域能力的傾向大有可能招來種種麻煩， 如成為行騙對象或對他人造成偒害等等。

無論涉及斷言還是其來源，可信度都有程度之分，並非要麽完全可信，要麽毫不可信。

對信息來源的質疑可分為兩類： （1）信息來源是否具備關於爭議問題的知識；（2）其誠信度、客觀性或準確性。

聽取專家意見是重要的，但即使最權威的專家也難免偶爾出錯。 對專家意見的合理態度應該是：認同權威的觀點，但同時保持開放，根據新的證據進行修正。

很多人不自覺地認為各個領域的權威專家是社會精英，他們所提的意見當然是對的。 實際上，專家們在其熟悉領域之外所提的意見，並不理所當然地比非專家提出的更可接受。 例如，頂尖的程序設計人員未必就具有高明的經營能力，許多成功的專才勝任自身工作但不善於與人打交道，而經理人員往往需要善於交際。 政治圈中也可常可看到勝出的競選者未必就是合格的執政者。

一位知識淵博的朋友介紹的良好投資機遇對於我們或許是可信的。 如果他本人也投資於該領域，就更加提高了其可信度（至少確認他本人相信該信息）；但如果我們知道他將從我們的投資中得到可觀的回扣，其可信度就隨之降低了。 我們在評價信息來源的可信度時，應注意信息與其發佈者是否有利益衝突。****

「利益相關方interested party」指可以通過我們的信任來獲益的人；不以任何方式從我們的信任中獲益的人是「利益無關方disinterested party」。 盡管並非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想迷惑我們，也不是所有利益無關方都能提供優質信息，但一般而言來自利益相關方的信息的可信度會低於利益無關的渠道。

現代媒體的報道內容越來越五花八門、包羅萬有。 各家媒體都想比競爭對手報道得更多更快，但其內容是否公正真實卻越來越值得懷疑。 現時對新聞媒體的共識是：媒體有偏見及政治傾向。***

像常人一樣，媒體工作人員也會犯錯誤；他們有時會接受缺乏充足證據的斷言，有時會忽略了審查信息的來源。

大多數媒體都受到利益驅動，面臨著來自廣告、經理人、所有者的壓力，或者受政府、商業機構和其他勢力的影響和操縱。 另外，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折射，如果大眾都滿足於單憑感覺的、膚淺的、被操縱的新聞，那麽最終他們也只能獲得這類垃圾。***

此文不會探討到底哪些媒體具有何種傾向性， 重要的是即使某種主張或結論和自已的偏好相吻合，如果缺乏充足的客觀證據支持，不管其來自記者、專欄作家或學術界人士，並不比市井百姓的街談巷議更加可信。 當某些媒體不加論證地宣稱其結論符合市民利益的時候，人們尤其應當謹慎對待。

以上資料出自《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作者: Brooke Noel Moore  &　Richard Parker

《制度批判》食管法形同虛設 廠商罰不怕速訂「危險犯」條款食品有害就法辦

SENSE隨筆150403功能組別之批判

SENSE隨筆150403
「功能組別」之批判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五）香港「功能組別」制度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
對「功能組別」選舉的批判

簡單介紹過各類型的「功能組別」後，接下來就要說一下對「功能組別」的觀感和評價了。總體而言，智識界主流對這個制度持批判的態度。
為「功能組別」存在所作的辯護，無外乎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必須照顧工商界的利益，因此「功能組別」有其存在的必要雲雲。 然而，世上所有公認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鮮有「功能組別」的設置，反而絕大多數都是以「全直選」的方式產生議會。 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也一直運作如儀，暢通無礙。

一般對「功能組別」的質疑和批判有以下四點：
首先是從「選舉」最基礎的「核心價值」出發，「功能組別」選舉並不是一個「公平選舉Fair Election」。請參看本系列第一集關於選舉「公平」的論述，其中「每票大致等值」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按此標準，「功能組別」制度正是「不公平投票權Unfairness in voting rights」的最佳示範。

在2012年以前，全港三百幾萬選民中，有二十多萬「有財有勢者」和「專業人士」可以在選舉中「多投一票」，本身就已經違反「民主選舉」中「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 更何況，他們「額外一票」的「權重」，平均比全港絕大多數選民手中「唯一一票」要多13.67倍（以2008年的數據計算）。 也就是說，有五萬多的「超特權選民」控制了議會中的25個議席。 這25席的票值「權重」為「地區直選」選票的五十多倍。
再作個極端一點的比較，以2014年最新的選民登記數字計算，「金融界」的一個議席，代表了其背後的124個「登記選民」；而在地區直選中，九龍東選區有選民566,277名，但在議會中只有5席代表，每個議席代表了約113,255個選民。兩者的代表權差距超過900倍！

