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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闪电落户成都：“李书福式智慧”应对沃尔沃过渡期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11/3OMDAwMDE5MTQ3OQ.html

 

本报独家消息，李书福已经决定，将最新款沃尔沃S60引进中国，在吉利成都工厂代工。此前申报的方案是：在上海嘉定和大庆建立两个产能均为20万辆的工厂。而按照正常流程，吉利两个新工厂从建设到正式投产，至少需要两年。

为应对后续资金、嘉定区政府在内的股东投资回报的双重压力，用代工方式尽快让沃尔沃打开中国市场也许是李书福最容易做出的选择。

嘉定区计划五年收回投资

吉 利成都基地位于成都龙泉经济开发区，此前该基地曾被吉利规划为汽车配件生产，但在吉利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自动变速器公司DSI后，吉利并不希望西南成都基 地仅停留在生产零配件层面，因此将基地定位为生产SUV等整车的基地。首款SUV车型——全球鹰GX718已于去年10月28日在成都龙泉正式下线。

“龙泉开发区政府一直希望沃尔沃项目落地，不排除未来除了S60，龙泉基地也会成为沃尔沃在中国的第三个基地。”成都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分析认为，毕竟另外两个基地李书福只是大股东，占股为60%，而成都工厂是吉利全资控股。

8月2日当地时间下午1∶00，吉利以13亿美元现金外加2亿美元票据的支付方式，正式与福特汽车完成了沃尔沃轿车资产的交割。

注 册地在上海嘉定区的上海吉利兆圆国际投资公司是吉利收购沃尔沃轿车的主体。通过这家公司，吉利向福特汽车支付了12亿美元。吉利兆圆为吉利集团、大庆国资 委、上海嘉尔沃投资有限公司(嘉定开发区持股60%，嘉定国资持股40%)三方按51∶37∶12出资比例组建的合资公司。13亿美元现金中，另外1亿美 元为银行借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沃尔沃国产事项上小股东们没有发言机会。一位接近嘉定区核心决策层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沃尔沃项目 上，嘉定开发区的投资史无前例。“此前当地仅有少部分企业，当地政府象征性投1%-2%的股份，在操作过程中仅作为投行的性质参与，而这次12%的投资额 度和投资方式都是第一次。” 虽然嘉定区是最小股东，但是由于基地落户嘉定，未来当地政府还将为吉利沃尔沃项目提供运营资金支持。“对于嘉定来说，最主要的事情肯定是投资资金的安全 性。”

2009年11月，嘉定开发区主任郁建华和副主任谈兵，亲自驱车赶赴杭州会见李书福。这次谈判是嘉定区和李书福就入股沃尔沃项目一事的首次谈判，牵线人是刚刚决定加入吉利的前菲亚特动力（中国）总裁沈晖。

这 次杭州面晤，郁建华和谈兵向李书福明确提出，嘉定区要投资入股，同时要确保沃尔沃中国总部、研发、销售、采购、工厂全部落户嘉定。作为交换条件，嘉定区最 后除了提供10亿元资金，还为沃尔沃项目特批了1700亩土地，其中工厂占地1500亩，总部占地200多亩，研发基地总建筑量多达10万多平方米，超过 园区内菲亚特动力研发总部大楼三倍。

“我们实际上是制订了严格的预计回收日期的。”嘉定区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嘉定区整个领导层对于这笔投资回报有较高信心。“随着总部和沃尔沃中国销售公司进入，嘉定明年就会有收入。”

据记者了解，现在沃尔沃在中国销售每年100多亿，从明年开始销售增值税就直接进入嘉定区财税，一旦年产达到20万辆，届时将会有几十亿元人民币税收。

结束长安福特代工还需三年

谈 兵称，自己“当时感觉上海有这个需要，通用大众的产品虽然已经做到国内第一，但产品主要还集中在中低端，而沃尔沃落户上海，一方面不会对现有的业务形成正 面冲突，一方面还可以提升上海嘉定作为汽车城的形象。”其在开发区期间，先后主谈并引进了包括菲亚特动力、宝马中国培训中心等汽车项目。

