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辞职潮”道德拷问更需关注制度成因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99310.html

下游少利潤，上游多風險 蔬菜上漲成因調查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份CPI(即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6%，其中僅蔬菜價格就上漲了20.5%。在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呈超預期下滑的同時，蔬菜價格又是從何開始它的上漲之旅的呢?

　　從1.5元到4.5元，一斤番茄的漲價之旅

　　5月的一天，鄭州市經一路南端的農貿市場，聚集著20多家農貿蔬菜攤販。西19號店舖老闆楊松的攤子上擺放著20多種常見蔬菜，其中番茄少有人問津，楊松將一箱番茄從不足6平方米的店內挪到了店門口，以便讓更多的顧客看到。

　　兩天前，這些新鮮的番茄被一位叫老韓(化名)的商販以每斤1.5元的價格從10公里外的鄭州市中牟縣的菜農田中摘來。

　　老韓專做販菜生意，與鄭州郊區農村的蔬菜產區菜農都比較熟悉。他將番茄裝車後，直奔中牟縣縣城南部的萬邦國際農產品批發市場，再以大約2元/斤的價格轉手賣給這裡事先聯繫好的一級蔬菜批發商。這些批發商來自天南海北，既有專門在本市各市場販菜的，也有從其他省份過來收購低價菜的。

　　老韓成功獲得了每斤5毛錢的利潤。而批發這些番茄的批發商，有些將四處購來的番茄運往了鄭州市區的陳砦蔬菜批發市場，這是鄭州市區的一個二級蔬菜批發市場，鄭州市裡的眾多蔬菜市場都從這裡進貨。

　　24小時之內，這些番茄會被以3元至3.3元/斤的價格批發給鄭州市各個街道的農產品商店，菜市場等，剩下的就在這個蔬菜市場裡零售。一位一級批發商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從2元的進價到3元多的批發價，中間1元多利潤差會被運輸費用和蔬菜批發市場的攤費給侵蝕掉一大半。」

　　一位專門負責從這個批發市場給市裡各大型超市和農產品市場運輸蔬菜的貨車司機告訴記者，如果按照每車來算，他每運輸一車蔬菜，需要從菜價上賺取每斤0.3元至0.5元的利潤。

　楊松就是這個貨車司機的長期合作夥伴，他通常每兩天收一次蔬菜，每次大概收二三百斤左右。最近的半個月內，他購買的番茄價格是3.3元至3.8元。這個價格之所以有較大差別，通常在於供貨時間的差異，而菜價幾乎每天都會有所變動。

　　這次楊松以3.8元的價格購進了100斤番茄，當有顧客來問價格，他綜合成本，攤費，人工及蔬菜損耗，給出4.5元/斤的價格。「都賣這個價，基本上到我們手裡也就賺個兩三毛錢一斤，」楊松表示。蔬菜流通零售環節被視為蔬菜流通中利潤最大的環節，但楊松卻並不認同這一說法。

　　楊松的店舖僅有6平方米，但月租金卻高達800元，4年前這裡的房租也就500元。在他看來，逐年上漲的房租讓楊松賣菜的壓力倍增，他們一家四口都以賣菜為生，在鄭州附近租房住，他的妻子做他助手，兩個孩子在上小學——外地人拖家帶口，這也是鄭州市大部分賣菜者的典型特徵。

　　菜價的不斷變化也讓這些菜販子承受著巨大的風險。5月2日，記者遇到了來萬邦國際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貨的曾廣進，他顯得有些垂頭喪氣。兩天前他以3.3元/斤的進價從廣西拉來一車豆角，希望以6元/斤的價格拋出。但市場行情變化很快，鄭州市場的豆角近期迅速從6元/斤降至4元/斤左右，為此曾廣進的5萬斤豆角賠了3萬元左右。

　　菜價上漲誰之過?

　　在蔬菜產業鏈的上游，菜農的日子也不好過。

　　中牟縣官渡鎮邱莊的邱興社種了一畝黃瓜、一畝番茄和大蒜。他對今年的菜價比較樂觀，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能夠賺兩三萬元。但他也抱怨，這些年一直上漲的農資侵蝕了菜農大部分利潤。

　　「這幾年化肥從80多元漲到了200元一袋，塑料薄膜從幾塊錢漲到幾十塊錢一平方米，柴油價格也忽忽往上漲。」邱興社感嘆種一畝蔬菜每年光投入就得5000元，這還僅僅包括一年一換的草簾子、塑料薄膜和化肥農藥。