「功能組別」系統內部，各界別的「票值」其實差距也很大。也不要和大老闆比較了，即使同樣屬於「專業人士」，近92,957名「教師」和6,482名「律師」同樣可以選出一個議席。換句話說，律師投下的一票「分量」等如14.34個教師！就算真心認為某些「專業人士」不知為什麼「應該」在議會中擁有較高代表權，如此讓這一些「專業人士」比那一些「專業人士」擁有高倍數的代表權，從制度設置上而言，也似乎很難說得過去。
2012年增加了「超級區議會」之後，名義上所有選民都可以「一人兩票」，感覺「公平」多了。不過，在當屆選舉中，其實693,240名「超級區議會」選民，還抵不上128個「金融界」選民，兩者的差距超過5,400倍！

上面這些也許很多人已經說過了，但「功能組別」選舉中的「不公平」還有更「邪惡」之處。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又不是孫悟空會分身，當然只能在「地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各投一票。不過「功能組別」中很多界別都是「公司票」，而「公司」就是會分身！只要有錢，要成立七十二個會社，開設七十二間公司，又有何難？不說別的，若有一天「誠哥」忽然「心血來潮」，把旗下所有「百佳」、「Fusion」、「International」，以至「屈臣氏」全部分開獨立註冊的話，就已經即時成為「批發及零售界」的最大票倉，單想一下也覺得非常有趣！這種「無限分身」存在的可能性，足以對選舉的「公平」造成嚴重打擊。

第二點，「功能組別」經常為人詬病的，就是所謂「小圈子選舉」了。「小圈子選舉」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其容易成為舞弊的溫牀。話說當年 彭定康提出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增設「在職人士多一票」的「新九組」，令選民人數驟增百萬。他當時聲稱要對「功能組別」進行改革的理據，正是原有的「小圈子」功能組別，「容易造成貪賄和舞弊liable to corruption and fraud」。似乎渾然忘記這個「神奇制度」的始作俑者，其實正是他們英國佬，當真是 “賊喊捉賊”！當然，他對「小圈子」的這個評價，從學理上說是完全正確的。

單從常識出發，一場選舉中的選民基礎越大，投票人數越多，各種舞弊，例如買票的難度就越大。試想在一個選民數目五千萬，投票率達八成的國家總統選舉中，要「產生效果」相信總得要「買」幾百萬票吧！要「買」幾百萬票之餘，還要不被人發現，困難度實在高得不能想像。然而，在「小圈子」的一千幾百，以至一百幾十選民當中，要進行各種「神秘操作」相對就容易得多了。在酒樓訂個房間擺十圍八圍，就已經「搞掂」了超過半數選民了！

還有一點非常有趣，就是大多數界別都是實行「公司票」制的，理論上所有公司都是屬於股東，並代表股東利益的。一間上市公司動輒有幾萬股東，代表性似乎也相當廣泛。（但股東中又有非本港的投資者，這到底算不算外部勢力幹預本港政治？）不過，恕我孤陋寡聞，印象中「獅子銀行」好像從來沒有在「股東大會」中，討論過其在「金融界」功能組別中的一票到底應該投給誰。猜想這個問題，應該也從來沒有排進董事局會議的議程之內。最終投票意向的產生過程委實非常神秘！同樣的神秘過程，當然也出現在其他界別的各種「聯會」、「總會」、「機構」之中。

就當有一間上市公司真的召開董事會，以至股東大會決定了投票意向，但這個意向又是否能夠真實反映在選票之上呢？之所以有這個問題，是因為現行「功能組別」中「公司票」的投票方式，是由相關公司或團體，預先指定一名已具備「地方直選」選民資格，並與該公司或團體有「密切聯繫」的「自然人」作為「代表Delegate」。（該公司的「僱員」，包括「掃地阿嬸」已是法定的「密切聯繫」。）這個代表在選舉日當日前往投票站秀出身份證時，票站職員就會把屬於他的「地方直選」及「功能組別」選票（通常他都不只代表一間「公司」，因此往往會收到一大疊），交給他到「投票間」劃票，然後把選票「分門別類」投進票箱。
就這樣看來，倒有點像美國總統選舉中的「選舉人制度」。不過，美國「選舉人」就像議會中的議員一樣，投的是「明票」，若「選舉人」不按州內選民的決定投票，該州有權予以追究。香港的投票人，即使只是「代表」，但受到「秘密投票」法例的保障，投的是「暗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這位「代表」當真按照「公司意願」投票呢？況且，「功能組別」中每一票的票值都這麼「重」，顯然大幅增加了舞弊行為的風險。

第三個較大的質疑就是有關「代表性」的問題。首先，到底按照「功能組別」分類的各「行業」中，究竟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所謂「行業利益」存在？若有，則現行制度又是否能夠反映出這個「行業利益」？即使是同一行業內，不同規模「公司」的利益往往都不一致。
最經典的故事，莫過於2008年「旅遊界」功能組別的選舉中，謝偉俊以324票（36.69%），1%之微擊敗得到315票（35.67%）的業界大老、旅遊業議會總幹事 董耀中，當選成為代表「旅遊界」的議員。（「法律超人」參選「旅遊界」這事本身也非常「蹊蹺」，他其實是以「旅行社法律顧問」的身份參選的。現行相關選舉法例中，只要聲明自己與該界別有「實質關連Substantial Connection」即可，而不必一定是相關界別的「持牌人」或「從業員」。至於「關連」的「實質」與「不實質」之間，就真的有很大空間了。）謝偉俊取勝的關鍵，在於他非常努力爭取「強記」、「明記」等小型旅行社的支持，而董耀中雖然牢牢掌握了「永安」、「康泰」、「星晨」等中大型旅行社，但在「一社一票」之下，最終不敵。