有嘉定开发区知情人士向记者强调，嘉定区“十二五”规划已制订完成，嘉定的定位就是汽车城，汽车产业是第一位的。“同属于豪华车的奔驰、宝马、奥迪国产后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使嘉定开发区上下都很看好这个项目。”

按照李书福此前多基地运作的经验，一般都是地方政府给土地和优惠政策，但是地方政府不在其中占股份，或者仅占很小的一部分股份。郁建华和谈兵在杭州的第一次谈判，主动提出了要在新公司中占股。

“嘉定对这个项目比较乐观，起初甚至打算在合资公司中占股40%，吉利占60%，”上述知情人士解释，最后由于政府高层比较谨慎，考虑到未来国外业务不可控因素太多，最后嘉定区将股权压缩到了12%，而大庆占股37%。

按照吉利与嘉定区政府签订的《吉利沃尔沃上海项目框架协议》，吉利将在上海建总部、研发和生产工厂三大中心。

为什么嘉定出资最少得到的资源却最多？因为李书福明白，上海在汽车产业的投资环境、地理位置、人才和配套体系，都是大庆等地所不可比的。

大 庆没有汽车配套，留不住人才，做总部根本不可能。即便做工厂，李书福也要冒一定风险。“一到冬天天寒地冻，经常会遇到配件无法运进来，而新车又运不出去的 尴尬，”一位华晨宝马经销商告诉记者，大庆比沈阳条件更差，李书福不会看不到这些，但作为主要出资方，李书福必须对大庆有所交代。

目前李书福还没对上海和大庆未来如何分工，做出明确安排。两个基地各自生产什么车型，还有待和各方股东具体协商。

在福特协调下，吉利将首先取得S60在华生产权。按照此前长安福特的计划，S60将是继S40、S80之后在长安福特生产的一款新车，并打算与蒙迪欧共线。但在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长安福特6S0的国产计划也已停止。

此前媒体质疑，沃尔沃与长安福特之前的代工协议，可能导致吉利收购沃尔沃却没有车型生产的尴尬。目前最新消息是，在母公司福特协调下，长安福特代工沃尔沃的协议将于2013年全部终止。三年以后随着吉利两个新工厂的落成，沃尔沃所有国产车型，将全部纳入吉利体系生产。

看来，沃尔沃的中国故事仍在延续着典型的李书福式善于变通的“智慧”。

成都太子奶“插标卖首”：新希望观望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28/yMMDAwMDE5OTMyMw.html

富士康成都基地平板电脑（iPad）2013年年产量将达1亿台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28/2164796.shtml

　每经记者 郭新志 发自成都
近日，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成都宣布，富士康成都基地平板电脑 （iPad）2011年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今年7月富士康作出在四川投资iPad项目决策，10月22日正式投产，从建厂到投产只用了76天，创造了富士康全球建厂史上的奇迹！
此前郭台铭在接受美国 《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盛赞“成都速度”。
12月24日，郭台铭在成都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将追加在川投资规模，原定2011年在蓉生产的iPad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富士康相关人士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将力争用5年时间把成都打造成为富士康在全球最重要的基地、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基地。此次，在成都的投资，应是上述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按照此前的整体规划，在产业链整合上，富士康将通过扩大产能，把全球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放到四川，加快引进上游配套厂商，在西部形成完整产业链，加速产业链各环节在四川的垂直整合，带动相关产业，提升四川的整体竞争力。

IT業西遷引爆人才荒 成都轉戰五城「招兵買馬」

http://www.21cbh.com/HTML/2011-7-30/wMMDcyXzM1NDAwMw.html

「這裡是園區配套的員工公寓，租金600元/月，旁邊是美式教育的中學，這一帶房價目前是7000元/平米。」7月23日上午，在上海頂級寫字樓環球金融中心，翟國辰指著展板上圖片「循循善誘」。

作 為成都天府軟件園公司副總經理，近段時間，翟國辰和他的人力資源團隊輾轉在北京、深圳、大連、上海等地為入駐該軟件園的企業當起了人才紅娘。他們的下一站 是廣州。而包括騰訊、TCL成都分公司在內14家IT企業參加此次成都在上海的中高端人才招聘，提供崗位超過200個。