　　而談到收益，邱興社表示即便趕上菜價行情好，一年也就能賺個兩三萬元，但種菜比種糧要累，這兩三萬元的收入剔除人力投入的話，不見得比外出給人打工掙錢強。「當初建一座蔬菜大棚的費用在8萬元左右，這些成本也需要從每年的收益中刨掉，」邱興社表示，他的夢想是實現規模化生產，然而資金卻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從田間到餐桌，蔬菜流通環節過多，導致蔬菜價格被逐級抬高。楊松認為，近年來攤位費逐漸上漲、大部分土地都被徵用來蓋商品房，農產品市場逐年減少也是菜價高漲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作為鮮農產品的蔬菜，訂購、種植和交貨週期長，極易產生供需扭曲現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2008年和2009年中牟大蒜市場價格相差上百倍的現實。

　　據瞭解，在2008年因為大蒜種植量過大，當年河南省的大蒜價格僅每斤幾分錢。大蒜價賤傷了菜農的心，在2009年又因大蒜種植面積大幅縮水而造成大蒜價格暴漲上百倍。

　　對此，中國蔬菜流通協會會長戴中久就公開表示：「希望能建立蔬菜國家、地方兩級收儲制度。在價格偏低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菜農的利益，國家可以儲備一些。當價格暴漲的時候，國家又可以投放一些來抑制菜價。」

　　但菜賤傷農的事情每年都在上演。2011年，鄭州市中牟縣的芹菜僅售5分錢一斤。許多菜農懶得收割，直接用旋風耙犁到地裡。最後中牟縣政府出面，「委託」萬邦國際農產品批發市場托市收購。

　　「公司號召市場上的商販以一毛錢/斤的價格收購芹菜，然後再向商販們每斤補助5分錢，最後從農民那兒收到2000多噸芹菜，」萬邦公司辦公室主任畢學平告訴記者，為此在這場芹菜「收購戰」中萬邦公司倒貼了200多萬元。

　　2011年12月30日，財政部下發《關於免徵蔬菜流通環節增值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在此之前國務院也曾下發《關於建設蔬菜流通政策綠色通道，促蔬菜物流發展》的文件，文件中提到，將大力提倡農超對接，加快產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升級改造一批大型蔬菜批發市場，同時加強產銷地鐵路專用線建設等。

　　然而時至如今，這些政策的落實並不顯著。2011年鄭州市政府表示將用一億元資金建設「蔬菜流通專項補貼資金」，用於建設「農超對接」項目，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菜農對此積極性並不高。

　　「超市動輒一兩個月的結賬方式，佔用了大量的流動資金，這讓許多菜農無法忍受。而通常來說，超市希望能從單個農戶手中批量購買多種常見蔬菜，從蔬菜種類和總量上而言，一般小菜農也無法滿足，」一位曾與超市合作過的菜販告訴記者，他認為最終真正能和超市開展農超對接的，還是有能力的大型蔬菜批發商。

　　由於農超對接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這讓很多菜農望而卻步。對於菜農來說，在超市賣菜意味著需要提供比農貿市場質量更高的蔬菜，以及承擔各種檢驗和管理成本，而超市出於利潤的考慮，也會儘量壓低菜農的蔬菜價格，對很多菜農來說，這點點滴滴彷彿都成了不可承受之輕。

“高庫存、高成本、農業短板”三大問題成因為何？

“高庫存、高成本、農業短板”三大問題成因為何？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12-27 15:33:00

農業領域也面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日前召開，一共五次提及這一字眼。作為我國最高級別的“三農”會議，如此高頻次的提出這一改革尚屬首次，足見中央對此的高度重視。

M1、M2剪刀差與流動性陷阱：成因、對策全解析

從去年開始，全球央行都面臨類似“流動性陷阱”的困境——無論如何，進一步釋放流動性，都無法進一步刺激企業投資意願、提升通脹。今年以來，中國央行似乎對降準等措施有所顧慮，M1和M2數據之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並在今年6月創下新高，這令中國企業的“流動性陷阱”備受關註。甚至有學者質疑，說好的降準以及全年13%的M2增速目標的必要性還是否存在？

針對各方爭議，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包括野村證券、交通銀行、法國外貿銀行等機構經濟學家以及學者，對此提出專業觀點。

M1、M2“剪刀差”或將縮小

中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M0=流通中的貨幣，M1=M0+單位活期存款，M2=M1+準貨幣(單位定期存款+個人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 )。

截至2016年6月，M1同比增速為24.6%，比上月高0.9個百分點；M2同比增速為11.8%，與上月持平，二者差距逐步擴大。

歷史上M1出現較快增長時往往伴隨經濟上行，當經濟上行，企業的支付結算和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其活期資金持有。今年6月，M1余額為44.4萬億元，其中只有6.3萬億元左右為M0。

然而，當前的經濟形勢恰恰與M1的走勢相反，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這是我國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情況，這引起了他的重視。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揚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幾大特殊原因推高了M1的增速，預計會在下半年減弱。