本來，按照「功能組別」設置的邏輯，這個制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某些行業和界別關係著香港社會、經濟的命脈，因此要給他們在政治影響力上「加權」。然而以「金融界」為例，其選民資格就是所有「在香港獲法例認可的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以及接受存款公司」，也就是說大如「大笨象」，小如街口「強記財仔」同樣是一票。這與原來「根據其社經重要性予以加權」的原則顯然又不相符。換句話說，「功能組別」不但受到「外部」攻擊，就算是其本身的「內部邏輯」，也未能自足。

而且，正如上幾段提到過，「自然人」不能分身，但「公司」卻可以，因此自然令人產生「種票Vote-Packing」的疑慮。況且，「公司」的形態、規模本來就是「千變萬化」的，跨國大企業是公司，難道「特殊目的實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即俗稱的「空殼公司」）就不是公司了嗎？我開一間公司的Purpose，就是用來投（種）票的，這難道還不夠Special嗎？

「社團」也有類似的問題，以3席「勞工」界別的議席為例，其選民資格是「註冊職工會」。會員近九萬人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是一個「註冊職工會」，有一票。不過，根據香港法例，成立「工會」的最低門檻只是七人！一間二三百人的中型公司，理論上已經可以成立三十四個「註冊職工會」了。

若這樣也嫌麻煩，還有更簡單的辦法。不少組織的成員（團體或公司），會自動獲得某個界別的選民資格。以「資訊科技界」為例，政府指定了若幹個「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註冊組織」，這些組織的個人或公司成員，會自動成為「資訊科技界」的選民。（「選民」的「光譜」實在異常寬闊，其中有「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也包括「高登電腦商會」的會員，非常符合「廣泛代表性」。只是不知道這兩個會是否存在共同的「界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這些組織的會長「別有用心」，不斷增收會員，就自然成為「票倉」了，實在非常「方便快捷」。至於那些新增會員是否當真從事「資訊科技業務」──「我除咗賣Game之外，每日都用iPad 更新自己公司個Facebook Page架！」

第四個對於「功能組別」的重大質疑，就是關於其如何「劃界」的問題了。換句話說，即到底應該包括哪些界別，不包括哪些界別？在包括的界別內，到底又應該包括些什麼，不包括些什麼？
早於1985年「功能界別」成立之初，社會上就已經不斷出現有關上面兩個問題的質疑。 然而，從港英時代到今日的特區政府，都沒有對相關問題作過一個完整的答覆，也沒有給出一個設定「功能界別」的統一邏輯。 難道是說，某些行業因為「有功能」故能設立「功能界別」，而其他的行業都「沒有功能」嗎？ 由於「功能組別」的議席幾乎是逐屆增加，所以每當要增設一個新界別時，這個關於「社會功能」的爭論就特別激烈了。每一個還沒有代表議席的行業或專業，當然都會爭相高呼自己「是有功能的」！

「功能組別」的界別設立，顯然沒有清晰的客觀基礎。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經常受質疑的「漁農界」。「漁業」和「農業」當然都有很重要的「功能」，不過若按照「功能組別」的「社經命脈邏輯」，實在很難解釋「漁農界」，　作為一個無論GDP比重或工作人口比例，均不足0.1%，而且還逐年持續下降的「產業」，為何也能分配到一個「特權議席」。（題外話，「漁農界」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佔六十席，相反「教育界」只有二十席……果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

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本來就有不同的光譜和維度。早於八十年代商討設立「功能組別」時，各種以不同方式劃分的「界別」，例如「婦女界」、「宗教界」等，已不斷爭論究竟誰應該擁有代表權。當時 黃宏發（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創始人之一，前立法局主席）就已撰文指出這種「界別」分類的荒謬：有「女界」是否也應該設立「男界」？有「宗教界」是否也應該設立「無宗教界」？況且各教信念迥異，任何一教都很雖代表其他教，如此豈非每個宗教都要有一席？諸如此類的問題，實在不勝枚舉。

由於缺乏客觀標準，故每一次增加「功能組別」議席時，都必然會引發極大的爭議。不過，修訂規則的主動權始終操控在政府手中，因此行政部門就有極大的空間，在設立一些「對政府較為友善」的界別（例如「漁農界」）之餘，還可以在劃定「選民界線」時，盡可能地把潛在反對者摒除於該新增的界別之外（1995年「新九組」中新增「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選民資格為「所有報稱從事漁農、礦產、能源或建造業的已登記選民」，回歸後的「漁農界」則改為只有「註冊漁農團體」可以投票，而不再是漁夫農夫個人本身）。