從2009年以來，隨著IT產業西進趨勢加強，成都在中高端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雖然成都在基礎IT人才方面供給充裕，但相關人士估算，中高端人才需求目前缺口起碼在3000人以上，並且還在動態增加。而聚集了眾多業內精英等北上廣等地，自然是成都挖角的首選。

不過據記者瞭解，儘管四處出擊招兵買馬，但成都依然面臨人才成本快速上升以及人才適用度低等問題的挑戰。

中高端人才飢渴

中高端人才的缺口，源自IT產業近些年不斷向成都轉移

70後的張方（化名）拎著電腦包來到會場，裡面放著簡歷和部分參與項目的資料。在IT業摸爬滾打8年多的他，現在上海一家中外合資的電信設備企業任職研發管理崗位，平常工作是負責其研發團隊的項目管理。

前不久，他接到一個來自成都的電話，電話那頭力邀他到招聘會看看。經過一番思考，長期關注中西部IT產業發展的張方，還是決定來看一看有沒合適的崗位。

類似張方這種中高端人才，正是成都目前所渴望的對象。

對於中高端人才，成都高新區軟推辦副主任勒文瑞有自己的定義，即中端人才是從業經驗4-5年以上，有參與中型項目開發的經驗，職位是項目經理或項目主管，年收入在8萬-20萬之間；高端人才則要求要麼博士學歷，或者有海歸經驗；要麼從業5年以上，並且有高級職稱。

「粗略估算，這一塊成都目前缺口起碼在3000人以上，並且隨著相關產業發展，還會動態增加。」勒文瑞告訴記者。

中高端人才的缺口源自IT產業近些年不斷向成都轉移。截止到2010年底，世界500強中有50餘家、全球軟件20強中有11家、服務外包20強中有5家，都已經在成都高新區紮根。整個園區的登記註冊企業共23000餘家，其中外商投資企業900餘家。

今年上半年，僅成都高新區便累計完成產業增加值786億元，同比增長25.1%，累計實現全口徑財政收入107.1億元，同比增長24.39%。

翟國辰表示，在很多IT企業中，人才成本佔總成本的80%左右，整個產業可謂是以人為主的產業。他也一直通過飯卡數量變化來觀察人才需求的變動，「以軟件園為例，以往在1.6萬人左右，而眼下已經增加到3.1萬人」。

不過，令人費解的是，成都方面一直以自身IT人才資源豐富的特點為驕傲，為何仍然要四處出動挖人才？

翟國辰的解釋是，在成都IT人才的金字塔中，基礎人才數量充足，例如，五年前電子科大的應屆畢業生中，僅有20%留在成都發展，而現在60%-70%都有意願留下。

「產業的快速發展需要中端人才，而他們大部分聚集在北上廣深等沿海發達城市，現在我們就是要這部分人才引回成都。」翟說。

「以互聯網為例，人才最集中的是北京，成都在這方面還是比較缺。」參加招聘的國內某知名互聯網企業的人士表示。

兩道難題

怎樣找到這些人才，又如何將其吸引到成都？

但是怎樣找到這些人才，又如何將其吸引到成都，這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兩道難題。

在成都的計劃中，從2005年開始工作的中高端人才是最容易動員的群體，一方面是因為這部分人才正好處在沿海房價開始大漲期間，生活成本開始被迅速抬高；另一方面，經過5年的打拚，在職場上也會面臨上升的天花板。在地域方面，則是瞄準以老家在西部的人才為主。

「去年底，我團隊中的一個80後小夥子就回成都了，他們現在在上海承受的生活壓力比以往都大很多。」張方告訴記者，其所在公司基本都要求重點大學的研究生，普通員工年收入在11萬元左右。

如何才能準確找到這部分人？這是翟國辰及其團隊面臨的第一個難題。

2006年畢業於四川大學計算機專業的張成，一直在上海從事軟件開發工作。從去年開始，他就有意回成都發展，並且在一些招聘網站投了簡歷，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崗位。