趙揚則認為，從實體經濟活動來看，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房地產銷售從一季度以來增速很快，同比增速40%，房產銷售會導致存款從家庭部門向企業部門轉移，包括開發商、供應商賬戶等，因此M1大幅上升。

第二，財政刺激力度加大。“本身財政存款在央行賬戶上，不算在M2中，自然也不包括在M1中，但當重大財政刺激政策出臺時，財政存款就會被下撥到一些具體的機關單位賬戶，同時具體財政部門把錢支付給企業，這就會帶來M1的增長。今年上半年財政力度比較大，所以M1增速快。”趙揚表示。

第三，金融方面原因也導致了M1高過預期。例如，在“票據案”發生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出現大幅下降，“企業原來在支付活動中廣泛用到商業票據、銀行票據，這些未貼現票據是由銀行發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私人貨幣，而非中央銀行的負債，不算M1，但起到了企業間支付的功能。但在票據案後，票據發行大量收縮，企業被迫存大量活期存款進行支付，這些金融活動也推動了M1增長放量。”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繼5月負增長5066億元之後，6月再次負增長2753億元。整個二季度，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合計負增長達1.05萬億元。未來表外業務越來越規範將是一個趨勢。

趙揚認為，M1和M2的“剪刀差”在今年三四季度可能會有所收窄。不過，盛松成對於“剪刀差”的形成原因更為悲觀，他認為這一問題背後有三大更為長期的成因。

首先，企業持幣待投資。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於是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今年1~6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3%，是十幾年來的最低點。

第二，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降低。隨著定期與活期存款利差不斷收窄，企業更傾向於持有活期存款。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可能對M1形成擾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後，從理論上講，應該同時歸還銀行貸款，但是實際上有時間差，所以會有一個過程，會放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賬戶上，因此，單位活期存款也較高，導致M1增速不斷上升。

“流動性陷阱”削弱降準必要性?

由“剪刀差”而引出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是“流動性陷阱”。盛松成表示，當前，企業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而不投資，是我們面臨的一種特殊形態下的流動性陷阱。

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討論了後來被人們總結為“流動性陷阱”的問題：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足夠低的程度，人們的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貨幣政策無法達到降低利率、促進投資的效果。歷史上著名的“流動性陷阱”是美國大蕭條，這是零名義利率、通縮壓力和經濟下滑並存的時期。

在當前的背景下，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全年M2增速13%的目標可能缺乏必要的意義，降準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去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鐘寧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7~8年前，中國的M2約為17%，GDP增速保持兩位是增長；然而，眼下M2目標仍為13%，但GDP增速目標僅為6.5%~7%，可見實際經濟增速僅為貨幣增速的一半，這就是證明貨幣政策越來越無效。

他指出，銀行的放貸偏好也加劇了“流動性陷阱”。為了規避風險，銀行更多選擇安全資產，於是央行釋放流動性後，銀行又將資金貸給了大型國有企業；由於缺乏投資良機，國企也持幣觀望，或再以短期存款形式存回到了銀行系統，出現了資金空轉，因此釋放更多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拉動有限。

此外，經其研究發現，在2008年之後，給各種所有制的“僵屍”企業提供的貸款都顯著加劇。這可能是由於我國國有銀行在2008年之後履行配合4萬億計劃的“政策性責任”所致，即貸款的配置偏向於某些細分的行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危機後出現了一個重要現象，即國企大量參與影子銀行。說明這些企業自身沒有很好的投資機會，卻從金融體系中以較低的成本借了大量的錢，後轉手借出(比如給私營部門)以從中獲得利差。”鐘寧樺指出，當前應該采取一些結構性的措施，全面降準或反複強調M2目標的效力已經有限。

不過，也有經濟學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趙揚對記者稱，M2今年定在13%的確有點高，但這是取決於國家對於全年經濟增長的判斷。如果要維持6.5%以上的GDP增速，CPI一般是2%，名義GDP要達到8%~9%的水平。“因此，M2還是需要達到12%以上，否則增速目標便難以實現。從這一角度來看，M2並非不需要。”

野村預計，下半年降息一次(25個基點)，降準兩次(分別50個基點)；摩根大通預計，今年下半年一次降息(25個基點)，最可能出現在10月，有兩次降準；法國外貿銀行預計，今年四季度將有一次全面降準，下半年會有兩次定向降準(分別50個基點)。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對記者表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已經進入了新階段，下半年預計央行不會輕易動用降息工具，7天逆回購利率或將會下調10個基點至2.15%；為了控制整體流動性，央行試圖用一套長短結合的工具，例如SLO、MLF和每日公開市場操作，以此降低降準頻率。這些工具更加靈活，使得央行能更好地管理銀行間利率曲線。