就算當真能夠定義出某個「公認非常有功能」的界別，究竟如何為這個界別的選民資格「劃界」，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究竟誰包括在界別之內，誰又不包括呢？為什麼？有什麼標準嗎？
作為一個「有功能的界別」，「醫學界」的地位算是較少受到質疑了。而且，「醫生」的資格似乎也很清晰，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吧。且慢！從前英國佬歧視就算了，現在香港已經成了名正言順的「中國地方」，為何「中醫」沒有代表？回歸後「中醫」在成功爭取「法定註冊資格」和「開病假紙」以外，其實也不斷爭取「醫學界」的選民資格，但卻一直沒有結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醫生界」原來的選民──「（西）醫生」反對！直到今天，「中醫」甚至連「衛生服務」也不是！

不說回歸後，先循其本。事實上，自從1985年第一次「功能組別」選舉以來，關於「醫學界」「界線問題」的爭議就一直沒有停過。話說當年設立以「醫生」為選民資格的「醫學界」之時，最大的爭議聲音是來自「護士」的：「我們難道不是在從事「醫學工作」嗎？醫院裏的「醫生」脫離「護士」的支援能「獨立工作」嗎？」的確，雖然處身於同一個工作環境，但「醫生」和「護士」的「界別利益」並不一致，往往還是矛盾的。由於鬧得太兇，政府結果在1988年增設了「衛生界」功能組別（1995年改名為「衛生服務界」）。
不過，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因為「醫學界」的選民，其實包括了「註冊醫生（西醫）和牙醫」，這兩種人的利益不見得很一致。不過「牙醫」的「界別利益」似乎從來沒有「被代表」過。歷屆「醫學界」的議員清一色是「醫生」，議員甚至候選人的政綱和發言，也極少觸及關於「牙醫」的議題。原因無他，正是因為「醫學界」過萬登記選民中，「牙醫」佔不足15%，是故「得醫生者得天下」，「牙醫」自然就成了「孤兒仔」了。
把「牙醫」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界別又如何？表面上似乎可以。只是若這個運作邏輯成立的話，其實類似的問題同樣存在於「衛生服務界」。「衛生服務界」的選民除了「護士」以外，其實還包括「脊醫、助產士、藥劑師、醫務化驗師、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牙齒衛生員、視光師、職業治療師」等。這個界別選民人數超過37,000人，其中過半是「護士」。因此，正如「醫學界」的情況一般，「衛生服務界」的代表一直由「護士」壟斷。若要「分拆」，豈不是要分成十幾個界別？

世上「產業」、「專業」何其之多！所謂同一類的「產業」和「專業」，只要有心，絕對可以無限細分。「醫學界」即使摒除了「牙醫」，不同醫院同樣有不同利益。「那打素」代表不了「聯合」；「瑪嘉烈」和「屯門」的利益不一致；「威爾斯」和「瑪麗」也可能會有矛盾……到了同一所醫院內，不同科系的醫生的利益又不一致……若這樣一直分下去，似乎就只有分到「個人」才能完了。這樣的話，「一人一票」不是更簡單乾脆嗎？

只能說一句，「功能組別」的設立和分類邏輯，真的很神秘！

#表示以往曾為立法局/會議員，本屆重返議會。
^「區議會（第二）」的選舉，其實是以「名單比例代表制」形式進行的。這裏僅列出各名單首位，同時也是其名單中唯一獲得議席的候選人。
本屆30席「傳統功能組別」議席中，有15席為「自動當選」，剛好佔50%。另外尚有4席以超過75%選票壓倒性勝出。

學會批判性思考

樂視批判：音速借錢光速燒錢

賈躍亭一封激情澎湃的“認錯”信把樂視生態的新媒體小編弄哭了，但資本市場從來不相信眼淚。

在今年4月份的樂視超級汽車發布會上，樂視創始人、董事長、CEO賈躍亭當眾飆淚

“前端發力狂奔，我們的後臺服務卻無法提供充分支撐，近幾個月以來，供應鏈壓力驟增，再加上一貫伴隨LeEco發展的資金問題，導致供應緊張，對手機業務持續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在多數業內人士看來，賈躍亭在信中的一些表述，等於變相承認了樂視生態的超長戰略是“錯誤”的，而市場並不會為“錯誤”埋單。

樂視網(300104.SZ)周一延續了此前3個交易日的低迷，大跌4.68%，收報37.85元。連跌4天後，樂視網市值已經蒸發了128.31億元。

“之前布局鋪太開，又做手機又造汽車，造車又是耗費重金的布局，現在看到情況不對想掉頭是行不通的。”上海一私募董事長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賈躍亭已經將樂視造成了“航空母艦”，這決定了樂視的每個戰略布局都必須具備前瞻性和可行性。2015年瘋狂布局時市場不缺錢，且認可預期帶來的股價效應，但目前市場環境巨變，導致樂視哪兒都缺錢。