當他在接到來自成都的邀請電話時，一度很驚訝。「不僅知道我的詳細信息，還瞭解到我的工作需求，但我又沒和他們聯繫過。」他當時疑惑地想。

這正是翟國辰及其團隊的方法。首先，與各大招聘網站合作，將近三個月以內正在找工作的求職者，以上述時間和區域作為標準進行篩選。

其次，與電子科大校友會進行合作，每到一處，都會將其在當地工作4-5年的校友組織校友會，對成都的IT產業以及人才政策進行宣傳。最後，對往年遞交簡歷的求職者進行回訪，密切瞭解其目前是否有新的求職意願。

「通過這些途徑收集聯繫方式後，再組織後方的人才呼叫平台，由經過IT專業培訓的客服人員進行產業介紹和相關公司職位介紹，最後再邀請對方來參加招聘。」翟國辰說。在此次上海的招聘中，就儲備了3000多人，最後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到場參加。

多位求職者告訴記者，未來職業發展空間、薪資水平以及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決定他們是否選擇西遷的關鍵因素。

翟國辰認為，就發展空間而言，隨著大批IT產業的轉移，未來在成都的職業空間未必就比東部沿海差。

在生活成本方面，成都總體要低30%-40%左右。拋開眾所周知的房價不談，僅交通費用一項，上海平均一天的公共交通費在14元，而成都是5元左右，每月可節省270元開支。

再如停車費，在成都的軟件園，地上停車費每個月50元，地下車庫停車100元，而相應在上海起碼則是300-500元左右。

「中高端人才的薪酬一般比沿海低10%-20%左右，並且很多企業都是全國性的，同樣的崗位相差並不會太大。」上述國內某知名互聯網企業的招聘人員表示。

此外，成都也在用各項政策來吸引中高端人才的興趣。這些政策包含創業啟動扶持、辦公用房補貼、投融資服務、項目資金補助、公共技術平台、稅收優惠、對外交流，甚至涵括高級人才獎勵、住房安家補貼、生活補貼、子女配偶安置等方面。

例如，針對急需的高層次人才，前3年按本人年度上繳個人所得稅，市和區（市）縣級收入部分全額給予獎勵；後3年按本人年度上繳個人所得稅，市和區（市）縣級收入部分的70%給予獎勵。

工資年增長18%隱憂

「如果一直保持這個速度增長，很快就會與沿海相差無幾」

不過，成都仍然面臨一些挑戰。

首當其衝便是人才成本上升幅度過快。由於在中高端人才存在缺口，並且企業入駐數量多，對人才需求量更大，大家開始互相挖角。

據翟國辰透露，近兩年成都IT業中高端人才的工資增長18%左右，雖然基數依然比北上深等地小，但是增長幅度依然過快。

「如果一直保持這個速度增長，很快就會與沿海相差無幾，到時候對企業而言，在西部的用工成本就不存在優勢了。」他說，合理的增長速度應該和CPI的增長幅度保持一致。

再者，在人才適用度方面，成都也面臨挑戰。

人才適用度是指在100名應聘者中，適合企業需求的比例。在成都的IT業，目前這一比例為18%，提升至30%才能更符合產業發展的需要。

針對上述兩個問題，翟國辰認為，首先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將跨城市的人才招聘盡快形成規模化和標準化來操作，以緩解入駐企業對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其次，政府在組建相應的人才培訓平台後，應該利用諸如稅收等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加強對員工的培訓。

成都拆遷「司法白條」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301569&time=2011-09-10&cl=115&page=all

　　烈日下的廢墟，群蠅亂飛，堆連成片的拆遷垃圾中間雜著爛家具和舊衣服。辛文蓉家的祖墓，曾經在成都雙流縣九江鎮的一片拆遷廢墟的背後，而今被高樓取而代之。

被警告即將被強拆的老百姓，在房屋的牆上寫著涉及相關法律政策的大字，反對強拆。鄧海 攝

　　現年47歲的原村民辛文蓉，九江鎮金島社區人。這個位於雙流縣城邊上的社區，由原千子門村和沙灣村合併而成。辛文蓉也隨著這場城市化變成了城鎮 居民。然而在過去兩年裡，她數度進京上訪，指控當地政府掘其祖墓、強拆其屋。上訪未果，又訴之以法。2011年8月末，雙流縣法院終於受理了她訴鎮政府違 法拆遷的案件。