(左側為中國銀行間收益率曲線，右側為7天逆回購利率不斷遞減。來源：法國外貿銀行)

不論如何，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這已經達成了共識，因此盛松成指出，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第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要減輕企業稅賦，營改增也是這個目標。第二，適當增加政府債務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經過測算，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5%。應該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積極地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被7月信貸數據“驚嚇”到了? 盛松成詳解波動成因

市場還未從創歷史新高的6月M1、M2“剪刀差”中回過神來，7月的信貸數據又著實叫人“驚嚇”了一把——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879億元，預期增加1萬億元;M2同比增速為10.2%，預期11.0%;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究竟是什麽特殊因素導致M2下降、“剪刀差”屢創新高？如何有效化解企業的“流動性陷阱”？

對此，在2016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CFV）啟動公開課，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金融市場與宏觀政策研討會期間，中國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四大原因導致“剪刀差”擴大

中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 。M0 = 流通中的貨幣，M1 = M0+單位活期存款，M2 = M1+準貨幣(單位定期存款+個人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 )。

歷史上，M1出現較快增長時往往伴隨經濟上行。當經濟上行，企業的支付結算和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其活期資金持有。然而，眼下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7月M2增速又再度創下新低，M1、M2“剪刀差”的進一步擴大引發了市場擔憂。

不過，盛松成認為，7月M2增速低迷主要有四大原因，其中也不乏特殊因素。

首先，去年7月股市波動劇烈，有較多資金註入了股市，這就推高了 M2 基數。“經大致測算，如果去掉這一特殊因素(相當於 9000多億元)，今年7月M2增速應該是11%，而不是10.2%。”

第二，今年7月人民幣貸款確實相對較少，“一般同比增速都在13-14%，今年7月僅為12.9%。7月人民幣貸款同比增加4636億元，比去年同期少了10000多億元，比6月少了9000多億元。這也導致M2較低，因為貸款同時會創造存款。”盛松成指出。

第三，金融機構表外融資大幅下降，尤其是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了5000多億元，表外業務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創造，“比如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如果增速加快，商業銀行會要求企業提供保證金存款，這也計入M2。現在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這也會導致保證金存款下降。”盛松成認為，這一變化主要因為表外融資監管力度加強，以及企業投資意願下降。

第四，近期財政存款變動較大。6月財政存款減少了3000多億元，但是7月增加了4000多億元。由於財政存款流動性不是很強，因此統計上不將其納入M2。那麽當財政存款增加後，企業存款必定會減少，這也導致了M2下降。

盛松成預計，8月以後，M2同比增速會逐漸上升至11%甚至12%的水平，不能單從M2的變化來判斷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情況。

關註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比起M2，盛松成強調，當前要關註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指標——社會融資規模。

“不能單從M2來理解經濟體系的流動性，因為M2短期波動較大，而且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不是非常密切了。相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則比較平穩。”盛松成表示，7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速只比6月低了0.2個百分點，而M2則低了1個百分點。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中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 這是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的增長目標。由此，歷時五年多時間的發展，社會融資規模正式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來源：央行調統司）

中國央行從1996年開始將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於當時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系統為主，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中占據絕對地位，因此央行通過調控M2能夠較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推進，直接融資(股票和債券等)占比不斷升高、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和保險等)作用不斷加強、銀行表外業務(承兌匯票、委托和信托貸款等)持續增加，M2的有效性下降，其中較為突出的表現是M2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明顯減弱。例如，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但是M2/GDP卻從2008年的150%持續升高到2015年的206%。

盛松成表示，社會融資規模不僅是一個總量指標，且能反應出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進展。以去產能為例，社會融資規模中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增長持續低迷，反映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情況。截至2016年6月末，產能過剩行業的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0.5%，自今年3月以來連續4個月負增長，這也表明信貸供給領域資源配置得到了進一步優化，順應並推動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進程。鋼鐵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6.7%，建材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8.6%。

以去庫存為例，房地產貸款的結構變化反映了房地產去庫存趨勢。截至2016年6月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0.1%，增速比上月末低2.3個百分點;自去年6月份以來總體趨於回落，反映房地產潛在供給下降;購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0.6%，增速比上月末高1.4個百分點，比各項貸款增速高16.3個百分點，反映購房需求正在回升。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一升一降，表明房地產去庫存化進一步加速。

減稅更有助化解企業“流動性陷阱”

盡管有諸多特殊因素導致“剪刀差”擴大，但企業投資意願低迷是不爭的事實。

盛松成指出，比起降息，當前減稅更有助於刺激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意願。“眼下全球‘降息潮’盛行，但當利率低到一定程度，對於企業生產率的刺激效果並不一定很好，實行負利率的日本便是一個實例。對中國而言，以營改增等模式來降低企業稅負刻不容緩。”