瘋狂“借糧”

半年前就有傳聞稱“樂視拖欠供應商百億貨款，被拒絕供貨”。最近，又有網友曝光了一張據稱是樂視供應商打橫幅催款的照片，寫著“樂視到期貨款不付，造成供應商千人工廠停工”字樣。

樂視曾於11月2日公開辟謠，稱“並不存在拖欠巨額款項的情況”，“資金鏈緊張導致緩發工資”的傳聞也屬於“抹黑造謠”。

不過，賈躍亭在給員工的信中承認了樂視存在資金緊張的問題，“蒙眼狂奔、燒錢追求規模擴張”的同時，“糧草供應不及時，後勁明顯乏力”。

11月7日，一張據稱是小米董事長兼CEO雷軍和“某大V”對話的截圖在社交網絡火了。“雷軍”在微信對話中稱：“昨天，幾個大供應商和我說，樂視欠款總額在150億以上，四五家供應商欠款在10億以上，明天估計有四五家開始起訴。”

樂視控股實名認證微博轉發了這張截圖，矛頭直指小米：“如果黑科技就是黑競爭對手的手段，那您的黑科技多得罄竹難書。我們很想希望這種壞人之壞、小人之小的行為非您所為，愚蠢的是，您承認了這對話。雷總@雷軍。”

@樂視生態微博截圖

第一財經記者隨後向小米求證上述聊天截圖的真實性，相關負責人表示：“不要企圖用卑劣的手段轉移視線。我們的所有態度都在我們發布的微博里。”而與“雷軍”對話的“某大V”也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采訪，但她表示“我不清楚是什麽情況”。

細看樂視網的財報可以發現，正如賈躍亭承認的那樣，樂視確實“缺糧”。

樂視網第三季財報顯示，其總資產約288.7億元，比去年底增長了70%，但負債余額約189.7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65.7%，雖然較去年的77.5%有所下降，但高額的負債和負債率無疑加大了資產管理難度，存在一定的償債風險。

事實上，樂視對資金的饑渴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的融資能力。Wind資訊數據顯示，自2010年8月上市以來，樂視網累計募資約145.4億元，其中直接融資92.9億元(首發7.3億元、定向增發60.2億元、發債券融資25.3億元)，間接融資52.6億元。

賈躍亭近幾年還頻繁進行股權質押，並將資金註入樂視非上市公司體系。三季度財報顯示，為了進行融資擔保，樂視網前十大股東有三位進行了股權質押。其中賈躍亭質押5.71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83.63%;第三和第四大股東劉弘和賈躍民分別質押了3785萬股和4182萬股，占其所持股份的61.9%和95.2%。

要知道，股權質押大多是在資金周轉困難、資金流緊張或是借新償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樂視生態的子公司還利用VC/PE(風投/私募股權基金)進行融資。公開資料顯示，今年8月份，樂視超級汽車獲得新華聯集團戰略投資5000萬美元，9月份又獲得深創投、聯想控股、泛海系、新華聯、宏兆集團A輪投資10.8億美元;樂視移動智能於2015年11月完成A輪融資5.3億美元;樂視影業於2013年8月和2014年9月進行了兩輪融資共計約5.4億元，並於2015年在北京股權交易中心私募發行了2只債券，共計3億元。

“燒錢”太快

相比瘋狂的融資，樂視更擅長“燒錢”，這與其非常規的高速擴張模式有關。

樂視首款手機2015年5月19日正式發布，樂視移動總裁馮幸指出，2016年樂視手機銷量將達到千萬級，初步驗證“生態補貼硬件”模式。

根據樂視公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19日，其手機銷量突破千萬。賈躍亭在上述信中則透露樂視手機目前的銷量已達1700萬。然而，這1700萬帶給樂視的究竟是好處還是負擔?

在賈躍亭的樂視體系發展過程中，首先是做視頻內容，接著涉及終端，從路由器、電視到手機、汽車，逐步打造“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內部循環業務體系。終端是樂視體系重要的一環，不過，其給樂視終端的任務並不是盈利，而是如何快速擴大銷量，爭奪用戶。

砸100億造車、逾30億收購酷派股權、補貼1700萬部手機……如果說樂視發展電視時的資金壓力尚不明顯，那麽當賈躍亭將目光瞄向高價值用戶數量更多的手機、汽車行業，卻仍繼續沿用“補貼換用戶”的模式時，則將樂視引入到了無止境的“燒錢”之旅。

賈躍亭承認，樂視汽車前期投入巨大，陸續花掉100多億自有資金，直接導致對LeEco的資金支持不足

為了搭建樂視生態圈，樂視頻頻大手筆投入到長期項目。從樂視網的現金流量表來看，近幾年樂視網的投資活動現金凈流量遠大於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且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呈下滑趨勢。