　　在接到提交證據的電話通知後，這個看起來消瘦而又倔強的農婦，想到的是去祖先曾經的墓地看看。「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希望。」辛文蓉說，在她的周圍，很多人在告政府違法強拆勝訴後，提出的行政賠償並未獲得法院支持。

　　像這樣的「司法白條」，在雙流縣乃至整個成都市並不罕見。遭遇強拆的農民們屢告屢勝，卻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強拆的步伐。財新《新世紀》在採訪調查中，隨機收取了20個農民告政府強拆勝訴的案例，其中賠償請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

　　當地大規模的涉農拆遷由來已久。2003年，成都正式啟動拆院並院、農民集中居住；2006年，成都開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驗，農民拆房上 樓；2010年，成都推出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推倒農房換用地指標活動啟動。除此之外，還有數量眾多的徵地拆遷，強拆和對抗時有發生。

　　跟辛文蓉一樣，許多農戶在一番激烈抗爭後選擇尋求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當地法院亦逐漸受理強拆案件，一度緩解強拆雙方激烈的對抗情緒。

　　但面對一系列「判贏不判賠」的「司法白條」，失望和新的絕望萌生。尚在等候案件開審的辛文蓉，站在早已不見蹤影的祖墓位置忐忑不安：「到時候恐怕還要繼續上訪。」

拆遷之城

　　寬闊的六車道馬路，兩旁是成片被圈的土地，野草在裡面蔓延。行道樹上高高地掛著「只有拆遷才能發展，只有拆遷才能大發展」的標語，高音喇叭宣講拆遷的聲音越來越清晰。

　　退伍老兵帥光云騎著摩托車，在成都市溫江區的城郊和農村徐行，然後用筆在地圖上標註著新增的拆遷地塊。在2008年自己房屋被強拆後，他的生活便被徹底打亂。做工掙錢的目的，首先是籌備上訪路費，此後他逐步注意到身邊還有更多拆遷悲劇發生，就開始不停地記錄。

　　2008年4月10日，天還未亮，在出門賣豆腐的必經之路上，帥光云和妻子吳傳瓊遭到突然襲擊。兩輛汽車先是將他們攔在中間，隨後出來八個青年男子，強行將他們帶到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

　　當天下午回到家，房屋已變成一片廢墟。在廢墟裡清理半天，他們始終找不到父母的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對越自衛反擊紀念章。「它們是我懷念父母、紀念戰友的惟一精神寄託。」帥光云說。

　　此後他開始了漫長的上訪歷程。在每一份上訪材料裡，他都特別對希望街道返還父母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自衛反擊紀念章等作了標記。街道辦的領導，每次都以沉默應對。

　　在鄰縣雙流西航港街道，養殖戶毛長勇有的是另一種憤怒。2009年4月20日，西航港街道再次發出通知，要求他盡快拆房，稱其房屋補償金額13萬元，扣除安置購房款後，街道還需補其現金75528.3元，限其第二天前往領取，「逾期不領，視為已作補償，後果自負」。

　　第二天毛家沒有前往領取。此後的4月23日，西航港街道再發通知，但內容已大相逕庭，將之前街道支付其現金的說法變更為「你戶應支付街辦現金75528.3元」，要求毛在當天辦理，「過期未辦理，視為同意此補償安置方案，街辦將組織人員對你戶幫助拆遷」。

　　第二天，西航港街道即對其養殖場1172.49平方米的房屋進行「幫助拆遷」，終於趕在縣委規定的時限前完成了任務。毛長勇在此後向法院起訴時表示，自己因此次損失了180頭肥豬。

　　個人的悲劇被掩蓋在地方發展的滾滾洪流之中。有著西部第一縣之稱的雙流縣，在成都最早推行「三集中」改革試驗。這裡總人口92萬，至2009年，雙流縣縣長森林宣稱，已集中居住農民70多萬，城市化速度大為提高。