不過盛松成也強調，他近期所提出的某種意義上的企業“流動性陷阱”並不等同於凱恩斯的傳統定義。傳統的“流動性陷阱”是指，當利率水平極低時，人們對貨幣需求趨於無限大，即使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給，也不能降低利率、刺激投資需求，就像跌入了巨大的陷阱。然而，中國當前利率仍較歐美國家高出不少，且存款準備金率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貨幣政策空間較大。

但即便如此，盛松成仍指出，“中國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這時就需要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降稅，還包括擴大財政赤字率。”

就中國的財政空間而言，經盛松成的測算，“即使中國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5%的水平(2015年是3.5%)，也不會存在很大問題。”

其中有三大原因。首先，中國2015年末國債余額限額11.19萬億元，而2015年全年GDP為67.67萬億；第二，中國的債務大多數是內債，而不是外債(不到1%)，這是防風險的關鍵。相比之下，美國40%的國債都是國外持有；第三，中國短期國債較少，因此短期還債壓力較小。可見，述原因都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財政赤字可以有所突破。

大氣汙染成因與控制途徑如何 數十位專家閉門兩天達成共識

大氣汙染防治的各項工作已取得積極成效;秋冬季是重汙染高發季節，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年空氣質量的改善效果;汙染物排放是大氣汙染形成的內因，氣象條件是大氣汙染形成的外因……

1月17日-18日，環境保護部在京召開大氣汙染成因與控制及趨勢分析學術研討會。京津冀區域大氣汙染防治聯合研究顧問組5名院士和總體專家組25名專家，以及全國各地大氣領域各研究方向的專家代表受邀參加研討會，交流大氣汙染防治研究成果，凝聚科學和管理共識。

環保部介紹，經過兩天的深入研討，專家代表對大氣汙染的成因與控制途徑達成多項共識。

大氣汙染防治已取得成效

在我國大氣汙染總體形勢方面，與會專家認為，《大氣十條》發布實施3年多以來，各部門、各地方緊緊圍繞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因地制宜，狠抓落實，大力推進大氣汙染防治的各項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

2016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為4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0%，優良天數比例為78.8%，同比提高2.1個百分點。其中，2016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PM2.5平均濃度分別為71、46、32微克/立方米，較往年明顯下降。京津冀區域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7.8%，與2013年相比下降33.0%，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與2013年相比下降18.0%，為《大氣十條》實施以來下降幅度最大一年。

京津冀區域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56%，同比上升4.3個百分點，北京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54.1%，同比上升3.1個百分點。去年，經中國工程院評估，認為《大氣十條》確定的治汙思路和方向正確，執行和保障措施得力，空氣質量改善成效已經顯現。

從季節分布來看，秋冬季是重汙染高發季節。尤其是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進入采暖季後重汙染呈高發態勢。2016年，進入冬季以後全國空氣質量不升反降，11月、12月份優良天數比例同比下降7.5、6.3個百分點，PM2.5濃度分別上升7.4、5.4個百分點。11-12月京津冀區域發生6次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的重汙染過程，PM2.5濃度同比上升6.4%。

特別是12月中下旬，全國出現大範圍、長時間重汙染天氣，京津冀及周邊的北京等35個城市啟動紅色預警，石家莊等多地AQI爆表。冬季重汙染天氣頻發較大幅度拉升了全年PM2.5平均濃度，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年空氣質量的改善效果，影響了公眾對全年空氣質量改善的感受，成為現階段大氣汙染治理的焦點和難點。

在我國大氣汙染物排放狀況方面，與會專家認為，《大氣十條》的發布與實施推動我國大氣汙染控制思路從“總量控制”過渡到“質量控制”，並進一步促進我國主要大氣汙染物排放量快速下降。2005-2010年間，我國SO2排放量下降了12.8%。2013-2015年間，據相關研究估算，主要汙染物排放除VOCs以外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其中電力部門是對SO2和NOX減排量貢獻最大的部門。

從區域排放強度來看，京津冀地區的排放強度遠高於全國其他地區。從季節變化特征看，采暖季排放強度遠高於非采暖季，以京津冀地區為例，采暖期和非采暖期相比，主要汙染物排放量增加了30%左右。

工業排放是第一大排放源

專家們認為，目前，工業排放是我國SO2、NOX、一次PM2.5及VOCs的第一大排放源，民用排放是一次PM2.5的重要排放源，交通源是NOX和VOCs的重要排放源。

因此，在未來排放控制中，需強化非電行業(鋼鐵、水泥和玻璃行業)提標改造、燃煤鍋爐整治、民用散煤清潔利用、黃標車及老舊車輛淘汰、揮發性有機物治理(能源加工儲運行業)等治理措施，實現SO2、NOX、一次PM2.5和VOCs排放量同步下降。