“樂視剛剛進入手機行業時，通過資金開路，給供應商優厚的結款條件，賬期大概是3個月，後來賬期成了行業平均的6個月，由於資金鏈緊張，樂視可能希望對供應商延長結款賬期，一些供應商不願意，傳到外界就成為了‘拖欠貨款’。”旭日移動終端產業研究所所長孫燕飈7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估計，樂視花在手機和汽車上的補貼和投資就可能超過150億元，而手機、汽車目前所帶給樂視在內容付費等方面的收入提升，遠不能支撐如此龐大的支出。與此同時，樂視還在高速擴張其他子業務，這也是其資金鏈緊張、不得不頻繁融資的原因。

就如同賈躍亭信中所說的：“結果就是，我們無法把力量集中在一個點上，雖然各位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戰役、開辟了一片又一片疆土，但糧草供應不及時，後勁已經明顯乏力。”

“樂視的資金緊張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孫燕飈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問題是賈躍亭願意出讓多少股份，而且樂視要形成內容收入和生態布局的良性循環，至少要到2017、2018年，在所謂的‘資本寒冬’，投資人要價更高。另一個難題是，即便成功撐到2018年，他(賈躍亭)可能也失去了對樂視的控制權，失去了自己的‘親兒子’。”

資金“出逃”

缺錢不可怕，“燒錢”快也不可怕，對於賈躍亭和樂視來說，最可怕的是還有沒有人相信 “把海洋煮沸”的故事。如果沒人信了，那可能就要被巨浪吞沒了。

深圳市上善若水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侯安揚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樂視到目前為止的商業模式都並未能證明有效且可行，賈躍亭的信實際在承認，樂視的發展遇到了各種問題，資金壓力很大。

“賈躍亭的公開信說明他在向市場妥協，但市場是很壞的，你光承認問題沒用，沒有實際的解決方案，是很難穩住(資金)的。”上述私募董事長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針對樂視出現的問題，賈躍亭在信中做出“檢討”並表示，樂視將進入“告別燒錢擴張，聚焦現有生態”的第二階段。具體而言，在新階段里，七大子生態縱深發展、非上市公司板塊業務要以經營為導向、上市公司要以實現全面盈利為目標;子生態之間必須強強化反(樂視曾提出了一個“生態化反”的概念)，不斷創造全新生態價值。同時，賈躍亭計劃通過推動組織變革來解決問題。

但這在上述私募董事長看來，賈躍亭的解決方案是在變相承認之前樂視生態的超長戰略是錯誤的，“盤子鋪太大，資本決策出了問題。”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資金確實正在逃離樂視。11月7日，樂視巨額成交19.11億元，較前一日成交額放大七成以上，但當日多達1.65億元主力資金逃離樂視網。東方財富網數據顯示，10月25日至今，樂視網持續被主力資金拋售，10個交易日主力資金已累計出逃超15億元。

對於樂視近期以來的“跌跌不休”，不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除非樂視再找到大金主，不然並沒有很好的方法能在短期內拯救股價。

侯安揚表示，公募等機構投資者肯定會用腳投票，有些已經叛逃。Wind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機構共持有樂視網1.94億股，較二季度的2.14億股少2000萬股;三季度持股市值為85.79億元，而二季度持股市值為112.99億元;三季度機構持股占樂視網流通股比例為15.36%，相較二季度有所減少。

“守了2年，賠了3萬。由樂迷轉樂黑，由樂黑轉路人，走了。”一名普通投資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許知遠：我高貴 所以我批判所有人

倪叔的思考暗時間 2017-09-01 09:44

來源 | 倪叔的思考暗時間（ID：nishu-think）

文 | 倪叔 

2015年5月，《南方人物周刊》頒給許知遠一個獎，中國青年領袖。

而與許知遠共同當選青年領袖的有：演員佟大為，宋佳，有歌手鐘立風，有學者何耀，有作家徐則臣……但任誰也沒有想到，當獲獎者許知遠上臺拿到話筒之後，說出來的是這樣的一段話：

“活動太冗長了，我好幾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對娛樂、對明星那種發自內心的追求，對世界完全沒有個體精神和審美，沈迷在膚淺的大眾狂歡里。坦白說我剛才聽那個對話，包括你們對那些問題的反應，我覺得是很可悲的事情。為什麽一定要和父親和解？在西方是殺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無需改變，它就是伴隨你一生，不能假裝微笑。要對這個世界保持憤怒啊。我們已經陷入了一種假裝點贊的習慣，這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情。”

錯愕不已的主持人緊急救場，試圖想緩和一下氣氛，問坐在臺下的觀眾是否對世界憤怒，觀眾答曰：不憤怒，許知遠搶過話筒再次發言：“如果他們因為我剛才的話立刻改變了，那是一種新的愚蠢。”

為了制止更多沖突發生，主持人又問許知遠：獲得中國青年領袖是什麽樣的感受？

許知遠說：“真的是沒感覺，要是十多年前可能還稍稍有點興奮。但是我特別感謝，今天這個時代所有的媒體都在墮落，而《南方人物周刊》墮落得比較慢，像有降落傘一樣墮落，還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這件事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引起不小反響，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你們媒體人之間搞互相吹捧，利益輸送這一套，代表民意自封青年領袖也就罷了，但作為既得利益者不但現場砸場子，還要捎帶著把大眾教訓一頓，這玩的究竟是哪一出？