　　這個成就的背後，是拆遷大躍進。據雙流縣東昇街道的一份材料，僅2006年他們就組織拆遷31項，涉及土地3400多畝、1600多戶，需安置 4800多人。東昇街道為保證拆遷進度，在內部展開拆遷競賽，然後定期交流經驗，評比考核，最終順利完成任務。雙流縣政府2009年第16次專題會議紀要 則記載，2009年4月被確定為「拆遷攻堅月」。

　　此種情況在溫江、雙流並非特例。成都市國土局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成都35857個涉農村民小組中，有3298個在實施徵地拆遷，此外還有1249個在實施災後重建拆遷，進行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鉤試驗等項目的拆遷有1389個。

狀告政府

　　早於2004年，當地農民即零星開始嘗試上訪之外的維權之路。雙流縣東昇街道白鶴村農民王小林，於當年起訴政府強拆自己房屋違法，並獲得勝訴。

被強拆的老百姓住在廢墟的生活場景。鄧海 攝

　　知道王小林勝訴後，九江鎮農民李治安也開始考慮走訴訟途徑。根據現場視頻、錄音和多位街坊證實，2008年6月4日清晨，李志安房屋被強拆，衝突中他腿上被砍數刀、腿骨被打骨折。他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稱，他有過多次上訪，問題久拖不決。

　　2009年3月3日，李治安向雙流縣法院起訴九江鎮政府強拆違法，最終獲得勝訴，給了鄰居和街坊極大的鼓舞。

　　此外，同屬九江鎮的鄒家場社區，江治先、江志奎等在2009年遭到強拆後，於2010年先後向法院起訴政府強拆違法，同樣勝訴。

　　選擇通過起訴政府來解決問題，在有過勝訴案例的東昇街道、西航港街道等地，也漸成風潮。

　　帥光云則選擇上訪和起訴同時進行。2008年7月25日，成都市溫江區法院正式受理帥光云訴溫江區天府街道強拆違法案；9月22日，此案開庭審理。

　　在訴訟過程中，天府街道辦事處始終沒有在舉證期限內，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據材料，對帥光云提出的證據也無異議。只是強調，當地建設工業園區，已進行了為期三年的拆遷活動，只有帥光云等幾家不願搬遷，使得拆遷工作無法完成。在此情況下，才對其房屋進行強拆。

　　2008年10月30日，法院判決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強拆違法。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當地採訪調查，獲得20份類似的勝訴判決，其中有18例判決中，政府強拆被認定「程序違法」。這也讓獲勝的農戶開始質疑徵地拆遷政策的合法性。

　　2010年，雙流西航港街道居民李清俊將四川省政府告上法庭，指四川省政府在2008年12月31日通過三份批覆批準成都市政府徵用基本良田的行政行為違法，超越其職權範圍，侵害了他的合法權益。

　　但此案最終未獲受理。成都市中級法院稱，土地徵用審批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力，國務院及各省政府對徵用土地的行為不屬於司法審查範圍，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李清俊不服提出上訴。但四川省高級法院認為，該批覆屬於上下級機關內部請示批覆性質的內部行政行為，不屬於法院受案範圍；且徵地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不屬司法審查範圍。

　　李清俊對此始終不能接受：既然是內部行政行為，怎麼能對外呢？成都市雙流縣將這個內部批覆列為徵地活動的合法依據，既徵了他的土地又拆了他的房。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何海波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上述批覆已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已不再是政府間簡單的內部行政行為；徵地權確實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但是不能以此來排除司法審查。「法院不立案可能是另有苦衷。」

賠償「白條」

　　對拿起法律工具維權的被拆遷農戶而言，進一步推翻拆遷決策困難重重，甚至勝訴帶來的喜悅也是短暫的。

自己的家即將被拆，這位居民還在勸慰剛被強拆的鄰居。鄧海 攝

　　狀告天府街道辦事處勝訴的帥光云，於2008年12月3日向天府街道提出行政賠償申請，未獲答覆。帥遂於2009年2月20日向溫江區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溫江區法院以案件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需要送請有權機關作出解釋或確認為由，於2009年3月18日中止訴訟。