在我國大氣汙染成因方面，與會專家認為，大氣本身具有自凈能力，在排放總量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大氣擴散作用可以使大氣汙染物稀釋和消散，大氣氧化作用可以將大氣成分有效地降解並清除。之所以大氣成分(如SO2、NOX和PM2.5)能夠累積到形成大氣汙染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是3個方面，即汙染物一次排放、二次轉化以及氣象條件。

汙染物排放是大氣汙染形成的內因，這已是國際國內大氣汙染成因的一個共識。專家們認為，我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大氣汙染問題，是以細顆粒物(PM2.5)和臭氧為代表的大氣複合汙染問題，大氣中多種汙染物都以很高的濃度水平存在，這一特征也與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大氣汙染顯著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驅動力，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中，顆粒物(PM)、SO2、NOX、揮發性有機物(VOCs)、氨等的排放大幅增加，而且高密度地集中在城市為中心的區域，這是我國重點城市群大氣汙染頻發的根源。每到冬季，由於居民采暖的剛需，京津冀地區大氣汙染物排放平均增加約30%。

近年來，我國投入很大的力量實施汙染減排，SO2、NOX和PM2.5等汙染物排放量出現下降，但總體上排放在全球仍居於高位，仍須較大幅度實施減排。同時，VOCs、氨等排放尚需要加大力度實施高效減排。

PM2.5來源複雜，其化學成分既來自於直接排放，也來自於二次轉化。最新的研究顯示，除了SO2轉化為硫酸鹽，NOX轉化為硝酸鹽，VOCs轉化為二次有機氣溶膠，氨轉化為銨鹽等過程外，還存在這些化學成分之間的相互影響，如NO2促進SO2加快轉化為硫酸鹽，產生“1+1>2”的大氣汙染生成效果。

這些新的機制在大氣重汙染形成中起到怎樣的作用，對於重汙染的預報預警、多汙染物協同控制方案的制定都是十分關鍵的。另外，我國大氣觀測能力不斷增強，顆粒物和臭氧雷達等垂直觀測手段可以更加精確地給出大氣汙染物輸送的關鍵信息，為區域大氣汙染的研判和防控提供支撐。

氣象條件是大氣汙染形成的外因

專家們認為，不利的氣象條件，比如靜穩、小風、高濕以及逆溫等，會在排放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導致更加嚴重的大氣汙染。

研究顯示，2013年以來京津冀區域的汙染氣象條件整體不利，2014年比2013年轉差17%，2015年比2013年轉差12%，2016年氣象條件總體不利，特別12月是我國1951年以來最暖的12月，全國平均氣溫比多年平均情況偏高2.6℃。

同時，重汙染形成還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使大氣層結更加穩定，這是國際上已形成的共識。受全球普遍異常氣候的影響，2016年冬天，英、法、韓等國也遭遇了空氣汙染現象。

專家們認為，要真正實現科學治汙、精準治霾，就必須在準確預判氣象條件變化的基礎上，規劃和設計大氣汙染防控的方案，包括精細準確的重汙染應對措施。

在大氣汙染防治控制途徑方面，與會專家認為應加強四個方面的工作：

構建清潔煤供應體系，進一步推動煤炭高效清潔集中利用。有效控制煤炭消費規模，從調整終端能源結構入手，加強散煤治理，嚴格市場準入標準;有序淘汰民用散燒煤和10噸以下燃煤工業鍋爐，進一步提高終端用能的燃氣化、電力化等非煤化比例，並建議實施冬季替代散煤的電價補助;促進煤炭更多采取大規模集中發電、供熱和化工轉化等集約化利用方式。2030年，京津冀煤炭用於集約化利用提高到90%以上，力爭京津冀2030年煤炭比重降至40%以下，農村散煤削減50%以上。解決京津冀秋冬季農村供暖煤炭散燒汙染高強度排放的問題。

結構減排和工程減排結合，推進工業煙氣汙染深度治理和超低排放控制。進一步優化主要耗能行業能源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提高集中度，淘汰落後產能，降低單位產品能耗，提高產品深加工能力、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2020年基本淘汰鋼鐵、電力、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落後產能;全面實施火電行業超低排放控制工程，加強動態監測和評估，推動低成本、全負荷超低排放控制技術研究與示範。非電行業全面實現汙染達標排放，擇機提出特殊排放限值，有序推進非電行業超低排放技術的試點和示範;推動鋼鐵、平板玻璃、水泥等行業全過程節能和煙氣治理工程，發展多汙染物協同控制新技術和超低排放控制技術。石化化工行業VOCs控制技術普及率大幅度提高，VOCs排放總量較2015年削減50%以上。