當然，對於在頒獎現場說得出這麽一番話來的許知遠當然不會在乎一幹庸眾們的想法，但當時的許知遠在辦《東方歷史評論》，可以不管吃瓜群眾怎麽想，但付費讀者的口碑必須維護起來。

於是，在知乎相關的話題貼下，你會看到有人以《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朋友的身份替他辯解到：

從傳統媒體到網絡媒體，從博客到微博，從BBS上的文字交流到無言的點贊，快餐文化愈發泛濫，仇富與拜金瘋長，他對庸眾/庶民的失望與日俱增。那一天，夾雜著壓力、憤怒、失望，他和一些可能連八百字的文章都寫不完整的人被評為“青年領袖”，在他之前是虛偽冗長的陳詞濫調，一對父子扭捏作態的表演，輪到他發言的一刻，他就那樣爆發了。

你看到了：他不是反感抵制媒體為他掛上的青年領袖桂冠，而是反感抵制與他人並列成為青年領袖；

他要追尋他所謂的理想與價值的方式，不是拒絕墮落社會給予的嘉獎，而是希望把別人都從頒獎臺上趕下去，自己獨霸整個舞臺。

別人都是墮落，只有他不墮落，這就是他的內心獨白；

01

庸眾，這是一個在許知遠語言體系當中高頻出現的詞。

2010年，還在當《經濟觀察報》主筆的許知遠寫下了一篇名為《庸眾的勝利》的雄文，他認為：是公眾的無知、淺薄造就了韓寒成為意見領袖。如同三十年前，法國學生們更喜歡米歇爾.科盧奇而不是老年薩特一樣，他們需要的只是情緒宣泄出口。

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韓寒的勝利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這個正在興起的庸眾時代的勝利。

是的，你可以說每個傑出人物必然與他身處的時代相關聯，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名聲和有影響力越來越與個人的質量、才能與成就無關。在西方，這是個ParisHilton和蘇珊大媽的年代——她因為有名而有名，因為不怕出醜而有名。在中國，這是個李宇春與小沈陽的年代——人們因她小小的個性，或是他的自我貶損，而把票投給他們。

李宇春，小沈陽，這幾個案例都在許知遠與馬東的對談中作為一個標誌出現過，認為是粗鄙化的核心標誌……顯然，對於韓寒這位80後心目中的知識偶像，在這位主筆大人看來與李宇春，小沈陽看過來麽有什麽不同，都是沒有什麽價值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文章的結尾，他總結到：

“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幸好，那是2010年，否則你很難想象這篇文章如果出現在今天的公眾號時代，它會被多少洶湧而來的口水所淹沒。

幸好，那個時候沒有新媒體自媒體，所有的聲音只能通過媒體來表達，許知遠才得以主筆之名出沒於各大媒體的專欄頂端去盡情嘲諷韓寒與他的粉絲而不被人所吞噬。

在他的邏輯里，韓寒這個流行文化的偶像，不過是一幫庸眾捧出來的醜角，社會擁護韓寒，而不擁護像自己這樣掌握真理的知識精英就是民族的失敗，都是可以供自己批判的對象。

沒辦法，誰讓自己高貴呢，所以自己可以diss所有人！

2010年，韓寒火他選擇批判韓寒，2017年，馬東的《奇葩說》大熱，因此他坐到了馬東的對面。

在他的心中今天的馬東與當年的韓寒未必有多大的區別，都是供自己批判的對象，只是作為自己請來的嘉賓，要客氣幾分，假裝認同罷了。

許知遠帶著一種蜜汁自信為節目開了場，他為馬東預設的立場是：《奇葩說》是一個無法名留青史的節目，馬東雖然身處繁華熱鬧，但內心並不認同當下的流行文化，而是另有一塊純凈之地安放文化。

他希望馬東順著他的意思說：是啊，我身在《奇葩說》，心在文化苦旅，眼前的喧囂不過是我謀生的手段，有朝一日我是要回到書齋去的。

可惜馬東不順著他，甚至在被問到為什麽不抵觸這個時代的時候，不輕不重地懟了一句：我沒那麽自戀。

演員都請來了，但既然不按劇本演，這就不免尷尬了！

但更尷尬的是：這一次他遭遇了十三邀開播以來最大的負面風潮，要知道類似的洗腦失敗，在整個十三邀的對談中是家常便飯，這也是這個節目一直很失敗的原因，但沒曾想一直重複失敗就算了，既然還可以壞出天際搞出負面，這無疑是一個沈重的打擊。

從上一季開始許知遠就悲天憫人地想洗腦大多數嘉賓，雖然每次都鎩羽而歸，他依然不該初心，用一摸一樣的套路要對每一個嘉賓洗腦。

第一期嘉賓是羅振宇，許知遠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樣憂國憂民，羅說他不關心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態，無力關心也關心不了。