　　而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20份勝訴判決案例中，法院對勝訴原告隨後提出的賠償訴求均未支持，其中兩例賠償訴訟被拒絕的理由是「已過起訴時限，不予受理」；另一例是賠償請求被駁回；其餘17例則均被法院裁定中止訴訟。

　　所謂中止訴訟，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發生法定中止訴訟的原因，訴訟無法繼續進行或不宜進行，法院裁定暫時停止訴訟程序的制度。法院作出中止訴訟裁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不能上訴。

　　專事拆遷官司的北京律師王才亮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有次案子勝訴，地方政府明確告訴法院，如果判政府賠償拆遷戶，判賠多少，就從法院的經費預算當中扣多少。」他認為法院在人事和財權上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在處理這些案子時，就不得不有所考慮。

　　在中止訴訟期間，雙流縣法院也曾試圖通過調解方式解決問題，但成功率並不高。在20個案例中，僅有兩例政府和拆遷戶達成賠償調解協議。接近成都市政府的一名人士表示，現在通過調解達成拆遷賠償協議越來越難。

　　而對中止訴訟後的漫長等待中，有的人選擇跟司法機關鬥爭到底。帥光云自2010年8月起，就不斷通過公開抗議、申請行政復議乃至提出訴訟等方式，與溫江區法院、溫江區公安局等部門較真，他甚至表示：「生命不止，維權不息。」

　　有的人如江志先，耐心已近用盡。他在最近給地方人大的投訴信中表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對生活完全失去了興趣，現在我的處境已經是生不如死了」。

底線失守

　　原本希望以受理強拆訴訟案件而緩解矛盾的基層法院，也處境尷尬。

　　有成都市基層法院法官私下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法院依法判，本想充分彰顯法治，沒想到結果卻是「將法院自己架在火上烤」。

　　他表示，現在拆遷矛盾越來越多，有不少老百姓通過上訪等手段也未能解決問題，若法院不立案則意味著將其最後的救濟渠道給堵死，立案並依法判決有利於緩解矛盾。但法院畢竟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就出現判贏不判賠的情況。

　　「現在僅判決政府敗訴，政府還能夠容忍。有些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將法院放在眼裡，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參加庭審，或者根本不做任何答辯。」這名法官說。

　　實際上，在財新《新世紀》記者所瞭解的20例農民勝訴案例中，敗訴的政府提起上訴的，也僅一例。

　　但是，這位法官說，如果法院判決政府賠償，地方政府肯定會抵制。法院無可奈何，只能面對來自維權農民的不滿。一些得不到賠償的當事人，採取了激烈的做法，如向法院扔石頭。

　　部分基層政府也將老百姓的依法維權看成比上訪還要糟糕的事情。據雙流縣東昇街道打給縣委、縣政府的報告稱，在不斷和政府打官司後，有些老百姓的上訪訴求從最初的個案，演變為對政府徵地拆遷政策合法性的質疑，並依靠人多勢眾，採取越級上訪，給各地政府帶來壓力。

　　他們建議警方收集證據，給「違法上訪」特別是再次、多次上訪者給予有效處置和打擊。對於強拆行政訴訟案的代理律師，則建議其主管單位按照律師行業管理規定對其嚴肅處理。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獲知，不少當地律師現在已拒絕代理此類案件。而獲得勝訴的老百姓則帶著判決書不斷上訪。前述法官表示，這些情況，可能會導致基層法院在今後受理此類案件時趨向謹慎。

　　「法律的缺位和人性的缺失，是強拆悲劇的重要原因，如果通過法律理性解決問題的渠道不暢通，帶來的可能是矛盾的積壓與激化。」王才亮擔憂地說， 如果作為保障公民權利最後底線的法律，也解決不了強拆矛盾，那麼地方政府維穩壓力將增加，老百姓也會變得絕望，更容易變得極端。

　　「如果我遇到勝訴不能賠償的情況，肯定要將上訪進行到底。」正在經歷訴訟的辛文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