全面實施軌道和公交都市戰略，重塑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在城市化進程中重塑節能減排、安全快捷的公共交通體系，鼓勵綠色可持續的出行模式。積極推進區域內幹線鐵路、城際鐵路、市域鐵路、城市軌道的“四網融合”;加快推進區域交通網絡由“單中心、放射狀”轉為“多中心、網絡狀”。構建“車-油-路”一體化的移動源排放汙染綜合控制體系，建立區域協同、物聯網和大數據技術融合的全覆蓋和全鏈條的移動源機動車汙染防治和監管體系，強化道路和非道路移動源排放全生命周期的排放控制和監管。重點開展道路柴油車、工程機械、船舶等關鍵柴油機領域的清潔化專項工程，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率先實施“清潔柴油機行動計劃”;重點推進“新能源汽車行動計劃”，構建“超低-零行駛排放”的新能源交通系統。

加強大氣汙染防治相關科學研究，建立大氣汙染防治的系統科技支撐體系。將大氣汙染防治作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任務，盡快率先啟動京津冀環境綜合整治重大工程的大氣防治部分，深入推進大氣汙染聯防聯控。重點研發趨勢預判、精細化防治方案、治理措施成本效益評估等關鍵技術，構建區域空氣質量精準調控的一體化技術體系，建立一個區域大氣複合汙染應對的科學支撐平臺，組建一支重汙染過程防控和空氣質量保障服務的團隊，形成研判-決策-實施-評估-優化的決策支持體系。加強區域一體化的大氣汙染監測網絡，動態汙染源清單和空氣質量預測預報能力建設，以科技創新引領我國大氣汙染防治進入到精準管理新階段。

此外，與會專家還提出堅持以PM2.5汙染防治為首要目標和重點工作、強化多汙染物協同控制、科學選擇重點控制對象實施精確打擊、重點解決冬季大氣重汙染問題、加強大氣汙染防治的區域聯防聯控等工作建議。

國撥經費超10億 2017年大氣汙染成因研究資金盤子敲定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承諾，國家將設立大氣汙染成因研究專項基金，不惜重金組織最優秀的相關科學家攻關，抓緊把霧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來，使治理霧霾更加有效。

第一財經記者3月17日從科技部、環境保護部了解到，根據科技部公布的《“大氣汙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試點專項2017年度定向項目申報指南》，2017年，國家將支持定向擇優項目數4個，國撥總概算約1億元。

而去年10月科技部公布的《大氣汙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試點專項2017年度項目申報指南》已確定，2017年擬安排34個項目(不再安排青年項目)，約占專項總任務的30%左右，國撥經費總概算約10億元。

上述指南均提出，鼓勵產學研用聯合申報，項目承擔單位有義務推動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對於企業牽頭的應用示範類項目，其他經費(包括地方財政經費、單位出資及社會渠道資金等)與中央財政經費比例不低於1:1。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顆粒物監測實驗室。攝影/章軻

科技部介紹，已會同環境保護部等相關部門及部分地方科技主管部門，制定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大氣汙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重點專項實施方案，將組織開展監測預報預警技術、霧霾和光化學煙霧形成機制、汙染源全過程控制技術、大氣汙染對人群健康的影響、空氣質量改善管理支持技術和大氣汙染聯防聯控技術示範等6項重點任務科研攻關。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2017年定向擇優的4個項目針對性非常強。

其中，“監測預報預警技術”研究排在首位。這項研究將定量解析燃煤、工業、生物質燃燒、機動車和自然源等對一次顆粒物的相對貢獻及顆粒物二次形成轉化中的同位素分餾特征並探索關鍵化學機制。由教育部、中國科學院和環境保護部組織申報。

“空氣質量改善管理支持技術”研究針對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臭氧汙染防治形勢和需求，分析全國大氣臭氧汙染態勢，解析重點城市和重點區域臭氧汙染成因和影響因子，構建臭氧汙染模擬、預報和溯源的集成技術，研究我國臭氧汙染防治和前體物管控的技術路線和管理制度體系，提出全國分區域、分階段臭氧汙染防治目標、策略、技術路線和管理制度。這一研究項目還包括綠色技術評價方法及產業政策體系的研究，將提出綠色技術轉移轉化評估機制、金融政策體系;建立“綠色技術銀行”運行機制與管理體系，主導服務3-4家綠色環保技術產業園區建設，提出不少於3項的綠色產業政策及配套措施。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聯防聯控是目前應對霧霾的重要措施。“大氣汙染聯防聯控技術示範”研究將建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多尺度高分辨率大氣汙染物動態排放清單平臺，重點突破區域內低矮面源及無組織排放的實時量化技術，開展大氣重汙染的空間來源和行業來源預報。