采訪蔡瀾，許知遠力圖挖掘出他的國恨家愁，“俗氣”的蔡瀾一直叫他吃吃吃，大談哪里的東西更好吃，許知遠又一次感到了挫敗。

和白先勇對談，不得不說白先生涵養太好了，許知遠作為小輩一路痛心疾首白先勇早年寫下《臺北人》這樣驚世巨作，後來怎麽能放棄呢？怎麽能甘心去做推廣《紅樓夢》和昆曲這樣雞鳴狗盜之事呢？白先勇笑而不語。

雖然沒有一次成功了，但對於後面的俞飛鴻等嘉賓，許知遠依然不放棄的兜售自己所謂的優越感與悲憫，直到踢上馬東這塊鐵板。

02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若有回響，必是不忘！

而回過頭來看，許知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只是一個極其頑固的預設立場：這時代太浮躁了，這時代不會好了，這時代眾人皆醉我獨醒，我存在的意義就是喚醒你們，你們不聽你們就是庸眾，就是傻x.

我高貴，所以我可以diss所有人，可以可憐所有人，你們不接受你們就是庸眾；

關於許知遠的這種心態，羅振宇總結的很好：他就是強壓了一股怨氣，你說什麽他都不同意。

就像一個被表達欲望占據了整個身體的小孩，在我充分宣泄，講完我想說的話之前，什麽話我都聽不進去？

問題是，他一個傳統媒體精英，成名20年的人物，為什麽又是一副積攢了多年的表達欲而不能得以釋放的模樣呢？

說實話，這是讓倪叔不解的地方，得一位在央視工作超過20年的前輩指點方才醒悟：媒體人所有的失落都與文化霸權的失落有關！

要知道，8090年代，語言與文字是整個社會的中心……曾經媒體是唯一的發聲陣地，電視是唯一的娛樂形式，曾經被譽為媒體先鋒的封新城們呼喊的口號是《砸爛電視》，但今天你回想看看，這些年來發生了什麽？

過去的文化正統是在布拉克廣場上，米蘭昆德拉與他的朋友們聊了一些什麽，記錄下來就成了文化，這個圈子是封閉，高度精英化的，並且這個精英的認證體系是可以無限內循環的，只要你進入了這個圈子，你就會永遠雄踞與這個金字塔的頂端，因為你可以輕而易舉的跟米蘭昆德拉聊天，而其他人只能看你寫就的文字；

而這二十年來發生的是，一切都在去中心化，一切偉大都在消解，過往的文化精英無地駐足。

自許知遠離開《經濟觀察報》主筆這位以後，他就再也不曾實實在在的掌握過這個時代的話語權。

他嘗試過直面讀者，開通了許知遠新浪博客、也參與了一個集體博客mindmeters，然而都不了了之。

他做了《FT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做了《東方歷史評論》的主編，可能還掛了其他的名頭，但怎麽想，影響力都不會超過《經觀》的主筆。

他有滿腔的思想需要表達，因為不願妥協，離開了《經觀》。之後他嘗試過媒體和自媒體的各種渠道，都未嘗所願。直到，他的作品被出版總局封殺……

他的怨氣是可以想象的，他對當下時代的不接受雖然令人不悅但不失真實，過往他認為他所受到的限制更多是來源於體制，來於公民素質及輿論環境；

《十三邀》這個節目，反響如此平平依然還要做第二季，顯然許知遠並不願意放棄借助新媒體形式重奪話語權的努力。

但這一次他與馬東的對話，所暴露出來的事實則更為殘酷——他已經無需監管了，因為他已經失去了與公眾交流溝通的能力，當許知遠用冷靜克制的語調訴說：我和這個白色的金屬物體每天相處10個小時，而屏幕對面的90後用戶心中所想的是：TMD,不就是一個手機嘛，老子花流量看視頻是為了看了你裝逼嘛？

當一個媒體人，失去了他與公眾對話溝通的能力，或許那就意味著他的媒體人生涯已經結束了。

無論他喜歡與否，他用盡一生所呼喚的那個過去的媒體時代已經不會再來了，無論他說多少遍，也無人再需要接受他的悲憫。

他能做的就是，自我循環，喃喃自語，像一個擰巴的中年人。

1993-2004年，是中國媒體界的黃金十年，而此後的2007-2017年是傳媒人全體無所作為，一個令人沮喪而碌碌無為的、失去的十年。

許知遠選擇出走，卸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的時間正是2005年，而10年後的他試圖卷土從來，但今天看來似乎又落了空。

在吳曉波筆下，曾將許知遠們比作“天生全球化的一代”予以時代進步的希望，但沒曾想，當上輩媒體人吳曉波牛文文們尚在舞臺之上發光發熱之時，許知遠這一輩的媒體卻已經消失在了前進的路上。

如果說一代人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上一代人幹掉，只是幹掉的方法不同。

那麽總愛詰問時代與命運，總在逼問下一代人憑什麽幹掉自己的許知遠們，你們又做到了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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