同時，這項研究還將針對小散亂企業、工業大院、農村面源、貨運卡車等，開展減排技術的篩選與綜合評估，提出見效快、成本低的管控措施方案和監測監管技術體系。構建區域“社會發展-汙染排放-空氣質量-人群健康”的系統化調控方案與情景分析技術平臺。集成大氣專項的研究成果，建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聯防聯控的長效機制與區域一體化支撐平臺，提出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和達標的路線圖，構建解決區域大氣汙染問題的整體技術方案。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環保部希望借此研究，建成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一體化空氣質量精細化立體監測預警業務化平臺，形成集“研判-方案-決策-實施-評估-優化”為一體的區域空氣質量管理技術體系，提出區域大氣汙染聯防聯控的機制體制和實施方案並被環境保護部及相關省級政府采納應用，精細化預警方案實現減緩重汙染程度40%以上。

環保部官員：將啟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重汙染成因研究

“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目標正在催生更多的環保新技術，但諸多瓶頸也讓環保界感到困惑。

眼下，盡管各地紛紛拿出了汙染物源解析，但霧霾的真正成因仍是一個“謎”。水汙染特別是流域汙染治理難度加大，土壤汙染治理更是讓一些地方一籌莫展。汙染形成機理不清，一些汙染治理技術針對性不強，環境監測預警僅能滿足常規監測，區域聯防聯控仍需技術支撐。

在3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中貿慕尼黑展覽(上海)有限公司等聯合召開的“2017中國環境技術大會”上，環保部有關專家以大氣汙染防治為例稱，目前大氣汙染防治科研仍“缺乏大規模系統的現場觀測驗證，現有的實驗室機理研究也缺乏外場觀測驗證。”

這位專家介紹，目前，我國傳統非重點排放源如非電工業、交通、農業等行業的研究基礎、治理技術和監管能力嚴重不足，民用散煤、“散亂汙”企業、揮發性有機物(VOCS)和氨等重要汙染源、重要汙染物缺少排放信息和治理途徑，難以支持精準治汙。

“科技創新不僅是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還應包括將這些新技術變成有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產品和工程，從而達到防止汙染改善環境的目的，這是科技創新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目前的短板。”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原理事長王玉慶說。

技術大會上，環保部科技標準司技術處處長王澤林表示，“改善環境質量，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創新。”王澤林認為，目前應加快建立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環保科技創新體系，依托重大科研項目和重點治理工程，不斷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

王澤林透露，未來，環保部將從三方面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

圍繞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展支撐管理決策的技術研究，進一步發揮環保科技的基礎性、前瞻性和引領性作用，圍繞水體、大氣、土壤等環境質量改善目標，開展汙染成因分析、模型方法構建、環境標準等基礎研究，以及開展汙染過程的監控預警、監測監管、環境風險判別評估、管理與控制等應用研究，並將這些研究成果有效迅速地轉化為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環保標準，來實現監管水平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圍繞環境質量需求，開展治理關鍵技術創新與技術集成。圍繞著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目標，以及水體、大氣、土壤三大戰役要求，國家已啟動實施了一批圍繞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重大科技項目，包括水專項、大氣汙染成因研究、清潔空氣研究計劃、京津冀環境綜合治理等重大科技工程項目，以及重點區域大氣汙染聯防聯控等，通過這些項目和示範將突破一批關鍵技術裝備，示範一批先進適用技術，形成一批系統性解決方案，以促進區域流域環境質量改善。

圍繞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開展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平臺建設。王澤林表示，針對我國環保科技整體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十三五”期間，我國將繼續完善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和科學觀測研究站的建設，搭建各類科技創新平臺。同時探索推進環境領域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引導支持環保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重點研發，推廣應用及示範產業化，借助環境大數據建立展示及轉化平臺。以全面形成與國家防治需求相適應的環境技術支撐。

王澤林透露，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重汙染成因以及重點行業和汙染物排放研究專項將啟動，由中央財政專項支持，環保部牽頭，以進一步推動大氣重汙染這一突出環境問題的解決。

而對於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技術大會上，多位環保企業界人士也表示，環境產業毫無疑問是未來最有預期的產業形態，環保技術市場前景看好。“環保產業有充分的預期會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中成為產業界的領跑者。”E20環境平臺首席合夥人、董事長傅濤說。

上海濟邦投資咨詢董事長張燎也表示，環保除技術以外，還涉及諸多領域。他以海綿城市建設為例說，無論是從環保方面來看，還是從城市管理方面來看，甚至從投融資、經濟、財務角度去看，大家越來越有共識，就是治理水環境也好，治理大的環境也好，不僅僅是單一的技術工程措施，還有經濟措施、環境措施、社會措施等，考慮到可持續的社會發展的需求，甚至還有文化的恢複和保存等。

回顧中國股災成因 陳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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